行政法學會日前舉辦座談會，理事長董保城指出私校停辦如同公司停業，沒理由必須強制解散清算；私校因招生不足而使營運陷入困境，要求退場清算，違反了制度存續性保障的原則。 過去私校是威權主義國家特許的公共服務業，獲得特許興學者多為與國民黨相關的黨政軍要，1950~1975年之間立設立的私立大專院校合計78家，扣除日治時期已經成立的稻江裁縫學校，總共有77家新設私校。原本私校辦學所需要的校地應由私校董事會自行「購入」，以捐助興學的方式進行，但是在1974年之前私校的興學幾乎都來自公有土地，包含來自軍方土地或者是由教育部向民間協調「撥贈」，或者地方縣市政府的捐贈。透過不同時期的地籍圖比對，筆者發現校地來自軍方土地釋出者達到27家；真正來自私人捐助興學的僅有教會學校、醫學院以及少數企業興學。而有不少學校興學時還曾獲得地方仕紳、農民無償捐地，這就是為什麼私校法第74條會規定私校退場之後校地要歸還地方政府的原因。 私校興學不僅得到國家校地無償撥用，1960年代的專科學校設備來源，除了接收日產及美援之外，也有不少是來自國防部或軍方的設備。教育部曾在1955年推動《文武教育技術合作》，讓八所省立工職汽修科直接利用軍方指定的工廠以及廢棄車輛實習，教材也由國防與教育兩部組織教材編篡委員會編篡。 此外，還有來自於學校週邊查獲的「敵偽工廠」，教育局中部辦公室曾經提到：「本省光復之初各類學校之設備簡陋不足，其校舍亦殘闕不全，為謀充實更新以利教學，嘗設法商請『撥贈』，如調查各職業學校附近性質相同之敵偽小型場廠，由教育當局交涉。」所以具有軍特警背景的私校創辦人，可以商請學校週邊的偽敵工廠撥贈，充作教學設備。 隨著教改之後廣設大學，原來的專科學校升格為科技大學，也轉成家族世襲的私人企業，但是私校本質仍屬非營利的財團法人，依《財團法人法》第30條規定，財團法人辦理業務不善或財務狀況顯著惡化，已不足以達成其設立目的，主管機關得予糾正，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則可廢止其許可。財團法人解散後，除因合併或破產而解散外，應即進行清算。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其捐助章程之規定，而無捐助章程之規定者，則歸屬於法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公司的資本以及土地來自私人，停業自然歸屬私人所有。但教育做為威權主義的黨國意識形態機器，校地與設備不但不是私校董事會捐助興學，反而是來自接收日產以及查核學校週邊敵偽工廠而來。為什麼在解嚴民主化之後，還有法學專家會誤認私校如同公司企業，讓威權主義年代特許的教育財團法人仍持續享有威權時代「掠奪興學」的特權？ 私校退場不僅是單純的教育問題，還涉及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資源活化再利用。退場條例肩負守護教育公共財的任務，只要規定退場之後的校地可以「教地教用」，讓土地開發利益回歸教育使用，就能緩解教育資源不足的問題，就看政府如何拿出魄力進行私校退場財產清算。 （作者為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

李眉蓁碩士論文疑似抄襲醜聞，使得政治人物學位造假的議題再次浮上檯面。事實上，學歷對於軍公教人員的重要性，以及對於公私立大學難以抗拒的吸引力，更值得探討。 國民黨高雄市長補選候選人李眉蓁昨天成立競選總部，黨主席江啟臣號召黨籍立委南下力挺，包含江自己及黨團幹部林為洲、蔣萬安，總共只有十五位立委響應。（記者黃佳琳攝）     首先，台灣基層公務人員來源之一為國家考試，通過特考、普考以及高考，可以捧個終身鐵飯碗，除了地方特考要求高中以上學歷，其他普考、高考都需大學以上文憑，學位是邁向公職的第一步。 取得公職後，依然需要文憑資歷或考試升官。公家機關經常鼓勵基層公務人員帶職進修，除了可享公假福利，更高的文憑有助於個人敘薪，亦有利於加官晉爵。台灣的大學承擔文官職訓的功能，過去以三民主義為名的研究所，製造公務人員進修的後門，時至今日，三民主義已不合時宜，頂尖大學紛紛改名為國家發展、政治研究所等，即使是名牌大學，依然保有文官晉升的文憑擴張管道。而招生艱困的大學亦可擴大生員，用政治或演藝名人為學校宣傳，提高招生效果。 學位是最容易提升個人社會聲譽的捷徑，名牌大學的文憑，對於缺乏文化資本的政界候選人特別重要，尤其是在各校研究所生員短缺下，交錢入學、花錢找「代書」寫論文已成常態，更是生態。 文憑主義也創造出「文憑產業」，每天打開學校電郵信箱，論文包套專業協助、論文小祕書、中英夾雜論文編修、各領域專業博士操刀、特急件可、版費學生六折等廣告塞滿信箱，代寫論文成為當前流浪博士新興的「文創產業」，不僅幫學生快速取得學位，甚至有助於焦頭爛額的年輕教師應付評鑑、升等要求。 學位授予已成為台灣學術界的黑洞，頂尖大學依然難改服務威權時代文官體制的陋習，經營困難的私校更無法抵抗招生的市場誘因。「學位三倍券」表面上具控管文官品質、提升文官學歷水平、創造過剩高教人才就業的三重好處，只不過學歷通膨的結果，不僅讓文官聘任成本提高，也讓學位喪失個人專業能力評斷的公信力—當掛滿證書卻無足夠專業能力的庸才卡在國家組織的重要位置，阻礙真正有能力者的進入與升遷，才是台灣社會無法進步的根源。 （作者為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

早晨公園，平時運動的多個團體暫停活動，家中長輩說大家議論紛紛，懷疑電視上看到的第Ｎ號患者就是在公園運動者。幾天後又說不是，因為樹長得不一樣、欄杆顏色不對。老人家守著電視，像柯南一樣要找出患者背景特性。鑽石公主號確診康復返台「復陽」病例，也讓他擔心病患復原回社區會不會形成感染源？送他去醫院例行檢查時，又開始喃喃自語，醫院同一層病房的病患與家屬需不需要隔離？ 隨著全球各地確診與死亡人數快速增加，民眾對於疫情的恐慌也節節高升。ＷＨＯ將疫情全球風險級別由「高」上調為「非常高」，更增添恐懼。全球口罩缺貨，美國、日本、義大利、德國、韓國、香港都出現物資搶購潮，除了衛生紙之外，還有罐頭食品、麵條、米等食物，加州甚至有人出現搶購有機土壤風潮。 為了降低民眾恐慌，減少外交阻礙與觀光、產業損失，許多國家開始選擇低報確診人數，隱匿個人或組織資訊。澳音樂家下榻酒店、去過的酒吧、熱炒店都成為大眾焦點，衛福部長陳時中坦承面臨資訊公開兩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出公開資訊五大劣處，包含標籤化病患、病患隱匿病情、網路肉搜、公司歇業、醫療院所壓力與拒收病患。 確診個案資訊公開SWOT分析。（指揮中心提供）     公開資訊當然可能標籤化病患或使病患隱匿病情，但也可能透過病患成功復原的經驗分享，畢竟新冠肺炎的致死率不算高（何大一強調患者九十八％可治癒，且八十五％屬無須治療就能康復的輕症），ＢＢＣ報導新加坡復原患者現身說法，有助於降低民眾恐慌；網路肉搜與資訊公不公開沒有絕對關係，不公開資訊時民眾更加草木皆兵。至於公司或醫院等組織污名也要視個案而定，公司如出現確診個案被迫歇業情非得已，但為了降低企業損失，或許以不公布公司行號為宜。至於醫院，本來就是高風險區，如果出現群聚感染，可能讓醫院從治病機構變成染病溫床，當然有義務向大眾公告詳情，提高大眾風險意識。 在專家與大眾之間的風險評估，不僅是專業者的任務，也是社會大眾的責任，需要透明的資訊才能了解現況。指責或憐憫，污名或加冕，關鍵在於政府如何拿捏資訊公開的內容與原則，打擊漫天飛舞的假新聞，群眾如何即時取得可信、有效的資訊，做為判斷個人趨吉避凶的依據。 （作者為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