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到五○年代末期，以蘇聯為主的共產世界國家信奉一種特殊的生物學理論，這套理論是由蘇聯遺傳學家李森科提出。他否定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孟德爾基因遺傳理論，認為基因不存在，主張生物特徵是以透過改變外在環境加以改變。所以透過環境操控，就能改造動植物的特性，並將之傳到下一代。此一理論受到當時蘇聯獨裁者史達林支持，官方更將李森科的理論定為唯一正確的真理。其他主張孟德爾基因理論的科學家紛紛遭受迫害。直到赫魯雪夫上台批判史達林個人崇拜以及其政策，李森科主義的錯誤才得以被糾正。然而大批的遺傳學家、農業學家卻早已命喪勞改營當中，誠為科學史上一大浩劫。而以政治意識形態作為科學立論依據的行為，則被後世稱為「李森科主義」（Lysenkoism）。 本次武漢肺炎透過國際交通運輸網絡快速散布到全球，造成超過數百萬人感染、二十多萬人死亡的世界性疫情。究其原因，便是中國共產黨透過操控世界衛生組織隱匿疫情，阻止外界了解真實情況。然而中共為了擺脫事後世界各國究責，先是聲稱病毒起源自美國、義大利，爾後又對西方各國的質疑以「沒有科學根據」加以回應。 事實上，中共透過控制世衛散播美化加工後的疫情資訊，除了對內粉飾太平之外，更是要各國降低對中國的戒心。而且以世衛之名發布訊息，無疑是替這些資訊冠上「權威、科學」的光環，藉以用來迎合西方各國所奉行的科學標準。殊不知真正的科學，必須建立在公開透明、真實無偽的研究方法與數據的基礎上，方能得到正確結果以達到研究目的。而中共將吹哨者們滅聲、隱瞞疫情相關研究與數據，甚至提出毫無事實根據的言論，這種以政治先行的「疫情科學研究」，豈不就是一百年前李森科主義的復活呢？ （作者為教會幹事，新北市民）

中國的華春瑩，代表中國那個極權專制的政府再度發出了「以疫謀獨」的怪腔怪調。 台灣獨立早就是既成的事實，現在欠缺的只是正名問題和國與國之間外交承認的問題。這些都和國家自主獨立無關，沒必要「以疫」更不需要「謀獨」，因為客觀的事實是「台灣已經獨立」。只是迫於中國的淫威，許多國家還沒有和台灣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而已。 歷史記載得非常清楚，台灣曾經是大航海時代裡列強和中國的殖民地，清代也曾經被立為版圖。但甲午一戰台灣劃歸日本，和中國的歷史進程分道揚鑣；西洋和東洋文明在台灣交織，跳脫了中國封建王朝的價值觀。1895那一年，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連中華民國的影子都看不到，台灣已經悄悄變貌！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美聯社）   二戰後，台灣被國民政府接管；中國內戰過後，國民政府轉進台灣，台灣和中國本土只有四年的連接；七十年後，國民政府融入台灣，許多當年移入的民眾有了嶄新的台灣經驗，都變成了台灣人。這些，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權統治一點關係都沒有。 中國的歷史還停留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這種所謂一脈相承的封建史觀的時候，台灣已經悄悄步上了自由民主的人權時代。政治權力的更迭取決於民意，統治者的權力依民意定期更替，這和中國當今領導者的任期可以任意延長，人民的監督形同虛設何等不同！台灣，早就獨立在中國的體制之外！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視台灣人民的意願，硬要依據它的封建史觀，把台灣納入它的版圖之下，創造出所謂的「以疫謀獨」的說法，只是一種障眼法。台灣不用「以疫」更不須「謀獨」。台灣已經獨立，接下來要做的只是正名和爭取更多的相互承認而已。 （原日本文摘雜誌社總編輯）

以前有個中國人叫陳光標，跑到台灣來發紅包，一個紅包差不多也是一萬塊，領錢的人也是大排長龍，那時新聞媒體都說陳光標是大善人、活菩薩在世，捧得多高多神，還有人痛哭流涕下跪感謝。 現在台灣政府發紓困金，卻一堆人講得好像政府欠他錢一樣。 紓困金用意是在給那些生活過不下去的人救急用，但一堆人根本就是想領來買PS4、換新手機。 之前說要限有勞保才能領的時候，一堆人就開始哭說甚麼有些甚麼「真正的弱勢」啊都沒勞保啊，為什麼都不照顧「真正的弱勢」，批評這個政策是「看得到吃不到」 現在放寬資格之後，一堆人根本就是來詐領，先前這些餓飽吵的智障又開始吵說政策不嚴謹、倉促上路。 這些所謂的在野黨，唯一做的事就是餓飽吵，只要把民進黨當許願池就好，許願失敗就民進黨無能藍綠一樣爛，許願成功就「都是我的功勞」 所以我看打從一開始就別發甚麼紓困金最好，因為政府根本就沒有義務要發給你錢啊？發錢給你還要被你嫌得一無是處。 你做一般基層服務業，一天下來薪水也不過一兩千，為了領1到3萬的現金要你準備檢附一些證明，就開始哀哀叫的，我還真的是很懷疑你到底是真的窮困，還是來詐領的。

國民黨網軍頭子，吃了 #誠實豆沙包 ？ 『數位豬哥亮？ 古靈精怪粉專往前噴他就往後射？』 藏頭文寫著「國民黨吃大便」；第61篇也用了一樣的手法，以「簡勤又搞屁」暗諷國民黨數位行銷科技長簡勤佑。 https://reurl.cc/9E6rmX #搏聲量最新方式 #四叉貓484比較強

去年鐵路警察李承翰處理補票爭議，遭到鄭姓乘客拿預藏的紅柄嫁接刀刺中腹部，送醫不治案，嘉義地方法院於四月三十日判定鄭姓被告無罪。地方法院發言人洪裕翔表示，鄭姓被告雖有殺害員警行為，但因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不能辨識和理解自己的行為，因此依刑法第19條規定判處無罪。此一判決結果，令全國上下譁然。近日更引發諸多對判決合理性的評論。   鄭姓男子被控持刀刺死鐵路警察李承翰，台南高分院法官訊後以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裁定羈押。圖為警方在事故車廂拉起封鎖線。（警方提供） 鄭姓殺人被告被法官判處無罪，所根據的乃是我國刑法第十九條的規定。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指出：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第二項且提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第三項則補充說明：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從刑法第十九條，我們可以清楚認識到，法官無罪判定的依據就在鄭姓被告，「因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不能辨識和理解自己的行為」這樣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又在「不能辨識和理解自己的行為」。刑法這樣的規定，若以現代精神醫學的認知，卻可能有相當大的解讀空間。 現代精神醫學界有一句十分經典的名言，那就是「精神病人和精神正常者的行為並沒有種類的差別，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換句話說，精神障礙者未必一年365天，一天24小時，皆處於精神異常的狀態。而精神正常者，也可能偶而有精神失控的的時候。看看那些精神正常者所犯下的殺人案件，莫不多是一時的情緒失控。這種情緒失控可能也發生在鄭姓被告身上。以致會出現精神正常殺人犯和精神障礙鄭姓被告，皆出現瞬間「不能辨識和理解自己的行為」之狀態。如果按刑法第十九條的規定，鄭姓被告被無罪判決，精神正常被告卻可能會被認定有罪。這也就是有人譏諷「精神障礙」可以成為免死金牌的道理。 前述法院發言人洪裕翔也說明五點判決理由。這些理由多在強調鄭姓被告確實存在精神障礙，以致在案發當時，因處於思覺失調症急性發病狀態，加上智力退化理解力差，所以被告已喪失辨識能力。法官對被告殺人瞬間精神狀態的認定，純屬一種推論的「自由心證」。這種推論就來自被告存在「精神障礙」的診斷。可是法官卻忽略鄭姓被告係以「預藏」的嫁接刀殺人的事實。這種「預藏」刀械，顯然是有預備殺人的「故意」。法官卻對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不罰」或「得減輕其刑」的規定，不予採認。這可能才是本案判決引起紛擾的所在。 再來看看沒有「精神障礙」的正常人，因情緒失控而殺人，他們犯案瞬間其喪失「辨識能力」的狀況，跟「精神障礙」殺人犯是沒有兩樣的。法官真正要考量的，應該就是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的規定，好好審視殺人被告是否有「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犯罪的情形，而不該單就被告的精神狀態，就去推論「不能辨識和理解自己的行為」。這樣的推論可能有失之唐突的危險。

「多一個林珍羽，少一個打火英雄」 果然沒錯，北市府人員編制大有問題， 打火兄弟缺額補不滿，白色網軍兵強馬壯 我們來看這四年來台北市消防局的人員編制 總編制數都是2063，正常來說消防那麼重要的東西 滿編是基本，超編是正常， 而我們柯文哲的北市府做了甚麼事？ 放任著讓這些北市的公安英雄過勞 大家要清楚一個道理，一個市政府的人員編制是有上限的 我就用假設的好了大家比較清楚 假如法令下北市府的編制就500人，那就是500人 不能多不能少，除非你跟中央申請 但跟中央申請沒有那麼簡單， 除非是有重大的活動或是事項，才能跟中央申請 因此基本上就是500人打死 相信講到這裡大家都明白我要說甚麼了， 「柯文哲用消防人員的額度，養自己民眾黨的鷹犬」 可以看到悠遊卡公司 從郝龍斌時代的209人到現在暴增成了257人，增加了23% 更不用說那個北市小金庫文基會了， 從170人增加到了228人，暴增了32%左右 請問，悠遊卡公司這幾年是有做出甚麼屁東西出來嗎？ 沒有。比董事長連勝文還不如 阿對了董事長還是柯文哲的同學李文宗呢。 這兩個部門，內行的就知道成立超編那麼多是在幹嘛的 就是操網軍而已 網軍是一種不便宜的東西 而柯文哲的用法更加無恥下流 別黨可能是用政黨資源在養網軍 但你柯文哲是直接用公帑犧牲台北市公安養你的網軍 別以為那種用標案養網軍的方法沒有人知道啦 所謂的義勇軍喔，就是領個公帑帶風向的狗而已    

行政院長蘇貞昌下午召開記者會，公開向全民及承辦的鄉鎮區公所人員致歉，並說明申辦程序。（記者劉信德攝）   〔記者李欣芳／台北報導〕行政院長蘇貞昌本週一宣布無加保工作者發放一萬元紓困現金，引發民眾抱怨實施時間不同調、申辦不便，蘇貞昌繼今天上午主持院會時為此事首度道歉，下午進一步召開記者會，公開向全民及承辦的鄉鎮區公所人員致歉，蘇揆並宣示萬元紓困「快速收件、中央審核、基層免責」，「這件由我負完全責任，沒做好，我深自檢討」。 萬元紓困現金申請引發民怨，行政院長蘇貞昌下午公開道歉。（記者劉信德攝） 　蘇貞昌說，民眾只要帶身分證，切結就可申請萬元紓困，但也不是馬上申請就馬上領，政府還是有些查核機制，他宣布將「快速收件、中央審核、基層免責」，若證件齊全，申請紓困3到5個工作天就可入帳。 　蘇貞昌說，這件事他講得不夠清楚，要向國人道歉，表示原諒。 　蘇貞昌上午在院會時坦言思慮不周，蘇揆表示，上週集合相關部會經過相當討論，確定對象、條件、金額及向誰申請後，日萬元紓困現金政策宣布時，卻少了像口罩實名制2.0推出時那樣，預告何時開始預購、何時可以領取的預告機制，以致民眾一看到新聞，當天就立即湧到公所要申請，結果基層受理人員對相關作業還沒來得及準備好，造成亂象，這的確是思慮有所不周之處。 　蘇貞昌說，未來相關部會在推出新政策措施時，都要特別注意此點，從走過的經驗中學習，讓好的政策美意不打折。紓困就是救急，「從寬、從簡、從速」就是最大的原則」。

新台灣國策智庫今針對總統與行政院各部會首長施政發布最新民調。民調顯示，在15位主要的部會首長中，滿意度最高的前三名首長分別為衛福部長陳時中、交通部長林佳龍與外交部長吳釗燮。（記者塗建榮攝）   〔記者彭琬馨／台北報導〕新台灣國策智庫今針對總統與行政院各部會首長施政發布最新民調。民調顯示，在15位主要的部會首長中，滿意度最高的前三名首長分別為衛福部長陳時中93.4%、交通部長林佳龍66.2%與外交部長吳釗燮54.6%。 新台灣國策智庫執委吳世昌說，行政院長蘇貞昌去年組閣時，蘇內閣被外界譏為敗選內閣，因多半任用落選人擔任部長，但民調結果顯示，名列前茅的部會首長多半是具有民意基礎的人選，顯示在面對重大危機時，曾參與過民選首長的部長會有比較好的危機處理表現。 此次民調主要有四大主題，分別為總統與行政院長滿意度、行政院15部會首長表現評估、中央因應疫情各項措施滿意度、520就職內閣改組等。 民調顯示，前三名滿意的部會分別為衛福部、交通部、經濟部；部長知曉度前三名分別為衛福部長陳時中、交通部長林佳龍、內政部長徐國勇。此外，民調結果也顯示，在520總統就職時，最需更換的前三名部會首長為國防部長嚴德發、內政部長徐國勇與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而民眾認為因防疫有功須予以留任的部會首長前三名為衛福部長陳時中、交通部長林佳龍、經濟部長沈榮津。 針對15位行政部會首長滿意度的部分，新台灣國策智庫執委吳世昌表示，陳時中的滿意度高達九成，如此高的滿意度可能只有在共產國家才會看到，讓人非常驚訝；另吳世昌也說，滿意度前三名的部會首長，其中交通部長林佳龍多次面臨華航罷工等意外，卻仍能化危機為轉機，顯示有民意基礎的部會首長面對重大危機時較能迅速處理。 本次民調委託趨勢民調進行，調查對象針對戶籍在臺灣地區20個縣市，年滿20歲的一般民眾；調查方法為市內電話調查，隨機抽樣法；調查時間：2020年4月25到28日，共完成1075份有效樣本，在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正負3.0個百分點，並依最新人口資料，進行戶籍地、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加權處理。 新台灣國策智庫今發布最新民調，結果顯示，滿意度前三名的部會首長分別為衛福部長陳時中、交通部長林佳龍與外交部長吳釗燮。（記者彭琬馨攝）

  莊勝義博士（1942 - 2020）。圖／王泰澤提供 我們現在住在美國俄州辛辛那提市（Cincinnati, Ohio)，謹在此向德州休斯頓城 (Houston, Texas) 亡友莊勝義家人致上最深切的哀悼。 1963〜1967 年  休城是我們的美國故鄉 我於 1963 年 8 月底出國留學，進休斯頓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ty) 化學系。喜久於 1965 年來休斯敦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攻讀微生物學碩士學位。55 年前 1965 年秋天，我在萊斯大學認識莊勝義同鄉，他也是我的母校國立台灣大學的畢業生。他攻讀化工系。一個化學，一個化工，問我「貴庚」，虛度三載。 那段日子裡，我們忙於課程，校園、社區生活平淡。但是，休城當年僅有的二十來位年輕台灣同鄉偶爾聚會，中秋節在城裏的赫爾曼公園（Hermann Park）賞月，以及有時週末傍晚前往五十英里外墨西哥灣靠岸的加爾維斯頓小島（Galveston），用雞骨肉釣螃蟹，都還留有難忘的記憶。 兩年的時間，足以讓我和勝義成為好友。特別是，我一直感到幸運，勝義是我在困難中，有幸遇到的好友（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懷著感恩的回憶，讓我用下一張照片，簡述勝義在 1967 年炎熱的夏天如何幫助我度過困難的日子。 圖／王泰澤提供 1967 年，我於 5 月 5 日通過化學博士口試，五天後接受了小兒麻痺症相關的右足踝矯正手術，並在手術後第二個禮拜六，參加博士畢業典禮。暑假期間，勝義幫助我租了兩個月的公寓，他和我住在一起，我拿著拐杖無法輕易完成的日常瑣事，他都預先準備幫助我，使我可以安心接受手術醫療，後來還能親自參加化學博士畢業典禮，高高興興的上台親手接受 Kenneth Pitzer 校長頒發給我的博士證書，不必等待郵寄。那確實是一個「焉知非福」的美好夏天，在很多方面，我都要感謝勝義。 1968 年  勝義和郁芳參加我們的婚禮 過後，我前往佛羅里達州都城塔拉哈西（Tallahassee, Florida)，在州立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一年多後，我回休城，於 1968 年 12 月 21 日在一間衛理公會教堂與喜久結婚。勝義和郁芳夫婦是我們婚禮上的大幫手。以下是婚禮嘉賓合影： 圖／王泰澤提供 圖／王泰澤提供 1971〜1977 年  我們重回休城 1971年，因我的專行是理論有機化學，求職困難，決定改行，從後博士生物化學研究著手。剛好有機會，我又搬回故鄉休城，在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醫學院生化系，開始新的酶反應動力學機制研究。郁芳和勝義夫婦，幫助我們在休城安頓下來。喜久、幼女和我，在他們居住的 Timberside 公寓園區，搬進了足可安居的住宿。 這次在休城生活的六年間，我們兩家的家庭生活各有進展，亮點包括：都買了獨家住屋，成了房主，和孩子們一起享受美滿的家庭生活。莊家有二個小壯丁，而我們王家有三個小千金。 台獨聯盟《望春風》月刊 此外，鄰居方便，我和勝義雖不是台獨盟員，但是答應台獨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WUFI）休城成員招募，我們有機會負責出版當年 WUFI 洪哲勝博士創辦的《望春風》月刊。也主辦了演講會，講員是剛逃離台灣不久，從瑞典來美國的彭明敏教授，和獨盟法學博士陳隆志教授。當年葉國勢、李麗貞夫婦和廖明徵、郭珠貞夫婦等人，給我們「造響於無聲」的鼓勵和幫助。我組成的理事會，包括九位編輯，看起來，我是主編，勝義是副編，還有七人分組輪流協助審查和批准世界各地同鄉寄來的稿件。我們一起出版了六期，記得是第 29 - 34 期（1971 - 1972）。 在蠟紙謄寫、油印的那個年代，莊、王二家，和一位熱心的休城大學台灣留學生洪淑昭小姐，出版日前幾晚，經常在我們的寓所餐桌上，工作到午夜。寫好定稿蠟紙，趕上另一組熱心同鄉臨時幫手，印刷、出版、郵寄。我們滿懷對未來的希望，月月認真編輯、出版。值得欣慰的是，我們參與了出版台獨聯盟刊物，那是只有少數人願意勇於承擔的工作。眾所周知，國民黨在台灣解除總共 38 年戒嚴的 15 年前，派出在美國主要大學校園打小報告的職業學生，已經相當活躍。 「患難見真情 — 患難相共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很幸運有過像莊勝義博士那樣獻身公益、終生愛護故鄉的台灣朋友。（寫於 Cincinnati, OH, USA, 2020 年 5 月 9 日，台、美 WebEx 視頻「莊勝義博士追思會」前。) 英文 Our deepest condolences to the Chuangs and their families.  We are Taitzer and Judy Wang, old friends now living in Cincinnati, OH. 1963 - 1967  Our first home in the States: Houston, Texas  I arrived at Rice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in summer 1963, and Judy began Microbiology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 in 1965 for her master degree.  It was in the summer of 1965, 55 long years ago, when I met Sheng-yi Chuang on the Rice campus.  He was a Chemical Engineering student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also my alma mater.  I graduated from NTU Chemistry Department three years earlier. Student life on and off campus was generally uneventful in those days, while we were busy with coursework.  Occasional gatherings of the twenty or so students from Taiwan were memorable, however, such as the mid-autumn Moon Festival at nearby Hermann Park singing Taiwanese folks songs and occasional weekend evening crabbing trips to Galveston Bay, an inlet of Gulf of Mexico, fifty miles away. As it turned out, two years was long enough for Sheng-yi and me to become good friends.  Especially for me, as lucky as I had always felt, Sheng-yi was the one whom I’d think of as truly characterizing the saying,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With grateful memory let me use the following slide to show how Sheng-yi helped me in the warm summer days of 1967. In 1967 I passed my PhD oral exam on May 5; underwent polio-related ankle corrective surgery five days later; and participated in commencement exercises on the Saturday two weeks following the operation.  During the summer, Sheng-yi helped me rent an apartment for two months so that, living together, he could — as he had already planned to — aide me in daily chores that I could not expect to perform well while on crutches.  His generous assistance allowed me to undergo the surgery with peace of mind, and later to receive in person my doctoral chemistry degree diploma from President Kenneth S. Pitzer, rather than wait for it to arrive by mail.  It was indeed a blessing-in-disguise, beautiful summer, and in many ways I owe my gratitude to Sheng-yi. 1968  Sheng-yi and Felicia helped at our wedding I next went to Tallahassee, Florida, for my first postdoctoral job at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I travelled back to Houston briefly for my wedding to Judy at a Southern Methodist Church on December 21st, 1968.  Felicia and Sheng-yi were two big helpers at the wedding.  Our friends at the ceremony are shown in the photos below: 1971 - 1977  We were back to Houston again In 1971, it’s rather difficult for physical organic chemists to find permanent jobs.  I decided to make a change in my research career from chemistry to biochemistry.  Luckily, there was a postdoctoral job opening at Biochemistry Departmen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in Houston.  So we moved back to Houston to start my new research in kinetic mechanisms of enzyme reactions.  Felicia and Sheng-yi helped us settle down in Houston, and Judy, our new baby girl, and I moved in a comfortable apartment in the Timberside Apartment Complex where they lived. The highlights of this six-year stay in Houston for the two families included becoming homeowners and enjoying family life with children: two sons for the Chuangs and three daughters for us. WUFI  《望春風》Monthly In addition, Sheng-yi and I, though not members of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WUFI), were recruited by local WUFI members to take charge of publishing WUFI’s monthly magazine, Longing for Spring Breeze 《望春風》, founded by Dr. Carry Hung 洪哲勝.  We also hosted lectures.  The invited lecturers were Professor Peng Ming-min who had just fled Taiwan and came to the States via Sweden, and Professor Chen Lung-chu 陳隆志, a Law Professor and WUFI member.  葉國勢、李麗珍夫婦和廖明徵、郭珠貞夫婦等朋友 gave us steady help and encouragement.  I managed an Editorial Board including nine editors, loosely including an Editor-in-Chief, an Assistant Editor, and seven field editors, who formed smaller groups and each group took turns to help examine and approve the manuscripts contributed by Taiwan compatriots abroad.  Together, we produced six issues, which were (to the best of my recollection) Nos. 29 - 34 (1971-1972). On the evenings close to the monthly publication date, the Chuang - Wang families, with the help of an enthusiastic UH student, Helen Hong 洪淑昭, often worked until nearly midnight, getting wax paper written-ready with all articles for mimeograph machine printing.  In those days of stencil duplication we approached the unrelenting, repetitive editing and publishing, with alacrity and hope for the future.  Our consolation was our productivity at a task which only a few would be willing to undertake, as it was well before the Kuomintang’s 38-year period of martial law in Taiwan was lifted; KMT student informants were already known to be active on major university campuses in the States.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We are fortunate to have had such a friend as Dr. Sheng-yi Chuang, who was so dedicated to public welfare and loves his homeland all his life.  (Written in Cincinnati, OH, USA, before Dr. Sheng-yi Chuang’s USA-Taiwan WebEx video memorial service on May 9, 2020.)

再忍三十天。  

9.2復活了 最新民調／ 國民黨支持度雪崩…撞馬英九最低支持度9.2% https://www.setn.com/m/news.aspx?newsid=738517

六月六日星期六，這「六六六」已成為民間閒談當紅數字，因為這天是台灣史上第一次罷免直轄市長的投票日。 高雄市長韓國瑜到底會不會被罷免？據藍營內部民調分析，有七成市民表示當天會出來投票，且有五成二民眾要投同意罷免票，媒體報導「訊息傳來嚇壞國民黨中央高層」。以高雄市選舉人數約二二八萬人計算，假設七成市民出來投票約有一五九萬人，五成二要投同意罷免票則約有八十三萬票，遠遠高過罷免門檻所需要的五十七萬票，難怪國民黨高層嚇壞了，韓市長本人及市府團隊應也不例外。 距投票日還有一個月，武漢肺炎疫情漸趨緩和，但當日投票率高低尚難論斷，而近期高雄市府追著罷韓廣告拆、罷韓反罷韓團體的對立叫陣，以及「黑手」操控拒不出借設置投開票所、市選委會槓上中央選委會等等，讓這場投票成為全國熱門新聞，高潮迭起。如此高的曝光熱度，對韓市長的去留究竟是福是禍？ 老實說，韓市長於總統大選落敗回到高雄第一時間，若能謙卑低調的向高雄市民認錯，率領市政團隊重新整裝，全力投入市政，讓市民看見、感動於他的勤奮，以南部鄉親敦厚樸實的待人之道，或許就會不計前嫌。然吾人看見的卻是一個桀驁不遜、小動作不斷的市長。狂妄、乖張作風不改，又無亮眼施政成果支撐，難怪五成二市民要他下台！六六六，將是高雄人的民主驕傲？還是韓國瑜小動作奏效？令人好奇！ （作者業室內設計，基隆市民）

武漢肺炎的肆虐，不但使台灣躍登國際視聽的焦點，而且也使台灣人民感受「正名」的必要，決心將附麗於「中國」之下的符號、標誌一一摘除，比如護照正名、華航正名等等，都是需要進行的政治工程。最新的一波是范雲等三位立委質詢指出，中研院外文名稱「Academia Sinica」就是「中國科學院」，所以中研院研發出來十五分鐘快篩劑，望名生義，也會被置放在「中國」之下。 中研院是一九二七年中華民國在南京研議成立的，當時譯名為「中國科學院」，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到現在還把台灣中研院冠上「中國」，從歷史發展來看，足見時代齒輪同樣在中研院身上刻劃出不合時宜的政治痕跡；明明是台灣的，卻掛上「中國」的招牌，荒不荒謬!? 荒謬絕倫的不只於此。包括幾位院士在內的中研院研究人員社團發了公開信，舉出一個極其荒謬而又現實存在的例子：「一位中國出身目前在美國任教的材料科學教授，為了取得美國籍，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沒有中國國籍，所以只能獲選對岸的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但是兩年前中研院居然選他為台灣的本國院士！」這個荒唐的例子，揭示出台灣長久來潛伏而危險的體制問題。 凡荒謬的體制，必定產生出荒謬的事實。這種把台北當南京的幻覺，實實在在的在台灣搬演，比魔幻寫實還魔幻、還寫實。過去在兩蔣時代的「萬年國會」就屬荒謬之至的戲碼。或許有人會說都過去了，春夢無痕了，那麼，我們不是還有蒙藏委員會嗎？還有台灣省政府、福建省政府的名目嗎？我們的「憲法」還是所謂「一中」憲法嗎？ 回到中研院的課題。只要掀開中研院的底蘊，出現此光怪陸離的現象，一句話就可以解釋：中研院遵循的是封閉的血統原則或「我族中心主義」，血統對了、族群對了，就算漢字一個不識、漢語說不上幾句，甚至國籍不問，都可尊為院士。中研院研究人員暴露出叫人哭笑不得卻又活生生的怪事，就是由此衍生出來的。 中國人這種「萬世一系」的血統觀念很驚人。香港出生曾任半島電視台駐北京記者陳喜韻，去年到台開會接受訪問時表示：「中國視華裔為中國人」，她指出，儘管她是華裔美國人，對中國而言，她就是中國人。只要血統如此，不管出生在哪，國籍屬哪，中國就視同中國人民。 中央研究院遴選院士的心態，正是中國血統論的繼承與發揚；現在受到挑戰了，中研院院士陳培德、黃一農的反彈最具代表性。陳培德說，立委的此一提案，顯示台灣「鎖國心態愈來愈嚴重」，甚而質問：「想讓中研院當一個封閉的單位還是開放的單位？」中研院院士黃一農認為，硬性規定院士國籍是「自我隔絕」，只會降低中研院水平，「拉開跟國際學術界的距離」。 不與中國黏在一起就叫「鎖國」？中國區區一國可以放大成「國際」？笑話了。更何況中研院已有「外籍院士」或稱「通訊院士」，那麼何「鎖」之有？陳培德、黃一農們為了捍衛中研院血統原則的封閉系統，不惜說謊而秀下限！立院趕快修法才是正道。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背後的兩條傷痕 今天忽然看到，陳文成遺體 背後有兩條傷痕的照片， 一長一短，接近平行， 隔著陰陽，兩個世界。 我震驚地想像，那是什麼世界！ 那個年代，和當權畫清界線， 不同國的平行世界間， 等於是踩到了紅線。 這次，民主時代的法醫 仔細檢視了照片， 不必怕死地斷定是他殺， 推翻了老K當年的「自殺」説。 而我在法醫與老K中間猶豫著， 我早就看到陳文成背後的死因： 他，背後不但有骨，也有脊梁。 在那個年代，這等於是自殺。 * 有一件事曾把「馬英九、陳文成與我」三人圈在一起： 2007年7月2日晚上，我以新聞局長的身份，應陳文成基金會之邀前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蔡瑞月舞蹈社為悼念陳文成逝世廿周年致詞。 我事先確認了，陳文成和馬英九都是1950年出生，建中、台大（1968–1972）時間完全重疊，也分別在1974和1975年拿奬學金赴美留學。不同的是，陳拿美國密西根大學的奬學金，而馬拿的是國民黨的中山獎學金。1981年兩人都回了台灣，很遺憾的是，馬英九年初進了老K的總統府，而陳文成卻被老K的警總送進了地府（於七月二日晚間至三日清晨間，陳屍台大校園）。 我以這兩個人的命運路徑圖來説明那個時代「一個吃香喝辣風風光光，一個手銬腳鐐叮叮噹噹」，並指出陳文成在美國支持美麗島，捐款給事件被告的家屬。而根據輔仁大學大傳系習賢德教授發表於《傳記文學》第八十八卷第六期（二○○六年六月）引用馬的「自述」，我則説，同一時間，馬英九在在美國當職業學生作抓耙仔並自己洋洋得意地寫下「外交部及國民黨海外工作會」頒獎給他「反台獨」的事蹟。 當天晚上，擔任老K黨主席及2008年總統候選人的馬英九要求我立即撒回我說他是「抓耙仔」的指控。我心胸坦蕩，當然沒理他。 第二天早上，我從外面回到新聞局辦公室時，已有記者多人堵在那，説馬辦已對我按鈴申告，民刑事都來。我記得，記者問我的感受時，我回應的第一句話就是：「噢，真告我了。奇怪，當抓耙仔不是不可告人之密嗎？他怎麼可以告人呢？」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告，過程略過，結果在此：鐡證如山，我贏了！ 在法庭辯論時，我一再指出，我也當過留學生，和馬英九一樣，也常寫報告。問題是，我寫的報告只交給我的教授，為什麼馬會交給海工會？ 當然，這些抓耙仔或職業學生都辯稱那些是「愛國」行為，我就問：為什麼你們一愛國無邊，數別家就死傷無數？我當然就想起西方「愛國是無賴的最後藉口這句話。 我也常在想，重點甚至已不全是「當初你們作了什麼？」，而是「你今天怎麼看你們幹過的那些傷天害理的事？」。也就是說:你們值得原諒嗎？還是有人根本就在變本加厲？或是：當初靠老K幹「愛國害人」的事，現在準備改靠老共幹同樣的事，而藉口還是「愛國」？ 但是，在我沒看到，馬英九（及那批戒嚴時代拿老K中山奬學金的留學生）到底寫了些什麼反台獨的報告，而讓他受到國家的外交部及黨國的海工會奬勵之前，我都不認為，這場官司我是真的贏了。 我至今還記得，曾看到過一張陳文成和趴在他肚子上一歳大的兒子之黑白照片，以及我有次去美國演講，陳文成的大姊跟我講她弟弟的遭遇時，她臉上惆悵、無奈、痛苦的神情。 等待，等待，很多人都在等待。這次好像終於看到曙光了。等待，等待，充滿希望的等待。 * 1981年，我還沒醒，隔年赴德，漸知台灣事，愧疚非常。 *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39135

  高雄市長韓國瑜以防疫為由，不出借罷韓投票場所，引發爭議。前高雄縣長楊秋興痛批，別選輸選舉又連累國民黨背負毀憲破壞民主的罪名。 前高雄縣長楊秋興再批韓國瑜。（記者王榮祥翻攝）   選舉與罷免是公民權利，兩者應等同視之，簡而言之，選舉投票場所與罷免投票場所，亦應該一致，這個理由絕對是極大多數民眾的共識。尤其目前台灣疫情控制得宜，相關防疫配套措施完善，選民染疫風險低。高雄市府及韓國瑜假借防疫之名，行阻礙罷免投票之實，應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令人遺憾的是，中央選委會極盡說明及懇託之能事，仍有原提供選舉投票之場所堅持不出借，明顯有人作怪，民眾及輿論罵聲此起彼落，但國民黨陣營及黨主席江啟臣至今卻「視而不見」，難道是默許韓陣營胡搞瞎搞？ 週三媒體報導「藍民調52％市民支持罷免」，這不就是韓市府阻撓投票小動作不斷、引人反感的最好證明？筆者認為，江主席上任後，信誓旦旦要改革國民黨，如果不盡速公開呼籲韓順應民意，遵守民主機制，繼續容忍韓陣營的胡作非為，六月六日不但很有可能通過罷韓，江主席的政治前途恐怕也會跟著陪葬。 （作者為台北市民，家管）

罷韓團體昨晚透過投影方式秀出罷韓廣告。 （記者王榮祥翻攝）   〔記者王榮祥、葛祐豪／高雄報導〕罷韓帆布廣告被高雄市政府迅速拆光，罷韓團體見招拆招，昨晚發揮創意推出「拆不掉」的廣告，以投影方式讓罷韓帆布再現市區，讓大家再看一次，但可能只有一晚。 高市工務局昨晚指出，依據高雄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並無相關投影形式廣告的規範。 罷韓團體說明，昨晚，台灣史上頭一次有人用巨幅投影做為看板廣告宣傳，感謝大家的建議，的確一直有這樣的規劃在運作，但一樣有重重阻礙。 罷韓團體指出，可能只有一次，可能只有昨晚，要讓大家一起再看一次罷韓看板內容，再看一次韓國瑜不讓大家看到的罷免選票，再次看到韓國瑜不想讓人民知道他害得高雄樣樣墊底，而高雄人不想墊底的心聲。 昨晚在第3面廣告被拆牆面投影 Wecare高雄發起人尹立表示，前幾天五面看板被強制拆除，引起不少市民憤慨，有市民建議運用投影，所以趕快聯絡廠商嘗試；「窮則變、變則通」，昨晚就在第三面看板被拆牆面做試驗。 尹立進一步說明，看板在城市內未必會引起注意跟討論，但遭高市府強勢拆除後，瞬間成為全國話題。他並透露，昨晚運用投影，未來也會思考其他創意。 300條罷韓黃絲帶 一小時被索光 台灣基進高雄黨部昨準備三百條罷韓黃絲帶，一小時內被索取一空，正緊急追加中。

以前你在總統府前搭台 尖嘴猴腮轟陳水扁下台 阿扁也沒下令拆你的台 現在市民掛個罷免看板 只是黑白罷免票的模樣 你就快速出手拆個精光 不過雞腸鳥肚之俗辣爾

想救中華民國？你還有很多選擇。 自蔣介石勢力的中華民國被從中國本土趕出逃竄來臺以來，這個早已實質死亡的政權借了臺灣的身體還魂，以暴力威權統治透過教育、娛樂等管道無孔不入洗腦臺灣人自己是中國人，自己的國家叫中華民國才是正統中國。 當臺灣犧牲無數人後終於走向民主化，這群只佔人口少數的外來威權統治者終究得面對，他們的「中華民國」逐漸被人口佔絕對多數的臺灣吞噬質變的現實，即使這個過程因為太多人被文化、記憶置換後忘記自己是誰而異常緩慢。 這些黨國信徒面對中華民國逐漸質變的恐懼，也很容易在諸如此類貼文中一覽無遺。每次只要車輪徽沒印、中華民國四個字沒出現他們就抓狂。這種恐懼也轉化成某種被害妄想症，彷彿他們的中華民國被從中國趕出來的失敗都是臺灣人害的，想要復興則都是臺灣人的責任。 但是，腦袋清楚一點好嗎？想要復興你們的中華民國除了妄想臺灣人無償支援以外，明明還有很多方法，真的不用那麼絕望。 最簡單的，搭個飛機過去，從在當地辦黨外雜誌開始，訴求你們的大陸被萬惡共匪竊據好慘，大家快站出來，這應該一點都不難吧？ 然後可以試試組黨，突破黨禁、報禁，真要勇敢一點，直接號召武裝革命、人民揭竿而起也可以。 哦？這樣會被抓去槍斃、全家會被滅門是嗎？ 既然這麼愛中華民國，每次選舉旗子舉那麼高、口號喊得那麼慷慨激昂了，這麼一點小犧牲應該不算什麼吧？ 當年臺灣人不就是付出被你們屠殺、監禁、滅門、暗殺、白色恐怖等等代價，才慢慢走向民主的嗎？ 最愛酸臺灣人沒種獨立的你們，這些應該都是小菜一碟吧？ 志向這麼偉大的你們，應該不會放著真正的仇家中共不管，龜在臺灣舒爽度日整天只會罵臺灣人為什麼不幫你們復興中華民國吧？ #還敢哭么中華民國不見只是讓自己難看啦 #禮義廉

前任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的最新工作，根據新聞報導，是大同公司將於今年6月30日舉行股東常會，由市場派大股東王光祥邀請前立委黃國昌出任獨立董事。黃國昌將成為大同獨董引來外界各種評價。 黃國昌過去在立法院質詢時，多次批評獨立董事僅為公司門神，是坐領高薪的肥貓工作。純領薪水，但在公司出現治理危機時，又常常置身事外，以樂陞案獨董如李永萍或陳文茜最為外界所詬病。黃國昌去年輔選其辦公室主任賴嘉倫參選立委時，也以這項訴求作為攻擊競爭對手的口號。 言猶在耳，黃國昌竟將轉身一變為大同獨董，言行顯不一致。首先，根據新聞資料：「證交所......公布國內上市公司及第一上市公司2018年度董事及監察人酬金支領情形，並同步揭露肥貓董監事相關資料。據統計，2018年營運出現虧損、董監事還領取酬金的上市公司中，以大同董監事領走287.3萬元最高，較前一年不減續增。」若黃國昌真的當選大同公司獨立董事，根據大同公司財報，一年僅需出席十次會議，就可領取百萬年薪，這是否為酬庸？是否屬於肥貓？黃國昌說要在公司內設「調查小組」，簡直是欺騙外行人的手段。 前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日前證實將參與大同公司獨立董事選舉。（資料照）   試問，可曾有一個與公司淵源不深，僅靠公司有實力者邀請來為其撐腰的人，就能夠在公司內呼風喚雨？黃國昌若真要以獨董身分組織調查小組，大概只能依照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第十五條：「上市公司不得妨礙、拒絕或規避獨立董事執行業務。獨立董事執行業務認有必要時，得要求董事會指派相關人員或自行聘請專家協助辦理，相關必要費用，由上市公司負擔之。」但這個條文既非法律，也無罰則，若想以此條當尚方寶劍，恐怕只會先中箭落馬，落得被解職的下場。因為現況對認真執行職權的董事根本無保護機制，黃國昌只是市場派三圓建設董事長的遮羞布罷了，他根本不可能調查三圓董事長吧？否則他的位子怎麼可能坐得穩？ 更讓人不安之處在於，大同公司經營權之爭中的市場派有中資介入，顯而易見的是，大同公司經營成效雖然不佳，但土地是最大賣點，市場派喊最大聲的人就是建商，這位建商來搶大同是否就是為了炒房？黃國昌把居住正義喊得義正嚴詞，現在卻明顯與大建商站同一陣線，尤其，黃國昌的岳父是知名的恆合建設大老闆，難道黃國昌對建商介入大同公司經營權之爭可能涉及土地開發大夢，沒有半點敏感度嗎？難道市場派的建商真的只想好好經營大同公司？市場派三圓董事長說，「在我看來，大同公司的優點，就好像是位於黃金地段的正義國宅一樣，是台北市的核心，只是過去沒有將價值好好發揮。」動輒把建案拿來比擬大同，言外之意已不言可喻。 黃國昌若說進去大同當獨董是要好好弄清經營問題，根本只是在唬弄搞不清公司治理的路人。黃國昌的法律專業就是民事法相關法律，公司法規更為其專精之處，卻拿自己過去詬病的獨董職務作為尚方寶劍，實在難以服人。唯一可以確定的，應該是黃國昌絕對可以領到獨董的百萬年薪吧！ （政治觀察者）

「總統」的頭銜不能被「領導人」所取代，因為一個國家裏，「總統」只有一個，是專屬名詞，具有排他性，而「領導人」（或領頭羊）在各行各業都有，是普通名詞，具有普遍性。至於在中國，各級也都有「領導人」。 那，有無可能用「領導人」替代「總統」？勉強有的，那就是要想辦法將具普遍性的「領導人」前面加上某個修飾詞 – 名詞或形容詞皆可 – 讓「領導人」瞬間從「普通名詞」變成「專屬名詞」。例如「領導人」前面加一個名詞「國家」變成「國家領導人」或加一個形容詞「國家的」變成「國家的領導人」。 但是這救不了上中國央視節目的老 K 某單位副主委，因為這麼一來，台灣「總統」雖然被作掉了，台灣「國家」卻冒出來了！中國央視哪可能接受？！所以乖巧的副主委用的不是「國家領導人」而是「一個領導人」，唉，還是普通名詞。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王鴻薇稱蔡英文領導人不稱總統。 圖片來源：中央社 這不是在作掉「蔡英文總統」而已，而是羞辱了台灣人能直選總統的「民主」。 或是，以後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全改成「領導人候選人」？ 在台灣有言論自由，看這個也罵，看那個也罵，結果，上了一趟中國央視，既拋「總統」，又棄「國家」，吃這個也癢，吃那個也癢，真是何苦來哉。回來後，別人寫臉書，她只能先寫書，因為一時還不知道，「臉」要往哪裏放。 我們作為台灣的外交人員，隨時隨地都在為台灣的國家尊嚴及主權奮鬥，唯一的敵人就是專制中國，看有些人平常又罵「台獨」，又罵「去中國化」，結果到了那邊卻變成「去中國化台灣的總統與國家於無形」，豈能叫人不感到悲哀？ 當然，我知道，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但是，期待「副主委們」經此一回，看到台灣人的反應，就回頭是岸吧。 以後就死心踏地和大家一起捍衛台灣的民主，—— 不為「台灣」，好歹也為「民主」。 這要求不會太過吧？ 我這裡就隨手舉今年 1 月 11 日台灣總統大選結果揭曉後，德、奧、瑞三國幾個大小德文媒體的報導給大家看——每個標題都有「總統」（Präsidentin – 女總統），內文就更不用說了。 圖片來源：取自 謝志偉粉絲頁 圖片來源：取自 謝志偉粉絲頁 圖片來源：取自 謝志偉粉絲頁 圖片來源：取自 謝志偉粉絲頁 圖片來源：取自 謝志偉粉絲頁 圖片來源：取自 謝志偉粉絲頁 外國人都作得到，有些特定的台灣人卻硬是作不到，怪哉！也是台灣人深層的痛。 同樣地，好好的「台灣」既精且準，被稀釋為「台灣地區」，就血肉模糊了，就被收納進「中央」的置物櫃裏了。而老 K 的「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和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地區」則是兩個名詞一路貨， 都在將台灣邊緣化、去中心化、去國家化。 明明是杯小小濃濃的香醇 Espresso，硬摻水變成一大杯寡而無味帶咖啡色的冷開水，豈此令人覺得掃興而已？！ 或換個説法，就是把台灣從 Main course (主菜）貶成 Side dish (配菜、小菜）的概念。   原文出自謝志偉粉絲頁，芋傳媒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