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洛杉磯台灣會館預定於5月22日聯合南加州台美社團先進舉辦彭明敏教授追思會及系列活動，並於世界日報和大紀元報紙刊登追思廣告，邀請個人、社團或公司機關列名參與。 時間：2022 年5月22日，星期天，下午一點到三點 地點：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大禮堂 說明：彭明敏教授是一位台灣先知先覺的人格者。他畢業於台灣大學政治系，加拿大McGill大學法學碩士，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34歲就當上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38歲當系主任，是國家器重的台籍精英，1961年擔任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然而，彭教授秉持著智識份子的良知，公然挑戰極權專制的國民黨政府，在1964年發表「台灣自救宣言」，主張「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的言論，結果被蔣家政權軟禁，後來逃出台灣流亡美國，直到1992年才回到台灣，並參與了1996年第一屆台灣總統民選。 彭明敏先生已於2022年4月8日以99歲的高齡離開我們，但他一生表現出來的風範及骨氣獲得很多人的景仰。大洛杉磯台灣會館邀請聖地牙哥台灣中心共同來舉辦「南加州各界追思彭明敏教授大會」這場有意義的追思會及系列活動。 邀請社團，公司行號，政黨及個人來共襄盛舉，建議每一個單位贊助美金一百元以上，除了大會的支出外，餘額將用於編輯一本專刊，收集海外人士的有關文章及相片，為歴史留下寶貴的記錄。還舉辦年輕族群的徵文比賽，讓彭教授的理念有機會在年輕人中流傳下去。如欲在報紙廣告上列名，請在5月15日前向會館完成報名。 相關事宜詢問，請與大會召集人林榮松連絡，電話626-215-6481 有意參與的單位請與會館辦公室聯絡，電話6263074881 贊助支票抬頭 Taiwan Center 請寄3001 Walnut Grove Ave, Rosemead, CA 91770

4/27我和林亮君議員質詢時，柯文哲拋出「快篩陽性就是確診」的說法，這到底對還是不對？ 先講3點結論： ️ 現在的規定不是這樣 ️ 未來很有可能改成這樣，我也支持這個改變方向 ️ 但需要配套措施，待疫情走到「確診不再強制隔離」的階段，一併採行 當天我問的問題是：依照現在的規定，民眾自行快篩陽性時，如何處理？ 現在的規定PCR才是確診標準。柯文哲回答「快篩陽性就是確診」是答非所問。 但，為減輕醫療體系負擔，未來很可能會走向「快篩陽性」也是確診標準。參考外國經驗，也是如此。 很多人說： 既然未來都要這樣做，為何不現在就做？現在就改「快篩陽=確診」問題不就馬上解決了？ 原因很簡單： 現在的「確診」和「強制隔離」是綁在一起的。 現在的強制隔離，是確診者10天、密切接觸者3天必須足不出戶，單獨隔離。必要時還會強制收容到指定處所。是強度非常高的人身自由限制。 如果以「快篩」作為依據，政府很容易被挑戰合憲性的問題。 白話講，政府會被質疑：憑什麼以準度只有85%～97%不等的快篩作為關10天的依據？ 而且這樣的質疑在法庭上是很有可能成立的。因為99%以上準確的PCR技術，更適合當成強制人民隔離10天的依據。 所以，若「確診者與接觸者要強制隔離3～10天」的政策沒有改變，只用快篩作為確診標準，會有憲法問題。 但隨著感染比例升高，未來很有可能朝向「縮短強制隔離天數」甚至「取消強制隔離」的方向走。 如果未來強制隔離政策取消，改為建議（就像流感建議多喝水多休息勤洗手戴口罩一樣，純建議，沒有罰則） 那確診標準就可以從PCR改成快篩。 道理就是這樣，並不複雜，很容易理解。未來的走向也不需政治人物天天搞「預言」。 臺灣人民需要的是做事的實業家，不需要預言家。 隨著疫情度過高峰，隔離管制逐漸解除，用快篩陽性作為輕症確診標準，把醫療院所量能保留給中重症和其他患者，都是可預期的走向。 地方政府只要按部就班把事情做好，放下身段把轄區內從教學醫院到基層診所的力量整合起來，廣設醫院之外的社區PCR採檢站，讓快篩陽性的患者不要外溢到醫院急診，就可望即時有效紓解聯醫、萬芳、關渡採檢站和各大醫院急診的壓力。這才是臺北市政府該辦的正事。  

  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言行脫序，有些人覺得不值得評論，但我不這麼認為。儘管楊志良人不在政壇，卻仍不時批評執政黨，且擁有媒體麥克風。對楊志良的脫序言行，我們應該嚴格檢驗。 楊志良的言行爭議頗多。約兩年前，他寫了一封英文公開信，吐槽來台訪問的美國衛生部長。我修改過這封信的文法，發現擁有美國名校博士學位的楊志良，英文寫作能力還停留在國中水準。 近日，楊志良又宣稱衛福部花百億購買快篩試劑，讓民眾用相同的單價購買，撈了兩百億供民進黨買票。楊志良的商業邏輯是「收支相加」，而非一般的「收支相抵」。楊志良的數學也不好，而且不是普通爛。 在這篇貼文，我要評論楊志良的閱讀能力與操行人品，根據的是他昨天痛罵王定宇的一篇臉書貼文（附圖一）。 楊志良這麼說：「王定宇立委在臉書上貼出我的高中成績單，上面是數學不及格，他說這樣的人怎麼可以在馬政府下當衛生署長。」 看到楊志良這麼說，我就到王定宇的臉書查證。王定宇確實有篇貼文附有楊志良的高中成績單，外加一段影音（附圖二）。 我仔細閱讀王定宇的貼文（附圖三），只看到他批評楊志良一系列的脫序言行。王定宇的貼文沒有任何文字，指稱楊志良數學不及格，因此不能在馬政府當衛生署長。 楊志良的閱讀能力果然不好，除了漏讀王定宇就事論事的批評，還無中生有把王定宇沒說的話塞人嘴巴。 接著，我要評論楊志良的操行人品。 楊志良的貼文還這麼痛罵：「王定宇吃台灣人民的肉、喝台灣人民的血，對於現在執政黨的亂象有什麼質詢嗎？有提出什麼具體的改革嗎？只會修理在野人士 ，吹捧蔡政府是個豬仔議員。」 楊志良不回應王定宇的批評就罷，還對王定宇發動人身攻擊，用的是「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這種不堪入耳的言詞，甚至辱罵王定宇是「豬仔」議員。 王定宇是民選國會議員，理當接受人民的監督與批評，但不應接受楊志良的辱罵。在本屆立委選舉，王定宇得票近十二萬。王定宇背後的強大民意，全被楊志良放在地上踐踏。 楊志良熱衷公共事務討論，卻無法與王定宇就事論事，反用不堪入耳的言詞辱罵對方。已到耳順之年的楊志良，竟是個操行人品不及格的人。 楊志良承認高中成績爛，但後來還是當了大官，出任許多要職，且當選多所母校的傑出校友。我接受楊志良的自我感覺良好，因為這可激勵成績爛的高中生力爭上游。 問題是，楊志良的成績一直爛到現在，從英文、數學、閱讀、到操行都未見改善。這樣的一個人卻在台灣社會享盡尊崇，吃香喝辣一輩子，退休後仍掌有麥克風對政府政策說三道四。 顯然台灣的人才篩選機制出了嚴重的問題，楊志良是個絕佳的實例！ 後註：楊志良的存在也提供某種程度的大眾娛樂。我曾創作一個劇本，劇名是「閻羅王公審楊志良」，被一位台大外文系的臉友稱為「台版的但丁神曲」。我把連結放在下方留言區供大家欣賞。 台版但丁神曲：「閻羅王公審楊志良」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025960604303681&id=100006693133292

北京已經有12個區進入封控，出入都要量測。圖/取自微博 漢字被稱為世界上最複雜的文字，之所以複雜，困難學習只是其一，其二，意思可以任意改變，例如說，「你很陰險。」這句話有敵意；如果我笑著說：「你很陰險。」這句話就變成善意，也因為如此，全世界的法律文件都不會用漢字，就算說中文的人口比法語，英語多出很多。 一手打造中共政權的毛澤東，就是善用漢字的宣傳家，這個紅色政權也是搞認知作戰的高手。 上海封城，人民喊餓，老共已經定調「這是受到外國勢力鼓動」，帽子一戴，意思就是要抓人了。 老共創造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還不夠，中共持續反著世界潮流幹，開始創造有中國特色的清零，並且創造出「動態清零」、「靜態清零」、「社會面清零」，一大堆名詞，讓你眼花撩亂。 這些文字其實都是障眼法，因為病毒攻擊下，確診的數字與死亡數字，在西方國家屬於科學，在中國屬於政治，就好像中國發布的經濟數字，永遠替政治服務，都由黨國說了算，習近平今天說中國已經清零，下面的人不敢說沒有清零，習近平說疫情很嚴重，沒有人敢說不嚴重。 上海封城還沒落幕，今天北京已經有12個區進入封控，廣州白雲機場也封了，1,000航班停飛，小商品市場「義烏」也封了，看來，北京全面封城，也是遲早的事。但是，黨國媒體稱「北京人已經習慣天子腳下過日子，不自由很自然，所以就算封城，不會像上海人那樣痛苦，畢竟上海人太習慣自由了。」 上海疫情嚴重，徵召退役護理人員重上戰場。圖/裁自微博 黨媒先打預防針，把奴隸生活，說得很輕鬆，這也是漢文字的妙用，黨媒說來很自在，但是想逃出北京的人，卻被關卡阻擋。 阿里巴巴的獨立董事單偉建，私下的內部會議說：「中國經濟已經被習近平搞到半癱瘓，現在還要GDP超過美國，真是癡人說夢。」單偉建說：「股票投資30年最低，人民怒火30年最高。」 這樣的明白人，在中國不能大聲講話，因為害怕坐牢，害怕一夕回到文革，畢竟中國人已經習慣當韮菜，罵兩句就失蹤的故事太多了，14億韮菜，沒有幾個可以稱為硬漢子。 北京地壇醫院的副院長蔣榮猛，算是武漢病毒專家了，他在內部的談話中說：「變種的病毒只造成輕症，這是醫院中實證的數字，所以，無須害怕，世界上最後也必須與病毒共存，因為不可能清零，除非中國打算關起門，不與世界來往。。 蔣榮猛與上海的張文宏，算是有良心醫師。張文宏擔心上海餓死人太多，就被封嘴，蔣榮猛也只敢對內部說實話，現在，真正的專家全部要聽習近平的話，典型的傻瓜領導菁英。 上海聽說5月要解封，但是，六四很敏感的日子眼看就到了，面對這個日子，老共最好的一招，就是持續封城，緊縮言論。 在網格下的管理，老共隨時可以清零，問題還是時間的選擇，習近平要確保中國可以在封控下，順利登基為王，這場封城實驗，已經驗證可以做到，小韮菜配合度很高，少數敲鍋喊餓，只是特殊小菜，習近平只要更狠一點，針對所有反黨言論清零，因為只要言論清零了，病毒也就清零了，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清零政策。

【只會葉克膜就不會讀數據】

  疫情變得越來越嚴重，感染的人越來越多，戴上口罩、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是日常生活重要的行動綱領，我已經很久一段時間沒有在路上看到人們完整的笑容，孤獨是這個時代人們的宿命。 梭羅的湖濱散記提供孤獨的經驗，教會我們如何全心全意投入生活以及如何與自己獨處，擁抱孤獨而不感到寂寞，兩者大不相同。 基本上這是一場隔離的實驗，1845 年，梭羅開始了一種獨特的生活，獨自住在瓦爾登湖附近自己建造的小屋裡，梭羅主要目的是看自己能否僅依靠自己的勞動成果，過上深思熟慮和充實的生活，擺脫現代文明生活中不必要的任何物質和服務。梭羅在那裡一個人獨自生活超過兩年，在森林當中自力更生，維持簡單的生活，進行深度思考的繁忙腦力運動。 梭羅寫道：大多數人，即使在相對自由的國家，僅僅因為無知和錯誤，人們沉浸在虛構的憂慮和多餘的粗俗勞動中，以致無法採摘更美好的果實。 梭羅面對孤獨的策略就是在大自然中過內在的生活，外在世界迷惑著我們，孤獨是我們自己錯誤想法的產物。我們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我們應該將消極重新構建為積極的思想，重新定義為自我實現的孤獨。 梭羅說：我喜歡獨處，我從來沒有找到像獨處這樣的伴侶。許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在人群當中反而比一個人的時候，感到更加孤獨。 疫情的嚴峻、隔離的生活似乎是絕佳的機會來探索自己的內在，梭羅是個先行者，一個人跑到瓦爾登湖，做一場兩年的隔離實驗。維持社交距離、自主隔離的環境當中，或許應該準備一本湖濱散記，仔細思考梭羅領略的想法，了解孤獨和寂寞的不同。 一個人越能放下，他越是富有。 ～湖濱散記

  （原載2007.4.29.自由時報自由廣場「李筱峰專欄」） 前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有一次在和二二八紀念館前館長葉博文的談話中，不慎講出「慶祝二二八」的話，葉回答她說：「對不起，我們從來不慶祝二二八，我們都紀念二二八。」龍局長立刻道歉更正。其實我想龍局長只是口誤，不是無知。本月廿四日晚間中天電視新聞，也出現「慶祝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的標題，就不知道是出於無知還是故意了？ 五一勞動節快到了，這幾天我看到許多有關勞動節活動的預告，都用「慶祝」勞動節的標題。勞動節和二二八一樣，都不該「慶祝」，而是紀念，因為犧牲許多生命的日子，豈可慶祝？ 勞動節的由來，源自美國的「芝加哥乾草市廣場慘案」：一八八六年全美勞工聯盟為了要求八小時工作制，於五月一日開始舉行全國性罷工。不料到了五月三日下午，罷工的勞工群眾與一些違紀上工的人發生衝突，警察趕來鎮壓時，開槍打死四人，受傷者無數。芝加哥城因之沸騰，各工會決議於五月四日在乾草市廣場舉行大會。原本約二千五百名勞工參加，但會中突逢大雨，群眾剩兩百多人不散，遭武裝警察包圍，就在雙方爭執之際，突然發生爆炸事件，場面大亂。警察向群眾開槍，十名勞工當被打死。事後警察與新聞界認定是無政府主義者丟的炸彈，警方遂大事逮捕勞工領袖，有八人以謀殺罪被起訴，審判結果，五人處死刑，二人處無期徒刑，一人被判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為了紀念這段壯烈的歷史，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國際成立大會決議，將五月一日定為國際勞工節。 所以勞動節的由來，是犧牲許多生命的慘案，豈可慶祝？如果有人說「慶祝南京大屠殺」，這像話嗎？如果有人說「慶祝蔣公逝世」，蔣孝嚴不跳起來才怪！ 說到「慶祝」勞動節，我想起一張五十四年前(一九五三)勞動節的傳單(見圖)，標題就寫著「慶祝四十二年度五一勞動節大會標語」，其中標語包括「打倒蘇俄帝國主義，消滅朱毛匪幫」、「擁護為勞工解除苦痛的中國國民黨」…。在那個黨國不分、「戡亂」「戒嚴」的高壓統治時代，勞工沒有權利向資本家抗爭(罷工會以叛亂罪遭槍斃)，但卻必須「擁護為勞工解除苦痛的中國國民黨」，勞工不准「抗餓」，只能「抗俄」。 當年國民黨拿勞工做政治工具，而今呢？而今勞工不再被要求反共抗俄、消滅共匪了，因為國民黨已經和「共匪」站在同一陣線。但是勞工依然是國民黨政爭的工具。試看近年來國民黨當局及其親中媒體，開口就罵扁政府「只拼政治，不拼經濟」，閉口就拿勞工生活困苦為由，來否定我們在國家定位的努力。動不動就說勞工失業嚴重，還談什麼統獨？我還看到一位號稱工運領袖的人物，經常在親中電視上口沫橫飛，說他在乎勞工權益，才不管什麼制憲正名或統獨之爭。 近年來失業率攀升，導因於台灣產業大量進入中國，廠商關掉台灣的工廠，將資金設備移往中國，既留下債務，更造成更多台灣勞工的失業。這種台商西進中國的政策，不是親中的泛藍政客最期待的嗎？他們還怪罪扁政府對中國不夠開放，是在「鎖國」。他們一方面批判失業率升高，一方面卻力倡這種造成台灣經濟失血、勞工失業的西進的政策，多麼矛盾！扁政府對產業西進尚且有所保留，如果國民黨完成「終極統一」後，台灣勞工會有何下場，還看不出來嗎？到時候就更有得「慶祝」了！

有人質問這是什麼心態? 我以兩個案例來幫解說一下： 1.我唸小學時，某個暑假結束將要開學，而我面對累積龐大的暑假作業債，完全無力對應，我知道我完蛋了。但當時候剛好發出颱風警報，我跑到土地公廟拜拜，祈求這場颱風能把我的學校徹底摧毀，那我的暑假作業債就一筆勾銷。 2.我鄰居因為犯案遭到逮捕，幾經法院審理可能會被判重刑。但當時剛好發生九六年台海危機，中國企圖以飛彈攻台，我這個鄰居也跑到土地公廟拜拜，祈求中國說到做到不要吹牛，趕快把台灣打下來，那他的牢獄之災就一筆勾銷。 自己爛就祈求災難，就這種的心態。  

  在《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書中，王景弘忠實地刻畫了這位歷任美國國務卿中最幹練、最有創意、最堅守原則的國際法踐行者的才華，他塑造了美國的對台政策。這些政策透過《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延續至今。（美聯社檔案照）   譚慎格（John J. Tkacik） 《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代巨人留下台灣民主獨立的生機》，王景弘著，台北︰玉山社，二○二一年，二六八頁，定價新台幣四五○元。 在這篇書評的開頭，我想提一下與傳奇人物「熾熱的愛」貓王艾維斯．普里斯萊（Elvis Presly）有關的典故，他那性感迷人的嗓音、熱力四射的舞蹈律動和充滿男子氣概的帥氣外表，讓他在一九五七年成為世界上第一位「搖滾巨星」。所有美國少女都為他神魂顛倒。唯一的例外是卡蘿爾．伯內特（Carol Burnett）。伯內特女士的熱門金曲《我為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痴狂》（I made a fool of myself for John Foster Dulles）是一首抒情歌曲，講述的是一個「只是瘋狂愛慕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年輕女子的故事，卻出乎意料地成為「普里斯萊熱」（Presleymania）的解藥。有趣的是，這張每分鐘四十五轉的單曲唱片，讓現年八十九歲的伯內特女士打入國際藝壇，紅了整整七十年。 杜勒斯造就了今天的台灣 現在，傑出的美國籍台灣記者兼歷史學家王景弘，也對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任內沉默寡言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給予含蓄許多但也同樣擲地有聲的讚譽。在《1949大流亡︰美國外交檔案密錄》（1949,The Great Exile:The Secrets from America’s Diplomatic Archives）和《強權政治與台灣：從開羅會議到舊金山和約》（Taiwan and The Great Powers）等著作中，王景弘引人入勝地鋪陳了台灣從飽受戰亂蹂躪的獨裁統治中浴火重生，成為印度—太平洋地區最成功的民主國家的過程。王景弘的《杜勒斯與台灣命運》提出一個問題做為開場白︰「為什麼一個以美國總統羅斯福和麥克阿瑟將軍為主要公路命名的國家，卻沒有一個知名地標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為名？正是杜勒斯造就了今天的台灣。」 我們知道，原因是蔣介石不喜歡杜勒斯。或許這種感覺是互相的。杜勒斯否認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台灣擁有主權，並要求蔣介石承諾以和平方式「反攻大陸」。 令人驚訝的是，杜勒斯和他的家族先輩們與中國和台灣都有重要歷史淵源。杜勒斯的外祖父約翰．沃森．福斯特（John Watson Foster）是美國總統哈里遜（Benjamin Harrison, 1889-1893）的國務卿，一八九五年被滿清王朝聘為李鴻章的法律顧問，參與第一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的和約談判。在福斯特的建議下，李鴻章設法保護清廷的滿洲故土不被割讓給日本，而是將台灣交給日本人。一九五五年，杜勒斯在參議院的閉門聽證會上表示︰「我認為台灣的主權在一八九五年已經歸屬日本。當時就是我外公去了台北，他是一八九五年將地契交給日本的人之一。」 一九○七年，老福斯特再次被滿清皇帝聘為顧問，做為中國代表團的高階成員參加「海牙國際和平會議」。外公福斯特僱用他的愛孫杜勒斯，在普林斯頓大學升上四年級前的那個暑假，擔任中國代表團的法語翻譯。 主權「懸而未決」的啟發 在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和約》（Versailles Peace Treaty）中，杜勒斯的姨父（也是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國務卿）羅伯特．藍辛（Robert Lansing）也同樣內舉不避親，邀請他的律師外甥加入美國代表團，讓年輕的杜勒斯起草美國對戰後賠償問題的立場。在凡爾賽，年輕的杜勒斯目睹英國和法國踐踏威爾遜總統希望從鄂圖曼帝國解放的領土「自決」的草案條款；戰敗的土耳其被迫放棄對敘利亞、巴勒斯坦和約旦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與要求」，但歐洲列強扣留了這些地方人民的主權。法國和英國擅自接受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安排的「委任」（mandates）統治（託管），這些國家沒有獲得獨立，而是主權「懸而未決」。（三十年後，當智慧隨著年齡增長的杜勒斯在對付《對日和平條約》第二條規定的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與要求」時，便是受到這種法律遁詞的啟發。） 對杜勒斯來說，在凡爾賽對戰爭法律、戰後賠償和戰敗國重建方面的相關歷練，後來證明極為受用。杜勒斯經常前往歐洲旅行，從事商務仲介，熟悉銀行和金融業務，使他成為美國傑出的國際律師。在一九二○年代，杜勒斯透過指導美國在歐洲的直接投資，以及為歐洲的金融機構提供匯兌和貨幣政策方面的建議而致富。 王景弘在書中強調，杜勒斯雖然是一位成功、富有、具有影響力的律師，但他也是美國最受尊敬的宗教信徒之一。他傳承了在長老教會擔任牧師的父親，志願為教會提供法律服務，並展現他的組織才能。在整個司法生涯中，他一直是一位虔誠而慷慨好施的慈善家。一九三七年，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邀請他主持一個工作小組，評估在中國的傳教工作，但未能成行。反而是在一九三八年，杜勒斯以身為基督徒的個人名義，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中國飛剪號」（China Clipper）穿越太平洋，途經香港進入飽受戰火蹂躪的中國，在漢口與蔣介石會面，不久漢口便在十月落入日軍之手。杜勒斯的一位傳記作家約翰．羅賓遜．畢爾（John Robinson Beal）說，「杜勒斯的結論是，蔣介石是一位真誠的中國愛國者，只是受到他無法控制的勢力所控制而身不由己。」這種印象影響了杜勒斯此後的政策。一直到一九五○年代，杜勒斯寫了很多關於國際和平與正義的文章。雖然他同情無知的中國人民，但即使日本可能在戰爭中被擊敗，他對於中國人民的未來並不樂觀。令他痛心的是，國共內戰的悲劇印證了他的悲觀。 到了一九五○年，當蔣介石在中國全面潰敗，他的政權流亡台灣之後，美國爆發一連串以台灣為焦點的外交政策爭議（杜魯門總統一九五○年的第一個聲明是「美國對福爾摩沙地位的政策」）。美國人爭論「誰失去中國」，誰又將丟掉台灣。為了安撫共和黨的反對意見，杜魯門任命共和黨最傑出的國際主義者杜勒斯擔任國務院的「顧問」，負責與戰敗的日本談判多邊和平條約。然而，杜勒斯很快就發現，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解決國務院和國防部之間關於前日本殖民地台灣的分歧︰台灣會被拱手讓給毛澤東的共產黨，還是美國應該介入？到了六月，杜勒斯飛往東京，就在北韓揮軍入侵南韓當天，直接從麥克阿瑟將軍口中得到答案。麥帥態度堅決─絕對不能放棄台灣。一夜之間，一度袖手旁觀的杜魯門政府變成與麥克阿瑟同一陣線。 舊金山和約未決定台灣地位 一九五○年九月，在韓戰如火如荼之際，杜魯門總統授予杜勒斯「大使銜總統特別代表」名義，全權負責談判對日和平條約。王景弘描述了杜勒斯與英國和其他四十五個國家的外交折衝，這些國家取消邀請兩個「中國」參與條約磋商。英國人認為，國民黨政府顯然並未統治中國大陸；杜勒斯則堅稱，共產中國在朝鮮半島捲入與聯合國的血腥戰爭，顯然缺乏愛好和平的必要資格。 在杜勒斯的幕後運作下，舊金山和約的最終文本「規定日本放棄對福爾摩沙和澎湖列島的主權。條約本身並未決定這些島嶼的未來地位。」杜勒斯還與日本首相（吉田茂）達成一項秘密諒解，即日本已經放棄對台灣的主權，此後在該問題上沒有任何法律權利。杜勒斯隨後慷慨地表示，日本可以在簽訂和約後自行決定與兩個「中國」的哪一個打交道，台北或是北京。 結果，日本選擇了台北。不過，這個選擇背後有許多複雜的因素。 七十年前的上週，即一九五二年四月廿八日，東京簽署了另外一份「台北和約」，但日本拒絕承認「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政府，並辯稱東京沒有立場承認中華民國對台灣的主權。雖然蔣介石對日本的態度大為光火，但他還是在杜勒斯的運籌帷幄下被迫低頭。 杜勒斯在一九五三年成為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當時，他不動聲色但堅定地主張，美國承認中華民國對台灣的合法「管轄」，但不承認其主權。在一次秘密的參議院聽證會上，他解釋道，當台北和約「在立法院審議時，當時的外交部長葉公超（George Yeh）對情勢做出以下描述︰『這些島嶼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但它們並非我們所有。』」杜勒斯補充說，「現在，你可以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了。」 台澎對美利益至關重要 一九五五年一月，杜勒斯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閉門批准聽證會上護送《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過關，他似乎對台灣的主權懸而未決相當滿意。民主黨參議員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問到美國在台灣的利益。杜勒斯國務卿回應道︰「我們說，福爾摩沙島和澎湖列島對美國的利益至關重要，我們將盡我們所能確保它掌握在友好陣營的手中…兩個中國政權爭論的法律問題已經變得微不足道，因為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這些地區應該置於友好勢力的控制之下。」 民主黨參議員基佛沃（Estes Kefauver）質問他︰「在我看來，我們為了決定這個島嶼屬於誰，已經浪費很長一段時間…請問你做了什麼？」杜勒斯回答說︰「我們什麼也沒做。從我們的觀點來看，現況再好不過。」 在《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書中，王景弘忠實地刻畫了這位歷任美國國務卿中最幹練、最有創意、最堅守原則的國際法踐行者的才華，他塑造了美國的對台政策。這些政策透過《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延續至今。王景弘在台灣的讀者可能不會「瘋狂愛慕」這位已故的國務卿，但他們肯定會對杜勒斯為台灣在廿一世紀的存立和成功所做的貢獻心懷感激。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台北市長柯文哲喊出軟封城引發爭議。   圖：台北市政府 / 提供 (資料照)     台灣防疫從清零到與病毒共存，並非可以一蹴而就，雖然有許多國家的經驗可以參考，然而台灣還是有自己的國情，因此也會出現一些新問題。 首先要明確的，從清零到與病毒共存有一個過程，時間長短視每個國家的情況而不同。絕大多數西方國家一開始就查不到確診者的足跡而無法清零，病情蔓延很快，因此一出現 Omicron 的流感化機會，因為施打疫苗比較普遍，而且許多人已經染疫而有抗體，一聲令下就可以解禁。表面上是立即與病毒共存，實際上已經經歷兩年的侵擾才增加了抗體。 西方國家一解禁，台灣就面臨壓力，依靠出口貿易的台灣如果繼續清零，來客要一兩個星期的隔離與自主，大把的貿易機會就會落入其他國家的手裡，最明顯的對手就是韓國與新加坡。因此台灣決定改為與病毒共存，也得到多數民意的支持。 台灣為何不能立即解禁？雖然台灣有許多人已經施打疫苗，打過兩劑的超過 8 成，然而我認為施打疫苗的抗體不如因為已經確診者存在體內的抗體有效。因為打過疫苗而仍然被確診者早已不是新聞，包括打了三劑仍被確診，只是可以盡量避免重症或死亡；但是重複兩次被確診者則是比較少見。 而台灣最高峰時期的確診者也不過幾百人，顯然因為確診而得到天然抗體者是極少數，台灣如果不出現見大面積的確診者，貿然解禁，以等比級數成長的確診者，即使死亡率不高，也會壓垮台灣的醫療體系。因此台灣必須經歷一個逐步鬆綁過程，讓確診者人數逐步擴大，社會、人心、醫療逐步適應，才可以避免亂局。台灣目前每天增加的確診人數按照比等差級數稍大的比例升高，比較正常，也可以接受。 在這過程，指揮中心並非沒有瑕疵，那就是鬆綁的時間點我認為快了一點。如果晚一兩個星期，讓快篩劑與兒童的疫苗準備的更充分一些，民怨就可以減少很多，也減少親共政客的藉口。 我沒有想到快篩劑居然這樣搶手到要排隊，因為它不同於必備的口罩，顯然這是受到中國、香港搶購快篩劑與某些居心不良的渲染有關。香港疫情大爆發前，香港親共政客就要學習「祖國」實行普篩來實現「動態清零」，所謂普篩就是人海戰術的全民皆篩，為了減輕醫療體系的壓力，10人一組進行篩檢，放進同一試管進行檢測，如有一人陽性，連帶其他無辜的 9 人一起隔離，再把這 10 人分開檢測，找到真正的確診者，其他人才可以獲得「解放」。 香港人為了避免因為特區政府屈從北京壓力進行普篩，遂搶購快篩劑自行檢測，避免被拉進普篩而不幸被隔離乃至被丟進管理混亂的方艙。台灣沒有普篩問題，因此不必搶購快篩劑。有可能的話，根據確實需要配售快篩劑，例如因為各種不同原因沒有施打疫苗者，確診或與確診者密切接觸而被隔離與在家自主管理者。做到這些得看有沒有足夠人力，最要緊是在有充足供應以前，沒必要不要去搶購。 台灣之所以會出現這些誤會，除了宣傳解釋不夠，還因為有一批中共代理人在帶風向，他們見縫插針，企圖擾亂台灣社會，讓台灣與中國一樣混亂，避免「社會主義優越性」被武漢肺炎打垮。 正是在這個情況下，才出現柯文哲市長鼓吹台北可能軟封城，配合上海硬封城來實現「雙城亂壇」的「兩岸一家親」；為此柯文哲還不惜捏造台灣一天可能出現 50 萬確診者的言論，被民眾怒批後才改為「累積」。柯文哲一向與陳時中及指揮部、執政團隊對抗，酸言酸語、煽風點火、挑撥離間，除了「同行如仇」，當然也與他「一家親」者的關係有關。 另一位有意參選 2022 年台北市長的國民黨立委蔣萬安則說，政府防疫政策荒腔走板，面對疫情毫無準備。荒腔走板與毫無準備，幾乎全面否定政府的防疫。超過8成的兩劑施打率難道不是防止重症與死亡的最好準備？兒童可以施打半劑莫德納疫苗也是準備，但是卻出現污名化莫德納的言論引發家長的恐懼；歐盟也給兒童施打莫德納，禁止日本「核食」時推崇歐盟，為何施打疫苗歐盟標準又靠不住？當然，讓民眾可以選擇疫苗最理想，然而柯、蔣兩人怎麼不看看中國不准民眾施打外國疫苗的政治指令？ 台灣民眾能夠接受這些政客的言論嗎？如果這樣的言論是正確的，台灣今年還要爭取出席與加入 WHO 與 WHA 嗎？美國的全力施援是否有眼無珠？中國與譚德塞會不會拿蔣萬安所表達的「民意」來阻止台灣的出席與加入？ 台灣要做好防疫，除了政府不斷完善的政策，就是全民的團結配合。台灣是民主社會，不能要求柯文哲與蔣萬安封嘴，但是可以要求他們「軟封嘴」，涉及台灣國家利益的，涉及台灣敵人共產黨的，這些政客必須敵我，站穩台灣立場，而不是迎合習近平與馬曉光，恐嚇台灣，在台灣製造內亂。不要以為這樣可以抬高你們的聲量，聲量有正有負，柯文哲、蔣萬安民望掉下，還不汲取教訓？你們這樣崇拜中國文化，那就奉送一句：「沉默是金。」

華視因播送錯誤跑馬燈訊息，顯示其內控機制失靈，朝野炮聲隆隆。確實，做為泛公廣集團的一員，在此俄烏戰爭敏感時機，播出涉及國安的錯誤訊息，導致諸多國際媒體也跟進報導。但訊息錯誤還能更正，華視治理結構中諸多怪奇現象，卻纏繞多年沒有解決。 華視短期內出包連連。（華視提供）   華視雖屬於泛公廣集團，公視持股超過八十％，卻還有小部分民股，在這些民股未妥善切割前，華視既要接受公廣集團的期待和監督，也無法有政府資源挹注而須自負盈虧，處於一種「公不公、商不商、民不民」的窘境。 其次，由於最大股東是公視，華視董事會也由公視董事會掌控。但公視董事基於當年「公共電視法」第十三條規定，人選由行政院提名、而由立法院按比例推薦十一名至十五名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公共電視董、監事審查委員會，須經四分之三委員同意才能聘任。 公視法當初這樣的制度設計，原意大概是希望有「行政機關以外的審查」，避免政府掌控公共媒體。但卻忽略了「立法院」也是政治運作的一環，由立法院按比例推薦的公視董監事審查委員會，要經過四分之三多數同意，相當於要掌握立法院四分之三的委員比例，簡直比修憲門檻「立委四分之一提議、四分之三委員出席、四分之三委員同意」更高。 制度設計本身已相當勉強，實際運作的結果，公視董監事往往難產。例如第五屆公視董事延宕九六八天、第六屆則是五八天、第七屆至今已延任兩年半，等於是「一任做成兩任」，還是無法有新的董監事接手。而因公視董事會直接連動華視董事會，這種被迫不斷延長任期的怪現象，在事業治理上必然造成困難。 且拿台灣耳熟能詳的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來參照。在數位科技和新興媒體的挑戰下，BBC做為國際間老牌的公共媒體代表，近年也歷經改革。董事會的組成，在二○一七年就翻轉了原先的信託董事會制(TRUST BOARD)，將原先由信託董事負責的法規監督部分，轉移給英國通傳監理辦公室，並成立單一董事會(UNITARY BOARD)，成員由政府進行公開遴選和BBC高層共同組成。董事會的成員，有不少是財務背景，顯示對營運績效的重視，也有BBC的執行高層，深具媒體營運經驗。 台灣的公廣集團當然未必要仿照英國BBC的制度，但目前的制度號稱「不讓政治干預」，卻導致更惡劣的政治傾軋，無助於建立媒體的獨立與品質。尤其華視登上電視台熱區頻道，能見度愈來愈大，若出問題，後果也只會愈來愈嚴重。實宜盡速修法，讓這次危機成為最後一次。 （作者為北科大智財所副教授）

讀到李筱峰教授投書「立法院遷哪裡好？」提到最好的地點是中正紀念堂，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的確，用一個高中校園當成立法院，凸顯威權時代對民意的不夠重視，且已超過一甲子，權宜也未免太久。但更離譜的是，就在立法院不遠，總統府的對面，就有一個佔地二十五萬平方公尺，主建築一萬五千平方公尺的中正紀念堂。台灣彷彿還活在兩蔣威權獨裁時代！我們如果要走向一個更成熟的民主國家，豈能繼續漠視代表民意的立法院、繼續膜拜代表威權的中正紀念堂？李教授提出的建議，不但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更會是台灣民主進步的里程碑。 廢除中正紀念堂及移走蔣中正銅像，本來就是很多台灣人期待已久的轉型正義。在代表治權的總統府對面，在自由廣場內，置入代表民意的立法院，真是最佳的解決方案。 我想再進一步具體建議，現有立法院佔地只有一點九公頃，扣除一些廣場空地，要放入中正紀念堂完全沒有問題。因此應該把原本的中正紀念堂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改成立法院包括大會及各種委員會的開會場所，立法院長及各黨團辦公室、會客場所等；另外一部分改建成台灣民主展示館，展現台灣數百年來被殖民及勇敢抗拒侵略的歷史，展現兩蔣逃亡到台灣後，如何從威權走向民主的過程，並以設立雕像的方式，介紹台灣民主不斷進步的歷史中，有特殊貢獻的國內外人士及其事蹟，一方面表達台灣人的感激，一方面也讓後代莫忘前人的犧牲奉獻。 如此改變的自由廣場，將不只是有兩廳院的文化展現，還有民主的展現，以及面對總統府的民意殿堂。相信這是最好的轉型正義及民主紮根，全體國人應會樂觀其成。 （作者曾任衛生署署長、立法委員、國策顧問）

  在基督教《新約聖經》的《啟示錄》中有四位分別騎著白紅黑青色馬的「天啟四騎士」象徵瘟疫、戰爭、饑荒與死亡(註1)，如果放在今年這一個對於全世界大部份國家來說都是「歹年冬」到目前為止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來看，任何人都會驚覺：這簡直就是精準到令人頭皮發麻的預言！ 首先是中國這個傳播武漢肺炎到全世界的始作俑者，從今年的第一天就因為疫情再度捲土重來，而宣布從2022年1月1日16：30時起，浙江寧波市北崙區啟動I級應急響應，對北崙區實施臨時封閉管理寧波飛往北京和深圳的航班分別於即日及翌日起全部取消，但仍然未能有效阻止疫情的擴散，導致西安、深圳、天津、上海、蚌埠、瀋陽以及北京等大都市陸續淪陷而陸續被封城加強控管(註2)。 隨後隨後俄羅斯在中國的撐腰下對烏克蘭發動侵略戰爭，不但造成生靈塗炭，成千上萬無辜的烏克蘭平民遭到俄軍屠殺，更搞得全球供應鏈大亂，糧食與能源價格節節攀升，而中國又緊接著在上海實施「動態清零」的「硬封城」造成生產與運輸停頓，全球經濟又再次遭到重擊。 而中國在上海實施硬封城後不但毫無起色，疫情反倒市越來越嚴重，上海的殯儀館據說每天都得加班到午夜來火化屍體(註3)，首都北京也同樣在劫難逃，北京市民擔心步上海的後塵而紛紛湧向賣場搶購食物(註4)，德國媒體《每日鏡報》因此認為，中國收緊疫情控制手段不僅對中國產生影響，世界經濟也將因此而受到重創，其後果的嚴重程度可能超過烏俄戰爭(註5)。 由此來看，今年這一個「歹年冬」，全然是中國招來瘟疫、戰爭、饑荒與死亡這四個「天啟四騎士」，除了連累全世界跟著一起倒楣，中國本身也必然在政治、經濟與軍事上遭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台灣務必要加快速度與中國全方位脫鉤走自己的路，才不會繼續被中國給帶衰！ (註1)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AF%E7%A4%BA%E5%BD%95%E4%B8%AD%E7%9A%84%E5%9B%9B%E9%AA%91%E5%A3%AB (註2)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22%E5%B9%B41%E6%9C%88%E4%B8%AD%E5%9C%8B%E5%A4%A7%E9%99%B8#cite_note-1 (註3)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105155 (註4)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20425/covid-beijing-shanghai/zh-hant/ (註5)https://www.tagesspiegel.de/wirtschaft/schlimmere-folgen-als-der-ukraine-krieg-so-bedroht-chinas-covid-politik-die-weltwirtschaft/28280546.html  

  馬斯克最近畫了一張圖，表示他的政治立場一直沒有改變，並不是他一直往右派靠近，而是這個世界變了。 今天明鏡周刊有一篇文章，標題是「和平戰士」，德國一直以左派聞名的綠黨，在最近的小型黨代表大會上。明確表示贊成交付武器給烏克蘭，並且支持德國聯邦國防軍特別基金。 完全令人感到驚訝，這個左派的政黨嚴重背離了自己以前的信仰。是個人改變？政黨改變？還是世界改變了？ 美國有一個有趣的研究，一個人成為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似乎主要取決於他們的父母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政黨的關係主要是由社會化決定。這種現象在宗教上有類似的狀況，但大多數人小時候跟父母一起上教堂，但他們的宗教信仰往往與他們父母的信仰大不相同。 事實上，大多數經歷不會改變政治信念，就像彩票中獎者在短暫的好運後，恢復到往常的幸福水平一樣。 政治與進化密切相關，如果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很多以往跟著父母信奉國民黨的那些藍藍路，在經過太陽花運動，以及韓國瑜的逆流之後，變成為最堅定的1450。 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政治問題都與我們的祖先面臨的相同問題：繁殖、防禦、合作、生存。像最近一直討論的要不要接受什麼樣的移民？香港人可以居住，但可不可以成為公民？香港人一直以來對台灣的政治立場都站在中國那邊，成為台灣公民以後就會突然改變嗎？ 我覺得很多人因為政治正確選擇綠黨，就像小時候跟著父母去廟裡拜拜一樣。承平時代沒什麼影響，但遭受到真正的威脅時，突然發現拿香抵抗很可笑，自然拿起了機關槍。  

  有些時候、有些職業、 有些身分、有些情況下、 有些期間、有些單位， 有些德國人出門天天快篩， 這是有可能 - 但是，所謂 「德國人出門天天快篩」這件事， 和「徳國人天天出門快樂」一樣， - 從過去到現在， 都是不曾有過的事。 這也和我的照片一樣， 看起來，身高至少180公分。 - 但是，從過去到現在， 這，很遺憾，當然也是不曾有過的事。 我小女兒這張倒是 比較接近事實。  

  瑞典國會28日以205票同意、80票反對、64票缺席跨黨派通過決議（瑞典國會總共349席），敦促瑞典政府在台灣設立「#瑞典之家」（House of Sweden），升級目前的駐台機構與交流層級。 投下反對票80票的議員，全來自少數執政的社會民主黨（100席）。目前瑞典駐台機構為「#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台北辦事處」，屬於半官方組織。社民黨議員認為瑞典駐台機構在台灣運作順利，毋需換掉成功的運作模式。 本月中隨團訪台的瑞典民主黨議員魏馬可（Markus Wiechel）則批評，台灣成熟的經濟與民主體制值得瑞典發展更深入的關係，現行駐台機構運作也不順利。他認為，瑞典政府在處理台灣議題的態度上如此，原因就是「畏懼」；特別是在回應民主遭受（中國）攻擊上，是「徹頭徹尾的可恥」。 目前世界上只有一座瑞典之家，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該建築內除了瑞典駐美大使館，還有冰島、列支敦士登的駐美外交機構、以及瑞典商業代表處，是瑞典在全球最具象徵性的外交建築之一。 烏俄戰爭爆發後，瑞典近期大幅改變外交策略，友台動作頻頻。 4月中，瑞典國會代表團訪問台灣。 瑞典國會副議長呂謝婷認為：「烏俄戰爭讓全世界跟中國都看到烏克蘭抵抗意志，以及各國制裁，都讓大國知道不該效法俄國暴行。」 台灣瑞典國會議員協會主席歐柏莉說：「幾週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寄了一封信到瑞典外交部，我們被指控違反一中原則、傳達台灣主權獨立的訊息，中國很生氣，代表我們在做對的事情。」 長期軍事不結盟的瑞典與芬蘭，近期都將加入北約列入實質議程，民意也呈現高度支持。 民主國家對抗中俄獨裁同盟的 #新冷戰格局 底定，除了前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積極表態，原本擁有長期中立傳統的北歐國家也紛紛站隊。歐陸與中俄關係緊密的德法，態度也逐步調整，德國總理蕭茲上任後的亞洲行首站選擇日本，而非梅克爾任總理時首重與中國維繫關係，可見其轉變。 遠離中俄已非基於人權的道德應然，而是轉向國際政經齒輪轉變的實然。掌握先機跟上國際趨勢，是政治工作者引領台灣的責任。還沈迷於「經濟中國牌」、「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綏靖發大財」的台灣親中政黨「們」，必然走向死胡同。 （圖：2018年，中國瑞典間因中國旅客大鬧旅館，引發外交衝突；瑞典媒體在報導時揶揄中國，遭中國抗議，瑞典媒體特別貼出「全世界都屬於中國」的地圖「道歉」。）

新冠兒童疫苗即將開打，而且有兩個廠牌，讓很多家長更加陷入煩惱。個人覺得，教育部給一個星期「考慮期」，這是人之常情。但，真的很有必要嗎？沒辦法決定的人，再給他一個月也是沒辦法決定。已經打定主意不注射的，看再多的資料也是不會想打。 跟過去疫情不嚴重時的心態一樣，很多人心存僥倖，對「疫苗的恐懼」大於「對疾病的恐懼」，「我們家小孩子應該不會得到吧，能拖就拖、再觀望看看」。但如果疫情變嚴重，出現一兩個重症甚至死亡，除了怪1922、救護車、衛生所、衛生局、指揮中心外，可能又會是一窩蜂人擠人、搶著打。看這幾天，很多地方擠滿人打疫苗追加劑，就可知道。 而本已預定打莫德納兒童疫苗的，為「預防民怨」，政府增加了輝瑞的選項，結果反而有人認為是「多此一舉、增加困擾、將帥無能、累死三軍」。防疫在台灣，真的父子騎驢，怎麼做都有人罵。比較起來，在國外當官容易多了。雖然在先進國家兒童疫苗注射比例，也是偏低，但是大家就是比較沒有互相罵來罵去。 只要多注意媒體報導，會發現最近的兒童新冠疫苗資訊滿天飛，有很多話題看來是無厘頭。昨天某新聞節目，引用精神科醫師的臉書說，美帝（好久沒有看到有人用這個字眼）自己小孩不打自己國家生產的莫德納，而採用德國BNT，拜登也打BNTx4。 希望是這個醫師看錯了資料，而不是無知。拜登人在美國，他打的是美國輝瑞疫苗，怎麼會去打德國的？雖然輝瑞BNT名字是掛在一起，但不會是德國製造生產。而且，德國BNT公司怎麼有生產兒童疫苗呢？美國的兒童疫苗是採用美國輝瑞廠製品，不是德國廠BNT。 輝瑞是美國有數十年歷史的老牌疫苗公司，兒童疫苗會選擇輝瑞廠，是因為輝瑞最早開始兒童疫苗的「免疫橋接實驗」，所以比較早得到臨時藥證，在市場奪得先機。（AP）   輝瑞是美國有數十年歷史的老牌疫苗公司，兒童疫苗會選擇輝瑞廠，是因為輝瑞最早開始兒童疫苗的「免疫橋接實驗」，所以比較早得到臨時藥證，在市場奪得先機，去年11月就開打了。莫德納是資淺的新公司（應該是有新冠疫情以後才成立的），所做的兒童疫苗橋接實驗進度較慢，算是後起之秀，但已受歐盟EMA（藥物審查標準比美國FDA更嚴格）的青睞，研究也指出在持久保護力似乎高於輝瑞，所以馬上給予臨時藥證（這也不過上個月的事情）。 所以不是「美國兒童疫苗採用輝瑞、不用莫德納」這麼簡單一句話。由於歐洲及英國系統的國家，紛紛在兒童疫苗選用莫德納，可能使得莫德納公司信心倍增，所以上禮拜也向美國FDA提出EUA的申請。但個人覺得，以美國人的龜毛偷懶，已經有了類似的疫苗，就不需要再增加這麼多的麻煩，很可能不會那麼快就給予臨時授權。就像蛋白疫苗諾瓦瓦克斯的EUA一樣，拖了很久很久。台灣的醫師專家們，拜託就不要因為美國還沒核准，就說莫德納不合格。更不該說，因為「美帝」打輝瑞、所以我們就要跟著做。 在此並非要分析兩種疫苗哪一種比較好。其實兩種都非常好。但非常簡單的道理是，輝瑞疫苗的單位比較低（當初做的實驗是單位再高、效果仍差不多，當然選擇低單位就可以）、常見副作用理論上會低些，這個有什麼好爭論的。莫德納疫苗的單位比較高，相對副作用應該也比較高，但續航力可能會比較好些吧。假以時日，應該還會有更多的資訊出現。 個人的意見是： 1、兒童疫苗能有兩種選擇，表示指揮中心真的有在傾聽民意，非常負責，批評「將帥無能」，非常不厚道。 2、如果論者認為A疫苗比較好，就從學理上去分析解釋，不需要去攻擊B疫苗。好比你喜歡吃牛排、就講牛排的好，但不要批評別人想吃的豬排有毒性。在科學上如果淪為政治，其實是不太好的行為。 3、由於疫情隨時會有變化，但是輝瑞疫苗開打的進度，確實可能會比較延後。估計現在算起，進貨到台灣、再封緘實驗核發，起碼要等一個月。若是已心存小兒「染疫住院」的焦慮，建議有莫德納就先打莫德納吧。有人估計六月份台灣會進入感染高潮，若到高峰期再注射疫苗，可能會稍遲了。特別是小兒有先天性疾病、代謝障礙如糖尿病、神經系統疾病、血液疾病、慢性心肺疾病（例如氣喘、心臟病）、腎臟病、肥胖者，都不要因為體質衰弱而不敢打，反而是這樣的人更需要疫苗以預防住院、重症。所以應該是有什麼就打什麼。 4、兒童染疫，一般來重症本就很少。若是已經對輝瑞有好的印象，平常防疫生活習慣也非常好，則再多等一段時間，注射輝瑞疫苗，也是非常好的選擇，先決條件是要求得心安。 至於這兩種mRNA疫苗副作用，都已經有國外的實證，其副作用在保護兒童健康的立場，看起來似乎都是微不足道，而國外也還沒有兒童在注射疫苗後，直接導致心肌炎致死的報告（雖然不保證將來一定不會有）。 5、到底要不要注射疫苗？在台灣，一兩個月以前，甚至是有些兒科醫師，也會認為小孩子除非本身有慢性病，其實一般是不需要疫苗的。近兩三禮拜由於疫情的擴大，很多醫師有逐漸改變立場的傾向。「兒童感染Omicron 絕不會有重症、不會有住院、不會有死亡」，已經沒有人再敢「掛保證」了。 由於長期病例稀少，「慣壞」了台灣人，稍微有幾個比較嚴重的病人，大家都很害怕。兒童是家裡的寶貝，無論是住院或死亡，只要有幾個，都會引起很大的轟動，何況是估計死亡可能會達到將近百人。兒童生病或住院，社會的成本，比成人還大。大人要請假，家裡也會亂成一團。 最新的實例報告，可以參考4/19美國MMWR（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美國從2021/11/2才開始為兒童接種新冠疫苗。觀察在Omicron 疫情中，從2021/12/19到2022/2/28止，5至11歲兒童，沒打疫苗的住院率是有打疫苗的兩倍，住院的病人當中14%有打疫苗，其餘都沒有打疫苗。三成住院兒童是本身沒有慢性疾病，19%必須要在加護病房照顧，雖然最後都沒有人死亡。 所以最近已有兒科醫師提倡，即使害怕副作用，建議還是每個人至少打一劑。在無可奈何的疫情當中，我們能夠做的選擇其實並不多。特別是在Omicron 疫情下，防疫觀念上要改變的就是，各種疫苗保護力真的都不高，也就是沒有辦法預防感染；但是預防住院與重症的功能，如果能夠發揮作用，其實已經是很大的功德無量了。 （作者為小兒科專科醫師）

國民黨技術官僚治國神話的破滅，得靠楊志良來實現！ 昨天楊志良說出政府花100億元買試劑，民間花100億元買來用，等於花費了200億元的神奇算式後，我總覺得在哪裡看過這種算法，後來想想這不就是GDP的公式嗎？把政府支出跟民間消費都加在一起，這大概就是楊志良會得出200億元背後的思考過程。 但即使算式看起來沒什麼問題，卻犯了根本上的錯誤，因為GDP的最終財只採計首次售出，轉賣給民眾是二次售出不計算，所以無論用什麼樣的統計方式來算，這題都只有100億元這個答案。楊志良不信的話，可以問問任何一個修過經濟學的大一新生，都能幫忙解惑。 從楊志良身上，我們看到了國民黨從蔣經國時代以來所謂「技術官僚治國」神話的破滅。當過博士、當過教授，寫封英文公開信連高中生程度都不如、亂用經濟學原理連大一生都不如，這樣的人卻是馬英九重用的衛生署長，而這還不是最悲哀的。 人貴自知，要懂得藏拙，不懂就別出來亂講話，至少沒有人會發現你程度有多差。可是我們在楊志良身上看到的卻是沾沾自喜、理直氣壯，完全沒意識自己錯的多離譜，楊志良就是馬政府「自我感覺良好」的最佳代言人。 不過今天也算是解開了一個世紀大謎團，如果滿朝都是像楊志良這樣的官員，馬時代荒腔走板的八年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4月28日是「舊金山和約」生效滿70年，也是「中日和約」簽署滿70年，國史館與學界上週六舉辦研討會，國史館長陳儀深昨受訪表示，「舊金山和約」確立台灣地位未定，是美國長年所持對台立場，更是台灣免於被中國共產黨併吞的國際法基礎。 當然這一說法馬上引來國共兩黨的不滿與抗議。中國國民黨表示，台灣主權移轉給中華民國於法有據，「台灣主權地位未定論」是無效理論；中國共產黨國台辦也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未參與簽訂「舊金山和約」，因此是「非法無效的和約」。 化獨漸統的馬英九也在臉書發文質疑，中華民國官員公開宣揚台灣地位未定論「讓人痛心」！國史館將台灣的國際地位推入更大的風險，只會讓政治更不穩定、台灣的國際地位更加危險；要求蔡總統應該導正所屬機關的不當作為，並將矛頭指向立法院長游錫堃。 馬英九質疑國史館將台灣的國際地位推入更大的風險，只會讓政治更不穩定、台灣的國際地位更加危險。（資料照）   國共兩個兄弟黨本是一丘之貉，同一鼻孔出氣並不意外，兩黨引用1943年「開羅宣言」與1945「波茨坦公告」，移花接木認為「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主權和領土從未分割」。 國共兩黨為何特別強調「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而不提「舊金山和約」，其目的是認為宣言與公告表示，日本投降時台灣立刻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具有國際法效力。但眾所周知「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是二戰還在進行中，盟國只是表達對未來的期望（expectation）的政策方向，並不是正式的條約，當然缺乏法律拘束力。只能說中國國民黨為竊佔台灣找到合法性，為中共延續國共內戰併吞台灣找到藉口。 馬英九在總統任內也就不斷公然說謊，企圖「謊言說一千遍就成為真理」，他在2010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65周年特展專輯》與201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專輯開羅會議與台灣光復》的序文中，不斷老調重彈台灣光復與對日抗戰的關係，嫁接1938年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中通國的「抗戰綱領」，宣稱對台灣的主權，重申收復台灣的野心。試想，當時的台灣與中國有何關係？但是這一公然的謊言，成為黨國徒子徒孫奉行不悖的護身符！ 其次，馬英九認為「台灣地位未定論」，將為台灣的國際地位推入更大的風險？事實上，1951年春天，主持盟國對日和約準備工作的美國國務院顧問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第52任美國國務卿），曾多次和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表示，美國欲將台灣地位暫時凍結的意圖，表明美國不會把台灣交給中共，也不打算承認已控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對台灣擁有主權。而這用意是美國可以以第7艦隊協防台灣，避免中共與蘇聯譴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藉口。否則50年代國民黨風雨飄搖的歲月，為何可以殘存在台灣？美國的協防不是最大因素嗎？何來推入更大的風險？ 再就中共近年對台積極放言武力侵略併吞台灣的當下，「台灣地位未定論」置於目前的國際情勢，更是台灣免於被中國共產黨併吞的國際法基礎。否則，國共兩黨彼此呼應，確認「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豈不形同國民黨邀請中共併吞台灣？那麼還會有中華民國存在嗎？馬英九觀點成立，不也是否認中華民國，黨國過去70年在台灣的統治是非法的存在！？ （哲學博士、大學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