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期間，中共以「今日烏克蘭，明日臺灣」為主軸進行機械類比，根據「臺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整理，其手法至少有三大態樣： 一、合理化侵略行為：宣稱烏克蘭主權自古屬俄羅斯，如今烏國對俄國造成威脅，在烏國挑釁引戰下使普廷不得不發動攻擊。 二、混淆戰爭資訊：以「烏克蘭危機」取代「戰爭」一詞，配合俄國淡化侵略色彩而稱之為「特別軍事行動」，同時散佈大量戰事假訊息，並指控西方媒體不可信。 三、打擊烏克蘭軍民士氣：宣稱烏國總統、公務員和軍隊早已投降、潰逃或死亡，誇大烏軍損失和俄國戰績，也強調歐美為利益拋棄烏國，人民除了投降別無他法。 上述手法，若臺人不察而掉入論述陷阱，其影響至少可分為四大面向： 一、軍事：以「和平論」為主軸宣揚「小國不挑釁論」和「抵抗無用論」，嚴重影響我國國防政策推行和軍民動員意願，藉由塑造畏戰、拒戰的氛圍，混淆敵我意識。 二、外交：以「疑美論」和「棄台論」為基調，透過「邊陲利益」和「核心利益」的不當類比，分化我國與西方民主盟友之戰略夥伴關係。 三、政治：使用「融媒體」、「內容農場」和「大外宣」，在國際上打壓我國主權，削弱我國政府治理之正當性和合法性。如：「烏克蘭撤僑事件」中，中共利用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微信公眾號、央視新聞微博、台灣青年網紅抖音等管道，宣稱擁有台胞證者則有撤離資格，體現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的主張，形成「關西機場事件」之翻版。 四、社會：透過「小粉紅模式」和「在地協力者」之運用，對我國宣傳和平中立、民族情感，同時分化社會、仇視歐美、威嚇臺人「打兩巴掌才知道厲害」，其目的在於以武逼統、以戰逼降。 綜上所述，中共認知作戰態樣已不再是過去心戰喊話時期的粗糙，而是隨著國際局勢變化，進行更細緻且隱晦的訊息操弄。倘如臺灣國民能從中共一波波的認知戰中汲取教訓、從手段中推論目的、從無序中看出有意，方為民主國家的應對之道。 （作者就讀中央警察大學，宜蘭縣民）

八田與一沉思中

  彭明敏教授在1963年當選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以當時彭明敏的地位與身分﹐若願奉迎蔣政權﹐想必飛黃騰達﹐但他耿介的個性﹐寧願忠於知識份子的本分。他以一介國際法權威﹐有感於台灣在國際社會上若不改弦更張，有朝一日將無法立足。就在彭明敏當選十大傑出青年的隔年（1964年），他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共同起草〈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文長七千字（謝聰敏原本寫了三萬字），為了這七千字，他們師生三人卻必須坐牢受難！ 我為了方便大家快速了解宣言的內容，特將該文重點整理濃縮於此。 他們在宣言中指出蔣政權利用「反攻大陸」的神話蒙蔽人民﹑實施軍事戒嚴統治。他們呼籲台灣人民必須在「極右的國民黨」與「極左的共產黨」之間走出自己的道路。 宣言中 說: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不論歐洲、美洲、非洲、亞洲，不論承認中共與否，這個世界已經接受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存在。…團結一千二百萬人（按：當時人口）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聯合國，…」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主張，可以再簡單化約成以下15字： 制定新憲法， 建立新國家， 加入聯合國。 如果要再精簡，那就是6個字: 制憲 建國 入聯 這不就我們今天仍要努力的目標嗎？ 制憲是台灣民主化的工程。 建國是台灣在地化的工程。 入聯是台灣國際化的工程。 台灣人繼續團結努力！

  彭明敏1992年11月返台歷史現場，機場內外鄉親熱情相迎接與首場記者會。影片摘錄自2019年已故張醫師資料庫。北加州台灣會館。   「我對台灣前途、台灣民主的信心，充滿在我的心內。這是我第一步踏入台灣的最大、最大的快樂與安慰」！流亡海外被列頭號黑名單的彭明敏教授1992年11月返台首場記者會。他呼籲說，台灣2千萬人民必須要建立並且堅持咱的主體性、台灣是為了台灣住民與子子孫孫而存在。而非為了其它國家、其它政府而存在，這個原則必須要堅持。 彭明敏日前離世，生前最後的著作《絕筆集》，以《台灣人民自救宣言》開頭的首句：「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作為他絕筆的最後一句。回顧彭明敏一生為台灣國家主體性脫離中國霸權的努力與實踐，堪稱台灣知識份子楷模、最佳典範。   1992年11月結束海外流亡返台記者會。彭明敏有感地說：「台灣四百年悲哀的歷史。」何時有為台灣住民存在?從未！清朝時被視為最落伍、最野蠻、最危險的地方，清朝禁止中國人移民(台灣)所謂「鳥不語花不開」不入流所在。如同癌，所以歡喜割讓給日本。這是當時情形。 日本統治台灣50年，咱是殖民地、二等國民、受日本剝削而存在，而非為台灣存在而存在，這是日治台灣50年歷史。戰後台灣是國民黨政府「反攻大陸」的基地。台灣淪為(反攻大陸)的手段與工具，從未考量台灣百年未來，所以所有措施都是暫時、過渡….. 回應媒體詢問，他說，離開台灣流亡海外22年10個月的生活，也有感到走頭無路。但對台灣人民的良知、對台灣人民的將來與信心，從未動搖。這也是讓他在精神上維持還能生存的原因所在；其次則是海內外關心民主的同鄉、同志與朋友對其有形無形的強力支持，與很多人過去幾十年共同做伙關心台灣的代誌與未來。他有感喟嘆地說：「人生不知有幾個30年，但我的經驗讓我感覺台灣還有希望、台灣還有前途與發展，這是我深感有信心的所在。」 「回台要超然，我完全同意」！彭明敏說：很多人指其回台後要超然，他完全同意，惟其說明解釋他的「超然」：是不搞山頭、不搞派系的意思。不是在是非中間中立、沒有立場。不是在貪汙和清廉中間沒立場。不是在攬(濫)特權，民主自由中間沒有立場要中立這個意思。他的「超然」強調台灣的主體性、自主性，不是在出賣台灣、併吞台灣的中間要採中立，不是這個意思。他並說：「很可悲的，很危險的，我們在海外觀察的時候，確時有可能有人出賣台灣的利益」…. 彭明敏1992年11月返台，張信行醫師等台僑社團領袖80人號召「壯行彭明敏返台」。歷史現場/彭明敏返鄉日，機場內外鄉親熱情相迎接，黃信介也入鏡。返台首場記者會前燦哥(陳英燦)領唱「黃昏的故鄉」、「勇敢的台灣人」帶動海內外與會人士與台灣民主開展的年代。 影片摘錄自2019年已故張醫師資料庫。北加州台灣會館文化組2019

陳信瑜公然違反刑法 132 條公務員洩密罪，竊取未公開之勞檢公文書資料給賴香伶選舉造勢，賴香伶過去擔任勞動局長，是否藉此拿到勞檢資料，戕害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勞動檢查制度，政黨違反濫用資料，造成民眾對勞檢的不信任。 難道賴香伶高喊勞權，實則破壞勞權，這種完全無法治觀念，濫用行政權力的人，可以擔任桃園市長嗎？ 最近，民眾黨為了選舉聲量猛打鏡電視勞檢相關問題，結果根本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經台北市議員梁文傑調查，今天北市政風處調查報告白紙黑字指出，「勞動局實施系爭勞動檢查資料，有高度外洩疑慮。」，狠狠打臉了民眾黨！   賴香伶標榜勞權立委，嚴重侵犯勞權，現在為了想參選桃園市長，又侵犯了人民個資隱私權，他先是請台北市勞動局去做鏡電視勞動檢查，爾後一個非公務員的賴香伶居然可以神通廣大的得到勞檢處內部資料，並且做成記者會發表。今天北市政風處調查報告白紙黑字指出，「應可堪認賴香伶委員所示之文件與唐 O 強於勞檢現場所拍攝者，有極高可能實屬一致。」指證歷歷勞檢處的資料與賴香伶記者會資料內容一致。 我以擔任過地檢署工作的書記官工作經驗強調，尚未對外發布的行政處分的公文書，就是政府內部機密資料，就是這份勞檢所資料，竟然可以洩漏給不相干的外人桃園市長參選人賴香伶，身為勞動局長陳信瑜竟可內神通外鬼，無視法律規範。 我在此強烈懷疑，台北市勞動局長陳信瑜違反刑法 132 條洩漏公文書，若與賴香伶之間有對價關係，更觸犯刑法 131 條第 1 項公務員圖利罪。 鏡電視勞資問題應該由地檢署偵辦調查，交由法院做出判決，而不是為了政治，為了選舉，竊取公文開記者會造勢，賴香伶身為前任勞動局長，卻無視法律偷政府內部資料公開帶頭違法。還自詡為勞權代表人，可恥。 更瞎的是，柯文哲對此完全悶不吭聲，當沒這回事，民眾黨上樑不正下樑歪，把台北市政府當作選舉機器，就算竊取政府機密利用也在所不惜，民眾黨不僅是一個沒有價值只有利益的政黨，如今連法律也不遵守。 我在這邊以曾經在地檢署工作過一個司法工作者的身分，籲請檢調即刻調查，否則以後每個公務員都偷資料讓人做政治利用，民眾的個資將岌岌可危。 第 131 條 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132 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一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剛剛看了一篇奇文。作者去爬山時，遇到一對七十幾歲還牽手行走的老夫妻，於是便稱讚他們「你們真是鶼鰈情深，還能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作者的朋友便說她這年頭能隨口說出《詩經 》典故，是在洩漏年齡。接著作者就感嘆現在的年輕人中文能力低落，寫作時的用詞「太台」了，水準很差。 我接著看她的其它文章，喔，到現在還對韓國瑜念念不忘，原來是韓粉啊！ 我不禁感到好奇了，韓國瑜當著幾萬名支持者的面大聲說「放馬過來，林北蛋李」時，那位作者是立刻去翻《詩經 》，查閱韓國瑜這句經典名言出自風雅頌的哪一篇？還是痛批韓國瑜講話太台，被台灣人帶壞了？ 我也希望作者告訴大家，「他奶奶的」這句話的水準大約在哪裡？ 作者痛批民進黨去中國化導致年輕人語文程度越來越差，她不知道自己犯了一個基本的邏輯謬誤。與她同年齡，接受同一套教育的人，也不是人人都能脫口就是「鶼鰈情深」。假設作者與我一樣是六年級前段班的人，在那個同年次的人只有30%左右能讀大學的年代，到了現在每一百個人可能只有二十個人能正確寫出「鶼鰈情深」；沒事會用這句成語口頭恭維路邊遇到的恩愛夫妻的人，每一百個可能只有她一個。所以這筆「國民中文能力普遍低下」的帳，要不要算在國民黨頭上？ 雖然我聽得懂「鶼鰈情深」與「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但假如我和我夫人七十幾歲時手牽手在步道上走著，一個陌生人突然跟我們說「你們真是鶼鰈情深，還能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我只會想跟對方說： 「沒有人出門爬山還把中文檢定證書貼在臉上的。請說人話！」

是在神童個屁？ 幾個去跪舔過汪洋的紅媒，今天瘋狂炒作印度啥小神童的。T台早上就在預告，中午換中天、東森在炒，傍晚T台再繼續拿疫情操作。 用字遣詞完全都一樣。難道他們都有加入汪洋的群組？一起討論怎麼唱衰、鬼扯？要說這沒中央廚房我不信。  

上海失敗的原因是「時空錯亂」，以為自己是2020年的武漢。 近來國內確診數字不斷增加，指揮中心也改採不同策略對抗疫情，不過每天看著動輒幾百例的數字不免讓人有些擔心。但就在台灣轉換策略的時機點，隔壁正好提供了一個對照組給我們參考，如果不轉變的後果是什麼？ 明明封城已經近兩週，上海在今天公布的確診數卻再創高峰來到2.6萬例，更別說有的區域已經封鎖了近1個月，原因恐怕就如我前幾天所說的，一是不可能停止城市基本運作所需人力，二是一天到晚抓人做檢測造成群聚，面對傳染力極高的Omicron，物理隔絕清零基本上已難以實現。 傳播力高則致死率低，反之亦然，因為需要宿主活動才能擴散。上海當前的防疫模式基本上與2年前的武漢無異，可是當年在武漢不時傳出火化爆滿的新聞，至今上海卻還沒傳出一個死亡案例，這中間的差異已經足以說明為何上海會失敗，因為他們還以為自己在對抗2020年高致死率、傳播力較低的武漢原始病毒。 現在台灣的防疫模式，不只是以當下疫情來設想，而是為1年甚至5年後的未來做規劃，隨著世界逐步走向共存，台灣不可能永遠封鎖下去，況且即使要走另外一條路清零，上海已經告訴我們不可能。至少在這點上，倒是該感謝中共讓我們得以少走彎路。 所以戴好口罩、勤消毒，繼續努力過日常的生活，對疫情不必恐慌。大家也要感謝自己過去2年對防疫的配合，讓台灣爭取到寶貴的時間過渡到新防疫模式，而不至於社會大亂，起跑點已經領先大部分國家，我們更要繼續保持領先下去。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想與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的總統一起前往基輔。但是被烏克蘭拒絕，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不想在基輔接見德國總統，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德國總統和俄羅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一直認為俄羅斯是重要夥伴，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後，這位先生警告北約不要軍事介入。現在他這樣的舉動好像有點認錯，被迫承認對俄羅斯和普丁有錯誤的看法。 施泰因邁爾其實也有自知之明，所以他不是自己去，而是約波羅的海三國的總統一同前往，比較不會尷尬。這三個國家對德國的俄羅斯政策也相當不滿，這樣看起來比較和諧，但還是遭到拒絕。基輔方面目前非常歡迎德國總理蕭茲，對他的感覺可能比較好，也希望他能夠適時實際改變德國的政策，不是口頭講一講。 芬蘭的女總理對俄羅斯威脅不要加入北約，否則會有軍事行動。芬蘭總理直接回嗆：我們土地下還埋著你們二十萬俄羅斯的大軍，敢過來就讓你們和祖先一起團圓。 芬蘭總理馬林週三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發表談話。（路透）   像國際上這些領袖的言行對台灣來講都是難以想像，台灣的許多媒體很弱智，竟然長期把心理醫生當作公共衛生專家，什麼事情都用誇張的標題來操弄，試聽大眾也一直受到這樣的凌虐和污染。 尤其針對「言論自由」的報導，許多都非常明顯地展現刊登新聞或評論的媒體本身對自己最重要的「言論自由」毫無概念，然後而也不會覺得羞恥，立場決定自己的專業，在這一行非常明顯。 對烏克蘭總統的不想和諧、假裝團結；還有芬蘭總理對侵略威脅的直接反擊，如果發生在台灣身上，想想我們的媒體會下什麼樣的標題？有多少會做出正常的評論？ PS  ·  有關芬蘭總理的言論，下午在英文和德文的媒體找了一下，沒有這樣激烈的用語，芬蘭總理只是表示會加強戰備和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但有關德國總統的部分是正確的！ 僅此向我的臉友表達歉意！

By Gerrit and Mei-chin van der Wees   The passing of professor Peng Ming-min (彭明敏) on Thursday brings back many memories. Peng was one of the early pioneers in Taiwan’s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movement, who inspired many people like myself and my wife to work for Taiwan’s future as a full and equal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ur own story as activists in support of Taiwan began in 1973, when I read Peng’s A Taste of Freedom, in which he recounted his life story, interwoven with Taiwan’s history. It was a gripping read that awoke my sense of anger at the injustice that Taiwanese were experiencing at the time. It started a lifetime of activism in support of Taiwan’s democracy and fight for human rights. A first opportunity came in December 1975, when we were able to organize a lecture for Peng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Seattle, where we were doing our graduate studies at the time. We were able to involve a number of the university’s prominent professors in the event, so it was a success. Of course, agent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tried to disrupt the event and tore down posters advertising the lecture. We had many spare posters, so we put up new ones where the old ones had been torn down. The experience gave us a taste of the repressiveness of the KMT regime and the lack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aiwan at the time. A second opportunity came a few years later. In the summer of 1979,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held its annual conference in Seattle. The organization was quickly becoming a core for overseas activists in support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and Peng was one of the keynote speakers. In discussions with Peng, and with Japan-based Lynn Miles, we agreed it would be good to establish an English-language newsletter to focus attention on developments in Taiwan, and the lack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the nation. From the summer 1979 through December 1980, we published the 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Taiwan, which presented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Kaohsiung Incident and its subsequent trials. This newsletter form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subsequent Taiwan Communique, which we published from December 1980 through March 2016. It constitutes 35 years of chronicling developments in Taiwan and the country’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Peng certainly stood at the foundation of our efforts in support of Taiwan. We kept in touch over the years. In the winter of 1982, he came to the Netherlands, after I had finished my studies in Seattle, to convince me to work for the newly established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 in Washington. However, I had just returned to my home country after some 10 years abroad, and had accepted a job with the Dutch government. It was not until many years later, in 2005, that I would start working full-time for FAPA. Peng would continue his advocacy work, become FAPA president for several years, and after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1992, return to Taiwan. As is well known, he would become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s (DPP) candidate in Taiwan’s firs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1996, running against his old friend Lee Teng-hui (李登輝). Peng came to visit us again in 2003, when I worked for the Dutch government and we lived close to a beautiful old windmill near The Hague. We met again in 2007, when I had returned to Washington. I was working for FAPA now. With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e organized an even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228 Incident. Peng was the keynote speaker. Another momentous event happened in 2012: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in which the DPP’s Tsai Ing-wen (蔡英文) challenged then-president Ma Ying-jeou (馬英九). Together with others, Peng organiz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Fair Elections in Taiwan, and invited a group of foreign observers headed by former Alaskan senator and governor Frank Murkowski to observe the elections. I was part of the group. Our conclusions were that the elections were free, but only partly fair.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which pitted Tsai Ing-wen against the KMT’s Eric Chu (朱立倫), we had a second election observation mission. This time Tsai won, and we concluded that the elections had been free and fair. To us, a lifetime mission had been fulfilled, and we decided to retire from FAPA and stop publishing our Taiwan Communique. We met Peng for the last time in 2017, when we visited his home in Tamsui. He was indeed getting old and grumpy, but was still following the issues and — at the advanced age of 94 — had an opinion on most everything. Thank you, Professor Peng, for what you meant to us in our lives. May you rest in peace.   Gerrit van der Wees is a former Dutch diplomat. From 1980 through 2016 he served as chief editor of Taiwan Communique. He teaches history of Taiwan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and current issues in East Asia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失控，從上海蔓延到周邊城市，封城防疫手段卻粗糙無比，引發民怨。（法新社）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中國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失控，從上海蔓延到周邊城市，封城防疫手段卻粗糙無比，引發民怨；對此，有中國網友一氣之下條列「上海十大冷笑話」，引發關注。 中國上海單日新增確診數居高不下，封城防疫民生問題無人管，上海官方卻想找明星、表演者辦晚會創造歌舞昇平假象，相較防疫工作行政癱瘓，公安抓「造謠」效率奇高，這讓中國網友相當不平，用中國官方公告的空泛詞彙和上海現況寫出「上海十大冷笑話」，狠諷現狀： 1.防範區不是放飛區，全放飛了 2.我們不封城，只封浦東和浦西（以貫穿上海的黃浦江為界，廣義上西邊稱浦西，東邊稱浦東） 3.不建方艙醫院，不只建一個 4.拐點到了，向上拐的 5.打斷了，直接上天了 6.我們物資充足，不代表市民物資充足 7.物價平穩，一直處於高價確實很穩 8.精準防控，防控評論區最精準 9.抗疫第二，闢謠第一 10.一天（新增確診）兩萬多，但我們是低風險 11.市民吃不上飯，給你們辦場晚會補充精神食糧 犀利評論引發中國網友關注，有人笑稱「你（帳）號沒了」，再諷中國官方粗暴控評手段，其他中國網友則幽默附和，「你和領導必須進去（監獄）一個」、「我們可能不算公民，會被定義為恐怖分子」、「拘留所不比家裡舒服？還管飯」。 有留言則稱「大家不要信，都是境外勢力帶節奏（帶風向）」，遭其他中國網友反嗆「境外勢力倒是長了眼睛，咱們政府卻眼瞎了」、「上海政府就是境外勢力」、「如果這段時間待在上海，你會發現帶節奏（帶風向）的都沒上海市政幹的事離譜」。 中國今日通報單日新增2萬7920例本土確診案例，疫情遍及吉林、上海、山東、遼寧、廣東等24省；上海市新增確診病例佔其中2萬6330例。   中國網友用中國官方公告的空泛詞彙和上海現況寫出「上海十大冷笑話」，狠諷現狀。（翻攝微博）

白狼（張安樂）受訪時說，統促黨的力量已經在台灣宮廟系統扎根，將扮演中共侵台的在地協助力量。圖/取自民報資料庫   每個社會都有宗教，他代表慈悲，所以也是社會上最軟的一塊，因為太軟，所以就可以簡單遭到利用，利用宗教詐財有之；利用宗教廟宇做椿腳，選舉買票有之；利用宗教騙色有之；甚至廟堂成為黑幫角頭寄生，拉拔新人入幫的地方；至於販賣毒品，糾結群眾，更是層出不窮，可以說是行善和作惡共存一室。 中台開始開放來往，文化和宗教成為進入中國市場跳板，老共也看準這一點，開始大搞「祖庭統戰術」，本來，共產黨就是無神論，為了統戰目標，賣力翻修在文革時期遭到破壞的宮廟，拉攏台灣的香客奉獻修建，開始製造台灣的廟宇來自中國「分香」的神話，等同在政治上把台灣廟視為地方廟，中國廟才是中央正統廟，福建湄洲的媽祖廟，就是這種故事的結局，媽祖廟的祖庭在湄洲，久而久之，台灣的信眾也信以為真，每一年，很多媽祖信徒大搞到福建進香的旅行。 有媽祖廟為範例，關公、三太子、濟公、三山國王、王爺廟也來了，認祖歸宗變成統戰最佳通路，於是，本來就已經很黑的廟堂，慢慢加上紅色陰影。 民進黨上台後，企圖以宗教法立法，對宗教團體進行管理，卻被宗教團體以政府「滅香」為理由，大肆反抗，「宗教法」只能持續躺在立法院。 宗教法冰凍，拿到好處的就是宮廟的主事董事會，只要沒有法律監督，香火錢就永遠是黑箱，沒人知道媽祖到底拿到多少捐獻，前一陣子，為了台中立委補選，大甲鎮瀾宮的帳本飽受質疑，人民或媒體更進一步想知道，為何出現不改選的董事長，難道幹董事長不累嗎？ 4月9日，疫情下，三月瘋媽祖，在大甲起駕，神轎進入彰化，事前，鎮主辦單位三令五申，不可以搶轎、沒有施打三劑疫苗不要來現場。偏偏白狼來了，而且沒有事先申請，大喇喇穿上統促黨的制服，一副就是要表現統促黨在台灣宮廟世界，也有幾分實力的樣子。警方在場制止搶轎行為，統促黨黨徒根本不甩，於是警民衝突無法避免。 如同白狼受訪時親口所言，統促黨的力量已經在台灣宮廟系統扎根，將扮演中共侵台的在地協助力量，警方把這件事聯想起來，當然把偵辦重心放在紅色力量的滲透。 台灣的民間信仰分成兩大系統，媽祖崇拜和王爺崇拜，前者是渡海先民神話蛻變，真假還很難說；王爺信仰來自瘟疫恐懼，台灣數百年來一直是瘟疫之地，所以日本人稱為「鬼島」。 本來，台灣祖先平埔族只有祖靈信仰，並沒有王爺崇拜或媽祖崇拜，這些信仰都屬於清帝國統治下的產物，清政府對平埔族進行漢化同時，也植入漢人信仰，事實上，滿州政府高層屬於薩滿教信仰，與漢人的英雄崇拜無關。 民間學者認為，王爺可以和帝國封建爵位聯結，王爺地位僅次於皇帝，因為皇帝無法到台灣管理，所以委託王爺管理，台灣鄉鎮處處王爺廟，意思就是用廟宇來恐嚇人民，「舉頭三尺有王爺，不要鬧革命」，因為有王爺神眼隨時看管你，是否有效，看看清帝國治理的台灣，官員太不像樣，所以兩百多年來，大亂小亂頻繁，就知道了。 日治時代，台灣前輩醫師蔣渭水認為，台灣宗教信仰阻礙進步，一輩子努力要破除迷信，看起來並未成功，因為神棍借神通鬼故事，炒作廟宇話題，包裝著民俗習慣，讓信仰商業化，借以賺進大筆香油錢，在台灣迷信總是比正道信仰，更能吸引人。

  王必勝說，目前中央管轄的集中檢疫所已經依照指揮中心既定計畫，全數轉為加強型集中檢疫所。（王必勝提供）   〔記者吳亮儀／台北報導〕因應本土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要將輕重症病患分流；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王必勝說，目前中央管轄的集中檢疫所已經依照指揮中心既定計畫，全數轉為加強型集中檢疫所。 王必勝今天表示，目前中央集中檢疫所已經依照指揮中心既定計畫，全數轉為加強型集中檢疫所，專門收住低風險無症狀或輕症確診病人。自疫情升高後4月1日到4月12日，共收住3019名確診病人，佔期間總確診人數5319的57%；如果再加上地方的加強型防疫旅館收住人數，輕症分流達到3分之2。 王必勝說，在邁向解封的路途上，不影響正常醫療量能是重要的考量，所以適當的輕症分流及持續的民眾溝通是必須執行好的工作。 他指出，輕症病人的收住場所有賴於平時的準備，而不是事到臨頭才去興建臨時收容場地，這些早在疫情初期就都已規劃布署，也在一路以來持續擴大、維護。 隨著確診人數再增加，分流會再進入下一階段，集中檢疫所的角色也會從收住入境檢疫、居家隔離、輕症確診，再轉到收住較高風險確診病人，這些都會依照擬定計畫調整執行。   王必勝說，目前中央管轄的集中檢疫所已經依照指揮中心既定計畫，全數轉為加強型集中檢疫所。（王必勝提供） 王必勝說，目前中央管轄的集中檢疫所已經依照指揮中心既定計畫，全數轉為加強型集中檢疫所。（王必勝提供） 王必勝說，目前中央管轄的集中檢疫所已經依照指揮中心既定計畫，全數轉為加強型集中檢疫所。（王必勝提供）

有朋友說，怎麼最近都沒有看到我評論國民黨了？仔細回頭看看，上次寫到跟國民黨有關的評論還是4月1號，將近兩週前，而且主角是蔡正元，也不算國民黨當前的核心人物。 再回頭想想，這兩週國民黨有什麼值得注意的行為嗎？無論如何都想不出來，但看到這份民調以後終於知道解答了，不是不罵國民黨，而是存在感低到不知該對他們說什麼才好啊！ 不只是這份民調，近來的民調都顯示出同樣的結果，國民黨支持度節節降低，但也並非全然轉而支持民進黨。 過去二十年來，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競爭一直是政壇的主基調，甚至再往前推到過去幾十年，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代，台灣政治幾乎就等於國民黨，對照近來國民黨近乎「消聲」的狀況，這個泡沫化速度著實令人訝異。 雖然早有不少深具遠見的人預測國民黨崩解是必然，可是恐怕沒有人預期速度這麼快。台灣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民主化後的政黨政治不同其他國家的左右角力，而是台灣主體意識與大中國意識間攸關存亡的競爭，但這個局面正在改變，而且已近完成。 未來能獲得人民支持的政黨，強調以台灣為主體只是基本條件，再來才是政策的辯論，至於那些一開始就不認同台灣主體性的政黨，則連進入人民目光的資格也沒有了。 讓這一切過程加速的功臣，一是習近平，二是烏克蘭人，前者讓台灣人認清親近中國等於滅亡，後者讓台灣人明白世界上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我們自己。兩者用不同方式加速了台灣人自我認同建構的進程，速度之快，讓國民黨不再有幾十年慢慢轉身的餘裕，而是在路線錯亂的過程中還沒找著方向就裂解了。 當然，國民黨的泡沫化不代表民進黨必然得利，取而代之的會是更多同樣堅守台灣主體性的勢力加入競爭，但這不正是台灣人長年期待的、一個正常國家的民主政治嗎？我樂觀其成，也期待這樣的未來早日到來。 看著昔日的老對手如今淪落至此，多少有些感慨，但這條路是國民黨自己選擇走上的，怪不得別人，早在2005年連戰訪問中國時就註定了結局，畢竟台灣的未來還有更多工作待完成，人們沒有餘力、也不會想管活在過去的政黨未來何去何從，往後提到國民黨的次數，恐怕也只會越來越少了吧！  

幾天前立委高金素梅才在立法院會質詢蘇院長，指出制裁俄羅斯恐怕未開始而會先傷害到台灣的企業，蘇院長義正詞嚴指出，反對武力侵略應該是世界的共識，台灣不能自絕於外。 言猶在爾，如今宏碁就提出基於考量國際情勢，宣布暫停俄羅斯業務。言下之意就是暫時不賺俄羅斯的錢了，跟上世界各國對俄羅斯制裁的腳步。 宏碁（8日）透過新聞稿表示，基於近期情勢發展，決定暫停俄羅斯業務。（路透社）   近日Line群組有人傳來俄羅斯士兵虐待烏克蘭女性的影片，更有媒體報導俄羅斯士兵性虐待烏克蘭的小嬰兒。這些駭人聽聞的消息，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為何俄羅斯的士兵對烏克蘭的人民會殺紅了眼，應該是戰爭久戰不下，上面的長官又加壓力下任務給基層的軍人，長期處在危險恐怖與緊張的氣氛下，讓俄羅斯士兵失去了人性，表現出讓人難以置信的獸行。 戰爭讓兩國人民暴力相向，處於彼此傷害仇殺的慘境，這一切萬惡的淵藪都來自普廷的領導階層。然而世界各國投鼠忌器，不敢貿然以武力反制俄羅斯，擔心引發更大的戰火，甚至造成俄羅斯失去理性發動核武攻擊。 所以只能用經濟制裁，讓俄羅斯人民失去正常生活上的要求，可以對政府的決策產生壓力，逼迫普廷走向和平談判的路途，停止戰爭，讓烏克蘭人民不再傷亡連連，不再流離失所。也讓俄羅斯軍人得以返國，舉國人民重新過上正常的生活。 所以制裁是不得已的手段，如果企業在面臨貿易國任意以武力侵略他國，還不願意跟上大家制裁的步調，只為了繼續賺這個窮兵黷武國家沾著人民鮮血的錢，不僅企業形象大損，未來將難以再繼續生存在國際社會。 所以制裁俄羅斯是政府做出的正確決定，卻不必要依靠政府強制推行，只要是重視人道精神的公司，希望企業永續的經營，必然都會配合全世界制裁的腳步。 （教育人員）

「黨內人士指出，柯文哲在公開道歉後，仍對黨內高層及在中央委員會中展現不滿情緒，認為特定媒體報導根本是「線上監聽」，而非有人轉述或爆料，外界並藉此打擊民眾黨及他。」 「柯文哲還說，他平常罵人、各種難聽的話都有，刻意操作就會放大許多，但若要他裝出聖人的樣子，溫良恭儉讓，「最後就變成神像，不是真人」」 「柯文哲甚至又暗酸賴香伶，黨的高級幹部要黨主席公開道歉，相信在其他政黨都沒有過，一席話令與會的賴香伶臉色鐵青」 「昨日中央委員會，原排定要讓林恕暉說明調查過程，但會中光是柯文哲發言，就佔掉許多會議時間，林恕暉只能在會議室外枯等一個半小時，直到會議結束也沒進到會議室」 簡單來說，我們柯市長的邏輯是： 1. 我平常罵人就很難聽，但這是為了避免你們把我當神在拜，傳到外面去或是被人指教都是有人在操作，有人監聽我，我沒有錯。 2. 黨的幹部不能為了自己的下署爭取權益，更不能要柯文哲道歉。 3. 被罵狗的沒辦法進會議室，只能在站在門口  

（王景弘提供） 蔣介石想拉他當傀儡，替他的「法統」與反攻大陸背書，但那不是他的國家定位，他選擇號召台灣人民自救，結果被蔣介石打入黑牢。 周恩來對他「台獨」主張的憂懼，遠甚於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與季辛吉破冰會談，不是嗆蔣介石，而是一再提及彭明敏，要求美國政府限制他的政治活動，不支持「台灣獨立運動」。 蔣介石、周恩來、尼克森壓不垮彭明敏。他揭穿外來虛構法統，明確台灣國家定位的遠見，如今已成台灣人民的最大共識。彭教授與前總統李登輝相隔不到兩年先後辭世，台灣痛失兩位令人崇敬的建國巨人。 彭教授受益於廣博的日制人文教育，喜好法文，留學法國，感染浪漫與急切開創的革命情懷；李前總統胸懷武士道精神，隱忍待時，蓄勢而發；對終結台灣戰後威權統治，民主建國，一個先知，一個實踐，兩人都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 彭教授不止一次拒當獨裁者傀儡。一九七一年國際情勢驟變，台灣獨立運動重心移向美國，翌年，彭教授不理美國限制，出任台獨聯盟總部主席，梁肅戎奉命到美國，要遊說他回台；周恩來也招手，歡迎他到中國「看看」。他都堅決回絕。 彭教授的「國際公法」，和劉慶瑞的美國憲法論，是我當年受益最多的兩本書，但直到一九八六年，在東京成田機場候機，才有機會單獨與他長談請益。他是大正的一代，是我的父執輩，我運用美國檔案寫戰後美台關係史，多承他鼓勵並撰序點評。 因為查閱解密文件，在國務院檔案驚喜發現彭教授專卷，珍存人民自救宣言案始末的密電往返，多達兩百餘件！美國國家檔案局保存的檔案，列專卷待遇的台灣人物，只有彭明敏教授一人！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彭明敏（1923-2022）以百歲之齡辭世，他在一九六四年〈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主張的「一個台灣，一個中國」成為鐵一般的事實；《絕筆集》仍念念不忘提醒生活在台灣的人們命運共同體意識以及國家信念，讓人想到戰後流亡美國的詩人米洛舒（C.Milosz），他堅信祖國波蘭會重獲自由，一九九○年代初，終得回返。彭明敏也在一九九○年代從美國返台，並在一九九六年與李登輝競選總統，共同擴大了台灣意識論的絕對多數版圖。 以李登輝、彭明敏兩位同世代、經歷同時代，信念相同、際遇相反的人物為主角的歷史小說《夢二途》，在李登輝辭世後、二○二一年出版，收錄當時仍在世的彭明敏一篇〈李登輝與我〉懷念文章，兩人惺惺相惜。浪漫、玉碎型的彭明敏；務實、瓦全型的李登輝，是兩種不同的典範性存在。在戰後台灣歷史發放光芒。一位進入體制，伺機而動，留下民主化成果；一位反體制，成了令人尊敬的先行者。 彭明敏常提及同樣出身日本第三高校、京都大學畢業的薩孟武教授，也對胡適的提㩦充滿謝意，薩、胡兩人也是隨中國國民黨來台少有的知識份子風骨。比起大多附和蔣政權的殖民性、流亡中國心性充斥於統治陣營。彭明敏以台大政治系主任，憧憬國民國家，號召不分先來後到、生活在台灣的人民，從不可能的「反攻大陸」黨意國策覺醒，建構一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這不只是台灣人的自救，是流亡群落的自救。台大迄今仍未返還彭明敏的教授名譽，令人遺憾！ 如果蔣政權認清現實、接納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主張，「中華民國」或許已台灣化、進入第二共和，並且脫「中國」身份、加入聯合國為一般會員國，甚至正名為台灣。當年，雷震、殷海光⋯等人也有類似主張。無法認清現實的蔣政權黨國捨在台灣自我重建，與二二八事件大肆虐殺、拒絕民主化一樣，只能依賴戒嚴統治鞏固體制，不只害了台灣人，也害了流亡中國人。 一九二○世代的台灣人知識份子形象，彰顯在李登輝、彭明敏身上，映照台灣文化協會在百年前追尋之路。這種新文化運動不同於戰後蔣政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俯仰威權、政治指導性格。懷念彭明敏、紀念李登輝，台灣應重新連結百年前台灣文化協會的主張，重新開拓文化格局。 李登輝的夢、彭明敏的夢，都是文化之夢投射在政治志業的形影。與其陷於蔣介石、蔣經國的威權崇拜、迷思，生活在台灣不分先來後到的人們應該重新認識李登輝和彭明敏。台灣的政治人物更應該充實、強化知識與教養，而非耽溺於權力追逐、滿足於未盡真實正常的國家構造。 （作者是詩人）

  宛如蠻族入侵的烏俄戰爭，主角大多是男性領袖，同時，人們也聽到不少女性領袖的聲音。拉長時間來看，從二次大戰、冷戰到烏俄戰爭，雖說男性領袖仍唱主戲，但女性領袖的分量已逐漸加重。英國首位女性首相，被蘇聯記者描述為「鐵娘子」的柴契爾夫人（一九二五—二○一三），最為人所知。 早於普廷發動侵略，美國首位女性國務卿歐布萊特（一九三七）預言：這絕不會是二○一四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翻版；未來的情況倒可能令人聯想起一九八○年代蘇聯占領阿富汗的下場。目前，烏克蘭現場，隱約沿著歐布萊特預言進行中。歐布萊特之後，美國女性國務卿輩出，包括萊斯（一九五四）、希拉蕊（一九四七）。賀錦麗（一九六四），則是首位女性副總統。俄烏開戰一個月後，歐布萊特辭世。歐布萊特曾任柯林頓的國務卿，他們攜手推動「北約東擴」，形成她跟這場戰爭的直接關連。「北約東擴」，也是中俄所謂的「合理安全關切」。至於北京的風涼話：中方提供的是急需的人道主義物資，而美方提供致命性武器，是帶去了穩定和安全還是造成更多的平民傷亡？烏克蘭女性副總理韋列舒克（一九七九）隨即回嗆：我們不需要毯子和寢具，我們需要武器裝備來保衛家園！三言兩語，戳破北京的偽善。 四月初，布查平民遭俄軍屠殺的慘況曝光，澤倫斯基再次向西方喊話。他還將矛頭指向二○○八北約峰會，德法主導拒絕烏克蘭加入北約。而當時的德國總理梅克爾（一九五四）回應，仍堅持二○○八北約布加勒斯特峰會的決定，不過，她現在充分支持烏克蘭政府和國際社會所有支持烏克蘭，終結俄羅斯野蠻行徑和對烏克蘭戰爭的努力。最近，梅克爾對普廷的溫和政策，以及造成德國、歐洲對俄羅斯之能源倚賴，引起不少討論、批評。德國首位女性外交部長貝爾伯克（一九八○）主張，遠離石化燃料，倚賴來自俄羅斯的石化燃料，尤其有安全風險。她和同屬綠黨的副總理哈貝克推動軍援烏克蘭一百輛戰車計畫，據媒體爆料遭總理蕭茲拖延。 這次歐洲危機，西方領袖表現不一。俄侵烏前夕，蕭茲竟向澤倫斯基建議，放棄加入北約並宣布中立。澤倫斯基日前肯定，突訪基輔且一起步行街道的強森，是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最有原則的人之一，是對俄羅斯制裁和對烏克蘭國防支援的領導人。倒是，多位女性領袖，巾幗不讓鬚眉。曾任德國首位女性國防部長、現任歐盟首位女性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一九五八），幾天前親赴基輔，傳達歐盟歡迎烏克蘭加入。普廷出兵，芬蘭歷來最年輕的第三位女性總理馬林（一九八五）很快便表示：現在必須迅速就是否可能會申請加入北約表態。上月底，瑞典首位女性首相安德森（一九六七）亦宣示：不排除以任何方式加入北約的可能性。愛沙尼亞首位女性總理卡拉斯（一九七七）亦表態：我們正在盡一切努力支持、幫助烏克蘭打這場戰爭，普廷絕不能贏得這場戰爭。丹麥歷史上第二任女首相佛瑞德里克森（一九七七），甚至響應澤倫斯基號召，允許丹麥國民參戰助烏抗俄。 芬蘭總理馬林（圖右）與瑞典總理安德森（圖左）。（路透）   但放眼望去，女性領袖仍居少數。中俄兩個威權代表，權力始終是男性禁臠，彭帥、林鄭月娥分屬不同類型。而德法領袖仍寄望於外交斡旋之際，英國第二位女性外相特拉斯（一九七五），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個月前便看到一盤棋：中國可能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當作北京在印太地區發動侵略行動的機會。上週，她進一步對北約外長表示：「與俄羅斯接觸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可以想像，隨著民主深化、多元開放，應有更多國家的女性有機會出頭，各種專業領域自不在話下。兩種世界的衝突，典型表現在十字路口的緬甸，敏昂萊與翁山蘇姬（一九四五）之對立。 女性領袖之崛起，或有可能挑戰權力的父權化。席莫尼特（一九七四），立陶宛第二位女性總理，不畏北京恫嚇，決定與台灣互設代表處，同為自由奮戰。我國首位女性總統蔡英文，則令台灣被譽為印太民主領頭羊、民主防疫典範、可信賴的供應鏈。經驗顯示，男性掌權者常傾向剛性操作權力，女性掌權者較能剛柔並濟，雖然也不能一概而論，朴槿惠便是負面例子。當前的這場戰爭，已使世界面臨轉型挑戰，如果沒有邱吉爾、雷根型的「硬漢」，可能又需要「鐵娘子」挑重擔了。

柯文哲不清不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