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下午，《自由時報》與《新頭殼》指多名台大教授爆料，不管是管中閔的多份「英文履歷」自爆（一、二、三）或是從「廈門大學網站」公布的訊息發現，他從2005年起至今，「親自到支那」的廈門大學等多所大學「兼職」。當天傍晚，與「富邦」關係密切的《風傳媒》開始護航，指管只受邀演講，沒受聘沒拿錢沒指導碩博士生，更沒有在學期中上過任何課；《聯合報》更說，管沒在廈大的「兼職教授（= Adjunct Professor）」和「客座教授」名單中。  但古怪的是，廈門大學「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卻在事發時、關掉它的「中文」及「英文」教授名單網頁，著實啟人疑竇，好像「東窗事發後、趕快滅證」一樣。我們卻可以從舊的網頁紀錄，看到原始網頁的樣貌： 以下為「王亞南經濟研究院」的「英文」版網頁擷圖，「中文」版網頁就請讀者自行參閱： 《自由時報》更秀出由「王亞南經濟研究院」發出的「兼職教授（= Adjunct Professor）」聘書樣式：   我們再回頭來印證《自由時報》與《新頭殼》的爆料是否屬實？   不僅廈大的「聘用條件」及「兼職價碼」被發掘，我們還找到，管中閔於2017年在上海市學位委員會與上海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研究生院暑期學校」上課（見以下擷圖或按這裡的全網頁擷圖），完成該課程並通過考核，即授予「結業證書」與「學分證書」。   除此之外，管中閔跟廈大有超乎我們想像的緊密合作關係，授課時間「不只是短期與密集」，授課地點也「不限於廈門大學」。我們在此舉出兩例： 一、如「廈門大學王亞南經濟研究院經濟學、金融學碩士和博士（台灣）」（見以下擷圖或按這裡的全網頁擷圖）： 管中閔擔任博士班課程「金融計量與預測」與「兩岸金融市場研究」的研究生導師，「學制長達3年」，授課地點分別在「廈門、深圳和台北」；報名時間：一般在每年的11、12月。   二、如在2012年春天開課的「廈門大學房地產投資與金融總裁班」（見以下擷圖或按這裡的全網頁擷圖）： 被邀請的23名授課師資，在「台灣」的就只有管中閔，「學制1年」，每月集中在一個周末上課2天，上課地點分別在「廈門大學、台灣、美國華爾街」，特別安排學員到台灣考察，進行現場教學，授與廈門大學經濟學院、王亞南經濟研究院頒發的「房地產投資與金融總裁班」結業證書。   我們認為，管中閔與廈門大學或支那的關係，有需要「更全面性」的了解；而且，管本來就該對「違法任職獨董」、「論文抄襲」（調查報告）與「違法在支那兼職」等爭議行為，向大家說明交代清楚。 「大學自主」不是拿來當作管中閔「違法兼職」的「擋箭牌」，「中研院士身份」也不該是他「論文抄襲」的「免死金牌」或「護身符」。   對比台大電機系教授陳炳輝在2010年接獲廈大「客座講座教授Visiting Chair Professor」的聘書，卻被當時的教育部以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為由打回票，管中閔如今顯然在身兼台大行政高層及國民黨台大黨部「逸仙學會」黨官的持續護航下，選擇繼續「神隱」。因其本身問題重重，此風波恐怕還會持續擴大，最後進入司法調查才有釐清真相的可能。 VS 獨家》管中閔被檢舉違反涉密人員赴中 恐觸及刑責 管中閔日前遭民眾檢舉他是依法受到管制的涉密離職政務人員，卻在卸任國發會主委（2014年1月22日到2015年2月4日）後未經報備核准就到中國兼課，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有關涉密退職政務人員管制3年登陸等規定。    

  近日台灣民意基金會發表最新民調，其中關於總統蔡英文、閣揆賴清德的支持度消長，以及台灣人支持台獨與否的結果，引發討論。資料照片 魏國浩／智庫研究員 近日台灣民意基金會又發表了最新的民意調查結果，總的來看，在這份民調內，重點集中在兩個，分別為蔡英文總統與賴清德院長，民調支持度的差異，以及台灣人對於統獨的支持度變化。 而針對這兩個議題，以蔡英文總統與賴清德院長的民調變化來說，蔡總統的民意支持度依舊維持在三成左右，相對的，賴院長則有超過五成；另外，在支持台灣獨立的議題上，有大約四成左右的人表態支持台灣獨立，對照兩年前同樣的民調數據，下滑了一成。 以這樣的結果來說，台灣民意基金會給出的解釋是，蔡總統正陷入所謂的「二次執政」困境，很有可能會讓蔡總統的低檔民調變成一個慣性，相對來看，賴院長雖然自去年九月上任至今，民調曾受到《勞基法》修正的衝擊而下跌，然現在看來，賴院長已經從爭議中走出來，展現他的執政魄力。 不過這樣的解讀，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不得不說蔡總統當初讓賴院長北上組閣，還是一個相當正確的決定，怎麼說呢？蔡總統與賴院長，兩者的領導風格與經歷背景皆大不相同，而在政策的擬定，需要縝密的思考與計劃，但在政務的推行上，強勢的領導風格是必需的，這剛好反應出了蔡總統與賴院長，在特質上的互補。 因此，如果說民意調查的結果為真，則在現象的解讀上，不如說是蔡總統在決定賴院長組閣時，就早已預料到的。而一個執政團隊，總是需要海納百川，有各種不同特質的人才，但總歸來說，執政的結果，是整個團隊需要承擔，故而蔡賴之間的民調差異，也確實不必太過放大解讀。 再看另一個關於台灣人支持台灣獨立與否的問題，台灣民意基金會對於表態支持台灣獨立的支持度，在標榜台灣獨立的民進黨執政下，兩年內下滑了近一成的解讀，表示這是一個「巨大且離奇的轉變」。說「巨大」，是因為下滑的程度，代表著2、300萬人的支持移轉；說「離奇」，是因為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執政期間發生了這樣一個巨大的現象。 然而，關於這樣的結果，台灣民意基金會的解讀，其實是沒有考量到，在台灣，支持獨立與否，以及對外表態與否，長期來看，與政黨偏好，甚至是外在事件，都有密切的關係，兩年前適逢民進黨剛剛勝選，支持者的熱情尚處於高點，自然是很熱衷於表達自己支持獨立的立場，而現在近四成的表態率，其實只是回歸到正常狀態而已。 如果參考在本次民調中，認為台灣未來是獨立、統一、維持現狀，何者較好的調查，也可以發現，認為台灣未來獨立較好的支持度，也是接近四成，不難看出，現在只不過是熱情消退後的正常反應罷了。 至於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到底移轉到了那裡，恐怕也只是躲了起來，否則，對於維持現狀與兩岸統一的支持度，應該有顯著的變化，但依照台灣民意基金會給出的數據，兩個選項，在這兩年間都還是維持一樣的水平，由此可見，針對這個議題，其實也不必過度擔憂，畢竟，假設這樣的結果為真，習近平應該非常開心，只要讓民進黨長期執政，台灣人支持獨立的比例終有一天會歸零，這豈非一大樂事？ 事實上，數據是死的，解釋卻是活的，然而任何的調查，無非是希望徹底反應現實，並據此修正執政的方向，而執政團隊本就榮辱與共，比較誰的支持度高或低，其實意義也不大，另外，雖然中國大陸又推出了種種「惠台措施」，然而經過馬政府八年，台灣獨立早已是主流民意，否則，馬前總統「台獨總召」的稱號也不是叫假的，若有誰還認為兩岸統一在台灣還有市場，不是傻了就是別有用心。最後，無論民調的結果如何，還是讓我們捐棄成見，一起讓台灣這塊土地往正向前進吧！

李敖之死比余光中之死熱鬧，儘管「死後是非誰管得」，但李敖的評價在余光中之上，大約是定論。余光中最多屬「倡優畜之」的佞幸之流人物，蔣介石死了，他大寫諛詩，品格同張曉風〈黑紗〉相當；英國《經濟學人》用bumbler嘲弄馬英九，余光中可以曲譯為「大巧若拙」。這就是佞幸。 余光中死了，中國官媒「人民網」和「新華網」大加報導，說什麼「熱愛中華文化」啦、「熱愛中國」啦，也就是如此而已。李敖死了，大不同了。官方正式致哀：中國國務院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唁電推崇李敖：「民族情懷深厚，擁護國家統一，反對台獨分裂，弘揚中華文化，推動兩岸交流並身體力行…」；海協會會長張德銘的誄文強調李敖：「胸懷大義，擁護統一，為促進兩岸交流貢獻心力…」云云。兩封唁電形同是中南海隔海「褒揚」李敖。 有意思的對比。蔡英文與鄭麗君雙雙稱揚李敖；一個是總統，一個是文化部長，甚至要總統頒褒揚令。兩岸對照，難道是習近平「褒揚」、蔡英文派「令」？老實說李敖犬子李戡「婉謝」，何嘗不是「打臉」！李家的政治性十足，要中國之「褒」？還是要台灣之「令」？早做了決定。 李敖死後，媒體連篇累牘的或「美」或「刺」，不一而足。這裡只舉兩事，一與胡適有關，一與彭明敏有關，來瞧瞧李敖本色。 先看胡適論李敖。李敖是以胡學起家，一九五七年他在《自由中國》發表了六千字短文論新版《胡適文存》，胡適見了他說：「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了解胡適之」，李敖引以為傲；但李文被《自由中國》羈壓甚久。胡適同魯迅一樣，都屬「世故老人」。李敖把這種私下客氣話當真，寫在文章上，徒見他的自戀。一九六二年李敖在《文星》上發〈播種者胡適〉，胡適向秘書胡頌平說：「在我的年紀看起來，我總覺得不夠…他喜歡借題發揮。他對科學不夠了解，何必談它。你要記得，做文章切莫要借題發揮！」後來又批評李敖文章太輕薄：「寫文章態度要嚴正，切不可流於輕薄。」說李敖論述「借題發揮」與「輕薄」，切中要害。 再談媒體說李敖幫助彭明敏偷渡一事。彭明敏偷渡，李敖完全蒙在鼓裡，他是在不知情下幫彭轉信而已，連「暗助」都說不上。李敖與彭明敏交好於前，交惡於後。李曾殷殷勸彭「多做些理論建樹」，不要「涉身實際政治」（一九六六）。又說「反對者只有決心不從政，才能為反對勢力留一塊乾淨土；只有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入黨，才能保留自己的本色、獨立與清白」（一九九一年）。但是李敖後來既當官又入黨（中國智慧黨），還競選總統。 所謂「獨立、本色、清白」，所謂「乾淨土」，隨李敖蓋棺而論了定。魯迅評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倒可為李敖生之「考語」、死之「壽銘」。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花蓮縣長傅崐萁（右）面對善款退款紛爭的處理，先嗆歡迎退款，最後還說要將退款名冊公告於官網，真的是誰能比他狂。（圖／記者楊佩琪攝） 在花蓮，傅崐萁縣長「喊水會結凍」。他們夫妻叱吒花蓮政壇多年，結婚又離婚，把地方自治的制度玩到極致，卻始終保持高支持度。不過，遇到善款使用這一題，這次他踢到鐵板，面對社會高度檢視，花蓮王顯然經不起考驗。 平心而論，處理災後善款的使用和分配，確實是相當困難的工作。不只要有一個公開透明的機制，還要快速回應社會的意見和質疑。過去台灣有一些災後重建的經驗可以參考學習。不過，這次花蓮的處理，特別是傅崐萁的回應，根本就是反面教材，首長們都應該好好研究，然後千萬不要學。 善款代表社會各界的愛心，每個人都希望能妥善用於災民跟重建工作上，任何一點的失誤就會影響社會的信任感。而面對網紅快速又直白的挑戰，傅縣長做了以下三件事，徹底把大家惹毛。 第一，他跟社會的質疑正面對嗆。 面對質疑最好的方式就是解釋再解釋。社會大眾擔心自己的善款被濫用，縣府就應該要好好釋疑。畢竟把高達40％的善款用在補助少數產業上，怎樣都說不過去。結果傅崐萁把社會大眾的擔心，當成是政治攻防，不只表明可以退款，還意有所指地說：「花蓮人很勇敢，我們可以承受，我們可以自力救濟。」輿論是在質疑你，關花蓮人什麼事？ 第二，他沒有提供正確資訊。 傅崐萁一直強調，花蓮縣府處理善款的方式，是比照台南跟高雄過去的經驗。但是媒體一比較就發現，只有花蓮最特別，把20億裡面的8億用來補助產業，台南、高雄根本沒有這樣。再來，他又說要求退回善款，會影響超過10萬家庭的產業災民。花蓮總共也才12多萬戶人，要說有超過10萬戶的產業災民，真的比扯鈴還扯。在這種時刻，首長只要一句幹話就會失去社會的信任感，如果還要幹話連發，那就天仙難救。 第三，公布退款人真的太狂。 花蓮王先嗆歡迎退款，後來又說退款會影響太多人，最後還祭出殺手鐧，要將退款名冊公告於官網，真的是誰能比他狂。先不談《個資法》的疑慮，政府機關發起的愛心捐款，結果搞到大家要退錢，最後竟然說要把退款人都公布出來，我都替他感到不好意思。我在這裡呼籲花蓮縣政府，既然都要公布退款人了，不如就多設一欄，讓大家把想退款的原因也寫上去，通通公布出來，給社會公評。 因為這三件事情，現在外界對花蓮縣府處理善款的信心已經降到谷底。其實真正的問題不只是善款的用途，還有傅崐萁面對外界質疑的高姿態。花蓮王只是個戲稱，縣長更是公僕，千萬不要以為自己真的是王，這件事，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要引以為戒。 政壇盛傳傅崐萁要去桃園挑戰鄭文燦，但退款事件讓傅受傷慘重，他們想要一家人同時選兩個城市首長，人民大概很難埋單。而最慘的首推張善政，他本來是藍營所剩無幾的明星，沒想到來擔任花蓮地震善款監督委員會的召集人，一次就把行政院長任內的光環消耗殆盡，恐怕是各界始料未及的結果。

  台大校長遴選爭議眾所矚目，惟當選人管中閔至今未公開露面、回應，引起質疑。資料照片 陳鋕雄／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台大校友 眾所矚目的台大校長爭議，在應上任之日快2個月後不僅未見平息，反而愈演愈烈。隨著媒體報導及各界評論、對於獨董利益衝突爭議、研討會論文學術倫理案、大陸講學問題等等，大家都逐漸了解事件的全貌。但有件事實在令人大惑不解：一個全國龍頭大學的領導人，為何神隱失蹤，眾人完全不知他的去向，只能透過臉書知道he is fine？  如果是西方世界一流學術機構的領導人，遇到這種情況，一定是在第一時間挺身而出，提出自己的主張，澄清事實，說服眾人，定紛止爭。既然管中閔教授主張，變革是台大唯一的出路，要爭取與國際名校深度合作，成為多重功能的亞洲高教樞紐，何不利用目前的媒體高人氣，向全校師生、校友及全國繳錢給台大的納稅人喊話，用理念與願景激勵人心，促成團結？ 但如今我們看到的是：海外校友連署了，前任校長站出來了，學生上街了，校內老師的記者會也開了；無數的報紙投書，大家議論紛紛，亂成一團。作為一個我國國民，神隱是《憲法》權利，人有居住遷徙與不說話的自由。但作為一個即將領導台大的人，一個宣稱台大要變、要走向巔峰的人，如此聽任學校內部分裂，校務無法推動，而獨自消失無蹤，這是領導人應有的行徑嗎？ 當然，這件事已蒙上重重的政治疑雲。或許走出門來面對記者，很可能遭遇惡意抹黑，讓自己的聲譽更加受挫。然而，我們需要的並不是一位在太平盛世下穩坐高位的爺兒。中國高教崛起，國際競爭加劇，國家補助減少。在多事之秋的台灣高教，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可以帶領組織，在艱險環境下走出重圍，開創新局的領導人。如果領導人對於攸關自己的事務，都可以選擇神隱，聽任眾人叫囂爭鬥，社會成本及學校聲譽無止境耗損，那麼在台大未來遇到真正的大風大浪時，又會怎麼處理呢？ 尤其在這些浮上檯面的爭議中，我們真正應該關心的，或許不是現行法律上究竟效力如何，究竟大學是否自治，而是當事人當初在遴選期間，是否有意識的、故意未迴避揭露獨董身分，以及當事人心中對這件事的道德評價標準。眾人爭論紛紛，比不上當事人直接面對媒體侃侃而談。在教育部不圈選行為的背後，或許真有政治陰謀；或許依法論法，遴選程序確實合法。但神隱的行為，實在令人難以苟同。身為領導人，要承擔風險，為組織化解紛爭。東方式的神隱行為，或許在李鴻章與曾國藩的時代行得通，卻不是當代國際級高等學術機構對領導人的期待。Prestige is earned, not granted！

  「厭世動物園」做錯了什麼？以致這個在臉書坐擁十多萬粉絲的「最厭世圖文作家」，在中國欲出版的書竟面臨三番兩次的審查、刁難、修改，不但最後書名與封面都被換得面目全非（而且還是換完後才告知），甚至還被舉報為「台獨」要抵制。 中國官方刁難的表面原因是：「書稿中有個別篇章過於宣傳消極頹廢思想、享受主義思想，與我們積極向上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相吻合。」嗯，簡單地說，就是跟北京當局喜歡掛在嘴邊的「正能量」背道而馳…… 看到這裡，想必「厭世動物園」的粉絲，甚至是一整個「厭世代」都忍不住要飆髒話出來：就是要表現我們這個時代的荒謬和無奈呀！這就是我們的心聲和ＯＳ呀！甚至，這個世界與社會就是這個樣子呀！拿掉了或否定了這些，那還看這本書幹嘛？ 而更關乎原則的是：如果連此種寫實、諷刺，又總引起讀者共鳴的「負能量」都不許抒發；而都只能依照與迎合官方所謂的「正能量」，以積極向上、歌舞昇平，卻失去了對現實生活的思考、批判，甚至是描述的能力時，你還能想像這個世界會變得如何貧乏、黑白與虛假嗎？ 而厭世姬在臉書上一句「什麼大陸？中國啦」的回覆，獲得了上百個「讚」，也惹來中國式獵巫行動的另一波圍攻。這又是讓大多數台灣人總大惑不解之處了：這麼簡單、自然與正常的表述，為何就會被劃上「台獨等號」呢？難道，它們還期待著所有台灣人民都會為了幾斗米，而背離自己的認同與常識嗎？ 只能說，厭世姬不僅違背了「正能量」、缺席「主旋律」，甚至也大剌剌地沒把「習思想」給當一回事，一次把這「三位一體」的中共宣傳教義都違反了，卻也不能怪厭世姬「偏激」—真讓這套「中國標準」入侵台灣，你還能想像，我們最後能讀到的會是怎樣的東西嗎？ 說到底，這一場「厭世動物園」在中國的坎坷之旅，正肇因於中共黨國對言論、思想、文化與創作，近乎「邪教」般地瘋狂與暴力控制；而你還期待著「對台三十一項」？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碩士生）

  明明是一場是非黑白之辨，竟被一群政客操弄成統獨藍綠大戰。始作俑者，唯有管爺！ 受傷最重者，豈止台大，台灣高教亦隨同陪葬！ 管先生自謂是臨時起意報名參選台大校長，又如他所自承，能夠獲選，太出意外， 因此自始即輕率以對，不曾仔細閱讀應選的資格要求，連表格都不是自己填寫。而後，爆發一連串的爭議，包括財團獨董身分的隱匿、未經核准即先兼職領薪的事實、副董選獨董應利益迴避的違反、乃至抄襲與否的公案、及近日被揭發違法到中國兼職的種種，使得社會紛爭不休，醜態畢露。 吵嚷已過了兩個多月，台大行政高層藉詞因校長出缺而荒廢了校務，使台大排名日日直直落，卻用盡心機，上街頭抗議，掣肘臨時校務會議的召開，開研討會聲援，能做的都做了，就是不能把爭議說明白，講清楚，以杜悠悠眾口，停止台灣的騷亂。 抬轎的不肯罷手，坐轎的竟然神隱，如沒事人似的。不是抬出老母憂心做了不孝子，就是白內障眼疾，不便回應，（恰巧我也在這時做了摘除手術，幸賴北醫何主任精湛醫術，當天下午就已活動自如），再不就引了和尚、詩人、的名句，抒發心境，竟赫然是「仇恨」二字！ 是誰仇恨了誰? 恨台大嗎? 所以讓這些為了護管的教授說些，沒知沒識，硬 坳亂掰，竟然連煽動學生去潑漆，太太抱怨 的話都出得了口，夠損毀台大了吧！恨那些黃袍加身，硬要替你報名，又為你隱匿許多違反學術倫理，甚至違法的事的推薦人，害你糟了不白之冤？可是，在報名表上的簽名，不是他們偽造的吧? 以一個已夠格選校長的學者，又當過政府大官的人，不至於不理解簽名的法律責任吧？ 難道是仇恨我們這些素昧平生，毫無利益瓜葛，眼裡心裡只有台大，只求是非，只為台大謀的老台大人嗎？那真是冤枉大了。 我們只是看了台大校長遴選聲請表格，要求參選人詳列所有的學經歷。表格太小，不足填寫時，要自己以A4紙張接續，可見對此項要求多麼重視。最後，要求候選人親自簽名，並註明虛實要自負責任。管教授對正在進行中的新鮮兼職，竟能遺忘不予填寫？ 又依台大校長遴選辦法在遴選期間，候選人與遴選委員不得有私人接觸。而管教授與遴選委員蔡明興先生，即有兩次同席開董事會的公開紀錄，難道能巧辯為非私人接觸？會前、會後，他們都不曾有過任何言談、接觸，即使有接觸也不曾提及正熱烈進行，兩人共同參與的活動？私人接觸與否，本是訴諸個人倫理修養的自律準則，也是大學能夠自治的必要條件。豈能以；誰無認識的親友，法律沒有規定等輕佻，無知的辯辭來規避？ 這些爭議，都是遴選時所要求，最低度的品德、誠實的下限。是否有誤，都是旁邊的關係人出來說三道四，做不了準。唯有管爺最心知肚明， 只要管爺站出來給社會大眾一個常識上能信服的說法，立即就能平亂止紛，還給台灣一點安靜。 然而，管爺不此之圖，卻選擇置身事外，任憑抬轎者顛倒黑白，政客媒體製造對立，最後還誣指是別人對他的仇恨。這樣的危機處理態度，恐怕連舊時代的娘們都不如。不禁讓我們懷疑，這樣的人，能夠擔當號稱台灣學術重鎮，思想前線的台大校長?。也讓我們不禁揣測，原來，管教授的仇恨對象，是:台灣！ 1990年代，我們老一輩的台大人，拚了命，經過八年抗戰才奮鬥得來的大學自治成果，在第一任民選校長任內，就是利用民主的程序，而被啃噬殆盡。其實，連民主程序都談不上，而是，近乎流氓痞子般的手法，包括，議程安排，主席操控，擅自吃案，竄改結論、反覆投票、安排人馬叫囂辱罵，使提案人心生畏懼，動輒提議散會等等，加上近日才上演的利用權勢施壓撤案，自做主席，自行提案，縱橫全場，趕人退席....相同手法，原班人馬，竟然，二十幾年後，校園的民主還在原地踏步，甚至私下或公然引進政治力干預，自動繳械。唯以最粗糙的會議形式，支撐著最淺薄愚昧的校園自治。 康德的自由定義如此簡單，自由即自律。大學自由之所以須由憲法來保障，是鑑於大學的成員能在自由意志的理性基礎下追求真理，也確信大學成員具備自律的能力。即使如此，大學自治仍是只有在法律範圍內，享有下線的法規權、審核權、及處分權。也因憲法尊重大學的自律能力，乃期待大學能超越法律的最低道德標準，自我要求，建立典範。 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及其他抬轎者，自辯法律沒有規定利益迴避條款，未經出版的著作，不涉抄襲，這等自甘墮落，自毀立場的說詞，如凡事推諉給法律的外部規範，縱容自我內部的貪贓枉法，那還有甚麼資格要求享法外的大學自治？ 如果連這最基本的自治邏輯都去故意混淆視聽，足以讓稍有知識的人不齒，讓所有台大人集體蒙羞，更是直接宣告大學自治的失敗。 基於大學自治的理念，我同意回歸校務會議解決內部爭端，也許校務會議最後能為台大奪回尊嚴，重建大學自治體制。但基於過去慘痛的經驗，及結構上的困境，我知道那是一場苦戰。 但，最重要的是，還是要提醒校務會議代表：大學， 只在法律範圍內有自治權。 管教授未經核准先行出任財團獨董、未主動揭露相關資料，尤其涉嫌違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3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4條，禁止到中國任教或任職的限制規定，到中國兼課 一案，是否屬實，應否制裁，都已超出校務會議能夠處理的自治事項，必須交由司法調查。甚至也不是台大行政當局所能處理的。既容不得教育部一再推責，選擇性地只行使對其有利的監督權。校務會議更不能以數人頭的民粹方式，來表決適法性問題。就如同，已經專業認定是抄襲的客觀事實，不能用表決方式通過為「沒有抄襲」一般。 台大的校務會議能將管案列為議案，已經是經歷過了艱苦奮戰的結果。可預見的是，在會議上有學術良知的教授還將遭遇何等的折辱與凌遲。但校務會議仍要堅持就事論事，依法論法，有所為，有所不為。校務會議的決定，或者宣告大學自治徹底失敗，或者為大學自治的信念重新啟航。為台大，為台灣，台大人都有責任給社會一個交代。 我們期待著！ （作者為台大法律學院名譽教授，台大鏡社創任社長）

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先生於三一九被中國逮捕滿一週年，李明哲的家人不僅至今無法與之聯繫，甚至連寄冬衣給他都遭拒收。而另一方面，中國剛通過修憲，刪除其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三二○習近平也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公開表示：「我們偉大祖國的每一寸領土都絕對不能，也絕對不可能從中國分割出去。」以上局勢顯示，中國不僅對其內部政治愈發緊縮，它也想將專制威權的手伸進台灣，甚至透過逮捕台灣人權工作者的方式，來威嚇台灣民主人士，不要輕舉妄動，否則下場便跟李明哲一樣，先是被失蹤，然後被判刑。 而綜觀國內外局勢，筆者認為目前正是民進黨政府盡快推動台灣獨立、國家正常化的大好時機。先是美國川普總統簽署了《台灣旅行法》，使台美高層官員互訪無礙；再來中國於境內實施高壓統治，其國內反抗中共統治的聲音必定愈發高漲；最後是台灣島內《喜樂島聯盟》的成立，獨派大團結要推動二○一九年獨立公投，最新民調顯示，「台灣明年應該舉行獨立公投，然後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獲得四十九．五％的民眾贊同（不贊成者三十七％）。(https://www.tpof.org/精選文章/2018年3月「內閣改組、兩岸關係與總統聲望」/)以上這些國內外條件，都在在顯示了目前是推動台灣獨立的時機。 就如同黑格爾說的：「在世界史之中，唯有那些已經形成國家的民族才值得我們關心。」台灣唯有盡快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正常國家，才有能力去保護自己的國民不受中共流氓政權的欺侮，也才有能力向外輸出自己的民主價值，將自由民主的台灣化為各地受中共欺壓人權鬥士的大本營，同時也做為其他受中共欺壓民族的後盾。而我也相信，唯有透過關心其他民族，支持他們的民主發展，保障他們的言論自由，台灣才有可能成為一個美麗而偉大的國家。 （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台文系大一學生）

往前閱讀：《李中志專欄》這才是記者！搏命紀錄台灣黑暗期                 〈四〉 回美後包威爾沒有改變他對中國與美中關係的看法。1954 年 9 月，參議院內政安全委員會首度傳喚包威爾聽證，調查一小撮圍繞在中國評論周圍搞陰謀的人，指控他們替紅色中國宣傳。這一小撮人除了包威爾，還包括費正清與數名駐派中國的知名外交官。包威爾對聽證會採取完全不合作的態度，除了確認身分與承認他對所有中國評論上的言論負責外，他援引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與第五修正案─不自證犯罪，拒絕回答所有的問題，包括他有沒有加入共產黨。他在記者會上回答記者他從來不是將來也不會是共產黨員，但國家無權問他。 包威爾的態度惹怒了委員會，聽證會主席印第安納州參議員稱他為美國叛徒，並宣布將聽證資料移送法務部，要求檢察總長以叛國罪起訴。包威爾的妻子 Sylvia Powell 亦參與雜誌社的寫稿，她與另一編輯舒曼 (Julian Schuman) 也被委員會傳訊，兩人與包威爾採一致的態度。1956 年 4 月 25 日，舊金山大陪審團以煽動叛亂 (sedition) 罪名起訴包威爾夫妻與舒曼。此罪在台灣的戒嚴法下是家常便飯，但在美國對記者以此起訴可是天大的事。 起訴的重點在於中國評論不實指控美國在韓戰中使用生化武器，讓敵人利用宣傳，明顯傷害美國的利益，破壞軍民的團結等。 檢方試著說服包威爾認罪，交換條件是輕判與赦免妻子與舒曼。包威爾拒絕，正面挑戰 20 年徒刑的威脅。訴訟策略上，包威爾要證明其無辜有幾個選擇，他可以證明在中國的他，無法得到充分的資訊來判斷他的報導會立即且明顯傷害美國利益；或者證明他在中國評論裡的陳訴是正確的。他選擇後者，因為他必須忠於他的確信。 這是個有原則的選擇，但要證明軍方最高機密，談何容易？弔詭的是，這個策略是兩面刃，立刻讓檢方自己也陷入窘境。一方面檢方必須回應包威爾的要求，面對中國提供的證據，等於幫中國宣傳美軍確實有使用生化武器；一方面檢方必須拿到軍方與國防部的資料，以證明美國處理生化武器的實際進展與作業。前者礙於兩國關係，毫無互信可言，中國提供的證據除了政治宣傳，又有幾分可信？而後者毫無疑問是國家最高機密，檢方立刻碰釘子。 難題最後意外解決， 1959 年 1 月進入審判後不久，法官以審判過程出現瑕疵，以至包威爾無法獲得公平審判為由，宣布終止審判。法官表示，他沒注意到一個陪審員尚未進入隔離室，聽到他認為定罪包威爾證據充分的看法，此疏失足以影響陪審員獨立判斷的心證，故必須終止審判。檢方立刻另起爐灶，只是這次無法說服大陪審團起訴。但檢方還是不放棄，要拖到麥卡錫時代結束，甘迺迪上台，1961 年檢察總長羅伯甘迺迪下令撤銷所有控訴，全案才告終結。 〈五〉 包威爾雖然全身而退，但以叛國罪名纏訟多年，不管是外界的眼光或訴訟費用，對個人與家庭都是極大的壓力。他們必須把小孩送離不友善的環境，他與妻子也都失去工作，只好在舊金山以買賣舊屋，修理後出售賺取差價維持生計，後來也開了間舊貨店。這樣的遭遇並沒有讓包威爾後悔，多年後受訪表示，如果再來一次，面對同樣的情況同樣的證據，他還是會寫出同樣的報導，維持他的看法，但他承認在法律上他的書寫可以更加小心，畢竟他沒有進入韓戰現場，直接調查證據。 審判包威爾的核心問題仍然存在，美軍到底有沒有在韓戰中使用生化物器？至今仍然無解，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証偽。包威爾想從解密的檔案中尋找蛛絲馬跡，80 年代初再度發文，證實美國政府為了取得日本 731 部隊人體實驗的結果，麥帥免除部隊指揮官石井四郎的刑責。此發現引發國際注意，也導至國會舉辦聽證會。然而，這還是無法證明美軍在韓戰使用生化武器，真相至今仍然是羅生門，但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美軍確實企圖要隱藏一些事情。 圖片來源：Pixabay 作者：jessebridgewater 包威爾的記者生涯隨著他的回國畫下了休止符，定居舊金山，2008 年底過世。89 歲的長壽，人生後面一大半有超過半世紀的時間，被迫離開他青年時充滿熱血一頭栽進去的新聞工作。他主持中國評論的六年，剛好跨越國共的政權轉移，見到了國民政府最腐敗的最後三年，與共產中國烏托邦式的頭三年。他的中國經驗停留在 1953 年，未經大躍進，未經文革，未經天安門，未經帝國主義退出中國後，強大的中國對新聞、人權、多元等一切自由主義價值的反動。 毫無疑問，包威爾對中國是友善的，他對中國政策的建言是正確的，但華盛頓的政客不照著他的意見走，國民政府資助的中國遊說團仍主導著美中政策，誤導美國繼續以犧牲台灣人民來支持蔣介石政權，繼續邊緣化中國直到美國驚覺已失去主動權，第二次出賣台灣人民。七十一年前，孱弱的老包威爾用最後一口氣對密蘇里大學校友演講，正是警告華盛頓的政客不要不戰而降，自限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七十一年後，老包威爾的警告依然是真知灼見。 〈六〉 在包威爾不算長的十年記者生涯中，有過對台灣人十分重要卻被忽略的一段，那就是接掌中國評論不久的年輕包威爾，對台灣做出一系列驚動世界的二二八事件報導。前述 1947 年 3 月 8 日發刊的中國評論，就在蔣介石對老包威爾的悼念電報之後，評論做出了台灣二二八事件的第一篇報導。這篇報導的標題是「在台灣的暴亂」，以下面一段話做為開始： 一位造訪斯巴達的訪客，對斯巴達能以極少數的斯巴達人維持統治人口佔絕大多數的黑勞士（helots）奴隸感到不可思議，就請斯巴達主人說明是怎麼辦到的。 主人拔出獵刀走到麥田說，「很簡單，就這樣。」說畢砍下些麥頭。 「但我還是不明白」客人說，「再看一遍」斯巴達人說，並且又砍下些麥頭。但客人還是不解。 斯巴達人於是進一步說明，「你應該注意到我沒有去砍那一大堆麥頭，一把刀能對他們怎樣？但一旦有一個麥頭高過他的同類，我就讓它倒下。這就是我們如何維持這個國家。」 在消息封鎖，對台灣情況所知有限的情況下，年輕包威爾以此做為二二八第一篇報導的楔子，其記者對事件本質的掌握之精準，實不可思議，指出了二二八之後國民黨接下來半世紀的統治原則。兩個星期後，包威爾進入台灣，親眼目睹中國軍隊血洗台灣的慘狀，寫出這一篇特別報導「台灣的血浴」，是第一篇出自西方記者，也是最詳細的見證。   原文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原文標題：美國記者約翰包威爾（下） 相關資料： An Executive Account of Taiwan’s Blood Bath as Detailed by Eyewitnesses, by John W. Powell, i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Volume 105, Number 5, PP 115-117.   March 29, 1947.

  1960年，蔣介石已連續擔任兩屆中華民國政權總統，依憲法規定無法再連任。於是該年國民大會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總統副總統任期不受限制，毫無意外的在「萬眾擁戴下」，於3月21日以98.1%得票率當選，達成「全國人民一致的願望」，蔣介石也當總統當到死亡為止。 圖：當選隔日(3/22)的中央日報報導，一片歌功頌德吹捧，甚至還有連任紀念歌。可悲的是，這類黨國神話至今還有人深信不疑。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包威爾父子是二戰前後兩位具有代表性的美國記者，老包威爾親歷了日本發動戰爭的殘暴，被日軍監禁虐待，失去雙腳；而年輕包威爾卻在麥卡錫主義獵共的時代，受到自己國家的凌辱，失去紙筆，退出記者生涯。歷史捧紅了許多明星記者，卻逐漸忘記包威爾父子以記者身分投入大時代的艱辛。 做為台灣人，尤其不該忘記年輕包威爾在台灣最黑暗的時刻，勇敢進入台灣，向世人報導了 1947 年的三月大屠殺。他是二二八事件之後第一批進入台灣的西方專業記者，在台灣停留九天，造訪現場與目擊證人，在三月底發表英語世界第一篇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詳細報導，大標題為「台灣的血浴」，震驚西方世界。之後各英語大報的描述，均不出這篇報導的內容。 筆者將翻譯「台灣的血浴」於後，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深入了解包威爾父子其人其事。年輕包威爾對二二八的報導絕非否認屠殺者制式的惡意曲解，認為都是出於美日帝國主義的邪惡動機，故意製造問題給中國。剛好相反，包威爾是中國忠實的朋友。事實上，包括國人熟悉的葛超智在內，他們對局勢的觀點都不是華盛頓的主流想法。 即使抽離二二八的脈絡，年輕包威爾在美國新聞史上的地位，應該享有比他已得到的注意還要高許多的尊敬，對當代的新聞從業人員，仍不失為典範。以下是包威爾父子的故事，從 1947 年三月的一期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談起，以下稱「中國評論」。 〈一〉 1947 年三月初，老約翰・班・包威爾 (John Benjamin Powell) 過世，同年三月八日發刊的中國評論，以社論悼念了這位主持了近三十年的總編兼發行人。老包威爾的確是位值得尊敬的記者，中國每周評論 1917 年於上海創刊，自包威爾 1918 年接手以來，一直扮演著英語世界了解中國事務的重要窗口。包威爾十分同情中國的處境，對帝國主義的譴責不遺餘力，尤其對日本的侵略深惡痛絕，也譴責戰前美國的姑息主義。他對國民黨的批判不輕，對蔣介石的獨裁十分不以為然，但基本上他把希望放在中國民族主義者身上，希望他們能盡快學習自己治理中國事務。 老約翰・班・包威爾（John Benjamin Powell） 圖片來源：紐約時報 1941 年日軍直逼上海，老包威爾堅持不撤出上海，要保護雜誌社員工與盡力救助淪陷區的中國人。但日軍進城後他自己很快就被逮捕監禁，在惡劣的環境下受盡虐待，雙腳嚴重凍傷而必須截肢。1942 年透過美日換俘得以回到美國，但身體健康再也無法恢復。戰後他希望能回到上海工作，但除了勉強出席東京大審作證，已無法長途旅行，此生無緣再回上海。 老包威爾過世的消息傳出，各界悼念的電報湧至，該期中國評論節錄不少重要人士的電文，其中包括蔣介石與當時駐美大使顧維鈞。蔣介石這樣稱讚包威爾， 透過他正義與強大的筆，讓世界知道中國的原則。 顧維鈞說「全中國會一起哀悼失去這位偉大的朋友」。中英文的各大報也紛紛報導他的死訊，紐約時報稱他為英雄，備極哀榮。 〈二〉 雜誌社因戰爭停刊四年，戰後 1945 年十月復刊，交由年輕的包威爾主持，是本文的主角，約翰・威廉・包威爾 (John William Powell)，1919 年出生於上海，隔年父親把他送回美國，除了六歲回到上海與父母同住一年，他與母親的家人在美國中西部成長，受教育。虎父無犬子，年輕包威爾之後的事蹟更應該讓所有媒體人都肅然起敬。 1938 年進入父親的母校，密蘇里大學，主修歷史與新聞，決定追隨父親的步伐，從事記者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尚未完成學業就在 1940 年烽火中回到上海， 1941 年上海淪陷被迫離開，父親留在上海英雄式的決定讓他震撼。回美國後自願受戰地記者訓練，1942 年再次以記者的身分投入戰爭，來到中國重慶。戰後回到上海，直到 1953 年中國評論關閉。 與老包威爾一樣，父子兩人對中國都懷有一份情感與過多的同情，但年輕包威爾比父親的處境更加複雜。在老包威爾的時代，中國共產黨一直是背景雜音，但不是中國問題的主要焦點，帝國主義才是中國的主要敵人。戰後國民政府的專制與腐敗不再有藉口，國民黨卻變本加厲，民心向背，共產黨將取代國民黨的態勢已十分明顯。在這樣的情勢中，年輕包威爾對國民黨採取更加嚴厲的批判，對共產黨也必須重新評估，轉而採取同情的立場。 無奈的是，這樣的轉變與他自己國家在華盛頓的政客並不一致。國家政策與記者良心的衝突在記者工作裡時常出現，當時同情中國共黨革命的西方記者不少，包威爾的態度未必會引起華盛頓的注意。真正的問題出在包威爾與其父一樣，堅持留在上海，在共產黨全面取得政權後，他不願如多數西方記者撤出紅色中國。不同的是，老包威爾敵視占領上海的征服者，與日本有致命的衝突，但政治上黑白分明；而年輕包威爾同情中國的革命，勝利的歡愉沒有即刻的衝突，但缺乏長期的觀察與流通的資訊，反而容易失去記者的嗅覺，而中國共產黨全面執政後對思想與資訊的控管，更甚於在上海的日本人。 〈三〉 解放後韓戰旋即於 1950 年爆發。美國的介入讓包威爾採取強烈批判的立場，1951 年起每期的中國評論不斷對美國指控，這些指控多屬意見表達，尚未踩到美國官方的底線。但逐漸地，評論開始採用中國官方的報導，最後指控美軍在韓戰中使用生化武器，種下包威爾日後的麻煩。 中國評論的全盛時期有上萬的訂戶，上海書報攤均有出售，主要對象為在中國的外籍人士，西方媒體也時常引用，知名度相當大。解放後隨著西方幾乎全面撤出新中國，雜誌社的營運很快就出現問題，包威爾數度打算停刊，但在朋友的鼓勵下勉強撐下來。後來由周刊改為月刊，但仍無法得到足夠的收入維持。1953 年七月出版最後一期，在對新中國未來的祝福聲中，結束了這份曾是西方了解中國最重要的英文評論。 然而包威爾真正的麻煩才要開始，他沒有意識到他的母國已經恐共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麥卡錫主義席捲美國。國會以參議員麥卡錫為首的獵共委員會，惡名昭彰，豈會放過包威爾？但這些委員會主導的聽證會多半只是羞辱恐嚇，製造社會氛圍，讓被審問者屈服，不屈服者可能身敗名裂，失去工作，雖然惡劣無比，但少有進一步發動司法追殺的，而這正是包威爾要面對的。 其實包威爾早在上海就被盯上了，國務院、CIA、FBI 的檔案裡，對他的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他結束雜誌回美的決定傳回情報室，被評估為將成為紅色中國在美國有效的宣傳工具。1953 年八月他帶著妻子與兩個幼兒回到美國，踏入國門的第一步立刻遭到麻煩，所有的行李與雜誌社的 2000 本書籍以「有政治性質」為由扣留。這些書籍要等八年後才打官司要回來，還必須付保管費。 原文標題：美國記者約翰包威爾（上）

  青森縣的今別町，是一個位於青森縣北端，人口僅有兩千多人的小鎮，居民世代大多從事漁業。這樣的一個小村落，在2016年3月有了重大變化，因為北海道新幹線通車，這裏也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新幹線車站，成為日本擁有新幹線車站的行政區當中，人口最少的一個。 這個必然的結果是因為連結本州與北海道的青函隧道，本州側的入口即是在今別町，然而這座將近54公里，曾經雄霸世界最長隧道長達31年之久，目前也仍是最長海底隧道的青函隧道，是經過三十年的悲願，最終得以完成，這座隧道的誕生，其實是犧牲了多少人的生命所換來的，這個故事，就要從64年前的一場悲劇談起。 自明治維新以來，基於國防安全與運輸的需求，日本一直都有連接本土四大島的願望，最初達到這個目標的，是連接本州與九州的關門鐵道隧道。位於本州與九州之間的關門鐵道隧道，在1942年通車，這是全世界第一座海底隧道，除了滿足了九州與本州之間的運輸需求外，也讓部隊可以迅速的利用鐵道，由本州調往九州。在戰火正熾的當下，關門鐵道隧道正好發揮了極大的功能，而這也促成了日本積極進行相關建設的方針。 津輕海峽位於本州與北海道之間，最窄處僅有18.7公里，是日本的五大國際海峽之一。江戶時代末期，幕府開始開發函館一帶，許多日本人前往當地拓荒，明治維新之後，設置北海道開拓史，積極開發北海道，因此三菱汽船、日本郵船等船公司，陸續開航青森至函館間的航線。1908年帝國鐵道廳（國鐵）正式開行青函航路，從此由本州要前往北海道的旅客，可搭乘國鐵列車轉乘青函連絡船至北海道，比以前方便很多。 不過津輕海峽的海象，是有名的惡劣，過去許多船隻因不敵風浪而翻覆沉沒，因此日本政府一直有個構想，即興建一條橫跨津輕海峽的大橋或是隧道，然而津輕海峽幅面太廣，與關門海峽不同，而且二次大戰局勢每況愈下，所有國家資源都投入戰爭，連彈丸列車（後為新幹線計畫）的建設工程都遭到停滯，因此跨越津輕海峽的工程規劃只能無限期延後。 戰後日本的物資缺乏，光是要讓這個殘破不堪的國家恢復原有的機能，就耗盡整個國力，無力恢復原先所暫停的各項建設，串起日本四大島的夢想只能留在地圖上。不過，戰爭導致青函航路的運輸力低下，尤其是在二戰末期，青函聯絡船幾乎都被美軍給炸光了，這也造成戰後根本沒有像樣的船隻，可以開行青函航路。 因此盟軍駐日總司令部，便准許日本興建客貨連絡船與貨運連絡船各四艘，以應付津輕海峽日常的客貨運，與引揚復員的人潮。這八艘連絡船分別在1946年至1947年之間下水服役，其中第一艘命名為洞爺丸（其他三艘分別為羊蹄丸、摩周丸和大雪丸），排水量三千八百噸，共可搭載1128位乘客與120名船員。這些新造的連絡船，就在戰後的混亂期，肩負起津輕海峽的運輸任務。 退役後放置於函館港的青函連絡船摩周丸。（攝影：陳威臣） 1954年09月26日，瑪莉颱風（Marie）侵襲日本，狂風暴雨導致津輕海峽出現強烈的風浪，此時洞爺丸自青森港出發，執行當日第三航次的青函連絡船任務，上午11時抵達函館，預定於當日14時40分出航，執行第四航次開往青森的任務。當時氣象預報預測瑪莉颱風在中午12時，位於新潟縣佐渡島附近，並且在下午五點會接近津輕海峽，因此洞爺丸的近藤平市船長認為，下午出航後，依照洞爺丸的航行狀況，應該可以在颱風接近陸奧灣時抵達青森，因此便維持原先預定的行程。 然而中午時分行經津輕海峽的連絡船渡島丸，回報了津輕海峽的海象過於惡劣，因此有部分的連絡船宣布停航，不過洞爺丸並未跟進，讓許多原本搭乘停航船隻的旅客與車輛，決定改搭洞爺丸。但人員與物資重新安排與登船，拖延了洞爺丸原本的出航時間，再加上颱風導致函館市的供電不穩定，也讓碼頭上的可動橋卡在船身上無法升起，拖到下午三點多，風雨越來越強的情形下，洞爺丸不得不宣布停航。 下午五點，原本狂風暴雨的天氣突然轉晴，津輕海峽一片風平浪靜，不知情者以為颱風已經離開，但其實是颱風眼正好通過當地。眼見同為連絡船的十勝丸已經出港開往青森，洞爺丸的船長也跟著宣布開航，搭載1337人，在18時49分出港開往青森。沒想到才剛離開函館，原本平靜的天候頓時大變，恢復成狂風暴雨的天氣。 晚上七點時，因風浪過大無法前行的洞爺丸，只能在函館外海拋錨，暫時等待風浪平息，卻因猛烈的風雨與惡浪，導致海水灌入洞爺丸的車輛甲板，還灌入輪機室與鍋爐，導致推進器及發電機失效。當時洞爺丸泊錨的地點離淺水的七重濱不遠，船長想將洞爺丸開往此地避難，讓船隻免於翻覆的危險，但已經失去動力的洞爺丸，只能隨波逐流，聽天由命了。 深夜10點40分左右，無法動彈的洞爺丸發出求救信號，數分鐘後，一陣大浪打向洞爺丸，導致船身整個翻覆。船上1337人當中，大多數人遭溺斃，僅有182人獲救生還，死亡與失蹤的人數高達1155人，連同其他因颱風而沉沒的北見丸、日高丸、十勝丸、第十一青函丸等船隻，死亡與失蹤人數更高達1430人，史稱洞爺丸事故，是二戰後最嚴重的海難事故之一。 已翻覆的洞爺丸，造成上千人罹難的悲劇。（圖片來源：作者取自朝日新聞） 洞爺丸事故的慘劇，讓日本政府體會到興建青函隧道的重要性，隨即展開路線調查作業，並於1961年開工，展開長達將近30年的隧道興建工程。1967年與1971年分別展開導坑與主坑的開挖工程。由於當時日本已決定展開全國新幹線路網的建設，所以便預先保留新幹線規格，讓新幹線能經過這座隧道，前往北海道。1985年03月，耗費了27年的時光，總工程費將近一兆日圓的青函隧道，終於貫通，並且在1988年03月13日正式通車。 青函隧道全長53.85公里，海底部份長23.3公里，青森縣部分長13.55公里，北海道部分長17公里，最深處低於海平面240公尺。隧道口兩側的牌匾分別由當時的內閣總理大臣中曾根康弘及運輸大臣橋本龍太郎，分別在青森與北海道兩側，揮毫撰寫“青函隧道”四個大字。 青函隧道的青森側出口，隧道上方的「青函隧道」四個字，是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所揮毫撰寫。（攝影：陳威臣） 隧道內採用雙線設計，除了主坑外，尚有兩條輔助坑道，並且分別在本州及北海道，各設立了一座緊急逃生車站，本州側為龍飛海底站，北海道側則為吉岡海底站。這兩座緊急逃生車站，當青函隧道與通行列車發生緊急狀況時，可以迅速的疏散人員，此外這兩個車站也配備有大型軸流式抽風機，可以隨時調整隧道內的空氣，當隧道內發生火災時也可以立即的進行排煙作業。 位於北海道側的吉岡海底緊急站，當年為了促進觀光，因此利用站內的部分空間，佈置成哆啦A夢廣場，讓民眾可以入內參觀，但因北海道新幹線的建設工程，因此在2006年閉館。（攝影：陳威臣） 青函隧道的導坑，壁面上掛有當年開通後，許多名人與民眾到訪的簽名及手印。（攝影：陳威臣） 青函隧道通車28年後的2016年3月，北海道新幹線也終於通車，讓青函隧道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與挑戰，雖然鐵道的重要性已不如往昔，負責營運的JR北海道也正面臨虧損的難題，但青函隧道還是有其劃時代的意義。除了讓北海道與本州之間的運輸更加便利，也讓我們能夠安心的搭乘平穩舒適的新幹線，往來於兩地之間，這座隧道在可見的未來，仍是日本人的驕傲！ 青森站旁，仍留有當年列車開進連絡船的專用軌道，而前方則是青函連絡船八甲田丸。（攝影：陳威臣）

  管中閔是否違法未經相關機關核准逕赴中國兼課，全案將由北檢釐清真相。（資料照） 2018-03-21 15:45 〔記者李欣芳／台北報導〕曾任國發會主委的台大校長當選人、台大財金系教授管中閔，近來遭踢爆涉及自2005年起在中國廈門大學等多所大學違法兼課，據透露，管中閔日前遭民眾檢舉他是依法受到管制的涉密離職政務人員，卻在卸任國發會主委後未經報備核准就到中國兼課，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有關涉密退職政務人員管制3年登陸等規定，據了解，北檢已分案調查，將釐清全案真相與疑點，並查明管中閔有無觸及刑責。 管中閔是否適合擔任台大校長再掀新爭論，依現行規定，涉密退職政務人員在管制3年內若未經核准就逕赴中國將面臨2年刑責，據悉，北檢未來可望傳喚管中閔到案說明、當面進行釐清。 法務部高層官員今天受訪時證實有人檢舉管中閔，北檢已於日前分「他字案」進行調查，有關管中閔是否違法未經相關機關核准逕赴中國兼課，全案將由北檢釐清真相，法務部不會介入個案。 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9條第4項規定，基於國家安全考量，包括政務人員、直轄市長等人員，退離職3年內赴中需提出申請，但同條第6項規定，經過原服務機關許可，可依涉密程度調整管制年限。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6條第1項明定，國家機密核定人員，以及辦理國家機密事項業務人員，在退離職未滿3年之內要出境，應經其原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人核准；該法第36條也明定，違反第26條第1項規定未經核准而擅自出境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20萬元以下罰金。 法務部高層表示，管中閔若未經核准就逕赴中國兼課，則有面臨2年刑責的問題，目前將先由北檢釐清事實，調查管中閔是否在未經報請核准情況下就登陸，至於管中閔擔任國發會主委期間（2014年1月22日到2015年2月4日）是否也在未經報備核准就到中國兼課，相信北檢也會一併查明。 政府知情官員也說，公務員若違法兼職，可送監察院彈劾，過去監院就有彈劾違法兼職等案例，但不僅如此，管中閔若遭司法機關查出不僅違法兼職，還違反涉密人員赴中的規定，則有更嚴厲的刑責，這部分將待司法單位釐清。

美國總統川普。（美聯社） 中國兩會落幕，習近平說：我們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持九二共識，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李克強說：不能容忍任何台獨的企圖、主張和行徑，也不能允許外國勢力打台灣牌，我們願意和認同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的台灣政黨、團體開展對話、協商。他們避談的是，對台武力隨時準備著。而中國正以更大的力道統戰民間、去政府化，意圖讓小英政府失去使力點。王岐山屆退出任國家副主席，發出的訊號是習近平沒有接班人，大可跟台灣政權以及外國勢力鬥爭到底。 一個中國原則，本來不是問題，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問題出在，北京把台灣與中國硬拉到同屬一國，那便大有問題。今天，一中在國際政治上出現不同內涵，就是因為北京無所不用其極要把台灣併入一中，只要其他國家不支持或反對，就破口大罵是外國勢力打台灣牌。其實，如果台灣真的千真萬確同屬一中，外國勢力有什麼牌好打呢？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山東山西，廣東廣西，會有外國勢力打什麼牌嗎？問題不是外國勢力打台灣牌，而是中國打台灣的主意，不要本末倒置！ 一中概念，乃是國共毛蔣當年爭取中國代表權的產物。國際在兩者之間進行取捨，但都承認國共毛蔣同屬一中，理由非常簡單，因為他們都在爭取中國正統。後來國際紛紛「排蔣納匪」，只解決了國共毛蔣的不共戴天之仇，並非就此把蔣介石政權借住的台灣也奉送中國。台灣與蔣氏分開處理，冷戰時代或許沒有清晰化的必要，但隨著台灣的民主化，尤其是北京對台灣的強取豪奪，近年來國際對台灣地位由模糊到清晰的政治表態也越來越具體。應該可以說，這種國際趨勢是北京的躁動所造成的，因為它牽動了地緣政治景觀的變化，所謂的台灣獨立運動反而未必是主要因素。 其中，美國的台海政策演變，就很有代表性，也很有領頭羊的作用。美國的一中政策，川普上台之後，被北京的戰略挑釁逼得日益明朗，從川普接聽「台灣總統」致賀電話，到簽署「台灣旅行法」，其背後戰略意圖容或尚未指向「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而是企圖以更清楚的話語告訴北京：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協助台灣反侵略乃是美國的一中政策的要素。就此而言，台灣也必須明察分辨，在美國的一中政策對兩岸各有紅線的情況下，台灣的操作空間在哪裡。 「台灣旅行法」，到了自動生效的最後一刻，川普才在貿易戰的砲聲中簽署。而美國在台協會接著宣布，亞太副助卿黃之瀚將訪問台灣，並將出席美國商會活動。這種懸疑劇的效果，對象自然包括北京與台灣，川普給兩岸發出的訊號無非是，台海議題的發球權在他手上。先前的「國防授權法」，有關台美軍艦互訪停泊，也不無備而隨時可用的意味。另，政務委員鄧振中率團前往華府，與美方談判鋼鋁業懲罰性關稅，他表示台灣希望美方給予豁免關稅待遇，至於其他美方有興趣談判的經貿議題，他都不排斥。這種台美關係取與捨的實務面，朝野與國人未來恐需務實以對。 國家之間的往來，互利本來就是重要基礎。中國之於台灣，利益總是暗藏著交換主權，短多長空。與此不同的是，美國之於台灣，協助台灣維護主權現狀，但期台灣打開貿易壁壘。主權與貿易的雙贏，固然是台灣的最佳劇本，但若與「在商言商」的川普打交道，只想對方有利於台灣的主權與貿易，卻在軍事防禦上只想搭便車、在貿易上拒絕對方的某些清單，似乎不是明智之舉。在川普的一中政策逐漸脫鉤台灣，中美貿易戰則一觸即發之際，台灣必須趁機站上戰略的制高點，以鞏固主權現狀並致力於國家正常化，其他的內部產經體質調整，應該服膺於這種戰略機遇。

很多年來，我們常常聽國民黨人說，等中國變民主了，台灣就可以和中國統一了。寇老每次聽到這種話，總是忍不住反問：你憑什麼肯定中國會變民主？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先生很多年前就說過：中國現在不民主，將來也不會民主。中國什麼時候會變成民主？答案恐怕是：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那時才會民主。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悍然推翻了鄧小平立定的領導人任期制，使他自己得以無限期執政掌權，大開民主倒車，舉世震驚。寇老請問馬英九、朱立倫、郝龍斌等袞袞諸公，你們仍然認為台灣必需與中國「統一」嗎？你們仍以作中國人為榮嗎？  等中國變民主了 再談統一問題    獨裁、殘暴、貪府，就是中國給世人的印象。   習近平「稱帝」 中國的災難  習近平「稱帝」的後果是什麽？這是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當然是給中國帶來災難。中國過去幾十年所塑造的「改革開放」形象一下子化為烏有。在世人眼中，中國又重新回到封閉、獨裁、殘暴、窮兵黷武、甚至反美的年代。美國、日本、東南亞、西歐、澳紐一個個開始檢討改變他們的對華政策。甚至有人把中國拿來和朝鮮(北韓)相比【詳全文】。這對一個經濟強烈倚賴對外貿易的中國傷害有多大，不言可喻。 幾乎就在習近平「稱帝」的同時，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了「台灣旅行法」。這個法案主要是允許，甚至鼓勵，台美雙方高層官員的互訪。該法案由的第五點寫著：「美國閣員級官員與其他高階官員訪問一個國家，是美國與其他國家關係深化與廣化的指標」。美國這不就擺明了承認台灣是國家，或者乾脆說是默認「台獨」了麽？  美國已經默認「台獨」了  這是中國對美關係自「三個公報」以來的最慘重挫敗與大倒退。儘管中國一再的叫囂威脅恐嚇，「台灣旅行法」不但在參眾兩院以無異議一面倒的通過，川普也在無需簽署的情況下高調簽署。這是擺明了給習近平的領導班子狠狠毆了一記悶棍。這樣的事件，若是發生在台灣，不知有多少官員要引咎辭職呢。 除了「台灣旅行法」，中國還有更多的噩夢接踵而至。請看：  川普對中國進口的鋁鋼徵收關稅【詳全文】  川普將向來自中國的產品徵收600億美元關税【詳全文】  中國與市場經濟背道而馳 美國停止經濟對話【詳全文】  川普關稅籌碼或見效 美盟友承諾對華施壓【詳全文】  川普政府有意減少中國學生赴美簽證數量【詳全文】 下面這則新聞恐怕又要叫中國的五毛崩潰了。    白宮新經濟顧問庫德洛：唯一被徵收關稅的將是中國【詳全文】 中國 有錢就惹是生非  其實，川普向中國產品徵稅並不單純是出自商業的或經濟的理由。美國人更在意的是，中國人有幾個錢就會幹壞事欺負人，甚至反過來跟你作對。 限制中國的經濟成長、減少他們的外匯存底、提高他們的工人失業率，就可以給習近平集團一些事做。免得他們沒事到南海填海造陸侵占國際水域威脅國際航道、或到尖閣群島附近衝著日本人叫囂主權，或叫鐵殼遼寧號囂張繞台搞表演。少讓中國賺幾個錢，大家可以耳根清靜一些，日子好過一些。  至於習近平要當皇帝，那就隨他去吧，只要中國人高興就好。  END

「兩岸一家親」 許多人提到兩岸的關係，喜歡用兩岸一家親的概念來加以描述，一家人的關係不是夫妻，就是兄弟姐妹，還有父母和子女這三種關係。以中國主觀的概念來看，心裡想的這種一家人的關係是父子，中國這麼大，台灣這麼小，不是父子關係，不然會是什麼？從香港一國兩制的經驗看來，沒有人可以跟中國平起平坐，不是夫妻，也不是兄弟，是父子，而且是一個手握經濟大權決定一切的父親和一個年幼不可以有自己想法的小孩。 以台灣某些人的概念看起來，中國和台灣的關係應該是兄弟或是夫妻，如果是兩個長大的兄弟之間，雖然有血緣的關係，但是還是獨立的個體，親不親主要在於緣分和彼此之間的氣味是不是相投。 這些強調一家親的人，常常用經濟依賴的因素來解釋，夫妻的關係可能比較貼切這些人的想法，而且是這種傳統的夫妻關係中妻的角色。但是中國不會把這種關係中的台灣看成妻，而會是現行後宮中33個嬪妃還要新納的一位。如果是妻，無論如何也要想辦法娶過來，有朋友算過台灣一個人發一千萬台幣，也只不過是20個中國工商銀行的市值，少建幾條高鐵就可以，買台灣比打台灣便宜，立刻就可以進行，可見中國沒有把台灣當成妻，如果讓台灣變成中國的妻，其他33個女人要怎麼辦？所以這種買的方式也是應付上級交代，能混就混、能撈就撈、能騙就騙。 下次人家如果説他支持兩岸一家親，要請他清楚說明是什麼樣子的一家親，中國和台灣各自是什麼角色，高壓逼迫的父子關係，兒子會出走自立門戶，家暴連連的夫妻關係，太太會離開尋找幸福，沒有緣份客觀條件相差太遠的兄弟，可能幾年都不會見面，到底是那一種一家親？只用話術回「一家親總比一家仇好」，這樣也可以過關，台灣人也太好呼嚨！

  修改後的憲法，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這是典型的王滬寧語言，在這位「三代帝師」、「中南海首席智囊」的暗引下，中共強化黨天下。（資料圖片取自The Economist／VOA） 3月11日，中共人大宣佈，以壓倒性贊成票，通過包括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在內的憲法修改。隨後，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和副主任舉行了「憲法修正案」專題記者會。總部位於英國的《路透社》記者提問，中共官方翻譯人員，竟然對該記者的提問做手腳，扭曲翻譯成中共所能容忍的詞句。 《路透社》記者提問的原話是： 此次刪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規定，引發不少批評（criticism），被認為會導致一人統治（one-man rule）的出現，以及導致中國重回文化大革命時期（return to the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另外，在領導人換屆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權力鬥爭。如果出現的話，官方應如何應對？ 中共官方翻譯人員的翻譯是： 此次刪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規定，引發不同意見，被認為會導致強勢領導人的出現，以及使中國再次出現曾經的政治動盪。另外，在領導人換屆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權力鬥爭。如果出現的話，官方應如何應對？ 注意，批評（criticism），被翻譯成「不同意見」；一人統治（one-man rule）被翻譯成「強勢領導人」；重回文化大革命時期（return to the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被翻譯成「再次出現曾經的政治動盪」。 這絕不是中方翻譯人員的水準問題，而是故意為之；也絕不是中方翻譯人員自行其是，而是秉承上級的授意而為。其目的，是不讓中國民眾，聽到中共自以為的「敏感詞句」，哪怕這些詞句出自外國人之口，比如：批評、一人統治、文化大革命……等等。 翻譯上的過濾處理，是中共的最新發明，這顯然來自於中共文宣系統領導人的指令，直接地說，就是來自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王滬寧的親自授意。此人素以操弄文字遊戲、精於語言包裝而著稱。 圍繞這次人大、政協兩會，中共還有其他令人刮目的表現：有代表會後被記者問到修憲問題，這個代表還未開口，就被大會工作人員一把推進電梯，並對他喊道：「你該回（賓館）去休息了哈！」（大會工作人員或已被國安便衣所取代）多數代表、委員遇到記者提問，一言不發，扭頭就走，甚至跑步逃離。少數代表、委員回答一兩句話，一律都是「贊成（修憲）」、「不知道」等標準答案。 當局對網路的管制，更是達到滴水不漏，諸如：在黨媒「修憲體現了黨心、軍心、民心」之類的社論、以及有關修憲的報導下，一律關閉了評論功能，不惜連「力挺」當局的五毛黨都予以犧牲，讓他們無從發力，料他們也不敵對潮水般的反對聲音。在少數可以留言的頁面上，也一律刪除批評言論，只留下（或偽造）讚揚之聲。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體，也受到嚴厲管制，一旦涉及修憲或領導人任期話題，都一律予以遮罩、過濾和刪除。 所有這一切手段，筆者把它們定義為「精緻的獨裁主義」。這是習近平時代的顯著特徵。精凖，精微，精細，無處不在，無所不包，無孔不入。按照王滬寧的話來說，那就是「全覆蓋」、「零容忍」。從翻譯環節，就開始的語言審查和過濾處理，讓這種「精緻的獨裁主義」臻於至境。 精緻的獨裁主義，還包括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嚴格約束，不理睬記者的提問，以及，迫不得已時，如何拋出簡短的標準答案。 精緻的獨裁主義，還包括，對投票過程的精心控制，以及，對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統一解釋：「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任期沒有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因此，關於國家主席的任期規定也應該採取同一做法。這種‘三位一體’的制度安排，有利於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有利於完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有利於堅持和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民眾反問：「三位一體」，為何不反過來？規定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任期不超過兩屆，與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一致。） 即將卸任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宣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人大常委會，是黨中央領導下的政治機關。」這位唯一曾留學北朝鮮的中共高官，終於如願把朝鮮模式搬到北京。政治上，中國倒退為朝鮮，印證中國線民的傳言：在亞洲，有北朝鮮，還有西朝鮮。 修改後的憲法，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這是典型的王滬寧語言，在這位「三代帝師」、「中南海首席智囊」的暗引下，中共強化黨天下。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陳雲等「開國元老」，尚能分清黨與國的不同，因而有黨章與憲法的不同，故而有1982年版的憲法。如今的習近平、王滬寧等人，60多歲，思維的進化程度，竟然不如當時年屆80的鄧小平、陳雲等人。倒退至1982年之前，重回毛澤東時代的「黨領導一切」。 以「夾著尾巴做人」為座右銘的王滬寧，終於顯露其廬山真面目，把平生所學的《列寧選集》發揮到極點，把他32年前的「新權威主義」理論，正式塞進中共黨章和憲法，完成他自己的「學術」夢想，並協助炮製「新帝制」，助紂為虐。 習近平強行修憲，其國家主席任期限制遭廢除。此事發生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具有中國政治大倒退的里程碑意義。習近平否定鄧小平，不是否定其負資產－六四屠殺；而是否定其正資產－廢除領導幹部終生制。 習近平集團，用精緻的獨裁主義，綑綁21世紀的新世代。習近平口中的中國夢，之於中國社會，具有多元涵義：習近平的皇帝夢，共產黨的發財夢，中國精英階層（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的移民夢。經由這次修憲，習近平的皇帝夢成真，共產黨的發財夢延續，精英階層的移民夢，被動地急劇升溫。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2018年3月12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pk-03132018125040.html  

陳君愷（輔大歷史系教授） 年輕時，我曾熱切的讀著李敖的書。在那個令人窒息的時代氣氛裡，李敖是一個窗口，是照射陰暗角落的一線曙光。圖／取自維基CC BY-SA 3.0 李敖在台灣現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無可動搖的。 李敖對保守的、陳腐的傳統中國文化，那種摧枯拉朽的貢獻，也是無與倫比的。 但年輕的李敖已死。 那個寫〈老年人和棒子〉的年輕李敖，那個高喊「對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曉事的老爺們我不願再說什麼，對那些老著臉皮老調重彈的老奸巨猾們我也不願再說什麼，只是對那些以老當益壯自許，以老驥伏櫪自命的老先生們，我忍不住要告訴你們說：我們不會搶你們的棒子，我們不要鳴鼓而攻我們的聖人的棒子，我們不希罕裏面已經腐朽外面塗層新漆的棒子」的李敖，已經死了。 我們說他「死了」，不是說他的生命已經終結，而是說他的靈魂已經淪喪；不是說他的體溫已經流失，而是說他的熱情已經冷卻；不是說他的瞳孔已經放大，而是說他的識見已經蒙蔽；不是說他的心臟已經停止，而是說他的良心已經泯滅。 李敖已經是「老年人」，已經該交出「棒子」了！ 李敖縱使能「長壽賽烏龜」，還是改不了他已行將就木的事實。 對於已死或將死的人，我們只能拭去眼淚，憑弔一番，然後前進。 年輕時，我曾熱切的讀著李敖的書。在那個令人窒息的時代氣氛裡，李敖是一個窗口，是照射陰暗角落的一線曙光。 讀多了李敖的書，我的文筆還一度沾染上「李敖風」。 其實，我這個年紀的人，稍為還有點自覺意識的，恐怕都或多或少有過這樣的經驗。 李敖參選總統之後，一位學弟很沮喪的說：「這個我曾經為他辯護的人，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對他沒有『痛恨』，只有『痛心』。」學弟嘆息。 我，何嘗不是如此？ 「瞧，這個人！」猶太人對著耶穌嘲笑叫罵著。 「瞧，這個人！」尼采自己對著自己說。 「瞧，這個人！」我瞧著李敖。 年輕時高舉「全盤西化」的大纛，對傳統中國文化展開嚴厲批判的這個人，到了老年，卻護衛起傳統中國的「正統論」來。 李敖這讓人精神錯亂的舉措，真是嚇傻了我們這群熟讀他的書的人。 世紀末的台灣，的確有著世紀末的瘋狂。 在總統大選時，李敖不斷的用「清兵入京，明朝即亡」的例子，作為中華民國「亡國」的論據之一。 主張「全盤西化」的李敖，大可以用「西方」的國際法，或是「西方」國際政治現實等等理由，來證明「中華民國」已經「亡國」；李敖千不該萬不該，就是不該用「中國」的正統論，來證明「中華民國已經亡國」。 這不是李敖。這不是我們所敬愛的李敖。 這是李敖。這是真實的李敖。這是能洞澈未來、自稱「先知」的李敖。 李敖是「先知」。 李敖的文章像靈驗無比的預言般，不斷預示自己後來的墮落。 李敖曾經在〈我的殷海光〉一文中，批評殷海光晚年在病榻上由陳鼓應這批人「斷章取義，東拼西湊」出來的「春蠶吐絲——殷海光的最後話語」，乃是由於「殷海光有『被投其所好，被小人利用』的弱點」，而且因為生病而「變得軟弱，神智自然也不如健康時清明」。 但身體健康的李敖，神智有比病弱的殷海光還要清明嗎？ 李敖最喜歡引用美國詩人弗洛斯特所說的：「我年輕時不敢做急進派，因為怕年老時變成保守派。」李敖還在〈我最佩服的一個國民黨〉一文中，稱讚「蔡元培年輕時是一個保守派，年紀大了，卻越來越急進，急進得使他的袞袞同年和赫赫同志都跟不上。」 言猶在耳。 結果，受新式教育的李敖，甚至比翰林出身的蔡元培還不如。 ——但先知不是早就自我預示了嗎？「他的晚年不如他的早年。」 世紀末了，人們頹廢、瘋狂、荒謬、變態。「不太讀書」的新新人類如此，也就算了；可悲的是：居然連「讀很多書」的李敖，也不例外。 李敖給我們看到的迷惘與錯亂，只是這世紀末的表徵之一。但別忘了：在「世紀末」來臨時，也意味著「世紀初」正在一步步的接近中。 是的，在我們面前，一個嶄新的世紀正迅速開展著。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要帶著從李敖身上習得的批判精神，無懼的往前繼續走下去。 我要對所有不義、所有殘忍、所有虛偽、所有壓榨、所有扼殺人性的事物，展開最嚴厲的批判，高唱我的「反調」。 「唱反調」，這是二十世紀的李敖，留給二十一世紀的我，最重要的精神遺產。 李敖是堅持知識分子應該要「唱反調」的。 於是，堅持「唱反調」的李敖，對正在往前飛躍進步的台灣，唱起了反調。但他唱起的不是「更加激進」的反調，反而是唱起了「保守」的反調。 的確，知識分子應該要「唱反調」的。我深受這句話的影響，並且奉之為終生的圭臬。 因為要「唱反調」，所以要拋卻心中殘餘的守舊思想，所以要與仍然不捨、仍然依戀的過去，徹底的決裂。 李敖，正是我仍然不捨、仍然依戀的過去。 從前，是具有改革思想的人，無懼當局的查禁，熱切的捧讀李敖的書。 而今天呢？ 當我看到那些平素立場保守、反對改革的人，如今卻瘋狂的讀起李敖的書，並且大加讚賞、高度推崇起李敖來時，我想，是該向這個人告別的時候了。 告別李敖，即在告別我的青春年少。 附記： 2018年3月18日，李敖病逝於台北榮總。因思及2000年春，由於李敖在總統大選時的荒誕言行，讓我深感痛心，當時曾寫下這篇〈告別李敖〉以誌之，但從未公開發表。 那年，台灣經歷了首度的政黨輪替，也是我返回母系教書的第一年；如今，我已逾53歲，而這篇文章，反映的是我在35歲時的心境。值此多故之際，謹以此與讀者分享。

李敖過世，華人文化死者為大，本不想再去批判什麼，但文化部長鄭麗君要報請總統褒揚，逼得大家，只好將其一生複習一遍。 作家李敖因罹患腦瘤，本月19日逝於北榮。 （資料照） 對二二八的歷史傷痛，李敖說：「是一次緝菸民變，台灣人大殺外省人殺了十天，之後外省人殺本省人，二二八才死幾百人…本省與外省死亡人數差不多扯平了。今天被政治炒作，是要打壓外省人。」 對六四天安門事件，他引鄧小平的談話及錢其琛的《外交十談》說：「是幾千位公安、武警他們的槍被搶、被暴民殺害，中國沒有用坦克車輾壓學生，天安門事件是外媒加工翻製的…」如此一位反台灣本體意識、擁護中共極權的李敖，要褒揚他什麼？ 是的，早期李敖為台灣自由民主發聲：那個殷海光的學生，參與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憤青，敢於寫文章對抗蔣氏極權體制，值得想念。但或許在第一次出獄後，李敖就已死。他遠遠遜於在牢獄中內省的劉曉波，始終為六四自責而背負著沉重的包袱，至死也不願離開中國。而李敖卻於二○○五年嘲笑：「劉曉波是笨蛋，連登台罵共產黨的資格都沒有」。也笑：「香港現在的民主離倫敦越來越遠，離台北越來越近，是惡搞的民主，這要怪英國人當初只給香港自由和法治，但沒有訓練香港民主。」 晚年在中國清華大學演講時，攻擊台灣，歌頌胡錦濤，還極其諂媚地歌頌共產黨說：「中國共產黨要執政一千年」。在中共面前活像隻哈巴狗的李敖，這樣厚顏無恥的痞子，文化部該如何表揚？ 監獄的規訓讓人變形，當然金權的誘惑也會讓人改變。第二次入監前李敖就已死，侵吞好友文星老闆蕭孟能的文物、珍藏及房產，前妻胡因夢直指「李敖並非具有真知灼見超越名利的俠士，而只是一個多欲多謀，濟一己之私者。」他還有一個癖好就是興訟，一生告了三千多人，李登輝也被他告了，打官司已經成精，靠著台灣惡司法也賺進不少錢。此人和毛澤東一樣，中國文化最劣質的一面，吃人文化之巔的體現。文化部要怎替他美化？ 褒揚他，根本就是侮辱自我。真想給他掛個大思想家名號？恐怕他也承擔不起。晚年訟精、文化流氓之鬧劇，若要褒揚還真要成為笑話。 民進黨政府當有台灣視點，蔡總統更當慎思，不要隨便敬禮，蓋棺論定要清晰。 （作者為藝術家，李登輝民主協會顧問）

記者莊榮宏   管中閔事件發展迄今，疑多過信，謗甚於譽，弊大於利，台大校長名器帶給管中閔的只有更多傷害，食之早已無味，去之毫不可惜。 管中閔何去何從？（資料照） 況且風風雨雨之中，即使坐上校長，也難逃指指點點，又要如何推動校務？不如歸去。 但我不是管中閔，不能代他做決定。 說不定，管自己也無法做決定。 管中閔是坐轎的，背後有一群人抬轎，就算管想下轎，抬轎的未必肯依。 抬轎的若「不惜一切，戰鬥到底」，一旦敗陣，抬轎的一哄而散，屆時粉身碎骨的，唯獨管一人。 坐轎的是門面，重在形象，但爭議越來越大，疑雲越來越多，面對危機時，管卻只會一招「神隱」。 見微知著，管若當上校長，台大遇上危機，管可能也是同樣德性：您說您的，我隱我的；痞子精神，唯吾德腥。 那怎麼行。 大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他倒不上不下，來個半隱。 不該隱的真相是非，他來個相隱不理。 該隱忍的修養心性，他卻三不五時來篇貼文，忽而「我很好」忽而借喻「仇恨說」。 但人是會掩飾的動物，「我很好」可能其實「不太好」。「仇恨說」則顯示他並未反省「許多爭議都是他自己造成」，妄以仇恨轉移是非，遠離聖人之道。 擔任台大校長須具備高尚品德、學術地位、行政能力三條件，品德尤為根本。 前任校長楊泮池因論文抄襲疑雲而下台，就是為品德遭質疑而負責，如今爭議更大的管中閔反而可以上台？憑什麼？ 「因為選上了」所以非得讓你幹不可？誰規定的。 上台多年的楊泮池照樣下台，更別說是根本還沒上台的管中閔。 程序不正義可以拉下台，不揭露獨董身分未利益迴避也能拉下台，在中國的大學違法兼職更可不准上台，僥倖逾法便宜行事都「介不高尚」，當然不宜上台。 管中閔種種爭議的所有答案，台大人事室應該最清楚。 管中閔兼職獨董、兼職對岸大學，台大人事室事前知不知情？事發有無採取措施？事後可有依法處置？人事主管可有督導告知，善盡專業責任？ 管能否上台猶未可知，倒是台大人事主管因管兼職事件而下台負責，或許可以先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