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上週三讀通過「勞基法修正案」，時代力量及社會民主黨等揚言發動「複決公投」，部分人士更以極端惡例試圖抹黑此次修法的意義。然而，這些做法完全無助於勞權的提升，只會繼續激化勞資對立，紛擾多時的「一例一休」風波，真的該告一段落了，台灣已為此付出太多代價，蔡政府應記取教訓，若未來「最低工資」還是同樣搞法，恐怕又是一場災難。 勞動部（資料照） 回顧整起「一例一休」風波，蔡政府上任前，每週工時40小時已上路，7成5企業實施週休二日，勞資雙方對此都沒有太多意見，主要爭議在於「7天國假」；但蔡政府上任後，無事惹塵埃，突然從嚴規範「七休一」，接著提出「一例一休」，綁死企業與勞工，導致企業不知如何排班，勞工不知如何休假，許多勞工因加班機會減少而收入縮水，還要面臨物價上漲壓力。 蔡政府的失策在於施政優先順序錯置，在低薪問題改善之前，大動休假問題，而未顧及部分勞工想要加班多賺錢的需求，最終導致勞資雙輸；此外，蔡政府決策流於草率，「七休一」政策事前未溝通、事後不聽意見，「一例一休」更在政治攻防過程中不斷加碼，最終導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如今，「一例一休」風波總算逐漸平息，算是移除拚經濟的一塊大石。不過，蔡政府打算提出「最低工資法」，卻是另一個令人憂心的開始。在已有「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情況下，另訂「最低工資法」，適用對象、行業等都要重新討論，再度把事情複雜化，可能掀起更大的風波，值得蔡政府審慎思考。 （鄭琪芳）

記者鄒景雯／特稿 不論是主張「拚經濟」主要是產業界的事，或是強調政府的責任才重要，當台灣的經濟不孚眾望時，相信大多數人不會認為經濟學界可以置身事外。但是台灣的經濟學界從事政策研究的人愈來愈少，則是經濟學界本身都很難否認的事實。 看待台灣的薪資現況，一定要深入到各產業去掌握。（資料照） 經濟學界普遍缺乏對本土問題的興趣與投注，更遑論提出解決方案的能力，如果只是圈在學術小圈裡，埋頭ＳＳＣＩ文章，拚升等、爭院士，對改善社會當前困境的作用儘管不大，倒也不至於有害，但是偏偏近十餘年來的民選政府都愛用學者，學者也自認學而優則仕，於是鮮少進行政策研究的人去對政策獻策，甚至決定政策，這就構成了不小的災難。 馬英九時代的院士級閣僚，眼高手低，根本不堪用，政府部門本身能量不足，借重兩大財經智庫代勞，卻也同樣不做基本功，形成惡性循環，皆已是定論；蔡英文時代開始未久，一定要記取前車之鑑，千萬不要再重蹈覆轍，有些政策若要倚重學界的專業，一定要檢視其方法論，是否認真地去做調查訪談，凡是夏天窩在冷氣房，冬天躲在暖氣房「話唬瀾」的空談者，其嘴上理想再崇高，由於對於問題認識不清，因此反而是毒藥，服用不得。據說，經過「一例一休」的實證之後，蔡總統察覺事有蹊蹺，已經在著手改善之道。 就拿調高最低工資來說，薪資，與選民切身，關係選票，民選政府以此作為起手式，當然不是台灣獨有，南韓早就在做。不過最近韓國官方數據發表，長期失業的人數卻創歷史新高，青年更是首當其衝，政策效果與政策目標背道而馳，原因出在哪裡？如果做好實證研究，一點都不難理解，但是政客為什麼一定要執意硬幹？這就是一件非常耐人尋味的事情。 同樣的，看待台灣的薪資現況，一定要深入到各產業去掌握，如果只看表面數字，撥不開迷霧的後果，就會做錯決策，造成適得其反。例如包括政府自己在內，過去都經常琅琅上口：平均薪資倒退十六年，但真相是什麼？國發會最近的內部研究就直言，從二○○一年起，事實上相繼實施了法定工時縮減、就業保險、勞退新制，數度調高勞保費，造成企業法定勞動成本增加，這十六年來，非薪資報酬佔總報酬的比重達到十四％，增加了一．六％，影響企業的加薪意願，不無關連。同時，二○一六年台灣企業的勞動稅率成本達十八．三％，高於新加坡的十七．八％，南韓的十三．五％，企業為了維持競爭力，也難為勞工加薪。這些非常實際的情形，只要走訪產業，就會找出答案，也才比較可能做出具有可行性的雙贏解方。 從南韓的教訓，看台灣的三萬最低工資夢想，若干問題若因資本主義而來，恐怕還是應該回到資本主義中去尋找辦法，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立法院雖已通過監察委員的同意權，但提名人之一的陳師孟，誓言專打辦綠不辦藍的司法人員，如此的言論，是否有失監委該有的中立與客觀性，自得從其之後的作為，加以嚴格檢視。至於其認為，陳前總統並非貪污犯之語，如今，確實有重新檢視之必要。 於二○○八年，扁案爆發後，為了取得證據，特偵組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甚至為了拼湊陳前總統海外帳戶的金錢總額，特別派檢察官至日本與辜仲諒商談，勸說其回台咬扁，並以不向法院聲押為交換條件。而辜仲諒也在檢察官循循善誘下，將紅火案的所得指向是行賄扁家的金錢，致成為龍潭購地案被判有罪的重要關鍵。孰料，辜仲諒因紅火案遭台北地院重判後，於二○一一年，還全盤托出，回台作證乃受特偵組指示的過程，讓人驚訝身為全國最高檢察機關的特偵組，竟使用教唆偽證的手段，只為入人於罪。 而如龍潭購地案或二次金改案，關於陳前總統是否能成立公務員受賄罪，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即是此等事務，是否屬於總統的職務行為。原本在二○○六年七月一日以後，由於刑法確立了從事公務且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才具有刑法公務員之身分，故是否為職務行為，就以公務員是否具有法定職權為決定。 只是關於總統的法定職權，只規定於憲法，且於立憲當下，關於總統與行政院長間的職權劃分，即有爭議，而在歷經七次修憲後，關於總統職權仍未能明朗。惟最高法院在龍潭購地案與二次金改案裡，對於總統職權卻採取概括性的認定，即不管是科學園區購地，抑或是金融合併事務，任何相關的行政指示或措施，皆概括屬於其職權，並以之與總統所收受的獻金相連結，而因此認定具有貪污對價性，此即為所謂實質影響力說。 而這種專為陳前總統量身打造的實質影響力說，最高法院卻未敢於將之採為判例，以至於在林益世案裡，出現一審採法定職權、二審採實質影響力的詭異情狀。而去年中，雖傳出最高法院準備以實質影響力說為統一見解，卻又戛然而止。顯見，台灣司法問題，恐不在檢察官、法官的內在是藍、是綠，而是司法者的恣意與專斷。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民進黨的民調表現並不樂觀，但最有機會取而代之的國民黨更令人失望。蔣氏直系後代紛紛隱身歷史帷幕了，國民黨仍將兩蔣當作大海浮木，與轉型正義的社會氣氛形成極大反差。吳敦義反駁崇蔣的質疑說，「難道我們要無君、無父、無國、無家嗎？」 「如果你的阿公、爸爸生日，難道不祝賀？如果阿公過世多年，你享用他留下來的財富，卻不懷念阿公、阿祖的貢獻，這不是人性善良的部分。」似是而非，不自覺流露出對威權的仰慕、對民主的傲慢：不論主流民意的流水流向何方，蔣經國甚至兩蔣仍是萬變不離其宗，真不知該黨要如何東山再起。 民主，就是「人民作主」，吳敦義口中的君父，如果凌駕於人民意志之上，那便成了「假民主」。可惜，國民黨人似乎還想玩假民主，只想要人民的選票，不尊重人民的選擇。他們希望台灣人民停格在「開明專制」時代，永遠當英明領導的順民。先前，馬英九主張，總統直選採取「委任直選」，而非「人民直選」，也是同樣的思想作祟，人民只配唯上是從，不能伸張自由意志。結果，後來人民直選馬英九當上總統，果真他就「做民之主」來了，差點顛覆民主的核心價值。 馬規吳隨，昧於民主國家的政黨義務：「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二三五○萬人組成的共同體，努力朝國家正常化前進，而他們卻硬要台灣套上「一中」牛軛，充當另一個「祖國」的一部分。頭家不要一中，他們把一中當作無上命令。可見，那些人的反民主思想一以貫之，反人民自由意志，也反台灣獨立自主。甚且，他們還蔑視中國人民的自由意志，更不樂見中國成為民主大國。國共的「黨國神聖不可侵犯」共識下，享受台灣民主的那些人，幾乎從未行動聲援自由意志被摧殘的中國人民；劉曉波為代表的民主、維權人士慘遭國家暴力荼毒，他們彷彿無動於衷。 所以，崇蔣、謁蔣，不論是老蔣還是小蔣，都不單單是個人嗜好而已，這種現象反映了從骨子裡仇視民主，也因而附和一黨專政者，連中國都只能專制不可民主。國共兩個兄弟檔，從漢賊不兩立到不再反共要促統，所呈現的是國民黨不惜撕掉民主的假面具，「返祖」到已成過去式的兩蔣黨國獨裁，從而無縫接軌到另一個黨國獨裁的現在進行式。如果說，二○○八，台灣人民還看不清國民黨「返祖」的危險性，至少二○一六已經大澈大悟了。繼續君父、阿公、爸爸，自外於台灣民主洪流，擺在台灣人民面前的政治選擇，等於是「真民主」與「假民主」的較勁。 反觀，藍營統派以外的主要政黨，落地便帶著民主基因。不論個別政策取向，他們至少都尊重人民自由意志，而非訓令人民俯首於「家父長制」，包括台灣的終極目標取決於二三五○萬人，絕不是以教條框限合理的想像空間。當前，於內，有馬英九式「一人專政」之殷鑑，於外，有習近平式「一人專政」的挑戰。台灣人民如何善用民主活力，確保「真民主」屹立不搖，成了一個必須問責自己的課題。二○一六的國共合擊力道，台灣還有逃出一劫的機會，面對更凌厲的窮台、買台、繞台、擾台，萬一「國明共暗」班師回朝，還有撥亂反正的救贖嗎？ 追討黨產，轉型正義，本是促使國民黨落地生根的助力。遺憾的是，國民黨內不同傾向的勢力，一致捍衛著「中國的國民黨」，拒當「台灣的國民黨」、「民主的國民黨」。於是，在台灣民主競爭的表象之下，暗潮洶湧著敵國的進擊暗流，假民主與反民主的聯合陣線，企圖顛覆台灣的自由與自主。此所以，民進黨再度執政，更應以總體有感政績滿足民之所欲，以免馬失前蹄造就另一次政黨輪替，衍生民主崩盤的骨牌效應。執政者既有「不然選蔡英文做什麼」的氣概，便要體會完全執政四個字的重量；領導走在歷史浪頭上的台灣，更要有智略守護人民自由意志、鞏固國家獨立自主。

上星期本專欄剛談到張五常教授的自由經濟，最新出刊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就刊出我的母校、號稱第二黨校的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周新城為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七十週年而撰寫的文章，狠批張五常與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所主張的私有制，並且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學理論，宣稱「消滅私有制是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趨勢」。 中國改革開放後，曾經修改憲法允許私有制的存在，「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還廣納外資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它們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保護」。然而過橋抽板是共產黨的拿手好戲，因此純種姓黨的《求是》刊出周文，絕不是個人意見。 一月六日，中國國務院批准廢除具有三十五年歷史以區隔深圳經濟特區與中國其他地區邊境線的「二線」，這等於廢除深圳的特區地位，是否意味著開始全面否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值得關注。而近年來中共努力在外資企業設立黨組織，是否為便於接管這些外資企業而做準備，也值得關注。更重要的是，這些外企要如何應付習近平紅衛兵時代給中國帶來的大變局，也就是中國將恢復到毛澤東時代，甚至是文革復辟。 將在一月十八至十九日召開的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專門討論修改憲法問題，並決定將中共中央關於這次修憲的建議提請二中全會審議，然後在三月的全國人大會議執行。外界認為主要是將習近平思想納入憲法。對私有產權會不會也有新規定？然而目前憲法對如何沒收私有財產早有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對外資也有辦法，「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對流氓政權來說，尋找理由易如反掌。 紅衛兵是毛澤東左傾路線走到極端的怪胎，五十年過去了，它的幽靈還纏繞在習近平這一代人身上。因此什麼傷天害理與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可以發生，不可以用正常人的思維去衡量他們。看來消滅私有制已經成為目標，只是步伐快慢的問題，而最軟的一塊是港資台資。 國際事務方面，朝鮮半島危機剛剛緩解，中國立即派核潛艦高掛五星旗進逼釣魚台尋釁滋事，挑起另一個烽火。因為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是不斷革命論。毛澤東在清醒時還會說「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這些紅衛兵只知冒險衝撞，不擇手段，不計後果；全世界都要警覺，隨時反制。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據報導，跨國的萬豪酒店集團在有獎問卷調查中，將香港、台灣、澳門及西藏列為「國家」，遭中國當局下令關閉中文官網、中文版APP一周以作懲處，萬豪為此三度道歉。 達美航空中文網頁將台灣、西藏並列國家選項，被中國當局約談後，達美航空官網在亞太地區的選項中，台灣、泰國、日本仍赫然在列，另外還有「瓷器」的選項，卻不見「中國」的蹤跡；把China當「瓷器」而非「中國」，達美航空是在開美式幽默，還是因無心之過會更激怒中國，令人好奇後續如何發展。 或謂，中國看到在中國營生的外籍航空公司、企業集團把台灣列為國家，就跳腳指名要求道歉、整頓、改革，中國瘋狂了嗎？答案是：沒有！沒有！！沒有！！！ 號稱有5千年歷史的中國，歷代領土時大時小，甭說不同朝代領土互異了，就是同一朝代，領土也變更來、變更去的，台灣納入中國版圖前後就短短的211年，釣魚台、南海更甭說了，即便歷史事實如此，中國仍然要睜眼瞎說台灣、釣魚台、南海自古以來屬於中國，這樣的中國，不是瘋了，而是無聊、無賴、阿Q！ 台灣，有無可否認的國際困境，外籍航空公司、企業集團就是一個個向中國人民幣低頭，台灣能施力的地方也是有限。但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連擔心中共勢力滲透校園的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in Austin，簡稱UT）都懂得拒絕接受由中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擔任主席的香港「中美交流基金會」的捐款了，台灣一些產品銷往中國的食品業者卻是只要有錢賺，連將產地標示為「中國台灣」的荒唐透頂行徑都做得出來，現在中國還加碼畫出紅線，要求相關廠商要將產地標示為「台灣區」或「中國台灣地區」才放行，蔡英文政府如果一無紅線，對產品原產地印上「中國台灣」、「台灣區」或「中國台灣地區」的台灣廠商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吾人忍不住要問：這樣的廠商，出售的是產品、商品，還是台灣的主權與國格？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前副秘書長，新竹教育大學退休副教授）

  監察委員被提名人陳師孟昨天在立院表示，前總統陳水扁沒貪污、卻受司法迫害，以後想調查承審前總統馬英九洩密案的法官等語，引發法官協會抗議。 陳師孟。（資料照，記者王藝菘攝） 法官協會指出，陳師孟在經濟學領域成值得肯定，但他身為卸任政務官，政治立場鮮明本不足為奇，但他昨在國會殿堂，並未指出司法「迎合藍營」、「迫害綠營」的具體情事，就批評司法「對綠迫害追殺」、「對藍縱容護航」，法官協會完全不能接受。 一些法官無法無天，監委不查，誰查？一些法官以司法獨立為藉口，變成太上皇，他要判生就判生，要判死就判死，以致貪贓枉法者一堆，可說無法無天。如扁案與馬案，同樣牽涉貪瀆，為何同樣的法官卻有截然不同的判決？馬案還有司法官以「大水庫」與「宋朝公使錢」等理由幫他開脫，有「余文」當替死鬼，扁案就沒有這些特權。此外，林益世與賴素如等馬的親信涉嫌貪汙，如今為何？還不是像馬一樣到處趴趴走？司法之所以不公不義，國民黨是始作俑者，這是有歷史與國際認證的。 當初承審扁案的法官居然有截然不同判決，有人以「法定職權」判扁無罪，有人以「實質影響力」判扁有罪，可見這件事本值得爭議，扁卻被某法官以「實質影響力」判有罪而坐牢數年，且在獄中連「江南案」殺人犯的待遇都不如，若說這非政治迫害，只有白癡才相信。若以「實質影響力」判扁有罪，那麼兩蔣在色恐怖與戒嚴時代中所發生的種種悲劇，甚至是馬與其團隊的貪污案件等，不也都是嗎？為何有功都是他們的，有過就是底下人胡來？是在騙鬼嗎？ 兩德統一後，所有東德司法官都被解職，因為在獨裁統治下所有的司法審判都是騙人的，德國司法還搜出一大串東德時代的司法黑紀錄，如密告與誣告，有如台灣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時期。如今德國仍然不斷進行轉型正義，所以贏得舉世稱讚與猶太人的寬恕，沒有德國人認為這是搞在對立與仇恨，德國又有因此而影響其經濟發展嗎？只有國民黨人與一些鄉愿的政客呼籲大家向前看，不要向後看，若是如此，念歷史做甚麼？尤其是中國那一堆又臭又長的歷史有何值得死背的？ 有人說：「曾經有過獨裁者統治的國家，若不落實轉型正義，就非民主國家」，愛因斯坦也說：「對不公不義的事冷漠，就是獨裁者的幫兇」，很值得我們省思。陳師孟就是正義之士，是孫中山心目中的理想監委，足以推動轉型正義，可惜這樣的人不多，所以監察院始終是「藏汙納垢」之地，連新黨的王建煊都認為監察院該廢，為何小英還不著手憲政改革？ 正本清源是落實三權分立制，五權分立制只是浪費民脂民膏，養一堆米蟲而已。司法尤其要改革，不能期待司法人自己改，需要一套有效的民意監督機制，否則一些貪汙腐敗的法官也能爽退，實在不公不義，如最近一位獲假釋的胡姓法官，已判刑定讞被關，只因貪污數億還養小老婆，居然還能領半薪，像話嗎？這種垃圾法官何其多，不剔除乾淨，行嗎？陳師孟要掃的就是這些敗類！ （教師）

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遴選在1月5日結束了。個人這次受到許多同仁的鼓勵，參加遴選，過程當中，又獲得很多溫暖的協助和支持，非常榮幸，在這裡要表達最深的謝意！ 這次參加遴選，是我個人很好的學習和成長機會，受益甚深。但非常遺憾，在遴選委員會投票前幾天，遭到特定媒體的突襲，為了避免向壁虛造的無稽之談繼續流傳，近日思之再三，決定稍作公開澄清。 謠言有三個要點。第一，我是中央研究院李遠哲前院長的人馬，他為了幫我，在校務會議代表投票時強勢運作棄保，讓我快速通過推薦門檻。第二，親李人士或李系幫我操盤，對投票進行沙盤推演。第三，我是中研院派的代表，強壓臺大幫。 關於第一點，李院長現在已八十一歲，退休多年，也沒在臺大服務過，認得的臺大校務會議代表恐怕沒幾位，如何運作？臺大有11個學院，校務會議代表主要由票選出的系所主管和教師、行政人員、學生代表所組成，如何能任人運作？有誰聽過棄保的聲音？聽了有誰照做？至於第二點，大概是怕李院長運作之說看起來太虛假，弄出了代理人操盤的情節。這就奇怪了，如果有人操盤，為什麼我這個被操盤的人全無所知，全無所覺？在這裡要向朋友們報告，我這次參加遴選，得到不少同仁的協助，對於遴選過程的每一步都兢兢業業準備，盡量提出好而可行的想法，也多方向人請教，並沒有任何操盤的人。 最令我愕然的是第三點，我剛從臺大文學院院長六年、共同教育中心副主任四年卸任，居然被劃為中研院派。我記得遴選之初，我在媒體上被歸為臺大幫，因此昨天特別查了一下以前的媒體報導。查了更加驚愕，原來最明顯把我列為臺大幫的就是投票前大剌剌在封面上把我貼上中研院派標籤的《鏡週刊》。該刊去年11月8日出版的58期有一張校長遴選中臺大與中研院對峙的跨頁大幅漫畫，兩邊人馬分着不同顏色的服裝，我忝列臺大隊老三；李遠哲院長跟我不同國，在另外一方拿著中研院的標幟。不到兩個月，我居然換隊，變成中研院派的領頭，看起來特定媒體本來就有故事要寫，只是劇情發展不如他們所想，就不客氣地調換我的角色。 簡單說，遴選投票前的報導拿著我十多年前擔任過李院長特別助理的經歷做文章，故事則是編造的。英國詩人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 1809-1892）曾經說：「摻有事實的謊言是最黑暗的謊言。」（A lie that is half-truth is the darkest of all lies.）這種謊言的用意在於要聽者容易相信，當事人難於辯駁。面對編造與謠言，我不想默認，特寫此小文，希望校內師生和校外朋友了解實況。 最後再次謝謝大家的鼓勵和支持！ (下圖擷取自鏡週刊第58期。)

  「外省人」是相對於「本省人」的他稱，原本沒有特定的指涉對象。隨著「本省」的位置不同，「外省」的指涉對象也會不同。例如，福建人對廣東人而言是外省人，廣東人對福建人來說也是外省人。但是在臺灣的特殊歷史脈絡下，「外省人」成為一個專有名詞，用來指稱二次大戰後從中國移入臺灣的人們，以及他們在臺灣生育的後代。那麼，戰後有多少外省人移入臺灣呢？他們來自哪裡？到臺灣後又分布在哪裡？ 這三個問題的答案請見： 葉高華，2018，〈外省人的人數、來源與分布〉。《臺灣學通訊》103：15-17。  由於《臺灣學通訊》省略資料出處，且圖片縮得很小，這裡提供完整引註大圖版，歡迎參考。

打三峽大壩？這月經文到底要出現幾次，還多一堆XX在那邊講X話。 為何台灣要把大壩炸了，要水淹七軍，還是違反維也納公約，想殺個幾百萬人壯膽？ 正經點說好了 就戰略意義上，要讓三峽大壩的潰堤造成中國最大損失，一定是要先制攻擊，在還沒降低水位前就炸掉。好吧，你沒事先打中國要幹嘛？ 如果是被動攻擊，中國不會蠢到事先預防這種報復性攻擊。但也要先問，為何台灣受到攻擊後，仇恨值飆高到必須炸掉大壩，難道是被核武攻擊台北死了兩百萬人嗎？真到這種程度，不用台灣動手，周邊國家會很樂意找理由去瓜分中國的，這年頭最欠的就是藉口。 簡單說，只是幾枚飛彈，好死不死砸到台北市某間學校死了幾百學童，這種程度台灣要做的是什麼？絕對不是開大絕去炸了大壩，來以牙還牙死個幾百萬人報復。光是第一時間全球媒體連線，中國在媒體輿論戰就已經完蛋了，要給美日公開介入台海戰爭的藉口，十分足夠。 台灣受害到這種程度，美國會直接把AIT變成大使館，立院立即修法把憲法改掉，國號那些再說都沒關係，法理獨立不用幾天就完成。你解放軍要這樣幹？情感上是覺得很難過，但現實面來說這可是最佳時機。 總結來講，打三峽大壩的前提，台灣必須已經出現大量無辜受害者，平民死傷多到堆到馬路上。但到了這種狀況，中國就輸掉這場戰爭了，亂攻擊無武裝平民，台灣軍力絲毫無損，外國勢力公然介入。解放軍將領等著去打內戰可能現實點。 就戰術面來說，打三峽大壩很不實際，鋼筋混凝土很難打的，台灣就算有中程飛彈可以去炸，要幾枚？這接下來就是技術問題，多大顆的飛彈，需要多大的彈頭？台灣現狀是沒有這能力的。 派軍機過去轟炸？別搞笑了，中國的最新戰機就不論，解放軍也是有一堆防空飛彈的，要當神風特攻隊也不是這麼有勇無謀。 至於派人偷偷放炸彈之類，這種軍盲的話就別說了。真的要開打了，最好大壩那邊不會加強戒備，而且需要多少炸藥？算來聽聽看，至少我不認為你可以拿包C4，就學Mythbuster一樣說搞定了。 ========== 打大壩這只是一種想定，多年前台灣F-16換裝時就有人提出，但這只是一種建立在特殊劇本上的狀況，腦袋正常的研究者不會把這當作選項。 理由很簡單，打大壩的目的是什麼？ 戰爭總有個前提跟理由，中國要真格的打台灣，事前的調兵遣將跟部屬，最少三個月以上，才能勉強達到進攻軍的底線。這還是湊出一萬多人的規模，重武裝機具算進去，幾千人就很多了，就算不計血本把運輸機當神風特攻隊，傘兵當垃圾亂丟，能降落的也沒兩三千。 以上是假設台灣軍隊全部睡著的狀況，正常的防守情況，中國要先花好幾天甚至幾周，損失極多的最新銳戰機，所有的彈道飛彈大概都要丟光，搶到制空權。不過，如果全世界都發現中國三個月前都在準備渡海戰爭，你覺得台灣空軍跟防空部隊，一樣睡到死都不管嗎？ 海軍我還沒算勒，真的買到一兩台美國或是日本同級的潛艇，開戰前夕水下一定八國聯軍到齊，解放軍海軍有種就出海到處亂丟水雷試試看。 中國對台灣的武力攻擊，最大問題是有效的攻擊需要的準備時間太長，可以馬上進行攻擊的沒有政治效果，徒然讓台灣公開獨立，周邊國家找到理由建立官方關係。 意即，有效的攻擊沒有戰略意義，無效的攻擊消滅戰略意義，中國要打台灣根本在武力上做不到，理由在此。 所以回到一開始，你打三峽大壩要幹嘛？如果開戰了，把力氣花在消滅登陸船團比較實際吧。如果沒開戰，你他媽腦袋有洞跑去炸人家的民生設施，想去海牙找法官報到也不是這樣做。 最後還是要講一下，鋼筋混凝土很難打的，別以為丟幾個炸藥包，還是以為有跟死星一樣的弱點，轟一聲就爆了。 更何況，大壩真的爆了，最開心的應該是共產黨。這個發源自李鵬為首的老人賺錢超大豆腐渣工程，一堆問題都慢慢出現，台灣主動幫他們解決這問題，還可以一次性解決南北對立，順便把下游上海幫地盤掃平，太棒了。 我其實建議什麼都不要做，擬好講稿，哪天突然三峽大壩潰堤，我們也有準備，免得被人家栽贓說是台灣幹的。 #三峽大壩沒那麼容易炸的 #你要很多很多很多C4才可以

  統媒利用文字技巧，和唯物論證，混亂是非因果，見縫插針，興風作浪，某些讀書人，甘為極權獨裁者所用，西瓜偎大邊，自古以來並不少見。（圖／創用CC授權+合成） 自由民主台灣的存在，對中國老共而言，宛若芒刺在背，於是，2016年以來，越來越多的武力威嚇和海空交逼，這些動作，志不在挑起海峽戰爭，卻足以擾亂台灣人民心智，從而在心理上，形構強對弱的逼降態勢，台灣的外圍，除了中國對台政治經濟圍堵，台灣這座圍城之內，在言論自由憲法保護下，也有兩個隱患，正威脅台灣的生存。 其一是中國收買的共諜，集結、形成的龐大第五縱隊集團，其二就是被收買的統媒或赤媒傳播媒體，這些媒體也可以稱為；高牆上的傳聲筒，在第一線，擔任洗腦台灣人民的任務，並且為極權中國擦脂抹粉，再則，攻擊民進黨政府，製造內部矛盾。於是，白色可以說成黑色，新政府的轉型正義工程，目標是去黨國化、去共產化、去專制化，偏偏把你汙名變成去中國化。統媒利用文字技巧，和唯物論證，混亂是非因果，見縫插針，興風作浪，某些讀書人，甘為極權獨裁者所用，西瓜偎大邊，自古以來並不少見。 有些是被騙，有些人為了錢、或為了權、為了色，總之，無德文人就是自甘墮落，最近讀了王伯仁先生在民報的專欄說：「統媒過去打著藍旗反藍旗，這時代已經遠去，現在是光明正大搖起紅旗，擔任赤化台灣的幫兇了」，幾家原本藍色報紙，從「正藍旗」易幟為「鑲紅旗」，也就在短短幾年間而已，真的令人感慨。 搞文字或聲音影像宣傳，是毛澤東可以幹掉國民黨的第二個武器，汪精衛擔任國民黨主席時代，還特別聘請老毛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部長，可見老毛的文字功力不弱，可惜，黨官沒幹太久，老毛就被老蔣炒魷魚了，只好下海搞革命。 1931年，老毛在江西瑞金落草為寇，自創品牌：蘇維埃中華共和國，簡稱「蘇區」，有國家，有人民，有領地，當然要有宣傳洗腦工具，於是，紅色中華通訊社，就這樣成立了，此社是老共第一台洗腦機，也就是後來的「新華社」，或稱「國家通訊社」，老毛創立紅色中華通訊社後，意興風發，給林彪寫了一封信說：「革命種子一旦播下，星星之火，也可燎原」，可見新黨四小，也是有讀過書的，那時候，最鷹派，最牛逼的《環球時報》，還沒出生，老毛在瑞金待沒多久，開始被老蔣逼到跑路。1937年，到達延安後，把紅色中華通訊社，改為《新中華報》，這一年，為了呼應國共聯合抗日，老毛又創辦《抗敵報》。 1940年，老共在延安成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1941年又發行《解放日報》，1945年創辦《人民日報》，為了統一言論，並且在蘇區各省分；晉、冀、察、魯、成立《人民日報》分社，一直到解放後，才把幾個《人民日報》社合併為一。1945年，內戰爆發時，老共的蘇區，轄下1億人口，老蔣的白區，4億人口，國民黨宣傳報紙大約有70家，卻被少數的共黨文宣打敗，原因是；民間發行量大，比較具影響力的報社，都是左傾居多，例如：《天津大公報》，中國歷史最久的報紙，還有《上海文匯報》，國民黨改革委員的李濟深創辦，重要寫手如郭沫若，矛盾，都是政治上反蔣，同情左派。甚至海歸派，胡適和徐志摩所辦的《新月雜誌》，也經常抨擊國民黨政府，所以，在民心拉攏和宣傳上，國民黨已經被打敗。 解放後，老共當然知道言論自由的可怕，所以牢牢掌握，在老共管制言論自由下，《人民日報》和《解放日報》，從中央到地方黨報，全部是國營報紙，網路發達以來，許多地方政府或黨團所經營的報紙，內容千篇一律在放屁，越搞越沒市場，最後也只有收攤一途，上個月就收了19家報社。 革命狂飆時代，辦報紙是搞革命必備，一來，宣揚理念，散播革命種子，接下來就是吸納同志會員，然後才是搞組織，這革命三部曲，不是毛澤東自創，而是來自他的老師列寧和史達林，世界第一個共產極權國家，就是由列寧和史達林建立的，這兩人都有志一同，認為搞革命之前，要先辦報紙。 1945年4月，歐戰盟軍即將勝利，和平已經露出曙光，日本在亞洲也露出敗象，在延安的毛澤東，邀請當時的參政會議員到延安訪問，有黃炎培、王雲五、章伯鈞、傅斯年等7人，老毛邀請7人到書房一敘，傅斯年朝書架瞄了一眼，日後，傅校長對人說：「此人不學無術，也就是煽動家而已，小心被騙」，傅斯年那一眼，看到書架都是章回小說，民間傳說，於是估計老毛不是做學問的料，只能搞旁門左道，禍國殃民，果然被傅斯年料中。 前面說，老毛向列寧學習，話說從頭： 1891年，列寧進入客山大學法律系半工半讀，1895年畢業，那時候正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當政。說起來，尼古拉二世並非壞皇帝，只是時運不濟，歐洲的民主自由呼喚，已經來到門口，底層階級看不慣貴族及地主高高在上，社會上同情底層人民生活困境的知識份子，或進步份子越來越多，列寧就是其中一位。這一年，列寧剛剛拿到律師執照，來到聖彼得堡，組織一個工人解放協會，不久就觸犯《集會法》被逮捕，列寧在監獄關了一年兩個月，出獄後，列寧被放逐到東西伯利亞的一個農場。過去，沙皇很喜歡用放逐，處理異議分子，1900年，列寧結束放逐後聲請出國，因為在俄國境內沒搞頭，當時，很多懷抱改革國家的知識份子，大部分選擇出國，但是一旦出國，很快就變成黑名單，曾經留學過蘇聯的小蔣，在台灣也有樣學樣，最喜歡搞海外黑名單。 列寧變成海外黑名單，原因就是創辦革命報紙，宣揚馬克思理論；這份報紙就是《火星報》，很巧和王炳忠的火星 T計畫同名，《火星報》在德國慕尼黑印刷後，再走地下管道走私，送進俄國境內，合夥人是馬爾托夫，當時在《火星報》還有一位社論寫手：托洛斯基，當年，列寧和托洛斯基，算是黑名單雙雄，在海內外名氣最大，地位就好像寫〈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被迫流亡海外的彭敏明教授。 1903年，俄國海外黑名單人士，決定在布魯塞爾和倫敦聚會，準備籌組一個社會民主黨，列寧在會中說：想靠鬆散的革命分子，推翻沙俄政權，是不可能的，列寧主張；必須建立一個中央指導的職業革命組織，領導工農群眾，但是，遭到馬爾托夫反對，認為這樣子會走向軍事獨裁，於是，社會民主黨一分為二；列寧帶領布爾什維克派，馬爾托夫帶領孟什維克派，列寧派聲勢大於馬爾托夫，後來，布爾什維克派就變成黨，一直到十月革命後，才改名為共產黨，列寧和孫中山一樣，搞革命時間，在國外居多，但是，並沒有降低領導身分。 很多學者定位共產黨推翻沙俄的革命，是不流血革命，甚至是黑色喜劇，因為宣傳工作很到位，1917年3月8日，婦女節，本來是婦女上街活動，卻演變成暴動，這個月是俄曆2月，俗稱「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羅曼諾夫王朝結束，接替政權的是貴族組成的立憲黨。列寧聽到革命爆發，這一年4月，列寧和海外黑名單人士集合，匆忙搭上瑞士開的火車，穿過仍處於戰爭狀態的德俄邊境，回到俄國，列寧的神通廣大，被人懷疑是德皇威廉二世收買的間諜，因為第一次大戰還沒完，列寧回國後，有點抬不起頭，這一年7月，戰爭帶來瘟疫和飢荒，聖彼得堡再度出現工農兵暴動，立憲黨臨時政府無法鎮壓，就把罪名怪到列寧頭上，認為列寧是德國間諜，專門回國製造混亂，趁戰爭時期搞垮國家。 列寧被通緝，只好躲到芬蘭，這一年11月，一位名人出現了，名叫托勒斯基，托勒斯基在列寧創辦《火星報》時，寫過專欄，1906年，因為寫武裝革命論，被沙俄判終生放逐，流亡到維也納，1908年，創辦《真理報》，1912年海外《真理報》，出現路線鬥爭而停刊，這個報頭卻被莫洛托夫和史達林拿走，當時，史達林還是這場革命的二線演員，連舞台也沒有。話說，二月革命爆發，托洛斯基和列寧一樣，趕回俄國，沙俄立憲黨臨時政府，無法控制局面，老托名氣很旺，當選聖彼得堡，蘇維埃主席和軍事指揮官，列寧聽到老友當選主席，就在俄曆9月底，偷渡回國，兩人開始密謀起義，於是在俄曆10月，停泊在涅瓦河上的砲艇，對冬宮臨時政府發動攻擊，臨時政府沒抵抗就倒了。 列寧則寫了一份〈告俄羅斯同胞書〉，在火車站前廣場發表演說，而莫斯科方面，面對革命浪潮，才抵抗7天就投降，這一年俄曆11月，蘇維埃政府成立，列寧當選主席。 回頭看史達林這個二線演員，比起列寧或托勒斯基，家庭背景差很大，史達林出生在一個家暴父親的鞋匠家庭，沒有高教學歷，1905年，加入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在高加索分區活動，根據紀錄，原名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澤．朱加什維利，簡稱史達林，從1902年到1913年，搞殺人綁架偷竊爆炸，一共犯案7次，從流放地逃跑6次，1912年，史達林才從暴力犯罪，改行做文字革命，這一年進入《真理報》，前面說過；托勒斯基的《真理報》，在1912年鬧路線而停刊，這一年，加米內夫和莫勒托夫，用了《真理報》報頭，搬到聖彼得堡發行，而且向沙俄政府聲請登記，政府也同意，唯一條件就是要出刊前審查，才准付印。 1914年一戰爆發，《真理報》被勒令停刊，報紙開始轉到地下，一直到革命成功，改換了8個報頭名稱，和早期台獨刊物一樣辛苦，這時候，就是史達林在《真理報》最歹命時候，編輯部還設在聖彼得堡，但是，印刷廠在芬蘭，史達林編輯兼職走私偷渡，把印刷好報紙，弄回聖彼得堡發行，哪有台灣目前統媒那麼好康，大剌剌擺明顛覆國家，還風光當「媒體大亨」，蘇聯建國故事的後續，就請看倌自己看書了。 擺明要顛覆政府國家的統媒，還可以光明正大發行，這款言論自由，是否太超過，和台灣同樣遭受紅色北朝鮮威脅的民主南韓，也有一個統合進步黨，主張南北韓統一，在國會佔有5席，黨魁是李正姬。2013年，該黨國會議員李石基，用宣傳車在首爾街上，播放北朝鮮革命歌曲，公開發表北朝鮮應該趕快統一南韓言論，而且還招搖北朝鮮國旗過市，沒多久，被民眾檢舉，警察逮捕李石基，2014年，南韓法務部提出解散統合進步黨提案，經過憲法法庭判決；以該黨從事「利敵行為」，明顯違憲，解散統合進步黨，並剝奪5名議員資格，這就是南韓對共黨的作風，那像台灣這樣軟趴趴，被唾面自乾。 反觀台灣呢？縱容統媒和促統政黨，用言論顛倒黑白，發表媚共言論，拆除人民抗共防線，用汙星旗幟，摧毀人民意志，目的不是好玩，而是顛覆民主台灣國家，當報紙淪為高牆上極權政權發聲機的時候，就遠離真相和真理了，如同蘇聯《真理報》，俄羅斯民間流行一句話；「《真理報》上無真理」，可是，這些發送到家或擺在架上的紅色報紙，都穿上言論自由金鐘罩，所以，台灣人每天早上，當你吃下精神食糧時，只能自己小心以免中毒，否則屆時什麼仙丹都救不了你。

    ~~「愛國藝人」、「軍中情人」、「十億個掌聲」這些戒嚴時期名號，解嚴之後，如魅影飄飄； ~~鄧麗君的時代魅力，另有定位；  ~~縱橫台灣、香港、日本、東南亞各國的多語言、跨文化實力，允為其巨星地位核心內涵； ~~表現於其系列作品，首推1975年開始由香港寶麗金發行的《島國之情歌》； ~~一代歌后「島國」情緣的繁華與宿命，誠為總結其歌唱事業的終極隱喻。   今年是鄧麗君逝世20周年，台北、東京、上海都舉行了紀念演唱會，3D虛擬人登台獻唱，台大外文系張小虹教授撰文指出，「像是『挖空』了所有真實連結可能的『動畫』，完全相像卻一點也不是的鄧麗君，比鬼魅還鬼魅。」   不只最新科技的虛擬人，華語流行音樂界和東南亞傳奇歌后，「愛國藝人」、「軍中情人」、「十億個掌聲」這些台灣戒嚴時期與對岸「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年代打響的名號，解嚴之後來到國共往來絡繹於途的今天，似乎也都挖空了真實連結，魅影飄飄。 鄧麗君的時代魅力，另有定位。   和同一年出生的的另一位巨星鳳飛飛一樣，鄧麗君風光亮麗的演唱事業難脫政治牽纏，兩大巨星於1970年代後期分別傳出歌監與印尼護照事件，在當年威權統治肅殺氛圍裡，鳳飛飛禁唱三個月，鄧麗君則遠走美國。   事件過後，兩人於1980年代初各自參與了慈善義演以及慰勞各地軍人和勞工等活動，接受政府頒獎表揚，1982年鳳飛飛發行《我是中國人》專輯，隔年初鄧麗君發行濃濃中國風的《淡淡幽情》專輯，稍後獲選「十大傑出女青年」。   短短一兩年間，從演藝高層和媒體輿論口誅筆伐，到政府認證的藝人楷模，1982年鳳飛飛獲頒金鐘獎「最佳女歌星獎」，從1980年首屆得主鄧麗君手中接下獎座，兩大歌后歷史性的聚首，想必點滴滋味在心頭。   兩位分別來自外省和本省家庭的天后，都演唱了不少日本歌曲重新填詞的作品，1973年即赴日發展的鄧麗君更翻唱許多自己原唱的日本歌（主要收錄於《島國之情歌》系列）。1980年代中期，鄧麗君演唱事業達到巔峰，尤以流行曲風的新時代演歌風格在日本創下的耀眼成績最為突出，《償還》、《愛人》、《任時光從身邊流逝》（台灣版為《我只在乎你》）等暢銷金曲連年屢獲大獎，テレサ・テン（Teresa Teng）創下外籍歌手在日本歌壇罕見的成功紀錄。   1985年日本東京NHK的One & Only，以及前一年在台北中華體育館的「十億個掌聲」，兩場個人演唱會，鄧麗君全盛時期成熟風格代表作，以多種語言包括日語、英語、粵語演唱，在台北演唱「台灣歌」（鄧麗君用語，主持人田文仲則稱「閩南語歌曲」），《難忘的愛人》、《阿媽的話》、《燒肉粽》三首台語名曲（原唱分別為尤雅、劉福助、郭金發），鄧麗君除偶有咬字失準，唱功圓潤流暢，和早期剛出道灌錄演唱的台語歌不可同日而語。   當時已是戒嚴末期，台語歌曲在中國國民黨政府「國語」政策長期壓制下，已隨著禁歌漸次解禁（《燒肉粽》因描寫民生困苦原為禁歌），以及《心事誰人知》（1982）等歌曲流行大街小巷而逐漸復甦，演唱會中提到自己出生於雲林的鄧麗君大唱「台灣歌」，像是宣示台灣歌壇提早解嚴。   鄧麗君也以印尼語發聲演唱，其名曲《甜蜜蜜》亦為印尼歌謠填詞，如今在東南亞地區如印尼首都雅加達等地的台人和華人社區，鄧麗君仍舊是熟悉的聲音，彷彿遙指300多年前，台灣島和印尼群島同屬總部設於巴達維亞（雅加達古名）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的大航海年代。   1995年5月10日，《紐約時報》在鄧麗君過世時刊出訃聞稱其為「傑出的語言家」（brilliant linguist），其縱橫台灣、香港、日本、東南亞各國的多語言、跨文化實力，允為其巨星地位核心內涵。   這文化多元質素表現於其系列作品，首推1975年開始由香港寶麗金發行的《島國之情歌》，至1984年共發行8集，主要搭配日本歌寫詞，也包括《小城故事》（1979）、《假如我是真的》（1981）等電影歌曲。「島國之情歌，顧名思義，集合香港、台灣、日本三地海島的音樂菁英，所共同集合創作的專輯」，「對中日文歌曲的交流做了莫大的貢獻。」（鄧麗君文教基金會網站介紹）。   鄧麗君遊走島國高歌發聲，對中國散發強大的穿透力，卻因種種政治力的紛擾阻隔，始終無緣踏進那片父母所來自的土地，帝國邊陲，天才輓歌，一代歌后「島國」情緣的繁華與宿命，誠為總結其歌唱事業的終極隱喻。   同場加映：鄧麗君，是一種古典    

一面收買台灣人，一面組織性散佈謠言，中國統戰包夾台灣， 鎖定台灣十大目標團體與族群進行系統性統戰，包括：基層村里、青年、學生、中配、原住民、親中政黨與政治團體、宗教宮廟、同鄉宗親、農漁會、退將等。每年經費至少百億元，「看不見」的經費... 應該更多。 吃喝玩樂都是有代價的，而這代價，恐將賠上台灣的民主與自由。豈能不慎？ 中國鎖定十大目標 對台統戰 年砸百億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68821

日前有學者在演講時建議，台灣可優先部署1000枚中程飛彈，2枚就可炸掉三峽大壩，對此，中天一姊黃智賢今天在臉書向中國人道歉，表示「炸三峽大壩連想都不可以想」、「連舉例都不可以」、「這是反人類罪」、「這樣的說法，讓人悲痛憤怒」。 1938年，蔣介石問張志忠：「敵人來了，長沙怎麼辦？」張治中還沒有回答，蔣即說：「還有什麼可思索的，都用火燒掉了!」。當時日軍還遠在200公里外，蔣介石就下令放火燒了長沙，三萬長沙市民葬身火窟。 中天一姊應該會為老蔣開脫：「火燒長沙是焦土抗戰」、「哪有時間考慮」、「這是為了抵抗日寇」、「先總統蔣公是民族救星」。

今天立法院全數通過總統提名的11位監委人選，其中包含深綠色彩的陳師孟在內。 為什麼會提名陳師孟？是因為他曾經說要追究辦綠不辦藍的「不肖」司法人員，只能靠監委。因此蔡英文要各界推薦人選時，很多本土社團，就想到陳師孟。 陳師孟很猛，他在被提名為監委時，就說如果不追究這些「不肖」司法人員，他「死不瞑目」。結果今天立法院通過監委提名案，檢察官協會、法官協會就紛紛表示抗議。 要彈劾一個司法人員，是要監察院至少11人集體決議同意的，不是陳師孟一個人說了算。以前馬政府時代，黃世銘身為檢察總長，因洩密案被法院判刑確定，然而監察院仍然無法通過彈劾；前基隆市長張通榮在派出所關說案件，咆哮執行公權力的警察，監察院也通過不了彈劾。這是因為彈劾案是集體行使職權，所以不用因陳師孟一人當監委而擔心。 不過，我認為扁案和馬案的確很多程序非常離譜。例如： 一、總統沒有特別費，所以國務機要費就是總統的特別費。然而這兩案的一審法官同是蔡守訓，他卻重判陳水扁，輕放馬英九。我曾請教過兩個在國立大學教刑法的教授，問他們什麼是「大水庫理論」？為什麼我唸法律時沒有唸到？他們都一直在笑。我想大概在笑我不知這是政治，你幹嘛那麼認真？ 二、國務機要費案目前是無罪的。然而陳水扁卻因這個案子開始被覊押，而延押的理由，都是「有逃亡之虞」，而後來的案子，都是因為國務機要費案的「押人取供」產生出來的，如果他不是叫陳水扁，這種情形會發生嗎？ 三、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案發生的時候，一群特偵組的檢察官集體開記者招待會，說這個案子年底「辦不出來」，就要集體下台。 什麼叫做「辦不出來」，這是「預設立場」嗎？是集體的「政治宣誓」嗎？當時的檢察官協會和檢改會都不吭聲，現在還有臉叫嚷「司法獨立」？當「換法官」、「特偵組檢察官到日本叫辜仲亮回來作偽証」事件爆發，而舉國嘩然時，當時這些法官協會、檢察官協會集體沈默，完全不知自我反省，現在卻在叫嚷司法獨立，能令人支持嗎？不能自律，就要他律，這不是天經地義的事嗎？ 四、馬英九的特別費案，從一審到最高法院判決確定，花不到一年。有哪一個刑事案件辦案有這麼迅速的？陳水扁的龍潭案，二審無罪，最高法院以實質判決判有罪，而不是司法慣例上的發回或駁回，而且最高法院從二審上訴到確定，經過實質判決，只有歷經三個月，過去最高法院有這種奇怪的例子嗎？我問過一個高院的庭長朋友，他說史無前例。 五、陳水扁的龍潭案最高法院以實質判決判有罪，採「實質影響力說」，然而過去貪污案的實務判決，包含林益世案及前台中市議會議長張宏年收受電玩業二千多萬元而關說電玩執照案，都是採「法定職權說」。如果大巨蛋案、富邦併北銀案，賤賣三中案，也採「實質影響力說」，馬英九刑責逃得掉嗎？ 六、黃世銘的洩密案，被高院判有罪確定，而馬英九的洩密案，被一個地院才27歲的小法官，認為這是馬英九在行使憲法第44條的「調解院際糾紛」。當全國民眾都知道九月政爭，是馬英九要鬥倒王金平，是在「製造」院際糾紛，只有小法官僭越大法官的職權，說這是依據憲法第44條在「調解」院際糾紛，這是「司法獨立」、「司法孤立」，還是「司法獨裁」？天威莫測、民眾完全無法預期和信任的司法，連監委都不能調查，這是什麼邏輯？ 判決要有安定性、妥當性、可預測性，才能建立司法公信力。然而根據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104年度的民意調查結果，台灣民眾84%的人不相信法官，76%的人不相信檢察官。如果司法不能自律，他律有何不可？ 不要擔心陳師孟這個人，他的調查報告，還是必須受到社會公評，但是台灣的檢察官和法官受信任程度這麼低，遠低於日本、英國、美國這些先進國家。找一個有心的監委來重新調查這些奇怪的程序，供大眾檢視，有何不可？  

展昭／教師 立法院15日續審監察委員被提名人資格，針對被提名人陳師孟、楊芳婉、趙永清、蔡崇義、楊芳玲等人進行詢答。陳師孟表示，他上任後會秉持「三分打老虎、七分打恐龍」的原則，專注於政治性案件，他也痛批。（圖／張家銘）   立法院15日續審監察委員被提名人資格，針對被提名人陳師孟、楊芳婉、趙永清、蔡崇義、楊芳玲等人進行詢答。陳師孟表示，他上任後會秉持「三分打老虎、七分打恐龍」的原則，專注於政治性案件，他也痛批，還有像是說出「公務員能撈就撈、能混就混」行政體系敗類蛀蟲。 陳師孟說得好，畢竟在馬主政8年，由於國民黨本身貪汙腐敗，以致恐龍法官、司法敗類與腐敗公務員實在太多了，是小英推動政務的絆腳石，尤其是偵查與審判扁案的那些渾蛋司法官，眼中只有顏色，沒有公正與是非，只因國民黨給他們太多利益與特權，有如以前東德的司法官。 誠如陳師孟所說，如果他成為監察委員，要秉持「三分打老虎、七分打恐龍」的原則，調查三種類案件，第一是過去司法對於民進黨籍總統和政務官的濫法追殺，司法用了很多不符合實質正義的手段；第二個是過去司法案件，對於國民黨籍總統和政務官的放縱行為。他舉例，前總統馬英九洩密案等，承審法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法律見解。 民主進步黨立委蘇巧慧最後問陳師孟，若是在馬政府時期被提名監委，是否會接受？陳師孟回答「不會」，但是蔡政府提名，他會馬上答應。蘇巧慧此問是否裝糊塗？馬政府怎麼可能提名陳師孟當監委？馬政府所提名的人清一色偏藍，毫無公正性可言。就算馬政府要提名陳師孟，陳師孟不可能接受，更不可能通過國民黨立委那一關，因為那些人心中只有黨的色彩和利益，哪有國家與主人的利益？ 陳師孟祖父陳布雷是國民黨要員，但最後卻徹底失望而投湖，大有屈原之慨。陳師孟也沒有國民黨黨國思維，凡事以台灣人民利益為考量，是比許多台灣人還愛台灣的人，更是那些明明是台灣人，卻甘心當國民黨走狗者，所難以相提並論。若由陳師孟當監察委員，則現代包青天將再顯神威，是所有有正義感的台灣人所樂見的事，民進黨立委應全力百分之百支持。

1月16日壽星： 台灣美術家陳植棋 「人生是短促的，藝術才是永恆。」—陳植棋 只享壽26歲的陳植棋，誠如他自己所說「人生是短促的」，但是他的人生卻充滿永恆的色彩。屬於台灣第一代西畫家的陳植棋， 1906 年的今天出生於台北南港。就讀台北師範學校時，受教於美術家石川欽一郎，開始展露美術天份。在北師時，正逢蔣渭水糾集知識青年組成「台灣文化協會」從事文化啓蒙運動，陳植棋參加文協，並受當時文協反日民族情緒的影響，參與1924年爆發的「北師第二次反日學潮」，在僅剩一個月即將畢業的前夕，遭勒令退學！受石川老師的鼓勵，陳植棋進入東京美術學校，開始走上美術之路。他的幾位美術同好李石樵、李梅樹、陳德旺、張萬傳、洪瑞麟也受他的鼓舞都赴日學習美術，六人同住一起。1924年陳植棋與陳澄波、倪蔣懷、藍蔭鼎、陳承藩、陳英聲、陳銀用共七人組成「七星畫壇」，這是台灣首次出現由台灣人組成的美術團體。1927年另組更大的美術團體「赤島社」，成員包括有陳澄波、廖繼春、顏水龍、郭柏川、楊三郎⋯⋯。1928年陳植棋以《台灣風景》入選第9回帝國美展。1930年他自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同年以《淡水風景》入選第11回帝展。另外於歷屆「台灣美術展」中的作品有：《海邊》、《三人》、《二人》、《桌上靜物》、《台灣風景》、《芭蕉の畑》、《真人廟》、《赤き壁》、《觀音山の見える風景》、《淡水風景》、《婦人像》。「台灣日日新報」讚譽他為天才青年畫家。可惜1932年26歲英年的陳植棋病逝，這一年赤島社也解散。 踏遍台灣的人類學者森丑之助 有「台灣蕃通」稱號，又被戲稱為「台灣蕃社總頭目」的人類學家森丑之助，在1877年的今天生於日本京都。森丑之助早年就讀於長崎商業學校，十六歲輟學，離家在外漂泊。1895年5月，以陸軍通譯身分來到台灣，走上研究台灣原住民之路，成為台灣原住民研究的先驅。他探訪各地部落，多次走遍台灣全島，甚至登上玉山主峰。收集許多有關人類學、民俗學、歷史學、考古學、地理學、植物學的資料，並整理成書，是台灣「蕃界」調查第一人。1915年5月爆發布農族的抗日事件，「大分事件」（地點在花蓮玉里的大分駐在所，有多名日警遭殺害，總督府採軍事鎮壓，但森丑之助倡議非鎮壓式的理蕃事業並賦予原住民自治權。1926年7月，森丑之助搭輪船回日本途中離奇失蹤，官方判定是跳海自殺。 提琴演奏家賈桂琳杜普雷（Jacqueline du Pre） 1960年代英國有一位少女以拉大提琴聞名，她16歲開始即登上國際樂壇。於樂壇的十年之間所錄製的曲目，膾炙人口。最廣為人知的艾爾加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是音樂界公認的極佳演奏。這位演奏家就是1945年的今天出生於倫敦的賈桂琳杜普雷。她的父親是位會計師，母親是鋼琴家，賈桂琳杜普雷四歲時偶然聽到大提琴的音樂，主動要求要學習這項樂器，強烈的學習動機讓她不久就能輕易駕御4/4大提琴。她的姐姐則修習長笛。在童年時期姐妹聯手拿下許多音樂比賽獎項。遺憾的是，賈姬26歲發現手指逐漸失去感覺，28歲之後就過著坐輪椅的生活，長達14年直到42歲過世，長留餘音在人間。

監察院長張博雅26日率領全體監委年度巡察行政院。圖為張博雅與行政院長賴清德交頭接耳討論議程。（圖／記者陳弘志攝 , 2017.12.26） 這幾天，立法院正在審查補提名的監委候選人，從去年三月提名後已經過了十個月，這喚起了選民對監察院的記憶，恐怕很多人不知道監察院究竟在做什麼，甚至想不起來監察院長是誰。 監察院的存廢在社會爭論已久，很多人說既然該廢了監察院，為什麼還要補提名？但在我看來，這是必要之惡。因為2016年行政立法都經歷了政黨輪替，但現任的監察委員還是前任政府的產物，更大的問題是他們這幾年荒腔走板、唯黨意是從的演出，實在需要有一批新人進去制衡。 這些年來，監察院上演的政治笑話已經多不勝數。還記得上屆監委任內，對於當年擔任基隆市長的張通榮，向警方關說縱放酒駕者，彈劾案兩度被提出，但表決結果竟然都沒有通過！這護航與效忠執政黨的意志，人民看得只能搖頭。另外，還有前任監委周陽山出國，雖說到外館調查案件，但卻帶著家人一起前往，擺明順便旅遊度假，而且據說這還只是冰山一角，只是沒有見諸媒體。 監察院監督行政體系，卻沒有人監督監察委員，難怪可以這般為所欲為。   而現任的監委，也沒讓前輩專美於前。還記得當國民黨因為席次不足三分之一，無法透過立法院機制為「不當黨產條例」申請釋憲時，監察院竟然「代位求償」，主動幫國民黨提出釋憲案，而提案的內容就那麼巧，跟國民黨立院黨團提案內容有87分相像，把憲法中對監委超越黨派的要求，完全拋在腦後。 前不久在立法院審查勞基法的時候，監察院也不忘插上一角，對立法院在去年修法通過的「一例一休」，對行政院提出糾正。姑不論一例一休的問題其實來自於立法院對行政院草案的加碼，這樣去糾正行政院到底是幹嘛？而光是這時間點的選擇，就讓人看見濃濃的政治動機。說到底，監察院對立法院通過的法案指指點點，其實也是超越了憲法的院際份際。 而現任監委毫不掩飾地介入個人利益，例證更是比比皆是。曾有媒體報導，在政黨輪替後華航換了新的董事長，竟然有監委藉由監察院的力量，幫自己在華航擔任高階主管的老公關說不要外派。前一陣子陽明大學校長遴選出現校內的爭論，竟有監委在第一時間就說要主動介入調查，擺明了要介入為另一派人馬護航；最近還傳出，某監委去擔任國立政治大學的校長遴選委員，這也是嚴重失了份際。 這些案例，已經完全不是憲法賦予監委獨立行使職權的實踐，而是假借監院職權堂而皇之地介入個案。古代御史拿著尚方寶劍，可以斬污吏、肅貪官，但是當監委私心自用時，誰能給予制衡？誰能糾舉彈劾？ 如果監委們連自己的鬍子都刮不乾淨，怎麼有資格去刮別人鬍子？    監察院存廢的爭論很多，監委的社會形象也不佳。但監委的權利卻很大，他們可以到行政院和各縣市政府，花一天的時間聽取施政簡報，展現官威。政府官員平常已經忙得要死，還要齊聚一堂為監委們作報告，這種形式主義，根本是浪費時間，花一天巡察就能夠找出施政治理問題，誰信？講白了，這種分區巡察就是古代中國的「八府巡按」概念的延伸，根本就是封建主義的餘毒，形式主義的極致。台灣的民主社會，真的還需要這種制度嗎？ 監察院負責監督行政院，但自己的問題卻不比行政院少。這批補提名的監察，在通過國會審查之後，必須要能先認清監察院的現況，要清明吏治，不妨從改革監察院做起，好好制衡你們的同事，不要繼續鬧笑話。 如果監委還是只利用法定的職權，來猛刷自己的存在感，成為政黨打手，不避諱個人利益，甚且繼續製造政治笑話，那麼這屆監委成為末代監委，誰說不會是社會的修憲共識。

  太魯閣國家公園106年遊客量465萬人次，較105年成長約15萬人次   太魯閣106年(去年)入園人數465萬人次。  太魯閣105年(前年)入園人數450萬人次。  靠北！人數增加15萬，ㄚ到底是在雪崩三小！  可能狀況1.：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人數灌水、資料造假。  可能狀況2.：靠夭媒體人數縮水、資料造假。  除了這兩個狀況外，還有第三種狀況嗎？總不會是拿107年和106年比吧? 因為今天才107年1月16日，今年才過16天半個月。  幹！台灣的媒體程度，根本是小學以下的例證！  全台觀光雪崩、太魯閣旅客狂跌！觀光局：成長1.55％  觀光局澄清觀光雪崩 主要遊憩點仍成長  下降幾%的資料究竟是引自哪裡？ 哪一個單位？ 總不會是中共觀光資料處吧 ?

先總統蔣經國13日逝世30周年，任內功過再度受到熱議。圖為前總統馬英九在大溪頭寮賓館的致意花圈歐。資料照片 李大有／工程師 1月13日是前總統蔣經國逝世30周年，《中國時報》委託民調公司進行民意調查，從蔣中正至馬英九的6位前總統中，蔣經國得到最高評價。這份民調是不是在為蔣萬安台北市長初選的血統純正性背書不得而知，但是日前馬英九前總統赴國民黨中常會演講時提到，經國先生對台灣有「四大貢獻」，包括推動十大建設、解除台澎戒嚴、開放大陸探親以及力行勤政愛民。然而，這四大貢獻是否真的讓這位20世紀中後期的政治人物，在21世紀仍然可以得到最高評價？分析如下： (1) 十大建設： 1973年底，蔣經國宣布，加速完成南北高速公路等九項建設。隔年9月，蔣在立法院施政報告時，又加入興建核能發電廠，而成為我們所熟知的十大建設。十大建設的確是國家重要的基礎建設，對台灣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助益。 然而，在二戰末期台灣與日本一樣是盟軍轟炸的目標，戰後重要基礎建設及工業建設幾乎摧毀殆盡。日本可以在1945年後的19年間迅速復員，並且成功的主辦1964年東京奧運，但是反觀國民黨，自1949年敗逃台灣，遲至1978年年底南北高速公路才全線通車。如果十大建設這麼值得馬英九為蔣經國貼金，那麼1978年以前的30年間，在台灣的全面執政下，國民黨又有什麼「大建設」？ 經國先生又「貢獻」了什麼？ (2) 解除台澎戒嚴： 戒嚴令是指一個國家進入了危機，而這個危機有可能會影響國家及人民的存亡時，由國家元首發布的限制性行政命令。《台灣省戒嚴令》，是時任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於1949年5月19日所頒布，時至1987年7月15日由總統蔣經國宣布解嚴。 然而，從1979年1月1日起，中國停止了長達21年的金門砲擊，這時台灣已經沒有「可能會影響國家及人民存亡」的情形。當1978年蔣經國就任第六任總統後，蔣已經有權力『解除解嚴』但是他卻沒有做，在10年總統任期中享受著限制人民權利的統治便利性，一直要到蔣病入膏肓，在過逝前半年才匆匆宣布解嚴，大剌剌的沽名釣譽，這樣還是「貢獻」嗎？ (3) 開放大陸探親： 居住與遷徙的自由是普世的價值。國民黨在1949年前後陸續帶了200萬的中國難民來到台灣，最早是喊出「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隨著反攻日漸無望，國民黨持續限制滯臺外省人返鄉權利。1987年11月，蔣經國自知來日無多的情形下，准許人民登記赴大陸探親。國民黨限制人民返鄉的自由，非但沒有對受限制的人民致歉，在經過數十年限制後的開放，還有人認為這是「貢獻」？真不知經國先生的貢獻何在？ (4) 勤政愛民： 勤政愛民是政治人物的本份，中華民國1947年行憲以來，那一個總統不是「力行勤政愛民」？而馬英九所稱勤政愛民的經國先生，究竟是跑到六龜育幼院，抱起楊恩典的經國先生？還是冒雨蒞臨台北淡水河畔，為中正杯龍舟競賽運動員加油，並親切地走向群眾打招呼的經國先生？或是經國先生11位民間友人的友誼？如果你對蔣經國還留有深刻親民的形象的話，那麼這些「勤政愛民行程的媒體操作」，是不是與東北亞某個新興核武國家領導人有幾分神似呢？  如果一個政府執政了30年沒有「大建設」，而30年後「才做了」10個本來就應該做的基礎建設；如果執政者在已經不符合戒嚴要件的時間，持續以戒嚴令限制人民的自由，到了天年將至才解嚴；如果政府可以限制人民返鄉的自由，在經過數十年嚴格限制後，才勉為其難由紅十字會開放人民返鄉；這樣的經國先生就可以從20世紀傳頌到21世紀，親民的形象也可以深植人心的話，可以說是台灣人的良善本質所致，也可以說是集體的鄉愿，說得不客氣一點，或許是台灣人民對威權時代政治人物沒有「是非對錯的判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