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建國工程隊」不滿台北市長柯文哲反去蔣化，3日凌晨將市府附近蔣介石銅像「斬首」。台灣建國工程隊提供     鄧鴻源／大學教授 面對建國工程隊到處斬首蔣介石銅像，市長柯文哲只是說，我們雖然有不同過去，但是應該有共同未來才是，二二八事件也是歷史的一部分，不要看銅像不爽就要「斬首」，這樣有助於社會和諧與團結嗎？ 柯市長說得滿輕鬆，只是這樣有助於解決問題嗎？為何還不趕快下一道行政命令，通知各機關學校趕快將銅像移走？否則各校校長敢自行決定拆除嗎？畢竟公教人員都是很被動，也很怕事，學生更不用說了，念書與考試都快沒時間，誰願意「惹事生非」？既然以前國府可以下一道行政命令，通知各機關學校豎立銅像，現在為何不可以？忍心看到蔣介石銅像陸續被「斬首示眾」嗎？ 平心而論，只有真正對國家與社會有貢獻，且能為各界所接受的人士，才有資格豎立銅像紀念，然而蔣介石是一位極具爭議性人物，所謂有功，都是國民黨人在自己講，其用意為何？有誰不知？他曾經犯下許多反人道與殺人重罪，乃是不爭之事實。如果這樣的政治人物可以立銅像紀念他，豈非反智與反道德教育嗎？銅像是一校之精神標竿，是全校師生的精神典範，校園怎麼可以樹立這種人的銅像？ 柯文哲現在不做，只會讓有識之士心寒，銅像繼續被「斬首」的命運也無法避免，對蔣家人也是一種心理傷害，畢竟警察不可能24小時派人站崗，各機關與學校也不可能隨時派人看守，與其如此，不如趕快命令各機關與學校拆除銅像，至於想要緬懷的人士，就將銅像送給他們，不是兩全其美嗎？否則繼續讓銅像存在各機關與校園，就有助於社會和諧與團結嗎？

鄧鴻源  新北市 大學教授 許多人生長在台灣一甲子以上，卻始終不認同這塊土地與人民，一天到晚高喊統一，卻不知已經有多少人擁有雙重國籍，等台灣一旦有危機時，可以隨時準備開溜。圖／網路資料，民報影像合成 近日看馬偕博士傳，他認同台灣與愛台灣的精神，實在令人感動，很值得大家見賢思齊，尤其是那些統派既得利益者。 145年前的3月9日，即1872年3月9日，一位28歲的加拿大青年登陸臺灣淡水碼頭，面對迷人的異域風光，他當即跪下，對天祈禱：「我要把一生奉獻給這個地方！」他，就是臺灣近代史上影響當地文化最深的外國人–馬偕博士！ 在臺灣人心目中，馬偕是一位無私奉獻的傳教士和醫療者。他帶來的醫療、教育和宗教文化，改變當地文化習俗、城市風貌和地方產業。馬偕尋求大愛、公平和正義的精神，讓淡水人稱馬偕是淡水的恩人，淡水的精神象徵，加拿大人尊稱他是一位「英雄」，並引以為傲。從馬偕身上，台灣人正式認識基督教與上帝的大愛。 在長達近30年的歲月裡，馬偕用謙卑和真誠的心面對台灣這塊土地和人民。他在淡水郊外跟放牛仔交朋友、學台語，用他的雙腳走遍臺灣的山山水水，風餐露宿，翻山越嶺，深入漢人和原居民社區。他不顧交通條件多惡劣，路途多艱險，或瘴氣與瘧疾橫行，到處走訪台灣各地的居民，行醫送藥，與當地原居民打成一片。他的無私奉獻和不屈不撓精神，終於打破文化、族群、語言及宗教的隔閡，得到當地人的認同，許多當地人協助他傳道，在北臺灣設立60多所教會傳播福音。 他在日記中曾寫道：「遙遠的台灣是我所愛的地方。我最好的歲月是在該島上消磨掉的，我生活的樂趣也集中於此。我喜歡仰望它巍峨的山峰，俯視它深廣度谿壑，泛舟於它波濤洶湧的海上。」他對台灣的愛毫無保留，儘管在台灣生活只有29年。 1901年6月2日下午4時，他在淡水寓所逝世，享年57歲，骨灰葬於今日淡江中學內。馬偕的一生印證了他的座右銘：寧為燒盡，不願腐朽！他死後沒有留下甚麼財產給子女，他的夫人張聰明女士甚至將一大片祖傳土地捐出來興建學校。 馬偕對台灣的愛已感動許多台灣人。36年前，台灣歸國學人陳文成博士也曾說：「只有台灣的山才是山，台灣的水才是水」，如此愛台灣的台灣傑出子弟，卻不幸死在國民黨特務手中！當年他在美國學成後回國省親，被國民黨的爪牙–警總人員約談，不久莫名其妙陳屍在台大圖書館旁。 反觀國民黨一票黨政軍高官，依靠威權作威作福，人人撈得「油水水」，有人連三歲小孩都可以當「自耕農」，家產敵國者更大有人在。許多人生長在台灣一甲子以上，卻始終不認同這塊土地與人民，一天到晚高喊統一，卻不知已經有多少人擁有雙重國籍，等台灣一旦有危機時，可以隨時準備開溜。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原籍加拿大人的馬偕，至死都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許多原本祖籍在台灣，或吃、喝、住在台灣一甲子以上的大陸人，卻始終不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怎麼會差這麼多？

  香港言論自由近年大幅緊縮，「銅鑼灣書店」成員失蹤案標誌紅色恐怖時代的提早來臨。圖／Exploringlife, via Wikimedia Commons,《民報》影像處理 台北市長柯文哲最近在推銷台北市時，批評香港很無聊，太平山夜景比不上陽明山夜景。柯文哲的批評，引起台港兩地網友的議論。香港是否無聊，見仁見智，不過，若仔細深入探究香港，香港的人文空間與自然景致豐富，是許多台灣人一再訪問香港、品味香港的原因。 香港經濟、人文與自然環境與台灣相較，何者為優，的確存在爭議；但政治上的民主，香港的確就遠不如台灣。 50年不變，證明是欺騙 1990年4月4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基本法），作為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的基本方針，保證香港50年不變，由香港人高度自治。不過，經過將近20年的實證，中國人的承諾都是假的，只有欺騙香港人才是真的。 雖然《香港基本法》是中國統治香港、要求香港人遵守的法律，但根據基本法第158條，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卻擁有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1997年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做過5次解釋，最近一次就是2016年，針對多位香港立法局議員宣誓就職的誓詞爭議。 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後，多位議員宣誓就任時，因誓詞問題引發政治爭議，接著全國人大常委會介入釋法，宣布違反基本法，應確定為無效宣誓，並不得重新安排宣誓。人大的解釋，已經為香港高等法院對這些議員的司法覆核資格畫定了框架。最終，年輕的梁頌恆、游蕙禎兩位民主派議員被剝奪議員資格。 早在2003年，香港人曾經針對基本法23條在港的立法問題發動50萬人大遊行。香港人反對23條，也要求特首普選（直選），不過中國一直推辭普選議題。2007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指出2017年可實現香港特首普選；今年，2017年的香港特首選舉，依然沒有普選，同樣是北京認可的候選人林鄭月娥當選。 言論自由緊縮，一國兩制破局 香港的慘狀不僅在於政治。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與出版等自由，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近年來，中共除了積極施壓香港商界以抽廣告方式修理「異議」媒體，「黑勢力」更是以暴力對付異議媒體；例如《蘋果日報》黎智英的宅門被毀、《am730》老闆施永青座車被砸、《陽光時務》創辦人陳平在街頭遇襲等等。接著又有《明報》前總編劉進圖血濺街頭重傷。 最近令人矚目的就是專門出版中國眼中政治禁書的「銅鑼灣書店」成員失蹤案。5名陸續失蹤者是股東桂民海、呂波、業務經理張志平、銅鑼灣書店經營者李波以及店長林榮基。 在中國的統治下，香港就像被關在鳥籠中的鳥。如今的香港人，開始懷念英國的統治，也羨慕台灣的民主。諷刺的是，中國極力想要在香港打造「一國兩制」的模範，作為「統一」台灣的制度樣版。只不過，鳥籠般的香港，只會讓台灣人不再相信中國的任何政治承諾；畢竟，中國依然不了解伊索寓言「北風與太陽」故事的真正意涵。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修正草案出爐，未來連戰月退職金不得高於18萬元。資料照片       鄧鴻源／大學教授 日前銓敘部擬定年改條例，公務員最高所得替代率將大幅調降至60%，各界咸認為是遲來的正義。連戰月退俸可能從40幾萬元被砍到「只」勝18萬元，柯文哲說他做到死也沒有18萬元，不無諷刺之嫌。 其實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何況是根本沒有正義！畢竟國民黨圖利自己人的退休條例，是世上最不公不義的，否則世上哪有副總統月退領得比在職正副總統與首都市長還多？其中每月十八趴的利息居然占了月退俸一半以上！ 國民黨只顧自己高官與公務員的福利，完全沒有顧慮到其他大多數弱勢民眾的福祉，實在是不仁不義之至，以致近年來被多數民眾唾棄。如果這麼腐敗的政權沒有垮台，也未免太沒有天理了！有許多藍營人士說，月退俸與十八趴等一切依「法」領取，先不管這個法是否正當，就算正當，能不顧社會觀感嗎？為何沒有同理心與公德心？ 平心而論，連家三代沒有人經商，都是公務員，如今月退所得還超過40萬元，比在職正副總統多，也比所有市長與國立大學的資深正教授還多很多，有道理嗎？許多將官、司法官、政務官，甚至國民黨高級黨官，每月月退俸也都是十幾萬以上，還能領十八趴！如果年改成功，連戰每月尚可領18萬元，等同目前前檢察總長黃世銘的月退俸，比全國99%的在職薪水階級還要多，也比國立大學教授多很多，是否很荒謬？只是民進黨已經全面執政，這樣的改革成績，算及格嗎？令人滿意嗎？

鄭邦鎮（前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  本書描述1959年一起白色恐怖案件，前衛出版社近日再版。作者黃秀華為受難者黃學文的女兒，本文為鄭邦鎮所作的序。 詩人張芳慈說：「你問起我，『自由』從前的名字，我說『血腥』。」哀莫大於心死，苦莫大於心不死。由抵抗血腥而爭來的自由，從來就是從槍口上綻放的鮮花！ 一、自由，以前的名字叫血腥 五十多年國民黨的獨裁政權暴力血腥統治，千千萬萬的台灣菁英志士和無辜老百姓被虛構罪名而遭誣陷、屠殺、下獄，「一人在獄，十人在途」，緜延七十年的煉獄，包括無數的司法冤獄。這些冤死、慘死的志士仁人與無辜生靈，何時能夠昭雪冤屈？兩三萬個橫遭變故因而破碎的家庭以及他們的遺屬，含冤受謗七十年來所過的非人生活，這些傷痛又何時能得到慰療呢？難道不是這批受難者的傷痛才換來了今日台灣的自由嗎？ 世界疼痛醫學會有一句箴言：「世間只有一種痛是可以忍受的，就是別人的痛！」然而，抗暴英雄的偉大，就是他們不能忍受暴政施於別人身上的傷痛。為抵抗暴力而被囚禁在黑牢二十七年的南非領袖「打不倒的勇者」曼德拉說：「如果天空總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但不要習慣了黑暗，就為黑暗辯護；如果發出聲音是危險的，那就保持沈默，但不要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如果自覺無力發光，那就蜷伏於牆角，但不要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的人——我們可以卑微如塵土，但不可以扭曲如蛆蟲！」這是人類古往今來何等文明的硬頸宣告！ 1959年，發生在當時台北豪華的「武漢大旅社」的慘案，如果至今仍然被當作「別人的痛」而繼續「可以忍受」，甚至漠不關心，那麼，對台灣人來說，1945、1947、1949、1959、1979、1987、1989到如今的2017，到底有何不同？果真沒有不同，那麼1948年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和12月10日的「世界人權日」，豈不都屬無用具文，甚至讓「中華民國」的「司法」繼續「逍遙法外」？那麼台灣人內心究竟活成何等的自取其辱啊！只要相濡以沫而一息尚存，自己的痛，別人的痛，我們豈能一刻或忘？舉例來說，煎熬五十七年的「武漢大旅社」，會見到明天嗎？ 二、一九四七和我 台灣七十年來的痛史慘史，當然以二二八最為舉世皆知。最近一年來，中國國民黨一手遮天的「中華民國」假相、敗象和虛妄，已經從政治、經濟、金融、民生各方面，敗露無遺，誠如《國民黨不告訴你的歷史》一書所謂「不當黨產的背後，是無數個台灣菁英被壓迫與破碎家庭的故事」，那已說明了1947年以來的傷痕。即使在人文藝術方面，也如美術史家謝里法教授所說：「掛在省展與台陽美展牆上的靜物畫與風景畫，與二二八絕對脫離不了關聯。」只一句話，已然道盡了二二八對台灣美術發展的重大影響。 我出生在台灣慘遭「中華民國」二二八種族屠殺的1947年尾，但我成年許久之後，仍然不知道、也不懂得關心二二八是什麼。1959年左右開始，我小六到初中那幾年，常常清晨先去送報紙，但我並不知道報紙上有「武漢大旅社」慘案的消息。1961年秋，我非常不容易也十分幸運地考取彰化中學初中部，也開始學英文。剛擔任歷史教師的長兄（已故鄭邦雄老師）總是激勵我認真求學，有一天寫了一個英文字，叮囑我說，一定要用功，多充實自己，以後才有能力「這個」，他指著那個字「revolution」。我查了字典，但當時並不知道「革命」的真諦、對象和理由。也不知道這1947對我是除了生日的年份外，另有著更重大長遠的人生意義。 然而我深刻記得幾件事：1961年，我考進彰中初中部，連續六年每天從員林坐火車三十分鐘，十三公里，到彰化唸書。當時每學期的註冊手續中，都有一項「繳交保證人保證書」，就是必須有一個彰化市的大人出具保證書，保證這個年輕孩子「身家清白、思想純正」（意思是保證不是匪諜）。我人生地疏，為了取得一張保證書，總是到處輾轉懇託。 1965年夏天，趁升高二前的暑假，返回母校員林國小，主辦了小學同學校友會。我們是戰後嬰兒潮的高峰，同期畢業生十班，計六、七百人，同學都是員林國小學區內的人，能來的約一百多人，昔日老師很開心，很多老師也來參加。這時幸好有一位老師提示，必須注意戒嚴法令的規定，光是決定聯誼會要在「室內」還是「室外」舉辦，就大費周章才手續完備，而未拖累學校。「中華民國」在台灣，連對鄉下初中、國小的孩童都有戒心。 1967年夏，我考上大學，按規定先上成功嶺接受學生兵的軍訓。記得蔣介石到營區檢閱前夕的最後一刻，全體受訓學生一萬多人的服裝，全部緊急交出集中管制，到第二天早晨集合前往受校的前一刻，才發下立即著裝。這時才發現，每人服裝包括上衣、長褲的口袋，已一律被縫紉封死，並且每人都要交出身上的手錶、鋼筆等金屬硬物；再抬頭仰望，成功嶺周邊的制高點上，已各有武裝軍人戒備。至於蔣總統，則披著那件招牌防彈連身大衣，站在吉普車上，緩緩駛過。 當年已經實施黨禁、報禁、歌禁、書禁、山禁、海禁、教育控管、宗教控管、法律控管、司法控管、軍公教控管、出入境控管之外，連腳踏車也控管。藝術人文、言論思想更不用說，無一不在政府與情治單位的控制之下。在那樣層層壟斷政治權力和資源之餘，對新聞傳播和人民行為都這麼嚴密的威權監控下，1959年竟然能在「首都」台北市鬧區的咫尺眉前，任由發生「事後編造的他殺怪譚」，那麼，那些曲曲折折的鋪排戲法，遮遮掩掩的定罪說詞，以及那些絲絲入扣的威權算計，只有誰才能辦得到，也就不難想像了。 三、台灣大災大難：1947-1959 回顧1947年以來，林茂生、湯德章、陳澄波、王育霖等等等的菁英被屠殺；接著構陷戕害葉廷珪、廖文毅、余登發等等的殘酷劣行；甚至對天真無助的青年學生顏世鴻、史庭輝、陳欽生等等的邪惡荼毒，這一切都不勝枚舉。 到了1959年，當南台灣傳唱著蒼白無奈而離鄉背井到台北拚死討活的〈孤女的願望〉時，台灣人的苦楚已是遍地荊棘，卻正與白先勇寫照了朱門酒肉臭的《台北人》同時而正堪對比。胡適在《自由中國》發表〈容忍與自由〉時，正是1959年3月初，不論是為民間組黨贊聲，或為中國國民黨壓制民間組黨進諫，總之這時的「台北人」卻也正在「編造」武漢大旅社慘案的「劇本」！任由含冤莫白的黃學文、楊薰春等等及他們的孤雛，受盡「國家機器」的「拆吃落腹」，而呼天搶地，腸斷淚乾，其實已經可以想像。 接著1972年起的台大哲學系事件，1979年聲援余登發的橋頭事件，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1980年二二八的林宅滅門血案，1981年的陳文成橫屍台大校園疑案，1989年余登發慘死八卦寮懸案，在在令台灣人提心吊膽，處處戒慎恐懼。 「中華民國」在台灣製造了這麼多的大災大難，罪行真是罄竹難書。到了1975年4月，尚未被揭發的二二八元凶蔣介石享盡榮華富貴後，以八九高齡逝世，當時叫做「蔣公崩殂」，不但有鋪天蓋地的兩首「蔣公紀念歌」，而且全國各界要配戴黑紗，瞻仰遺容，沿途路祭，舉行「國喪」；還要全國背誦「蔣公遺囑」，矗立蔣公銅像，甚至連電視也在「國喪期間」一律改為黑白播出。以今視昔，這一切豈不都是戒嚴獨裁的殘酷證據？ 上述舉例中，除了美麗島事件引發國際干涉，而使大部分被告從軍法審判改為司法審判，以及台大哲學系事件歷經三十年而於2003年終獲平反之外，其餘仍在期盼人心回神，能有勇敢的當事人、家屬、證人的挺身揭發。想來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政府仍能吃定大屠殺和白色恐怖的裹脅淫威，而在噤若寒蟬的台灣社會中，繼續肆無忌憚我行我素，以致像1959年的「武漢大旅社」慘案，雖然黃秀華在三十六年後的1995年放膽地出版了《武漢大旅社》冤案實錄、1998年出版了《人間煉獄四月天》，卻仍然必須孤寂面對青史幾乎盡成灰的哭斷肝腸。 四、仍舊站在神這邊 美國南北戰爭兩軍對峙時，有士兵問林肯，神會站在哪一邊。林肯說：「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站在神這邊。」當我們面對邪惡，就是這樣，不能認命，只應抵抗。相信神，才是跟神站在同一邊！ 1987年，台灣雖然終於宣布解嚴，卻仍禁止外省教師返鄉探親。那當然是違反人權的變相戒嚴，我們因此成立「教師人權促進會」，全力抵抗「中華民國」，直到成功爭回返鄉人權。1988年，我們發現號稱公平的大學聯考，歷來竟仍包藏十種特權身分的不光榮加分，我們也曾領導教師人權促進會，代表學生和各界，挺身跟教育部長毛高文談判，再次抵抗「中華民國」，直到實現真正公平。 1997年，我們曾經領導靜宜大學教師會，在校園廣場種下挺立不拔的二二八和平廣場楓香樹林；並進一步於2001年在校園矗立起銅雕二二八浴火鳳凰的紀念碑。我今藉此透露這些溫暖的消息，只是自覺就像諾亞方舟的鴿子，銜回一枝橄欖枝，算是帶來和平、安全即將登陸返回家園的訊息，更帶來2017年我們必定會繼續跟神站在同一邊的誓言。 何況，李登輝總統終結「人二」；經過三十年的抗爭，「教官」終於要退出校園了；一般校園內必然敬奉的蔣介石銅像也要消失了。很多人注意到，「中華民國」真的已經逐漸在解構溶化。那些「中華民國」的節日，如「國父」誕辰、「國父」逝世紀念日、青年節、雙十節、光復節、「蔣公」誕辰、「蔣公」逝世紀念日、行憲紀念日等等，由於不斷受質疑，被挑戰，終於逐漸退縮，代之而起的是二二八紀念日、鄭南榕言論自由紀念日、湯德章正義與勇氣紀念日。這不就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令人振奮的明日召喚嗎？聖經說：「因為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馬太10:26）的確，持久堅定的抵抗已見救贖，因此更堅信徹底抵抗邪惡，顯揚正義，才能跟神站在同一邊！ 五、出版，是最優雅的抵抗 比起七十年來大大小小的冤案、假案來說，「一九五九武漢大旅社慘案」的蒙冤受害人，歷遍五十七年來含辛茹苦、天人永隔的煎熬，雖說迄未平反，慘痛也未嘗稍減；然而浩劫餘生的「未亡人」楊薰春，奮鬥抵抗也未嘗一日鬆懈；而讀者卻也因此照見全案唯一劫後餘生、尚在人間的楊薰春女士的堅苦卓絕，更見證天地神明的無限慈悲，依舊護持著她八八松齡的咬牙抵抗。中國南宋詩人陸放翁的詩說： 勿言牛老行苦遲，我今八十耕猶力。 牛能生犢我有孫，世世相從老故園。〈飲牛歌〉 這些摘句豈不恰似薰春女士和她的夫婿學文先生在天之靈，不還清白誓不歸的寫照？ 六、《一九五九武漢大旅社》PK《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2009年尾，從《野火集》熄了火似的龍應台，宣稱為了1949一甲子，她「醞釀十年，耗時四百天」，撰寫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當時我曾評論龍應台說： 戰後、二二八、「一九四九」以來，台灣蒙受「中華民國」的箝制和破壞，尤其徹底。單看一九四九以來台灣各地街路、節日、機關名稱之「中華霸道」，台灣幾乎被「大江大海」淹沒。 然而，論及「一甲子」以來的「大江大海」，統治者觀點下的台北，全市街頭看板、車廂廣告，全國平面、電子媒體，網路世界，鋪天蓋地一印十萬本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加上各種強勢雜誌的同步高分貝宣傳，其實只是不顧其他十倍、百倍的甲子面向，而偏頗地無限上綱龍應台終於感應到的一個面向，似乎希望藉此換取台灣人民對「中國國民黨」的罪行做更大的諒解，好像台灣原是彈丸荒島，台灣人必須諒解這樣的「大時代」，台灣才夠「大江大海」。 這種呼籲「向前看」的立意原無不可，但比起一甲子以來台灣作家寫作環境之艱困，對照龍應台寫作此書時資源條件之優渥，若還要用特殊陣仗加持造勢，擴大強調某一面向，以致遮蔽或排擠其他面向，相信對於促進諒解的幫助有限，對於歷史脈絡更是不公不義。 二十邊形會有一百七十條對角線，十邊形就減為三十五條，四邊形會只剩二條，三邊形就變成全無對角線。因此問題不在諒不諒解，而在該不該被簡單化、刪減化。 台灣在忍受「光復」、二二八大屠殺、長期戒嚴禁錮、老賊誤台四十年之後，獨獨還要承受舉世唯一坐擁天文數字黨產的中國國民黨，就算有選舉也是不公平的假選舉，有這樣的多數黨的立法院，也算民主嗎？如果這麼邪惡霸道的黨產也諒解，那麼人間還有甚麼是非？（引自拙作〈台灣英雄，出列！〉，台語詩人陳建成的布袋戲劇本《決戰西拉雅》序，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2010。）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後，駁斥的人不少，李敖先生最直白地衝著龍應台，寫了《大江大海騙了你！》。我們回顧胡適先生1959年發表了〈自由與容忍〉時，殷海光先生也接著說：「就咱們中國而論，自古及今，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那麼，龍教授，龍部長，到底誰應該更容忍中國國民黨的為虐和貽害呢？如今我們更可以說，比起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真正大時代、大反轉、大正義的《一九五九武漢大旅社》慘案的反省，才是真正值得2017年的台灣人關心注目的大義春秋吧！以黃秀華《一九五九武漢大旅社》慘案與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相對比，的確更可突出台灣曾經白色恐怖的沉淪和教訓。 七、楊薰春的生命三部曲 走筆至此，我想著人間三幅名畫中的三個女性形象：一為法國浪漫主義熱羅姆的〈羅馬女奴拍賣場〉，反映的是無奈的認命；二為西班牙畢卡索的〈哭泣的女人〉，描寫的是內戰帶來的苦難主題；三為法國浪漫主義德拉克羅瓦的〈自由引導人民〉的女神，代表著成功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此刻我卻覺得三個女性其實都是同一人，並且都是楊薰春，也就是楊薰春生命的三部曲。 希臘古諺說：「快樂的源頭是自由，自由的源頭是勇氣。」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楊薰春不畏死的勇氣，才是恆久抵抗的源頭，才是真正英雄的本色。如此本色，必使從前的傷痕，成為明日的勳章，更能在台灣蔡英文總統力推轉型正義的戰場上，再版此書，再升上一個不屈的天燈。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1942年的抗日詩〈夕陽〉說： 影漸西斜色漸昏，炎威赫赫更何存。 人間苦熱無多久，回首東山月一痕。 幸好七十年來總有「革命」式的繼起抵抗，使「中華民國」終於近乎苟延殘喘。只要我們任何人、任何方位、任何強度的繼起抵抗，都更有助於早日終結「中華民國」，以伸手解救「別人的痛」。賴和這首詩，正是「希望的總和」，正可用來慰藉楊薰春女士，以及千千萬萬繼續奮力抵抗「中華民國」的台灣人。 台灣精神的堡壘前衛出版社，出版《武漢大旅社》已逾二十年，我不但先前未曾展讀，並且也愧未獲知。卻在去年10月25日，戰後台灣再淪陷日，偶然在臉書瞥見，當下怵目驚心，進而與楊薰春、黃秀華母女隔海結緣，並承前衛主人林文欽先生囑草更名再版之序言。雖自知譾陋，以情義所契，台灣命脈所繫，不敢推辭。念及： 書為天下英雄膽， 愛是人間好漢根！ 更加樂意為此書新版添作此序，以贊聲援。謹以此篇，早覘人間冤雪，陰霾盡掃；並禱天佑台灣，早日建國！鄭邦鎮謹識。

  年金改革，從年改會、行政院、考試院到立法院，終將進入另一階段。而反改革者也揚言，抗爭將由埋鍋造飯進階到遍地藍波。年金改革照理說水到渠成，但小英政府治絲益棼，成為拖垮民調的原因之一，搞到今天的局面，令人匪夷所思。選民支持民進黨完全執政，就是要把動搖國本的不義年金制度徹底翻修，去年大選結束後軍公教也都有年金合理化的心理準備。詎料，小英政府任由蛋頭學者化簡為繁，把反改革者拉來委員會、公聽會「社會對話」，反改革者遂獲鬧場舞台。 反改革者，心知年金合理化勢不可擋，先以「反污名、要尊嚴」為由，捍衛現有退撫待遇。後來，事態愈加明顯，他們其實心存「能撈就撈，能混就混，大家一起拖垮政府」，本質上就是捍衛自己的既得利益，不顧國家破產，不惜債留子孫。而那些既得利益，乃是威權時代，黨國高層為了鞏固權位，給予附隨人員的酬庸，以作為效忠黨國的示範。可以說，反改革者喋喋不休的信賴保護原則，雇主不是「頭家」，而是踩在「頭家」頭上的「黨國」。 反改革者自稱對國家有貢獻，其實其中不少恰好是威權統治者的幫兇，所謂的「公務員不是普通人」，一語道盡這層詭異關係。他們未曾真正同情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至今恐怕也仍然認為從黨外以來的民主運動是「顛覆」他們認同的「黨國」。回顧歷史，他們的角色是「忠黨」多過「愛國」，也因此他們當中拒絕民主洗禮者，很自然地習於在國民黨的圈子裡取暖，甚至到中國四海同心。許多反改革者，把當年的「忠黨」​​上綱為「愛國」，如今卻曖昧認同當年的「敵國」，未免太低估更多民眾的智慧了。 值得慶幸的是，將近一年來，冷眼旁觀的民眾，不為反改革者所動。大家一起走過歷史，難道會不知道反改革者扮演過甚麼角色嗎？他們的言行，彷彿不僅要拖垮政府也要拖垮國家。近來又有一種以退為進的論調：年金改革確實不得不改，但不贊同用搞階級對立的方式處理。說穿了，還是反對年金改革。此論完全搞錯了，年金改革不是階級問題，而是事關轉型正義、世代正義。如果說有「階級」存在，那也不過是少數人企圖延續「黨國酬庸」的利益組合，其所流露的則是「黨國附隨」高人一等的優越感。 太陽花學運廿二人獲判無罪，關鍵在於參與者是基於關切公共利益，抗議行動所造成的危害，小於訴求目的所帶來的利益。準此，反年金改革的種種論調與行動，正好凸顯相反的價值導向。他們是為了個人利益不是公共利益，他們的訴求只會讓國家繼續受害。反年金改革，不是公民不服從，而是「黨國附隨」不服從公民價值，想在民主台灣保留一個「黨國租界」，以供那些黨國的「八旗子弟」悠哉悠哉過生活，受到危害的則是大多數的「台灣子弟」。「減下來到三、四萬塊，絕對沒有辦法旅遊」的人，到底是國家對不起他們，還是社會應該鄙夷他們？ 國家的願景在未來，資源應該優先配置於發展經濟、扶助中青年、養育兒少，再加上必要的老年照護、社會福利，沒有理由浪擲公帑供少數人遊山玩水。退休的三萬二一六○起跳，生產納稅的青年勞工平均月薪不到三萬，反改革者猶嫌不足；年金改革隨他們起舞，國力不走向衰敗才怪。年金是照顧，不是享福。反改革者多年來養尊處優，不是靠自己的打拚卻是靠預支下一代的幸福，正好加劇了全球化下台灣經濟連結中國所惡化的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流動僵化。當前台灣充滿轉型正義的氣氛，當然不容如此不合理的養尊處優。切記，公平正義的價值也許有點抽象，但其社會動能與顛覆力道，絕對足以淹沒「八百壯士」的負隅頑抗。

  媒體消息指出，考試委員周玉山在考試院會上痛批政府年金改革，甚至以毛澤東建政十七年後才推動文化大革命，說明蔡英文總統上任幾個月就大刀改革，對退休軍公教極其躁進殘忍。問題是，毛澤東真如周委員所言，十七年竟悄悄準備，最後才一舉出動？周是中國政治研究者，大學教授出身，對於毛澤東的認識竟如此粗淺，令人難以置信。 的確，毛澤東是一九六六年開始進行文革。但是，那之前的十七年是閒著的嗎？ 事實上，毛在一九四九年建政初始，即於所謂新解放區雷厲風行土地改革，一場土改，死了百萬被認定為地主富農者。與此重疊時間進行的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運動，造成成千上萬人受不了凌虐而自殺身亡；而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大量知識份子身體受到極度摧殘；至於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大躍進運動，飢荒餓死更達數千萬人。其他還有包括大小四清在內數不清的政治清算運動，受害人數亦高。 上述這些通通是文革之前發生的事。文革只是毛統治下中國人民受到迫害的政治運動之一。若一定要有所區辨，文革之前的運動，可說是黨和政府派出工作隊一起對付人民，而文革本身，則是黨和人民（紅衛兵）共同整肅政府及其附隨人員。有人類學田野報告指出，部分農村地區不少人在四清運動中受到的殘害還甚於文革。總之，毛的三十年中國，幾乎無一日不在殺戮壓迫，絕非周玉山所言，好像中國十七年安寧無聲，人民無事。 以類此不精準的歷史案例來批判政府正在推動的改革，根本只是在鬧笑話。事實上，年金改革也不是蔡政府上台之後才開始的。在前總統甚至前前總統任內，就已經多次鄭重提醒國人必須正視此事，而且也做了部分的政策調整。現在只是積極採行一全面性較具系統的方式而已。前十年間政府部門的提醒和部分調整，應該就是一個緩衝期，讓大家心裡有所準備。哪一任總統下手推動全面性改革，勢必都會招來自己利益受損者的罵聲，但是，像週委員身居如此重要公職，卻是發言失當，實不足取，其專業知識素養更有待加強。 （作者為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從目前的跡象來看，川習會的美方兩個重點應該是朝鮮與經貿兩大議題，炒熱朝鮮問題除了有穩定東亞和平的現實必要，並為韓國解困，也是就不公平的經貿問題對中國施壓，因為中朝的主僕關係，中國幾乎沒有辯解的餘地。當然，習近平會拿台灣問題做為「核心利益」來幹擾其他議題。 然而不論什麼議題，川普都應該端出香港議題直攻習近平。中國在香港赤裸裸的背信棄義，不但撕毀一九八四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也踐踏了自己制定的香港《基本法》，將「一國兩制」拋到九霄雲外。這個「小」議題完全可以讓中國難以招架。 中國在香港的表現，與在朝鮮及經貿領域的背棄國際承諾完全一樣；中國要染指台灣，無論理由多麼漂亮，實質上與把台灣變成香港那樣的中國殖民地而加以踐踏，是同樣的心態；類似的還有西藏、新疆、南蒙古等。 美國國務院每年的人權報告不但會列出香港人權狀況的倒退，今年三月底，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就香港特首選舉發表聲明，指出中央介入選舉，透過向選委施壓，要求他們票投林鄭月娥，違反《基本法》及高度自治，甚至在選舉結束後立即檢控雨傘運動領導人，從而警告香港若淪為中國城市，或會喪失美國所給予的特權。 這個特權是《美國香港政策法》（香港關係法）所給予的。這是一部由美國國會在六四屠殺後的一九九二年所通過的，關於香港一九九七年主權轉移後美國政府重新釐定對港政策的法案，繼續把香港的「政治、經濟、貿易，視同與中國完全不同的地區」，以此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如果中國把香港做為「內政」，美國又何必給予特殊待遇？最明顯的例子，香港與美國的聯繫匯率，美國從來沒有指責香港「操縱匯率」。 其實在梁振英上台以後，已經做出若干對美國不友好的行動，加上香港各個方面自由度倒退的變本加厲，去年美國大選以前，已有美國學者建議選後要修改這個法案來加重懲罰。香港人也應抱著「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態度來挽救香港。 香港這個過去會生金蛋的金雞，因為沉淪而成為香港人之痛，卻成為中共權貴掠奪財富與洗錢的基地。因此這次川習會上，如果川普把香港問題端上檯面，也將是一個對付中國的有利籌碼，逼使北京相對收斂。只是不知道川普的談判團隊對香港問題了解多少？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鄭南榕在「自由時代」的總編輯室，為實踐他為言論自由「over my dead body」的誓言，自焚殉道，已二十八年了。（取自臉書） 距離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鄭南榕在「自由時代」的總編輯室，為實踐他為言論自由「over my dead body」的誓言，自焚殉道，已二十八年了。 鄭南榕是行動哲學家，他還留下「接下來，是你們的事了」這句話，在二○一四年的三一八日頭花學運，成為新新世代台灣人「接下來，是我們的事了。」 今（二○一七）年四月七日，已是台灣這個國家的「言論自由日」。黨國化時期的統治之惡被民主化以後的新政府清洗，但已是漫漫長時期以後的事。 思想的自由相對於表現的自由，前者是內面性的自由，後者是外面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若未表現，統治之惡較無法治人以罪，但戒嚴時期仍然可被羅織罪名，表現的自由則處處觸統治之惡。 鄭南榕的「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又加上在雜誌刊載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以及之前廢戒嚴、制新憲、建新國，對中華國民黨國而言，罪不及備載，致使他選擇殉道，像火鳥一樣，留下可歌可泣的樂章。 台灣的自由化、民主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多少人受難遇害，中國國民黨留下的統治之惡罄竹難書，從言論自由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黨是迫害者、是殺手、是必須接受轉型正義處理的對象。 台灣有了「言論自由日」，但對於自由的迫害，從中國國民黨轉而從中國共產黨，或說從國民黨中國轉而共產黨中國。這兩個黨從敵對，轉而謀和，在中華民族主義或中國國家主義的迷思中，一前一後，一裡一外成為光之背後的陰影。 為什麼言論自由重要？因為可以自由表述「我主張台灣獨立」。為什麼要有表述台灣獨立的自由？因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一個樣子，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也一個樣子。生活在台灣的人們，已從不自由努力到有自由，當然不會放棄一個「自由人共同體」的國家。台灣人要在民主的土地上，呼吸自由的空氣。 （作者李敏勇，詩人）

柯文哲為什麼會變成馬英九？馬英九說，對蔣介石的評價要功過並陳，不要急著下結論。柯文哲在大馬也說，要給蔣介石公平正確的評論，不要一開始就持否定的態度。柯文哲和馬英九是不是一鼻子出氣？！ 許多人說，柯文哲是為了連任，這話不假。自從民進黨決定台北市市長選舉不推派候選人，其實就是支持柯文哲連任，柯文哲勝出或連任最重要的利基就在民進黨禮讓。民進黨一讓，綠營選民票就搞定了，柯文哲馬上轉頭開拓藍票，什麼話都敢說；活脫脫政客一個。 柯文哲反對「去蔣化」：「不能夠我看你不順眼，就把你幹掉。」什麼跟什麼呀！首先，蔣介石問題不是私人恩怨，用英文講就是nothing personal，跟看不看得順眼，八竿子打不著。其次，蔣介石問題涉及的是正義原則，用羅爾斯（John Rawls）的定義：「有一些人反對自由思想，他們又掌握大權，在這種情況下，對他們寬容，就是違背正義原則，或者至少他們不需要這種寬容。」對專制獨裁、殺人如麻的蔣介石寬容，就違背了正義原則，換句話說，蔣不配享有這種寬容。對蔣寬容，就是對正義褻瀆。 馬英九說，蔣介石有什麼樣的責任，要留待後人仔細斟酌，才能得到比較正確的評斷；柯文哲也表示要給蔣介石公平正確的評價，甚至強調轉型正義不要變成勝利者的正義。柯文哲與馬英九一樣，要把蔣介石的功過留待後人去做；後人憑什麼比受蔣介石迫害的同時代的人更有資格？難道我們還停留在封建史學「誅奸諛於既死」的無力時代？！何況正義與勝不勝利無關，寫《少女日記》的安妮與進行「白玫瑰運動」反希特勒的慕尼黑大學生，與後來勝利而剷除納粹的人，都是正義維護者。 雷震在五○年代記錄時人對蔣介石的考語，說蔣最愛權力，其次是自己，第三才輪到兒子，人民排在最後。再舉實例，中共佔領中國，準備鯨吞台灣，美國出手軍援台灣的唯一條件，就是驅逐蔣介石；只要蔣下台，台灣就可保。蔣為了一己權力，寧願讓台灣有落入中共之手的危機，也悍然非「復行視事」不可；讀當年駐美大使顧維鈞的回憶錄，即可了然。後來發生韓戰，蔣介石權力穩固，於是放逐吳國楨、幽囚孫立人，逮捕雷震、傅正等，終於氣死殷海光、胡適，接下來對付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絕不手軟。雙手沾滿了血的蔣介石還需要後人評斷？柯Ｐ，您說笑了罷。 柯Ｐ要當政客，是他的選擇，我們不能置喙。即使政客也不是什麼都能賣，至少至少正義是不能出售的，正義原則是不能跨越的紅線。政客再不要臉，再犯賤，也不能出賣正義。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1980年中正紀念堂由時任總統的蔣經國主持落成典禮，這是紀念蔣介石的建築，在今年二二八紀念日首度封館。圖／[email protected] (CC BY-SA 2.0)   1980年的今天，時任總統的蔣經國主持「中正紀念堂」落成典禮。「中正紀念堂」是它的官方名稱，民間特別是有台灣意識者，則通稱「中正廟」，點出它的成立重點，是蔣介石「造神運動」的本質。在眾多紀念蔣介石的建築中，這是規模最大的一座。但蔣介石在台灣實行軍事和愚民統治，推動強烈個人崇拜，禁錮國民自由和權利，而且被視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雙重元凶。這一切已可蓋棺論定的罪行，卻因為在首度最精華地段，長期矗立這一座紀念他的中國宮廷式建築，而顯得分外諷刺，凸顯出「被害者懷念加害者」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意義。 今年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前夕，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潘信行說，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但蔣的銅像還高高在上，讓人膜拜，「這對我們情何以堪！」這句話成為今年紀念二二八事件的破口，促成民進黨政府要在立院本會期加速完成《轉型正義條例》立法，落實真正的公平正義，彌補受難者家屬心中的傷痛。 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蔣中正）於1975年4月5日因心臟病發逝世後，行政院成立治喪委員會，並在當年6月即決定興建中正紀念堂以茲紀念。1980年4月4日上午10時，中正紀念堂落成典禮與蔣介石逝世五周年紀念大會一起舉行，各界人士四千餘人參加，並有外賓約四百人觀禮。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指，二二八事件元兇蔣介石元兇，仍在中正紀念堂內受人膜拜，叫人情何以堪？ 郭文宏/攝（資料照片） 台北市著名地標 中正紀念堂現址，在日治時代是一處大型軍事營區。國民黨政府來台後，仍是軍事重地，陸軍、憲兵、聯勤總部都設於此。全區有25公頃，中正紀念堂主體建築（高76公尺）只是其中一部分，管理機關為「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園區廣場的南北側，另外建有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由「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管理。落成以來，這複合式的建築區成為台北市在國際上最著名地標之一。 園區廣場除了供民眾休憩外，也是大型藝文活動的場地，常舉辦展覽；邦交國元首訪台歡迎儀式也在此舉行。園區主體建築及牌坊等以「台灣民主紀念園區」之名義，被登錄為國定古蹟，但這是高度政治性、而非專業性的決定，爭議性很大（而且是2007年11月民進黨陳水扁執政時期，由文建會指定的）；2008年郝龍斌擔任市長期間，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又將園區及園區周邊，以「中正紀念堂」之名義登錄為文化景觀。 中正紀念堂登錄為「國定古蹟」的過程，牽涉複雜的政治角力。緣於2007年3月2日，民進黨主政的教育部將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更名為「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並降為四級機關。由於該組織條例未依循行政程序送審立法院修法通過，以及教育部卸下中正紀念堂匾額和牌樓上的「大中至正」字樣，而引發爭議；隨後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依《文資法》將中正紀念堂的建築主體、大中至正牌樓、公園廣場、圍牆以及迴廊，認定為暫定（市定）古蹟。 2007年5月10日，教育部長杜正勝發布教育部令，訂定《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5月19日，陳水扁總統宣布正式改名。6月7日，立法院法制、教育聯席委員會決議廢止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在舊組織條例未失效，新組織法未生效下，泛藍陣營認定民主紀念館不存在，也依此凍結民主紀念館預算。2007年11月9日文建會為了強化政策力道，竟捨棄專業考量，將只有27年歷史的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的主體建築、正面牌樓、自由廣場、迴廊，登錄為國定古蹟，但排除北市府認定的圍牆以及「大中至正」字樣。 社運熱門集結地點 2008年馬英九總統就任後，8月21日行政院在院會中，直接廢止《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同一天回復「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的組織編制。2009年7月17日，文建會公告，國定古蹟名稱由「台灣民主紀念館」變更為「中正紀念堂」。民進黨在政治上的一時權巧，被國民黨以力使力，就變成這種荒謬局面：一棟紀念獨裁者的建築，而且是一座只有29年歷史的「國定古蹟」。2009年7月20日，中正紀念堂匾額重新掛回，但在大門口牌樓上的匾額題字仍維持「自由廣場」，並未將原本的「大中至正」掛回。 2009年7月，行政院核定中正紀念堂將連同國父紀念館等國立文教機構改由文建會管理。2012年5月20日文建會升格為文化部後，改隸屬文化部。 中正紀念堂從台灣解嚴後，即成為各種社會運動聚集之地。1990年3月發生野百合學運，學生集結現今的自由廣場靜坐，並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 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70周年紀念，面對民進黨重新拿回執政權，受難者家屬對蔡政府的轉型正義有新的期待，無奈蔡政府在一例一休、年金改革、同志婚姻、司法改革等議題，已經搞得焦頭爛額情況下，想緩一緩轉型正義條例的審議。不過受難者家屬已經無法再忍了，「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繼續供人膜拜，而且為了招攬中國客，大賺人民幣，還推出各種紀念蔣介石的商品，包括蔣介石商品。二二八家屬要求撤掉中正紀念堂內的蔣介石銅像，此一訴求一時無法做到，但文化部決定停售蔣介石公仔，同時在二二八當天關閉中正紀念堂一天。 2017年二二八紀念日，自由台灣黨主席蔡丁貴率眾到中正紀念堂準備拆蔣介石銅像，卻因重重警力包圍無法進入，直嗆要到中樞紀念儀式向蔡總統抗議。圖／林冠妙 鄭麗君：中正紀念堂轉型早該做了 文化部長鄭麗君表示，中正紀念堂轉型早就該做了；文化部這次只是將蔣介石商品下架、停止播放〈蔣公紀念歌〉等，還不能算是回應轉型正義，未來應該像歐洲許多國家一樣，全面推動轉型正義。 過去台灣對二二八、白色恐怖等，都只是道歉和給錢（賠償、補償），但這段歷史的處理，不是金錢和道歉可以解決的。鄭麗君認為在台灣轉型正義過程中，中正紀念堂也有必要轉型，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是正視歷史，面對傷痛，並釐清加害者責任。她表示，加害結構並非只是少數領導人，而是整個制度和結構的問題。 對於中正紀念堂如何轉型？民進黨立委姚文智說，《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何必再修呢？直接廢止不就好了！不管中正紀念堂未來要如何利用，如何進行社會對話，這組織法都可以先行廢止。

記者徐義平／特稿 馬政府時期推出的合宜住宅政策，誇稱是政府出地、建商興建、民眾買到合宜價格住宅的「三贏」政策，但最後卻是政府賣掉祖產、爆發官商勾結、不肖投資客從中套利的「三輸」結果。 馬政府時期推出的合宜住宅政策，誇稱「三贏」政策，最後變「三輸」。圖為浮洲合宜宅自救會火爆爭權益的情形。（資料照，記者徐義平攝） 當時推動合宜住宅政策的內政部長為江宜樺，他誇稱，「推動中的『機場捷運A7站』、『板橋浮洲合宜住宅』等兩件個案，應該可以創造九千五百個就業機會，一九五○億元的產值」，「營造民眾、企業及政府三贏局面」；但結果是擔任推手的前營建署長葉世文涉入索賄弊案，合宜住宅政策最終不得不喊卡。 合宜住宅不僅建商搶著標，民眾也搶著抽籤。先開賣的浮洲合宜住宅，因可售戶數僅四千出頭，超過二．五萬符合承購資格的家庭申購，中籤率僅約十六％，被形容是「樂透宅」；但三個月後，好不容易中籤者卻放棄承購，且放棄組數超過五百組，占比近廿五％，當時建商坦言，應是經濟能力不足及外縣巿合格戶抽中而放棄，甚至出現部分中籤戶連自備款都籌不出來，最後忍痛放棄。 這現象也出現在較晚開賣的A7合宜住宅，最終建商降低自備款及分更多期的工程期款，才將情況稍微改善。 如今，這兩大合宜住宅陸續出現法拍屋，不管是否是中籤者真的買不起，還是有投機者從中套利，都凸顯馬政府的住宅政策是沒方向、沒原則，國家資產就會成為弱肉強食者的囊中物。

  台灣由於在地緣政治上特殊的地位與位置，一向是國際間關心東亞區域問題者的研究對象，這些學者與專家經常來到台灣，到處訪談與調查，用腳找問題，也用腳解答案，近來，不少國外學者不約而同地問到一個同樣的問題：蔡英文總統的民調不高，主要的原因究竟出在哪裡？ 這些研究者觀察一個國家的政治領袖是否取得民意聲望，主要的著眼點無非出於民主國家的總統或總理，不僅是對外的國家象徵，也是對內的統御指標；而法定地位與專業聲望是構成國家領導效能的兩大要件，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領袖若不孚眾望，通常就會給外界這個國家處於無力狀態的總體評價。台灣做為這麼重要的戰略角色，如果無力，這還得了？因此很自然會引起相關國家的實務與學術菁英注意。 從這個角度來說，所謂民調參考就好，不必在意的說法，要看情況適用，並非顛撲不破；政治人物的聲望，代表著她與他能成功帶領多少追隨者朝著共同目標邁進，如果數字長期不好看，不但會影響國民信心，也將連帶傷害國力，實在不可不慎。 蔡總統該如何有效提振聲望？首要在調整重點施政順位。不少選舉在行的地方諸侯與親近幕僚恐怕多曾經建議，使得蔡總統本人可能也因此深信不疑，認為在「興利」與「除弊」二者間，興利需要時間，成果也較難操之在己，較保險的作法是少談，除弊則反之，較容易看到效果，應該多談，才有助於維繫支持度。這樣的個人經驗，之所以事與願違，癥結在於他們忽略了國家元首很重要的領航功能，這是一般縣市治理較少面臨的職位責任與民意需求。 簡單說，總統如同掌舵的船長，必須很清楚的讓大家知道要把船開到哪裡去，不論外在大環境是逆風或順風，船長都有順利完成航程的因應方案，唯有這麼做，當順利抵達目的地時，大家才會把功勞歸諸於船長。如果擔任船長卻目標不明，這就如同隨波逐流，那麼外在的風向是吹什麼風，與船長就沒有多大的關係了。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國發會自去年七月以來，已經連續發布了象徵景氣穩定的第八顆綠燈，相對於馬英九執政階段的景氣低迷，新政府的運氣確實比較好。這樣的運氣之所以無法給總統加分，原因就出在執政團隊過去這段期間給外界的總體印象，似乎並沒有把興利放在第一位，因此大家當然不會把景氣的回溫視為主政者努力施政的結果。 興利是正面表列，意味著我要做什麼；除弊，則屬負面表列，我不要什麼。選舉競爭，可以只專注於除弊，這或許也是長期在野的民進黨政治人物最習慣也擅長的戰術。然政府治理則不然，必須講究興利與除弊的平衡與同步，甚至如同人的行進，左腳先出、右腳要立即跟著再出，才能彰顯出當家與治國的律動與節奏。因此怎麼可以避談興利呢？ 民主化二十多年後的今日台灣，政治改革的進程，儘管仍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但是大抵上，格局已經成就，剩下的是實質內涵的持續建構，其中，把經濟的獨立自主搞起來，是重中之重；若稱今後的政治問題，最核心的就是經濟問題，絕不為過。這也是世界主要發展國家的領袖無不把振興經濟放在首位，不斷向其人民訴求，希望贏得認同的關鍵所在。 經世濟民的工作，需要長期的布局，確實很難在短期立竿見影，但若把立即的重視，當作是立即會遭遇拿出績效的壓力，這就犯了極為錯誤的治國盲點。因為，構成國民對經濟生活的滿意度要件，許多是來自於對國家前景的判斷，政府作為的強調，企業對政策的反應，這些都是感受問題，不是數據問題。充沛的士氣，可以帶動消費、投資的正循環；何況許多拚經濟的實際政策措施，需要經過熱烈討論，才可能接地氣，真正確保有助於產業需要，絕對不能關門埋頭的冷處理。 政治工作的精髓無他，就是帶給國人希望。除弊，只能減低若干人的相對剝奪感，不足以拉動全面的主觀幸福感。一個有意識於勇於領導、提出願景、正面導向、積極興利、鼓舞團隊的從政者，她（他）的民調應該就不會差到哪裡去。

    有人類的地方就有歌謠，有歌謠的地方就有兒歌，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傑出的創作歌曲《四、月、望、雨》等等之外，必定也有人創作台語、客語、原住民各族語言的兒歌，很遺憾的是，作者很多都已經被「佚名」取代了。 追蹤「知名兒歌背後不知名作者」的偵探故事，只能從戰後「國語」由日本話變成北京話的年代說起。一九四七年五月徵求詞曲活動中，唯一傳唱至今的《造飛機》，是蕭良政作詞、吳開芽作曲，因為一批贓貨飛機殘骸，讓吳開芽校長被降調回任老師；總督府國語學校（戰後的師範學校）畢業的周伯陽、蘇春濤合作《妹妹背著洋娃娃》；內向的陳石松在作品走紅的四十年期間，從不吐露《三輪車》是他譜曲；花蓮師範學校的張人模老師，因被誣告為匪諜，連夜偷渡到香港，他創作詞曲的《捕魚歌》，從此被誤傳為阿美族民歌，實際上並無阿美族語歌詞。 台語兒歌《天黑黑》、《白鷺鷥》，害林福裕被約談，警總說：「台灣每天都天亮亮，哪會天烏烏。」半世紀後，台灣終於執行著作權法，許常惠帶頭的學院派，卻直指《天黑黑》、《白鷺鷥》是口耳傳唱的「無主民謠」，質疑「林福裕根據唸謠譜曲」之說，更遑論林福裕有能力編寫合唱及樂隊套譜。他們更忘了「說方言被處罰或掛狗牌」的年代，林福裕主導的「幸福唱片」對台灣的貢獻。所幸這些「台灣歌謠」已被兩岸碩博士論文證實與「福建民謠」差異極大，就算前兩句一樣，也有閩北、閩中、閩南之不同文化表徵。 客語創作兒歌繼涂敏恆之後，在客家電視台的推動之下，蓬勃發展。原住民創作兒歌在陸森寶引領下，也在電視平台與各個部落發光發熱。 終戰前的一九四二年，ＮＨＫ的前身「ＪＯＡＫ東京放送局」甄選歌曲，允許殖民地人參賽，日本人寫的《吊床》歌詞，由台北士林的曹賜土譜曲而得獎。戰後，他請同事宋金印將日語的國語譯寫為北京話的國語，再度獲得傳唱，但因國立編譯館的音樂課本沒有收錄，半世紀後已幾近失傳。筆者在國立教育電台「台灣音樂do re mi」節目播放，網路收聽的人們誇獎：美得像「睡午覺的搖籃歌」。 兒童節，大家一起向這些兒歌創作前輩說謝謝吧！ （作者曾任音樂課本主編，台北市民）

日前台北市長柯文哲直言「去蔣化」無助台灣社會和諧，現在台灣最大問題就是「我看你不順眼就把你幹掉」。坦白說，二二八的七十週年紀念剛過，柯市長的這番言論非常無知、乃至反動，說他「為了選舉才講」實在太縱容了。 早在李登輝主政時代完成二二八第一本官方報告之後，諸多重要檔案即已解密，否則我們十幾年來撰寫二二八學術論文是根據甚麼？例如，一九九二年五月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包含了九十九件大溪檔案，其中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前夕，蔣介石電覆陳儀「台省軍務主管並不變更」（意即要他繼續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的同時，交代他「據報共黨份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台省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接著，陳儀在二月廿八日呈蔣的儉電就說：「台省防共素嚴，惟廿七日奸匪勾結流氓…傷害外省籍人員，特於廿八日宣布臨時戒嚴，必要時當遵令權宜處置。」 這就是討論蔣介石的二二八責任的起點，陳儀只不過是遵照蔣的命令「權宜處置」啊！儘管三月七日台灣士紳組成的處理委員會公開宣布事件是「腐敗政治」所造成，既不是專賣局吏之不法行為所致、亦非由於省界觀念而發生，「故對此次事件，整個台灣政府應負全部責任。」加上三月廿二日中國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也通過臨時動議，決定對陳儀「撤職查辦」，蔣卻仍然堅持己見，運用總裁特權打消此議。吾人認為蔣介石應為二二八事件負最大責任，就是根據這類證據而來。二○○六年公開出版的《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還有更多證據，二○○七年扁政府決定把中正廟改為民主紀念館也是這個背景，怎麼會是柯市長所理解的「我看你不順眼就把你幹掉」呢？ 揭露真相、追究責任恰恰是為了社會和諧。細心的讀者必然會發現，我們的研究報告敘述了當時國民黨內部的丘念台監委、桂永清將軍、半山黃朝琴等都及時做了良心的報告，否定了奸匪或台獨的指控，主張省政改革、派大員而不是派兵來台，尤其重要的是三中全會的反省與決議。今日國民黨應該認養這個部分，才能與轉型正義、命運共同體合拍，才有助於「台灣社會和諧」，而不必替蔣介石承擔罪責。 （作者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兒童是未來的主人翁」，大家朗朗上口，但是我們的社會是否給了主人翁適宜的學習環境？ 記得在二○一三年三月時，報上曾報導台灣兒童不宜的電視內容，每九．二分鐘出現一次。根據兒盟的統計，孩子平均看兩小時的電視，甚至有一成三的小孩，週末看電視的時間高達五小時以上；也就是說，那麼多小孩在接受不當的生活教育，你怎能期待他們長大進入社會以後素質會變好？ 無獨有偶，同一天報上也刊載了讀者的投書「這群日本年輕人贏得尊敬」，在餐廳工作的退休老師，看到日本觀光客吃飯時不但不會喧嘩，且桌面整潔，用餐後，連不小心滴出來的醬汁也用衛生紙擦乾，然後有禮貌地向店主人致謝才離去。台灣的年輕人，可以做到嗎？ 近日報上報導，兒盟對四大品格「關懷、尊重、責任、公德心」進行調查，發現台灣的兒童關懷表現最佳，而公德心卻是最差。我們的社會教育，尤其是媒體的公共教育，是否需要檢討一下？ 日本的生活教養，不僅學校教得很徹底，社會教育，尤其是媒體的電視內容，更是一大功臣。記得筆者九○年代留學時，ＮＨＫ於晨間十五分鐘的連續劇播放完，緊接著地方新聞報導完後，全國統一有一個適應季節性的生活知識內容，包含日常生活禮儀的節目。例如梅雨季時，節目曾報導，在電車上最好準備一個塑膠袋，以免濕的雨傘水滴滴在別人身上；另外，在公廁梳頭髮、整理儀容時，不要忘了把掉在盥洗台的頭髮撿起來，讓下一位使用者也可以很舒適地使用著。像這樣生活上的細節，日本電視節目都不厭其煩地告訴觀眾，自己做好，不要麻煩到人家。反觀台灣，公廁的盥洗台內，不但可細數髮根，其四周總是濕答答的污水，令人不舒服。 個人覺得，媒體內容代表一個文化的教養，要給台灣一個有教養、尊重別人的社會，媒體責任重大，節目內容不容忽視。如果媒體能多朝向公益、公德這方面具體來做並報導，相信不只是成人，台灣兒童的公德心一定大大進步。 （作者為國立屏東大學副教授）

  香港2014年的雨傘運動。圖／[email protected] (CC BY-SA 2.0) 近年由於貪污嚴重，加上經濟増長下滑及資金急速逃離，中國內部不穩定的程度愈來愈明顯，中共領導人多次對黨員發出亡黨亡國的警告。為了維持政治穩定，中共正試圖以更高壓的方式在支那地區、香港、圖博及東突厥掌控全局。習近平上台後大幅度收緊公民社會的活動自由，學術上甚至不能使用「公民社會」一詞。最令人髮指的是，維權人士及律師都被視為是對其政權構成威脅的危險份子，屢屢被判刑。 難以倖免的台、港「反動份子」 中共當局在過去曾經逮捕多名外籍非政府組織成員，引起國際關注。為了賦予這種高壓手段「合法性」，在去年通過《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管理辦法》後，中共便可「合法」針對任何境外非政府組織成員在中國的活動進行限制及監控。近日在台灣任職社區大學的李明哲被中共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覊押，很有可能正是這種打壓的最佳典範。雖然中共當局至今仍沒交代其到底做了什麼具體「違法」行為，但是大家不難發現根據上述的《辦法》，即使不構成「犯罪」，都可以被拘留十五天；而《辦法》內有關「犯罪」活動的陳述則非常空泛：「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外非政府組織代表機構有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顛覆國家政權等犯罪行為的，由登記管理機關依照前款規定處罰，對直接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我們可以想像，中共現在能隨意羅織罪名去逮捕任何跟支那維權律師及異見人士接觸的境外非政府組織人士。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雨傘革命期間聲援香港爭取「真普選」的支那維權人士陳啟棠及蘇昌蘭日前分別被中共法院判刑四年半及三年。蘇昌蘭只是用通訊軟體轉發有關佔中的圖片，就被警方先以「尋釁滋事罪」傳召，之後改以煽動顛覆國家罪名拘捕及起訴，而陳啟棠則在雨革期間到香港拍照後透過通訊軟體發放照片，亦以同樣罪名被起訴。據報導，兩人的整個宣判過程都只有3分鐘，判決書只有公訴人的意見，沒有任何辯護律師或被告的回應。世界上可能沒有人可以理解為何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舉措可以跟「顛覆國家」扯上任何關係。香港不是被認定是中國一部分嗎？難道所有支持「真普選」的香港人都跟陳、蘇二人被視為是要「顛覆國家」？中共的這種做法很顯然是要切斷支那人民跟香港政治運動的任何連結，試圖孤立香港人。可嘆的是，在香港小圈子特首選舉結束後，港共政權除了陸續對去年參與「魚蛋革命」的市民以暴動罪進行起訴及定罪外，亦已著手拘捕參與雨傘革命的人士，並率先對參與佔領旺角的熱血公民成員鄭錦滿定罪。 中共對圖博與東突厥的赤色恐佈升溫中 至於中共針對圖博人的去宗教化行動，紐約時報等媒體曾於二月底作出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關注圖博人人權和宗教自由遭到侵犯的報導，指出位於四川「藏區」的全球最大藏傳喇榮寺佛學院目前已經有約兩萬名住在那裡的僧人和尼姑的僧舍被拆除，另外亦提到同在四川境內的亞青鄔金禪林發生的驅逐行為，那裡居住人數約為一萬。就在報導出現後不久，中共於3月12日宣布將在4月30日以前再拆除喇榮佛學院內的其中3225間僧舍。這顯示中共妄顧國際壓力，肆無忌彈地擴大打擊圖博人宗教自由，不惜一切對圖博外其它地區的藏傳佛教機構進行大力整肅。位於紐約的人權觀察組織近日對於中共持續拆除喇榮佛學院僧舍進行嚴厲譴責，批評當局「通過驅逐僧侶和尼姑以及強迫他們進行再教育的方式，激進的踐踏喇榮寺的宗教自由和宗教生活。」 不過，更令人擔憂的是東突厥人之前景，中共對付東突厥的手法可說相當高明，之前是趁著全球的反恐氛圍將任何東突厥的反抗及維權運動都定性為恐佈主義活動，現在更以打擊極端主義為名來試圖消滅伊斯蘭教的影響力。「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推出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於4月1日起生效，說穿了，所謂的「去極端化」立法不外乎就是將政治打壓合法化，《條例》中的第四條明示：「去極端化應當堅持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持宗教中國化、法治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而第十二條則規定：「去極端化應當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輿論導向，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加強意識形態領域反滲透、反分裂鬥爭，禁止利用各種媒介宣揚極端化，擾亂社會秩序。」繁此種種，如果大家把這些條文開頭的「去極端化」拿掉，內容不都是中共慣常用來做為政治打壓的口實嗎？ 與此同時，相當諷刺及令人惋惜的是，被喻為天安門三君子之一的余志堅剛剛於三月底在美國病逝，他在六四期間夥同喻東岳及魯德成將一副巨大的橫幅「五千年專制就此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此可以休矣」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更用顏料及雞蛋塗汙了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六四屠城後他被判無期徒刑，曾身陷牢獄長達十年。這些「反動份子」見證了中國的所謂「經濟起飛」，但他們當年所反的貪腐卻變本加厲，所求的民主也遙遙無期，所批評的個人崇拜更是無日無之。 可怕的是，中共赤色恐怖的外溢效應已經波及香港甚至台灣，若不及時積極反制，港、台未來定會遭到更大的禍害。

  「能吃就吃」，這是「蟲族」，蟲族大軍所過之處，所有作物全都吃光啃盡，赤地千里。 「能吞就吞」，這是「蛇族」，蛇族大軍所過之處，一切生物全都吞光咬盡，遍地浩劫。 「能撈就撈」，這是「撈族」，撈族大軍所過之處，政府財政崩潰，人民繳的稅金都撈光。 國民黨中評會主席團主席、前朝行政院人事局長陳庚金那句名言，「能撈就撈」，說得很坦白，道盡了撈族心聲。 就如蟲族，只顧啃光，哪管作物被啃光，牠們也會餓死；就如蛇族，哪管生物被吞光，牠們也會餓死。撈族只顧自己撈，哪管撈垮政府財政？哪管年金破產？哪管年輕世代死活？ 最近，撈族大軍對年金改革發動大反擊，前朝國民黨馬英九任命的考試院竟充當撈族反改革大軍的「基地」；同樣前朝馬英九任命的監院，則為國民黨的不當黨產保駕護航。 這兩件事不是偶發的獨立事件，而是撈族大反擊的一部分，那些黨國威權殘餘的考委、監委，本就是撈族的一部分，伺機仗權負嵎頑抗、結陣反改革，撈垮財政、撈倒台灣，在所不惜。 年金為何面臨不改革就破產慘況？前朝、前前朝考試院、教育部、人事局就是元凶，當年他們以撈的自肥心態制定給付方案，撈到年金就要破產，還在反改革，企圖撈飽、撈滿。監院本應透過調查及糾彈權，讓不當黨產還財於民，卻充當國民黨保黨產的鷹犬。 天下最厚顏無恥的就是能撈就撈、撈飽撈滿的撈族！天下最荒唐錯亂的機關，就是充當撈族反改革大軍先鋒的考監兩院。 呃！最後必須講明白，大部分退休軍公教都能共體時艱、大局為重，絕不是厚顏無恥的撈族，更不是撈得腦滿腸肥卻自比藍波的肥藍波撈族！（胡文輝）

  曾經來台念大學的中國人士周泓旭，遭台北地檢署以違反「國家安全法」聲請羈押，台北地院開庭後將他收押禁見。十天後，民進黨前黨工、非政府組織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從澳門前往廣州途中「失蹤」，經過家屬、海陸、立委的關切，國台辦才遲遲證實他「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遭國安單位拘留。這兩起引人聯想的事件，刻劃出目前兩岸關係緊張的一面。 不過，利用製造緊張以創造談判籌碼，也是北京對外的常用伎倆。就在台海略顯僵持，世衛「一中觀察員」邀請函有無成疑之際，中國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在博鰲論壇表示想來台灣和金門，但應該是「以一個國家的兩個還分治著的機構授權代表的身分訪台」。對此，陸委會發言人邱垂正回應，海基會已經邀請陳德銘以海協會長的身分來台訪問交流，這樣的立場不變，希望雙方坐下來談。邱垂正還強調，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兩岸關係就是兩岸關係，政府致力恢復兩岸正常溝通往來的立場不變，將在尊重歷史事實和既有政治基礎上務實推動，希望尋找雙方可能的合作機會。 重申張小月的「兩岸關係就是兩岸關係」，以及小英就職演說的「尊重歷史事實和既有政治基礎」，似乎還對不上北京的胃口。國台辦發言人便進一步解釋，陳德銘所言依舊是「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講到恢復兩岸協商，國台辦球員兼裁判說：古今中外，任何協商談判都不可能沒有目標，不可能沒有方向，也不可能沒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千言萬語，就是小英要坐到老馬的椅子上，欣然接受中國指定的「目標、方向、共同的基礎」，才有後戲可言。 談判前要求對方先接受自己的前提，中國對台灣的這種霸道姿態，不禁令人回想一九八○年代初，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問題的歷史。當時，柴契爾認為雙方的談判應該從香港主權談起，接下來再談行政權與一九九七相關事宜。但是，鄧小平根本不管過去的國際條約，先聲奪人堅稱香港主權屬於中國沒得談。結果，中國幾乎主導談判進程，並且左右香港輿論氣氛，於是不經談判便先確定香港主權屬於中國。而柴契爾所能談的，只剩下「維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於是乎，一九九七，表面上是英國「光榮撤退」，實質上是中國霸王硬上弓。香港回歸之後，彭定康政制改革倒退，乃至「聽北京話的港人治港」，都可以從中英談判的脈絡一葉知秋。 二○○八之後，馬英九也是未經談判，就把台灣主權奉送，當作國共關係展開的伴手禮。他在台灣自欺欺人的「一中各表」，北京從來只承認「一中」而對「各表」視若無物；馬英九只期待中國官員稱他一聲「您」、「先生」，便是最好的寫照。如今，本土政權完全執政，中國屢以不承認「一中共識」，企圖以「內外交迫」的夾擊迫使小英就範。而且，眼見直線前進不通，無法直接推銷「九二共識」，便轉而持續施壓、曲線前進，試探性推銷所謂的「一個國家、兩個分治機構」。其實，此一貌似「一國兩區」、「一國兩府」的文創產品，核心還是換湯不換藥的「一個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說，追求兩岸互動新模式，切忌為協商而協商；急於恢復協商，不啻有求於人。假使恢復協商，是以吞下同屬一個國家為前提，那麼，未來協商的空間也只剩下討論賣身契了。尤其是，身為本土政權，若跟外來政黨一樣，將台灣主權納入一中框架，完全背離美日戰略調整下台灣地位獲得更多國際支撐的趨勢，形同政治自殺。十個月的經驗顯示，小英應當務實的課題，乃是經濟與改革，而非兩岸。作為世衛釣餌的「一中觀察員」，只是雞肋不是雞腿。更何況，馬英九的總路線早已證明，「一中大補丸」帶來的是民主倒退、經濟沉淪。踩著這個人的失敗而站上權力高峰的小英，千萬別在馬英九跌倒之地再摔一跤。

2017年，松山機場照慣例舉辦站慶(圖右)，延續多年來以戰後1950年4月臺北航空站成立為起點計算宣稱要「過67歲生日」，繼續無視原臺北飛行場成立於1936年3月的歷史(圖左，臺灣日日新報)。 請問若這座機場1950才出現，那麼1949年12月蔣介石父子逃竄來臺北搭乘的飛機，是迫降在淡水河上嗎？ 這類舉不完的例子，如學校校慶、各式建設無視中華民國政權來臺之前的歷史脈絡，一方面是為了遮掩中國政權自己執政能力落差的自卑，另一方面則是營造「建設都是我做的」錯覺，要求臺灣人要感恩。更重要的是完全不讓你意識到原來臺灣有自己的歷史，讓人以為都跟著他們在對岸革命北伐抗戰。這種無恥至極的卑劣行為，即使在政黨已輪替的2017年，黨國毒素依然充斥在整個臺灣社會。 延伸閱讀： 地圖會說話 – 臺灣七大都市傳說之四：週年慶的起點不是1895年以前就是1945年以後 http://mapstalk.blogspot.tw/2016/03/18951945.html 洪致文 – 松山機場明年就八十歲囉！ http://cwhung.blogspot.tw/2015/09/blog-post.html 臺北航空站67歲活動文宣 https://www.facebook.com/TSA.tw/posts/10155050658876067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