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菜價一路滑降，菜農無奈賤價賠錢拋售。國民黨台中市議會黨團團購梨山高麗菜，要做愛心博得美名，藉此砲打台中市政府及果菜市場，管控菜價的能力不足。 事實上，梨山高麗菜早在一月左右就全部採收，現在市面上根本沒有新鮮的梨山高麗菜。國民黨台中市議會黨團認購的「幽靈」梨山高麗菜，被踢爆紙箱上的印刷字眼與膠帶封箱的方式，完全與梨山地區不同，只好辯稱他們拋磚引玉的善舉不該失焦，再度痛批台中市政府相關單位的疏失。 婆婆媽媽們歷經去年十月起，將近兩個月的「天價」高麗菜飆漲潮，一個高麗菜要價二、三百元，大家叫苦連天。當時的國民黨無視去年九月起莫蘭蒂、馬勒卡和梅姬連續三個颱風來襲，加上降雨不斷導致產地泡水，產量大幅萎縮的事實；無視供需市場的需求面，造成菜價波動的市場機制；一再痛批蔡英文政府未能有效管控菜價，讓人民吃苦，連菜都吃不起。 因為當時菜價飆漲，菜農狂種高麗菜，搶收高麗菜，也就種下現在高麗菜價慘跌的惡果。現在的國民黨應該出來讚揚政府讓人民都有菜吃才對啊！ （作者為教師、家庭主婦）

台灣從二戰之後，經歷二二八、白色恐怖及戒嚴時代，專制威權長期籠罩，本土文化也遭霸凌與箝制。在「去台灣化」的總路線之下，黨國當局不但殘害本土菁英，還控制言論，且經由教育、媒體控制進行洗腦，把大中國的封建醬缸文化強加於台灣之上。長期洗腦的結果，台灣有不少人因此頭殼壞去，有人至今昏睡未醒，心智創傷難癒。振興台灣文化，追求台灣的價值與尊嚴，仍是國家社會正常化重要的未竟工程。 盧世祥 半數不識母語 文化前景堪慮 台灣文化慘遭打壓，惡果極其明顯。語言是傳承文化的基本工具，如今台灣各種母語，在台灣人自己的土地上流通已障礙重重；年輕人會說台語的不到一半，原住民語言更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已經或瀕臨滅絕。一半人不識母語，台灣不僅難以欣賞傳承前人的文化遺產，也注定在文化上前景堪慮。 洗腦是另一極度傷害台灣文化的惡行。教育方面，以中國歷史地理人文為尊，台灣人事物盡遭貶抑，主體性盡失。媒體方面，透過新聞解釋權隱匿歪曲基本事實，打壓台灣主體價值。其結果有如創設台灣南社的鄭正煜所痛陳，「台灣最大的悲哀就是很多知識份子，是台灣學的文盲，對台灣的歷史、台灣的文化、台灣的藝術，他是無知的、是台灣話說的『青瞑牛』。」「他本身有很多知識、有很多中國知識、有很多世界知識，但是他沒有台灣知識」。也有如謝志偉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不少人「只顧得痛惜遠在天邊的神州沉淪，從不知欣賞眼前的淡水落日」。 輕忽或輕蔑台灣主體人事物，是文化壓制的必然惡果。戰前「多桑世代」為他人著想的修身或生活教育見棄，母語被視為阿公阿嬤的語言，難登大雅之堂。本土文化統統被視為不入流，文學、藝術、演藝圈盡遭喧賓奪主。直到與民主化一起到來的本土意識覺醒，「俗擱有力」的本土文化才春風吹又生，有如壓不扁的玫瑰，四處綻放。 本土意識覺醒 文化戰線出發 汪笨湖就是一例。他在中學階段，因讀到蘇聯作家索忍尼辛名著《古拉格群島》，引發蔣介石也是獨裁者的領悟與反感，且形諸文字，寫在學生週記，進而受到老師及校方注意。有人說，他青少年時期就顯露叛逆性格，但這其實是戒嚴時代許多台灣人的共同經驗。 在那個年代，正常思考、言論、主張，即使出自青少年，也被視為「背骨」、「大逆不道」、「思想有問題」，社會上以言獲罪者不在少數。當時台灣人最常告誡子女，「囝仔人有耳沒嘴」、「飯可多吃，話不能多講」。 違反人性與人權自由的高壓難永遠持續，但威權統治不會自動告退，要受壓迫的人民奮起反抗，才得以改變。同時，威權當局也長期豢養御用侍從勢力，他們奧步盡展，文化上以「去中國化」羅織打壓台灣邁向正常化的努力；做賊喊捉賊，即此之謂也。 汪笨湖就是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中，從文化戰線出發，力求讓台灣早日成為正常國家社會。 他有一般人所難得一見的才華。尋常文化界人士，會寫文章者未必能言善道，善於言詞者文筆也未必佳；汪笨湖文采、口才兼具，能寫也能說，乃能在文化界發揮非比尋常的力量，積極破除外來政權強加於台灣政治與文化的桎梏。 他寫小說，作品不斷。他的創作聚焦台灣草地鄉土，以深入描繪人性為特色，大放異彩，備受文壇重視和大眾歡迎；且經改編為電視連續劇及電影，人氣甚高，既叫好也叫座。 他語言表達才華卓越，跨越媒體。從文壇走向電視圈，他既屬出眾的談話性節目主持人，也是政論名嘴，清除黨國洗腦遺毒，說出台灣人普遍心聲，奮戰不懈，乃能風起雲湧，創造時勢。 人民心聲為本 扭轉整體失衡 他從南部出發，扭轉整體失衡。台灣南北失衡，城鄉差距懸殊，政經社會文化各層面皆然；失衡既是物質的，也是心態的。外來政權所打造的「天龍國」、「中國城」、「從台北看天下」，既不自然也不本土，危害台灣長遠正常發展。汪笨湖以最樸素、堅實、可靠的南台灣基層人民心聲為本，有根又有力，在文化戰線攻城掠地，影響遍及全台灣；「去台灣化」的無根腐朽因之退潮，「天然台」的扎實清新處處開花。 最重要的，他有台灣心。台灣心出自良知良能，所望所求簡單明白：文化要以斯土斯民為主體，政治要人民當家做主，社會要多元包容；這是台灣的基本心聲，人民卑微的心願。有了台灣心，價值信念必然堅定不移，面對險阻堅毅不拔，終身致力不留遺憾。 汪笨湖在文化戰線積極奮鬥，可引美國羅伯．甘迺迪名言描繪：「每次有人為理想挺身而出、為他人福祉而動、對抗不公不義，他都發出希望的漣漪，經由千百萬人的動能及膽識相互激盪，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波濤，足令壓迫及抗拒改革的銅牆鐵壁傾塌。」 振興台灣文化 有心人續接棒 如今汪笨湖遠行，曾在文化戰線上讚賞他、受他感動，或有幸與他相識、相知或並肩作戰的眾人，除了思念，還要在他未竟的振興台灣文化之路，繼續接棒，奮戰不已。有如台灣歌劇名家曾道雄為威爾第歌劇「拿布果」（Nabbcco）所填的台語詞：「美麗台灣，我可愛的故鄉；這是咱大家世代生活的天堂。我願意為著伊流汗來打拚，我願意為著伊流血來奉獻。」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自大法官535號解釋及2年後訂「警察職權行使法」替代後，以往氾濫成災的「臨檢」手段，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圖／CC0 Public Domain   客委會主委李永得被攔查一事，鬧得沸沸揚揚，眾評紛紜，但卻有不少失焦之論，其實，法律關鍵在於警察職權行使法的規定，而警察職權實行法制定的來源，又要溯及大法官535號解釋，溯本清源，有必要從535號解釋文的背景談起。 大法官535號是於2001年12月解釋，爭點在於原「警察勤務實施條例有關於臨檢規定是否違憲？」其時，警察「臨檢」職權是「包山包海」，簡言之，警察可藉「臨檢」之名，任意在任何時間丶地點丶場所丶對象丶交通工具⋯⋯實施任意臨檢丶取締丶或隨機檢查丶盤查。直白地說，警察可藉臨檢之名，在沒有搜索票或任何合理懷疑犯罪嫌疑情況下，闖入營業場所丶住宅丶旅館丶公共場所丶路邊⋯⋯對任何人盤查甚至「搜索」，最通常的例子是夜宿旅館，警察敲門喊「臨檢」，就要很快乖乖打開門受檢，慢了還要吃頓排頭，如果裡面住的非身分證上的夫妻，可能要上派出所做筆錄；家裡有親友住宿，要報「流動户口」，否則被臨檢到是要罰款。 「打開，少囉嗦」 叧居家丶開車也一樣，筆者彰化鄕下老家就曾無緣無故有幾名員警和公賣局人員闖入高齡阿嬤房間，翻箱倒櫃説要查緝私酒，當然是白天活見鬼了，一聲道歉也沒有就揚長而去。 三十五年前，筆者晩上從台中報社下班返彰化市住所，經烏日台一乙公路，被烏日分局長率員警配合憲兵持長槍攔檢，看完證件和車內，喝令打開後車廂，筆者問帶隊的分局長「有必要嗎？」得到的答案是「打開，少囉嗦」，結果只看到一串剛買的衛生紙，其氣焰之高張，令人難以置信，後來不久該分局長涉貪瀆法辦，難道是報應或事有必然？伊時，「臨檢」有如「通關金牌」，無所不通，無所不罩，因而產生的危害人民自由權益的情形，當然隨時隨地會發生，氾濫成災。人民遇到了只能認衰，依法申訴或提告，千篇一律是「依職權行事」，人民只是自討沒趣。 早期在「戒嚴」三十八年多的時空下，警察擁有毫無限制的臨檢權，被視為「理所當然」，但在解嚴後，漸漸受到質疑和挑戰，終在政黨輪替後的2001年底，由大法官針對「臨檢」做出空前「進步」的解釋，宣告當時警察勤務實施條例有關於臨檢部分，「絕大部分違憲」，關鍵釋文如：「警察勤務實施條例並無授權警察人員不顧時間丶地點丶對象任意臨檢丶取締或隨機檢查丶盤查之立法本意」丶「對人實之臨檢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等，要求二年內改正，結果在2003年年6月才催生出現行「警察職權行使法」替代之，其中第六條有關於「身份查證」有條列式規範，前五款均照535號解釋轉訂，但問題出在第六款的「狗尾續貂」：行經「指定」公共場所丶路段及管制站者，（亦得有條件實施臨檢）。 何謂「指定公共場所」 此第六款的「指定公共場所丶路段⋯⋯」於同條第二項補充規定「以防止犯罪，或處理重大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事件而有必要者為限。其指定應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為之。」這正是李永得盤查事件發生及爭議所在。當時執行盤查之警察強調該處為「指定公共場所」，但究竟是誰指定的，為什麼指定，恐怕不是保安大隊長口頭説了算，至少應由台北市警察局長明文指定及公告才有效，而且其指定要符合「處理重大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事件必要時為限」，不能憑己意喜惡為之，例如一〇一大樓或西門町常有黑幫份子藉機鬧事，已到達危害國安程度，但北市警局長又指定了什麼？惶論保安大隊長做了什麼防範措施？這也是許多民團質疑警方「欺軟怕硬」之所在，此說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事實存在而足以讓民眾批評非議之所在。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員警提盤查理由之一是李永得曾「斜眼瞪警」，果如是，那在市井混混之間，可能會換來一句「看三小」，進而發生糾紛甚至毆鬪，但警察可不是市井混混，當然不會口出「看三小」，但替之以比較「文明」的方法臨檢之，出出心中一口鳥氣，心態有無一致，吾人不知，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吧！ 平心而論，自大法官535號解釋及2年後訂「警察職權行使法」替代後，以往氾濫成災的「臨檢」手段，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不再是侵犯人權的「免死金牌」，而人民的自由和人權相對地受到向所未有的保障，但遺憾上述第六款所謂「指定之公共場所丶路段」卻是「開後門」的授權，光此款就可以被「悻進」員警大用特用，加上警政一條鞭容易產生的「官官相護」心態和作法，此「指定」條款易滋生之弊難以規範，致使大法官535號解釋之維護法治和保護人權平衡的用心，大打折扣，甚至崩解。易言之，第六款的訂定，有如許多法令會怕不夠周延，在到舉項目之最後，常會加個「其他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這個空白授權説好聽是有彈性可更周延，但難聽一點就是不負責任，概括立法，空白授權，一個條文勝過前面十條丶百條，等於脫褲子放屁。看第六款之規定，和法律空白授權無異，前面五款免訂亦可以。 重新檢討警察職權行使法 由上綜述，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六款的「指定」規定，不夠嚴謹易滋生流弊，而此次風波中，居然有高級警官將責任推卸給立法院：「我們是照你們訂的法執行的」，可見這不是執勤員警個人問題，而是系統性集團性的問題，無法也缺乏自省檢討能力，那立法院就有必要把法律修正得更完整，刪除過分授權或容易當為濫權之藉口，否則以往隨時可以「包山包海」和「撲天蓋地」的臨檢又死灰復燃，不是不可能。 最後，要提醒有司和立法院，目前在各地雷厲風行的「酒測臨檢」，雖有減少酒駕和增加維護行車安全之功能，但攔檢不能無限上綱，也要注意到大法官535號解釋的意旨，不能逾越「必要比例範圍」，例如有民眾反映在雙北市間橋梁中，一趟被酒測攔檢兩次，這已妨害到人民移動自由權剩，這都是違反「基於合理懷疑，實施盤查檢測」的基本原則，而以往曾討論拒絕酒測施予強制抽血，此乃違憲之舉，萬萬不可，最近也有立委提案拒測者「終身吊照」，是否合乎必要比例原則，或流於民粹主義之偏頗，慎之！

　　昨天打開臉書，就看到一大堆人在罵邱太三，罵他食古不化，講什麼「我國數千年來」，又扯什麼「考考妣妣」，還給他一個「妣考邱」的封號。等我看了邱部長的發言，發覺沒有什麼錯啊，最多是「我國幾千年」讓我這獨派很刺耳而已。 　　邱講「我國數千年」是解釋民法1930年訂定婚姻為男女結合的原因，這沒有錯啊！不管我國是中華民國或台灣，幾千年來，被認定的婚姻結構，就是男為夫，女為妻。他的意思是說，民法這樣規定有其歷史文化的背景，未必是違憲的。他談的是民法有沒有違憲的問題，不是支不支持同婚的問題。 　　同性戀者祈家威申請釋憲，如果判定民法違憲，當然就要改；即使判定沒有違憲，也不等於不能改。畢竟，法律與時俱進，過去訂定的理由，即使不違憲，也不能成為未來修法與否的唯一論據。如果基於婚姻平權，保障同性戀結婚的人權，那麼就算民法現行條文不違憲，也可以予以修改。 　　至於「考考妣妣」是邱太三的親友提出來的，是討論到同婚對社會秩序有沒有影響，他引用來請大家考量而已。他也講了民間的其它質疑，例如庶民生活中，要將同性婚定位為媳婦或女婿？同婚典禮上，證婚如何稱呼雙方，因為已不能男方如何如何，女方如何如何了。 　　支持同婚者，應針對這些民間的質疑，提出說帖，為大眾解惑，對爭取支持較有積極幫助。反之，如果一味批判邱太三，盡情嘲諷，無法釋民眾之疑，恐怕事倍功半。 　　簡言之，你不能要求別人幫你解釋，你必須自己解釋，為大家點破，然後放下心中石頭，覺得不是什麼問題。 　　人家問邱太三考考妣妣，他無法回答，這樣就活該被同婚者批判嗎？拜託，他現在是法務部長，也不是同性戀，更非同盟代表，如何代表你們說話呢？他丟出一個問題，同婚者就該接招，設法化解這樣的問題。 　　站在有理這邊的人，不能假設別人一定都懂得這個道理，然後BJ4，直接罵人87、垃圾。立法要爭取立法委員支持，區域立委背後又有民意壓力，民間的質疑都會成他們的負擔，你如果不幫忙解決選民疑惑，如何爭取立委支持呢？ 　　台灣光一個隨意盤查的人權問題，就有一堆人盲目瞎扯，把重視人權者打成是刁民無賴，還想發動罷免。那麼關於同婚，就算別人的質疑是杞人憂天，庸人自擾，如果沒有好好的說帖，以杜悠悠之口，庸人自擾也會擾得你立法延遲。 　　邱太三講的這些疑問，最簡單的回應是：「那是同婚家庭自己的問題，如果你是異性婚，一切照舊，又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民眾還腦筋打結，台灣人愛標準答案，就給他標準答案：「男男婚，兩人都是顯考；女女婚，兩人都顯妣，如果你家是異性婚，一切照舊。」 　　同婚典禮中，就改依姓氏稱呼，如「馬家主婚人」、「金家證婚人」之類。如果是同姓，就請結婚人擬定，參與婚禮者尊重，這樣大家品好，又有什麼問題嗎？ 　　至於同婚後要認媳婦或女婿，如果沒有違法問題，就由家長決定，可以把男的當女婿，女的當媳婦（像政委唐鳳，他爸爸可以當他是女的，那麼唐鳳的男人不就是女婿嗎？）甚至要當成義子或義女都可以。你兒女如果不是同性戀，這問題又干你屁事？ 　　戶籍及身分證，「配偶欄」就只是「配偶」一詞，根本沒有「夫」「妻」的字眼。同婚合法後，一樣稱配偶，又不是你的夫，你的妻，你管人家是男是女呢？ 　　「父母欄」可以寫親生父母、養父母，也可寫父不寫母，反之亦然。人一定是親生父母生的，就算不寫母名，難道會變成是單性生殖來的嗎？單身女子買個精子受孕，那個小孩的身分證非要有父名不可嗎？最根本的是，別人的父母要叫什麼，只要合法，又干你什麼事呢？ 　　你會說，這麼簡單的道理，邱太三難道不知道？活該被批。我只能說，邱太三講這些，只是說社會仍有爭議和誤解，修法不宜太急。何況，這該挺同婚的拍胸脯保證，用說帖澄清，才有效力啊！叫邱太三幫同婚講話，就像要求蔡英文下令修民法，你以為689萬票全是同性戀投的嗎？ 　　挺同婚最好想清楚，法案要過，就得靠民進黨全力支持（國民黨才一二人贊同，時代力量才五席），這時最好針對各種煞有其事、奇奇怪怪的質疑，提出有用的說帖，幫民進黨化解阻力。如果「得理不饒人」，把某些民進黨人當成敵手，加以醜化，恐怕弄巧成拙，減少了支持力。 　　上回有同婚者誤解小英，講什麼要「開戰」，就讓我很不爽，也有不少人因此心生反感。邱太三雖然不討喜，但如果因為他，就把蔡政府和民進黨罵摻下去，難道不會有反效果嗎？ 　　一句話，要法案通過，就不能把反對者變多，否則即將到手的鴨子，可能因為群眾亂吼一聲，就飛走了！ 2017.3.25  

    圓山大飯店曾有不可一世的風光，然若細考圓山近百年來的地景變遷，就會發現有一層又一層的歷史謊言堆疊其上，足令讀史者長歎！。圖／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圓山大飯店曾有不可一世的風光，現在仍以蔣家御廚及蔣宋美齡愛吃的紅豆鬆糕等特色招徠觀光客。然若細考圓山近百年來的地景變遷，就會發現有一層又一層的歷史謊言堆疊其上，足令讀史者長歎！ 2002年，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曾在文化界人士的抗議聲中宣布：「在水利影響及文化景觀雙重考量下，中山橋將登錄為歷史建物，並在今年防汛期後遷建，易地重現其風華。」 2014年，十多年過去了，馬英九先生由市長而總統都當到了第二任，當年拆下來的中山橋殘骸共四百五十三塊，仍然丟在河邊任由風吹日曬。所謂的「異地重建」，不過是一場被大多數人民遺忘的騙局。現在，連當年取代中山橋的中山二橋都已拆除重建，中山橋仍然只能以殘破的屍骨見證當權者說謊的嘴臉。 然而，這或許是圓山地區歷史上最小的一個謊言。 中山橋前身為明治橋，由日本人十川嘉太郎於1901年設計興建，是一座鐵製桁架橋；1912年才改建為鋼筋混凝土結構。此橋橫跨基隆河，連接南岸的圓山與北岸的劍潭。圓山大飯店其實是在北邊的劍潭山上；已經被改為花博爭艷館的中山足球場及台北市立美術館，才是在河岸南邊的圓山地區。 圓山本是祭祀能久親王的神社 當初興建明治橋，是為了在交通上配合原建於圓山大飯店現址的「台灣神社」。而台灣神社主要是為了祀奉在殖民地神格化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847年4月1日－1895年11月5日）。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明治天皇的叔父，曾赴普魯士留學，並參與1894年的甲午戰爭，嗣升任中將，為日本帝國精銳部隊近衛師的團長。1895年，歳次乙未，清帝國於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時任台灣巡撫的唐景崧與士紳邱逢甲等人宣布成立台灣民主國，並請來黑旗將軍劉永福鎮守南台灣。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日軍攻臺司令官。其時日軍自澳底登陸，不久後逼進台北城，唐大總統及一干幕僚見大事不妙，潛逃回清。彼時招募來台的「廣勇」，即廣東籍傭兵，見主將逃亡，薪酬無著，無心戀戰，反而在台北城內大肆劫掠。｢據聞｣今日台灣富豪辜家之先人辜顯榮，開城向日軍獻降，日軍遂兵不血刃的進了台北城。 但出了台北，日軍就陷入了苦戰。從北部的三峽（日本人為了苦戰得勝作了一首「三角湧進行曲」）、新竹（北埔客家大戶姜紹祖的抗日事蹟曾被拍成電影「一八九五」）到中南部的蕭壠（台南佳里）、台南、阿猴（屏東）等地都有許多激烈的戰事。 總之，十九世紀末日本帝國有七個師團，在甲午戰爭中出動了五個半師團；而在乙未戰爭中打缺乏現代化武器的台灣反抗軍，竟也出動了兩個半師團，這證明了日本佔領台灣的過程非常棘手。而身為日軍指揮官的天皇叔父能久親王，於1895年５月2９日登台（澳底），到了同年11月5日，日本天皇就發布了他的死訊。 根據日本官方說法，能久親王是在台南感染霍亂而死，後送回東京後，才對外公布，他也是第一個死在外國戰事中的日本皇族。 關於能久親王的死因，台灣各地有很多不同的傳說，有說是義士躲在樹上，倒掛金勾用鐮刀砍了能久親王的頭；也有說是躲在草堆裡，竹篙掛菜刀伸出去割了能久親王的脖子。台灣學者黃榮洛則考證能久親王是在新竹牛埔山之役遇伏中彈身亡。     不論如何，能久親王死在台灣，總是不太光榮。日本政府乃將之神格化，在全台各地廣建紀念碑及神社。其中最大的一座就是由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主導興建的台灣神社(如圖左)。能久親王的王妃島津富子，三、兩年就要來台灣哭墳一趟，總督府少不了要動員許多台灣仕紳同去悼念。這幕青衣行酒的虛偽與悲哀，就這麼鋪陳在圓山之上，一直到二戰末期，台灣神社才毀於美軍的轟炸。【註】   蔣介石率國民黨殘部流亡到台灣後，在台灣神社的舊址蓋了圓山大飯店。在下方山腳處則興建了一個充滿謊言的紀念物「太原五百完人塚」。 圓山下充滿謊言的「太原五百完人塚」 今時去看，該處有一座石碑，立碑者「孫立人將軍」的名字有被挖去又補過的痕跡；另牆上鑴刻奠基典禮的石板上，「吳國楨」的名字也有相同的情形(如下圖)。這就見證了國府來台初期，這一武一文兩大棟樑，一個被軟禁數十年，一個被流放美國老死異鄉的不堪過往。石碑上的除名與補名，豈不就是當權者玩弄歷史的斑斑史跡？ 再究其實質，「太原五百完人」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個更大的謊言。 太原是中國山西省省會，人稱「山西王」的閻錫山，1883年生，年輕時曾赴日就讀陸軍士官學校，返國後加入袁世凱的「新軍」，當上了相當於團長的標統。辛亥革命時，他在山西發動新軍響應，以二十八歲之齡就當上了山西督都，一直當到中國共產黨「解放中國」為止，前後近四十年。期間不論是洪憲皇帝、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重慶政府、汪政府或日本政府，都動搖不了山西王在山西的地位。 二次大戰期間，蔣介石身為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任命閻錫山為第二戰區司令官。閻錫山游走於老蔣、日軍、共軍之間，善於折衝談判，乃能在所謂八年抗戰中保持實力，並維持其統治山西的地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彼時蔣介石的軍隊遠在大西南，無力動員接受日本投降所返還之廣大土地。反觀共軍一直在「敵後」活動，若日軍就地繳械投降，共產黨正可順利「受降」。 日軍在華總司令岡村寧次與蔣介石關係密切  蔣介石為了怕中共坐大，乃密令日軍不得繳械，仍需暫時維持秩序，以待國軍之接收。換言之，就是要求日軍繼續拿著槍打共產黨。而此一要求獲得日本中國戰區司令官岡村寧次及內蒙陝北戰區司令官根本博的全力配合。而日本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則在蘇聯紅軍的壓力下繳械投降。這也是二戰後中國共產黨能順利占領東北地區，而國府尚能控治華北的重大原因之一。 事後，當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這些軍頭都在東京大審中被盟軍的戰犯法庭判處死刑時，岡村寧次、根本博等人卻都能逃過戰犯的處罰。岡村寧次以日軍在華總司令之高位，被留在南京受審，中華民國的法院居然在老蔣的指示之下判決岡村寧次無罪，令舉國大譁。 是以這些日本軍頭對蔣介石的救命之恩，亦感念在心，終身不渝。國府撤退來台後，岡村寧次、根本博等人均曾暗中協助台灣防務，曾經是禁忌話題的日本軍事顧問團「白團」，於今也已不再是祕密。 閻錫山和蔣介石一樣都是留日學生，屬知日派及親日派。在日本投降之後，亦採取了和蔣介石相同的作法，積極拉攏日軍將領，勸說日本軍人就地退伍，加入閰軍行列擔任教官，甚至從事戰鬥工作。自日本投降時起至山西為共產黨占領之日止，這些名為國軍實為日軍之仮面部隊，總共在山西「服役」近四年。 國共戰爭中，國民黨軍節節敗退，自顧不暇；閻錫山並非黃埔嫡系，蔣介石更是任其自生自滅。最後在共軍的重重包圍下，山西太原乃成孤島。閻錫山當了近四十年的山西王，想與老家共存亡，還曾命製藥廠做了五百瓶氰化物放在桌上，找了一名美國記者來拍照，以示其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或許山西王一度曾有了斷餘生之念，然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時任總統的李宗仁電請閰錫山搭機至北平商議「和平談判」事宜時，他畢竟還是一去而不返了。 「太原五百完人」只有四十六人是真的 彼時留守太原的山西省主席梁敦厚，戰至最後一刻，自殺殉國，稱其完人應無所愧。然而老蔣所褒揚的「太原五百完人」，經現代中國學者的考證，只有四十六人是真的，其餘四百多個人名都是誤植、冒充、重覆計算、甚至造假的。 參照楊鴻儒先生所著《梅樹上的櫻花》一書所載，方知所謂「太原五百完人」，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人。 日本軍人本來就有效死命之傳統。在日本戰敗，日本是否亡國尚未可知之時，閻錫山收留這些本來要以戰犯處理的日軍，給予優厚的待遇，讓他們繼續與共產黨作戰。直到閰軍大勢已去，這些日本軍人自知落入共軍之手必死無疑，四顧又無退路，當然也只有殺身以報德了！而這其中恐怕也有不少人是被強迫去死，歷史無情，對這些「被殉國者」，今日也無法一一細考了。 《李敖回憶錄》中有一段寫到：「....閻錫山的許多幹部紛紛自殺於此。閻錫山到台灣後，寫『先我而死』四個字追念他們，這四個字，倒寫得頗能傳情。國民黨把這些死難者當做『太原五百完人』來紀念，但他們是閻錫山的人，不是國民黨嫡系。國民黨嫡系精於逃難，死難非其所長，所以烈士缺貨，很沒面子。」李大師寫的固然不錯，但筆下所稱屬於「閻錫山的人」，其實大部分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國人。這不知是大師一時不查，還是曲筆避諱掉了？ 「太原五百完人塚」，就建在昔日的「台灣神社」山腳下。山頂上原是日本天皇之叔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安魂之地，山底下卻是諸多無名日本軍人以仮面之姿存在的慰靈之所。這是歷史的巧合，亦或命運的嘲弄呢？     【註】《讀者郭明男先生來函提出不同意見，經原作者同意後，以補註方式敘明。再次謝謝作者許映鈞與讀者郭明男先生》，郭先生來信針對本文之｢台灣神社｣歷史修正意見內容如下： 關於臺灣神社，我不知道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是否也修過一個同名的神社，但是坐落在圓山的臺灣神社第一次修建快完成的時候，根據我家二姐的回憶，是在她高女（靜修高女）快畢業的那年，已經是1940以後的事，因爲她出生於1927年，即使六歲上小學，高女畢業也要十一年，所以，她高女畢業時應該是十七歲，也就是1944年前後。她們奉學校之命，參與神社完成前最後的庭院花草的種植。 差不多要完成的有一天，一架由香港飛往臺北的松山機場的飛機，正在下降，突然間，那引擎的發出異樣的聲音，直接栽進神社。頓時，神社着火燃燒。 大火撲滅後，必須立刻重建，當時的日本總督府從阿里山拿來的檜木，一下子乾不了。又急於趕工，就重建起來。想不到，在日本投降前，整個建築物都被白蟻蛀得十分嚴重，已經完全無法使用。 要之，日本人修建的臺灣神社，不是被美軍轟炸毀掉的。美軍轟炸臺北時，絕不是狂轟濫炸的，而是、定時、定點的轟炸，每天中午12點，其主要目標是臺灣總督府而已，美軍不至於去轟炸類似宗教信仰的建築物！除非被懷疑作爲軍事用途。加上，那年臺灣北部一帶的動物和女人的毛髮普遍長滿了蝨子，當時的台北人都相信，那是日本國運已經衰敗的緣故。(本文原載於民報2014.07.04)

先前考試院遭質疑拖延阻撓年金改革，考試院長伍錦霖表示絕無此事。資料照片        凌博志／律師 考監兩院淪為憲政盲腸，是政治現實，也是全民共識。監察院自院長以降，連同29名監委，全無作為，形同癱瘓，早被喻為「殭屍院 」。考試院更是不遑多讓，院長、副院長加19名考試委員，吃閒飯的多、做實事的少，遇到年改這等本業大事，不但消極抵制，甚至掣肘杯葛，成為改革進步的絆腳石。 年金改革不僅是小英的競選承諾，也是馬政府想做而不敢付諸行動的「遺憾」，主管退撫的考試院，早知四大基金瀕臨破產，前院長關中幾度聲嘶力竭，呼籲變革，馬也「口不由心」的呼應「年金制度已逼近懸崖」、「今日不改明天就會後悔」，疾呼改革，可關中的改革版本才提出，就被他的副院長伍錦霖率先打臉，一干考委也都嗤之以鼻、群起反對，全案未及討論，就告胎死腹中。 新政府成立後，反改革的伍錦霖和19名考委受任期保障，不動如山。小英卻須履行競選諾言，著手年金改革，歷經二十多場分區坐談，到總其成的國是會議期間，吳錦霖每天搖頭晃腦，卻不發一語、不置一詞，任令周志龍、周玉山等委員，竟日歪言怪語、大放厥詞，擺明告訴國人：做為主管機關，考試院不贊同也不會配合年改。後來迫於輿論壓力，才不情不願的宣布，一定會開院會進行討論，最遲3月（原說5月）底提交立法院。 會議中，他們果然不出所料，大肆顛覆國是會議的結論，把退休金基底平均數由15年改為10年，再把所得替代率由7成5，15年後遞減到6成，提高為8成，10年後遞減至7成，對外釋出的訊息是：考試委員我自為知，要改就只改一點點，不能改太多，不然就拉倒，一拍兩散。 多次民調顯示，贊成年改的國人逾7成，但對改革不具信心者也接近5成，多數人皆認同年改可解決政府財政危機，防止年金破產，可維護世代正義，讓年金永續經營。但近半的人不免擔心，改革攸關退休軍公教的「口袋利益」，衝擊必大，牽涉必廣，抗拒的力量勢必排山倒海，甚至出現非理性抗爭，但做為洞悉風險，且曾力唱改革的藍營政黨，竟為了一黨之私及選票利益，不惜拋棄改革初衷，明裡暗裡介入抗爭，甚至故意撩撥，火上加油，擴大爭議，升溫社會對立。  考試院正副院長都是大官不說，考試委員也都享有部長級待遇，或許當不起「高風亮節」，「國之高士」，但總都受過良好教育，通曉「升讓進退」之道。也許很多人不喜前（李登輝任內）副院長關中的意識形態，但他在2000年陳水扁當選後立馬請辭，「不事二朝」的風骨令人起敬，下台的瀟灑身影，更讓人懷念。 新政府留任的副院長高永光及浦忠成委員，已先後辭職，倒要請教伍大院長和18位馬朝考委，爾等既不認同政府的改革理念，又在考試院內修理小英，杯葛年金政策，道不同不相為謀，何苦在「署寒官冷」中，戀棧不走？何不師法關中，遞出辭呈，免得日日挨駡，落得耳根不淨。

   民進黨前黨工、NGO 人權工作者李明哲日前從澳門進入中國境內，至今失聯5天。社團今天批評「民進黨政府在幹嘛？」司改會執行長高榮志說台灣政府的立場是甚麼，要有很正式的說明，不是只有軟弱的回應。  請問，民進黨政府「能」幹嘛？   李明哲長期關懷中國地區的人權，他對中國的政治氣候不會不了解，他對「兩岸」間的交往運作模式與極限不會不清楚。他這樣貿貿然自投羅網，難道他事前沒有盤算？還是一時糊塗失算？明哲不記得保身，可嘆啊！  儘管「兩岸」間表面上有些溝通管道，但大家都很清楚，這一切都操縱在中國的手中。中國說通就通，說卡就卡。民進黨上台以後，「熱線」早已名存實亡，海基會送的一切信息，統統「讀而不回」，你有什麼皮條？  從非洲到東南亞，一批一批的海外詐騙案的涉案台灣人被送到中國去判刑坐牢，他們連中國都沒進去，豈不是更冤枉？你說他們是罪犯，不能相提並論嗎？在中國政府眼裡，「台灣同胞」膽敢關懷中國的人權，這個大罪比起區區海外詐騙要嚴重太多太多了。更何況，是你自己跑進來的，這麽便宜的事，不抓行嗎？  請問，民進黨政府能幹嘛？   民進黨政府算老幾？  美國人有自己跑去伊拉克被IS抓去砍頭的，有自己跑去朝鮮被金正恩逮捕監禁的，請問，「美國政府在幹嘛？」  利比亞動亂期間，美國大使被恐攻殺害；1979年美國駐伊朗大使館的全體66名外交官和平民被劫持長達444天；「美國政府在幹嘛？」  即使是21世紀的今天，孔子那句名言仍然適用：「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中國、伊拉克、利比亞、朝鮮、當年伊斯蘭革命時期的伊朗，不是危邦，就是亂邦，甚至還是敵對國，若不是國家派你去，你幹嘛還非去不可？你要去，你自以為很有 Guts，那你就要自己擔輸贏，take your own risk。不要等到發現自己進得去出不來以後，才大聲嚷嚷：「政府在幹嘛？」   李明哲啊，你真的很大膽。寇老我持的是美國護照，幾十年來多少人勸我、邀我、請我、激我，寇老還是一句老話：「大丈夫，說不去就不去！」寇老雖然變得孤陋寡聞，至今仍不知道中國的汽車是靠右邊還是靠左邊，也不知道北京的鳥巢裡面孵的是什麼鳥的蛋，不過，還不是活得好好的？ 別說中國，就是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台灣，寇老哪一次回去不是低調到不行，連咳嗽都不敢太用力。或許有人會認為寇老不過是個默默的小咖，根本不夠大條，有自抬身價之嫌。不過想想看，陳文成和劉宜良兩人不都是被殺害後大家才知道他們的嗎？就以這次事件為例，李明哲被抓以前，台灣有幾個人認識他？老共抓人難道還要問大不大條嗎？要先過磅秤斤兩嗎？  總之，寇老沒什麼名氣，純粹是因為僥倖能躲到今天，阿門！  李明哲啊，你還算幸運啦，至少你不會被抓去砍頭PO上網。只是，被關在「塵霾國」的牢子裡也不容易。記得要多休息少運動，別做深呼吸。希望你被放出來的時候身體還很健康。  END

  想到汪笨湖，就想到綠林好漢，或者草莽英雄。他身上有一種罕見的俠氣。詩人李敏勇稱汪笨湖是「遊俠」，說他的名字「雕刻在風中」，很傳神。 十多年前初次見到汪笨湖，就感到他與眾不同：身高馬大，魁梧壯實，開口就豪情萬丈。你說他是鄉村的老大，士林的保鑣，什麼道的大哥，也都像。他的言談舉止，有一種要仗義執言、替人打抱不平的俠客勁頭。 如果他生在中國的皇朝時代，沒準就是一個張角、黃巢，或者李自成，率眾造反，要把皇帝拉下馬。但汪笨湖終究做不成黃巾軍，也無法李自成，因為他跟那些草莽們不同。他識字、看書、還寫作，是文化人，作家，在豪爽大氣的背後，更有一份細膩的柔情。俠骨柔情是一種很高的境界，更是一種文明。 台灣人曾是世界上很勇敢的族群。當年那些先輩們冒著十船九沉的風險，渡海到台灣。那時沒有天氣預報，船的質量也很差，在狂風巨浪中，敢橫跨一百公裏海峽到台灣，憑這膽量就是英雄！今天不要說九沉，就是有一沉，人們都不敢冒那個險了。所以，當年那些渡海到台灣島的人，大概都是些吃了豹子膽的梟雄。 但隨著各種殖民統治，包括日據時代，尤其是蔣介石國民黨的戒嚴法和綠島，導致台灣人的血性與方剛蛻化，漸漸被改造得不方也不剛，大多成為唯唯諾諾的順民。大氣沒有了，豪爽消失了，俠客們被關進綠島。一場二二八，幾乎殺光台灣本土菁英，更把一個族群的肝膽摘掉了。 在這樣的政治文化氛圍中，仍能冒出一個頗有豪氣俠義的汪笨湖，實可謂異數。異數的汪笨湖創造了多項第一。他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個在獄中寫出幾十萬字小說、並被拍成電視劇、風靡一時的作家。 當年在《中國時報》編輯副刊的金恆煒、張文翊夫婦都在悼念文章中提到，汪笨湖的第一篇小說，是從監獄寄給他們的，寫得很有本土氣息，更有原創的張力。小說發表出來，卻無法寄稿費，因作者沒有留地址。汪笨湖的小說變成「單行道」，只是從監獄寄出。而且他一寫就上百萬字，最後還拍成電視劇，在晚上黃金檔播出。 將出版《汪笨湖紀念文集》的前衛出版社社長林文欽說，他最想出的是汪笨湖的小說集，在他心目中，汪笨湖是個重要的本土文學家，一位有才氣、有成就的小說家。他的作品，很像是李自成與李白在監獄中合寫的，有草根的經驗，有草莽的血性，有奔放的豪情，有原創的才氣；俚語方言，人情世故，得心應手地融會貫通在一起，文字很笨湖！ 汪笨湖的另一個第一，當然是他主持的《台灣心聲》政論節目，曾引起一陣汪笨湖旋風。《台灣心聲》顧名思義，是吶喊出台灣人民的聲音。這個只存在了三年的台灣話政論節目，對啟迪民智，尤其是替台灣人發聲、抗衡台北泛藍勢力的媒體壟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望春風》出版社總編輯林衡哲說，陳水扁能夠當選總統，諾獎得主李遠哲的支持非常關鍵；能夠連任，有兩大助力，第一是「228百萬人手牽手護台灣」牽出綠營士氣，其次是汪笨湖《台灣心聲》震撼出更多底層民眾的投票激情。 李遠哲的「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說，毋庸置疑當時是重要推動力。但汪笨湖的政論節目與「228手牽手」能相比嗎？我覺得這個類比並不過份。媒體那種「潤物細無聲」的無形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正如去年的美國大選，如果沒有福克斯電視台的政論節目一路為川普的競選搖旗吶喊，川普的當選也是難以想像的。《台灣心聲》開播了一千場，多半時間都是高收視率，曾多次拿下政論節目收視率第一的成績。當時國際大媒體，像美國《華盛頓郵報》、《時代週刊》，日本《朝日新聞》、朝日電視台等，都曾採訪汪笨湖，稱他的節目「開台灣媒體本土化之風」，已形成「汪笨湖現像」。陳水扁競選時的大將，前行政院長游錫堃也認為《台灣心聲》是「本土政權連任的重大助力」。 《台灣心聲》是在南部高雄製作的，首次對北部，尤其是對台北「中國城」主導的政論輿情構成了衝擊。不僅平衡了北部的媒體生態，更重要的是，汪笨湖開創了用台語講解全球大事、政治新聞的先例。對南部那些聽不太懂捲舌北京話的鄉下台灣人來說，真是天旱遇到及時雨般的解渴！ 那些鄉下的歐吉桑、歐巴桑，通過汪笨湖那流利、本土、帶著親切鄉情的台灣話（還時常穿插俚語典故）而明白了世界在發生什麼。對台灣的本土化來說，這是一個空前的突破，也是促使本地人覺醒的重要貢獻。 我不懂台語，但有很高段數的人說，汪笨湖用台灣話，什麼世界大事都能講，講得自然、流暢，還充滿激情！台灣人經歷了在自己的土地上講台語要被罰款的時代之後，汪笨湖在全國電視上用台語講解世界大事，這不僅創造了一個記錄，也著實讓講台語的台灣人聽著過癮了一把。 汪笨湖的「戶外開講、廟前直播」更具獨創性，是以前電視政論所不曾見過的。我曾多次參加他的「戶外開講」節目，看著台下黑壓壓幾千甚至上萬（高潮時超過兩萬）的現場觀眾，汪笨湖在人群中間，手持麥克風，像極了詩人李敏勇讚譽的「遊俠」，以他渾厚、底氣十足的聲音，調動起全場觀眾的情緒，讓每個來賓都心潮澎湃，彷彿置身於大歷史之中，你的命運與台灣緊密相連！ 從形式上說，那種戶外開講，是很難掌控的群眾場面，觀眾多、又是現場直播，不能有半點差錯。汪笨湖不拿提綱草稿，單槍匹馬，拿著一隻麥克風，像唐吉珂德一般，遊走在人群中間，振振有詞，口若懸河，激情奔放，互動熱絡。那真是一種本事，一個天賦，或者說是一個大眾媒體的天才！ 他經常安排現場觀眾提問，我目睹了這樣驚奇的場面：那些台灣鄉親，不是提問，而是發言痛斥國民黨的專制統治！那些發自心底的烈火般控訴，燃燒了整個會場！後來不讓鄉親拿話筒了，因為他們拿住就不放，死死攥住，要一直講下去，他們終於有了說話的機會！最後由節目組人員攥著話筒讓鄉親講話，但鄉親們講了就不想走，還要繼續講，最後得找人把他們抬下去，那期間他們還在掙扎著講…… 那場面讓人看著想流淚。 六十年，一個甲子，台灣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二等公民，沒有講話的機會，甚至講自己的語言也要被罰款。終於，在汪笨湖的《台灣心聲》上，他們有了講幾句話的機會，而且是現場直播、向全國的台灣人民講話的機會，他們感慨，他們激動，他們不能自制，胸中憋著千言萬語，要說出來，說給那些心底有良知、有同情、有迴音壁的人們…… 那是我這輩子親眼目睹的最震撼的場面之一，那種激情，那種衝擊，那種血淚控訴的火爆場面，至今仍歷歷在目！而這機會來自汪笨湖，他掀動了一湖之水，台灣沸騰了！ 當然，跟我們每個人一樣，汪笨湖也會出錯。人無完人，水至清則無魚。如果要求完美，那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就很難有朋友，在理念奮鬥的征途上就很難有戰友。汪笨湖勇於認錯、追求真理的心胸與大氣，也是在中國文化熏陶出的文人中鮮少見到的。大家都知道，笨湖曾經追隨李登輝而打扁。這裡有理念因素，因李登輝卸任後成立「台聯」，主張「制憲正名建國」，更是台獨的方向。而陳水扁上任就宣稱「四不一沒有」，讓對綠營新政府頗具期待的汪笨湖很不滿。 在陳水扁卸任被起訴的最初階段，汪笨湖不僅接受了李登輝的觀點，也跟很多台灣人一樣，受泛藍媒體鋪天蓋地宣傳攻勢的影響，沒有看清主導該案的政治因素和背後的嚴重司法不公，所以也是痛罵陳水扁。但在認清了國民黨馬英九政治追殺陳水扁的事實之後，他又挺身而出，強力為陳前總統的司法人權奮力吶喊，發出不平之聲。歷史學家李筱峰先生在悼念文章中特別提到這段，他說，有人認為汪笨湖「善變」，「我倒認為是他勇於修正自己，他的變，是基於一種是非之心。」 汪笨湖的大氣，還表現在他對朋友不同意見的包容。在紅衫軍倒扁時，李登輝前總統在家裡宴請調查扁案的陳瑞仁檢察官（嚴重司法違規）、跟倒扁總指揮施明德密會、發表各種批扁（甚至反台獨）言論。我當時發表長文（並製作演講視頻）痛批我曾力挺過的李登輝。那些文字和視頻可能是綠營中對李前總統批評最嚴厲的。汪笨湖那時還跟隨李登輝，情同父子，但他並沒有像李前總統周圍的某些人那樣跟我翻臉，甚至都沒有跟我爭論和勸阻，他尊重我的看法。我回台灣時，我們依舊像以往一樣見面，他雖然轉達了李前總統對我的不滿，但仍然是真誠、親切地以朋友相待。笨湖兄這種「大氣」在文人中也是不多見的。 汪笨湖的大氣還體現在敢於公開認錯。李筱峰在文章中提到，他有次上汪笨湖的節目，期間談到陳菊市長時，汪笨湖口中「出現了一些人身攻擊的情緒字眼」。中場休息時，李筱峰抗議說：「你用這種字眼形容阿菊仔，不應該，有失風度，我希望你下半場一開始就要道歉，否則我以後不再上你的節目！」結果汪笨湖立刻認錯，並在下場節目中「對著鏡頭鞠躬認錯，向觀眾及阿菊姐致歉，承認自己做了糟糕的示範！」李筱峰讚歎說，汪笨湖「如此認錯改變，是『近乎勇』的表現。」 中國人最壞的毛病之一是「死不認錯」。而在汪笨湖這裡，他知錯能認，並勇於糾正。他後來力挺陳水扁的司法人權，不惜得罪反扁的李登輝和電視台老闆等，在電視節目中一集一集不停地講，也是一種變相的公開認錯、糾正。對人與事觀察入裡的黃越綏大姐在追思文章中說，「汪笨湖的優點是明理且事後能冷靜沉思。」 對我個人來說，當年每次到台灣，笨湖兄都邀請我上他的節目。雖然他是台語為主，但他總是特地照顧我講華語，也幾次給我專訪，一起交流、探討對中國和台灣政治的看法。最令我感佩的是，在節目上，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他可以像相聲演員那樣跟你配合，丟球、找由子讓你發揮。他甚至奇想，要安排我到南部突擊學台語以便上他的台語政論節目。可惜我的台語還沒學（當時就知難而退），他的節目就被關了。 再回台灣，笨湖就開始關心我是否能上其他人的節目。在他自己都鬱鬱不得志、才華無處施展的情況下，仍很認真地關注我有否講話的機會。而且在他自己都要靠賣水果為生的情況下，還如兄弟般關心我的生活，甚至問到有沒有醫療保險等。那種溫謦的關愛之情，暖人心窩，一直讓我十分感動。2006年我父親去世時，笨湖是在網上看到報導，特地發來電郵，讓我節哀。一個看似很粗獷的男人，卻有很心細的一面。 去年五月我在彭文正先生的「正晶限時批」節目上，談到有國民黨人到幾家電視台警告，說我是「外國人」，上節目是「非法打工」，企圖阻止我在台灣上節目時，不由自主地談到我因反共、支持台獨被中共列入黑名單，二十多年不能回家，父親去世也無法送最後一程的悲慟和永遠的遺憾。笨湖看到這段電視，潸然落淚，與我同哭。我當時並不知道，是這次在編輯《汪笨湖紀念文集》時，才在他的臉書上看到。笨湖兄這種俠骨柔情實令人動容。黃越綏大姐也看出這一層，她說，「體碩高大的他，看似霸氣十足卻又慈悲並念舊。」 「政經看民視」去年八月開播，我當時在台灣參加節目，笨湖兄更是三天兩頭來電話鼓勵、加油，告訴我收視率如何如何，然後再痛罵一頓跟我講歪理的國民黨人。每個人都喜歡自己思想和性情的共鳴者，笨湖兄對我的理解和支持一直令我心存感激。 笨湖走了。再回台灣，那裡景色依舊，但沒有了笨湖，再也聽不到他那底氣十足更親如兄弟般的喊聲，「長青呵… 」，再也看不到他侃侃而談時的神采飛揚，再也感受不到他那匹夫救國重擔一肩挑的氣勢，再也等不到他在節目上的那句口頭禪「重點來嘍」….. 那種傷感真是難以名狀！ 《蘋果日報》總主筆卜大中說，汪笨湖是接地氣的，他就是地氣！太到位了，笨湖兄，你就是地氣，你的「台灣心聲」就是地氣，地氣就是真正的重點。 汪笨湖是朋友，更是戰友。在任何一戰的征途上，都會有戰友倒下；但也一定會有人接著去完成那多少人傾盡心血卻未竟的事業，那是為我們自己的自由和做人的尊嚴而戰。 2017年3月20日於美國 【註：由金恆煒和曹長青主編的《汪笨湖紀念文集》，邀約到67篇台灣新聞界、文化界、學界、宗教界、政界等人士撰寫的紀念文章。此書將由台灣前衛出版社出版。此篇悼念文章為該書的代序。 3月26日下午2點，在台北市議會B1大禮堂舉辦《最後一集台灣心聲：汪笨湖先生紀念會》（地址：仁愛路4段507號，捷運市政府站2號出口），由凱達格蘭學校校長金恆煒做引言人，彭文正、曹長青主持。 前總統陳水扁，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陳師孟、資政吳澧培，前行政院長游錫堃，前華視總經理江霞，民視董事長郭倍宏，民報董事長陳永興，名嘴周玉蔻，吳錦發，以及新聞界、文化界、思想界等各界人士蒞臨。這不僅是一個追思為綠營做出重要貢獻的汪笨湖先生的聚會，也是一個展示綠營團結、綠營眾志成城要為建立一個叫台灣的國家而奮鬥的集會。追思紀念會對公眾開放，歡迎參加。】 《汪笨湖紀念文集》 金恆煒 曹長青 主編 目錄 代序：汪笨湖的台灣心聲（曹長青） 【第一部分：新聞界及台灣心聲節目來賓等】 一、卜大中：汪笨湖就是地氣 二、郭倍宏：笨湖兄，請你安息！ 三、吳錦發：凋零為了復活——為笨湖寫幾句話 四、彭文正：芭樂和橘子 五、周玉蔻：汪大哥是台灣認同大樹的植樹人 六、江霞：笨湖一生璀璨 七、廖筱君：一轉身，卻是後會無期 八、黃越綏：汪笨湖最怕的兩個人 九、簡余晏：台灣人不會忘記的正港台灣心聲 十、張文翊：汪笨湖的吹鼓吹 十一、Jenny Tsai：熱情的笨湖兄 十二、魚夫：悼笨湖 十三、楊憲宏：曾經登過高峰 曾經破浪滄海 十四、盧世祥：文化戰士汪笨湖 十五、張銘祐：想起老師汪笨湖 十六、陳永興：笨湖兄為時代留下傳奇篇章 十七、黃育芯：紀念啟動台灣心聲的「汪笨湖現象」 十八、金恆煒：汪笨湖的獨步台灣 十九、曹長青：汪笨湖現象衝擊台灣傳媒 【第二部分：文化界人士】 一、李敏勇：風中的名字——列傳一遊俠：汪笨湖（詩） 二、曾貴海：你曾經帶來春天─悼笨湖兄（詩） 三、金萱：土地裡的根——送別汪笨湖（詩） 四、陳銘堯：那活在咱心中的義人（詩） 五、陳銘堯：獻給你（詩） 六、王明哲：悼念笨湖兄！ 七、彭錦陽：汪笨湖是電視叢林裡的大象 八、管仁健：敬悼那帶我跨出鍵盤第一步的汪笨湖 九、葉柏祥：回憶笨湖仙仔的一些事 十、曹純：懷念「台灣心聲」電視主持人 十一、范立達：悼念笨湖兄 十二、林衡哲：台灣人的一代豪????之士——汪笨湖 十三、鄭秉泓：《電影慢慢聊》想起汪笨湖，想起《那根所有權》 【第三部分：學界等】 一、李筱峰：他的「善變」基於是非之心 二、郭正典：台灣俠客汪笨湖 三、陳昭姿：懷念笨湖先生 四、李雪玟：「蠟燭兩頭燃燒的奉獻」 五、洪國治：汪笨湖的勇氣及正義 六、王泰澤：道義之門 七、黃育旗：笨湖仙戶外開講 風靡台灣 八、張葉森：讓人心疼懷念的笨湖仙 九、梁文韜：悼笨湖先生 【第四部分：宗教界人士】 一、高俊明、高李麗珍牧師：追思我們所敬愛的民主鬥士汪笨湖先生 二、羅榮光牧師：追思汪笨湖，力求公義和平 【第五部分：政界人士】 一、陳水扁：追思台灣草地狀元笨湖仙 二、呂秀蓮：悼念汪笨湖 三、彭明敏：找第二個汪笨湖實在不易 四、游錫堃：立心台灣 竭盡所能——悼草地狀元汪笨湖先生 五、柯文哲：紀念愛台灣有好報的汪笨湖 六、賴清德：番薯不怕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傳——悼笨湖兄 七、陳菊：汪笨湖最令我感動的…… 八、吳澧培：追思汪笨湖 九、謝志偉：遙祭 笨湖兄 十、楊黃美幸：心事誰人知 十一、許世楷：我懷念他的本土味台語 十二、陳其邁：堅定台灣立場 發揚台灣心聲──悼笨湖 十三、許添財：衝撞台灣人歷史宿命的時代菁英汪笨湖 十四、城仲模：笨湖兄 您的事工已經滿盈 十五、顏純左：永遠的台灣精神——汪笨湖 十六、史明：與汪笨湖的機緣 十七、徐國勇：政治要平民化生活化的啟示者——懷念笨湖大哥 十八、王定宇：帶領我進入政治評論領域的導師 十九、黃偉哲：草根文學家和基層實踐者汪笨湖 二十、林俊憲：堅持本土精神，一生高風亮節 二十一、王世堅：台灣精神的代名詞是「汪笨湖」 二十二、許忠信：汪笨湖與跟鐵牛三輪車少年 二十三、江志銘：憶笨湖兄 二十四、鄭新助：有情有義的汪笨湖 後記（金恆煒 、曹長青） 本書將由《前衛出版社》出版，4月23日在台北召開新書發布會。

  蔡英文政府要處理的事情很多，但台灣經濟能不能好起來，將會決定這個政權的存續。圖／資料照片，民報影像處理   台灣民意基金會3月20日公佈最新民調，蔡英文總統的滿意度32.7%，不滿意度42.5%，與去年5月總統就職時相比，蔡英文的支持率跌了32.2%。創歷史第二低的記錄。行政院長林全的滿意度更低，只有31.9%，不滿意度高達49.4%。 說得很好聽，就是不想做 蔡英文、林全政府民調持續下跌是可以預料的。因民進黨政府完全執政後，不僅沒有「完全改革」的行動，甚至部分的改革都沒有決心來做，讓選民，尤其是綠營的支持者失望。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政治方面：促使國家正常化的行動，一點都沒有。國民黨時代遺留的黨國體制、黨國標誌，都沒什麼改變。黨國體制的國歌，如果改變的話，並不涉及憲法，只要佔多數席位的民進黨立委通過議案就可以解決；或者蔡英文、林全政府下一道行政命令，也可以實行。但他們就是不做。為什麼？其實就是不想做、不願意做。 再一個就是國旗，他們也不去動，黨旗在國旗中間，這是民主國家沒有的荒唐現象；更不要說那個「固有之疆土」的荒唐憲法條文，民進黨政府更是不想去改變，甚至在民進黨版本的公投法，就已排除台灣人民就領土變更進行公投的可能性。不讓一個最重要的議題公投，那「公投」的意義又在哪裡？這跟國民黨變著法子不讓人民公投有什麼兩樣？ 第二個，外交方面：根本不去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外交部長李大維明說，政府不推動入聯。台灣駐日本的外交機構「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處早就寫了報告，要改名為「台灣日本關係協會」，因為日本駐台灣的對口單位，已經在今年元旦改成了「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但李大維做部長的外交部，卻把改名報告壓在那裡，不批准。這是一天、甚至一個電話就可以解決的事情，但就是不做。為什麼，就是李大維們有大中國心態，不願用台灣的名字走向世界。所以在美國的台北經文處，至今都看不到李大維的外交部要爭取正名為「台灣代表處」。這樣的外交部，跟馬英九時代的國民黨外交部，有什麼兩樣？ 振興經濟，拿不出有效方案 第三個，經濟方面：蔡英文、林全政府拿不出有效方案。今天全世界的經濟發展，都是走同一條路，就是自由經濟、市場經濟，標誌是降低和減少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和壟斷，把國營企業私有化、民營化；同時大幅減稅，讓企業和人民手裡有錢。台灣的稅率很高，在馬英九時代，最高個人所得稅40%以上，甚至超過美國。美國川普總統上台之後，主要的經濟政策就是大幅減稅，美國個人所得的最高稅率是39.6%，川普政府要把它降低到33%，削減近7個百分點。美國的企業所得稅是40%，是全球最高的，川普政府要把它減到15%，比砍去一半還多，這是大刀闊斧的改革。 而蔡英文、林全政府，壓根就沒有提到減稅的議題，只是說要南向政策。可是南向投資要花錢的，台灣政府有多少錢向外國投資？台灣經濟的最重要一點，是要通過降低稅率、改善台灣內部投資環境，這樣不僅有利國內企業發展，也可把台商從中國吸引回來，把外資吸引進來。 幾天前出席在南非召開的「全球創業論壇會議」的台灣政府代表、從美國矽谷回來台灣任職「台灣矽谷項目」投資執行長的翁嘉盛先生，就通過對美台兩國的經濟政策比較說，台灣的經濟問題之一是稅率太高，不利於吸引美國投資和外商。 然而，蔡英文、林全政府不在減稅和減少政府對經濟的控制上採取有效措施，卻熱衷於制定什麼一例一休法案，強行干預企業和僱員之間的工作和休息協調。本來這個問題應該交給企業根據自己的情況自行跟員工協調，結果政府卻硬是插進去一腳，完全是西方左派那種干預市場經濟的做法，結果企業不滿意，員工有抱怨，兩邊不得好。民調顯示，60%民眾不支持一例一休，80%希望重新修法，顯示這完全是失敗的政策。 總而言之，這些加到一起，給人強烈觀感，林全內閣是個無能的內閣。總統府資政吳禮培批評得很直率：林全不倒，蔡英文政府不會好！其實他只說對了一半，因為無論是無能的林全，還是熱衷大政府發消費券的凱恩斯計劃經濟弟子、國民黨時代官員、現任國發會主委的陳添枝，還是公開拒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外交部長李大維，都是蔡英文總統選擇的。所以根本問題在蔡英文總統那裡，這才是一個值得台灣選民重視和思考的問題。

歷史有很多的偶然與巧合。流亡海外多年的台灣民主運動前輩彭明敏教授在3月11日發表新書《寫給台灣的備忘錄》；然而，早在新書發表會數天前，當年協助彭教授逃亡的唐培禮牧師（Milo L. Thornberr）於美國時間3月8日逝世於奧勒岡州。 協助彭明敏逃亡的唐培禮牧師。(圖：自由時報) 西方的傳教士在台灣歷史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7世紀時，荷蘭人統治台灣37年期間，就派遣了36位傳教士來台灣。隨著荷蘭人撤離台灣，西方的傳教也中斷了近200年，一直到19世紀開始，包含馬雅各醫師、馬偕博士等多位傳教士來台，才正式開啟了西方文明在台灣大量傳遞的年代。 20世紀，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台灣期間，這些西方傳教士在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1970至1980年代之間，有10餘名位傳教士因為關心台灣的人權與民主，投入救援政治犯的工作，因此遭到國民黨驅逐出境。甫過世的唐培禮牧師，當年就被國民黨遭羅織罪名驅逐出境。 1964年，彭明敏教授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三人共同起草《臺灣自救運動宣言》，結果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65年，三人遭到起訴，彭明敏被判刑8年，但因為國際人權組織與美國向國民黨政府施壓，國民黨政府在該年年底特赦彭明敏。不過，彭明敏從此以後在特務的監控下生活著。 1965年年底，美國衛理公會派遣唐培禮到台灣宣教，同時也在台灣神學院與台南神學院任教。1966年，長老教會助理總幹事韋禮遜牧師（Don Wilson）介紹唐培禮夫婦和彭明敏教授認識，此後，彭教授每週和唐培禮律師碰面一次。唐培禮律師從彭教授那邊得知國民黨的腐敗與殘暴，從此，唐培禮就和彭教授提供資料給想了解台灣狀況的外國友人。 1968年，唐培禮認識還在獄中的魏廷朝與謝聰敏，兩人在獄中偷偷將政治受難者的名單、資訊等等傳遞給唐培禮等人，唐培禮再與友人把相關資訊轉給國際特赦組織。在魏廷朝與謝聰敏陸續出獄後，唐培禮就和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三人策劃資助政治犯家屬的行動。當時的唐培禮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就算被國民黨政府發現，頂多被驅逐出境，但彭明敏、魏廷朝與謝聰敏師生卻是需要付出死亡代價的台灣人，覺得他們是「撲火飛蛾」。 後來，唐培禮與友人認為國民黨當局可能暗殺彭明敏，因此決定協助彭明敏逃離台灣。1970年1月3日，彭明敏打扮成嬉皮歌手，從松山機場搭乘日本航空飛到香港順利轉往瑞典取得政治庇護。當時，國民黨並不知道是唐培禮伉儷協助彭明敏逃亡。1971年初，國民黨以唐培禮涉及「涉及台灣獨立案」為由，將唐培禮一家人軟禁在台灣神學院宿舍裡，並禁止會客。1971年3月，國民黨將唐培禮全家遣送美國。1990年，唐培禮夫婦協助彭明敏逃亡的事情才正式公布。 被國民黨驅逐出境的唐培禮，直到38年後的2003年才應邀回到台灣，接受台灣人感謝其對台灣民主人權貢獻的表揚。唐培禮於2011年2月在美國出版了回憶錄「Fireproof moth : a missionary in Taiwan’s White Terror」，同年12月，中譯版《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也在台灣發行。 出生在1937年的唐培禮，雖然在台灣不到6年的光陰，但對台灣歷史的影響卻是無遠弗屆。唐培禮牧師曾經回憶，有人告訴他們：「不要忘了你們只是在這個國家作客。」意思是勸告唐培禮夫婦不要介入其他國家的政治。唐培禮認為，這個原則在國際關係有點道理，這本質上不符合道德正義；因為殘暴的蔣政權能在台灣橫行無阻，就是因為美國政府幕後撐腰使然。秉持良知與信仰，唐培禮不能對這個狀況袖手旁觀。 2017年3月8日，唐培禮離開世界，但留給台灣人卻是無限的遺產。民主化後的台灣，很多人難以想像當年國民黨專制戒嚴統制的恐怖。台灣能夠有今天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環境，都是當年類似唐培禮、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這些不顧自己安危的撲火飛蛾，不惜犧牲一切奮鬥而來的。 唐培禮夫婦當年被國民黨以恐怖份子為名驅逐出境，回到美國後，美國政府也拒發護照將近20年。唐培禮對此毫無怨言，他從不後悔為台灣人民爭取民主而成受苦難。因為，他的信念一如他在《撲火飛蛾》中所寫的：「謹獻給彼得（彭明敏）、馬修（魏廷朝）和東尼（謝聰敏），他們厭倦光說不練，決定奮起而行。」 唐培禮牧師在台灣的紀錄《撲火飛蛾》。（圖：台美史料中心）

最近國民黨意外發現1947年發行的美金公債，價值約當時385億，遭到黨產會與民進黨立委諷刺，需等國家統一才能兌現，某些媒體更認為其黨產會與職政黨態度傲慢，對待公債無知又失德給與批評，的確，公債等同國家發行的法幣該給尊重，但國民黨公債不能兌現，難道是民進黨政府的錯誤？1945年結束二戰到2000年政黨輪替，國民黨該捫心自問，為何自己黨在國民黨完全執政的年代不能兌現呢？ 黨產會透過法律程序請請國民黨說明財產來源，相較當時的四萬換一元的歷史，更顯得國民黨利用政治口水的無知與失德。（圖作者提供） 這讓人想起台灣經歷「四萬換一元」的年代，台南市古蹟天壇內典藏其1949年「重修天壇碑記」記載戰後民間踴躍捐輸重建天壇的人群互動，其中首位捐款「林叔桓一億四千萬」，另外如「侯雨利、吳克讀（臺南紡織）；陳啟峰（高雄陳中和之子）；潘春源（府城畫家，傳統彩繪師潘麗水之父）」捐款兩千萬，另外辛西淮（前台南市長辛文炳之父）、葉廷圭（台南市三任市長）都列名其中，連當時中國國民黨台南市黨部也捐款八百萬，若統計石碑上捐款金額堪稱天價，碑文更記錄「旧（舊）台幣五百萬元以上者芳名勒石」，當時面對物價波騰幣值狂貶，陳儀想要切割台灣與大陸的金融經濟證明失敗，當時的這些人能有機會向政府說無知又失德嗎？林叔桓與當時林獻堂、陳炘台灣各界名流，共組台灣光復致敬團到大陸向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獻金，其愛國之心毋庸質疑，但也進入四萬換一元的年代，捐款一億四千萬瞬間僅存3,500元、捐款兩千萬也僅存500元，國民黨捐款的八百萬也僅存200元，若國民黨道德勇氣這麼高，為何當時不代替民眾向政府抗議呢？ 國民黨老愛提帶黃金救台灣，但政府天職本就是照顧人民，怎麼會政府天職便成是向人民邀功呢？媒體認為不夠尊重當時公債債券背後的歷史與價值，但這些媒體卻也忘記追究，當時國民黨江河日下如何以一黨之力購下385億政府公債？也忘記追究當時守法百姓因政府推行金圓券，最後政府失信於民造成經濟金融崩盤，那些百姓又該找誰問良知呢？黨產會透過法律程序請請國民黨說明財產來源，相較當時的四萬換一元的歷史，更顯得國民黨利用政治口水的無知與失德。 （工）

三年前的今晚，我第一次走進行政院， 和幾個朋友憤怒與憂懼交雜直到天明。

  陸續出爐的民調顯示小英的支持度依舊在低檔盤旋。一路挺進，所向無敵的小英軍團落入如此困局，令人匪夷所思。 無論是年金改革、司法改革，或是轉型正義的落實，對於阿扁來說，可能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但是，對小英而言，雖然不可能如桌上拿柑、水到渠成，然而克服雜音之後，應該也可順利達陣，如今陷入進退維谷的迷陣，讓支持小英的選民始料未及。 小英以過半選票當選總統，行政立法也都掌控在民進黨手中，地方版圖亦是綠油油一片，而且多數民意支持改革，如果這樣的天時地利人和，還不能完成改革，仍然必須七折八扣，顯然就是執政團隊無能，怪不了別人，尤其是怪不了那個內鬥到幾乎崩盤的在野黨。 而那唯一完成的、被貼上一例一休標籤的勞基法重大變革，簡直雪上加霜，不但無助於小英民調止跌，更可能變成拖垮未來選舉的最後一根稻草。它甚至成為美商在小英面前嘲弄的笑話，令人佩服的是，小英還能以美國商會沒有邀請勞動部長的冷笑話回應，渾然不覺執政危機如此深重。 新版勞基法是舊工廠法，加上了對資方的不信任，忽視勞工爭取更多加班提升待遇的意願，否定不同產業的不同工作型態與淡旺季的區別等，拼湊而成，於是搞得資方、勞工都不滿意，物價上漲，消費者亦有苦難言。 因此修法的聲音再起，但英全相信以函釋的方式，可以創造彈性解釋空間與政府尊嚴，堅持不修法，實際上卻以函釋鬆綁特定企業的緊箍咒。如此作法保留了政府的顏面，卻讓勞資看穿了政治虛假的一面，一旦失去了最後的期待，可能就是誰來執政都沒差了。（蘇多）

我覺得不少人沒有看清操作的問題，如果政府部門的公開立場就是支持到底，那打一開始立院就不該會這種態度，憲法法庭也不用開了，直接第一線同意不就得了？憲法法庭如果只有單方面的聲音，從頭開開心心的鼓掌通過進步價值，我們才該擔心勒。 法務部長說的話很蠢，蠢到爆。這根本不用問，想也知道蠢的可以，所以很蠢就是錯的，聰明又符合邏輯的就是對的？好吧，真是如此的話，我們怎麼去說服那些「真的很在乎的老一輩」？ 說服不了，要等那些很在乎祭祀名號問題的老一輩死光，那現在做這些動作幹嘛？多等幾年不就得了。就是因為等不下去，就是因為拖越久越不利，才希望儘快完成，所以持續去刺激這些「真的很在乎」的人，意義在哪？笑他們蠢，抱守殘缺很智障。 然後呢？ 還不是不支持你，這些人不過不上網路，沒在我們網路的同溫層出現，可不代表不存在。要是支持方有那麼多人，立院早選購多人直接輾過去，哪會拖到現在。事實就是沒那麼多人，頂多是不在乎，幻想全世界都是友方對現實有何助益？ 我只是覺得，人家在那邊唱雙簧，想辦法把進度向前推一點，實際上跟前一天、前一個月、前一年比，有沒進步？有的話，何必管他蠢不蠢，最後會不會拿到想要的才重要。 現在該做的，是讓萌萌們向下秀無底的下限，蠢到讓人「恥與為伍」。一直努力想要展現自己的進步價值，罵那些「真的很在乎」的老一輩是智障。這到底對推動台灣整體的進步有何幫助？罵法務部長是蠢蛋是一回事，把他當箭靶射成刺蝟也沒差，堅持要把後面不說話的人講成智障，到底在想什麼？ #還在堅持不是朋友就是敵人嗎？

  法務部長邱太三發言指出，我國「數千年來」沒有同性婚姻的機制，並搬出《易經》原文來支持其婚姻制度男女有別的觀點，最後更麻辣地以同性婚姻產生後，祖先的牌位要寫兩個都「考考」還是「妣妣」，要怎麼定位是媳婦還是女婿為例，來表達其反對同婚的立場。 首先，小英總統在二○一六年十一月中旬公開宣示支持婚姻平權，認為「在愛之前，所有人都應平等」，可以自由的去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邱部長若與小英總統意見相左，可以試著以其「祖先牌位」的獨特論點來說服小英總統；若是理念不合，應堅持文人士大夫的風骨，挺直腰桿掛冠求去，以捍衛其男女有別的婚姻制度。 其次，邱部長口中的「我國」，不知指的是台灣還是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指的又是哪一國的歷史？在台灣意識高漲的現在，小英政府的內閣成員觀念迂腐也就罷了，大中國思想的遺毒太深，如何以台灣人的角度看待台灣的發展，堅持台灣優先呢？ 最後，同性婚姻是人權的問題。資訊多元開放的現在，我們這些絕大多數的異性婚姻者還要用自身的偏狹觀點，來打壓同性婚姻者的人權嗎？（作者為教育工作者）

  數十年來，困擾台灣政治的一個重要議題是，台灣（或中華民國）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自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之後，人民、領土、政府、主權，四項國家構成要件愈來愈完備，前述爭論卻繼續是政治熱中者不滅的訴求。事實上，檢測一個群體究竟是不是一個國家的集體，除了國家的形式，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具備多少國家意識。 國家意識，取決於共同體的認知，既是生命共同體，也是利益共同體，這才是最堅實的國家概念。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探討人類政治秩序的演進，也就是從親族、過渡到部落、再到國家的過程，特別批判了現代化理論僅以歐洲為取樣的侷限性，其中特別點名台灣人的宗族關係，藉以說明前述三個階段在當今世界的各種政治制度中，並不是割裂或不可逆的。 福山的觀察，對照台灣的真實樣貌，確實如此。許多台灣的在地研究都認為，台灣人在私領域，偏向集體主義，習慣以血緣出發，崇尚家族主義；但是在公領域，卻偏向個人主義，因此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相對缺乏熱情與奉獻。說的俚俗一點，就是有那麼一點為了個人或親族的利害，勇於私鬥，對於國家與整體的福祉，則怯於公戰的味道。 這樣的國民性格是怎麼逐漸形塑的？恐怕與台灣人的國家概念嚴重不足有關。從歷史記載來看，一五九三年底，日本的豐臣秀吉為了要求台灣（當時被稱為高山國）對豐臣政權來朝納貢，曾經派遣使者帶著《招諭計畫書》渡海來到北台灣登陸，但是上岸後，只遇到原住民的部落社會，遍尋不著可以帶信的人，只好無功而返。一六八四年之後所謂清治二百多年，同樣是地處邊陲的化外之地。至於一八九五後的日治與一九四九起的國民黨政府接收，更有「狗去豬來」的俗民定義。因此，國家是什麼？台灣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思索，是直到非常晚近才有的事情。 即使開始產生對建立國家的認識與需求，台灣人爭取與抗爭的標的，多半在族群的層次；稍有提升，似乎也只到國家名稱與圖騰的相互堅持；真正確知國家意識才是國家能夠鞏固的根基，速度仍非常緩慢。國家意識的尋常表現，就是大我與公共利益，超越小我與一己私利；當大我與小我衝突時，願意捨棄一點個人好處來成就更大的共同未來。 此等不願犧牲的自私自利，在當今台灣到處可見。例如，大家都知道為了年金永續，改革勢在必行，台灣檢討的幅度，遠比ＯＥＣＤ國家寬鬆，但是「能撈則撈」、「拖垮政府」的聲量竟如此刺耳。再如，以台灣的經濟發展程度，大家都憤怒於我們的城市竟如此醜陋，然都市更新的進度，卻遠遠落後於國民的教育水準，再多的住戶共識，也解決不了釘子戶成為「模式化」的困境。又如，全球罕見的全民健保制度，是非常珍貴的公共財，大家在使用時，有多少資源有限、務求節約的反省，走一趟醫療機構，多少會為這個社會的文明進展憂慮。 如果大家以為這是世代的落差，當年輕的進步公民不斷加入後，台灣的國家意識必然會改觀，那麼一旦看到這些年兵役制度迫於民意而促使政客樂於改變，保家衛國的基本義務備受動搖的現象，恐怕不免也會心生重大的懷疑。 到底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這個問題應該要由台灣人從好幾個層面來回答。國民集體性格對於成立現代國家是正數或負數，遠比國家認同與外在的主權承認，更排在優先順位上。台灣人如果無法從這個階段共同蛻變轉型，即使空有國家的形體，也是一群沒有國家靈魂的稻草人。大家都關心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都要建設發展，其實，一切的主導權都在台灣人自己。

二二八事件在1947年3月6日與3月7日是關鍵的轉捩點，蔣介石派兵陸續抵台，許多台籍菁英在關鍵的這兩日開始陸續失蹤。二二八這個大時代的悲劇故事，由於缺乏真相與元兇，故事都是由一個又一個破碎的家庭記憶所拼湊起來。林界，一個外界不甚熟識的名字，從1947年開始迄今，他與他的家人，其實一直訴說著一個台灣人與外省人的故事。 二二八事件發生之際，時任《台灣新生報》高雄印刷廠廠長的林界在​​高雄市長黃仲圖邀請之下，在1947年3月6日上午與議長彭清靠（彭明敏父親）等人代表市民，攜帶《和平條款九條》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洽商二二八事件的後續處理。然而，3月6日下午開始，彭孟緝卻派出部隊鎮壓在高雄市區，更在3月7日以迫擊砲等重型武器攻擊高雄中學。3月21日，高雄要塞司令部槍決林界。 林界被殺身亡，留下了妻子胡錦華與三歲的林黎影、一歲的林黎彩兩姐妹。林界離開後8年，母親無法承受艱苦的日子因此自殺身亡，兩姐妹從此成為孤兒。 林界，是林黎彩那位相片裡的爸爸。林界，也是外省老兵廖中山那位未曾謀面的老丈人。 廖中山教授畢生致力於認同台灣運動。圖：獨立媒體。 廖中山，1934年出生在中國河南省的小農村，在戰亂中度過童年的他，從小就離開家鄉，最後加入海軍陸戰隊。1949年，年僅15歲的廖中山就隨著軍隊來到澎湖，1950年來到了台灣。台灣這樣一個陌生的地域，最後變成廖中山落地生根的家。 經過十多年的忠黨愛國軍旅生涯後，因為肝病問題，廖中山在1963年退役，並在屏東萬丹取得教職。在屏東，廖中山結識了在天主教堂流浪謀生活的二二八受難遺孤林黎彩。兩人從結識到論及婚嫁僅僅兩個月左右的時間，誠如李筱峰老師的觀察，婚姻雙方的結合，背後代表的意義是中國苦難的歷史與台灣苦難的歷史，在島國台灣生根的縮影故事。經過多年的努力，廖中山也在1982年受聘到海洋學院（海洋大學）擔任教授。 廖中山是位謙遜、熱情的老兵。圖：wikipedia。 1986年，廖中山從鄭南榕的「時代」雜誌與各種黨外雜誌重新認識台灣，也在黨外雜誌看到岳父林界的名字。隨著台灣民主進程的推展，廖中山陪著牽手林黎彩開始找尋二二八事件的真相。 1992年，在廖中山的支持下，林黎彩向法院控告彭孟緝偽造文書、非法處決林界，事後未按程序通知家屬領回遺體，有湮滅罪證之嫌。當然，這一切控訴都是無功而返。 1992年8月，廖中山與一群理念相同的外省人成立「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並擔任首任會長。以廖中山為首的這群落地生根新台灣人，想要打破眷村的藩籬與大中國一統的民族主義，成為台灣生命共同體的一份子。 1995年，廖中山成立「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並擔任董事長，致力於建立海洋台灣的文化。謙虛的他，當時說：「因為我不懂事、需要成長，所以來作董事長。」 1990年代，廖中山透過文章、演講與廣播推廣台灣意識，主張他背負的中國苦難歷史與牽手背後的台灣悲情歷史，兩者應該在台灣落地生根、和諧共處。終其一生，廖中山用他的精神，致力跨越台灣與中國苦難歷史以及族群的藩籬。 1999年，廖中山因病辭世。相信曾經是他的廣播聽眾們，迄今還是懷念這位講著河南腔北京話、謙稱老兵的廖中山，身體力行新住民生根台灣的理念。廖中山常說，中國是他的生母，台灣是他的養母，他希望兩者平等對待，不願養母變成生母的屬下或奴僕。他的故事，其實不只是他個人背後的中國故事，在他的故事之中，也背負著岳父的台灣歷史；而這些歷史，如今都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一部份。

文化部鄭麗君部長於三月初宣示「台灣歷史若要重建，應該先重建藝術史，文化部已啟動一系列包含音樂史、藝術史、建築史等文化工程」，讓音樂界燃起希望，更讓所有對台灣文化建構深深期許者雀躍萬分。 文化部鄭麗君部長。（資料照，記者潘少棠攝） 二○○四年我剛開始參與《臺灣音樂百科辭書》〈當代篇〉的主編工作時，自認為對台灣音樂的蒐集、研究頗有心得，手邊能掌握的資料也很多。沒想到，編寫過程中問題一一浮現。光是要選擇那些詞條就已傷透腦筋，音樂人、音樂作品、音樂團體、表演場所、音樂刊物、音樂出版社…等詞條，要以甚麼為原則來挑選？那些有資格納入？緊接著是，內容請誰來寫？資料在哪裡？如果該項目沒有研究者，只要有資料，我們學者仍可寫簡介。只是很多音樂史料不知散落何處，例如「中國現代樂府」、「台灣電視公司交響樂團」，尚無研究論文。在緊縮的時間內，我們只能根據二手資料書寫。 以「人物」而言，我們收納的不僅是作曲家，音樂教育家、演奏家、指揮家、歌唱家等都很重要，如張福興、蕭而化、呂泉生、鄧昌國等。已停刊或已消失的，如《全音音樂文摘》、「國際學舍」（建於一九五七年，今位於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內，一九九二拆除）也都要收納。「現代國樂」在台灣發展了七十年，各種相關詞語、音樂人、組織等，也很重要。而台灣當代音樂發展初期，受到西方音樂文化深遠影響，因此早期外籍音樂教師在台灣的足跡（如德明利姑娘、包克多、蕭滋），也應是重要資料。 我在《臺灣音樂百科辭書》編纂上，發現音樂史料的一手資料嚴重不足，現有的圖書館，連一九五○年代省教育會出版的《新選歌謠》九十九期都沒有完整收藏，更別說日本時代的史料，以及個別音樂家的手稿、日記、照片、錄音、海報、節目單、入場券了。資深音樂家不斷凋零，他們遺留的龐大資料，不知該何去何從？ 解嚴後，政府積極設置台灣電影館、美術館、文學館等建立台灣文化主體性的研究機構，卻欠缺一座「國立台灣當代音樂館」！我們殷盼文化部能夠籌設，並且要有至少如台北市立美術館的規模與編制，來保存龐大繁雜的音樂史料（涵蓋聲音、影像），作為各種音樂研究、建構音樂史的資料庫，以及典藏、推廣、授權、數位化、國際化的中心。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

習近平與川普即將在四月於美國會晤，民主美國能否壓倒流氓中國，重整全球新秩序，成為關注焦點。這個期望並不空泛，如果美國能夠認清中國的虛弱本質及其流氓本性。 習近平與川普即將在四月於美國會晤，民主美國能否壓倒流氓中國，重整全球新秩序，成為關注焦點。（美聯社檔案照） 說中國虛弱，乃是因為中國崛起後，目前處於表面囂張而本質虛弱的時期。這是因為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爭奪到了水深火熱階段，今秋中共十九大前夕將達到尖銳化時刻，例如將高官家屬財產管理人肖建華從香港綁架回去，以便蒐集政敵的材料。習近平趕在四月與川普會晤，就是要表明他有能力製伏或欺騙川普，作為十九大的政治資本。 習近平這次會晤川普，會以甜言蜜語為主軸，對川普誘之以利，這是他們認定川普「商人重利」的根據。問題是他們過去對美國和世界做過多少經濟、政治、軍事上的承諾，實現了多少？有些更是反其道而行之，就如政府的保護主義貿易壁壘與資助中國商品低價傾銷，南海造島不也如此？習近平有什麼新保證可以再讓美國信任？ 習近平之必須行騙，也是因為大規模的人事清洗，已經到了國幾無可用之官，軍幾無可用之將；臨時拼湊起來的習家軍，會有什麼能耐與戰力？中國經濟的下行，更是雪上加霜。 就如不久前中國利用美國大選與政府交接期做許多小動作那樣，美國現在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索取更多的要價。習近平唯恐談判破裂是他的軟肋。 當然，習近平也會放狗咬人，例如美國國務卿提勒森訪問中國，朝鮮再度發射火箭挑釁。這是中朝之間的默契，因為北京完全可以停止援助迫使朝鮮就範。恐嚇對美企的報復也是一種手段，然而以中國對美貿易的龐大順差，難道不是美國擁有更多的籌碼？而最近宣稱中國第五代戰機殲二十已經成軍，更是因為擔心美國採取軍事行動的嚇唬手段，如果中國自製的殲二十可以成軍，還需要急切的從俄羅斯進口蘇愷三十五來盜取技術？ 川習會中最擔心的是，因為川普團隊缺乏外交經驗而受騙，例如提勒森為中國的「建立兩國新型關係」背書，這是習近平第一次見歐巴馬時的陳腔濫調。對騙子是揭穿而不是相互尊重；中國對美國不是尊重而是害怕，中國尊重過台灣、韓國與日本嗎？中國在得意時，對美國也是一樣侮辱，包括欺壓歐巴馬（二○○九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與去年九月G20杭州峰會）。只是現在川普表現強勢，中國才裝出尊重的樣子，這是流氓欺軟怕硬的本性，隨時可以翻臉。 中國也已經不惜巨資收買關係製造川普團隊的分化，以削弱美國的戰力，這也是必須特別警覺的。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台灣正在播映ＮＨＫ二○一六大河劇、堺雅人主演的「真田丸」，令我憶起多年前走訪長野縣上田市，公共場合都看到市民在爭取ＮＨＫ拍攝「上田藩大河劇」的海報，多彩多姿的布條揮舞在古老城堡與百年楓紅爭豔。 台灣正在播映ＮＨＫ二○一六大河劇、堺雅人主演的「真田丸」。（圖片來自於網路） 日本戰國時代，小小的上田藩，竟然有兩次擊退強壯德川軍隊的光榮紀錄。藩主真田氏的家紋「六文錢」，至今仍豐富著大街小巷的土產店，有皮包、衣服；有餅乾、蛋糕捲。戲劇拍攝時，六文錢圖徽也貫穿真田丸全劇。 武將藩主的後代數度整修改建宅邸，明治維新後捐出做為教育用途，一八七五年改為「上田中學」，至今仍保留著壯觀的大門與高聳的石牆，牆外是清澈見底的護城河。 一九二三年，殖民地人江文也到日本讀書，一九三六年以管弦樂《台灣舞曲》為日本爭得柏林奧林匹克「藝文競技類」的作曲獎牌，他的同學奔相走告，都稱他的小名、台語發音的「A-Bin-A」，此乃源起於他就讀上田中學的自我介紹︰「我是台灣來的阿彬仔、全名江文彬」，在大學畢業之前，他都使用台語發音的本名。 筆者歷經二十年調查龐雜史料，正式執筆《江文也傳：音樂與戰爭的迴旋》之後，數度陷入寫作瓶頸，遂再度展開追尋江文也足跡之旅。二○一一年秋天走訪上田市，在阿彬仔受洗的上田教會與母校門口留影。時隔五年，看「真田丸」大河劇，憶起娶上田富家女為妻的台灣大才子，他的「Tone與痛」交織出悲劇人生。和他同輩的人都迴旋於台灣、日本、中國的戰爭夾縫中，恍如近代版的「三國演義」。 （歡迎上網欣賞民視／台灣演義／江文也） （作者著有《江文也傳：音樂與戰爭的迴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