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柱聲稱：「當年蔣介石是以國民黨總裁而非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將大批黃金與故宮文物運到台灣的，因此那些黃金與文物皆應列為國民黨黨產」。 這種論調本來不值一駁，但於此關鍵時刻須把道理弄清。說起當年，究竟有多少青少年被國民黨綁架充軍，不甘不願離鄉背井，最後與國民黨一起被趕到台灣，並被迫成為該黨擺佈利用的「黨軍」，卻終身都由全民納稅供養的？在製造了無數人倫悲劇後，國民黨敢公然聲稱當年被他們綁架來台的眾多中國人，也是他們的「黨產」嗎？ 當年的中國無法無天，全靠槍桿子和陰謀詭計爭權奪利，那些出人頭地的，哪個不像盜匪？國民黨罵共產黨是「共匪」，共產黨則以「蔣匪」回敬。當年紀律敗壞的國民黨所搶奪的財物或綁架的人員，哪一樣不屬於國家而是該黨無中生有的？蔣介石不以總統身分搬來黃金與文物，不正足以說明那是非法的盜匪行徑嗎？ 在台灣借殼上市的國民黨惡習難改，又把日本人遺留的眾多「國產」登記為黨有或私有，還在槍口威脅下強奪民產或迫其賤賣，而軍警情特控制下的各縣市鄉鎮投機份子，更紛紛運作以公產「贈送」國民黨，來表態「立功」。 連被國民黨指為「共匪」的，都知道立法規定「中國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切文物，屬於國家所有。」洪秀柱們只配存活在軍閥時代裡，無法適應二十一世紀的進步社會。 （作者為故宮退休研究員）

  蔣介石雖是獨裁者，卻喜歡披著民主的外衣，欺瞞世人。如今傳到了洪秀柱，為了保住不當黨產，竟然搬出黃金、故宮國寶是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分搬來台灣，所以是國民黨黨產的謬論。這下可洩了蔣介石的底了。 蔣介石下野後，只剩國民黨總裁身分，而當時的中國號稱已終結訓政，進入憲政時期。何以一個政黨總裁可以指揮軍隊？可以把國庫黃金、故宮國寶偷偷運到台灣？還把那個令不出總統府的代總統李宗仁氣得跑到美國去告洋狀。 更奇妙的是，這一位已經下台的總統，不知依據哪一條憲法規定，竟然能夠「復行視事」，恢復了「皇位」？甚至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修憲一直做到死，再間隔了嚴家淦，繼續傳位給蔣經國，然後也是做到駕鶴西歸，才終結了蔣家王朝。 洪秀柱等一干人說國庫黃金、故宮寶物是國民黨的，就更加印證國民黨的黨產沒有一塊是來路正當的，是乾乾淨淨的，不是從國家盜取，就是從日本人、民間強奪的，或者藉由特權壟斷而來。所以把這些贓物貼上不當黨產標籤，算是很厚道了。不當黨產的來源，像齣荒謬劇，任何政黨有如此羞恥的歷史都會拚命遮掩，哪有像洪秀柱這樣自曝醜陋的一面？還有，馬英九主張訴諸國際社會，難道是害怕世人不知國民黨臭不可聞的過去？ 其實，當年蔣介石再怎麼獨裁、狂妄，也不敢說黃金國寶是國民黨的，洪秀柱卻執意把蔣介石盜取黃金國寶的醜事再度曝光，居心何在？不過，洪秀柱的謬論對蔣介石的歷史定位是利空，但對於焦頭爛額，民調直直落的小英卻是利多。試想有這樣的對手，民調再怎麼狂掉也不必怕啊！（蘇多）

今天我們要來談的概念是，「契約相對性」原則。 等等，不要只會看離婚文啦！身為一個現代的公民，看到「契約相對性」就急著按上一頁是怎樣？ 所謂的契約相對性，就是契約只能拘束簽約的人，沒簽約的人不會被拘束。所以，如果Yonex希望贊助羽毛球運動，跟羽球協會簽約，要求以後協會的會員比賽時，都要穿著他們的產品，這個契約可以約束誰？ 當然就是Yonex跟協會，前者有給錢的義務，後者有要求協會的會員穿著產品的義務。 所以，戴資穎違反Yonex跟協會之間的契約，應該受到Yonex的處罰？ 不，根據契約相對性，戴資穎雖然是協會會員，但不是協會。違約的那一方是協會，不是會員，戴資穎不會受到這份契約的約束，換言之，戴資穎沒有違約，所以Yonex不能依契約處罰她。不過，協會可以，因為她是協會的會員。如果，我是說如果，她跟協會有簽訂契約，或是有會員守則、協會章程等等的規範，要求協會會員都應該穿著協會指定的裝備比賽，那麼協會或許就有權利處罰會員，這也是「契約相對性」衍生出來的結果。 可是，這樣的處罰合理嗎？ 姑且不論會員與協會間究竟有沒有成立契約，沒有成立，當然協會沒資格要求他們要配合。縱然有成立契約或章程，因為協會是非常特別的組織，這個組織透過國家賦予特權，而球員必須、只能加入這個協會，才有可能參加比賽，沒有別的選擇。即便這位選手球技過人，如果沒有協會的推薦，這位球員的運動生命也幾乎完結，除了職業比賽以外，選拔規則、人選、教練指定、經費補助，都由協會操作，在這種情況下，選手有抗拒簽約的權力或能力嗎？ 現在的情況就是，羽球協會是唯一代表台灣參加羽球國際組織的協會，也是台灣選手唯一可以參加的協會，然後協會跟廠商簽約收錢，把錢「不完全」（我講得很客氣）用在這些選手身上，再要求選手一定要穿著廠商的產品，選手怎麼能接受？ 如果你是選手，又能非常滿意的接受，那我也是醉了。 所以，應該要檢討的問題，是親愛的羽毛球協會大老們，你們把錢怎麼使用的？廠商花了大筆的錢贊助羽毛球運動，你們到底是把錢用在奧運選手身上，還是用在雲深不知處的地方？然後再要求「幾乎」沒直接受益的選手，配合廠商的要求？ 而廠商也應該檢討，為什麼沒有去監督你們贊助的錢究竟在哪裡？如果協會收到錢，但是會員沒收到錢，會員為什麼要幫你們宣傳？有本事就去叫簽約的理事長幫你們打奧運啊！ 喔！協會的前任理事長二月才剛酒駕，現在要當立委，他正在相忍為國，應該沒空打奧運。

▲年金改革會議，砲聲隆隆還有委員退席抗議。   年金改革會議已經開了八場，透過直播，每一位發言代表的態度和立場清晰可辨，有些人怕影響了自己，堅持一毛都不能少的護錢面貌令人印象深刻，也有些人擔心繳了一輩子保費，等到自己退休了國家卻破產了，終身心血成為泡影，每個職業有不同的關照，於是懷疑的聲音開始出現：大吵大鬧的會議究竟能達到什麼效果？ 要把所有政府負擔給付的年金通通做檢討和改變，牽涉的人數實在太多，吵鬧是必然，誰都希望自己老了以後能過得更舒服一點、更愜意一點。過去十幾年來，政府對年金制度必須改革的認知沒有斷過，卻怎麼改也改不成，反彈的阻力、選票的顧忌、順了姑情卻逆了嫂意的躊躇，眼睜睜就要到了年金破產的大限。 有人批評，為什麼不先拿出版本，讓大家有個討論的依據，否則這樣吵吵鬧鬧根本不會有進度。這種批評其實不盡公平，對過去年金制度改革的挫敗視而不見，彷彿父子騎驢故事中的路人。 過去的政府有沒有拿出過版本？有。有沒有在立法院討論？也有。最後有沒有解決問題？沒有。那麼，原因何在？政府裡負責提出改革方案的人是公務員，此其一；這些公務員當中有大官有小吏，各有盤算，此其二；送到立法院後，立委諸公的支持者各自不同，大家都不想當壞人，此其三。 所以每次的結果都像是：人人大談改革，卻個個捍衛利益，最後大家一起罵政府。就這樣年金改革像是過眼雲煙、大家誤會一場。 既然過去由上而下的策略行不通，那麼由下而上的年金改革會議就此誕生。這一次，人民的聲音在決策定案之前發出，讓這些不同職業的代表想開罵、想叫囂、想哭訴、想抗辯，都有管道，這不就是民主的意義？民主不就是眾聲喧嘩？讓訴求被聽見、讓情緒被發洩、讓所有合理的與不合理的，通通放在直播鏡頭前，由整體社會做出評價。 這會議就快要進入到實質討論了，當初決定採用的是共識決，這會是一個更為艱鉅的階段，你砍的少我砍的多不行，你領的多我領的少也不行，而且勢必會有誓死捍衛一毛不拔說什麼也不肯改的人。這些聲音，無論這委員會怎麼開，都不會消失，也都是改革必須走過的難關。 最重要的是，從此以後，年金改革不再只是政府的責任，而是整個社會的事。年金改革不只是理性的政策探討，也是社會情感的拉鋸，還有利害關係的折衝。它必須用社會集體協商的方式來找出解決之道。或許耗費時間，或許喋喋不休，但這是民主的承擔，我們活在民主的台灣。 喔，對了，軍公教號召九三大遊行抗議年金改革被霸凌，第一個跳出來要聲援的國民黨，最好再想一想，你這麼喜歡反改革的形象無所謂，只是讓軍公教們，平白被你拖累貼上了政黨鬥爭的標籤，小心賠了夫人又折兵哪！

繼網球一姊謝淑薇與網協因教練爭議而退賽後，羽球一姊戴資穎被羽協揚言要懲處的消息，更讓鄉民不捨。    圖：翻攝戴資穎臉書   奧運真是一面照妖鏡，把戒嚴時代「這協比那協更協」的真相一一揭露。繼網球一姊謝淑薇與網協因教練爭議而退賽後，羽球一姊戴資穎被羽協揚言要懲處的消息，更讓鄉民不捨。  代表台灣出征里約奧運的羽球一姊戴資穎，雖在女單16強落敗，卻因穿了非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贊助商YONEX的無商標球鞋，被威脅回台後將遭懲處。戴資穎在臉書粉絲專頁發表4點回應，表示過去很多大型賽事為了規定，勉強配合穿上YONEX的鞋子，結果「都打到腳底破皮流血、起水泡」，因為鞋子根本不適合，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適應。  戴資穎表示，自己有大小腳的情況，但廠商卻要求她先穿一樣大小的鞋子，等適應後，再發另一個大小的給她，「但尺寸都已經不合適了，我應該怎麼適應？」她也表示，過去賽事中，YONEX常常在比賽前幾天才寄來賽服和鞋子，尺寸還出錯，「你們認為我有時間去做更換的動作嗎？更不用說是鞋子了，適應時間根本不夠。」  謝淑薇長期以來特立獨行，全家早與網協積怨已深，臨時退賽也被與網協交好的體育記者圍剿，若不是痛恨各單項協會的惡行惡狀，鄉民不見得會這麼支持她。但戴資穎這次負傷上陣，羽協及贊助商YONEX卻橫柴入灶，官腔官調的臭架子十足，引發鄉民一面倒的撻伐。然而，年輕的鄉民或許不解，改朝換代後，這次奧運各單項協會都謹言慎行，尤其是對明星選手，羽協為何依然這麼嗆？甚至比網協還誇張。  用維基百科檢索，中華民國羽球協會成立於1973年3月16日，首屆理事長就是228時讓台灣人聞之色變的超級屠夫彭孟緝，敏感一點的鄉民就能嗅到，戒嚴時代這一協與警總間脫不了關係。不過，彭孟緝在羽協還只是個門神，羽協的前身台灣省體育會羽球協會，成立於1954年，負責人李立柏才是靈魂人物。  戒嚴時代從保安司令部到警備總部，直到1967年之前，總司令一職都是由省主席兼任的，所以別說文人主席吳國楨、俞鴻鈞與嚴家淦只是掛名總司令，軍人轉任的周至柔、陳大慶與黃杰也不過問這一塊，所有大權都掌握在這萬年副總司令李立柏手上。 深獲兩蔣信任的李立柏，既非軍統，也非黃埔；而是出身西北軍，日本士官學校21期砲科，中將退役後還轉任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局長。在白色恐怖最嚴酷的那些年，非天子門生的李立柏，權勢大到喊水能結凍，但他並非一介武夫，而是位儒將，文筆一流。  老一點的鄉民也許有印象，已拆除的台北市中華商場，就是從忠到平的那8棟3層樓建築物，當年的竣工紀念碑，書法出自東吳中文系教我左傳的老師閔孝吉，內容則是李立柏所寫。至於他用鋼筆寫下的日記，更是白色恐怖的重要史料。台大心理系大老楊國樞，則是他的女婿。  1950年代初期，李立柏雖權傾一時，但因中年發福，體重已84公斤。老蔣對將官的儀容極為重視，深怕失寵的李立柏，雖然每天在辦公室裡踢毽子，瘦身效果卻不佳。於是在部屬郝侃會（後因匪諜罪入獄）的引介下，1952年6月29日晚上，到西門町昆明街上的YMCA（青年會館）羽球場辦妥手續，從此成為忠實球迷。起初他因身體肥胖，打沒幾分鐘便要休息，但靠著超強的毅力與恆心，半年後不但球藝漸有進步，連體重都減到76公斤。  李立柏打羽球成功瘦身，讓保安司令部的特務們為了減肥也好，為了馬屁也罷，全都一起來YMCA打羽球，最後連長官黃季陸、彭孟緝等人也加入。李立柏於是組織台灣省羽球協會，並出任主委。他曾先後邀請世界羽球冠軍新加坡華僑黃秉璇、黃德福、王寶林等3人來台示範表演，1958年保安司令部改為警備總部，李立柏仍任副總司令，羽球也就成了警總之球。  大量的特務擠爆了YMCA，但室內能打羽球的場地卻只此一處。那年代，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都還有家極樂殯儀館（建國北路的一殯尚未興建），到了4段就更荒涼了。1959年8月，李立柏於是選定了現在小巨蛋旁邊的一片池塘（台北市立體育館現址），要市政府負責填平這300坪的市有土地，再由市府支付287萬及提供建地1600坪興建羽球館，羽協則募來號稱60多萬元的羽球設備，供會員制的羽協球友在此練習。  羽球館建好後，市政府在警總壓力下，直接交由羽協管理使用，合約以9年為期，約滿再續約9年。場內原本有個球員交誼廳，羽協見賣麵包汽水的生意不錯，索性改為西餐廳對外營業，1960年代羽球館的西餐生意超好，招牌菜羅宋湯與半雞大餐，吸引了不少外來饕客。1970年代後，台北市西餐館四處林立，羽球館餐廳生意受到影響，再改為涮羊肉的中餐廳，立刻又門庭若市。 1974年9月，李立柏去世，靠著警總撐腰的羽協，長期霸占羽球館，只供少數會員玩樂的亂象，成了市民的公憤。尤其1968年台北體專成立後，台北市的各種運動設施，都是體專用來教學並供市民使用，唯有羽球館由羽協獨佔，體專學生反而不能練習，非會員也不能使用，加上羽球館不付租金給市府，餐廳又對外營業，各種亂象無不引發眾怒。 但戒嚴後期警總的氣焰雖收斂些，餘威卻猶在。1975年10月30日下午，黨外市議員林文郎質詢教育局長高銘輝時，要求取得當年市府與羽協所訂合約，但聯絡員推說合約鎖在保險箱裡，管理人員又休假去登山，因此無法取得。究竟合約期滿後是否要收回？高銘輝無法提出具體答覆，議員們群起向議長林挺生要求延長時間，但林挺生仍宣布散會，質詢不了了之。  1977年8月，台北市政府終於決定，由羽協代管了18年的羽球館，將在合約期滿後收回，但收回後，另訂一期2年的合約，仍交羽協代管。市議會一再反映，認為此例不可再存在，否則其他體育團體也比照辦理，台北市政府所屬的游泳池、運動場是否也都可委託代管？但羽協的勢力龐大，市政府只是將合約期限從9年減為2年，至於體專生練習與市民使用，以及餐廳租金，3大問題仍無改善。  1979年12月10日，台北市議會教育審查委員會、市議員高惠子認為羽協違反向市府租借羽球館的契約第6條。本來條文明定台北體專學生在訂好的課表時間內應有優先使用權，但12月7日體專學生去羽球館上課時，卻被管理人員以無空場地為由擋在門外。而體專校長劉紹本及該任課教師也應邀列席說明，證實羽球協會確實違約，影響該校正常課程的進行。依法市府應即收回，但市府及羽協對此事皆無回應。 1983年10月19日，台北市議員高惠子、周陳阿春、楊明、張元成分別就羽協租借羽球館22年，市府卻連一毛錢租金也沒拿過，又坐視羽球館餐廳對外營業，由羽協抽取10%盈利，許多體專學生3年內極少進館打球，要求楊金欉市長說明究竟有無特權作崇？楊市長只推說應否再將羽球館租給羽協，他完全遵照議會決議辦理。  就這樣，市議員不斷狗吠火車，市府卻對警總化身的羽協完全沒轍，照樣2年一到就續約。1983年約滿後，羽協乾脆不再理會市府續不續約，在無約的狀況下，直接佔用羽球館。解嚴後，1987年10月8日，全國體協理事長張豐緒出面與市長許水德溝通，許水德表示，市府為籌備後年台灣區運動會，必須收回羽球館改建為綜合體育館。羽協則要求市府先承諾，新館落成後繼續享有管理權，但教育局與財政局都有意見。張豐緒希望市府不要對簿公堂。  前市長張豐緒之所以會出面與時任市長許水德協調，關鍵就在9月30日上午，教育局指派市立體育場總務主任劉家增率部屬3人，會同律師袁保凱前往羽球館執行收回封館工作，並丈量羽球館圍牆長度，準備築工地籬笆，以確保拆除改建羽球館時的工地安全。  但羽協拒絕遷出羽球館，總幹事黃德建率同律師邱基祥和張玉希，阻止教育局人員進入羽球館，並在門口貼出「公告」，表示在該會有關權益尚未獲得解決前，非會員不准擅入羽球館，如發生「滋擾」後果自負。教育局人員在特務壓力下，不敢進入羽球館，僅在館外丈量後自行離去。 教育局表示，羽協要求市府承諾對新建羽球館有管理使用權才肯搬遷，但該局無法將市有財產任意應允「民間團體」管理使用，近日內將向法院聲請強制收回羽球館，並將要求羽協返還自1983年約滿後至今該館所得之利益。 幸好解嚴了，市府在訴諸法律與輿論後，所謂的「民間團體」羽協，最後終於體認時勢變化，連警總都要裁撤了，其附從組織豈能繼續享有這種28年來的特權？乖乖遷出羽球館，讓市府拆遷改建成現在的市立體育館。 撫今追昔，羽協又要重現餘威，對一姊戴資穎「懲處」。年輕的鄉民們不怕，但我這資深鄉民卻好怕好怕喔！ 作者：管仁健（文史工作者）

  《陌生的中國人》一書在中國公開出版了，但迅速成為「和諧社會」的「和諧對象」，因為它的若干內容不太「和諧」。圖／翻攝自Google圖書   《陌生的中國人》一書在中國公開出版了，但迅速成為「和諧社會」的「和諧對象」，因為它的若干內容不太「和諧」。作者楊猛揭露說：「這本書出版後被評為內容敏感，替我出版的編輯，被禁止再編時政類書籍，出版社也被宣傳部批評了。」楊猛對於什麽是「大國崛起」的看法與習近平迥異，他在自序中寫道：「中國成為一個一流國家還缺少什麼？如果人民無法享受到其中的快樂，這種崛起就是殘缺不全的。」而書中的主人公們，絕大多數欠缺快樂及幸福的感覺。 變化多端的中國讓外來者有莫名的陌生感，即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彼此之間也很陌生。楊猛以記者的身份遊走於中國的心臟與邊陲，以「陌生」作為對祖國的第一個形容詞。在《陌生的中國人》一書中，再也沒有林語堂《吾國吾民》中的樂觀、從容與自信，相反，幽暗的心靈、搖擺的信仰、荒蕪的田園、慘烈的天災人禍、麻木不仁的官僚系統……這一切讓作者和讀者產生了陌生、焦慮、厭惡乃至恐懼的共鳴。《陌生的中國人》讓人想起柏楊寫的那本《醜陋的中國人》，我和楊猛都是被《醜陋的中國人》所啓蒙的一代人。在楊猛小時候，父親買了本《醜陋的中國人》給他看，他對柏楊以「醬缸」形容中國非常深刻。如今，醜陋的特質沒變，只是更陌生了。 如果從報告文學的線索來追溯，楊猛和很多服務於南方報系的寫作者一樣，傳承了八十年代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和蘇曉康的「憂思傳統」。劉賓雁的《人妖之間》和蘇曉康的《烏托邦祭》是那個時代的文學、新聞及歷史寫作的典範。然而，這些本來繞不開的經典，在一九八九年的槍聲和血泊之後，偏偏被刻意繞開、強迫消失。優秀的記者和作家、《大國寡民》的作者盧躍剛在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給研究生做講座，九零後的新聞專業學生居然不知道劉賓雁是何許人也。中共有讓歷史消失、把果凍釘在墻上的本領。楊猛以一種更加平民化、更加寫實的手法，復原了劉賓雁和蘇曉康的精神氣質。由此，生機勃勃的八零年代與星光點點的二零一零年代終於接軌了。 如果從歷史寫作的線索來梳理，楊猛師法的對像是美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王氏之死》。《王氏之死》寫十七世紀山東省郯城縣的小城故事：此地有位苦命女，與人私奔，最後慘死。史景遷寫：「要從過去召喚出那些窮人和為人遺忘者的生活總是困難的。」這正是楊猛寫《陌生的中國人》的初衷：爲底層的無名者立傳。比如，他寫汶川地震，一個字不提影帝溫家寶的傾情演出，而寫被奪去左臂的九歲小女孩周玉燁——作為倖存者的周玉燁用剩下的手臂畫出記憶：「這是我被埋在廢墟下的情景。我希望那些石頭下面都長著輪子，這樣我就能出來了。」再比如，楊猛寫作家莫言的家鄉及其小說的背景山東省高密縣，偏偏以一名七十三嵗的拆遷戶宮先生的故事結尾——因為上訪多次遭到軟禁、拘留，這個失去家園的可憐人的心願是：「想找莫言幫忙，能不能讓莫言幫小民向領導呼籲解決一下實際問題？」喜歡抄寫毛主席語錄的莫言能幫這個忙嗎？當然不能，即便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也不能。楊猛評論說：「這是一個作家的傑出的想像力也無法完成的黑色幽默。」 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棄嬰？ 書中的十九篇報導中，最具震撼力的一篇是《命若垃圾》，描述了河南「蘭考好人」袁厲害女士和她收養的有殘疾的棄嬰們。袁厲害不是特蕾莎修女那樣的聖徒，而是地方政府的一塊遮羞布，醫院和警方發現的棄嬰都送到她那裡，她從民政局領取棄兒的生活費。袁厲害收養棄嬰成名之後，建立了自己的關係網絡，借助蘭考這座小城欣欣向榮的圈地開發，她跟合夥人從農民手中買地，蓋小產權樓然後出售，自己家也蓋起了氣派的兩層小樓。她的原始資本來自於民政局委託她收養棄嬰的生活費。 袁厲害富起來，她收養的孩子沒有跟她同住，而是住在垃圾場邊上的破房子裡，那裡充斥著老鼠、垃圾、臭蟲。楊猛去探訪的時候，只有十七嵗的小兒麻痹症和小腦發育不全的袁申負責照料其他孩子，食物是變黑的饅頭，他們就像爬行動物一樣只是活著而已。袁厲害承認，死去的孩子像垃圾一樣被處理掉，前後有三十個，也許四十個。那些殘疾的、被遺棄的孩子的生命，卑賤如草、如螞蟻、如垃圾。楊猛評論說：「有些死去的孩子，很多沒來得及取名字，自然也無人過問。在一個戶籍管理嚴格的國家，真實的情況卻是，死亡可以做到無聲無息。」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之嚴格乃是世界之最，這套方法從商鞅變法的時代就已成形，其目的是方便獨裁者對人民的控制，而不是增進人民的福祉。只要是統治者需要的東西，中國的文人和官吏從不吝嗇投入智慧和資源。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全知全能的、如同「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的政府。楊猛前去採訪當地的民政局，想知道政府部門為何失職。渾身酒氣的民政局社救股股長馮傑從午後的飯局中匆匆趕來，面對蘭考為何不修建孤兒院的問題，其回答有如外交部發言人般滴水不漏：「很有必要，但尚不在縣城發展的優先考慮計劃之內。」人們很難將這些肥胖的基層官員跟共產黨曾經大肆宣揚的模範官員、因患肝炎而瘦骨嶙峋的焦裕祿聯繫起來。焦裕祿那樣的官員宛如流星般偶然出現，馮傑那樣的官員則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可能遭遇的對象。 就在楊猛離開六個月之後，他看到一則報導：孤兒們生活的位於垃圾場旁邊的房舍發生了一場慘烈的火災。七名孩子不幸葬身火海，其中有他見過的袁申和另外幾個嬰幼兒。然後，中國常見的善後措施一定是處罰一群替罪羊：多名蘭考的地方官員被免職，其中包括楊猛訪問過的名叫馮傑的股長。袁厲害則免於追究其監護失職責任，慈善與愛心光環成為「蘭考好人」最後的護身符。袁厲害害死了很多孩子，但如果沒有袁厲害，會有更多的孩子更快地死去，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那麽，袁厲害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作者沒有給出答案，而是讓每一個讀者自己去思考並判斷。存在並非合理，質疑不合理的存在，乃是知識分子的天職。 為什麼中國的棄嬰那麼多？首先是經濟方面的原因：靠種田勉強維生的農民家庭，根本沒有能力撫養有殘疾的孩子，拋棄有殘疾的嬰孩是所剩不多的選擇之一。其次是政府方面的原因：政府放棄了為民眾提供基本福利保障的職責，還竭力壓制民間社團的組織和自救行為——政府不做的事情，也不允許民間自己做。否則，NGO 機構豈不比政府更得人心？第三乃是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泛濫，讓中國人缺乏對生命本身的尊重與敬畏，人的生存被降低到動物性層面，所謂「寧為天平犬，不做亂世人」，人跟犬是可以互換的生命體。所以，墮胎和棄嬰在中國司空見慣，當事人在陳述此類事件時是一副輕描淡寫的口吻。 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人偷渡海外？ 「八仙過海」是中國的一個神話傳說，楊猛用這個詞語作為題目，寫在西班牙的青田和溫州移民的故事。他們大部分都是偷渡客，等候移民大赦獲得合法身份，然後從打工仔熬成大老闆或小老闆。 楊猛描寫了作為成功者的鄭建茂的經歷，堪稱青田移民的縮影。他們風餐露宿地偷渡國境，在歐洲充當廉價勞工，進而借助「中國製造」的勢頭從事中歐貿易，形成一股獨立的經濟力量。近三十年間，勤勞的青田人在歐洲建立起一個隱秘王國。楊猛的寫法一點都沒有「勵志」故事的色彩，他如實描述了移民在發財致富背後的困惑、挫敗與痛苦。 有趣的是，這些移民並非單向移動，在西班牙經濟危機的衝擊下，很多人又向中國「回流」。中國政府也知道如何利用他們，「有成就的華人被中國政府賦予很高的政治禮遇，被當作中國復興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看」。當然，雙方都刻意掩飾尷尬的過往和曾經的偷渡者的身份。一個國家有那麼多的公民成為偷渡客，這個國家的榮耀當然值得懷疑。而昔日的偷渡客也希望成為母國的座上賓：有西班牙華人富豪和僑領受邀參加北京的國慶花車旅行，這被視為政治上的肯定和期許。然而，他們的子女已入籍所在國。對第二代移民來說，「中國」是遙遠的「異國他鄉」。 這是一個由偷渡客組成的「小世界」，就連當地最大的華人教會的牧師程建平也是一名偷渡客。在十多年的時間裡，這家教會從一百人發展到四千人，成為社區的信仰和文化中心。從教會的爆炸性增長中，可以看出華人移民社會快速發展的軌跡。 流動在世界各地的溫州人、福建人被譽為「中國的猶太人」，但他們仍然不是真正的猶太人。猶太人已進入歐美主流社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控制了上層建築中經濟、文化、學術、教育等領域。而中國移民中的不少人儘管實現了腰纏萬貫的夢想，卻並未成為當地社會的有機成分。他們一般都生活在封閉的華人社群內部，對於獲得當地主流社會的認同和肯定毫無興趣。他們更不可能像當年「五月花號」上的那些清教徒，在上帝的應許之地創建新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形態。 那些到非洲淘金的中國人的生活狀態更是「動物兇猛」。楊猛寫道：「在非洲的中國人深受無序和缺乏道德底線的商業文化的毒害，很難主動去遵守商業遊戲的規則。……一些發財的中國人喜歡炫富。在當地有專門為中國人服務的中餐館、賭場、夜總會、妓院、地下錢莊，形成高效封閉的華人圈子。」 導遊出身的蘇振宇搖身一變成了加納的一家大型金礦的礦主，他的形象如同中國對於非洲施加的巨大影響一樣複雜多義。中國對非投資超越了美國，商業投資自然要求回報。蘇振宇堅信「金錢可以搞定一切」的「硬道理」，甚至參與到當地的政治遊戲中，投資支持某一位總統候選人。他毫不在乎工廠對當地環境的毀滅性破壞，對於像驅使奴隸一樣驅使當地勞工和中國勞工去淘金沒有負罪感，反倒認為自己是他們的衣食父母。這群中國的金礦主永遠都不明白：「中國援助了非洲這麼多道路橋樑、議會大樓和體育館，為什麼非洲人仍然討厭我們？」他們當然不會承認自己是「新殖民者」。 移居海外的中國人已有數千萬，他們遍及全球的每個角落。對於官員、富豪和中產階級而言，選擇移民是因為對未來缺乏安全感，以及為子女謀求更好的教育機會。而對於那些社會底層的青田人、溫州人和廣西上林人來說，移居國外則是赤裸裸的金錢慾望和物質需求的驅動。錢是唯一的動因，他們不是為了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權保障而「用腳步投票」。只要能掙錢，可以不擇手段。他們的勤勞工作固然對移居地做出一定貢獻，但血汗工廠、汙染企業等等，又給移居地帶來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他們扭曲、荒誕的民族主義情緒，又使得華人成為移居國的最不忠誠的少數族裔。 為什麼國家是人民的敵人？ 中國政府最大的能耐就是製造無數「國家的敵人」，「敵人意識」使中共當局成為自己的囚徒。在《陌生的中國人》一書中，「國家的敵人」一節寫的是一度被判處死刑的「民間借貸」的操作者吳英，後來在各界的呼籲下得以「刀下留人」。中國嚴厲的金融管控制度，讓民營企業難以從國有銀行獲得貸款，於是民間借貸成為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吳英是浙江富豪博弈的犧牲品，她的對手樓氏家族幾年後也因為後臺的垮臺而鋃鐺入獄。另一個「國家的敵人」是在網路社交媒體上組織「性派對」的大學教授馬曉梅，他被以「聚眾淫亂罪」逮捕並判刑入獄。雖然執政黨的大小官僚都包養情婦，但官僚做的事情，民眾卻不能做，「中國仍然依靠嚴刑峻法對私人領域實施著精確的控制」。其實，吳英和馬曉梅都算不上「國家的敵人」，他們身不由己地捲入與國家的紛爭之中。真正的「國家的敵人」是主動的反抗者，比如查建英在《弄潮兒》一書中所描寫的她的哥哥查建國那樣的政治反對派。 中共並將那些沒有推翻它的意圖的民眾看成潛在的敵人，每天都在製造不計其數的人權案件。本書中描述了安徽女子李田田在北京的悲慘遭遇：這個智力有些遲緩的農家女孩，原本想到天安門廣場上訪。那個銅牆鐵壁的地方，哪會有民女伸冤的機會？她沒有清朝時候告禦狀的小白菜那麽幸運，當即被員警帶走，發配給她家鄉的地方政府駐北京的「截訪人員」，然後被送到「黑監獄」之中。當年，滕彪和許志永為孫志剛事件上書全國人大，讓收容遣送制度進入歷史，但比收容遣送制度更黑暗、更暴虐的「黑監獄」隨即應運而生。為了「維穩」，當局總能花樣翻新，讓法律的進步瞬間歸零。 管理「黑監獄」的是地方政府聘用的、心狠手辣的打手。那天晚上，打手之一的吳建將李田田當眾姦汙，血染牀單。李田田的高呼驚動旁人，與她一起被關押的訪民奮起抗爭、破門而出。然後，這一事件廣傳網絡，有記者趕來拍下少女與牀單相片，震撼一時。當局只好出面，在司法層面處理此事。 數月後，該案在北京市二中院終審宣判，強姦犯吳建獲刑八年，受害者李田田只獲得兩千三百元人民幣賠償。本案中誰僱用了吳建並沒有被追究，李田田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無物之陣。幕後的兇手就是共產黨，法院也是共產黨開的，怎麽可能給李田田以公平正義呢？楊猛評論說：「對一個遭到當眾強姦的被害人，判令侵權責任人兩千三百元賠償無異於對被害人的二次傷害。」習近平也有女兒，他的女兒習明澤比李田田小不了幾歲，倘若他的女兒遭到強姦，得到這樣的賠償，作為父親的習近平會心滿意足嗎？李田田貧窮的父母連到北京出席宣判的路費都借不到。習近平與習明澤父女是北京乃至中國的主人，李田田和她的父母則是被踐踏、被侮辱的奴隸。父親與父親，女兒與女兒，在中國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如此擦肩而過。楊猛舉重若輕地寫道：「北京對於李田田太不現實。她還記得行走北京的街道上的雀躍，以及後來將一切吞噬的無助。她只是一個陌生的過客。」 《陌生的中國人》一書，還寫到了某些對大部分中國人而言相當陌生的地方的人和事。新疆自然條件最惡劣的地方是羅布泊，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都沒有去過。這個面積多達五萬多平方公里（差不多等於兩個台灣）的中國最大的鎮級行政區，卻沒有一個常住人口，因而沒有一個戶籍員警。隨著巨大的鉀鹽工業基地隆隆動工，這片孕育過樓蘭古國的土地，又迎來一群懷抱發財夢的流動人口。而在與朝鮮接壤的鴨綠江邊，作者採訪了那些在刀口上舔血的中國商人——用一包長白山香菸就能進入朝鮮境內，甚至可以換到冰毒。然而，彼岸那個更加野蠻的國家，不會遵循以物易物的貿易準則，一言不合，就掏槍殺人——大國崛起的中國政府，卻又不願出面捍衛本國被害公民的權益。 讓我最感動的報導是《贊美詩》。在怒江邊上的小城六庫，不是基督徒的楊猛發現了山頭矗立的一間基督教堂，傈僳族的信徒們在教堂裡練習四聲部的贊美詩。在這本讓讀者始終沉重而壓抑的報告文學集中，終於出現了唯一的一抹亮色：當《哈利路亞》的混聲大合唱從這些沒有受過正式音樂訓練的婦女口中唱出，衝破雨霧，在怒江上空激盪，她們的臉上也露出楊猛在中國的土地上極少看到的花朵般的笑容——國家的強大及個人的富足，都不能催生這種快樂感和幸福感；惟有那來自天上的恩典與救贖，才能讓陌生人彼此成為兄弟姊妹並愛人如己。那些如垃圾一般的生命，在歌聲中、在陽光下，呈現出上帝最初造人的尊貴與榮耀。另外一名旅行者、《紐約客》專欄作家何偉寫過一本名為《尋路中國》的遊記，我想，如果真要為中國尋找一條出路，楊猛的這篇《贊美詩》或許就是一個醒目的路牌。

    台灣是我的故鄉，我們要回去，這是我們的權利， 我將以我的生命爭取這個權利。 ——陳翠玉   「不讓你回家！」 是國民黨對付海外異議分子的策略。 1980年代台灣人返鄉運動掀起一波波返鄉浪潮， 陸續有不少列入「黑名單」的海外台灣人， 以前仆後繼的方式闖關回台， 即使付出坐牢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陳翠玉女士（1917-1988），一生擁有許多「台灣第一」的資歷，不但是台灣現代護理教育的創立者，也是第一位受聘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擔任護理教育與行政顧問的「台灣護士」。 陳翠玉女士，彰化人。彰化高女畢業後，20歲赴日求學，就讀於東京聖路加女子護理學校。她優異的成績，讓日本人對台灣的留學生刮目相看。1941年畢業後，她返鄉回台，貢獻所學，任職台灣總督府技正，擔任台北保健館護理部主任。二次大戰後，她協助「聯合國戰後救濟總署」，進行在台灣的戰後重建工作。 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一位曾被她救助過的貪官污吏，忝不知恥地恩將仇報，把陳翠玉列入「槍斃黑名單」中。幸好在國內外友人共同營救之下，陳翠玉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獎學金，於1947年3月離開台灣遠赴加拿大，才逃過一劫。 創辦台大護校 拒絕聘用特權教師 得罪黨國體制 陳翠玉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攻讀護理教育學士學位，以及美國波士頓大學攻讀護理行政碩士，是當時台灣少數受過西方教育的護理界菁英。她於學成後返台，再回到台北保健館服務。由於當時台大醫院急需護理管理人才，陳翠玉便進入台大醫院，擔任護理部主任，以整頓落後混亂的醫院環境。 1950年，在台大校長傅斯年的支持下，陳翠玉創辦了台大護校，並擔任創校校長。國民黨政權透過軍事和政治的方式，將魔爪伸入校園中，對於不跟國民黨合作的學校校長，加以迫害。陳翠玉擔任台大護校校長時，因拒絕聘用未具講師資格的特權教師，並嚴禁教官以黨務干預校務影響學生課業，而得罪國民黨政權。 1953年，陳翠玉被冠上貪污、反黨、叛國、運用國際路線等罪名，在白色恐怖下遭軟禁達三年之久。雖然事後法院還她清白，她已決心與國民黨政權劃清界線，因此和她的德籍夫婿就此離開台灣。而台大護校就在陳翠玉離開後，停止招生，結束校務。 台灣婦女參與第三世界被壓迫民族建設行列的第一人 離開台灣後的陳翠玉，擔任世界衛生組織中南美洲護理顧問長達18年，足跡遍佈中南美洲各角落。這是台灣婦女參與第三世界被壓迫民族建設行列的第一人。1980年，陳翠玉自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完全退休之後，全力投入爭取台灣人的民主獨立運動。 1987年，陳翠玉返台，在台期間到處演講，參與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的成立大會，也遠赴綠島探視政治犯。因此，她被國民黨政權列入「黑名單」，離台出境之際，她的返台簽證也被取消。 1988年，為了參加第一次在台灣本土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簡稱世台會），為了取得返台簽證，陳翠玉在6月底就離開居住了二十多年的波多黎各老家，先飛到美國加州的洛杉磯，再飛往新加坡。終於在7月底，以她新申請的美國護照，成功突破「黑名單」封鎖，順利在新加坡取得返台簽證。 我將以生命爭取回去台灣、我的故鄉的權利 然而，輾轉繞了半個地球才回到故鄉的陳翠玉，卻因年事已高，又過度奔波、勞累困頓，終因身體不堪負荷而於1988年8月20日病逝於台大醫院。享年七十二歲。 陳翠玉曾經說過：「台灣是我的故鄉，我們要回去，這是我們的權利，我將以我的生命爭取這個權利。」在一波波黑名單返鄉的故事中，陳翠玉的故事是最為感人的。正因為她的犧牲，讓更多黑名單的海外人士憤慨激昂，前仆後繼追隨著她的腳步，勇敢衝破難關，即使付出坐牢的代價，也在所不惜。只為「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1987年陳翠玉返台，在台期間到處演講，參與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的成立大會（左起張溫鷹、陳翠玉、蔡有全），因此被國民黨政權列入「黑名單」，不得入境。 我為陳翠玉布置告別式禮拜會場，製作送行的海報。 陳翠玉的治喪委員會在告別禮拜之後，送葬隊伍的女士都穿著正面寫有「民主運動鬥士」、背面寫有「台灣婦女楷模」的白色罩衫，手拿黃菊花走在隊伍最前面。 林宗正牧師(前左3)帶領走在前面隊伍的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與第二任的姚嘉文主席、羅榮光牧師、楊金海等人，手拿菊花，一起遊行到總統府。 林宗正牧師臨時決定帶著陳翠玉送葬隊伍衝撞總統府，進步婦盟的林秋滿、袁嬿嬿等人率先越過公園路，加足馬力直奔總統府。讓憲兵鎮暴部隊措手不及，成功達陣總統府前，向這個不義政權做最後的抗爭。 台獨聯盟世界總本部主席張燦鍙的夫人張丁蘭女士偷渡返鄉，舉著「為返鄉而死的陳翠玉」海報，參加1988年8月21日的聲援海外台灣人大遊行。 1987年，陳翠玉返台，遠赴綠島探視政治犯。右起李勝雄律師、李慶雄律師、許國泰立委、陳翠玉、許榮淑立委、陳永興醫師、政治犯家屬、陳菊左一，攝於綠島監獄前。

對不起，這是個競逐民意的時代，人民沒義務給民進黨更寬裕的準備時間。（總統府圖片） 民進黨籍台北市議員梁文傑在媒體投書，指面對公民團體，「民進黨政府就好像小孩子面對父母的訓斥一般，極力要證明自己和國民黨不同，是『站在人民這一邊的』。「民進黨到現在仍然秉持『社運團體說不，我就不做』的心態，但這樣的心態能做出什麼大破大立的政績？」 梁文傑的意見，某種程度可以代表部分民進黨人士對小英執政以來，諸事難成的一個焦慮反應。他又說，「社運團體重視單一訴求，但民進黨是個已經執政，必須照顧全方面需求的政黨，先天上就不可能對社運團體的訴求照單全收。」 看似沒錯，不可能照單全全收，問題是民進黨政府真的善盡溝通的義務了嗎？以南鐵東移為例，內政部就是堅持不舉行行政聽證程序，落人口實，讓反對的怒火得以繼續燃燒。難道這就是所謂的溝通再溝通？ 梁文傑反映的如果是民進黨一股不耐煩的心態，豈非顯示，作為政治新貴，執政的傲慢已經忍不住隱藏，唯有發洩出來，一吐胸中塊壘。畢竟要這些曾經也扮演街頭衝鋒角色的政治人物，學習「謙卑謙卑再謙卑」的小英訓誨，彎下腰來進行溝通，還真是為難他們。 但真正的問題恐怕不只在於是否該全盤接受公民團體的訴求，而是執政團隊的行政能力，迄今同樣無法讓人看出和前朝有何明顯差異。陳水扁政府面對朝小野大的局面，尚且做了不少事，但林全內閣又展現了怎樣的能力？ 台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詹長權在行政院長林全安排的第一場與公民團體領袖的發言過程中，舉了一個令新政府非常難堪的例子。 他說，台塑六輕附近，有一個不該蓋在那裡的橋頭國小許厝分校，他在那裡做了2年研究，證實有有一級致癌物，70幾個小孩要在有毒氣的環境念書。然而，「副總統、環保署長都去過了，現在從中央、地方也都是同一個黨，70幾個小孩的事情，幾百個大人卻解決不了，民進黨要如何說服有改革的可能性？」 台塑六輕所在縣市是雲林縣，民進黨已經是連三任執政，而今連中央政府都是民進黨掌權，讓一位長期支持民進黨理念的學者只能徒呼負負，這樣的執政能力又能讓人看到什麼成績？ 舉個例子來對照，已經連什麼長的頭銜都沒有的宋楚瑜，七月中前往宜蘭大同鄉太平村原住民部落訪查，太平村民看到宋楚瑜開口就說：「我們快要滅村了！」原本從日治時期世代居住的家園，林務局認為是非法占領國有地，羅東林管處預定今年底要求6家住戶必須遷離。 宋當場承諾親民黨團一定會迅速處理，並在不到一周的時間，親民黨立法院黨團主任張碩文即率隊往太平村，會同該黨縣議員陳俊麟和相關單位人員協調處理。會中，張碩文認為，這裡是原住民定居於此超過六十年，在沒有土石流等危險性之下，林務局不宜強拆，而且，他也建議，就算徵收，也應該將土地交還國有財產署，再由鄉公所承租擔保，交給原住民繼續賃租，而非林務局一聲令下收歸所有。這項建議後來獲得林務局暫緩拆除的承諾，也讓超過八十多歲的原住民耆老可以安心繼續在此安居。 沒錯，這不是省長時代的宋楚瑜，而是再也不會參選、無官一身輕的小黨黨主席宋楚瑜就做到的事。一件抗爭超過十年的爭議事件，在能提出辦法的情況下，暫時解除危機。 親民黨雖然是小黨，不僅在高雄、基隆、宜蘭舉辦聯合選民服務，幫助鄉親跟中央政府溝通，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且延續宋省長時代的作風，每一件陳情案件都列案追蹤、甚至提出修法。太平村正是其中一個例子 回過頭來看詹長權所說的六輕附近橋頭國小許厝分校的問題，今天如果台北大官有任何人的子弟在這裡就讀，請問，有可能讓他的子女陷入罹癌危機如許久的情況嗎？應該早就完成遷校或者相關補救措施了。所謂視民如子，對他們來講，難道是太高的要求？ 民進黨施政當然要符合他們的核心價值，這是為什麼行政院長林全要率領各部會副首長和這些曾經並肩作戰的公民團體對話的原因，只是就如詹長權所說，「為何對的事情沒有很快做出來，做出來的都是錯的？」這不只是價值，還是能力的問題。如果民進黨連最親近民進黨的公民團體，也開始沒耐心，那對其他人民的聲音，又果真會認真審視嗎？ 一個快要失去溝通耐心卻又缺乏執行力的政府，很容易會陷入自我焦慮且暴躁的情境，因為他會覺得，「為什麼我要做事那麼難？為什麼不給我們多一點時間？」 對不起，這是個競逐民意的時代，人民沒義務給民進黨更寬裕的準備時間，當初人民對待馬英九同樣並沒有給太多的蜜月期。何況不僅親民黨認真做選民服務，時代力量也不遑多讓，勤跑基層的力道，進步神速。 民進黨可以不認為公民團體無法代表所有的民意，但他們要拿出能力來證明，在馬英九時代懸案已久的疑難雜症，他們有能力在最快的時間提出解決方案。否則，人民對新政府失去耐心的速度會更快。

  羽協傳出因為羽球國手戴資穎沒有穿與羽協簽約的優乃克（Yonex）產品，研擬要祭出懲處，消息傳出全國嘩然。圖／中央社   奧運再度爆發運動協會爭議事件，羽協傳出因為羽球國手戴資穎沒有穿與羽協簽約的優乃克（Yonex）產品，研擬要祭出懲處，消息傳出全國嘩然，在全國人民看來，羽協不是保護選手，竟是拿廠商的錢為虎作倀，寧可犧牲選手成績，國手本應是為國爭光，羽協竟當成其私人財產販賣，選手並未直接與優乃克簽約，迫於羽球協會有提名權的淫威過去只能配合，有爭執還不敢跟羽協鬧翻，民眾質疑羽協簽約金拿進口袋，卻到底為選手做了什麼事？ 這次事件可說三方面全輸，而損失最大的，可說莫過於優乃克，優乃克強硬要求羽協動用強制力「懲處」球員，是事件幕後推手，也成為眾矢之的，壓迫選手過度，終遭反擊，戴資穎與父親原本委曲求全不願得罪羽協，最後也怒而爆料：優乃克竟然隨隨便便，每次只是賽前兩天發鞋就叫選手穿。 這種離譜行徑，怎麼可能會發生在優乃克？優乃克在全球贊助許多知名選手，贊助商為了提升選手比賽成績，打造完全合腳的專屬特製比賽鞋只是任何運動廠商的「基本款」，在各種賽事進行中，贊助商還會不時噓寒問暖，選手若覺得新鞋不適應，造成成績不理想，贊助商甚至會馬上更換鞋款給選手，因為都出了一大筆贊助費，當然希望選手有最好的成績，才不會白花錢，不然乾脆從一開始就不要贊助。 是的，勝利牌（Victor）為戴資穎所做的努力，只是「全天下贊助商都會做的事」，到了台灣，卻成為特別細心特別好的廠商。 這種最根本的道理，當我們到國外去看，優乃克在全球贊助各項賽事選手的時候，當然全都知道。 偏偏當優乃克到了台灣，卻會搞成比賽兩天前才發鞋給選手，沒有提前主動關心適應狀況，還想用鴨霸的方式利用羽協的行政淫威壓迫選手，逼得戴姿穎在打壓下終於爆料：每次都穿到腳底破皮、流血、起水泡，就是這樣才不敢再穿優乃克鞋子上場打里約奧運。此話一出，優乃克品牌已經完蛋。花了大錢，卻用最惡劣的態度，買來惡霸、不專業的形象。 在全球，即使是最為霸氣的耐吉（Nike），也都小心經營與選手間的關係，當選手個人與隊伍的贊助商有衝突時，不論是國家隊，還是平時的球隊，公關團隊努力周旋，常常還要發揮巧思，以創造雙贏的結果，盡可能避免用高壓方式與選手鬧翻，因為只有選手真心支持品牌，贊助才有效果，一旦起了爭執，雙方兩敗俱傷，品牌投入的贊助費用都泡湯，還可能造成無法收拾的傷害，就算事後對簿公堂取得賠償，也無法彌補商譽上的損失。 而這整件事台灣優乃克的操作簡直是超級公關災難，全無全球基本商業常識，不只該做的通通沒做到，竟然還主動製造品牌公關末日，這種事傳回總部，台灣優乃克決策高層恐怕要全員開除。 到底為何台灣優乃克會覺得不是靠主動關注、盡可能配合選手身體需求，以提升選手成績，來爭取選手認同；不是靠彈性協商、發揮創意，來達成兩個贊助商雙贏，而是靠「有錢就是任性」，認為可以指揮羽協來懲處選手，最終給自己弄來了個惡霸形象？ 這一方面顯示我國各體育賽事協會長年積弊急需整頓，協會本應為選手服務，卻變成是專制獨裁機關，掌握太大生殺大權，把選手當私產任意指揮，造成廠商覺得買通協會就好了，不用關心選手；但即使如此，若有基本商業常識的廠商，原本也不會這麼做，優乃克在全球贊助那麼多知名選手，來台灣卻會犯下這種錯誤，橘逾淮為枳，則顯示出台灣這塊土壤有嚴重問題，才會導致台灣優乃克做出嚴重錯誤決策。 這種奇怪現象，不只發生在優乃克，台灣很多外商，在歐美常常打出經典的行銷戰役，來到台灣，卻變成連置入性行銷都不知道怎麼操作還亂下指導棋，出刊時讀者一看就是業配文，暗笑在心，完全沒有作用。也不僅僅只在行銷方面，不論公司治理的各個面向，也常有明明是外商，一到了台灣，管理觀念就變得落後的奇特現象。 每當有人提出應該追上先進的管理觀念，還往往遭批「這裡是台灣，不是美國」，殊不知，美國也不是一開始就有先進的管理觀念。 美國企業原本也認為越壓榨勞工越好，直到百年前，亨利福特發現改善勞工待遇其實反而能大增生產力。 美國企業原本也為了「扣死當」可以讓良心被狗吃，例如，為了省點錢，航空公司不願為飛機改裝強化版的近地警告系統，結果摔了飛機損失更大，才學到投資於安全才是真正的省錢。 美國企業原本也以為中央集權高壓獨裁最有效率，大企業卻一直被新創新秀超越、扳倒，才學到由下而上的民主式分散式決策的重要性，如今連百年老店綜合工業大廠奇異都帶頭發展這樣的管理方式。 落伍就是落伍，落伍不應是台灣的特色，就像我們不會到現在還在用茅坑，說這是台灣的特色不可以改，所以不准用抽水馬桶。人類原始的管理觀念都會犯一樣的錯誤，認為這些原始觀念是自己的特色不願改進，那跟清末的義和團沒兩樣，只是物質上的落差一眼可見，觀念上的落差沒那麼容易察覺。 如今透過優乃克的逾淮為枳，或許可讓我們多少察覺台灣在無形觀念上與全球的落差，不只是體育協會，社會也該是全面革新的時候了。

  台灣人民選出蔡英文總統之後，中國屢次逼迫她接受「九二共識」不成，惱羞成怒，拿觀光客當報復工具。從五二○前後至今，中國來台灣觀光的人數明顯減少，不但反映於統計數字，做中國客生意的旅遊業感受衝擊，連最熱門的故宮博物院據報導都出現「有時甚至不必排隊就可入場」的近年少見景況。 以增減觀光客人數為對付台灣的政治工具，是中國的陽謀，只要不是利慾薰心或意識形態掛帥，稍有腦筋的台灣人都可看出。二○○八年開放之後，中國客大批湧入，去年超過四百萬人，讓一味傾中的馬英九政府喜不自勝，「和平紅利」、「經濟活水」之類牛皮大肆吹擂。如今人數驟降，所謂「窮台」（搞窮台灣）政策開動，印證了一個現象：觀光客人數增減，只是中國對台灣整體戰術的一招。一如「讓利」一切攏是假，「窮台」也將以失敗收場。 中國對付台灣，從無政經分離，只有以商逼政、以經促統，這是常識。觀光客工具化的現象，八年前打算開放的階段，台灣有識之士即已嚴肅警告，如今果然應驗。事實上，不僅觀光，多年來由於經貿、投資、金融等大膽西進，台灣已高度暴露於中國風險之中。中國經濟成長滑落、風險升高是現在進行式，台灣經濟已在受其拖累。未來一旦人民幣大幅波動、金融危機爆發或中國祭出保護主義以維護其產業，台灣將受更大衝擊。 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日前發布研究報告，即指出台灣面臨的這一高度危險「中國效應」。報告以出口、觀光、投資等指標占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重加總，評比各國暴露於中國的風險，台灣因出口、觀光都高度向中國傾斜，在國際間依賴程度僅次於新加坡；當中國經濟打噴嚏，台灣將首當其衝，慘遭波及。類似觀點，見諸如今正角逐美國總統的希拉蕊兩年前警告︰越依賴中國，台灣越脆弱。 報告列出各國受影響依序為新加坡、台灣、越南、南韓、馬來西亞；相形之下，印尼、印度、菲律賓依賴中國程度低，受中國拖累風險最小。報告還以觀光為例，指台灣新政府上任後，中國明顯限縮觀光客前來；中國也曾以觀光客減兩成，對付與它有領土爭議的越南。另據報導，中國還以限制南韓影劇產品進口及韓星在中國活動，做為對南韓決定部署美國戰區高空防禦飛彈系統（ＴＨＡＡＤ）的制裁。 台灣既陷入如此險惡陷阱，新政府所應積極致力的，是逐步改變高度依賴中國的現狀，使台灣在多元、均衡發展中開創新局面。本週新政府公布的「新南向政策綱領」，是經過數月籌劃之後所提出，且列出十大行動準則。不論綱領、十大準則，或主其事者黃志芳提出的「以人為本」 路線，各方所期待的，是從以往的南向政策重新出發，記取當年未竟其功的經驗教訓，在迥異的新環境中，克服困難，以民間與政府協力合作，確實做出成績。 為推展新南向，新政府宣示不排除與中國對話，共創區域合作典範，這當然展現與人為善的基本態度，但也須做好中國不願合作甚或阻撓的備案。這是艱鉅的工作，惟以新南向只許成功、不容失敗，事屬必要；十大準則中已有參與國際合作、全面強化協商對話機制的設計，自應求其落實。 必須強調，降低對中國依賴，開展新南向，固為調整台灣對外經貿戰略路線所必要，但對內提振經濟活力、做好產業創新升級才是根本。就此而言，新政府實應善盡其責，做好提振經濟的基本工作。最近有關週休二日的爭議中，新政府並未妥善處理，不僅危及勞資互信和諧，不利經濟振興，也挫折新政府威望。 有鑒於此，蔡英文總統除了頻頻與原住民族互動，最近應可考慮安排行程，訪問表現傑出的工商企業，尤其眾多默默耕耘基層、堪為「台灣之光」的中小企業，與勞資雙方同時同場溝通互動，既為經濟活動第一線實幹者加油打氣，適時提出振奮人心的經濟願景，也將有助做好潤滑當前勞資關係的角色。振興經濟是國人最大期盼，新政府要在這方面不負眾望。

  台灣討論政治有一套模式，批評者自定一個標準，選擇性地把民調當投票，炒成雜碎，橫豎都可以油嘴，可以指名要這個、那個下台，或指點「救民調」的秘方。 如果當政者急於「救民調」，那會有「民調治國」之譏；如果執政者不顧民調下滑，那會有「傲慢、不尊重民意」之罪；如果新政府在「百日」蜜月期不成功，便會成仁。因此，老Ｋ黨看命仙可以論斷老Ｋ黨「後勢」看好。 抱歉要給民調熱和不誠實的學者潑點冷水：除選舉期間的重大民調變化外，沒有美國媒體把「民調」當實質新聞；時事評論更未見把民調當討論議題。 執政蜜月期的概念，源自美國，卻有人把它扭曲為論斷執政成敗的期限。美國的「百日」泛指新政府挾勝選之勢，可立即大刀闊斧改革，而在野黨及輿論在「蜜月」期間避免雞蛋裡挑骨頭。 與改革有關的政治「百日」，以一中一洋最負盛名：光緒的戊戌變法，和羅斯福的百日新政。光緒帝聽革新派之言，下詔變法，要大清現代化，十年內成強國，但引發慈禧太后「政變」，新政只活一○三天，光緒便被囚禁瀛台。 一九三二年，羅斯福獲民主黨提名競選總統，針對經濟恐慌時期人民受害、政府無所作為，提出「新政」主張，政府要介入管理經濟、建立社會安全網及分配資源，獲大勝；上任「百日」，關鍵性立法及行政措施都付諸實行。 因大清帝國敗於明治維新的日本，而明治維新是執政四十二年的總稱，不止「百日」；國民黨羞於引以為例，它敗選下來，一面厚顏阻擋改革，一面畫百日為終點，搬弄民調當算命仙，真是「嘸話講傀儡」！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年金改革會議已進行到第九次了，改革尚未見初步共識，反倒是這些軍公教勞的代表即將在九月三日發起一場凱道十萬人大遊行，訴求是要尊嚴，反對被污名化…；即要面子又要裡子。 本人出身公教家庭，家人有人當老師，看到這些現象，不禁搖頭。首先是，其實李來希等講的沒錯，他們都是按照規定、遵守規定，一輩子奉公守法的人，到頭來被說成是「偷來的、搶來的」。我覺得整個事情來龍去脈並沒有找到真正關鍵點，這些制度的始作俑者，尤其是研究公務人員福利的這些歷任的銓敘部官員，當初是如何制定出這些制度及公式，當這些人出來說明，以及面對當初設計的一些錯誤（萬一有錯的話，例如未來利率及經濟成長率推估的錯誤…），出來道歉認錯時，事情才有真正落幕的一天！ 其次是，信賴保護原則，健保剛推出時，總額預算跟著在二○○二年宣布實施，我記得當時的健保局支付第一次總額之後，在隨後的那一年就馬上宣布前一年的金額「算錯了」，要全國大大小小的醫院把「多」領的錢繳回去。我當時服務的澄清醫院要繳回二億元，一些小診所少則三百萬元、多則七、八百萬元，我們醫師的薪水也跟著每月被扣二至三萬達半年或一年之久；而且之前「多」領的錢，國稅局已經扣了營業稅或所得稅，也沒有看見國稅局還給我們！請問這種事情，在商界有可能發生嗎？ 當初官員可能把所得替代率算錯了，搞得年金制度即將破產，一定要改革也沒錯，那些按照規定、遵守規定的軍公教人員，他們的訴求要尊嚴反污名化，也一點錯都沒有，當兩股力量爭鋒不讓相撞，再搞下去就是階級清算和鬥爭了！其實真正搞錯的人，是那些「算錯」的人，解決方法很簡單，他們也不用道歉，就學學健保局是怎樣對付醫界的前例，很誠懇的跟軍公教人員說「算錯了」，直接把錢要回去就好了。希望社會大眾不要再責難他們，他們要的不過是基本的尊重罷了。 （作者為醫師）

九月三日，「古墓奇兵」上街頭，讓我們看看是哪些既得利益者不顧國家財政的枯竭、不聽公平正義的呼喚、不理弱勢勞工的景況，只貪婪無恥地捍衛自己的不當年金。 軍公教年金最不公 不當年金猶如不當黨產，都是老國民黨發明的。老國民黨為了變相對軍公教鐵票群賄選買票，訂出了舉世最不公平的年金政策。高官的退休替代率竟有超過百分百的，高級文官和將級軍官退休後每月竟可領到17萬元，一般每月也有6萬元左右；而勞工平均的退休替代率只有2萬多元；退休的尉級軍官及士官兵也只有2萬多元。這是什麼社會？  台灣軍公教退休年金替代率平均達7成以上，和破產前的希臘一樣，是全球最高；希臘財政重整後，現替代率已降低到5成。台灣應該把平均替代率也降到5成，比較合理。否則年金破產，誰都領不到年金，或下一代只繳稅、沒錢領，或領很少，當他們憤怒地問：是誰吃垮國家的？當然是上一代的軍公教們。  年金改革有幾項原則：一，打破行業區別，一種年金算法適用所有行業，世界進步國家都是這樣。二，按生活必需的金額計算，而非按退休前的所得計算，更不能按高階特權的指數計算。三，減高加低，縮短貧富差距。須訂天花板和地板的限制，譬如天花板是最高月退不得超過6萬元，最低（地板）不得低於3萬元，凡低於3萬元的軍公教勞退休者一律加到3萬元，以維持起碼的生活所需。四，延後退休年齡，或延後領取退休年金（未達退休年齡前先退者）。 古墓奇兵們說，反對把他們污名化、他們要尊嚴、反對挑撥階級仇恨、政府應信守善意保護原則云云。那些拿高額年金的既得利益階級，拒絕社群主義的共生共利原則，峻拒犧牲少數利益以顧全國家的大局，是他們在污辱自己、在污名化自己、在激化階級矛盾、在破壞信賴保護原則、在迫使下一世代的年金減損。  既得利益者須回饋 公民社會的成員要有為公平正義犧牲若干自己利益的素質，這是公共理性，也是共善政治。哈佛大學哲學教授桑德爾在「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的專題講座中說，共善新政治的面貌包括：一，公民精神、犧牲、服務；二，市場的道德限制；三，貧富差距、團結、公民品德；四，互相尊重的道德對話。道德參與是既得利益者必須給社會的回饋，其中犧牲自己的部分利益，是完善社會的基礎。 

筆名「司馬文武」的資深媒體人江春男，在赴任新加坡代表前，因酒駕而辭職，成為眾人熱議對象。酒駕及適任與否，已被談論多時，但有人藉司馬之例子拋出疑問，值得細加探討：「媒體人該不該從政？」近來，甚至台灣的前輩前來詢問南韓的例子。 放眼司馬之經歷，從報社記者、主管，到2000年陳水扁總統上任時，成為就職演說撰稿人之一，隨後獲任國安會副秘書長；二次政權輪替後，返回報業，擔任全職顧問與專欄作家，又在民進黨重掌政權後，一度要重返政治圈。 在南韓，媒體人進出政界更為頻繁，近期甚至引發若干爭議，我們可分成軍政獨裁時期與民主化時期來看。 早期「媒體人踏入政界」，最為人所提及之例，是曾任《朝鮮日報》社長，後來一手創建《韓國日報》集團，並自任總編輯的媒體大亨張基榮，他在與朴正熙總統交好後，1963年直接被任命為副總理。 在政界期間，張基榮協助朴正熙推動韓日外交正常化、經濟開發、體育事業與南北對話等，獲得不錯評價。離任後，他重新投入媒體經營，也積極準備投入選舉，最後順利當選執政黨國會議員，直到去世為止。 70年代，《韓國日報》以較中立與客觀的報導，被視為南韓最有信譽與影響力的媒體。曾有該報記者評價，張基榮踏入政界，使不少讀者對《韓國日報》貼上「親執政黨」的標籤；他在政界的活動，倚靠的也是在任職媒體時的人脈。只是，憑著他的才能，不論媒體或政治事業，都弄得有聲有色，當年並未有太多人去討論「媒體人」與「政治人物」的連結與區隔。 80年代，全斗煥執政後，為盡可能消滅反對聲音，鞏固政權，實施「媒體統廢合」政策，強行整併通訊社、報社、電台與電視台，不少記者，特別是批判政府色彩強烈的人士，因此丟了飯碗。 1982年，MBC電視台社長李振羲被全斗煥政府任命為「文化公報部」長官，這個職務相當於以前台灣的新聞局長。李振羲是報社政治記者出身，後來進入親朴正熙系統，獲推薦成為國會議員。任期結束後，回任報社與電視台主管。 3年過後，新任長官是KBS電視台社長李元洪，他也曾是報社記者，在全斗煥發動政變期間，擔任青瓦台秘書官，後來才奉命持掌電視台。 這段期間，媒體人投入政界，通常是受當局攏絡的親政府派人士，政府希望他們扮演的角色是「以夷制夷」，利用他們在媒體界的工作經驗、對生態的熟稔，發揮優勢箝制與操控媒體，盡可將媒體職責轉化為政府的傳聲筒。 長期監測媒體問題與推動媒改的市民團體「民主媒體運動市民聯盟」，就曾發表報告書指出，出任公報部長的「雙李」，都曾積極參與合作，推動全斗煥的「媒體統廢合」政策。 他們把軍人安插進電視台任職，要求以全斗煥的活動作為新聞報導重點，甚至開闢時段播送讚揚全斗煥的特別節目。這是南韓媒體界的黑暗期，問題出在親政府媒體人與當局的私通、勾結與合作。 民主化後，媒體人從政更為頻繁，其中以參選國會議員為最大宗，這些人通常都曾擔任主播。當中有人持續扮演反對角色，犀利問政；也有人持續為政府護航。 1996年，曾同時出任KBS報道本部長（新聞部經理）與晚間新聞主播的朴成範，代表保守派執政黨新韓國黨（今新世界黨的前身）出馬，順利當選國會議員。 大部分加入KBS工會的記者，對朴成範不抱好感。全斗煥執政中後期，他參與新聞編播參與者，並每晚出現在螢幕前，報導總統行蹤的男人。 全斗煥獨裁時期，身兼KBS新聞部門最高主管與晚間新聞主播的朴成範，可說是媒體界權力最高的人物之一，他於1996年順利當選執政黨國會議員（圖片截圖自KBS電視台畫面) 1991年，KBS工會為反對官派社長就任，發動大規模罷工，最後演變成鎮暴警察進入電視台逮捕與驅離的事件。工會成員曾在晚間新聞直播中，衝進主播台，要求身兼新最高主管的朴成範報導工會遭鎮壓的消息，卻遭拒絕而引發記者群要求其下台。 1991年，KBS爆發大規模罷工，工會成員闖入新聞攝影棚，要求朴成範報導罷工消息，雙方發生摩擦（圖片截圖自紀錄片《從權力手中返回國民懷抱》 但在不少受過反共教育的年長觀眾心中，朴成範的穩重風格頗為人稱讚，加上電視上的高曝光度，讓他挾帶高人氣，順利選上兩次國會議員。 另一著名之例是2007年，與保守派的首爾市長李明博，一同角逐總統大位的進步派候選人鄭東泳，他在踏入政界前，是MBC週末晚間新聞主播，1996年代表在野黨投入選舉後，順利當選國會議員。 曾在2007年與李明博角逐總統大位的在野黨國會議員鄭東泳，曾擔任MBC政治記者與主播（圖片攝影：文明善）南韓民主化後初中期的「媒體人從政」，多半是政治記者或知名主播，靠著在螢光幕前露面的高知名度，還有跑政治線時累積的人脈，被政黨評斷有當選勝算，在接觸與說服下踏入政界。根據筆者統計，「老三台」（KBS、MBC、SBS）開播以來，就已有41位晚間新聞主播，後來投入選舉或公職，如此風氣持續至今。 朴槿惠總統執政後，出現較大宗的現象是，試圖任用許多媒體人進入政府團隊，惹來不少爭議。在總統上任初的訪美期間，爆發性騷擾駐美大使館女職員案件，引發國際軒然大波而遭引退的青瓦台發言人尹昶重，曾是報社記者與主筆，中途出任執政黨競選辦公室幹事後，又回到報社擔任論說委員。 同樣為記者出身，在朴槿惠總統上任第一年時，爆發性騷擾疑雲的青瓦台秘書室發言人尹昶重，最後辭去職務（[email protected]） 2014年，曾任KBS晚間新聞主播的閔庚旭，也被任命為青瓦台發言人，之後接受執政黨徵召，當選國會議員。閔庚旭在赴任青瓦台前一晚，還在晚間新聞中以文化部長的身分，在螢光幕前露面，解說時事。 從主播與新聞主管投身轉任青瓦台發言人的閔庚旭（圖片截圖自KBS電視台） 事實上，KBS勞資曾通過職業倫理綱領，當中明訂「電視與廣播節目主持人在結束其職務6個月內，不得投入政治活動」。 但最後電視台卻辯稱，「政治活動」指的是參選或加入政黨活動，青瓦台職務「屬於公職」而不在此限。如此回應，引發內部記者和記協反彈，但在政府對公營媒體箝制日益嚴重下，已無力量予以反制。 諷刺的是，繼閔庚旭後，接班的新科發言人鄭延國，也曾任MBC週末晚間新聞主播，在主管任內被挖角。 媒體人出馬競選國會議員，無論從屬哪黨，尚能透過問政發揮監督職責，但理當站在「永遠的反對者」的新聞從業員，受當局攏絡為「政府化妝師」，讓許多記者覺得顏面掃地，也能看清當下政媒關係，有多麼不堪。 在南韓，新聞圈中有個生動名詞，叫「Polinalst」，我將它譯為「政媒兩棲人士」，這詞就是政治人物（Politician）與新聞從業員（Journalist）的合體。不少南韓媒體人，未講究時效的利益迴避，以媒體作為跳板，數度往返新聞圈與政界，最後結果，就是新聞工作者的尊嚴，被踐踏殆盡。

台灣人辛苦工作繳稅，還要養黨職併公職的國民黨高級黨工？ 過去曾清查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的黨職併公職情形，發現退休金溢領高達3.2億，包括民眾服務社、救國團等國民黨附隨組織的年資，竟然也可以計入公職退休年資！ 而知名的黨職併公職案例連戰，黨職年資3年8個月併入計算，每個月可領的「退職酬勞金」（月退及優存），就高達16萬！ --- 信國民黨得黨職併公職？有這麼好的事？ http://taiwan-fugue.blogspot.tw/2016/03/blog-post_40.html 516高官 18趴利息年領2億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021352 黨產Open Data 2015/05/19：黨職年資併計公職退休年資第一階段調查報告 http://zero-kmt.blogspot.tw/2015/05/open-data-20150519.html

2011年總統選戰期間，藍營忽然發現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具有領取18趴優惠存款利率的額度，立刻展開猛烈炮火攻擊，鋪天蓋地的瘋狂轟炸。蔡英文立刻宣布放棄18趴存款，不再繼續享有這個福利【自由時報】。 蔡英文成為台灣史上唯一放棄18趴的政治領袖。    本月14日，時代力量立委徐永明批評，國民黨前主席連戰，不但年資早已被證實是黨職併公職計算，而且領取18趴利息每個月超過16萬元，居全國政務官之冠，「讓納稅人平白供養黨國大老，根本是奴隸制度現代版」。對這項指控，連戰辦公室回應說，連戰是依法、合法領取，並反指徐永明身為立委，要批判應先弄清楚事實。【東森新聞雲】  對比連戰和蔡英文兩人的思考與行為模式，令人豁然領悟。蔡英文會成為台灣總統，原來並非偶然；連戰「連戰連敗」也是其來有自。連爺爺甚至禍延下一代，兒子連勝文在市長選舉中自己慘敗不打緊，還「選情外溢」，創下歷史記錄，新北市的朱立倫差一點陰溝翻船，桃園市的吳家王朝則慘遭終結，境況淒涼。 沒錯，連戰的巨額18趴是依法、合法領取。問題是這個「法」是誰搞出來的？有沒有民意基礎？立委徐永明稱這個「法」為連戰們的「遮羞布」， 寇老則認為這是百分之百「自肥」，甚至可說是「體制內貪污」。    統治者立個法養肥自己，然後振振有詞的硬掰一切「依法、合法」，這是獨裁政權的共同特徵。據近日報載，台灣的各行各業退休金制度中，軍人平均月領49000元，其中中將加上少將2千多人，月領金額竟然超過10萬。對照勞保最高只有領16000元、國保月領不到1萬元。【民視新聞】國民黨在台灣造的孽，絕對是罄竹難書。  國民黨人在2011年逼使蔡英文放棄18趴，自己卻吃香喝辣變本加厲，個個養得肥滋滋油膩膩，這就是「一個指頭指別人，三個指頭指自己」。造孽的必結成惡果。如今個個成為七月半的豬公，被選民唾棄，國民黨也淒慘垮台，這就是報應。   國民黨的統治者和將領這樣勾結謀取暴利中飽私囊，對台灣的傷害絕對是難以估計的。下面只是隨處撿來的一些現成的例子給大家參考：  坦克翻覆墜溪 官兵3死1重傷【自由時報】  勇虎坦克「美製台組」 25年混裝車仍當主力  這次發生翻覆意外的陸軍「勇虎式」戰車，其實已經在裝甲部隊服役25年，組件由美國製造、台灣組裝，分別由不同型號戰車的砲台和底盤混搭而成，到目前仍然是國軍主力，...【HiNet】  明年國防預算微幅成長 綠委：杯水車薪【中央社】  8成公務員月退 高過7成勞工月薪【三立新聞網】  9月份起 苗縣擬全取消免費營養午餐【民視】  暑假沒有營養午餐 近50%弱勢兒吃不飽【民視】  一場颱風掀出的地方財政困境【on.cc】  軍公教退休領更多 財長：年金制度不改 國家不倒才怪！【風傳媒】    借句林則徐的名言：年金不改則國益貧、民益弱，數年之後將無可徵之餉，無可用之兵。台灣不能變成像希臘那樣，因為那必然會引來中國進犯。國人期待新政府能全力、徹底進行年金改革，而國民黨的高官與將領靠著昔日的惡法予取予求，住帝寶，喝20萬元名酒。他們當然會盡全力頑抗，台灣人民必須團結一致，支持政府改革，完成轉型正義的歷史使命。  END

  本週末，是英全政府上任滿三個月的日子，時屆百日將至，政府部門不少成員「剉咧等」，深怕外界的期待或責難紛然而來，壓力更加沉重。五二○懷抱著執政理想上任，短短時間卻看似度日如年，感覺已經過了好久，不太有蜜月的新奇與鮮度，可見當家的柴米油鹽實在磨人。 民進黨之所以上台，是國民黨執政失敗所賜，過去在台下批評，如今上台收拾，一如八年前的國民黨一樣，必然充分理解：說，比做容易多了。當初說了一口好政策，現在真正治國實作，可以立刻發現哪些是眼高手低？哪些失之本位片面？哪些根本是設想錯誤？如果新政府已經完成盤點，知道「問題」出在哪裡，那麼就可以百日做為打起精神再出發的開始，不必倦容滿面、垂頭喪氣。 前述所謂的問題，包括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各種生存發展的問題，以及執政團隊本身的內部問題，後者要先確保徹底解決，這個團隊才能全力去因應外部的百廢待舉，否則老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走路怎麼可能走得好、走得快？ 過去這三個月，民進黨做成了七十年來不可想像的一件事，就是在立法院通過了《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使得一九四五年以來國民黨接收日產、國產，經營黨營事業，乃至遍立附隨組織的蔓生藤纏，終有拉朽摧枯、重見曙光的機會。這件政績是國會創造的，馬上就要交到行政部門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來推動落實，以這個進度而言，誰說政黨輪替沒有意義？既然如此，為何英全政府仍給人焦頭爛額、缺乏成就感的形象？ 舉這個實例，就在說明：如果戰場設定正確，再大的戰役打起來，不但都會輕鬆，而且勝率較大。現在之所以不是如此，許多人已經看出來：新政府開了太多戰場，超過了本身的戰力，於是治絲益棼，自己綑綁了自己。我們不想再細數英全政府已經自行開了多少戰場，因為大家早就心知肚明，而是要討論這些壓在腳掌上的石頭該怎麼收拾？ 首先，氣色都不太輕鬆的蔡總統與林院長應該心平氣和的分別把智囊幕僚都找來，清點一下自己兼了多少工作？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給幹將來扛？經過責任指派後，就要充分授權、賞罰分明，例如總統府現在廣設委員會，除了年金改革交給副總統，國家元首不可以自己陷在什麼都想抓才放心的泥淖之中，全部都要交給別人去執行。 因為，人民選出總統，授權總統去挑閣揆，需要她（他）沉澱俗務，能以超然的格局，思考國家發展戰略，以行動指出方向，且要鼓動全國士氣，朝著想望的目標前進；可不是要找一個上台後還是排滿過多選舉行程的政治演藝者，或是一名成天鉅細靡遺，卻又遲遲不敢做決定的庶務官。 其次，五二○之初，對於那些人做什麼，英全兩人事實上是有一些基本輪廓的，例如總統抓國安會與外交兩岸國防，林全抓財經，副閣揆抓國會，三個月下來各自抓得怎麼樣？有沒有正業沒務好，盡插手去管副業？若干凸槌事件是在誰的責任區發生的？明天起如何改善？無法改善又如何懲處？如果把話說清楚，釐清指揮體系，組織才可能真正動起來。 第三，才短短時間，新政府已經出現前線吃緊、後方緊吃的徵兆。有些人累得要死、到處滅火，有些人未獲指令、閒得發慌，有些人搶食資源、實在難看，有些人藍綠通吃、擺明酬庸，箇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分層負責不彰、獨鍾單線領導造成。要改善這些現象很簡單，對首長施權並課責，誰用的人誰負責督導，不督導就要誰自己負責。 以上這些領導的ABC，提醒英全政府舉一反三，務必在最快時間做出最好的調整，如果不覺有錯或不以為意，那麼對自己與團隊仁慈，就是對人民殘忍。

司改談了近廿年，也參照相關團體的建議，該修法的修法，該建立制度的建立制度，要評鑑給評鑑，要淘汰就淘汰。但成效無法讓人民滿意，究竟問題出在哪裡？ 司改所面對的，是盤根錯雜的憲政體系、審級架構，兩千名法官的有機組織，以及缺乏理性思辯的法治文化底蘊。改革者一定要深刻的體認到，司改不是拆除公車專用道，展現個魄力，交通就自然順暢。也不能像操縱無人空拍機，認為搖桿之間就可以發現事象，找出根源。 問題是要怎麼做？方法可以非常複雜，例如將司法院審判化，但這是非常高層次的憲政工程，恐非朝夕可及。當然，也可以簡單鋸箭，認為再加強外力的管考、淘汰力道，法官們就會乖乖就範。如果看過日本動畫《海賊王》的魯夫，就會瞭解從二檔進化到三檔，雖然可發揮驚人力道，但狀態解除後，身體會因膨脹關係而使得能力反蝕，縮小變成二頭身小不點。此從目前司法實務界普遍瀰漫的消極氣氛，不得不令人憂心，管考愈多，距離正義愈遙遠；監督愈密，反讓良心愈萎縮。 因此，改革必須務實，套一句廣告詞說的，打底固筋骨。重要的是，要如何讓兩千多位法官能夠、而且願意，從基礎漸進自我昇華。輿論期許於司法的，最重要的是量刑的公正、妥適與判決的時效。這三者，可說是司法正義的核心，也是司法改革最關鍵的議題。任何改革如果脫離這個主軸，只會治絲益棼，徒勞無功。個人的建議很簡單，兩面盾三支箭： 第一面盾，在民粹當道、名嘴治國的當下，司法首長必須能以其威望、憲法高度，勇於捍衛司法尊嚴，維護憲法有關審判獨立的核心價值。 第二面盾，進行裁判書的通俗化、簡明化，讓司法能透過裁判書與社會進行對話，爭取社會的瞭解與支持。 第一支箭：改良現有「量刑資訊系統」，去繁為簡，使便於操作，確實能輔助法官公正量刑。 第二支箭：徹底廢掉辦案成績及其附隨的管考、升遷措施，讓法官下判決的當下，心中所考慮的只有良心、正義與法律，而不是辦案成績與升遷算計，真正做到妥適量刑。 第三支箭：累積個案經驗，逐一檢討整個偵查、審判流程，確實釐清審級角色與功能，精進縮短，避免重贅，以落實時效正義。 （作者為現代財經基金會司法法制委員會委員）

  紀錄片《十二夜》關心被關進收容所的流浪狗，因為只要入所十二天，經公告卻無人收養，就會被安樂死。經過紀錄片的呼籲，零安樂死已成共識，但是「領養，零棄養」的實際行動明顯不足，關進狗滿為患的收容所，命運依舊坎坷，依舊可能是未爆的地雷。但若非有紀錄片揭露實況，牠們的聲音和身影有幾人關切？ 貓狗不會人言，受盡霸凌時，確實需要有人出面主持公道，台大生虐貓殺貓事件引發公憤，但是激進人士在開庭時用鷹爪功攻擊虐貓人的暴力行為，同樣引發輿論譁然，畢竟看不爽「畜牲」（指那位台大生）就打畜牲的蠻橫，同樣也該譴責，以暴制暴的「私刑正義」，多數只是宣洩情緒，從來無法解決問題。只要法院能夠即時做出公正判決，多數台灣人確實不會那麼容易被激情給混淆了理性。 歷時三年的國道收費員抗爭昨天終於達成共識，露出解決曙光。紛爭的起因其實是交通部和遠通電收自以為對收費員的安置照顧，已經「仁至義盡」，若非他們大聲抗爭，一般人根本無法體會「不計年資，一律以加七個月底薪資遣」和「安置五年內薪資不減」的安置方式，對這群就業能力有限的卑微勞工，又是多沉重和絕望的落日打擊，如果他們不激烈抗爭，誰來聆聽他們的聲音？ 勞工抗爭，不應該從「會吵的人有糖吃」的觀點看事情，但在聆聽弱勢的時候，政府也應直指問題核心，追究該負責任的企業主與放任爛攤子不管的失職官員，同時也不要忘記用來解決問題的公帑都是民脂民膏，公義不是施捨，不宜滿足貪得無饜的私欲，更不是擦屁股的衛生紙。（藍祖蔚）

【歷史上的今天】 1953/8/18 行政院公佈「戡亂時期檢肅匪諜舉辦聯保辦法」。 實施後，在各級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及社團、財團任職者，必需有兩人以上的保證人。 人與人之間需要互相嚴密監視、考察(不只是被保證人，連保證人之間都要互相監視)，只要裡面有人被認為是「匪諜」事情就大條了： ※ 涉及包庇藏匿者，依「懲治叛亂條例」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 不告密檢舉或縱容之者，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 不知情但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以行政執行法或公務員懲戒法處罰之。 臺灣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係，在戰後這類措施的實施下，徹底崩解。數不盡的人因此鋃鐺入獄甚至被處決。 這也是臺灣除了資源被掏空強佔、人民被屠殺、文化語言被毀滅、歷史記憶被置換加上無止盡的戰爭威脅之外，被中華民國政權統治所付出永遠無法彌補的代價之一 圖：臺灣綠島人權紀念碑(引用自wiki)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