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總統欽定戒嚴時代的檢察官也是司法加害者謝文定當司法院院長，聽來實在令人毛骨悚然。戒嚴時期的不當判決中，謝文定擔任過檢察官，是共犯結構下的幫凶，並曾獲戒嚴獨裁者蔣經國頒「最優人員」，這樣完整的加害者資歷，竟可以讓蔡總統欣賞，不知蔡總統心中的轉型正義為何。 曾為法學教授的蔡總統，難道不知道戒嚴時期在共犯結構下的檢察官其實就是體制下的加害者。加害者，根本就是罪犯，應該追究責任。縱然我們在戒嚴時，司法放過他們，但是他們本不該再成為司法體系的執法者，早應建立一套退場機制給他們。而現在口口聲聲要做轉型正義的蔡總統，卻要讓加害者成為司法的守護者，顛倒是非，成為世界笑柄。 在台灣戒嚴時代，加害者不但無須承擔錯誤，也無須追究罪行。當年人民被剝奪人權，似屬常態。受苦的台灣人民前仆後繼地用自己的血汗、青春與性命，以和平的方式換得今日珍貴的民主與自由。但這不代表，我們就因為沒有審判而失去是非對錯的準則。德國的轉型正義之所以受到世人尊敬，是因為他們繼續審判追究。當年加害者的殺人罪終身追究，沒有追訴期限。 而台灣的轉型正義，在解嚴後國民黨繼續執政下，完全沒有碰觸。當年的戒嚴時期在解嚴前，就已經擔心加害者被追究責任，而另外訂定一個完全不允許追究加害者罪責的法令，用來保護當年的加害者。使得台灣在述及戒嚴時期不當判決案例時，都只有受害者卻完全沒有加害者。這個荒謬，不僅無解，還在總統心中失去份量，才會讓總統忘了戒嚴時期加害者的存在。台灣長期以來，因為沒有公正審判，所以就沒有清楚的是非，才會讓社會長期被加害者用似是而非的語言製造紛爭與對立，導致連總統都混淆是非了。 （作者曾任德國台灣協會會長，著有《借鏡德國》）

  事隔近半個世紀，台灣先後出現保衛釣魚台，和保衛太平島的「保土」運動，但兩次運動的時空背景、真假情境、熱烈程度大不相同，顯現人民判斷力的成熟。 釣魚台發生爭議時，既不在台灣控制下，也不在中國控制下，卻是國、共鬥爭的舞台。國民黨政府指控中國唆使海外左派放火，想以「民族主義」統戰在海內外的台灣學生，讓國民黨政府內外交困。 「中華民國」從未控制過釣魚台，對它交由美國託管未提異議，等要交還日本時，因為左派示威，才不得不隨之起舞，在國內由救國團控制有限度的示威，在海外由海工會動員與左派抗衡。官方與美國交涉，只求低調，不要讓事情鬧大。 保太平島與保釣時空最大差別在民主與威權，資訊公開與封閉。保釣學生並沒有完整資訊，只聽幕後主使者煽動，群起吶喊捍衛主權，自己既不能登島，立委不敢作秀，憤青更不敢要求蔣家父子「登島宣示主權」。 這次保太平島，沒有熱血的青年，只有高血壓的政客，特別是失去政權，不義黨產行將不保的國民黨政客。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兩黨政權都實際佔領並主張對太平島主權，國際仲裁法庭的決議，也沒有觸及主權問題，學生不受騙，國民黨政客只好自己作秀。 但他們的歹戲不能叫座，想拿總統和國防部長來當他們作秀的工具，像他們一樣兒戲，沒有必要的登島「宣示主權」，以達到他們轉移焦點，配合中國以民族主義統戰對抗美國的目的。 國民黨用資訊封閉時代的手法玩弄假議題，註定要失敗。玩保太平島的假戲，保不住不當黨產，也改變不了年輕世代認同台灣的愛國主義。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國際常設仲裁法院本月十二日對南海仲裁案出爐，相關各國都有反應。在本案大獲全勝的菲律賓，得意不忘形，將據此裁定與中國繼續周旋；中國氣急敗壞，把南海軍事化動作不停，但必面臨更多國際挑戰；美國重申南海自由通行的國際通則，將以行動制衡中國。越南出現反中國的民間活動，旋遭政府壓制。在台灣，有些政黨及媒體反應強烈，若干漁民抗議，政府回應不失理性克制。 討論及回應仲裁結果，要以事實為基礎，以免失去理性，徒增無謂之爭。最基本的事實是，本案裁定宣告南海為國際海域，不是單一國家的內海，各國有航行通過的自由權利。其次，包括太平島等南海島礁全數為岩礁，但以裁定不涉主權，我實質佔有太平島的主權不變。另外，中國依歷史主權所主張的九段線沒有國際法根據，且隨中國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而失效，其在黃岩島的活動侵犯菲律賓從本土延伸的主權。 這一裁定，從台灣的角度看，利弊互見。南海經裁定為各國可自由通行的海域，符合台灣及區域各國利益。南海是包括台灣在內的國際經貿要衝，每年有五．三兆美元貨品通行，佔全球海運貿易總額約三成；相較於南海為單一國家控制，利害立判。另一方面，太平島降格為岩礁，且裁定以「中國台灣當局」稱呼台灣，國人難以接受，國內出現若干反彈，可以理解。 國際問題是國內政治的延伸，從各國反應可看出內部差異。中國群情激昂，網路出現不惜一戰的意見，但也有學者檢討當初不參與仲裁以致外交政策流於民族主義化，官方在宣布於海南島附近再次軍演同時，也刪除抵制肯德基的抗議照片。越南不是仲裁當事國，但與中國在南海爭議不斷，反中民間情緒趁機發作，也遭政府打壓。中國與越南都是共產國家，打壓公眾抗議活動，旨在避免民間過度反應限縮其外交戰略空間。菲國克制仲裁後的歡慶，也為謀更大國家利益。 台灣的反應，大致有幾端。漁民的反應可以理解，實質維護漁權也是仲裁後政府應致力的要務。至於捍衛主權，有過度反應之嫌：仲裁案未涉主權，我對太平島主權不變，既無人挑戰，何需大張旗鼓捍衛？有人主張劃定太平島周遭兩百浬專屬經濟海域，也屬多此一舉；前此不為，有其務實考量，在仲裁案出爐之後貿然行動，不啻公然挑戰國際共識而逆行，台灣要學中國當南海的麻煩製造者嗎？ 政媒有人推銷反美情緒，也是禁不起事實驗證的藉機起鬨。的確，美國或鼓勵菲國把南海爭議訴諸仲裁，但指美國操控仲裁過程，想像力未免太豐富。事實上，幫菲國打贏仲裁案的律師賴克勒（Paul Reichler）雖是美國人，但他在國際法界以協助小國對抗大國著稱，如模里西斯勝英國、孟加拉贏印度及最知名的，一九八六年代表尼加拉瓜控告自己母國美國的勝訴官司；這次為菲國對抗中國挺身，是賴克勒踐行一貫之道。同時，五位仲裁法官在國際間專業地位都高，絕非美國所能集體左右。台灣對仲裁結果當有異議，但牽拖美國藉仲裁案貶抑我國，未免向壁虛構；藉此煽起反美情緒，顯然別有用心。 我國最應在意的，是仲裁法院以「中國台灣當局」相稱。然而，冤有頭債有主，這是中國從未間斷在國際社會打壓的結果。從而，在仲裁案呼應中國「兩岸共護祖產」、一起捍衛南海主權，形同神經錯亂、認賊作父，充當引發這次仲裁案「南海惡棍」中國的嘍囉，公然與周邊國家作對，若非頭殼壞去，就是居心叵測。 台灣有政媒要蔡英文總統去太平島宣示主權、到國會報告，這是把仲裁結果上綱為主權之爭，文不對題，當政治表演無妨，卻認真不得。國民黨堅持Ｕ形線，這與被仲裁法院駁斥的九段線系出同門，也凸顯這個打著中國旗號的政黨，儘管連遭民意唾棄，中國特色不改。至於退職兩個月的馬先生，對仲裁案說三道四，強推自己任內不做或做不到的，只是不知藏拙、自曝不甘寂寞的過氣政客特質。 一場南海仲裁案照出相關國家及國內政媒諸多本質，還真有照妖鏡的作用。

1983年5月16日的聯合報3版報導指出，代中興號頻拋錨的窘況。   圖：管仁健提供   「新娘車」又惹禍了！中國旅客來台觀光，遭遇史上最慘的火燒車意外。24名來自遼寧的旅客，2016年7月19日中午，結束在台8天旅程，準備搭機返家時，卻在距離桃園機場不到5公里處，搭乘的遊覽車突冒濃煙，隨後衝撞護欄陷入火海，車上的中客（加2名台籍司機與地陪）共26人，在密閉車廂慘遭燒死，據7月20日《自由時報》報導〈遊覽車頭起火詭異！專家疑拼裝「新娘車」惹禍〉：「檢警透露，遊覽車左後逃生門疑設暗鎖，阻斷了生路，將追究變更車體內部的相關刑責。有媒體報導，專家認為，該輛遊覽車車頭起火相當『詭異』，也懷疑遊覽車是業界俗稱的『拼裝車』，外觀漂亮，卻很脆弱。」  《東森新聞雲》報導，警察大學交通系兼任教授郭守穗表示，一般遊覽車車頭大多是電箱或電線，引擎在車尾，這起火燒車的起火點卻在車頭，又造成這麼大的火勢，相當詭異。他提到︰「國內的遊覽車幾乎都是進口底盤，之後在國內加裝車體，並非進口時就『一體成型』，業界稱這種拼裝車是『新娘車』，外觀好看，卻不堪一擊。他也認為，車齡並非主要問題，如過去國光號的灰狗巴士為一體成型的車輛，但用幾十年都沒問題。」  2008年馬英九一上台，就在毫無配套措施下，貿然開放中國「一條龍」式的旅遊團，以低價甚至免費來搶客。拿這次事故為例，只收人民幣4000元，還要在8天7夜走完全台重要觀光景點，除了每天逛台灣人也從未見過的「特產」店來剝皮，收取高額回扣；就只能在遊覽車上動手腳了。但這種「中國人坑殺中國人」的一條龍式剝皮團，卻成了藍營至今還掛在嘴上的「政績」。  例如前年台北市長落選後就暫時淡出的連勝文，20日趁此災難又跑出來刷存在感，對著記者指責︰「現在為何台灣觀光問題層出不窮，重大公安事件一再發生？完全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嗎？當權者信誓旦旦要全力發展台灣觀光，解決問題之類的言語，全部都是空話？」但連公子大概不知道，這些外觀華麗卻不安全，中看不重用，簡直就是官二代的「新娘車」，究竟是怎麼產生的？必須從連爺爺擔任交通部長說起。  1949年國府遷台後，大朝廷變成了小朝廷，很多中央單位都被裁撤。而台灣由於公路總里程數不多，因此，隸屬於交通部的公路總局也被「精局」，所有業務均交由台灣省汽車處改組升格的公路局負責，但「交通部公路總局」的官印，仍會蓋在每個台灣人的駕照上，成了金屬製的橡皮圖章。所以省公路局不只是管全島公路的建設、維修與監理，還要自己下來經營客運業務。  1967年與1979年，台北與高雄升格為直轄市，兩市的公路業務均移交該市政府管理。加上1978年基隆至高雄的高速公路全線通車，省公路局要獨攬高速公路的客運經營權，因此在1980年10月1日，省公路局依《公路法》規定，將公路工程與公路監理之外的公路運輸業務，獨立為公營的台灣汽車客運公司，這也就是現今國光客運的前身。  其實早在改為公營的台汽之前，為了壟斷高速公路客運路權，避免其他民營客運或遊覽車業者爭食這一塊大餅（這不只是經濟考量，也有政治考量，公營的鐵公路才能在群眾運動時，不計商業利益而斷然停止載客）。公路局在1976年就自西德進口賓士OF1417底盤，自行打造為中興號，專跑台北到台中之間的高速公路。  到了1978年，為了因應南部段的高速公路通車，也為了平衡與美國的貿易逆差，公路局不惜鉅資，引進MCI灰狗巴士~MC8的國光號。不但與中興號一樣有冷氣，還加附廁所，專門行駛於高速公路；最大的差異則是進口時就一體成型，後輪也比較多，因此，不但乘坐平穩舒適，且堅固耐撞，當時號稱只有火車不能撞而已。  台汽有這麼好的車，依法又有高速公路的獨家營運權，照理說，應該是不可能有競爭者才是？抱歉，據我當兵時的經驗，台汽的班車根本不夠，又無法準時發車，乘客總是大排長龍，經常一小時還發不出一班車，買了票也只能苦等。  另外，中興號與國光號只停大都市，像我在雲林下基地時，就必須到達後再換兩次車。但遊覽車業者非法經營高速公路客運的野雞車，下了交流道卻是各鄉鎮巡迴，讓乘客省下換車的時間與金錢。  政府查緝野雞車，不讓他們在台北車站附近停車，更嚴禁設點售票。但我們熟客也都知道，哪家冰果店屬於哪家野雞車，生客在車站內外也都有黃牛攬客帶路。我們一進去，正妹服務生隨即端上冷飲，價錢雖貴，卻附了一紙帳單，銀貨兩訖後就拿著帳單登車。有時風頭較緊，還要先搭小黃或中巴轉乘。  雖然乘客也都知道野雞車是拼裝的新娘車，安全性不及一體成型進口的國光號，但公營的台汽服務差，車也不夠，根本無法壟斷高速公路的客運權，但交通部還是硬逼台汽拿出11億9千萬，收購189輛野雞車，另外再租斷513輛。有了這些生力軍，台汽的運量應該可以大增，在高速公路上非法經營的野雞車也就該絕跡了吧？  抱歉，在台汽租斷這些新娘車之前，已在行政部門討論了兩年，原車主在這兩年內根本無心保養，只想多跑一趟多賺一筆，在被租斷前能賺多少賺多少。等這些新娘車引擎嚴重磨損後，台汽剛接收時還勉強跑得動，但幾個月後，所有的毛病都出來了。  年輕的鄉民一定不解，新娘車在非法業者手上就能營運，為何被台汽買了或租斷後就成了廢鐵？因為非法業者一家只會買一種品牌，而且只有一種型號。但被台汽買了或租斷後，這702輛分為8種廠牌，25種型別，各有各的零組件，完全無法保養。一有毛病就停擺，發車表變成純參考用，旅客抱怨連天。在市場需求下，又有新的非法野雞車加入營運，台汽因此元氣大傷。  這些新娘車若附有廁所，就被台汽編為代國光號；若沒有，就編為代中興號。但乘客在台汽購票時，只能按時刻表買中興號或國光號，至於進站時是真的灰狗巴士型國光號，還是新娘車的代國光號，全憑運氣且不能更換。代國光號常沒冷氣，車上又滿是異味，更糟的是經常拋錨，要在高速公路上等下一班代國光號經過，有空位就坐，沒有就站著。  最慘的一次是我從高雄到台北，代國光號在苗栗拋錨後，好不容易坐上另一班，結果過了新竹又拋錨了。花了9小時才到台北，下次我坐車時，就仔細看一路上到底有幾輛代中興號或代國光號會拋錨，還好，那次只看到7輛拋錨。  1981年實施的購買或租斷野雞車，到1982年就已證明完全失敗。被代中興號與代國光號拖累，大家連正牌的中興號與國光號也不坐了。台汽的生意一落千丈，死灰復燃的野雞車更加猖獗；交通部不敢嚴加取締，卻也不願開放第2家業者合法經營，就這樣一直拖到1988年解嚴後，交通部才將這些野雞車業者整合成統聯，於1989年9月6日正式成立。  但當時加入統聯的僅有77家、436輛車，未加入統聯則高達355家、2240輛（占82.2%）；可想而知，未加入統聯的遊覽車還是會繼續上路，即使交通部希望未加入的遊覽車公司由統聯吸收成立「遊覽部」，專心合法經營旅遊包車，不再經營高速公路客運；但從台汽租斷的恐怖經驗可知，統聯不可能重蹈覆轍，野雞車持續坐大；最後第3家、第4家也就一直開放下去了。  要怎麼整頓現在亂象頻生的中國「一條龍」式旅遊團？以及這種胡亂拼湊卻全台流竄的新娘車？民進黨已是第2次執政了，國會與地方首長也都占多數，人命關天，應趕快拿出辦法嚴格執行，別再推給前朝了。至於對政治仍不死心的連公子，也要認清事實，令尊擔任那6年的交通部長，與新娘車的氾濫也脫不了關係的。 作者：管仁健（文史工作者）

三立新聞，2016年7月18日 Irène Brice : “Non, non, pas de merci et pas de madame ! Il faudra m’appeler Irène si vous voulez qu’on devienne amies !” （Irène Brice：「不，不，不要說謝謝，不要說夫人！您若希望我們成為朋友，就應該叫我 Irène。」） L’Accompagnatrice (1992) 包括官方的中央社在內，絕大多數的台灣媒體說，因一銀盜領案而在宜蘭被捕的那個拉脫維亞人是「安德魯」。《自由時報》在18日的頭版上則寫：「安卓斯（另譯安德魯）」。這個廣泛被採用的「另譯」也是台北市刑警大隊所採用的譯法。《蘋果日報》網站在7月14日首度報導此人時，在照片下方註明「安德列斯（PEREGUDOVS ANDREJS）」。歷史悠久的台灣英文報紙China Post的寫法是Peregudovs Andrejs，而我所認識的在台歐美人士們首選的Taipei Times則是寫「Andrejs Peregudovs」。哈哈！一個盜賊，各自表述。   這些「安XX」顯然皆譯自「Andrejs」。這個字到底怎麼唸？ 不同的語文有不同的字音對應原則。如果老是照著自己所通曉的語言去唸各國的專有名詞，難免鬧出糗事。以下故事純屬道聽途說，無不敬之意：曾有某位（可能學過英文的）法國記者唸Chien Foo（錢復），雖把名字唸對了，但卻按照法文習慣把「Chien」的「Ch」讀為「西」，因而把我們這位前外交部長的姓名唸成跟法語的「chien fou」一模一樣！以其修養，錢復對這種事應該會一笑置之；但若這種事的「苦主」來自玻璃心大國，那就可能演成一場外交災難囉。 台灣國內有沒有人會拉脫維亞語？就算有，想必屈指可數（旁話：國家總該有個常常更新的特殊人才資料庫啊）。如果沒人，好歹可透過外交部找到幫手（我國在拉脫維亞有派駐大使喔）。 即使在歐洲，會拉脫維亞語的人也不超過歐盟人口的0.6%，而且大多數居住於拉脫維亞境內。歐洲議會所使用的正式語言多達二十四種，其中包括更少人使用的愛沙尼亞語。在這個多語環境中，專有名詞的讀音是個常會遇到的頭痛問題。他們很聰明地利用現代科技，在議員個人資料網頁提供聲音檔，由真人發音，先唸出姓，然後唸出名。碰巧，在拉脫維亞所選出的歐洲議會議員當中，就有一位Andrejs Mamikins。我們可從而得知，拉脫維亞語的「Andrejs」讀音接近「昂德瑞」。在見諸台灣媒體的譯名之中，《蘋果日報》最初採用、後來放棄的「安德列斯」最接近原音。（註） 拉脫維亞語的「Andrejs」與英語的「Andrew」同源，所以「安德魯」的譯法難謂錯誤。這種翻譯方式存在已久（超過一百年），其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英文的「John」：這個單音節名字通常被譯為「約翰」，而「約翰」可能是在十七世紀或十八世紀時音譯自於拉丁文的Iohannes。不過，在實際操作上，「安德魯」的譯名有個壞處：追捕通緝犯的員警有時會出其不意地逕呼其名，而譯名與原字的讀音若差別太大，就難以產生效果。 從「理論」層次來看，這種譯法跟其它人名漢譯一樣，都是譯者在無SOP可循的情況下各顯神通的產物（所以有層出不窮的「另譯」，無藥可救）。此處所謂的「理論」並非象牙塔的專利，連警察業務也會遇到它。拉脫維亞男子名「Andris」也跟英語的「Andrew」系出同源，而且名喚Andrejs與Andris的拉脫維亞人目前各約有兩萬多人。假如這批盜領者之中既有個Andrejs，還有個Andris，怎麼辦？都稱他們是「安德魯」？還是按年齡或體型分別稱他們為「大安德魯」、「小安德魯」？ 假如此案共犯不是Andrejs，就是Andris呢？稱呼他們「安德魯一號」、「安德魯二號」、「安德魯三號」…？ 這個問題的另一面是：在宜蘭落網的這個人到底姓什麼、名什麼？在刑事警察局公佈於7月17日的資料上，此人為「Peregudovs Andrejs（佩脫里多瓦斯）」 刑事警察局，〈0711一銀竊案已知嫌犯〉，新聞稿，2016年7月17日08:14:20。 大家都知道，歐洲的姓名排列順序跟我們相反。多數記者可能因而以為此人姓Andrejs。對嗎？錯誤機率應達99.99%。 常見的歐洲人的名字往往是某些人的傳家姓氏，例子多到可以玩接龍：Warren Christopher、Christopher Andrew、Andrew Neil… 不過，大家也都知道，歐裔人士遇到同名者的機率遠高於遇到同姓者。名為Andrejs的人肯定是姓Andrejs者的N倍。 另一個線索是「Peregudovs」。看過這個字嗎？常看到？這個字較常出現在名，而非姓？有沒有歐洲人的名字拼寫方式與它相似？如果這些問題的答案多數為「否」，它就比較可能是個姓。事實上，若把字尾的s去掉，它就等於俄文姓氏Перегудов羅馬化後的「Peregudov」。Peregudov這個姓氏出過不少名人，例如蘇聯第一艘核能潛艦的首席設計師Vladimir Nikolayevich Peregudov，演員Sergey Peregudov等等。 依照常識與經驗來研判，被台灣警察逮到的那個傢伙姓Andrejs、名Peregudovs的機率微乎其微。 所以，刑事警察局將那個人的姓名錯置囉？非也！基本上，台灣刑警的書寫方式跟國際刑警組織的通緝佈告一樣，先列出姓氏，後寫上名字： 國際刑警組織的通緝佈告先寫姓後寫名，各國護照的格式也是如此。這兩套系統理當然地互相配合。如果刑事警察局也在姓名之間加上逗點，多少可以避免記者的誤讀。（台灣的護照上在姓名羅馬拼音裡就有這麼個用以區別姓與名的逗號） 其實，刑事警察局新聞稿上的「佩脫里多瓦斯」就已提示了那個人應該是姓Peregudovs。不過，我左看右看、正著看、反著看、甚至把字母順序倒著唸，還是無法理解為何Peregudovs會被譯成「佩脫里多瓦斯」。刑警可能在抄寫或剪貼時弄錯了吧？！這很有可能，既然同一新聞稿還將「拉脫維亞」寫成「拉股維亞」。我猜，承辦人員可能過於勞累。（蠻牛的廣告商照過來，這裡有個好題材^^） 話說回來，台灣的媒體往往不太在乎歐美人士的姓名區分，在報導中只寫人家的名字而不寫姓氏。這種現象多出現於國內社會新聞，少見於國際新聞版。不過，我們幾乎天天看到這個始自1990年代的怪象異例： 中央社：電郵事件影響 新民調：希拉蕊川普平手。 自由時報：仿Pokemon GO自製動畫川普諷希拉蕊不老實。 蘋果日報：女性問鼎白宮 希拉蕊創歷史。 聯合報：希拉蕊面試 副手四選一。 對照組： BBC: US election 2016: Bernie Sanders endorses Hillary Clinton. CNN: New Clinton ad paints Trump as unsteady on foreign policy. The Guardian: Who will be Hillary Clinton‘s running mate? New York Times: Hillary Clinton Rejects F.B.I. Claim That She Was ‘Careless’ With Emails. Wall Street Journal：Where Hillary Clinton and Donald Trump Stand on Economic Issues. 從標題到內文，以上幾篇在指稱這位民主黨候選人時，不是寫「Hillary Clinton」，就是只寫「Clinton」。 日文主流媒體的寫法基本上符合英文的原則，或寫「ヒラリー・クリントン」（ Hillary Clinton），或只寫「クリントン氏」（尤其在標題）： NHK：民主党クリントン氏 指名確実に 讀賣新聞：クリントン氏メール問題、捜査終結…立件見送り 朝日新聞：トランプ氏は米国民を分断、クリントン氏が厳しく批判 在歐語（含英語）的正式（formal）用法中，若被指稱者是成人，不可只稱名而不稱姓。一般而言，只稱名而不稱姓的稱謂僅限定於：1. 對象是小孩；2. 彼此是親友或共處於一個小團體（如辦公室、球隊等等）；3. 被如此指稱者同意或主動作此要求（年輕人之間往往如此，包括在PUB初遇的陌生人）。此外，新聞記者有時會為了避免給被報導的對象帶來困擾，而姑隱其「姓」，僅寫出名字（通常是「菜市場名」）。貫穿這些規則的是「姓/名」與「人際關係遠/近」之間的對應關係。英文在台灣教育體系中早就是人人必學的科目，老師應該有教過這些使用規則吧（？） 在台灣指稱使用漢語姓名的人時，我們所遵循的某些規則其實跟歐美大同小異。試想，在報導白曉燕案時，會有記者說「警方全力緝捕進興」嗎？同理，財經記者在報導台積電的新聞時會說「張忠謀」、「張董事長」、或「張先生」，沒有人會蠢到寫出「在股東會上，忠謀說，去年算是蠻成功的一年」之類的語句。 不過，如果台灣有很多記者跟那位「安德魯」頗熟，那就另當別論了… 比較明顯可見的是，咱們的警方跟國際刑警組織不熟。中央社在7月12日已告訴我們： 2名俄羅斯籍男子8日入境台灣後，盜領第一銀行ATM約新台幣7000萬元，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與刑事局今天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將透過國際刑警組織通報逮捕這2名嫌犯。（游凱翔，〈第一銀行遇駭 檢警請國際刑警組織協助〉，中央社，2016年7月12日 18:49） 一星期過去了，對方似乎「只讀不回」： 我方已將涉案十七名洋嫌及關係人資料，以「紫色通報」轉給國際刑警組織，要求轉至他們潛逃出境的相關國家，對方國已收悉，惜尚無回應。（姚岳宏，〈歐美各國來取經？ 刑事局說沒這回事〉，《自由時報》，2016年7月20日） 國際刑警組織網站上亦無任何台灣發出的通緝資訊： 國際刑警組織的網頁稱我國是「Taiwan, china」，真是奇怪：警察竟然怕惡勢力。（苦笑） 既然每年有可觀的人與貨物流經台灣，台灣只要採取不合作政策，絕對有條件成為國際治安網上的一個大漏洞。有鑑於此，草民我斗膽建議警政署發函給國際刑警組織，告訴他們：「由於台灣警察迄今未能加入貴組織，而且我國被貴組織粗魯地冠上一個欠缺尊重的名稱，我國員警因而心情欠佳，歉難有效率地協助貴組織監視緝捕國際逃犯」。看看他們怎們辦！

  國際仲裁南海爭端，在中國，無論何事何由一提「愛國主義」就是政治正確，既不能打仗又不能抗議。於是，愛國賊們轉謀下策，呼籲抵制外國商品，成為發泄手段之一。圖／取材自網路 民報合成   2016年7月，國際常設仲裁法院有關南海爭端的仲裁結果出爐後，中國網路上，激起民族主義的狂熱喧囂。「愛國主義」言論，一再刷屏。 「老祖宗留下的領土」，「一點也不能少」，「一寸也不能丟」。這些話，從國家領導人嘴裡，再到大國小民嘴裡，異口同聲地喊出來，增添了鸚鵡學舌的滑稽。 單說南海，就依中共當局的「歷史權利」說：南海領海範圍從中華民國繼承而來。那麼，中華民國的十一段線，如何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九段線？少了兩段，豈止少了一點？中共把那兩段賣給了誰？越南。依照當今中國人的認知標準，這就是賣國，鐵板釘釘的賣國。 至於「老祖宗留下的領土」，最顯眼的，莫過於北方領土，被俄羅斯強奪的15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四十多個台灣和六分之一個中國，如今依然在俄羅斯的版圖上，中國豈止丟了一寸？ 2001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代表中國政府，與俄羅斯政府簽署邊界協定，正式追認《伊犁條約》、《北京條約》、《璦琿條約》等一些列中俄不平等條約，全面放棄歷史上俄國掠奪的中國領土。甚至放棄了可以回歸的海參崴（相當於四十多個釣魚島）—— 根據蘇聯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在1946年簽訂的條約，海參崴應該在50年後，即1996年，歸還中國。英國如期歸還了香港，葡萄牙如期歸還了澳門，俄羅斯卻拒絕歸還海參崴。這一拒絕，得到了中共當局的默許，成為永久拒絕。 作為「老祖宗留下的領土」之一，海參崴是中國地名。俄羅斯取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征服東方」、「統治東方」，明確承認就是從中國搶來的，以示炫耀和羞辱。 其實，南海爭端仲裁後，中國政府和民間都再次上演了《阿Q正傳》，再次大大地弘揚了阿Q精神。再次證明近代中國作家魯迅穿透國民性的眼力、及其偉大作品《阿Q正傳》的經典與不朽。 仲裁前夕，中國官方媒體鼓噪戰爭，解放軍三大艦隊在南海大舉軍演，擺出以武力威脅對抗和平裁決的架勢，但仲裁結果揭曉後，中共調子卻立即軟了下去，尤其迴避與美國交鋒。由御用學者出來打圓場，說：南海爭端，「還是需要和平協商解決。」 至於中國民間，無數人喊打喊殺，要求宣戰、開戰。口喊「南海要開戰，我第一個參軍。」「我要上戰場，請給我發槍！」卻連上街遊行示威的膽量都沒有。因為，當局提前向各大學發文通知：「不得上街遊行示威，否則，依法依規嚴肅處理。」於是，號稱「愛國者」的愛國賊們，嚇得臉都白了，腿肚子打顫，哪裡還挪得動腿？中共當局屏蔽仲裁文全文，明目張膽地愚弄國人。被剝奪了知情權的愛國賊們，竟也無人出聲抗議。 既不能打仗，又不能抗議。於是，愛國賊們轉謀下策。呼籲抵制外國商品，成為發泄手段之一。近些年來，愛國賊們一直忙不迭地呼籲。因為釣魚島，呼籲抵制日貨；因為美國巡航南海，呼籲抵制美貨；因為南海爭端，呼籲抵制菲律賓貨、越南貨；因為薩德導彈防禦系統，呼籲抵制韓國貨……於是，擺樣子的相片裡，抗議的橫幅越拉越長：「堅決抵制美日韓菲越貨……」 口號喊得震天響，然而，現實生活中，抵制外國貨的中國人，寥寥無幾。於是，有些愛國賊們跑到肯德基和麥當勞等美式快餐店，高舉紅旗，高唱國歌，堵住門口，不准顧客進入。 這些愛國賊們對中國民眾高聲訓話：「你們吃的美國肯德基，丟的是老祖宗的臉。」 「將來打仗的話，每一顆炮彈都是你們贊助的。」「如果吃了肯德基，將來都是漢奸。」有顧客不堪騷擾，被迫離開，愛國賊們跟在後面喊：「走吧，走就是中國人！」 經中共網警過濾、刪帖、屏蔽，批評愛國賊的意見似乎不多，然而，仍未能擋住部分中國人清醒的回應：「抵制日貨美貨，不如抵制蠢貨！」 南海風波未平，另一風波又起。共青團中央盯上了演員兼導演趙薇，指控她聘用了「台獨」演員戴立忍。在「愛國主義」的大旗下，發動網路輿論大攻勢，瘋狂圍剿趙、戴二人，迫使二人低頭「道歉」。他們合作製作的電影片名《沒有別的愛》，應該解讀為，只能愛黨，沒有別的愛。此事激發的反應之一是，台灣人發起「向中國道歉大賽」，轟動網路，成為絕妙諷刺。 而今年早些時候，中共喉舌《環球時報》也是高舉「愛國主義」大旗，煽動中國網民大舉圍攻曾展示中華民國國旗的台灣藝人周子瑜、及其聘用她的韓國娛樂公司 JYP，並迫使二者「認錯」、「道歉」。此事引發的效果之一是，獨派候選人蔡英文隨後高票當選台灣總統，正是台灣人民對中國大陸的最好回敬。 在中國，無論何事何由，一提「愛國主義」，就是政治正確，猶如孫悟空掄起金箍棒，所向無敵，所向披靡，與之碰撞者，非死即傷。 鼓吹「愛國主義」的當權者，很清楚他們在幹什麼，利用民族主義，煽動民眾情緒，轉移民眾視線，發泄一律對外，槍口一致朝外。批判這類「愛國主義」的自由派，也很清楚他們在說什麼，揭穿當權者的遮羞布和護身符，把他們獨裁、賣國的真面目公示於眾。 只有那些盲目跟風的愛國者或愛國賊，人云亦云，搖旗吶喊，聲嘶力竭，全然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幹什麼、要什麼、為什麼。不能說他們不愛國，只能說他們盲目「愛國」，受人利用。準確而言，他們不是醜陋的中國人，而是可憐的中國人，是那種「被人騙了還幫人數錢」的可憐蟲。這樣的中國人，實在有必要學習和重溫中外名家名人關於「愛國主義」的論述：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真正的愛國主義不排斥其他人對愛國主義的理解。」 美國早期思想家潘恩：「愛國者的責任就是保護國家不受政府侵犯。」 美國作家皮爾斯：「愛國主義：一堆隨時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點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英國哲學家、數學家羅素說：「愛國主義就是積極地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殺人並被殺。」 英國劇作家蕭伯納：「除非你把愛國主義從人類中驅逐出去，否則你將永遠不會擁有一個寧靜的世界。愛國主義是一種有害的、精神錯亂的白痴形式。愛國主義就是讓你確信這個國家比所有其他的國家都要好，只因為你生在這裡。」 把話說得更重的，是如下幾位。美國作家、哲學家梭羅：「愛國主義是他們腦袋裡的蛆。」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蘇聯創始人列寧：「每當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候，愛國主義的破旗就又散發出臭味來。」 至於中國名家，論述毫不遜色。中共創始人陳獨秀：「惡國家甚於無國家。」近代中國學者胡適：「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當代中國作家王朔：「有這麼一群人，在日本叫法西斯，在德國叫納粹，在中國叫愛國者。」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6年7月19日）

  丹麥的捷運系統過卡的票口門，是無人看守的，如果你不刷卡就進去搭車，也不會有人知道，這就是信任，信任來自平等的觀念。（網路資料）   國際透明組織公佈的2014年貪腐調查：台灣從去年的35名進步到34名，積分61分，比中國的100名好很多，但是在亞洲國家中，還是敬陪末座，香港，新加坡，日本，都是前段班，台灣只比韓國和中南半島國家好一點，但是，綜觀馬政權執政，常以清廉自許，現在除了無能以外，清廉也被國際打槍，值得一提的是北歐國家幾乎包辦前五名，還好有紐西蘭，連續幾年擠入排行榜，不只如此，聯合國的最宜人居的環境調查：北歐國家也都名列前茅，而且每年排名都很穩定，反觀台灣，從2004年開始，10年下來，台灣的清廉排名都在30名上下震盪，改善有限，尤其是司法和行政方面貪腐依舊。 北歐國家為何可以保持清廉？值得探究，作為台灣他山之石。 無疑的，北歐國家都屬民主國家，但是社會制度卻比較偏向社會主義，高稅率，高福利，政治方面是多黨政治，值得一提得是：北歐國家是能夠把自由資本主義的野心，控制得最好的國家，因為北歐的資本主義，不像美國走向掠奪財富，所以造就北歐國家，成為全世界貧富差距最小國家，如果說；政治家所高舉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可以落實人間實現，也只有在北歐國家實現一大半了，所以佛蘭克、福山說：「要談論公民社會之前，先研究丹麥為何是丹麥吧」，北歐雖然有四個國家，但是已經是民主社會的標竿。 北歐四國都認為他們是維京海盜的後代、稱霸北海，到處劫掠，但是現在卻是最能體現基督教教義的國家，先說信任：社會學家在北歐國家所做的調查；人和社會之間的信任度，在北歐國家指數最高，極權專制國家最低，曾經到過丹麥的旅人都知道，丹麥的捷運系統過卡的票口門，是無人看守的，如果你不刷卡就進去搭車，也不會有人知道，這就是信任，信任來自平等的觀念，北歐國家人民相信，不管貧富，人人生而平等，都應該平等享受社會資源，所以北歐國家都是終生福利國家，但是卻也是高稅率，高消費國家，人均所得都在四萬美元以上，但是所得稅從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收入越高的人要負擔更多的稅，雖然少數人對這樣的富人稅不同意，但是多數人是接受的，以受薪階級而言，最高的金融和礦石業，和最低的旅館清潔員來比，薪資差距比，不會高於一點五倍，這也是白領不會看輕藍領的主因，職業沒有貴賤之分，北歐國家的低薪者以外來移民最多，尤其是政治受難者，很容易在北歐國家受到政治庇護，為了讓低薪家庭孩子不會失於照顧，每個國家都會發行類似經驗卡，讓低收家庭的孩子可以去看球賽，體驗需要高消費的體育文化活動。 北歐國家的平等觀念體現在政治人物的平民作風，就算總統出門也是輕車就簡，少有保鑣隨扈，流傳北歐的十條「洋特法則」，可以說是北歐人民生活指標： 一. 不要認為你是特別的 二. 不要認為你的立場和我們一樣 三. 不要自我幻想你比我們好 四. 不要認為你比我們懂得多 五. 不要認為你比我們重要 六. 不要認為你什麼多行 七. 不要認為你比我們聰明 八. 不要嘲笑我們 九. 不要認為誰會在乎你 十. 不要認為你能為我們做什麼 這十條生活信條，使北歐人民理解，尊重別人是生活最高原則，在北歐社會，那些喜歡挖人隱私的狗仔媒體，幾乎沒有市場，尊重隱私是公民社會的基礎。 但是，一個社會只有自由平等，是無法造就北歐國家的，對財富的割捨，是博愛精神可以在北歐土地實現的原因，北歐的富人不喜歡炫富，那些名牌旗艦店，在北歐找不到市場，卻可以在上海台北或紐約立足，但是北歐國家多數人喜歡捐獻，國際五百大的企業挪威彩虹五星連鎖旅館的老板奧拉，生前立下遺囑，把所有財產1260億台幣捐給國家，而曾經稱霸手機市場的芬蘭諾基亞，每年國家稅金收入的十分之一是這家公司繳的，鴻海、頂新能比嗎？在台灣的大企業大公司，最自豪的是少繳稅，多逃稅，股市大戶一聽到要課稅，就跳腳反對，一些大富豪死後，留下一大堆財產，還被視為典範，你藏著美元不用，高興的是誰？台灣的稅率平均落在百分之十五左右，但是卻只想著吃政府，要福利，債留子孫，政府花錢也無節制，再下去當然只有破產或增稅一途了。 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死後，多數遺產捐給政府，成立了25000家圖書館，十所大學獎學金，無數的福利慈善基金會還在運作，他在財富聖經一書中說：「那些把金錢留到死後的人，一點都不光彩」，十八世紀的哲人盧梭說：「人在世上，獲取比自己需要還要多的財富，卻可以看著別人餓死，真的是可惡至極」，北歐人輕看財富，樂於分享，不但成就了自己，也照顧別人，這就是公民社會本質。 最後必需談一談芬蘭，芬蘭是北歐國家中，持續好幾年都是清廉排名前三名的國家，他的命運很像台灣。 芬蘭曾經是瑞典附庸國長達700年，1808年，沙俄入侵芬蘭，和瑞典爆發芬蘭戰爭，瑞典戰敗，把芬蘭割讓沙俄，1917年，芬蘭趁著俄國爆發十月革命時的兵慌馬亂，自行宣佈獨立，共黨蘇俄自顧不暇，一直到1939年，俄國二度入侵芬蘭，冬天的慘烈戰爭打了近一年，歷史上稱為冬之戰，這場戰爭芬蘭敗了，但是芬蘭並不妥協，最後經過協議，割地換取停戰，俄羅斯在戰爭中也損失慘重，芬蘭人認為，以弱對強，不能退怯，我知道打不過你，但是你也會付出代價，勇敢挑戰強權，是芬蘭精神，這樣的精神就是SISU，芬蘭語的意思是「有種」，台灣人想脫離中國的掌控，我們從芬蘭的歷史中啟發了什麼？ 二戰結束至今，芬蘭真正作自己的主人，也不過七十年，芬蘭實施雙首長偏內閣制，總統直選，國會的生態是多黨政治，選舉中很少一黨獨大，所以只能聯合內閣，令人好奇的是芬蘭有一個瑞典人民黨，去年選舉只剩下七席，幾乎是年年減少，就好像芬蘭人的族群認同一樣，自認是瑞典人的人口已經下降到百分之五，因為瑞典過去曾經是芬蘭人祖國，但是時間巨輪改變了一切，台灣不也是如此嗎？ 這一場選舉下來，證明了台灣網路新世代早已搭上前進新世界的列車，但是還有搭不上車的國民黨人，站在月台上，望車興嘆，他們手上還提著沉重的「一個中國大包袱」，丟也不是，背著也不是，因為後頭站著一位姓習的警察正看著，勇敢的台灣人，看看北歐想想自己吧，台灣人只能努力做自己，否則沒有活路。

  七月十七日，中國由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出面，藉著所謂「世界和平論壇」的場合，就台灣議題提出了一份相當長篇的立場再宣示；這次的鋪排，可以視為是今年五二○蔡英文政府上台至今，始終保持「聽其言、觀其行」態度的北京當局，從冷處理轉而不耐煩的徵兆。 一九九六年李登輝當選、二○○○年陳水扁繼位，中國面對其不樂見的台灣政局發展，因應的模式一貫，全是「聽其言、觀其行」，再加上「不著急」；換句話說，如果台北遲遲不回到「一個中國」的軌道上來，北京一向是廢話懶得說，認為冷處理也是一種施壓，其具體的作為，除了持續擴大經貿交流以強化台灣對中國的依賴，在政治上，不外就是中斷會談、外交封殺、軍事施壓，以雙方關係的徹底倒退，做為對台灣民選政府若有不從的懲罰。 這次，習近平政權在「聽其言、觀其行」僅僅兩個月，就開始對台一再投球，其動機應該是希望提醒台灣當局應該接球，對照以往，這行動的背後，似乎顯得有些「著急了」，箇中究竟還有什麼微言大義？非常值得進一步觀察。 詳看張志軍這次長達三千四百字的講稿，有關對台政策部分，仍是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反台獨，以及推動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等三點，這個基調，二十年來沒變過，看來未來會循著同樣的路子走。 至於在有關台灣的地位，以及所謂兩岸關係的歷程，國台辦則是透過國民黨來連接中國內戰遺留，再以公開揚馬、貶抑李扁、質疑小英，企圖在台灣內部另立牽制勢力。長期追蹤中國問題的人也必然了解，這個戰法同樣招式已老，然國際之間與台灣內部的大小環境已經與過去丕變，中國竟全然未察，或者刻意視而不見，則就比較令人詫異，今後中國的對台工作績效將適得其反，已可預見。 首先，北京將國民黨與中華民國分割處理，一方面將國民黨工具化，一方面卻高舉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國際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等於抽掉了國民黨人的靈魂，這個做法，豈不是把失去政權的國民黨界定為搖尾乞憐的角色？在此前提下，被吹捧的馬英九又成了什麼？ 其次，張志軍述及：「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背棄一個中國原則，拋出兩國論，引發台海危機。」然眾所周知，特殊國與國關係乃於一九九九年七月提出，與一九九五、九六年中國製造的飛彈危機，竟可導出因果論，即知這代的共產黨菁英公然將歷史與事實分開、隨人裝扮的政治性格，那麼其所編織「中國人最早開發台灣」等一系列睜眼瞎話，能不惹怒台灣人民，則今後又將如何實踐自一九七九年〈告台灣同胞書〉以來的「寄希望」？ 再者，針對當前的形勢，北京將「九二共識」限縮解釋為一個中國、兩岸同屬一中，再藉以警告民進黨政府：若背離這一原則，台海就會險象環生，可能出大亂子。問題是，既無中華民國可以各表的空間，蔡英文做為對外代表國家的總統，不但一點壓力也沒有，台灣民意也會與她站在同一邊，更將順遂了張志軍所指控「其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等各方面，弱化和切斷台灣同大陸歷史連結的戰略取向」的合理性與必然性，那麼北京演這齣，所為何來？ 看來，中國是該著急了。南海問題上的博弈，激化也增添了習近平對於國內政經維穩的複雜變數；對台關係上的冥頑，也讓北京無法正視國民黨這八年已被共產黨「玩殘」了的事實，以及蔡英文有別於陳水扁，並無意把中國事務當做提振個人聲望的提款機，希望務實理性領導的努力。 不過，中國要急不急，不是我們最終的關切，從台灣利益的角度著眼，在於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主要還是在督促新政府「以小事大」的冷靜與智慧，治國的首要重心在國內，面對中國問題絕對要成竹在胸，不著急。

  閱讀戴立忍導演的三千字「自白」，很多人既氣憤又不忍，我想到的卻是德國基本法的第一句話：「人的尊嚴不可侵犯。」那代表著德國人的懺悔與覺醒，畢竟他們曾經用血腥暴力荼毒鄰國與猶太人，如今他們相信唯有高舉人權，才有可能防止悲劇重演。換言之，輕率踐踏他人尊嚴的人，注定血淚輪迴。 台灣社會統獨共生，由選票決定國家和人民的方向，不會有人主張統一而入獄，更不會有人主張獨立而獲罪。雖然轉型正義的腳步略顯緩慢，一旦出現了言行偏激、羞辱老榮民的洪素珠，還會激發全民公憤，齊曰不可。 人有自由表達意見和想法的權利，政府無權審查，不應限制，更不許報復。戴立忍腦子裡想什麼，他人無權置喙，更別說強要他表態交代。但在那個只許一言堂的國度裡，在那個主張一黨專政的體制中，只要「言行可疑」，只要「不肯表態」，就「寧可錯殺，不可錯放」的那種氣焰、那種口吻，不就還在重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嘴臉嗎？ 戴立忍事件充分說明了那個國度不許多元，不准異議；不懂尊嚴，更不懂尊重。不管他們是南海仲裁失利後要找出氣筒，或者是殺雞儆猴來警告民進黨政府，那種「非我族類即追殺之」的恐怖主義，不就是國家背書的恐怖主義？ 只會用意識形態來論斷他人，動輒逼他人表態的霸權，不懂言論自由與信仰自由，更不能體會「免於恐懼之自由」是多珍貴的生活品質，當然更不能理解「侵犯他人」所代表的粗暴與蠻橫了。 跟這種人討論什麼叫做「人的尊嚴不可侵犯」，他或許會說：「我又不是德國人。」（藍祖蔚）

在許多建設橫貫公路的論述中，除了強調榮民付出血汗完成艱鉅工程之外，日治時期的道路前身以及重要的美援挹注往往都被忽略了。 東西橫貫公路，為「1955年度軍援軍用道路計劃」其中一部份，為當年美方在臺推動的重要建設之一。從關鍵技術人員、營造經費、鋼材建材及機具幾乎都來自美援，這也是當時臺灣規模最大的基礎建設。 圖為1956/7/7，美國大使藍欽(Karl L. Rankin)與中華民國政權行政院長俞鴻鈞主持橫貫公路破土儀式老照片，照片上方斗大的「中美合作」標誌十分顯眼。 提這些並不是要去計較誰貢獻多誰貢獻少，而是我們都該持平去理解臺灣真正走過的歷史。 林炳炎《保衛大臺灣的美援》(http://goo.gl/Z7zQBB)，值得每一個想了解戰後臺灣歷史的朋友閱讀。 延伸閱讀： 破解二戰後黃金傳說神話 https://goo.gl/lRgx7H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本來以為檢改會已經解體，成為歷史記憶，不意前發起人陳瑞仁突然宣布要結束「冬眠」，「復出」運作。陳瑞仁把檢改會的「解體」美化為「冬眠」，心虛之餘難道沒有一絲內疚？ 幾十年來，檢察體系當改應改的弊病，從未減少，甚至越發嚴重，檢改會豈能睜眼冬眠，而且一眠十年？講白一點，這些年檢察改革之所以沒有檢改會的角色，是因為它成立時來者不拒，良莠不齊，之後又受制政治、相互傾軋，內鬥不斷，甚且因個別成員的胡作非為，失去多數檢察官支持，而逐漸渙散崩解。這段期間，曾經是檢改會大咖的一票人，除了陳瑞仁明哲保身外，其餘大多捅過樓子，陳瑞仁的所謂「復出」帶領的還是不是這個爛班底？ 我不識陳瑞仁，也沒有共同朋友，但知道他敢言敢衝，發起檢改會，也曾偵辦總統國務機要費案，起訴吳淑珍，讓他名噪一時，成為司法英雄。當時，同儕當他是偶像，人民稱他是鐵漢，好話不輕易出口的媒體評論人像司馬文武、楊渡，都大力吹捧，說「他的事跡應戴入史冊，成為民主的里程碑」；「他讓公平可以期待，正義可以實現」，這些美讚，也讓人們對他帶領的檢改會，充滿期待。 1998年檢改會成立時，誓言一要爭取檢察官辦䅁空間，扺制首長不當干預。二要介入檢察官人事陞遷，抗衡上級專擅。但前者牴觸刑事訴訟法檢察一體的設計，未獲有效共鳴，只能由各別檢察官嘴巴嚷嚷，過其乾癮；後者獲得回應，法務部的人審會由檢察官選出的委員佔多數主導，多位檢改會成員也先後獲選為檢審委員。但因設計不良，初期的理想逐漸變質，近幾年為了接近權力核心或升官，許多不肖檢察官在參選委員時綁票、換票，糾紛頻起，醜聞不斷，當局完全束手無策，彼時的改革成為今日的包袱，始作俑者應該噬臍莫及吧。 陳瑞仁不管是靜極思動，還是不甘寂寞，他聲稱「復出」的理由是「不願看到司法改革被少數特權聲音壟斷」以及「權貴財閥利用司改，企圖影響檢察官辦案」，媒體解讀他指的是民間司改會和廣泛的律師界。真相為何，我沒興趣探索，但小英想廣納各方意見，採拮司改方略，當然希望有志者，各抒其見，學界、律師及民間司改團體，理所當然，都該全力以赴，司法體系，特別是一腔熱血的陳瑞仁更該挺身而出，不能缺席，但非要假那個惡名昭彰，名存實亡的檢改會之名，將會成事不足，噩夢一場。 說起檢改會的過去，簡直不是一個「亂」字了得，且舉數例，可以證我言之不誣。 其一、第一批多數成員為檢改要角的特偵組檢察官，站成一排，發誓辦不出扁案將集體下台，惡形惡狀的表演「政治正確」，令人痛絕。 其二、也是檢改會成員的越姓檢察官，遠赴日本，教唆共同被告回台偽證，陷害陳水扁，到現在還穩坐馬鞍橋，沒人究責。 其三、朱姓核心成員任檢察長時，濫搜全台各大醫院，被質疑時，毫不臉紅的說：只是要嚇嚇他們。 其四、陳姓要角干預人事不逞，竟每日在論壇咀咒因病開刀的法務部長不得好死，嗣又因關說案件被拔去主任檢察官，降調他地。 其五、吳姓成員滿口怪力亂神，兄弟檔奇言怪行，兄靠請託進特偵組，弟則介入民間紛爭，被削職降調。 其六、某曾姓成員屢遭非議，又與多位要角頻起糾紛，互揭瘡疤，終致團體散離，形同崩解。這些真人真事，有憑有據，不知領頭羊陳瑞仁是在「冬眠」中沈睡，一無所知，還是自己人犯錯，故意視而不見？ 出現八成四和七成六的不滿意度，是司法之恥，更是所有從事偵審工作的法律人之恥，小英政府背負千鈞之重的改革壓力，前途充滿荊棘，願意在改革的志業上軋上一角的人，必須摒棄專業傲慢，接受不同意見，千萬別懷疑別人的動機，也不該堅持非某些人不可。至於讓過去禍亂檢察體系的檢改會復活，回來胡攪瞎整，鐵定是請鬼拿藥單，死路一條。 （作者為前司法官）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認為，任何官員主張放棄太平島，或因作業失誤而丟失太平島，均應治以瀆職罪。該罪最重是死刑。圖／中央社。     關於太平島，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日前義正辭嚴地説，誰放棄太平島，應以刑法第120條凟職罪「委棄守地罪」處死刑。但刑法第120條是：公務員不盡其應盡之責，而委棄守地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宋楚瑜此説宛如他是太上法官，替三審法官判起案來了～「一律死刑」。此説亦被旅澳政論家邱垂亮打臉説，怎麼不依此法追究丟掉中國大陸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剩金馬兩彈丸）的兩蔣及郝柏村等的委棄守地罪？不知「愛國」如宋主席者，如何自圓其說回應？ 說起宋楚瑜口中的「死刑」，兩件已事隔三丶四十年的「死刑」案，又模糊地浮現在腦海中，在此重提，不敢說要「轉型正義」，只是想為「大江大海」的大時代，留下一點小泡沬的浪花痕跡而已。 在我腦海中，不知當事人何姓何名，我也沒見過面，只知確有其事，也恍惚看到槍斃血淋淋的鏡頭。 一是筆者1973年6月大學畢業，預官考試成績優異，優先志願是「政戰」，但卻硬是「被錄取」到硬斗的「砲兵」，在台南砲兵學校受專業訓練6個月，抽籤分配到陸軍92野戰師砲指部連隊。斯時該師正駐防大金門金中防區。我們砲校同期預官袍澤約200名，在冬季海浪洶湧中，搭戰車登陸艦艇，花一天一夜才嘔吐翻騰至金門碼頭，分配到各師團報到。下船抵陸地時，天色昏黃，烏鴉群叫，好不淒然。 分配到砲兵連部，任觀測官，暈船不適未調整過來，在石砌碉堡休息。遇即將接替退伍的前梯次預官前輩來晤，言談中謂來得還算好時候，要是早一點來，就要碰上帶隊去「參觀」槍斃的場面。筆者大驚，問其原由，原來92師某步兵團中，有一志願役士官，為原住民，休假返台期滿卻逾假不歸。師部先不往金防部報告，而是派憲兵會同幹部返台尋找勸説。據説找到該士官時，他聞訊從後門遁走而無所獲，空手而回，只好上報金防部，經發布通緝令，緝獲該士官，押回金門交付軍法審判。軍事法庭以「陣前逃亡」判處死刑，國防部很快覆判定讞，由92師憲兵隊執行處決。 為了「殺雞儆猴」，師部規定所轄連隊，各派「代表」若干，由連隊幹部帶隊到「刑場」觀看行刑過程，行前行後還要對部眾宣導一番，以資警惕。 據前輩預官説，他「好運」被派帶隊去當被警告的「猴子頭」，生平第一次看見血淋淋的槍斃鏡頭，所受衝擊非常大，在士兵面前又不能顯現出來，前後好久都難過萬分。他説，幸好你們慢來，否則就是輪到你們帶隊去的。 筆者聽了目瞪口呆，志願役士官兵放假回台逾假不歸，就是「陣前逃亡」？在台灣通緝到案，要抓回金門「就地正法」，還要全師各單位派代表去當「觀眾」，以收震攝之效。這究竟怎麼一回事？這個原住民士官為何儍到這種地步？若不從後門溜走，隨幹部回部隊，頂多關緊閉一個月就「私了」了，如今喪失寶貴生命又蒙不名譽之死罪，連一毛錢撫䘏都沒有，何其不值與寃枉，從軍報國壯志竟化成骨灰？ 另件則是我退伍約六年後的事。親戚服憲兵義務役，退伍後回來告訴我的：他退伍前不久，曾奉命和同事押解一名據稱要被「槍斃」的上校軍法官，到軍法單位「交差」。押解過程這位上校軍法官一路喊寃，說自己是收了服役單位士兵的賄賂，給予額外放假而已，就被以貪凟罪判死刑，其實背後是一連串的政治「鬪爭」，拿他當犠牲品。這位即將臨刑的上校軍法官説，他死不瞑目，化作鬼也要找陷害他的人報仇。 親戚聽到這位上校軍法官的最後控訴，毛骨聳然；但他小兵一個，毫無置喙餘地，也愛莫能助，押解該人至軍法單位「交人」後即返回。至於以後的事，他就不曉得了，他有記下該人姓名，但後來弄丟了。 我聞之大駭，《陸海空軍刑法》雖然嚴峻，但總嚴不到收點小錢賄款就槍斃吧，何況是高階的上校軍法官？但親戚是押解他赴刑場的憲兵，人之將死又何必「編故事」給小憲兵聽？又，筆者長期任政治記者，也曾風聞郝柏村在參謀總長任內，「治軍甚嚴」，凡海防部隊有與私梟勾結走私者，犯案之軍人難逃槍斃之厄，也聽説郝柏村總長任內槍斃了不少軍人…… 上兩案都是三丶四十年前的事了，雖已久遠，但國防部應還有案可稽。今適逢宋楚瑜主席談太平島，又要槍斃人，令筆者不由得憶起自己雖未親歷，但卻是「一手傳播」的血腥，縈繞心頭，無法忘懷。

  南海仲裁案中使用「中國的台灣當局」引起島內一片嘩然及不解。圖／網路資料照，民報合成   菲律賓提出的南海仲裁案宣判日前引起國際關注，被認為作為利害關係者的台灣人該如何看待？最根本的問題其實是台澎金馬在國際的地位，仲裁案中使用「中國的台灣當局」引起島內一片嘩然及不解，這是由於台灣民眾大多被流亡來台的國民黨所矇蔽所致。批評「中國的台灣當局」乃矮化國格的朝野共識只是一個愚民的說辭，「台灣當局」（或稱台灣治理當局）素來就是國際間對管治台灣的治理團體之正式稱呼，而「中國的」正是指這統治團體是蔣氏軍事集團1949前派來或之後帶來的。 中華民國在台北政府之臨時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蔣介石領導的軍事集團按照盟軍指示，接受日本在台灣的軍隊投降。1947年「行憲」後正要成立中華民國，但內戰的出現顯示中共及不少中國人根本並不認同中華民國；與此同時，蔣氏軍事集團在台灣掌控的治理當局加強對台澎的高壓政治宰制，二二八及之後的一連串鎮壓事件正是反映台灣人民對外來者苛政之反抗。當年的殘暴政治集團為了正當化其存在，一直從事政治宣傳，把來台接受日軍投降操弄為「接收」及「光復」台灣。及後蔣介石軍事集團內戰潰敗後逃難來台，並把中華民國政府暫時設立在台北，更實施三十多年戒嚴下的白色恐怖統治。 台灣治理當局的名稱從取代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之「行政長官公署」，到後來在二二八後成立的「臺灣省政府」，再到流亡來台的國民黨所帶來之中華民國在台北政府，這些轉變對國際社會而言，都無法改變其作為治理當局的屬性及其臨時性質。蔣氏軍事集團逃難到台灣之時，日本沒有放棄台澎主權，在1952年舊金山和約締結之後被放棄的台澎主權之歸屬對國際社會來說至今仍然未定。這次仲裁無疑是再次確認台澎主權未定論及台灣當局代管論。 國民黨刻意批評海牙法庭損害國格是可以理解的，戰後擅自以臺灣省政府名義取代原代管機關行政長官公署，因內戰敗逃而流亡來台後黨國不分的蔣氏軍事集團以中華民國在台北臨時政府取代臺灣省政府，所作所為就是要將台澎竊占，據為己有，這些卻毫無正當性可言。中華民國沒有像中共所認為是已經亡國的國家，其實然主權仍然有金門、馬祖，或許也可以包括釣魚臺及南海，但其對台澎是沒有擁有實然主權的，更遑論法理主權，只有盗取來的治權。在南海仲裁中，中華民國的確被認定沒有南海黃岩島附近海域的主權，國民黨當然可以抗議，但這跟降低國格無關，但民進黨要跟著起鬨嗎？國際社會只認識到目前的中華民國在台北臨時政府是台灣治理當局，大家可以設想台灣人已經有自己的國家而中華民國正式政府已經在金門成立，那麼南海主權問題只會是設在金門的中華民國政府之事。 如何仿效巴勒斯坦國族當局確立主權獨立國家？ 民進黨目前採用二十年前的李登輝路線，大搞兩個中國，試圖一廂情願地告訴台灣人「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其中最重要的說法是台灣人可以直選領導人，有自己的軍隊，也有護照，所以就是一個主權國家。也許大家可以參考巴勒斯坦的立國關鍵一刻，即使在美國及以色列等九國反對下，聯合國大會在2012年11月29日以壓倒性的136票數通過67/19決議案通過巴勒斯坦成為非成員觀察員國家（non-member observer state），享有跟中立國梵帝崗一樣的地位。 簡單來說，巴勒斯坦自此成為被國際認同的主權獨立國家，在此之前，他們是巴勒斯坦國族當局，有軍隊，也民選總統及立法委員，更有連美國都承認為旅遊文件的護照，但都只是一個治理當局，而不是主權獨立國家。台灣人可以直選領導人及立法委員並不代表台灣成為了主權獨立國家，充其量只能視為賦予中華民國在台北臨時政府作為台灣治理當局的正當性，但這根本不牽涉未有定案的台澎主權。 馬政府曾經宣稱不參與南海仲裁，實情是中華民國在台北臨時政府根本沒有資格參與國際仲裁。巴勒斯坦立國後才能參與國際法庭的仲裁，目前的情況是一方面被美國人對其過去的恐怖攻擊提告，另方面自己則去告以色列犯下戰爭罪行。時空背景不同，台灣不會也不能走跟巴勒斯坦完全一樣的立國之路。其中一種途徑是在成立台灣自治政府的同時，讓中華民國到金馬成立正式政府，台灣自治政府先爭取成為聯合國永久觀察員（permanent observer），再仿效梵帝崗宣布成為中立國，並在爭取一定數量邦交國的同時申請進一步成為非成員觀察國，成功後就會享有跟梵帝崗及巴勒斯坦一樣的主權獨立國家地位，完成台灣人立國的夢想。

      大英 (Great Britain) 公投在6月23日結果出爐，至今還不到一個月，但在台灣輿論界已經像是船過水無痕，幾乎不再有人討論。這一方面是因為台英雙方的經貿關係並不特別突出，無論是透過歐盟 (EU) 或是單獨與英國往來，差異有限得很；另一個原因是英國「脫歐」與台灣「脫中」還是無法直接做連結，因為英國自1973年元旦公投加入歐洲共同體 (EEC) 以迄於今，都是歐盟的一個會員國，所以這次用「脫離」(Brexit) 是名符其實的，但台灣自始就不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份」、至今也不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份」，所以無所謂「脫中」公投，最多是舉行「正名公投」，把強加在台灣人民頭上的「中華民國」魔咒去除。既然經濟與政治兩方面似乎都與台灣的關聯性不大，難怪在新聞版面只能維持三分鐘熱度。       但是大英公投對台灣真的意義有限嗎？當我們深入探討這個公投的來龍去脈，不難發現它所蘊含的重要啟示 ─ 尤其是對新上任的小英總統而言。我們先做一個概略的回顧。       毫無疑問，這次公投結果對大英執政當局是一大挫敗，首相卡麥隆 (David Cameron) 所領導的保守黨主流以及企業界、勞工界等，基於由歐盟可獲取的龐大經濟利益，都主張脫歐會帶來貿易與投資的損失與不確定性，當然希望「照舊」(Remain) 留在歐盟；另外大英王國內的蘇格蘭、愛爾蘭等國也不願脫歐，利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來制衡大英首都倫敦，讓他們保有周旋於「兩大」之間的政治操作空間。所以當卡麥隆首相在2013年初宣稱，將在2016年以公投來決定英國去留時，大家都不看好「脫歐」一方；甚至到今年投票前四個月，民調仍然顯示兩位數的差距。不料進入最後三個月差距急速縮小，結果執政所在的英格蘭開出大宗「脫歐」票，逆轉大局。       一些主流的國際媒體評論這是「民粹選民」(populists) 造成的結果，直白一點的說法就是這些年紀偏大、教育偏低的選民有點「不可理喻」，在當前「全球化」的時代，他們不知吸收新知、與時俱進，反而容易被國家主義、保護主義、分離主義、孤立主義等過時又自私的想法所煽惑，明明應該從貿易利益的考量來做決定，他們偏偏去談一些國家主權的問題，明明移民對英國財政的利大於弊，他們又偏偏強調社會安全，甚至還有些人直到投票時，仍然搞不清楚脫歐的嚴重後果。而卡麥隆明知民粹當道，卻仍然舉辦無法掌握的公民投票，若不是自找苦吃，至少也是自作聰明。       雖然我們承認這次公投確實有相當的民粹成份，但這不代表公投的結論本身有何不妥；全球化或經濟整合對一國的千萬庶民必然會有程度不等的利益或損失，如果政府沒有顧及分配正義的補救原則，當然不能期待全民都樂意穿同一雙鞋，何況在經濟利益與主權伸張之間的取捨，本來就可能人各有志。如果留歐不成，就把不以經濟掛帥的多數民意指責為民粹，反而是濫用民粹做為攻擊對方的武器，墮入菁英主義者  (elitists) 的另一個極端。       我們要指出一個普遍被誤解的觀念，那就是民粹與否並非在於投票後的結果，而是在於投票前的宣導階段；投票過程如果缺乏正確的資訊提供與意見交流，以致於多數選民只能「跟著感覺走」，則不論結果多麽值得肯定，嚴格說這樣的投票都是民粹、不是民主。換句話說，民主與民粹都是尋求多數認同，但前者不只「重量」也「重質」，歷史上獨裁政權可以獲得萬民擁戴、劣質政客可以連選連任，都是愚弄人民、操弄民粹的結果，因為他們的支持者得不到真正的民主教育，沒有獨立思考的自由。       卡麥隆首相自2013年宣稱在2016年舉辦公投以來，此後三年似乎把公投一事拋諸腦後、毫無動靜，直到半年前英國本地出版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期刊才開始刊登一系列有關的評論，而卡麥隆首相則到今年2月中旬之後才定調反對脫歐。這樣的過程當然有利於民粹展現，因為民粹就是比較容易受情緒渲染、憑直覺判斷；相反的，主打經濟理性的一方，則必須要準備充分的數據，靠「勞力密集」的時間投入，才能讓主張發酵、移轉選民傾向。由此可見，這次執政當局的急就章式公投，才是民粹勝出的最大原因，責怪選民民粹，不如責怪自己為何不及早把事情說清楚、講明白，讓大眾信服。       至於卡麥隆首相為何會事到臨頭才緊張起來，說來很難相信，因為他本身對歐盟的看法始終搖擺不定，難怪有人形容他「開著一台馬力十足但駕駛盤鬆掉的跑車」：除了歷史上英國與主導歐盟的德法雙雄本來就有的競合關係之外，喀麥隆個人更不「好逗陣」。幾乎十年前他還是反對黨的主席時，就站在大英本位立場，表態要把歐盟「邊緣化」；2009年又率該黨退出歐盟各國共組的「人民黨」聯盟；2011年他否決歐盟一項「挽救歐元區」的提案，2014年企圖自行在歐盟分配的難民人數上設限，緊接著2015年甚至曾揚言要帶頭倡議「脫歐」。歷來這些舉動在在顯示他對歐盟興趣缺缺。直到今年2月19日出現大轉彎，他在歐盟高峰會上要求給英國特殊待遇的談判得逞之後，他突然表示參與歐盟對大英王國各方面都有利，呼籲續留；其後4月18日財政部也才匆匆發布一份「做為歐盟會員的成本效益研究」，表示脫歐有損英國的GDP成長，來配合他的宣示。但是一般人對這位首相已經有「朝三暮四」的印象，許多同黨的政治領袖以往跟著喊脫歐，現在陷入兩難：如果留下真的那麽有利，當初主張「不留」是頭殼壞去？所以330位同黨國會議員之中，有150位仍然支持脫歐，29位內閣成員中也有6位公然唱反調。我們認為這是卡麥隆「聰明反被聰明誤」，不是怪他讓大英王國成了「孤獨美食家」，而是怪他事前沒有提供英國選民充分的論辯思考機會，讓公投決定國家前途的民主美事，蒙上了民粹陰影。       現在我們可以回頭看，小英總統能從大英公投學習到什麽教訓？       首先，大英公投的結果不符合執政當局的期待，不代表舉辦公投事屬不智、更不代表以直接民主補強議會民主，必然會導致民粹政治的後果。公民投票是一種最高級的「參與式」(participatory) 民主，不假手民意代表，而是讓人民對國家的大政方針直接做出一個明確的選擇，少數服從多數，神羅政府服從人民頭家，可說是民主政治的極致。一方面最會使人民產生「當家做主」的自覺，另一方面又養成對集體決議「願打服輸」的氣度，將服從多數視為一種參與權利的同步義務，久而久之演進為自主、負責、尊重他人、反對威權的現代公民。但近代民主理論又指出更關鍵的「思辯式」(deliberative) 民主，強調集體決策前的意見溝通與論辯，更是尋求民意共識、達到民主境界的必經途徑，其重要性絕不下於參與投票；投票只是民意的外在表達，但溝通論辯卻有助於民意的內在型塑；僅只參與而無思辯，就有淪為民粹的風險。因此公投提案的主文與說明、公投前的公辦政見會或公聽會，可以讓訴諸情緒或誤引資訊的民粹成份減到最低，甚至可以讓蓄意模糊真相或造謠生事的有心人士原形畢露。民主機制由投票本身進階到一個尋求真相、辨別是非的辯証平台或對話論壇，這才是成熟的民主。中國國民黨統治之下，一向把公民投票視為洪水猛獸，不能不佩服他們的「好眼力」；但如今民進黨全面執政，如果對公投也畏首畏尾，連日前黃昭順委員在立院主動以公投為題進行質詢時，新政府都不敢將計就計、借力使力，促成「鳥籠公投法」的翻修，那與國民黨的鴕鳥心態何異？       其次，台灣前途的決定不容淪為民粹。小英總統選前選後都指出她的基本國策是「維持現狀」，再具體一點的說法是：「尊重現行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我們最無法容忍的不是「維持現狀」主張本身、而是她一再強調「這是台灣的主流民意」、「是台灣社會的最大公約數」、「民調顯示百分之七、八十的民意都主張維持現狀」，所以做為一個全民總統，她不能違背這樣的主張；說句不客氣的話，如果這不叫民粹政治，就沒有民粹政治可言了。我們不免想到在大英公投一星期前被刺殺的那位年輕女性國會議員考克斯 (Jo Cox)，《經濟學人》為她寫的「訃聞」提到，她不久前曾就難民議題質詢態度模稜的卡麥隆首相：「你到底是在引領民意、還是只會跟著民意走？」卡麥隆首相因而改變了政策。我們也想請問小英總統，妳是要引領民意、還是隨民意起舞？如果在中國國民黨洗腦統治台灣半世紀之後，在隔海的中國霸權威迫利誘無日無之的壓力下，在美國自己承認一切外交政策都以「美國利益」為優先考量的情況下，妳還認為台灣人民不必重新接受民主教育，目前的主流民意就值得照單全收，那麽我們懷疑總統府是否乾脆改為一家民調公司就好。       再次，或許我們誤解了小英總統，她擁抱主流民意不是出於獲取多數選票的功利策略，而是認為「維持現狀」本該如此，自稱「中華民國」本來就是好主意。但問題是這些說法無不徹底推翻了民進黨一貫的「獨立建國」招牌，甚至連較溫和的「正名、制憲、入聯」決議文，都有明顯抵觸。做為民進黨籍的總統「打著綠旗反綠旗」，當然是政黨內部發生裂解的開端，目前基於執政利益或可暫且按耐，等到下次選舉一到，就可能因分配不均而表面化。這星期舉辦的「全代會」就是現成的例子，一些心懷不軌的代表已經企圖以「維持現狀決議文」取代以往凝聚意志的「台獨黨綱」與二個決議文。身兼黨主席的小英總統應該警覺，民進黨其實是綠營的縮影，若始終不把「維持現狀」與「中華民國等於台灣」的立論基礎闡明清楚，若始終只是把諮議對象限於親民黨的高層，閉耳不聽其他獨派團體的聲音，日後必然導致綠營的分裂，也危及台灣的前途。就如卡麥隆首相在大英公投前的三心兩意，使得黨內意見領袖分裂投票，儘管最後努力想要扭轉局面，只是為時已晚。小英總統千萬不要用「可以做、不可以說」來合理化她的作為，來推諉與質疑者的公開思辯，因為在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民主社會，一個不能見光的主張，不可能是福國利民的。怕激怒中國？怕得罪美國？怕惹惱藍營？都不是「講不出口」的理由，讓台灣人民有機會自己判斷好嗎？小英總統就任之後，已經發生多次讓我們這些台獨「基本教義派」傻眼的事，除了一波波人事任命的泛藍化，還包括世衛大會的「中華台北說」、老榮民事件的「認同無罪說」、南海仲裁的「護島不護台」等，如果小英總統對外界提出的政策異議，總是敷衍一句「尊重個人看法」就算，不思做為闡述理念、教育大眾、型塑民意的絕佳機會，只怕有朝一日被迫要做出一個不討好的選擇時，再想解釋為時已晚。       最後，我們想提醒小英總統，「維持現狀」是一個很爛的選舉口號，就和大英公投的「照舊」一樣，給人一種沒有作為、不求進步的印象；說句不吉利的話，如果小英下回選連任延用這個口號，只怕會失分。我們看各國各黨各次選舉的標語口號，若不是「改變」、「向前」、「是的，我們能」、也會是「新政」、「新境界」、「再出發」，最保守的俄羅斯共黨至少也喊喊「做正確選擇」─ 儘管人民根本無可選擇。其實，我們不但希望小英總統今後不要再用「維持現狀」當選舉口號，我們更希望小英總統今後的治國心態，也不要再只圖「維持現狀」。       天佑台灣。

日本著名問題專家，築波大學名譽教授，遠藤譽，在新書，毛澤東勾結日軍真相當中，提供了另一個答案。 日本學者: 抗戰時期毛澤東出賣國民黨軍情給日本 2016-07-15 自由亞洲 長久以來，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此一觀念，深植中國人民心中，然而，日本著名問題專家，築波大學名譽教授，遠藤譽，在新書，毛澤東勾結日軍真相當中，提供了另一個答案。從大量歷史資料中，遠藤譽教授發現，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把國共合作得到的國民黨軍事情報賣給日本政府，藉機壯大中共力量，本書出版後立刻引發關注。今天，我們有榮幸邀請到遠藤譽教授與我們對談。 1.遠藤教授，在談您的書之前，讓我們先聊聊您的出身，1941年您於東北吉林出身，經歷過國共內戰，1953年返回日本。您在書中提到，很長時間，您心中充滿對故鄉中國的愛與懷念時，夾雜著不承認那段歷史的中共懷恨，首先想請教授，跟我們談一談您當時內心的矛盾是什麼，以及這個矛盾現在解開了嗎? 我是在中國出生長大的。當然對中國有愛也有懷念。特別，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在天津接受過毛澤東思想的教育。所以當時我認為毛澤東是在全世界最偉大的人。 不過，那之前，日本戰敗後的國共內戰的時候，我在的長春市被中共軍圍困斷糧，好幾十萬的無辜的老百姓餓死了。這事實和我崇拜的毛澤東之間，有矛盾。所以我說服我自己，那個圍困是為了美好的明天才有的犧牲。我還是想要相信毛澤東。 回到日本以後的1984年，關於這個圍困長春的體驗，我寫了一本書《卡子 沒有出口的大地》日文版，在日本出版了。為了安魂當時餓死的無辜的中國老百姓，我很想在中國大陸出版，所以譯成中文，找了很多大陸的出版社。他們都說了這本書的內容是非常令人感動，不過話題太敏感，不敢出版。 我一直等了擁有言論自由的中國。等了30年，言論控制越來越嚴格了。我覺得我有生之內，中國不會實現有言論自由的社會。所以最後沒有辦法，2014年在台灣出版了中文版《卡子 沒有出口的大地》。 就這前後，日本的出版社，新潮社找了我讓我撰寫題為《毛澤東》的一本書。所以我開始研究中國共產黨的起源和壯大的理由等。在這過程中，我發現了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勾結日軍的事實。 那麼，連這樣的事情都能做的毛澤東的話，讓好幾十萬的無辜的老百姓餓死，這是很簡單的事情了。我好不容易看明白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真面目。所以心裡矛盾也解開了。 2. 書中的其中一項突破性發現，也就是毛澤東把國共合作中的國民黨情報賣給了日本，以您的專業，毛澤東為什麼這麼做?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當然是為了拿下天下吧。毛澤東，為了當中國的頭，帝王，他不選擇任何手段。什麼都敢做。出賣中華民族，也無所謂。對他最重要的不是中國人民、中華民族，而是他自己。連黨都不在乎。所以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已經沒有戰爭的那麼和平的時代，也能殺掉了好幾千萬的無辜的老百姓。其中包括很優秀的黨員。為了建設新中國而奮鬥的黨員也在內。 這一切都證明，毛澤東的目的就是當中國的帝王。 3. 我們從您的出身談起，到書中您的發現以及分析，透過本書，您想要傳遞的訊息是什麼? 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描繪了關於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經過和真相。 毛澤東利用國共合作跟日軍勾結，削弱國民黨的軍力，籌劃了奪權。 中共政權，現在也一直主張他們是為人民服務，人民才是主人公。 但是，共產黨是怎樣壯大的呢？ 根本，在抗日戰爭期間，向日軍出賣了中華民族，辜負了中華民族而壯大的。 所以他們才這麼的嚴格地執行言論控制，不重視人的尊嚴，侵犯人權。 我希望中國能成為擁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尊重人的尊嚴的國家，而下了決心向大家傳達毛澤東的真相。希望中國共產黨正視歷史的真相。 4. 書中也提到，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為了削弱蔣介石重慶國民政府，派潘漢年等間諜，到日本外務省下屬的岩井公館，把國民黨軍事情報，高價賣給日本，這是您從爬梳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以及比對日本，中國和台灣史料後，所得到的論證，跟我們談一談，當時您發現的證據是什麼?您是如何做查證的?綜合考證過程中您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從在中國大陸出版的關於中共間諜潘漢年的書也能看出來。不過他們的解釋是相反的。他們寫道，潘漢年等中共間諜是為了獲取日本的軍事情報才跟日本外務省的岩井公館的創辦人、岩井英一接觸的。 所以我找了日方材料，終於找到了岩井英一本人寫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這本書中，岩井仔細地描述了關於潘漢年，袁殊等等的很多中共間諜的實際活動。 岩井最吃驚的是，有一天潘漢年向岩井提出「中共軍和日軍之間的停戰的要求」。 岩井自己寫道「我是外務省的人。一點都不知道關於日軍的情報。所以只能把潘漢年介紹給日軍的將領，影佐」。影佐，當時是汪精衛南京政府的軍事委員會的最高顧問。潘漢年又通過影佐跟汪精衛見面了。 這樣的仔細情況，都記錄在《回想的上海》裡。 另外在這本書裡寫道，潘漢年向岩井提出停戰要求之前，有一天潘漢年向岩井提交了很長的關於中共動態的報告書。 為了找出，到底潘漢年提交了什麼樣的很長的報告書，我泡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裡找了半天，終於找到了這份報告書。 所以證據是很準確的。 5. 面對歷史，人類必須誠實與謙卑，最後，請問教授，您是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箝制言論的國家機器，掌控思想這樣的事實? 中宣部的洗腦力量是又強又大。這麼多年能騙了中國人民。多麼偉大！ 不過，欺騙是哪一天肯定會敗露的！ 毛澤東時代是以殺人的手段來維持了政權。 現在是以言論控制和，主張：「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是中國共產黨」的說法來，想要強調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的同時，想讓中國人民支持崇拜共產黨。 不過，中國人原來是很聰明的。不會一直被騙。 哪一天，中國人民都知道毛澤東的真相的話，中共的統治力量會崩潰。 . 原文 : http://www.rfa.org/mandarin/duomeiti/tebiejiemu/ri-07152016162618.html        

  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北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等在7月11日發起「全台計程車團結大遊行」，號稱召集逾2千輛計程車前往立院陳情，抗議Uber違法營業搶生意。當天下午由陳雪生及林岱樺立委召開協調會，投審會表示，將根據交通部提供Uber相關違法事證及訴願決定，依外國人投資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朝要求Uber撤資的方向處理。財政部也將依交通部開罰紀錄，循線透過信用卡結帳金流，追查公司、司機收入是否須要繳交所得稅。 表面上看來，Uber顯然已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對象，也是目無法紀的奸巧商人，對這種破壞台灣計程車市場的吸血鬼，應該盡速將其趕出台灣以絕後患。但實情真是如此嗎？事實上，計程車業者第一次大規模的抗議發生在2014年5月，一個多月後交通部的路政司就很配合地在 103 年 7 月 30 日以交路字第 10350087082 號令修正發布「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第 2 條、第 25 條修正案，其中的關鍵在於第2條中增列一款，將原本所稱派遣的定義「指派消費者搭車所在地同一營業區域內特定計程車前往載客」，增加第二款：「指派一輛以上計程車予消費者選擇後前往載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第二款就是針對Uber量身訂作的，從此，原本以「資訊服務業」申請來台投資的Uber，就在交通部未經「行政程序法」中諮詢專家學者，也未曾舉行大眾的公聽會等正當程序下，就獨斷恣意地認定Uber為「計程車運輸業」，然後投審會再倒果為因地以「申請經營業別和實際經營內容」不符為由，祭出撤銷Uber投資許可的殺手鐧。 先不論Uber在其他領域的種種爭議究竟誰是誰非，也不論其營業模式本質為何，回到最基本的法治國原則來看，政府第一個要回答的是，上述行政機關以一位階極低的辦法，即可將一種行業恣意地納入其職權管理的範圍內，換言之，也就是對一項行業進行管制的措施，這不是對憲法中保障人民財產權的營業自由進行限制，而應該受到憲法第23條法律原則保留的拘束嗎？否則，以後人民在從事任何工作的時候，都要隨時擔心會不會沒有經過國會同意就成了行政機關的俎上肉，那這還是一個保障基本人權的法治國家嗎?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持協調會的兩位立委，當初交通部將上述辦法修正案送進立法院備查的時候，有擔負起人民基本人權保障的守門責任嗎，如果沒有，又怎能臉不紅氣不喘地且一副正義凜然的模樣主持協調工作?還是應該先為自己怠忽職權辜負選民所託先反省道歉。 究其實，在Uber爭議此事上，重點不在要不要讓Uber合法化，而是必須先追究為甚麼行政機關可以僅憑一己之所好就逕自定位行業的性質，並進行管制監督甚至取締措施如此重大侵犯人民基本權的作為，又為甚麼立法機關一再放任這種情形一再發生，像是當初 C2C 拍賣模式來台灣被要求用零售業法規管制，以及第三方支付服務金管會一開始要求要有銀行資格才可以作一樣。不僅人民的營業自由受到限制與侵害，甚至妨礙台灣在數位經濟時代與全球同步的發展，甚至讓台灣錯失當今網路經濟的巨大商機，而造成現在台灣產業的升級與創新日漸困難，這不就是官僚體系凡事以管制心態面對新的科技與新的商業經營模式，進而扼殺民間企業的創造慾與創新力的慣習嗎？而直接被打臉的，正是今年才高票當選總統的蔡英文念茲在茲、到處宣傳提倡的新經濟模式，請問總統，在這樣的官僚體系跟民意機關合作扯後腿的情況下，還有實現您政見的可能嗎？ 隔天賀陳旦接受電台專訪時更進一步將台灣的官僚心態表露無遺，他一方面表示Uber確實是全世界的大趨勢，但緊接著就說不能因為它是趨勢就放任，應先從世界各國來學習如何讓可以合法經營，另一方面又說，在Uber合法之前，交通部執法取締責無旁貸，然後又像是跳針般地重複強調要集結地方交通局一同研究各國經驗，也與Uber協商如何配合，使Uber能光明正大地提供服務。這樣的話術其實就是典型的官腔，Uber進到台灣已經快四年了，賀陳部長你有看到你的交通部下屬官員曾去參考國外立法例規範，針對Uber進行任何舊法令的新變革，或新法律草案的擬定嗎?講白了，這四年來舊政府的交通部根本是毫無作為，否則怎會只能一再拿3、40年前的法規當聖經? 賀陳旦做為小英新政府的閣員，如果有新作為的企圖，第一個就要痛責下屬的怠職，第二個也不應該在自己對外國經驗一竅不通、甚至連跟相關業者都還沒面對面溝通之前，就時時刻刻把不許放任、取締責無旁貸掛在嘴邊，完全拿下屬的見解作為自己的看法，典型一個讓保守官僚牽著鼻子走的主官，要期待由他進行大破大立的新交通政策，恐怕已是緣木求魚的奢望了。 內閣這樣的主官多了，也難怪民眾滿意度一路下跌，見微可以知著啊！

南海裁決最不利的是中國，引發歇斯底里反美民粹。這是愚民政策的產物。台灣卻也有人煽動反美民粹，說台灣被美國出賣了。 美國對南海裁決可能有些影響力，但無法操控仲裁法庭，否則以美國重返亞洲政策台灣所處的戰略地位與目前的台美關係，怎麼可能出現「中國台灣當局」的字眼？這不是馬英九「一中」政策下菲律賓把台灣嫌犯送到北京的翻版嗎？美國對菲律賓有影響力，但也無法操控，新任菲律賓總統與中國眉來眼去，美國能禁止？ 至於太平島的島礁問題，沒有涉及主權。即使涉及經濟海域，在裁決以前，台灣沒有行使二百浬海權驅趕別人，別人也沒有驅趕台灣。台灣在重申立場之外有必要過度反應，要蔡英文總統衝到第一線？ 是太平島的主權重要，還是台灣的國家安全重要？中國否定與羞辱台灣主權，有政治人物衝去「登陸」向中國示威嗎？為什麼他們不在南京去宣示中華民國的主權，卻煞有介事地在太平島作秀？還不是配合中國反美的需要？江啟臣的作派就是繼承馬英九衣缽。 這種反美民粹，也見之於對待美牛進口。美牛不安全嗎？美國是全球食品管制最嚴厲的國家。價廉而不利牛農，卻有利廣大消費者；政府做好配套幫助受損的牛農即可。現在有多少黑心商品從中國走私進來，朝野怎樣應對？ 美國會出賣台灣！這是親國民黨學者、媒體人一再舉出例子。的確，美國對南韓、南越的過去領導人策動過換馬行為，但那是獨裁者。美國也放棄過蔣介石，除了國民黨獨裁腐敗，也因為美國被共產黨的計謀騙了超過一個甲子，目前已在反省。美國也許被馬英九騙過，前提卻是台灣人被騙而選他出來。美國是民主國家，尊重選票。二○○四年三一九槍擊案連戰鬧事，美國照樣承認阿扁當選的選舉結果。而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一直是保衛台灣的利器。 每個國家都把自己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國也是。但是台灣與美國國家利益有許多重疊，首先是民主理念，其次是戰略利益。這與獨裁中國時時刻刻要吞併台灣截然不同。既然基本理念與利益一致，出現分歧為何不能溝通而要罵街登島？ 國民黨親中，必然煽動反美，挑撥美台關係。然而一些綠營政治人物與名嘴跟著起鬨；他們當然要反映民意，但一旦民意出了偏差，也有責任挺身而出，因為政治人物與名嘴應該比一般民眾高瞻遠矚。 如果沒有第七艦隊在台海巡航，國民黨抵抗得了共軍入侵嗎？如果不是美國開放市場，台灣的經濟能夠依靠出口起飛嗎？國民黨不要忘恩負義！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看到戴立忍事件（柯Ｐ說是另一個周子瑜事件），除了心生「為五斗米折腰」的悲嘆不忍，更多的為什麼梗在胸臆！ 昔日台灣的電視連續劇風行海內外，曾是東南亞華人的最愛，也是中國東南沿海省份居民學習「普通話（國語）」的典範，那曾經引領華人世界風騷的台灣演藝工業，而今安在哉？ 民主社會，人各有志，我們不能像中國一樣要求人人姓「黨」，所以除了怒嗆轉發「中國『一點不能少』」圖片、捧中共ＬＰ的台灣藝人，如霍建華、吳奇隆、林心如…等外，我們是不是該想想，還能做什麼？或應該怎麼做？ 是不是應該創造更多有利台灣藝人的表演空間，讓他們不必倚賴中國市場也能生存？那麼，就從拒看中國電視電影，支持台灣演員、多看國片做起吧！ 俗話說：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沒人做，講求利潤原係商人本色，無可厚非；所以，我們不能強求商業電視台的經營者個個都有「愛國商人弦高」的情操；但，人民頭家遙控器在手，有選擇看或不看什麼的權利，更可以要求有官股的電視台，尤其是公廣集團的各個電視頻道，一不播中國劇、二不播韓國劇，像越南一樣，立即停播所有目前正在播出的中國節目，把時段留給台灣的演藝人員。 再者，政府應以減稅優惠的方式，鼓勵大企業贊助或投資演藝工業，讓根留台灣的影視從業者可以有尊嚴的工作，不必仰中國鼻息！ 小英說她的政府是「解決問題」的政府，那麼，請拿出辦法來！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師，新北市民）

  一九四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紀德（Andre. P. G. Gide,1869-1951），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如果被禁止寫什麼，我會自殺！」 重視自由權的法國，這樣的一句話反映就是文化，一種作家的風骨、文學之所以能成為社會的良心在於這種精神。有文化的榮光才有國家的榮光。 在二戰後重建的時代，出任第五共和戴高樂政府首任文化部長（一九五九—一九六九）的作家安德烈‧馬勒侯（Andre Malraux,1901-1976），在法國殖民地印度支那反抗自己所屬的國家，並且曾在西班牙內戰和納粹德國占領法國時，參與反對法西斯的抗爭。 一生獻身自由與正義，在文學與文化領域激發法國人追求夢想的安德烈‧馬勒侯，既是法國文化的象徵，也是歐陸國家甚至世界各國文化部長的典範。文學才具、文化內涵加上政治家條件，在戴高樂長期信任與授權之下，經歷內閣的六次改組，三任總理，一直是首席部長，奠定了文化業績並留下文化榮光。 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進入新世紀後，也有文化部。但長期戒嚴統治的政治宰制，重經濟、輕文化。從文建會到文化部，在內閣中處於弱勢，預算不足。文化國家的夢想，文化振興的希望，彷彿天邊的彩虹。 後戒嚴，後黨國的時代，政府文化部門面對的不只是亟待救濟的文化生態，也面對文化領域被中國牽引，制壓的困境。國家認同的混淆，讓中華民國的國民身分糾葛在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文化界也處於有意或無意的迷惘狀態。 中華人民共和國挾其暴發戶式市場規模及經濟條件，以模糊的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或中「華民」國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壓迫較具產業條件的影視從業人員屈從。甚至分化非中國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國民黨政府，以達迂迴併吞中華民國的政治目的。 還未建立堅強文化體質的台灣，面對的不僅是文化危機，也面對國家危機。我們的文化界有像紀德這位法國作家的覺悟嗎？或者，我們的文化界有像法國的另一位詩人保羅‧梵樂希（Paul Valéry,1871-1945）所說「如果強迫我一定要寫什麼，我會自殺！」的覺悟？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股成交量極度萎縮，被多數分析師視為一攤死水，養不起大魚，但在新政府上台後，儘管經濟基本面尚未改善，更爆發英國脫歐的黑天鵝事件，卻穩步向上挺進，展開一波令人意外的除權息行情。驚奇的是，全球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不但輕鬆完成填息，市值更創下約四兆四千多億元的新高，直追全球半導體巨擘英特爾，創造出台積電神話。 在惡劣經濟情勢中，指標性個股超越基本面的表現，往往可以當成一面鏡子，透照出台灣經濟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台積電連續兩年都賺進三千億元，經營績效亮麗，而董事長張忠謀更是台灣頂尖企業家，因此得到國內外投資人青睞，成為台股的標竿，甚至連中國官員都公開力邀台積電到中國上市，當成對台經濟統戰的重要目標。可惜的是，檢視台積電的股東結構，赫然發現外資持股約七成八，內資約二成二。換言之，台灣投資人擁有其股權不到四分之一，台積電實質上已是外資公司，其獲利超過四分之三都落入外國投資人的口袋。換算之下，台積電今年發出一五五五．八億元股利，外資拿走一二二○．八億元，內資只有三三五億元，等於外資吃肉，台灣投資人只能喝湯。現在再把台積電當成「台灣之光」，恐怕只是阿Ｑ式的精神勝利法吧。 悲哀的是，台積電成為實質的外資公司並非特例，上市櫃中很多優質企業，外資持股不是過半，就是最大股東，如果不是公司法規定的限制，這些公司可能已異地註冊，成為名副其實的外國企業了。更嚴重的是，台灣經濟成長本是靠這些績優企業帶動，但它們的多數獲利卻被外國人拿走，再加上三角貿易所創造的盈利與就業為台商與外國勞工所有，可見台灣ＧＤＰ摻了太多虛假的成分。也因此台灣ＧＤＰ雖連年成長，但國人的實質薪資卻倒退，就業機會也沒有增加，經濟衰退變成結構性崩壞，必須進行徹底的產業轉型與推動經貿多元化，才能帶動經濟再度起飛。 由台積電的例子看來，要讓企業多數獲利為國人分享，當務之急就是讓國內資金能夠投資台灣的好企業。然而，國內資金卻在台股退潮，有些人歸責於富人稅、兩稅合一扣抵減半等內外資稅制的差別待遇。此一說法看似有理，其實不通，因為外資對台灣績優企業的高持股，係在這些稅制改變之前，並非近一、二年才暴衝，而國人對本國投資卻是逐年消退。最明顯的例證便是，我國資金已連續廿三季淨流出，達二五六九億美元，相對的，外資卻持續匯入，至七月一日累計淨匯入餘額增加到二○四○．一四億美元，直逼歷史新高水位。再由股市交易比重，散戶已由民國八○年代超過九成降至最近的四十七．七％，而外資則由八○年代不到一％增加到現今的卅五．三％，此一資金結構變化可以看出外資對台股的信心與日俱增，而本國投資人卻不斷退出台股，避走海外。 其實，此一問題的癥結與其說是稅制，根本還是在於台灣投資人的信心不足。台灣經營環境日益惡化，加上主政者以中國為解藥，不斷強化對中經貿依賴，而社會上更是瀰漫唱衰台灣的論調，彷彿台灣經濟的沉淪已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如此一來，台灣投資人何來信心投資本國的企業？然而，台灣不乏可以值得長期投資的績優企業，甚至有很多隱形冠軍，在全球產業供應鏈居樞紐地位，卻被投資人所忽略。 總之，解決台灣低迷的景氣，很多藥方存在於內部，不必外求，其中之一就是增加國人對本國優質企業的持股。如此不但可以分享這些公司的經營成效，改善ＧＤＰ成長未能由多數國人共享所造成的經濟困局，亦可提升台灣企業的本益比，充實其銀彈以對抗來勢洶洶的紅色供應鏈。而大量內資對資本市場的挹注，應有助於台灣經濟的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