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2/29 在大學教書以來，這已經是第25個「二二八」。25年來，在大學講壇，我重複地、一遍又一遍地，不斷地講述著二二八的歷史故事。每一次，都是全身心投入。有時甚至覺得自己身歷其境，彷彿穿越到了歷史現場。 講述二二八事件，我必須要非常用力，必須全身心投入，甚至必須進入自我獨白囈語的情境，以面迎台下那些不以為然的、抵抗的，甚至鄙夷的眼睛。 早期講授台灣史，教學現場有些驚心動魄，必須時時提高警覺，要有高度的耐心與毅力，因為那是一講起「台灣」，學生就神經緊張的年代。一九九○年代初期，課程名稱還不能掛上「台灣」二字，但課程內容涉及台灣史，仍然引發緊張，曾有學生來告訴我，回家分享課程內容時，父母很緊張，認為這老師有問題，最好趕快退選，因為講「台灣史」就是台獨。那時，「獨台會事件」剛發生不到兩年，在一個「台獨」老師的課堂，學生不免有些恐慌，也有學生偷偷告訴我，另一名學生對他說，他一聽到「台灣」二字，就起雞皮疙瘩。 在台灣、聽台灣，竟然會「起雞皮疙瘩」，實在匪夷所思，但當時的確如此。不僅學生神經緊張，我自己也經常處於緊繃狀態，每次播放二二八受難家屬阮美姝女士自製的二二八紀錄片，我總是心浮氣躁地不斷回頭看，無法讓它成為學生的助眠器，看到有人瞌睡、聽到有人發笑，就感到難過，坐立不安。批閱作業與考卷，看到學生寫著：要向前看不要往後看、不要再揭歷史瘡疤、受難家屬居心叵測、憑什麼要用我們納稅人的錢來賠償……之類的，總是難過想哭，即使是已發不回去的期末考卷，也忍不住長篇大論與他對話，明知話語終將化為空氣變成泡沫成為鬼魂，但似乎這是一個必要的儀式。 我唯有通過這樣的對話儀式，不厭其煩地對話，才能將自己心中這張台灣地圖，愈寫愈真切。最最疲倦的時候，我有時會想，如果我教的是隋唐史或紅樓夢，精神上就不必如此疲憊了。 在大學講壇一再撞擊「二二八事件」這個歷史禁忌，讓我看見政治威權的洗腦成效，頑固如石。有一回，一個學生氣沖沖地在課後來告訴我，二二八受難家屬有什麼值得同情的，那些人自己跌倒了，就要自己爬起來，為什麼要我們關心。也曾有一次，一個向來認真、坐在前排中間、與我互動很好的學生，不能接受「二二八事件」這個單元被排入課程，對我提出質疑，他說，老師，我很喜歡你的課，但是現在很失望，二二八有什麼好講的，那就是叛亂，那些人就是該殺，國民黨剛到台灣，為了鞏固政權，多殺幾個人有什麼不對，對付共產黨，就該這樣，寧可錯殺九十九個，不可放過一個。 記得那天黃昏，課後，我與他留下來，在黑板上又寫又畫，幾乎多上了一堂課。我舉納粹屠殺猶太人、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殺為例，想告訴他，民主國家沒有「必要之惡」，他卻說，二二八死掉的人，既沒有南京大屠殺多，更沒有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多，不值一談。 我與他一直談著，談到日暮黃昏，談些什麼，很多細節現在都記不清了。只記得天暗下來，他離去，我熄燈，往山下走去，一路流著眼淚，夜風吹過，很是寒涼。我不明白，是怎樣的教育，讓一個學習者失去了原初的學習熱忱，讓一個青年失去了基本的人性關懷與溫暖。 在別人的故事裡，流下心痛的眼淚，在自己的故事裡，冷血轉身離去。這樣的事情，在現實台灣，不斷發生。 進入第25個「二二八」，漫長的心路歷程。然而，比起那些真正的傷痛，那些被時光掩埋的真正的恐懼、撕裂、悲愴，這根本不算什麼。 關於創傷，大多數的論述，都是聚焦在傷痛者，指出傷痛者自我敘說的重要。確實，傷痛，必須透過反覆敘說，才能被見證，從而獲致療癒。然而，許多論述都忽略了「聆聽」、「見證」的重要性。 聆聽，最重要的，不是對傷痛者，而是對我們自身。對於我們這些不曾受過傷，沒失去過親人，沒經歷過沉積數十年恐懼的人而言，除非一再地、反覆地聆聽，否則，所有傷痛記憶，仍然只是一個事件、一條新聞、一項研究，進不了心，透不入骨。 現實臺灣確實還有很多問題，但我必須說，關切歷史正義，才是實踐現實正義的基盤與通路。任何人，如果不曾不願不能或不想聆聽，不肯認真面見、謙虛聆聽島嶼的歷史傷痛，說他有多關懷現實臺灣的課題，恕我直言，對於他的理念的真摯性，他的思想的深刻性，我只能是懷疑的。

  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 血腥的三月。二二八大屠殺在全島展開。血的記憶，無法遺忘。血的記憶，漂泊了近七十年，依然找不到真相和正義的依歸。 台灣民主轉型已近三十年，但如何處理轉型正義始終牛步化，讓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如同一個尚未癒合的傷口，時常在社會角落隱隱作痛。沒有處理的結果，就造成是非價值的錯亂和政治紛爭不斷。 轉型正義三大任務 「轉型正義」不只是一個名詞，更像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看見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以及政黨的價值取向和真假面貌。 一九八○年代開始，全世界有近八十個國家從威權獨裁轉為民主政體，他們都面臨處理威權遺緒的問題，使得轉型正義成為世界性的現象。二○○四年聯合國對「轉型正義」下了定義：「轉型正義的理念，乃是一個社會處理大規模獨裁濫權的遺緒，所進行的所有程序和機制，其目標在確立責任、服膺正義並成就和解。」 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吳乃德教授指出，轉型正義指的是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處理「正義」的工程。轉型正義包含三大任務：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與歷史記憶的保存。這些任務的終極目標，是要為因政治壓迫而分裂的社會帶來和解，也為民主立下文明基礎，保證醜惡的過去不再發生。 轉型正義的他山之石 他山之石、足以借鏡。西班牙在一九七八年開始民主轉型，但卻到了二○○七年才通過︿歷史記憶法﹀，除啟動挖掘政治受難者遺體外，同時禁止獨裁者佛朗哥的肖像和名字出現於公共場所。 南韓於一九八七年民主轉型，二○○○年金大中就任後成立「查明可疑死亡真相委員會」；盧武鉉更在二○○五年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更大規模調查國家暴力侵害人民的真相。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報告書「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指出，捷克在一九九一年通過︿除垢法﹀，規定曾在共產政權中任職情治系統、司法機構、軍警、國家銀行、國有媒體、國營企業和國科院、大學等，都是除垢對象；以及曾任共產體制高階主管者，五年內不得在政府和學術部門等擔任高層職位。 波蘭於一九九七年通過︿除垢法﹀，規定凡要競選總統、國會議員或出任法官、檢察官、公共電視台等政府高階職位者，都必須填寫「除垢聲明」，說明其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九○年間是否曾為共產政權的「協力者」。「除垢聲明」由「公共利益委員會」審查是否誠實、正確。如有疑點則交由「除垢法庭」加以釐清。 相較於捷克和波蘭追訴加害者的做法，「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則稍微和緩。「真相委員會」最早由阿根廷民主政府成立，智利、南非跟進。至二○一一年為止，全世界超過四十個國家成立了類似的真相委員會。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要是由國家政府成立，代表民主政府處理黑暗歷史的決心。政府直接授權「真和會」，進行調查獨裁統治期間殘害人民的事件。以南非為例，由曼德拉總統任命具道德崇高地位的屠圖主教主持該會的運作。委員會的權力包括搜尋證據、傳喚證人與執行證人保護方案等。前兩年半，委員會轄下有三百名職員，年度預算一千八百萬美元。 南非「真和會」的特點是，對加害者有條件赦免。在加害者完整交代其罪行的條件下，給予法律上的豁免；甚至讓加害者與被害者共同出席聽證會，說明受害遭遇和加害者的懺悔，透過電視轉播進行全國性的集體療癒過程。 通常「真和會」調查國家暴力侵害人權的案件完畢後必須撰寫總結報告，然後公諸於世，任務完成就解散。南非真和會於二○○三年出版了五部巨冊的總結報告；一九九九年瓜地馬拉「歷史澄清會」出版︿瓜地馬拉：沉默的記憶﹀；一九八四年阿根廷「失蹤者國家委員會」出版︿永不重蹈覆轍﹀等。 這些報告都完整呈現威權統治的壓迫歷史，包括政治壓迫的歷史背景、受害者人數、加害者與加害體系的運作，以及政治壓迫的事實：集體屠殺、掩埋屍體、暗殺、槍決、失蹤、監禁、刑求、性暴力等。 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 轉型正義報告書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真相，同時也是社會重要的反省教材，讓後人記取教訓，讓黑暗的歷史永遠不再重蹈覆轍，也讓民主社會有機會尋求真正的和解。從理解真相、回復正義到和解，最後才能走向共生。 沒有轉型正義，就沒有真正的是非價值；沒有歷史真相，就不會有真正的和解共生。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四十多年，有數以萬計的政治犧牲者，整個社會也籠罩在恐怖統治的陰影下，受到極大的心靈創傷。這些犧牲者用他們的血淚和生命，鋪就了民主之路，讓後代子孫可以安心上路。因此，蔡英文政府有責任盡全力落實轉型正義，絕不要讓他們的犧牲成為過眼雲煙，才能消除台灣社會和人民心中深刻的劇痛。 讓血的記憶不再漂泊，讓正義銘刻在芳香的土地上。 （作者王美琇，專欄作家）

當台灣原住民族即將接受新總統的歷史道歉與轉型正義時，西藏的明天又在哪裡？ 新國會開議，有綠委提案裁撤「蒙藏委員會」。當大批藏人以自焚向中國政府抗議時，蒙藏委員會默不吭聲；馬政府阻擋達賴來台時，未為正言；面對流亡藏人取得合法居留的困難，也拒不處理…。然綠委們若在乎正義，應思考於裁撤蒙藏委員會同時，速訂延宕十一年、國際人權五法之一的《難民法》 ，予藏人居留之法源。至若依據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聲援西藏民主自決與宗教自由，我們更別裝傻。 流亡中的達賴尊者，曾於八八風災來台撫慰災民，這次台南震災，又不忘捎來獻金與祈福。現今達賴喇嘛致力於宗教文化，已非政治領袖身分，藍委陳學聖才倡議主動發給多次入境簽證，馬政府依舊態度冷淡。 三月十日是西藏抗暴五十七週年紀念日。面對民族浩劫，善良的圖博人不興恐攻與復仇，率以流亡、自焚表訴屈辱。達賴喇嘛長期貫徹非暴力抗爭，感動國際，一九八九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二○一一年他以年邁卸下政治領袖，二○一四年更表明不再轉世。藏人自焚，不僅靈肉俱失，更因違逆佛教的無量罪而永別信仰。而達賴為了西藏人的自由、藏傳佛教的不受玷污，停止轉世，想必也經過拂天的掙扎！如此犧牲，仍只換來北京的威嚇。 台灣即將啟動的道歉與轉型，是以尊重、共生的態度，復育原民文化及其生存權。反觀中國對待弱勢民族，是把六歲的班禪十一世捉去北京強灌思想、做其統治傀儡，對達賴在世界各領域、包括在電影所喚起的「種族人權」，皆予恐嚇、封殺。懾於中國淫威，德、英、法、梵等國元首，現已避見達賴，美國和印度，因與中共的經貿合作，也暫凍西藏議題。其實達賴本無獨立「野心」，反而北京自始就食言了藏人自治之協議、翻手鎮壓。維穩以後，更加緊漢統、軍鎮、種族撲殺與核試、核廢的生態荼毒… 日月遲永，達賴何年返鄉？答案不在蒼天，在比天還可畏的中國！ （作者曾任國家電台記者，高雄市民）

學者陳儀深主張「中正紀念堂」可以改為「歷任總統文物館」，結果，台獨建國聯盟認為「中華民國本身就不應該在台灣存在」，國史館認為「檔案與文物宜合併，不應拆散」都表示不同意見。 其實，這麼大的指標性建築不管改成甚麼，必惹爭議，直接指涉政治尤其很難從特定立場抽身！何不擺脫「政治領袖」思維，用更大角度觀照？ 首先，相信沒有人會對兩旁的「國家戲劇院」與「國家音樂廳」動甚麼主意，這就穩穩的定下整個基調：是音樂、戲劇、藝術，而進一步概念化，就是文化的！而廣義的文化，教育部辭典說：是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總成果，包括宗教、道德、藝術、科學等各方面。 類似這種「廣角思考」而聲名顯赫的建築莫過於巴黎的「先賢祠」（Panthéon），而且無獨有偶，這個建築的用途也經歷過天大改變！原本，是國王路易十五重病康復，為了兌現先前對「巴黎守護聖女」的承諾而修建的「神廟」；巧的是，經過二十多年施工，落成的時候正好就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第二年，一七九○年，革命議會當局決定改變用途，用來入祀對法國做出「非凡貢獻」的法國人。 巴黎先賢祠，沒有拿破崙，沒有國王，沒有總統！目前為止，最後一位入祀的是二○○二年入祀的大仲馬（基度山恩仇記），法國「總統令」這樣說：「大仲馬，應該安眠在他的老友雨果身旁。」 雨果（悲慘世界、鐘樓怪人），一八八五年去世，法國為作家舉行國葬，從凱旋門到先賢祠，超過兩百萬人為他送行，如此場面，對奉行儒家思想的「東亞筷子文化社群」而言，作家擁有如此尊榮，恐怕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巴黎先賢祠總共七十二位法蘭西先賢，包括思想家伏爾泰、盧梭，科學家居禮夫婦等，政治人物十一位，只占一成五；我們連鈔票銅板，流通最久、最權威的識別圖像，不是孫中山，就是蔣中正！何不趁轉型正義，趁著重新命名定義中正堂，調整一下價值觀？也讓全民一起來回顧我們國家的歷史與文化。特別說明：先賢祠按西方教堂傳統，是安葬；而依我國傳統，只要用「牌位」的概念便可。 （作者為資深電子媒體工作者）

  選前，要老馬帶著二千三百萬人投靠中國、去統一的人，現在聽說全民討黨產，竟要台灣先返還蔣介石撤退來台時，帶來的所謂國寶與黃金。 黃金用來養軍隊，等同政治工具；國寶則是用來標榜國之正統的圖騰，亦是統治工具，豈能算在台灣人頭上？ 這跟新黨有何干係？新黨既無所謂的「黨產」，幹嘛跳出來蹚這池渾水？就連現在在檯面上，正參選國民黨黨主席的人，都說不清楚黨產在哪？究竟是多少？既是黑鴉鴉的，不是承認「待翻轉」之正義？顯見新黨這個「新」字，代表的，原來是最醜陋、最落伍的陳痾。 台灣人，除了原住民外，其實都是先後來台，是有個先來後到，但現在發現，三十八年撤退來台的這群，總是自認最優越、最高級、最純種─憑啥？除了手中端著的槍桿子，諒他們到現在也說不出個道理。 這群人，這種心態，無異淫賊押著受害者，逼她幫買保險套，這或差堪比擬。他們無視黨國落日即將消失在地平線上，猶在此叫嚷。 一面有人出面叫囂，一面卻護贓，一再滅跡，幾千億，沒多久幾百億，到現在帳面上，所剩無幾，每個出來講話的，都說不知黨產在哪裡，但奇怪，黨產就是比水還快的蒸發著，就是有人在背後賣；前頭說沒貨，後邊廚房卻猶偷偷料理，然後，還有「帳」來應付外邊的叫罵聲，這群賊可真奸巧！ 李總統及夫人，一趟美國行，就被指為偷運美鈔，還告上法庭；怪了，連氏夫妻海峽兩岸來來回回，卻從無人懷疑，究竟挪走多少？ 兩手放背後的，看似溫良恭儉讓，但卻是作帳專家。 （作者為律師，高雄市民）

記者鄒景雯／特稿 中國每五年的經濟計畫，到後來更名的經濟規劃，自一九五○年代推動至今，一向是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指導性文件，透過每五年一度內容綱要與具體政策的發布，是各方一窺這個蒙面國家今後政經走向的重要參據，因此往往早從人大審議草案階段就開始關注，直到正式出台後，還會持續追蹤其落實到地方的效應。 中國高鐵到台北？北京不如公布要建公路一直連到實際佔領的永興島，還更有「意義」。（取自Google地圖） 這樣的綱領，過去總是四平八穩，以對台工作為例，教條歸教條，但是對照中國涉台系統後來的執行路線，確實有著「定錨」的作用；以此長期經驗，看到「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傳出中國打算列入所謂「京台高鐵計畫」，宣稱從北京通到福州的高鐵路線，將再延伸到台灣，這反差真的是空前的。 換言之，如果中國真把二○二○年之前要建高鐵到台北列入正式規劃，這企圖展示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畢竟從實現的可能性來說，北京不如公布要建公路一直連到實際佔領的永興島，還更有「意義」；尤其當兩會召開期間，美帝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已經駛進南海，劍指中國之際，何不藉「十三五」做個正面回應呢？ 中國對於跨越台灣海峽的夢想，從高速公路、鐵路到高鐵，除了在紙上作業中，行駛速度愈來愈快，頗有精神式勝利法的自我感覺之外，其他有何實質效益？多的是台灣人更加大了對中國這個國家的不可思議，以及疏離感。 一九二八年胡適之寫的《名教》，描述中國的民族特性，愈沒有的，愈要個名，例如明明是兩個，偏要說一個，明明是雞同鴨講，非要說九二共識，這樣的心理狀態，竟然到今天還適用，甚且在習近平掌權後愈演愈烈，這退化現象，中國有識之士豈能不懼？

  位於奧許維茲-比克瑙死亡集中營的英文紀念碑，告誡世人永遠別忘了納粹曾經屠殺超過150萬猶太人。(圖片: 維基百科，攝影者: Neil，20160305) 關於轉型正義，已成為新國會重要的課題，惟目前的焦點，仍集中於政黨不當黨產的處理，但對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時代的真相還原，以及對加害者的責任追究，似乎仍在原地踏步。尤其比之於德國至現今，仍針對納粹戰犯進行審判，實有著天壤之別。 二次大戰後，德國對於納粹戰犯的訴追，一直未停歇，甚而在近來，檢察官起訴的對象，不僅年齡皆超過九十歲，且犯行皆也過七十年，根本逾越追訴權時效。更麻煩的是，這些被告於猶太集中營，也多屬最基層的警衛、管理文書或帳房的角色，致使其可以依上級或命令或未親手實施等等，來為自我辯護。這正暴露出，在政府組織分工下的集體犯行，於定罪上的困難。 惟在紐倫堡大審後，為了防止殘害人權者，動輒以國家組織為擋箭牌，即建立以個人負責的處罰原則，並在此基礎之上，逐步形成對國際犯罪的規範慣例，致有了1998羅馬規約的制訂。此規約，也就成為包括德國在內的簽約國，一個相當重要的法源依據。 而根據羅馬規約第29條，即明文諸如違反人性尊嚴、種族屠殺、戰爭暴行等的國際犯罪，不應有追訴權時效的適用，故就算納粹戰犯躲藏至今才被發現，也無法以追訴期已過來脫身。又依據羅馬規約第33條第2項即規定，對於殘害人權的上級命令或法律，乃屬明顯違法，下級公務員並無服從義務。故執行屠殺命令者，如集中營的警衛，就不能以依上級命令來為免責。 同時，針對無參與殺人的集中營人員，尤其是上層軍官，即便無法證明其有親手或下令屠殺的事實，但根據羅馬規約第28條，只要具有上命下從的階層結構關係，並對於殺人者所為的殘害行為有所知曉，卻未為任何防止措施，仍屬共謀共同正犯，致須對屠殺的結果為負責。藉由如此的規定，不僅可減輕檢察官因時間久遠所造成的舉證壓力，更使位居旁觀或上位者，不能再以未參與或未下令來卸責。 雖然，這一波號稱最後納粹的審判裡，即便判決有罪，在被告年事已高下，實質的懲罰效果，亦屬相當有限，卻顯現出實現正義的決心與態度。反觀我國，對於威權體制時代的種種不公不義，卻一直停留在最低度的轉型正義。 而台灣勉強算是轉型正義的立法，大概是在1990年代中期，由立法院所通過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就前兩者而言，顧名思義，是針對受迫害者的金錢賠償，且由依據此兩條例成立的專責基金會，來負責案件的調查與賠償事宜，惟此兩條例仍是以國家無過失的基礎為立法，不僅對於求償金額有上限，而在不認為國家有錯的前提下，自不可能有對造成損害結果的公務員為求償之規定，所以，此種金錢補償最終還是得由全民為負擔。至於回復條例，只是將被不當剝奪的公民權利加以回復，並非真正在洗刷清白，致僅具有形式上的意義。 至於最能反應轉型正義者，當屬對於迫害者的刑事訴追，惟此種究責，卻肯定比金錢賠償更加困難。只是從德國追訴納粹戰犯的經驗告訴我們，不管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時代，距離現在有多久、加害者是否已垂垂老矣或者逝去，都該還給歷史一個真相。這不僅是對過往冤屈者的正義伸張，更是對未來子孫的交代。

這次中職明星前往日本與日本隊進行交流賽，最大的不同應該是：中職的球星們的球衣上繡著Chinese Taipei。有人覺得這是CPBL爭奪「中華隊」主導權的做法，但我反而覺得這種做法讓人感到有點違和。 「Chinese Taipei」這個相當不精確甚至有點貶低自己國家代表隊的稱呼，是1989年為了突破中國的打壓讓台灣的運動員能在國際場合出賽，而不得不接受的一個名字。現在在台灣，應該也不會有人特別用「Chinese Taipei」或「中華臺北」來稱呼自己的國家代表隊，甚至如果有人把它翻譯成「中國臺北」，還會引起不少人的反彈。 在「奧會模式」下，我們只能很勉強地用很不甚精確的「Chinese Taipei」，讓自己的代表隊能夠出賽。但這次的台日交流賽，中職明明有機會爭取不要使用「奧會模式」的名稱，而中職過去也是這麼做的，但最後卻是讓中華職棒派出的明星隊首次使用「Chinese Taipei」這個名字，實在是讓人覺得有點難過。 這次的台日交流賽，中華職棒的明星隊不管是要在球衣上繡「CPBL」、「Taiwan」或「中華隊」、「台灣隊」都很好，但明明是有機會使用其他更有尊嚴隊名的場合，卻用了「Chinese Taipei」，甚至在販賣的商品上也這麼繡著，就讓人覺得莫名其妙了。 「Chinese Taipei」不管是翻譯成中華臺北還是中國臺北，都是個詭異的名稱，難道陳金鋒、陳鏞基......等眾球星們，都是臺北人嗎？如果可以爭取不要使用，還是儘量迴避吧。 （陳穎）

  大學校園是個體發展多元性的場域，不僅維護思想觀點的自我思考，更且崇尚人格的獨立。校園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即是對主流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圖：政大野火陣線臉書粉絲頁） 最近立法院和政大校園，各自搬演了一場聲氣相通、拙劣低俗的民主反動戲碼。一齣是立委張麗善在質詢前，要求閣揆張善政及列席官員，乃至立法院長蘇嘉全，全都跟她一起向孫文遺像行三鞠躬禮。她自以為透過這般行禮如儀所表達的尊敬和感恩，才能教育我們的下一代。結果吃力不討好，反而換來網民排山倒海的罵聲撻伐。 另一齣是在紀念「二二八」六十九周年的前兩天，政大學生社團「野火陣線」成員，在校園內蔣介石銅像，及風雨走廊張貼二二八傳單，和前來取締的主任教官、駐衛警發生激烈衝突。學生被狠狠的訓斥一頓，校警甚至質問學生：「你們有看到蔣介石屠殺嗎？」其實，陣線的學生只是想讓更多師生了解這片土地上的遭遇，並拒絕政府以集體失憶的方式掩蓋歷史真相與傷痛而已。 先說張麗善。她絕不是新科立委，十年前她上台質詢並沒有這般激越的演出。想不到事隔十年，她成為不分區立委，竟擺譜公然訓示：身為最高民意代表，應該以身作則，要用謙卑、謙卑、再謙卑，感恩、感恩、再感恩的心情面對「我們的開國元老，國父孫中山先生」。其實說穿了，她的投機作態，不過是打鐵趁熱，緊抓國會殿堂不必張掛孫文遺照的倡議，適時倒打一耙，肉麻當有趣的向黨中央交心罷了。 還好主席蘇嘉全不為所動，以總質詢時間，不宜進行類似儀式，請她尊重自己的質詢予以否決。英國社會學家鄧肯．米契爾〈G．Duncan Mitchell〉指出，儀式〈ritual〉的意義，在於通過隱喻〈或轉喻〉的象徵行為，陳述心靈的體驗。顯見張麗善的荒腔走板，是因她滿腦子充塞著不合時宜的黨國思維所致。換句話說，她是以不折不扣的傳統價值維護者自居，把自己型塑為黨國教育下一個無知的原地踏步份子為傲。 至於，政大主任教官和駐衛警撕毀學生的二二八傳單，那就更荒唐透頂了。教官系出軍方，是校園多餘的角色，也是校園民主最大的嘲諷。他們借殼進入校園，趾高氣揚的從事師生思言行為的掌控。他們甘做黨國的鷹犬，實在令人齒冷。這正是國民黨長期破壞台灣民主進程的絆腳石，更是這個藏汙納垢的百年政黨，諸多倒行逆施的反動罪孽之一，怪不得要橫遭社會大眾的聲討。 大學校園是個體發展多元性的場域，不僅維護思想觀點的自我思考，更且崇尚人格的獨立。校園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即是對主流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318學運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即是學生能夠輕易超越政治鬥爭，他們跨越藍綠，推倒封建思想的高牆。他們沒有歷史包袱，之所以走上街頭，只不過看不慣社會的不公不義，要求積極改革罷了。2011年從北非發端，席捲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如此，現今的台灣太陽花學生運動亦復如此。 過去國民黨每遭遇嚴峻的社會挑戰，動輒訴諸黨、國面臨「危急存亡」之秋，而向全體黨員和死忠的支持者精神喊話，要求奮起救亡圖存。詎知2016大選後，果然一語成讖一一黨已分崩離析。倘使國民黨還夠識時務的話，應該放下屠刀，回到街市去，學習培養對眾生多一點的慈悲。也就是不要再與人民為敵，或不識相的繼續蠻幹一些狗屁倒灶的反動勾當。看清楚人民力量崛起後新民意，新政治的到來，好自為之，才不致於加速黨的崩潰喪亡。

紅色供應鍊是過去八年馬政府親中經濟政策培養出來的產物，它的特點是對臺灣目前產業的替代性高，它有中國低工資，內需市場及共產黨政府的支持。過去跟他們互動高的產業都面臨他們的競爭，結果就是失血行銷，從壓低工資到潰敗被低價收購，進一步透過資本市場運作，用臺灣錢控制台灣產業。這己經不是假設性議題，而是馬政府末期正在發生的現在進行式，也是馬政府八年經濟政策的總結。 如何跳脫這個困境是台灣經濟迫切的議題，政治上換掉這個欺騙，坑殺台灣產業的國民黨政權，經濟上新興的經濟模式是必行之路，台積電以領先技術及世界市場為標的。領先技術及世界市場是新經濟的重要元素。 新經濟要永續發展，除了技術及市場外，我們仍然回到原點。什麼產業策略可以創造未來二十年台灣的繁榮呢？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在論述創新的意義時，明確的表示：創新並不只是科學或技術，而是「價值」。價值創新是一切創新的源頭。 Peter F. Drucker (photo credit: wikipedia commons Fair use) 能使台灣經濟揮別低迷的負成長的新興產業必須建立在價值，領先技術及世界市場上。最有名的新興產業是生技，能源與生態保育綠色產能，還有特定應用的軟體產業、休閒服務與高品質的製造業。新興產業創造世界市場須求，使得經濟持續成長。 無論在技術上、市場上，與價值上，台灣經濟今天面臨的是一個「創新」的問題，一九四○年代，台灣以「綠色台灣」的農業科技與成就踏上世界舞臺，一九八○年代，以「電腦台灣」的製造業成就在國際上發光，也帶動了一波的經濟發展。當台灣在新世界分工體系中不再佔有優勢時，就必須創造新的優勢，從「價值」改變起，「綠色價值」是跳脫中國追殺與世界接軌的經濟策略。 Acer 電腦 (photo credit: By http://laptopdemon.com, CC BY-SA 3.0) 以「綠色價值」為中心的成功經濟範例就是紐西蘭，綠色、科技、人文、美感與旅遊打造了南半球快速成長的國家。與紐西蘭相比，台灣除了農業科技與生態森林之外還高科技產業，充沛的高品質工作者，持續科技產業的領先，重新打造一個永續發展的綠色國家。 「綠色價值」經濟策略就是以「綠色」為基本思考的經濟發展，無論是在農業上、工業上、生活上乃至於人文上的綠色價值。農業上朝向有機農業，工業上以綠色產品供應鏈，綠色產能，綠色電腦為發展方向，公共建設以生態保育為主軸。綠色價值，技術領先與世界市場是他的三個主要元素。

  在一片「轉型正義」聲浪中，「清算黨產」是其中一項最明顯的標的，而其「附隨組織」如婦聯會、救國團…也應包括在內。 婦聯會，是宋美齡藉反共及照顧軍眷之名而設，經費來源為沒有法律基礎的「勞軍捐」，是一筆沒有經過政府預決算和審計的「黑帳」，後來被台灣省議會決議廢除，違法徵收卅四年，計徵九六九億元，由婦聯會、總政戰部、軍人之友社（或還包括國民黨）朋分，換算現值在五千億元以上；而救國團則是蔣經國藉輔導青年反共為名，由國防部撥款成立。連同婦聯會、軍人之友社，都是向人民口袋掏錢或通國庫的黑機關，後來雖法人化，但也不能就此「漂白」當年的不義之財，當然應和黨產併在追討還國還民之列。 至於國民黨代主席黃敏惠所謂「不合法的黨產一毛錢都不要」，已經是近任幾個黨主席講爛的謊言，問題在於國民黨都認為黨產是「合法」的，那有什麼「不合法」黨產？照此講法，國家是向國民黨討不了幾塊錢的，大家只好眼睜睜看它從千億到百億，最後「坐地分贓」散夥了。而她所謂要捍「黨員繳費」部分，早就被大群黨工薪水花光，或補助候選人買票買光了，要如何捍衛到底？（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小英還沒上任就被迫從前朝接下一大堆燙手山芋。在頭腦顛三倒四的政治評論大亨胡忠信領銜倡導和逼迫下，處理國民黨不當黨產成為小英的首當其衝。其實黨產在國民黨高級領導長年的五鬼搬運下，幾千億已經消失殆盡。剩下幾百億對國民黨已經不再是選舉資產，反而是票房毒瘤，小英可讓國民黨緊抱著它慢慢腐爛，也好成為綠營的長期提款機。處理不當黨產是為了轉型正義和公平競爭，但不算是當務之急，小英大可不必呼應胡忠信，成為他滿足一己偏執信念和信譽的工具。 國事凌亂如義大利細麵，筆者認為轉型正義牽扯到幾十年意識型態的灌輸和形成，只能一步步改變。小英有幾個重大問題可優先處理，亦即產業轉型問題、核廢料和能源問題，以及外交問題。國家要強大首先必須富有，二三十年來台灣經濟幾乎全部仰賴半導體製造業，台灣經濟也的確曾經因而閃亮一時。但是在政府疏忽於管制高階技術和中國人善於模仿學習下，台灣享有的關鍵製造技術早已消失。今後這種高耗能和賤價勞力的產業，台灣已經缺乏競爭力，因此小英政權必須很快推動產業轉型。 從媒體報導，小英現在熱衷的是生技產業，但是台灣需要的不是單一產業，而是更多元化的產業結構，文化、設計和腦力產業都是可行方向。生技產業是全世界都看好，競爭非常激烈的產業，台灣教育普及，人才知識豐富，競爭沒有問題。問題在於生物科技人力需求低，單靠生技產業無法提高台灣低迷的就業率。台灣人口密度超高，只要就業率低，社會問題就無法避免。如何選擇產業，小英亟需集中政、學、商、產界的共同智慧，詳細考慮台灣的人口與地域條件來決定；新興產業的振興也會抒解人才流失的問題。另小英出身富裕家庭，她不經意支持某一產業的發言，很容易變調成為對手內線交易的指責，小英有需要謹慎避免利益衝突的批評。 核能使用最大問題在於半衰期達幾千年的，輻射性核廢料的處理和儲藏。我們面臨的困難在於台灣位於紅色地震帶，超級地震隨時會爆發。加以人口密度超高，一旦有核災難，人口無處疏散，嚴重輻射性污染和傷害無從避免。即使現在就停止使用所有核能廠，已經累積的輻射廢料也無處去。無人外島可以考慮，但是環保團體的抗議，使以重視環保起家的民進黨無言以對。解決之法在於積極與環保團體對話，共同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總不能把核廢料儲存在靠近都市的核電廠內。能源是發展經濟的原動力，台灣也需要努力發展綠色能源，它不但可供自用，也可開發成為新興產業。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三十年來無休止的爭議，雙方往往為了毫無實質意義的一兩字爭吵不斷。例如「九二共識」就毫無共識可言，雙方只是各自表述這四個字而已。小英非常務實的兩岸政策，在此不再重述，北京至今沒有激烈反應，顯然還在觀望。小英的兩岸政策挑戰首先將來自台灣內部，年輕世代已經表明「兩岸」一詞的謬誤。台灣與中國是不同的兩個國家，他們主張的雙方關係是清楚表明的國際關係，也不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另一方面，小英如何應付中共、美國等盟邦、和國際對台灣主權的干預，捍衛台灣自我認定的主權也是一大挑戰。 大家都說害怕廚房熱就不要進廚房，小英已經自己爭取到當台灣主廚的位置，當然沒有抱怨廚房熱的權力。她已經沒有退路，不管廚房多熱，她都必須謹慎遵照台灣主流民意，排除藍衛兵的阻撓，烹煮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滿台全席」，來滿足台灣人嚮往民主自由的胃口。 多數台灣人是公平的，小英的努力必會受到全體台灣人民的感恩。但也得請大家一起幫助小英，完成台灣人自己的心願。

  對於制定轉型正義促進條例，在總統府下設置轉型正義委員會，全面處理包括黨產在內的議題，國民黨方面反稱人民要的不是轉型正義進行政治鬥爭，過去民進黨執政八年已經清過一次，國民黨歷任黨主席也將不當黨產整理過了，沒在怕的啦。而上次國民黨失去政權，仍然控制國會多數，不要說轉型正義，連國防軍購都受阻，這次人民改變了國會生態，當然要重新檢驗、積極落實。如果這也叫政治鬥爭，那麼，二戰後的德國豈不是在政治鬥爭納粹？ 黨產歸零，馬英九喊了幾年？騙到兩任總統，即將下台一鞠躬，卻跟六三三同歸芭樂票。朱立倫當主席，也是喊喊口號走過場，然後船過水無痕。這次主席補選，參選人連黨產規模都說不清楚。可能最清楚黨產者，卻低調躲在暗處。這說明清查黨產，還財於民，國民黨只會被動不會主動。最近，該黨還在敗選後加緊標售黨產，包括台北雙子星預定地的土地持分，如此行動，難免啟人疑竇。如果他們的拖字訣、烏賊戰再次奏效，四年過後黨產還是笑罵由人，那麼台灣的轉型正義恐怕更遙遙無期了。 正在進行的國民黨主席補選，主要候選人仍在為黨產辯護，有人還主張把黨產分給黨員，為黨產的正當性與貢獻辯護，彷彿完全不知道黨產是罪惡之源。黨產如此受到詬病，乃因它先是國民黨利用接受日本投降，將日產中飽私囊成為該黨的財產；繼而，利用在台灣的威權統治，國庫通黨庫，特許事業獨厚黨營事業；再加上，外圍團體以政治特權抽人民油水，從而造就了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政黨，權力加黨產所鋪陳的政商關係盤根錯節。 可笑的是，在聲討黨產之際，竟然還有人牽拖兩蔣運來的黃金、故宮文物，企圖轉移轉型正義的焦點。那些「被統派」應該不知道，中國專制政權下知識社群起草的「○八憲章」，都已經明確提出轉型正義的主張了。他們在民主台灣還視轉型正義為洪水猛獸，只能說是跟打壓「○八憲章」的統治者沆瀣一氣，而暴露其追求「極權統一」的本質吧。台灣的經濟發展，起初受惠於美援挹注，包括資金與物資，以及民主陣營將台灣納入西方經貿網絡，不是靠那一點養軍隊都吃緊的黃金。 話說國民黨的黨產，即使黨內也少人知悉，簡直就是一個黑箱。馬英九處理的「三中」案，連中常委也蒙在鼓裡，疑點重重，至今還是個謎。根據該黨的黨產報告，多年來一直劇烈變化，從九百多億到去年底剩下一六六億。這只是看得到的帳目，至於冰山一角下的暗礁到底有多大，沒有水落石出天曉得。光是這樣，就必須徹底清查一番。假使國民黨自認光明磊落，徹底清查還其清白也是轉型正義嘛！民主洪流擋不住，「今周刊」民調將近七成贊成收回黨產，黨產不剷，國民黨只會更慘。 黨產的轉型正義，不僅是矯正歷史暗黑，更緊要的是民主深化。利用黨產充當選舉利器兼政治酬庸，造成民主時代政黨競爭的先天失衡。即使失去人民支持，淪為在野黨，國民黨依舊拒絕貼近民意，也拒絕從外來走向本土，憑的就是黨產做為「團結工具」。黨產的毒瘤割除，國民黨才有可能面向民意，把人民視作國家的主人，從國家認同到政策方向都體現民之所欲，而且，該黨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內部秩序符合民主的組織，有助於台灣的民意匯聚與民主提升。 國民黨病得不輕，而且是慢性病，病源在黨產。黨產，堪稱最具實質性的轉型正義議題。現在，人民透過選票，創造有利的醫療環境，要幫國民黨砍斷病根，這絕非政治鬥爭、轉型仇恨，國民黨內期待改革者理應正面看待。反過來說，萬一全面執政的民進黨，果真公器私用胡作非為，扭曲人民追求轉型正義之旨，下一次也絕對難逃選票的制裁。新的民主時代就是這樣，黨國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人民是主人也是裁判，貫徹人民意志者便執政，背離人民意志者請下台。

  不同於2008年「二二八紀念日」時的陰鬱與與2012年同一天的淒風苦雨天氣，今年的「二二八紀念日」全台各地普遍都是風和日麗的好天氣，作為台灣首都的台北市更是陽光普照，一掃連日來陰雨綿綿、又濕又冷的天氣帶給人的鬱悶，使得許多人都迫不及待的舉家出遊，讓此刻正在桃園市舉辦的「台灣燈會」在「二二八紀念日」這一天湧進了三百六十九萬人參觀人次，打破燈會舉辦以來二十七年單日入園的參觀人次紀錄！(註1)  「二二八紀念日」原本是肅穆追思及紀念前人苦難的國殤日，大部分的台灣人卻彷彿只是把它當成另一個出門遊玩的日子，實在有點不像話；但靜極思動畢竟是人的本性，尤其是在辛苦工作之餘卻礙於天候因素無法在工作之餘出門走走好好放鬆身心靈，肯定會讓人更加疲憊，而今年的「二二八紀念日」既然適逢連續假期，天氣又大為好轉，大家出門走走散散心，好為重返工作崗位充滿能量重新出發其實也是人之常情，並不為過。  只不過，對於同時兼具「二二八事件」罹難者家屬與政治人物的台北柯文哲來說，由於他的身分不同於一般人，理當以台北市長及具「二二八事件」罹難者家屬的身分留在台北市出席「二二八紀念日」的紀念典禮才對，然而，他卻選擇在這一天從北台灣的「富貴角」出發，騎自行車前往位於台灣「國境之南」的鵝鑾鼻燈塔挑戰520公里長征「一日雙塔」高難度旅程，這種形同在台灣重大歷史紀念日當「逃兵」出遊的舉動，自然招致許多人對他的強烈責難與撻伐，也使得原本應該是獲得掌聲與鎂光燈的這一趟旅程被加入些許不協調的噓聲。  面對來自各界的批評，柯文哲在終點站鵝鑾鼻燈塔前含淚解釋：「二二八」是他「一直不想面對的日子」，因為會勾起他對祖父的苦難、父親的傷痕記憶；所以他才會用520公里長征的肉體磨練，尋求靈魂重新的救贖，希望「過去，我們的淚水充滿怨恨，今天，我們以汗水開啟寬容與諒解的未來。」(註2)，只不過，這樣的說詞仍然無法完全平息所有人的不滿，許多人依舊質疑他是在作秀。姑且不談柯文哲在今年的「二二八紀念日」選擇當一個「逃兵」的真正動機是甚麼，如果純粹就他在鵝鑾鼻燈塔下所發表的「淚水與汗水」聲明內容來看，其實是相當值得商榷與發人深省。  因為無論從過去的歷史以及現今的政治現實來看，當年一手導致許多台灣家庭破碎、無數人流乾眼淚的始作俑者──中國國民黨，他們製造讓人民流淚與怨恨的罪行儘管方式略有不同，但並沒有真正停止。看看近幾年來，無論是因為強迫拆遷而導致無辜人民家破人亡的「苗栗大埔事件」；抑或是包括洪仲丘在內等數十年來在軍中遭到軍方以「訓練」名義凌虐整死的基層士兵；乃至於疑因擋人財路而遭到軍中貪腐共反結構滅口的前海軍上校尹清楓…等等，都可說是中國國民黨發動「二二八事件」迫害全體台灣人的遺緒！  這樣的「二二八遺緒」，雖然有的是假藉「發展經濟」之名，有的則是打著「國防建軍」的大義名分，但事實上其本質上都只是為了鞏固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統治以及填塞他們永遠不知饜足的貪婪胃口，所以一手導演這些讓台灣人民流淚悲劇的幕後兇手也自然和「二二八事件」一樣很「巧合」都是中國國民黨，而這樣一個在六十多年來專門在台灣製造悲劇、讓人民流淚的黨，到現在不但沒有真正受到清算與批判，反而還因為許多台灣人的鄉愿無知，繼續坐享無數台灣人流汗水辛勤勞動成果的供養。  儘管流汗與流淚的原因並不一樣，但淚水與汗水卻都是鹹味，只不過一個是因為「心苦」而流，另一個則是因為「身苦」而流，很巧合的是：不論是「心苦」或「身苦」，在台語的發音都近似，所以身為一個台灣的執政者，除了不該因為一己之私製造悲劇讓人民流淚外，也同樣不該罔顧民意剛愎自用的強推一些自以為是的「失政」，讓人民苦於物價飛漲而薪水不漲而必須為了生活而得流更多汗水的辛苦工作，然後再來本末倒置的高喊要「苦民所苦」。而是應該建立一個與民意保持同步互動、公正開放的政府，讓一國之內的大多數人都能夠各得其所、各盡所能的發揮聰明才智，如此必然能夠使大多數人都安居樂業，在追求個人的小確幸之際，也同樣促進整體社會的大幸福。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大多數人都能夠得到幸福社會中，即令不去刻意強調寬容與諒解，也同樣能夠因為充滿了歡笑而放下怨恨。2004那一年大部分台灣人牽手護台灣的「二二八」(註3)，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嗎？  (註1)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963098  (註2)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229000230-260102  (註3) http://blog.udn.com/SummerBlue/6157681

  最近國民黨有幾件事值得大家關注，首先是不少民進黨員，質疑立法院高掛孫文遺像的正當性。他們認為全世界的國父很多，但是除了北韓之外，沒有一個國家還要向國父遺像鞠躬行禮。即使是共黨執政的中國和越南，他們也反對搞個人崇拜。 而且近二十年來，關於孫文的檔案越來越多，學者對他的負面評價也越多。他在奔走革命時，為了募款到處向外國人開空頭支票，非法集資。他任臨時大總統時，為了討伐袁世凱，尋求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幫助，和日本訂立中日盟約，他開出的條件比起袁世凱的21條賣國條約還要慷慨大方。 孫文在遊說日本朝野時一再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他的很多同志也抱怨孫文做事專斷跋扈，像中國的孫列寧。他曾來過台灣，也僅僅是為了募款，在立法院供奉孫文遺像的非正當性，除了他的性格不夠崇高之外，他和台灣民主政治實在掛不上鉤。 對此一主張，民進黨準總統、黨主席小英在中常會指示黨團，對於議題的設定應該要有整體戰略思維，尤其是政治敏感度高，或重大政策議題，應該透過黨團會議或內部政策機制，更多人一起討論，設定完整的作法和步調，讓外界看見整個黨團問政的節奏感。礙於國民黨幾十年愚民教育的成功，台灣多數民意反對取下孫文遺像，小英還無法趁選舉大勝機會，馬上澈底推動轉型正義。 近來另一議題是我們的社會評論和輿論大師，考慮到民主政治權力的制衡，幾乎一致主張國民黨不可以在台灣政壇消失。這種論調只顯示那些人是近視眼，其實世界上不管是哪一國家哪一時代，尤其是中國整個歷史，改朝換代是常事，政黨或黨派完全消失更是常事。 我們敢問，國民黨是什麼珍寶，不就是孫文為了推翻滿清創設的組織嗎，它和今日的台灣民主政治又有何關係。國民黨在台灣囂張跋扈的日子已經太長，現在該退場就退場，該消失時就消失。也好騰出空間，讓其他更適合民主政治的新政黨如時代力量壯碩。台灣的社會和輿論界，別貓仔哭耗子，替台灣人施捨假慈悲。 現在很多人關心的還有國民黨主席的選舉，和國民黨會被哪一派系所控制。這還不清楚明白，不就是那些不用自己繳交黨費的，原本來自國民黨軍的黃復興黨部成員。他們支持的親中大將洪秀柱，看來將所向無敵，穩當選黨主席。 國民黨內台灣本土派的代表如吳敦義和王金平都已被擊垮，他們不是已經放棄就是懦弱得不敢出聲，國民黨將一言堂成為北京的喉舌。請問這種政黨在台灣又有何存在價值，還不是像孫文遺像一樣，讓他們從台灣政壇一起消失。 後註：世界最早的民主政體──美國，就有很多國父（Founding Fathers），名單隨人而異。歷史學家默立斯（Morris）1973年所推薦7人被一般民眾接受。他們是John Adams, Benjamin Franklin, Alexander Hamilton, John Jay, James Madison, and George Washington。美國人不搞偶像崇拜，不向他們遺像鞠躬行禮，更不用他們遺像作為官員宣誓之用。美國總統就職時把手放在聖經上宣誓，有人抗議不能獨尊基督教，應該改用美國憲法。台灣人把孫文神格化，作為偶像崇拜對象，也用他遺像做為朝拜和宣誓用，是世界愚蠢奇蹟。如果中共認孫文為國父，正當性還高些。

  跑票，有說不出的「甜蜜」滋味，所以「楊曜事件」，不是空前、也非絕後！ 新會期的立院召委選舉，擁六十八席的民進黨團只拿九席、僅三十五席的國民黨團搶到七席。五月新政府才要上場，三月立院綠營新民意即已無視選民的存在。 藍綠陣營跑票，非新鮮事。一、過去典型舊例：一九九六年立院院長選舉，首輪劉松藩與施明德八十比八十平手，次輪八十二比八十一劉松藩險勝。這兩輪，廢票共五張（藍綠都有）。如果張晉城在首輪不以簽名支持施明德造成廢票，政黨輪替會提早。張晉城最後退黨。二、最近重大案例：藍營，二○一○年台南市正副議長選舉有十人跑票，遭該黨開除；綠營，二○一五年六都議長選舉，台南五人跑票遭開除。新北呂婉鈺、高雄洪平朗等多名議員，均遭程度不同之處分。 「跑票」一定遭嚴厲黨紀處分嗎？那也未必。民進黨曾發生「表面處分、實質獎勵」的荒謬案例。案例：陳世凱，二○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市議長補選當天上午跑票，當天下午立刻受該黨徵召參選立委補選（對手顏寬恒）。俟補選落選後，僅停權三月，以不影響他日後被提名權為原則。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陳世凱再度被黨提名參選市議員，選民健忘「議長跑票」醜聞，使他再度高票連任。二○一五年三月三日他搶頭香登記第九屆立委黨內初選，並獲黨提名二度對決顏寬恒，選情一路看好的他，選戰末期，他過去之醜聞遭掀痛擊。陳世凱跑票之事，表面上停權三個月處分，實質上連續給予三次鼓勵：（一）提名參選第八屆立委補選；（二）提名議員競選連任；（三）提名競選第九屆立委選舉。 諸侯翅膀夠硬、派系勇於撐腰，黨對「跑票者」也是無可奈何（還實質獎勵）。所以同志們羨慕嚮往看齊與比照辦理，違紀事件將會前仆後繼，因為很「甜蜜」，不抓住「時機」太可惜！ （作者為台中市常任選舉監察小組委員）

  香港春節旺角騷亂，示威者利用火堆及障礙物與警察對峙。香港泛民派無視「一國兩制」已經崩壞，譴責這些反抗與衝擊行動，沒想過這些示威抗議是被當局壓迫出來的。(圖片: 維基百科，攝影者:Iris Tong，20160209 )   最近香港新界東區舉行立委補選。年輕的公民黨大律師楊岳橋出選得到泛民的支持。 新界東是泛民的票倉，楊岳橋勝選的把握很大。但是年初一晚發生的旺角騷亂與特區政府的嚴厲鎮壓，由於主要參與者是主張「勇武」的本土民主前線（本民前），而他們的發言人梁天琦也有參選，他對特區政府的強硬態度與良好形象而聲勢鵲起，威脅了楊岳橋，因為他們的票源有很大的重疊，搞不好會讓親共派收漁人之利。 這幾年來香港本土意識興起，年輕人成立許多小團體，甚至參選議會，使充滿大中華意識的傳統民主派（老泛民）深感威脅。他們被激進的年輕人批評與攻擊時，沒有進行反省，而是懷疑這些年輕人是共產黨派來的，使雙方的關係更是惡劣。 這次旺角騷亂，老泛民也是根據這個思維立即出來譴責暴力，沒有區分統治者與反抗者的不同暴力行為。而梁天琦的高漲聲望，更被有些泛民視為搶泛民選票的「陰謀」，個別泛民更說出喝「人血饅頭」的駭人言論。 所幸楊岳橋非常清醒，他不但去探望被捕的年輕人，在選舉中也沒有對梁天琦惡言相向，甚至還稱讚他，只是在是否運用暴力反抗方面堅持和平手段。在泛民名人全部出動聲援，並且呼籲「大局」守護泛民議席的情況下，楊岳橋終於贏得這個席位。但是他也公開承認，有許多投給他的選民是「含淚投票」，因為他們本來是支持梁天琦的，為了不讓建制派當選而投給他。如果泛民中人多一些人像楊岳橋，泛民與本土派的關係就不會那樣緊張了。 這些年來，香港與台灣發生的公民運動矛頭是對著親共的本地政府，因此台港之間的相互學習、相互聲援也日益普及。香港人希望「今日台灣，明日香港」，因此香港人也日益運用蔡英文的名言來闡述自己的觀念，例如「最後一里路」、「永遠站在反抗者一邊」等等。 民進黨也深受公民團體的壓力，但是會進行反省改進自己的作風。例如太陽花以後，吸收一些參與太陽花的年輕人進入黨部「摻沙子」。台北市長選舉與柯文哲協調禮讓。這次大選民進黨提出的不分區立委名單吸收了一些公民團體的代表人物，立委選舉更是對第三勢力進行「禮讓」，展現了民進黨一定的胸懷，這是對「民主」的真正實踐，即使有些具體做法上不一定被一些人認同，但是這種器度值得肯定。 在太陽花的佔領行動與反課綱運動中，民進黨沒有直接參與，卻有默默的支持，包括立委輪班保護學生，當然也有物質上的支持，例如被爆出提供學生雨傘。他們沒有譴責學生搞暴力，違反法治等等。因為他們明白馬英九政權的性質與他們壓迫人民的本質。 然而香港泛民多次譴責被當局壓迫出來的反抗與衝擊行動，無視特區政府是共產黨主控的政府，「一國兩制」也已經崩壞，以致被學生指為「冷血割蓆」。對佔領行動也認為「違法」。問題是如果沒有中國佔領香港，會出現香港佔領行動的雨傘革命嗎？ 許多身為香港泛民的立法會議員，居然反對「香港優先」，那麼香港的泛民黨是否要成為中國的黨，與中國國民黨相同？何況他們有些也與國民黨一樣，始終看不慣與不能接受年輕人有創意的抗爭行動。他們與時代脫節，與年輕世代脫節，又怎麼能夠得到年輕人的支持？就是進行人事上的世代更替，換年輕人上來，如果沒有更換思維模式，那麼國民黨在台灣的潰敗，也可能出現在泛民身上。 香港與台灣不一樣，因為在中國直接體制下而沒有普選，如果泛民與本土派無法團結，最大的得益者將是共產黨外圍的建制派。這是香港最大的不幸。最該負責的不是年輕人，而是目前執民主運動牛耳的泛民。

  不同於往年參加戶外活動的紀念方式，筆者今年選擇去「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沉思歷史，以表達對受難者的追思與敬意。 然諷刺的是，要前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我卻得在以加害者蔣介石為名的「中正紀念堂」站下車──從加害者的「殿堂」，走向受害者的「靈堂」──這樣的荒謬正說明了「轉型正義」從未開始。 抵達之後，適逢馬英九正在主持中樞紀念會，對於此一面「悲憫」受難者、另一面卻又頂禮膜拜加害者的政治表演者，筆者完全不屑一顧，直上二樓的常態展。 雖然早在該館成立（2011年）前，筆者就已熟悉這段歷史，但踏進來還是第一次。在重新回顧事件的背景、細讀每一封遺書、端詳每一張遺照之後，內心仍澎湃不已、激盪難息…。讓筆者印象最深刻的一張照片是，《和平日報》的記者蔡鐵城烈士。這位年輕的記者「懷抱理想，同情貧苦大眾，對貪污獨裁統治極為不滿」，也因此，在事件當時他擔任台中「二七部隊」的宣傳部長，以行動來抵抗獨裁，後來遭關押兩年多。但出獄後他仍繼續籌組讀書會，後來二度被逮捕，於一九五三年遭槍決，時年僅三十一歲。 但這張臨刑前胸前還被貼上「蔡鐵城」三個大字的照片，卻散發出一種「幸福」的感覺，讓筆者納悶地忍不住蹲下來端詳：照片中的他穿著簡單的襯衫、長褲，雙手被綁在後，但臉上的表情卻是愉悅而滿足的，那燦爛無懼的笑容、炯炯發亮的眼神，震懾了我的心，我第一次體會什麼叫「從容就義」。再看看旁邊那封給妹妹的遺書，信中滿是對妹妹的憐愛與不捨，以及對父母的牽掛，但字裏行間卻透露著「此心無悔」的堅定，不禁讓人泫然。當時也站在筆者旁邊的一位中年男子，忍不住邊看邊搖頭，最後罵了一句：「國民黨，×你娘！」。 「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二二八受難者王添灯先生一生的理念）的台灣菁英卻慘遭蔣介石政權的大肆屠殺，這樣的歷史不用還原？這樣的真相不必追究？這樣的公道不必返還？在步出紀念館後，我心裏「有個結一直解不開來」──這樣的鬱結讓我更深刻體會了受難者家屬的痛。如果台灣不「去中正」的話，公義永遠不會到來。

  William H. Newton (1912-1949) (圖取自 Newseum.org) 威廉‧牛頓 (William H. Newton, 1912-1949)是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近郊柏克斯利(Bexley) 城人，1929年進入俄亥俄州立大學新聞系，兼任當地《公民報》通訊員，1933年畢業後進入斯克利普豪華(Scripps-Howard)報系，以報導俄亥俄州長達威(Martin L. Davey, 1884-1946)被聯邦政府誣陷的貪污瀆職案而一舉成名。1942年，他參加陸軍航空隊，官拜中尉，先在歐洲，後到中國，隨著日本的投降，他在中國退伍，留在中國擔任原來報系的「外國通訊員」。 1945年，台灣的經濟，先有總督府的支援前線，後有中國官員的搜括，台灣銀行券的發行量，由年初的九億元增加到年底的二十九億元(參見：《密勒氏評論報》，1946年三月二十三日)，通貨膨漲非常嚴重，由於對外通訊比戰時還困難，所以直到1946年初，台灣的苦況才由商人傳到上海。1946年三月中旬，牛頓來到台灣，拒絕和陳儀見面，自己走訪南北，在21、22、25和28等四天各發出一篇報導給報系總部(按：該報系當時在美國擁有約20家報紙)。以下就是刊登在《紐約世界電訊報》上節錄的內容： 台灣台北，三月二十一日 中國人劫掠恐怖台灣 恰如紅軍劫掠滿洲 中國把一個當今世間無以倫比地腐敗、無能、惡劣的政權加在這個富庶的島上。……中國人所抱怨的俄國人在滿洲的手法和中國官員自己在這裡所幹的好事就是同樣的一件令人垂頭喪氣的事。……中國人和軍官採用紅軍的習慣，在街上擋路來沒收行人的手錶和珠寶。 雖然這裡也有誠實能幹的中國官員，但是他們通常沒有權力，很多人要求他調，不願意留在這裡看著人民被設計剝削。其他人因為薪水太低而不得不靠勒索維生。 政府的貪污，上自某些最高級的官員，下至縣長、市長、警官和下級職員，影響到台灣人民生活的每個層面。現在的米價比中國人來以前貴十倍，煤炭、糖、鹽、運輸、生活用品，還有其他的，幾乎樣樣都漲。 台灣人說：「你們美國人對待日本人真慈悲，只投原子彈給他們；卻投中國兵仔給我們。」…… 日本人用強硬的手段統治台灣，為了壓低價格，他們設置了一個政府的專賣單位「台灣貿易公司」，從事收購、分配並販賣基本日用品。中國佔領官員接收同樣的專賣來營利，結果是價格飛漲。……他們付給農人米一斤兩元，而以一斤十八元賣出。中國佔領當局溫和地否認，向我保證，說在政府經營的配銷站只賣一斤五元，然而，在整個二十九萬人口的台北市，沒有一個台灣人知道配銷站在哪裡，也沒有人說能夠買到公定價格三倍以下的米。…… 政府強迫開礦的台灣人把煤炭以一噸二百元賣給貿易公司，然後再以一噸不低於兩千元的價格賣出。糖廠必須以一袋(八十五公斤)一百三十元賣給貿易公司，貿易公司把它運到上海去賣相當於一袋三千元。 中國佔領官員們說，貿易公司所賺的錢是用來買進口貨的，像用於台灣疲勞的土地的化學肥料。紙面上如此，事實上是另一回事。農人說，他們連一小把的肥料都還沒有看到。 陳儀將軍，一個從前的軍閥，前福建省主席，現在在主持這個島嶼，國民政府派任他當行政長官。島上有招牌，上邊寫著：「打倒行政長官。」 台灣台北，三月二十二日 美國復員使台灣人民陷入苦境 一項愚昧而不實際的美國外交政策，加上戰後美軍的瘋狂復員，至少要為台灣七百萬住民的苦難負一部分責任。在征服了日本之後，美國把這個日本過去的領地交給中國人管轄，而中國人則用貪污和勒索有系統地對人民吸取膏血。在這裡的美國人或中國佔領官員都不知道我們把台灣交給中國人是否附帶了什麼條件。……在中國佔領官員的統治下，台灣人民活在被流氓搶劫或殺害的恐懼當中。……在戰爭期間，美國為了佔領和軍管台灣而訓練了兩千多名陸、海軍官，他們當中只有一名海軍中尉曾經來到這裡。沒有人清楚台灣是什麼地位，關於這個問題，這裡的美國官員不曾接到來自重慶或華盛頓的指示。…… 關於台灣地位和美國在這裡的意向，美國優柔寡斷的徵兆可以從美國軍事團體的名稱看出來；剛來的時候，它叫做台灣顧問團；幾個星期之後，改名為台灣聯絡團；再後來，它就被剝到只剩下幾個人，改名叫做台灣遣返團，他們的活動只限於監督日本人走上開往日本的船隻。 台灣高雄，三月二十五日 中國人把台灣的日本人當奴隸 在這裡的美軍官員向沒收台灣人私產、公然搶奪劫掠的中國軍官提出抗議；但是，中國佔領當局對他們的抗議大多不是不理就是拒絕。一名中國空軍上校就說：「應該用刺刀把這些抗議的美國人趕出去。」 島上的美國人對某些中國佔領官員普遍的貪污習性感到厭惡。雖然美國外交政策要求遣返在台日人，中國佔領官員卻勉強藉口說他們是技術人員而打算要留下十萬日本人，真正的理由是要他們充當奴工，中國人承認不想付薪水給他們。美國提供船隻來運送日本軍民回去日本；但是，情形是這樣的： 日本家庭按照遣返令去城裡，在路上被迫付錢賄賂；中國政府的卡車司機強迫他們先付費才能上車去港口。搭滿整列火車的日本人，在距離基隆碼頭還有幾里路的地方被趕下車，強迫他們花錢雇用馬車。 在高雄，他們向全體日本人徵收五百萬元來懲罰他們使高雄被美國轟炸所造成的損失；日本人的臨時負責人只能繳出一百萬，中國佔領官員以不讓美國船出港為要脅來強迫日本人付錢。一個市政府的官員告訴我，錢已經送去重慶了。 台灣基隆，三月二十八日 在台灣的中國人讓礦場變成廢墟 在台灣的東北海岸，山陵和(東)中國海交界處樹立著一座被遺棄的、中國沒有能力處理任務的紀念碑。那是日本礦物公司提鍊銀、銅和金的工廠，……自從日本投降，這一座巨大的現代化工廠因無人照料而鏽掉了。偌大的發電機在生鏽，礦車就在旁邊，劫掠的人能夠從輪子上取下軸承。一些美國人嚴厲批評我們的外交政策……他們建議送一群能幹的美國工程師來這裡比較適當，好使工廠的機器轉動，好叫人們回去工作。 牛頓的報導，至少刊登在以下八家報紙上： 新墨西哥州的 “Albuquerque Tribune” 德克薩斯州的 “El Paso Herald – Post” 印第安那州的 “Evansville Press” 印第安那州的 “Indianapolis Times” 紐約州的 “New York World – Telegram” 賓夕凡尼亞州的 “Pittsburgh Press” 科羅拉多州的 “Rocky Mountain News” 加利福尼亞州的 “San Francisco News” 牛頓報導的原稿內容顯然比較豐富，以致各報為了調整篇幅所刊登出來的標題和內容不盡相同，例如，三月二十五日的報導，有的還說台中市在二月二十八日那天有日本人的遣返演習，中國官員就(以抽查的名義)隨便進入日本人的家裡偷東西。 中國政府向來不怕人民叫罵，更不怕人民冤死，它最愛面子，最怕家醜外揚。牛頓的報導使斯克利普豪華報系（三月二十四日）和「華盛頓郵報」(三月二十九日)各出了一篇社論；而美國國務院官員的回應(三月三十日)則把責任全部推給中國，使陳儀遭到蔣介石的密電問罪。四月初，也就是牛頓最後一篇報導見報之後一個禮拜，當中共軍在滿洲的長春集結、毛澤東在延安叫喊國共組織「聯合政府」的緊要時刻，國民政府的第二號人物(行政院長)宋子文(1891-1971)就臨時抽空駕臨台灣來「視察」了。由於報導還被澳洲的「大陸報」轉載，而「密勒氏評論報」(四月六日)也發出一篇社論，致使陳儀在六月間又輾轉受到行政院的公函責難。為了澄清，國民政府先後安排了外籍和本籍記者團去台灣，由陳儀接待作採訪。結果一樣，使陳儀遭到廣泛的批判。 1946年夏，牛頓返美短住，年底回到中國。1947年秋，他返美寫故事。1948年春去歐洲。1949年六月十三日，一群美國名記者從紐約出發經荷蘭阿姆斯特丹去印尼，牛頓在海牙加入團隊，十五個記者浩浩蕩蕩，要去印尼作證並作報導，看到底是蘇卡諾(Sukarno, 1901-1970)的印尼共和軍，還是荷蘭的政府軍破壞聯合國干預下所訂的協議。經過四個禮拜，任務完成了。七月十二日，大隊人馬(有兩名記者改道搭不同飛機)離開印尼；牛頓預定返美渡假，回家和他賢慧的妻子娜莉和十歲的女兒莎莉團聚。飛機途經曼谷、加爾各答和新德里，卻在孟買上空遇到狂風暴雨，不見天地，飛機繞圈候降，不幸在機場以東四哩處撞山墜毀，機上四十四人(包括記者13人，旅客20人，機員11人)全部罹難。(參見：Indonesia Report, “The Arizona Daily Star”, Tucson, Arizona, USA, 1949)牛頓的遺體在第二天火化，骨灰運回美國安葬。人間複雜，命運叵測，他英年遽逝，真是令人扼腕，令人為他一家大抱不平。 牛頓是一個好奇無比、悲天憫人、疾惡如仇、義無反顧又勇往直前的人，例如，在印尼期間，有一天，大家一起到巴里島看土風舞，唯獨他一個人留在久格雅加達(Jogjakarta)觀察荷軍的出城和印尼軍的入城過程，充分表現出他的負責與盡職。因為他是這種人，他才會成為戰後第一個抗拒惡勢力、為非親非故的台灣人民的苦難發聲、單槍匹馬向世界控訴中國罪行的國際報人。他費心所作的詳實報導，對中、美兩國政府與媒體產生了不小的震憾，那是台灣歷史上不可多得的見證，更是為「二二八事件」的基礎背景提供了絕佳的描述。

二二八之後的恐怖氛圍，使整個國家權力快速私有化，人民對於公共事務的無力以及恐懼感，又很快地在以拚經濟為名的發展模式下找到出口，自此整個台灣便陷入了經濟數字以外皆可犧牲的投機功利社會。 二二八事件日籍受難者遺族青山惠昭（右二）曾於去年九月由民進黨立委尤美女（左二）、委任律師等人陪同召開記者會，宣布提起行政訴訟，跨海控訴台灣政府應重視歷史真相與轉型正義。（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有如訓練有素的牲口一般，這樣的社會排除一切的文明價值，相反的，只要能賺錢的都是好價值。 由於國民黨的阻撓，使得台灣的民主轉型工程流於「國賠」等以金錢補償為表象的膚淺轉型，卻忽略了鑲嵌於制度上的不義並未在轉型過程中一一拔除，亦即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並沒有對人民傳播新的價值，所以才會有「錢都拿了是要鬧多久」、「再鬧台灣的經濟都拖到了」之類，以為整個社會只有金錢的膚淺說法。 自扁政府初次推動轉型正義以來，那些有政治實力、有話語權的加害者們無不盡其所能地把轉型正義貼上「仇恨」、「清算」、「撕裂族群」等標籤，然而，真正在撕裂族群的，不就是那個做了許多壞事把「轉型正義」扭曲為「轉型仇恨」的黨以及他的同路人嗎？ 真相的追究，是為了讓一個社會能夠踏實地從此岸走向彼岸，儘管這個真相可能是醜陋的、難堪的，但真相的開誠佈公，只是做為一個文明社會的人類最基本的條件而已。 以真相為前提的轉型正義更是如此，它是為了確認社會的原則，從來就跟仇恨無關，跟血緣論更相距甚遠。 因為過去製造了類似無政府狀態的是中國國民黨，數十年的戒嚴統治，以及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化，造就了整個國家價值觀的混亂，許多社會制度，乃至憲法價值，至今無法確立，所以我認為，理應透由歷史清算的過程去確認，什麼才是現代社會需要的政治原則。把以前的模糊地帶講清楚，在轉型時刻確立新的價值，才有機會打破這種投機的社會氛圍。 轉型正義，求的不只是「正義」，更是從過去的體制中脫胎換骨的新世代價值。 （基進側翼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