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二二八的責任，才可去除「外省」族群的原罪問題。圖為東吳大學蔣介石銅像遭噴漆。
翻攝批踢踢

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史上重大的人權事件，連形式合法要件都不具備的國家暴力，造成本土菁英和一般人民重大傷亡。但是，直到1987年鄭南榕、陳永興等人發起「228和平日促進會」，透過社運衝撞強人威權體制的二二八禁忌，李登輝總統任內才正面回應此一要求。從1995年李登輝總統開始，歷任總統皆公開對此一事件道歉，對受難者（家屬）的「賠償」、撫慰工作也持續展開。

雖然如此，二二八事件卻依然是台灣社會尚未撫平的傷痛。國人對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乃至歷史真相的認識仍有不少歧見。日前，馬英九政府任命的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陳士魁，便公開表示無法接受馬英九在2006年國民黨主席任內，長期以來以「官逼民反」定調二二八事件。

就面對重大的歷史傷痛事件而言，理想的作法或許是：歷史可以原諒，但不可以忘記。在釐清真相，探究責任後，也才能撫慰傷痛，記取教訓，避免類似的事件再發生。但是，如前所述，台灣社會目前面對的二二八事件，卻是歷史是非尚未究明，更遑論記取歷史教訓。而直接的問題，就是二二八的歷史傷痕，不僅未能化為促成台灣命運共同體的積極力量，有時甚至成為台灣內部族群互動的潛在問題。

未探究蔣介石責任

長期以來，台灣社會常將二二八事件視為「外省」族群與「本省」族群的衝突事件，甚至有人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外省」族群的原罪。因此，有人認為紀念二二八，不利台灣內部族群關係。問題是：目前台灣所謂的「外省」族群與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統治台灣的「外省」人並不相同。目前絕大多數的「外省」族群在二二八事件悲劇發生時，不是尚未出生，就是未來台，甚至連他們絕大多數父祖輩都根本與此悲劇沒任何關係。因此，釐清歷史真相，探究歷史責任後，反而有助於台灣各族群脫離不必要的歷史對立，建構歷史的共同感。

就此而言，1947年中華民國處於以黨訓政體制下，主導國家機器運作的是國民黨，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是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兼任國家主席）。歷來的總統道歉了，政府用收來的稅金賠償了，但國民黨和蔣介石的責任卻沒有被探究。在某種意義上，如果釐清此一基本的責任問題，就根本去除所謂「外省」族群的原罪問題，也成為台灣內部「共生」的要件。

記取教訓避免再犯

此外，從結構來看，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與當時台灣與中國大陸存在相當程度的落差，造成的文化衝突有關；而外來的統治者，基於鞏固其統治的考量，以國家力量壓制社會原有的價值體系及其菁英，建構與統治體制連帶的「文化霸權」，也是造成悲劇的重要原因。

基於前述的認知，國人要記取教訓，避免類似事件發生，自當維繫、深化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憲政價值，拒與普世人權違背的外來文化價值，排除外來專制再統治台灣的可能。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