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總統針對其擔任台北市長期間所核定的美河市案，指稱是由副市長所決行，言下之意，此案就算存有弊端，也與己無關。（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馬總統針對其擔任台北市長期間所核定的美河市案，指稱是由副市長所決行，言下之意，此案就算存有弊端，也與己無關。如此的言行，雖與馬總統向來的行事作風相一致，卻引來與北市府間的口水戰，也讓人思考，目前行政機關依權責區分授權由下級公務員決行的事項，若涉不法，到底是由決行者自己承擔，還是機關首長亦該負起連帶的法律責任？

由於行政事務繁多，為了提高效率，各機關就制訂有分層負責之要點，以具體規定機關首長授權事務與範疇。惟須注意的是，這些分層負責的規定僅是內部性，而不具有任何的法規範效力。故公部門對外，仍須以機關或首長名義行之，並副以分層負責之人員決行方式來表示，除能明確得知主管的公務員外，也象徵行政首長針對此決定，必須負起連帶且最終的政治，甚至是法律責任。

以弊端叢生的美河市案來說，針對建商何能取得如此龐大的利益，致造成台北市政府與市民的重大損失，就算查無承辦者收受來自於私人的賄賂，致無法論以受賄罪，卻仍涉有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法定刑為五年以上的圖利重罪。尤其授權決行的市長，若知下屬有貪瀆實據，卻仍不為舉發，甚至加以掩護，亦因此會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3條第1項，法定刑為一到七年的包庇罪。甚而，若能證明有與承辦者之犯意聯絡，更可成立圖利罪之共犯。

惟由於包庇罪或圖利罪之成立，乃以明知下屬有貪污事實或違背法令為前提，光從行政首長在公文上的簽名，實難據以認定有此等確定故意，再加以行政首長往往並非第一線的決策者，致能輕易以不知情、不瞭解等，來將所有責任推給下屬。況且，機關首長所涉及的種種刑事不法，乃依附於下級公務員之上，本就有事實證明的難度，若檢方遲遲不開啟貪瀆犯罪之調查，在相關證據隨時間流逝而逐漸消失下，恐連承辦者都難以為追究，更遑論隱身幕後的上級公務員。

雖然，行政首長有功自攬、遇事推諉乃是官場之常態，為了糾正此等的歪風，本應為最嚴厲的法律究責。只是在講求罪刑法定與罪疑惟輕等原則下，欲對之為刑事不法的追究，實存有著諸多法律與現實上的障礙。惟此困難，卻不能成為檢察官放任貪瀆案件不管之藉口，尤其是一般人並無任何公權力，面對政府的種種弊端，也僅能有合理的懷疑而望之興嘆，致亟待擁有起訴權限的檢察官來進行調查與訴追。甚且在我國，不僅各行政機關配署有防貪的政風機構，在法務部之下更設有專責肅貪的廉政署，甚至於最高檢察署還有特別偵查組，以來對高層公務員的貪瀆案件進行訴追，若空有這麼多的反貪機關，卻對於種種的貪腐情事束手無策，就難免於尸位素食之指責，更枉費全民對於反貪、肅貪的期待。 更值關注的一點是，就算查無刑事不法，行政首長也難免於行政上的責任。這是因，行政事務或非由機關首長所獨斷，但畢竟是由其所授權，若查有弊端，實也有識人不明、監督不周之懈怠，致須擔負起違法失職的行政與政治責任。若不厲行如此的追究，必將使機關內部的分層負責體系，成為行政首長涉及貪污弊案的最佳護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