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中國最大的區別在哪裡？多數台灣人應該會同意就是民主。由於雙方對民主的定義以及民主的程度，有著顯著差異，因此超越了歷史、文化、地域、甚至血緣的複雜關聯，將彼此拉扯在不同的時空維度之中，既是阻礙，也是屏障。然而，什麼叫做民主？民主其實就是人民。在民主體制下，人民擁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權。換言之，不只行政部門，人民更在立法部門之上。

民主可稱為柔性國力，僅擁有剛性國力者，難以成為偉大的國家。中國當代的政治領導習近平，應是近期以來中國最強勢的權力者，正當中國的經濟、軍事等剛性國力達到有史以來的顛峰之際，可惜並未換來北京當局推展柔性國力更大的信心，「毛規習隨」的返古與倒退，讓中國的國家本質與形象，距離人類文明愈來愈遠。

中國這種自我隔離的自囚矛盾，最近在中共中宣部及廣電總局要求中國各大網站及行動裝置，停止直播或轉播台灣金馬獎與香港金像獎典禮，再次獲得明證。一個標榜Ｇ二、頻頻向美國叫板的泱泱大國，居然不准台港的電影獎項在未經過濾與審查下，直接呈現在中國人民眼前。如此心狹的憤怒，或膽小若此的懼怕，所為何來？香港電影界猜測可能與剛入圍的獨立電影《十年》，論及港獨與消滅粵語脫不了關係。同理，我們的金馬獎極可能也因為被認為不時出現台獨，而讓北京當局崩潰。

專制國家的鴕鳥手段，結果適得其反，《十年》據說愈罵愈夯，在香港票房好極了。因為，北京這些年來不僅推普廢粵，上月才通令香港中小學要能認讀簡體字，當地電視傳媒隨之接旨聽命，不斷激怒港地民情，為抗命有理添薪加火。至於台灣，更不遑多讓，之前有《賽德克巴萊》、《KANO》因緊扣社會脈搏而賣座；社會氣氛甚至可以帶動政治風潮，進而造成選舉的改變。可見任何作品必須反映人心，不在考慮政治的打壓。這，正是民主社會的市場法則。

中國的錯誤示範，警示著台灣必須在方方面面呵護民主的重要性。北京的箝制言論，就如印度聖雄甘地說的：「不寬容本身就是一種暴力」，實則凸顯了言論做為基本人權，必須給予最大包容的核心要義。現行憲法第十一條明言：「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這種自由固然不是絕對的，有其局限所在，如果為了保護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是可以進行適當的限制，包括民事與刑事的處罰；但是大法官釋字第五○九號也強調，「應就國民守法精神、對他人權利尊重之態度、現行民事賠償制度之功能、媒體工作者對本身職業規範遵守之程度，及其違背時所受同業紀律制裁之效果等各項因素，綜合考量。」可見極其慎重。

這讓人聯想到最近一件有關電影創作是否涉及歧視的爭論。一部在春節上映的賀歲笑鬧片《大尾鱸鰻二》對於達悟族在街頭抗議核廢料的片段，引發原民立委要求修改內容並推動立法限制的反擊；這樣的發展，社會絕不樂見，並感到遺憾。當爭論的兩造各有立場相互論辯之際，需要有冷靜的聲音提醒：這部電影的文化水平或許不高，觀眾自有定論，但是它有沒有到達煽動仇恨的惡意？導演在受到強烈批評後，出面解釋「我們從來就不是敵人」，算不算是說明與致歉？

成熟的民主國家在處理類似問題，其實早有明確的規範，台灣當然應該理性處理，不必情緒用事。有關言論的禁止，必須在面臨高度威脅的情況下，才容許為之。以本案為例，就要構成煽動種族或民族仇恨的要件。而其限制的方式，可以透過法律制裁與社會反對來進行，就算如此，仍然必須確保：即使在緊急情況下，公開表達意見不會被完全壓制。

立法者，毫無疑問是在人民之下，處理言論範疇的手段，務必掌握民主、人權，以及比例原則，此一基石，稍有受損，如何與專制獨裁者做區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