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捷隨機殺人犯鄭捷被槍決後，引發社會議論，而參與此案執行的相關人等，亦相繼對外發表意見，甚至有不具教誨師身分者，向媒體侃侃而談與鄭捷接觸的種種情況。凡此行為，實已逾越法律所設下的紅線。

就指揮死刑執行的檢察官來說，除了必須確認死刑犯的身分無誤及掌控整個程序外，依據刑事訴訟法第四六一條但書，在發現有合於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者，亦得於三日內電請法務部長再加審核，這也代表，主導執行的高檢署檢察官，乃處於防止冤罪產生的最後防線。至於是否告誡死刑犯必須真心悔過、不能死不認罪等等，就屬一種道德而非法定義務。

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四六五條第一項，在遇有死刑犯處於心神喪失或者懷有身孕時，就必須停止執行。故參與死刑執行的法醫，除了負有判定死亡的重大任務外，就是必須在執行前，仔細確認死刑犯是否有上述的身心情況，以免執行者違反法律的規定。至於死刑犯是否怕死、要否向被害人道歉，乃屬於受刑人自我的感受與選擇，自然也非法醫所該詢問的職權範疇。

此外，對受刑人的輔導紀錄與內容，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條第一款，乃屬於個人隱私權的保障，尤其是某些專門職業者，基於社會對於此等行業的信賴，更須嚴守因執行業務所得個人資訊之秘密。也為了保障如此的信賴關係，故在刑法第三一六條，即有對醫師、藥師、藥商、助產士、心理師、宗教師、律師、辯護人、公證人、會計師或其業務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無故洩漏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之他人秘密者，可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罰。甚且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八二條，從事此等職業者，除非經本人同意，否則，當其以證人身分出庭時，針對業務所得的他人秘密，亦有拒絕證言之權利。

也因此，曾輔導鄭捷者，不管名為教誨師，還是志工，實皆負有保密義務。若僅因對象為人神共憤的死刑犯，致可肆意對外公開與發言，就視法律如無物，更減損了大眾對此等行業的尊重與信任。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法律系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