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洲李宅和李友邦的故事

 
 
蘆洲李宅於1985年成為三級古蹟,是台灣第一個自願列管的私有古蹟,於2006年正式開放。
蘆洲李宅於1985年成為三級古蹟,是台灣第一個自願列管的私有古蹟,於2006年正式開放。

 

古宅文化 古禮文創

 

新北市蘆洲有座建築造型樸素簡約、占地1200多坪、建坪400餘坪的大型院落。此古宅屬於蘆洲李家,由來台第二代李清水初建於1857年;1895年再由子嗣七房兄弟合資聘請清國山西名建築師廖鳳山來台灣設計擴建,包括三座四合院的建築合群於1903年完工。由於其規劃和規模,當地人稱它為「中原厝」,也因為當年矗立於田尾而被稱之為「田仔尾」。

蘆洲李宅在家族的努力之下,於1985年成為三級古蹟,是台灣第一個自願列管的私有古蹟,具有特殊意義。經過23年的漫長修復後,於2006年正式開放。開放後的蘆洲李宅,很多遊客是因古禮「抓周」和「收涎」活動而來,古宅、古禮、古色加古香,確實很有吸引力。但別忘了把眼光放在蘆洲李家成員曾經發生過的勇敢和悲傷,從個人生命看到動盪時代,這不只是蘆洲李家的故事,更是你我和台灣的故事。

動亂時代的李友邦身影 

日治時代在台北大稻埕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和中國廣州的黃埔軍校,在一般印象中,是不一樣的歷史舞台,各自在台灣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史佔有重要的位置。蘆洲李家第五代的李友邦,身影卻穿梭在這兩個歷史舞台。1906年出生的李友邦,就讀台北師範學校時,參加蔣渭水主導的台灣文化協會,因為積極的抗日行動,襲擊日本派出所,1924年遭到日本警方通緝而潛逃中國,參加黃埔軍校第二期,並在廣州成立「台灣獨立革命黨」,目的是讓台灣脫離日本統治,成為中國轄下的領土。

1929年李友邦在上海遭日警逮捕,這個讓李友邦亟欲除之而後快的敵國,給予他不起訴處分。1932年李友邦卻因為和左派人士來往,被國民黨逮捕,關進浙江陸軍監獄,右腳還因為嚴刑拷打而傷殘。直到1936年西安事變後,「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在國民黨號召抗戰,釋放政治犯的氣氛下,李友邦才於1937年獲釋出獄。

中日戰爭期間,李友邦組織「台灣義勇隊」、「台灣少年團」和「台灣醫院」等,用行動支援抗日,同時透過《台灣先鋒》刊物宣揚理念。李友邦在1941年和戰火中結識的嚴秀峰成親,共同抗日,並於隔年晉升中將。

對比日本和國民黨統治的司法及量刑,李友邦當時的遭遇不是孤例。有太多台灣人和這兩個政權交手,都有類似的共同經驗。文學家楊逵在日治時期因參與和帶領社會運動,出入牢獄前後10次,合計關押45天;國民黨到台灣之後,他卻因為發表600字的〈和平宣言〉,遭判刑12年。

高官之妻加重五年

戰爭結束之後,李友邦一度如日中天,被派任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台灣的最高負責人。不料,一年四個月之後的二二八事件,台灣平民遭屠殺,各地菁英仕紳無端受整肅牽連,李友邦也蒙難,被陳儀逮捕送往南京囚禁,經過妻子嚴秀峰拖著懷孕的身體勇敢奔走救援,終於在3個半月後獲釋。

返台後的李友邦在1948年出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副主委,同時兼任《台灣新生報》發行人和台灣電影公司董事長、隔年又在台灣省主席吳國楨的延攬下擔任省府委員,再攀個人政治高峰,這對烽火俠侶看似就要展開幸福快樂的日子。

但萬萬沒想到,一兩個月之後,李友邦的妻子嚴秀峰突然以「參加匪幫組織」的罪名被捕(之後判刑15年)。2002年《檔案法》施行後,嚴秀峰和子女在檔案管理局調閱文件後才知道,原判決書上的刑期是10年,經過蔣介石用紅色毛筆批上「高官之妻加重五年」,讓5個年幼的孩子過了15年沒有媽媽、沒有爸爸的日子。

類似嚴秀峰這樣被加重刑期的判決,在白色恐怖時期經常發生。蔣介石總是在判決書上盡情揮灑,紅色毛筆批下的「處以極刑可也」、「應即槍決可也」、「判處死刑可也」、「應判死刑」、「改處死刑」和「此人為何不槍決」等,親手奪走了好多生命,摧毀了好多家庭。

2013年12月8日,北韓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當場逮捕朝鮮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張成澤,之後押往軍事法庭受審和處決。其實,這類讓人瞠目結舌的事,都曾經發生在我們台灣,李友邦的遭遇就是一例。

嚴秀峰被捕的一年多之後,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改組的交接典禮,蔣介石在台上直接指示在場的憲兵司令,將時任省黨部副主委的李友邦架離會場,之後意猶未盡的訓了現場人員將近一個小時,還下了一個被情治人員稱為「蔣介石定律」的結論:「你們要知道,丈夫是奸匪,太太不一定會是奸匪;但是,反過來,太太是奸匪,則丈夫就一定是奸匪。」

如果蔣介石真的相信自己發明的「定律」,那麼從批下「高官之妻加重五年」到李友邦被架離,中間一年多的時間差,該如何解釋?要抓「一定是奸匪」的丈夫需要看農民曆嗎?較合理的推論應該還是政治鬥爭,蔣介石在權衡國內外政治情勢後,選定整肅鬥爭的適當時機。至於李友邦,儘管在關押期間身患重病,仍不幸在被捕的五個月後,用擔架抬至刑場槍決身亡。

轉型正義未竟之業

在台灣歷史上,類似李友邦這般擁有「祖國」情懷,後來卻為「祖國」所害的例子太多太多了:陳澄波在戰後不只歡迎,還成為第一個加入國民黨的台灣畫家,卻不幸在女兒眼前,在嘉義火車站前遭槍決示眾;醫師張七郎在戰後籌建牌樓,張燈結綵的歡迎,迎來的卻是一年多後父子三人暗夜的公墓處決。若將李友邦的生命故事分段檢視,不看全貌,確實可以是建構記憶甚至國族主義的素材,這也是為何2014年,執政的國民黨政府進行所謂的課綱「微調」,強調李友邦抗日,卻不提之後被國民黨槍決的史實。

蘆洲李宅位於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243巷內,走到巷口,看到「友邦巷」掛牌上方的中正路路牌,有種仍身處荒謬年代的感覺。李友邦被自己口中「值得崇敬和信仰」、「予我們新生的恩惠」的蔣介石殺害,死後,家族古宅和個人紀念館還繼續籠罩在其陰影之下。如果我們對這些荒謬無動於衷,選擇性的發思古幽情,對被建構的國族意識不加思考,我們很難說,為台灣無辜犧牲的前輩們是否真的得到平反,而台灣的正義恐怕還有一段路程要走。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2016年/第13期)

< 資料來源:民報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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