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自己曾經誤判了一個人——每個人的人生都會發生這樣的事——為了他付出了感情與財力，這需要極大的勇氣。而且，務實的來講，無賴跟你攀上了關係，他蠻難纏的。要如何終止傷害、切割利益的交結、情份如何達到解脫，這還要花一番的力氣

        去年年底的時候，我以老台南市人的身分在綠逗網站上談政治騙局，有網民詢問，四十年前在台南的政客，為什麼我談到他經營的政治騙局，卻不提他的姓名？其實，以老台南人經歷過的政治騙局來評論現任台北市長的那篇文章，這位的名字也只在文章前面提了一次而已，因為我對騙子個人身分沒有興趣。一個以騙票來經營事業，把自己化身為統治強權的一顆棋子，對做個自由人的尊嚴毫無概念的人，他的姓名、學校成績多好、讀那一科系、家族背景，這些重要嗎？       不提個人姓名，是因為我想要從結構上來瞭解這種台灣常見現象：為什麼，在這個國家裡，政治騙子這麼多？姓蘇的在台南市是最明顯的例子，可是從小我看過的政壇騙子，數也數不完。藍色背景的議員、里長，一看國民黨聲勢低，就自稱代表中間選民，以無黨籍參選。以民進黨的身分經營不怎麼出色，再來加入台聯，過幾年以「土地的顏色」支持馬英九選總統。這不只是騙子個人的罪惡，也是顯示出台灣政治結構上的一些特徵，所以我們必須瞭解為什麼這種模式一再複製。       當然，有選舉制度就有騙票、欺騙選民的可能性，所以騙子政客不是台灣特有種動物；這個種類，像小強一樣，在世界各地都存在。身為老台南市人，我從小常看到政客欺騙選民。而在美國，離我住的地方不遠，我家的人也常看到政治騙局上演。大多的地方，美國人不會覺得他們被政客騙了，反而是笑這些政客很笨，因為他們將用選票懲罰背棄民意的無賴。但是在所謂的美國最深的深南方 (The 『Deepest』 of Deep South)，可說從南北戰爭以來，就只有一個族群永遠在統治，以白人至上的意識型態來經營政治。最深南方的白人基本盤即龐大又堅固，他們選民的意識型態是永遠比黑奴的後代高一等，只要維持這樣子的現狀，選民對統治集團任何的罪惡、腐敗都包容。每次只要談「換人做做看」，就有個騙子，自稱無派系，獨立經營，出來代替，結果其實就是和長期統治族群的基本理念都一樣的。為什麼會這樣子？結構上，跟台灣人的經驗不也是很像嗎？       美國深南方的例子，和台灣人自己的經歷，顯示出最有利騙子政客發展的特殊政治環境：有選舉制度，但是長期只有一個統治集團掌握大權，反對的勢力與組織相對的脆弱。當一黨專政的腐敗引起了人民的不滿，鼓起了一番的反對勢力，大家開始組織要來打敗龐大的統治強權，要求政黨輪替，這時候，一位自稱形象清新、無政黨包袱的人出現，宣布參選的意圖。這個人把自己包裝為非傳統、替代左右極端的對撞，執行中間溫和的力量，取得許多選民的認同。很多人會認為這種人也是對統治當局不滿，也是有個改革的理念，我卻是不以為然。       戒嚴時代，民眾投給無黨派的候選人，然後被騙，是不得已的，因為當年沒有反對黨。解嚴後，台灣進入多黨民主體系，自稱無黨無派的候選人基本上就是傾向保守理念的人。從邏輯上來談，在一個長期一黨專政的區域，一個自稱無黨無派，代表中間選票的參選人促進改革的可能性不大，而一旦當選後，他向長期專政的勢力示好，拉攏保守黨派，這必然性幾乎是完全無疑的。這種情況出身的無黨派候選人本來就是認同「維持現狀」的；要是認同改革的人，他會老早就加入反對黨，為政黨輪替來做出長期的付出與努力，不是嗎？就只針對解嚴後的台灣：要是執政黨做的不好，為什麼不能直接政黨輪替？這不就是民主嗎？為什麼一定要一位無黨無派的來替代呢？無黨籍參選人代表著沒有黨派的綁束與義務，我們怎麼能確定他會依照改革的理念來執政呢？焦點放在無黨無派、中間之道，氛圍不正就是，人民並不想要政黨輪替？       在一個民主體系裡，當一股龐大的反對力量崛起，兩派勢力，保守、改革，正要對決，無黨無派以代表溫和、中間的訴求來參選，這不正是在改革派的氣勢，把人民憤怒的怒吼分化掉嗎？第一時間，或許綠營人士會直覺這種人出現是好事，畢竟台北市是艱困選區，藍大於綠，有一個吸引中間選票，個人背景「墨綠」，形象清新，無黨派包袱的政治素人來參選，那綠營就選的輕鬆多了。不管怎麼說，想要在艱困選區選的輕鬆點，也就是要認輸至少好幾步，接受沒有真正政黨輪替的條件。台北市今天有換黨執政了嗎？嚴格上來講是沒有的，它的市長沒有黨籍。無黨無派參選其實也就是在阻擋政黨輪替：強化保守心態，默認了綠色政黨在特別選區就是不受歡迎，只有「中間」才能接受；而龐大的藍色基本盤結構上沒有受到威脅，藍色選民可以這一次投無黨派，也可以不投，但是下一次準備歸隊。       從候選人的心態來講，個人利益的計算也是有利於這種騙局。騙子政客其實是歷史課的好學生；近代台灣政治界的教訓，他們很清楚的看到了強調「務實」便能取得利益。他們看到了，當民眾一年又一年喊改革，長年的統治集團也焦慮民主運動給他們的壓力，這時候，政壇個人利益最大，就是當個騙子：選舉時談民主改革來贏得民心，選後再拿自己的選票當籌碼來跟專政強權談條件。改革的精神需要長期的努力與個人的付出與犧牲，騙子沒有這種精神與決心，而還自已以為比別人聰明、高人一等，就挑最簡單的路走，往強權勢力靠，還可以捧紅自己。戒嚴時代，跟國民黨示好，就可以認台灣最高權貴為乾爹；今天，騙局國際化，擁護「大中國」意識型態就可以進中國宮庭談床事。       騙子政客不是沒有使命感的：他知道他的歷史任務就是進入政壇，以民意來抬高自我地位，以穩定政局之義往保守派靠攏，然後把政權安穩的交還給傳統勢力。「為了人民好」是他崛起的理由，也是他背離改革的理由，在他的腦子裡，自己的所做所為都有正當性。當然，我諷刺騙子政客為歷史課的好學生，不過他們讀的始終是有利於自我的實際面向。短時間來說，他們在台灣政壇興風作浪。可是，長時間來講，他們到底做了什麼有意義的事？擁護強權的馬屁精多的是，他們怎麼與眾不同呢？講到改革，又做過什麼事？       如何讓騙子在台灣不再一直繁殖，民眾不再長期被騙？就是要堅持多黨民主政治，尤其在長期一黨專政的艱困選區支持最大反對黨。真正的民主是至少兩個強大的政黨互相兢爭，反對勢力相對微弱的選區，就是會導致騙局的形成。對我來說，支持最大反對黨並不只是以選票來表達，而且也要長期投入反對黨的政策討論，堅持反對黨改革的原則：正因為在艱困選區，反對黨被傳統統治勢力收買、對它妥協的誘惑也很大，所以要達到真正的政黨輪替，必須捍衛自己基本價值與原則。   作者：金守民 一位老台南市人

        十二月13日美國阿拉巴馬州二十五年來第一次政黨輪替，我一面慶祝，一面很興奮地描述這「歷史性的一刻」給一位朋友聽 —— 阿拉巴馬州號稱美國「最深的深南方」（“The deepest of the Deep South”），民風極右派、偏執、保守，地方上的白人都有很重的「白人至上」意識，長期只要是共和黨提名，無論候選人多墮落、腐敗，一定會當選。但是這次的參議員選舉，竟然是對手選上。       這條新聞震撼全美國。回想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阿拉巴馬就是川普國最「黑暗之心」。川普在這個全國最落後、貧窮的一州裡，大贏希拉蕊30個百分點。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寫《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講的是非洲，他以為那裡很野蠻，是因為他從來沒見識過阿拉巴馬州共和黨的白人基本盤。但就在兩週前，陽光竟然也攻進了最黑暗的心，儘管只是一線曙光：民主黨以1.5個百分點險勝共和黨。       或許你認為，我因為政治立場不一樣，就影射人家沒水準、沒文明，這樣子不很妥當，那你可以自己評論以下的事實。這次共和黨提名的羅伊．摩爾（Roy Moore）是川普強力背書的候選人，曾經擔任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認為他信的上帝比美國憲法還大，他要執行的不是美國憲法，而是聖經的十誡，所以多次拒絕遵行憲法、藐視聯邦法庭。他有幾句名言：「同性戀就是禽獸行為；不可以有家庭生活；歐巴馬不是美國公民；國家現在很不團結，紅的（印第安人）跟黃的（亞洲人）都會鬥爭；伊斯蘭是『虛假的』宗教；以往的美國可是國家最偉大的時代，雖然有黑奴，但是大家都很和諧，因為國家有對的方向。」做為候選人的定裝照，他一身西部牛仔穿著，揮著一把槍，兇悍的宣稱執行上帝給他的使命，恢復美國的榮耀與尊嚴，自居白基督徒，滿嘴對有色人種、異教徒、LGBTQ、移民族群⋯⋯等的仇恨。投票當天，他還騎了一匹馬去投票，要強調他瀟灑的牛仔形像，那隻馬卻不太配合，差點把他甩到地上。 (摩爾在競選演說時，拿出口袋裡的槍，圖/abc新聞)       這些行為，阿拉巴馬州絕大多數的白人都完全接受；更有甚者，新聞上一而再、再而三報導他多年來，以官員身分引誘未成年少女，即便被害者提出可信的證據、並且親自出面指控，許多選民還是公開挺他，認為這一切都是抹黑、都是政治惡鬥。摩爾的罪惡不只是他喜歡年紀嫩的，而是他長期利用他的公職來誘害小女生。他在檢察官的職位上，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官司纏身的父母，小孩子跟著到法院來，父母身心俱疲、自顧不暇之際，他就趁機下手，主動幫忙「帶小孩」。在他擔任公職的年代，機構同僚或地方人士都知道他會引誘未成年少女：購物中心的警衛都留意不讓他靠近放學後到那裡逛街的小女生；他到處參加中學畢業典禮、學生演奏會、青少年體育比賽，尋找下手對象；當警察的會受到上司叮嚀，到高中美式足球賽維持秩序，務必不要讓這位檢察官靠近啦啦隊。       既然摩爾多年的性慾都以小朋友為目標，他當司法官對性侵未成年小孩的案件時，獨特的對加害者充滿同理心，就不必大驚小怪了。同一組法官裡，他往往是唯一判被告無罪的，理由是被告反而可能是被小朋友誣衊的受害者。插句題外話，穆摩爾的例子讓我更進一步瞭解，台灣一些所謂「恐龍法官」的心態：或許他們不是思想落後的「恐龍」，而是對加害人有自己親身的認同與理解。       當我跟朋友解釋阿拉巴馬州變天的意義有多大時，我的朋友卻一直憂慮，說再過幾天，十二月16日黃國昌罷免案就要投票：「要是罷免真的通過，台灣政治真的沒救了！台灣的爛立委、貪官污吏這麼多，他們都不用被罷免，就只想罷免一個正當民選、認真問政的好民代。」       不是嗎？勒索生意人，美鈔像冥紙一樣用火燒、丟馬桶沖，被移送法辦；曾貴為立法院長，因官司纏身逃亡國外遭到通緝；黑道背景的立委，背負經濟犯罪的案件，以暴力來對付立法院的同仁，以走人來逃避法律責任；性侵菲傭，關了沒幾天就保外就醫，這些都歷歷在目。正義的憤怒沒有爆發在這些民代與官員身上，而是以一位小黨的新科立委為目標？黃國昌就算不是台灣人最欣賞的政治人物，可是要談到政客的罪惡，他排老幾啊？ (罷免黃國昌的瞎理由，圖/三立新聞)       在阿拉巴馬的川普國，只要是極右派的共和黨所為，沒有罪惡不能被接受。而罷免黃委員的勢力，眼中看不見更惡劣政客的罪惡，就只會攻擊他的不同政治立場，在同性公民權的議題上炒作社會的對立與仇恨。這不就是台灣版的川普國？過去一向對公共政策、公民社會、民主法治完全不關心的一群人，竟然以上帝之名打擊多元人權制度，把仇恨弱勢族群予以正當化，在台灣社會興風作浪。       世界上所有川普國人的觀念都一樣：「國家就是我家。」既然國家就是自己家，自己人吃、喝、拉、撒，都OK，無所謂。自己的族群就是國家的主人，自己的價值觀代表了國家發展的基礎，自己家的事就是國家大事。台版川普國對公共議題的討論沒有興趣，除了自我以及自己族群的意識型態，他們把自己家裡及心中的焦慮搬到公共議題上。其他住在同一個土地上的就是異類次等人：次等人是低教育、低階級的勞工（原住民）、或不得不容忍的窮外來客（外勞、外籍新娘）、不然就是眼不見為淨的垃圾（LGBTQ）。這些人生活在台灣，沒有權力爭平等。以往他們日子怎麼過的，不干我事；多年來自生自滅，沒人關心。但今天竟然要求要跟正常人一樣，也要有個家庭生活，也想受法律保障，怎麽可以開例？次等人要求以後平起平坐，川普國覺得自家的生活秩序受到干擾；為什麼家裡不能就持續過著跟以前一樣的生活呢？       問題是：國家不是你家。台灣沒有任何人、任何族群有台灣這塊土地的所有權。不是你和你的族群今天在這塊土地上有權有勢，就可以自命代表台灣全體社會。台灣不是1949年以後才來的族群所擁有的不動產，也不是幾百年前就來到這裡開發土地的漢人的祖產；如果要用土地所有權來說，原住民是最早對這塊土地擁有權利的族群，不過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國家不是以土地所有權來論述的，現代國家的地基是民主政治、人權法治。所謂「家園」，不是任你吃、喝、拉、撒、揮霍、甚至出賣，而是歷代先人賞賜給你的好福氣。台灣不是漢人拜祖先的所有地，也不是拜上帝、上教堂那些信徒家裡的財產、更不是那些自命高級、歧視他人者的地盤。土地給你享受，你也有責任經營、維護、愛惜，尊重同在土地上的別人，將來交給下一代。   作者：金守民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大的基督徒

要記得政客一旦進入政壇，就可以自己找到舞台曝光，上節目、當名嘴，這個選不上、就選那個，大位爭不到、還有較小的位子，這一黨不合作、就跟別黨合作，沒有黨合作，就自稱是無黨無派、獨立參選，要代表中間選民的主流民意，為了公平正義堅持到底。

豎立銅像的目的不是在神化個人，而是在宣揚理念，從各方討論來達到多元的公民意識、最終凝聚為「台灣共識」。我們要教育下一代的故事，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不是出身「對的」族群或政黨派系的人，而是對台灣努力貢獻過的人。

  金輔政/口述；金守民/撰文         多年前在台灣跟朋友聊到1972 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埃德蒙．馬斯基 (Edmund Muskie) 的故事，本來民調領先尼克森，可是埃德蒙在一場記者會上流眼淚後，被質疑情緒不平穩、沒理智，竟然落選了。我和朋友大嘆，在台灣，選舉文化是相反的，政治人物要掉眼淚才有選票。       從最近柯P再次哽咽、掉眼淚等事件，讓我們來回顧他的崛起，重新評估這位政治人物。身為台大名醫、智商為一個高數字、選舉時成功的網路戰略與廣大網路粉絲的支持，加上競選總幹事姚立明對選票做出精準判斷，大家對他競選陣營的印象就是一群高知識份子，柯P身為領袖尤其高人一等，自稱亞斯伯格症則加強了他高智商的形象。亞斯伯格症讓民眾連想到，數學、理工思考邏輯能力很強，但是感情世界薄弱：「超級理性，可是感性不足」。然而，柯P的政治素人言談，卻是在理性的形象中包裝著強烈的感性訴求。 (「為何讓北市單挑阿共仔?」，柯文哲哽咽了。圖/壹電視)       參選台北市長時掀起的「柯文哲旋風」，形象是一位無黨籍包袱、獨自奮鬥向前走，穿白袍的醫生。他背後支持的團隊，包括綠軍、有活力的年輕人與中間族群，一同號召反對連家權貴世襲、冀望改變成真，所謂的「白色力量」。至於他自己呢，則充滿了情感及苦境­­­­—出身為二二八受害者家屬、自稱墨綠、跟阿扁扯上了醫師與病患的關係。觀察他談到人生經驗，過程中與女性有很深的連結，自己的母親、老婆、與多年的秘書。誰比家裡的女性更能表達出感性呢？媽媽講出柯文哲小時候的故事，把自己當母親的苦衷跟兒子從小經歷過的辛苦混在一起講。到了選舉後期，柯家婆媳關係、夫婦的感情世界，都獻給社會大眾，柯媽的人氣高到似乎她自己可參選，柯妻為了丈夫跟網民爭辯，對柯P公開表示愛慕，她的病體跟柯P的關係，而她的苦訴也正映證了柯P的敬業與處事的熱衷，這些都成了談話性節目的熱門議題。       柯P是充滿著自我感受的人物，他喚起的不是向前看的展望，而是台灣過去的威權與悲情。柯P的崛起，正當是台灣人憂慮台灣有可能再次回到威權時代：一位民選前總統在監獄裡的遭遇、其它司法冤案、洪仲丘事件、監聽洩密案、太陽花學運全力阻礙服貿。白色的力量承諾社會的前進，不過近期許多人指出，市長政績少，許多競選承諾還未達到。儘管這些批評，柯P的人氣不退，一股氣勢撐住了柯P陣營；供養這股氣勢的，就是柯P永遠不缺的爭議、柯P個人與其他政壇人物的恩恩怨怨、與柯P本人的困境。       2014年，以一位二二八家屬的身份，柯P把政治迫害的經歷再一次重現在他身上。祖父的過逝對家人帶來了苦難，柯P要我們了解他從小就是受苦。當阿扁的身心在監獄裡受到損傷，柯P哭訴自己因為阿扁而受到的遭遇；講到自己媽媽，柯醫師流眼淚；談到自己老婆的病歷，柯醫師哽咽；談到自己事業上的挫折，柯醫師哽咽、也流眼淚。這些訴苦讓內人一再不能諒解，要是柯P這麼感性，怎麼很隨便的稱阿扁為「廢人」呢？當醫生的人，這不是意味著極不敬業的態度嗎？       眼淚是柯P表達自己境況的方式，而為何這麼苦呢？一位極端聰明、有獨立思考能力、認真努力的專業人士，身為政治人物跨越黨派，卻不被族群認同，其他人只會搞政黨、派系的惡鬥。跟藍營出身的姚立明，柯P也是以眼淚建立了聯繫：你談《軍中樂園》，我談二二八，我們兩邊都有苦衷，大家大哭一場，當最好朋友。每當二二八來臨，柯P卻不願意面對自己家族背景，而選擇騎腳踏車。柯粉大可諒解他的心理，為他做出人道的解釋，可是誰體諒到了二二八家屬族群，他們看到柯P這樣子做，觀感如何？其他二二八家屬的苦境，顯然不比柯P的苦境重要。再來，對於1949年從中國來到台灣的族群，他們的處境，以及台灣本地受到外來政權的壓迫，柯P始終沒有清楚的理念，到底如何長期以來彼此尊重，達到歷史上的共識，最終在台灣土地上建立核心價值，只是一「哭」就表示了自己很努力，應該受尊重。從這幾週來姚立明教授對柯P的評論，很顯然的連他都不認為永久的共識與核心價值建立在眼淚上。       柯P要我們體諒他獨自跟對岸奮鬥，談「床」事，那誰要體諒李明哲的苦衷？被消失了幾個月、被認罪、未曾公開哽咽、流眼淚，李明哲就是因為自己愛人權、愛民主，而在中國孤軍奮戰的台灣人，他在中國有床睡嗎？       台灣人認同愛哭的政治人物是因為民眾長期從戒嚴以來都是以弱勢的身份在體驗政治，而因此選民希望官員有關心弱勢的同理心。戒嚴時代，政治受害者的家屬的眼淚喚起了台灣民間民主政治的力量，但是他們的感性背後有理智的政治理念與核心價值。他們不只是為了自己的苦境而哭，而更是為了被迫害著的、遭遇監禁的、甚或遭殺害的家人朋友們，以及，為了公平正義與人權法治而哭泣。為了和中國搞「床」事，柯P跟台灣觀眾訴苦他的孤軍奮戰，但是「床」事是沒有任何人可以介入的，自己的「床」事要自己擔當。柯P應該正面面對自己的情感世界，為自己的「床」事負責任。     作者：金輔政 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

          我上大學的時候，有一位遠親正在渡過人生低潮期，有一天她跟我說：「我不只是有台灣人的血統。我爸爸是養子，我祖父是當年在台灣的日本貴族，跟當地女生有了婚外情，生下了我爸爸。他拋棄了嬰兒後，回到日本去了。」當我跟媽媽提起這位表姐編造的故事時，我媽媽想了一下，說：「也有可能哦，她從小長的很可愛像日本娃娃一樣。誰知道啊，她爸爸也都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是誰，誰都不能證明她不是日本人的後代。」       田中實加和海倫清桃身份造假事件絕對不是這二位人生中的光榮時刻，我跟社會大眾一樣認為她們的行為不道德，若有觸法之處應該得到懲罰。不過道德觀與法律責任以外，這兩位人物有意思的是，她們製造出來的故事都關於台灣人的血統與身份認同：兩位女性都是台灣血統「混」了異國血統，讓台灣人認同她們，為自己的事業在台灣打出一片天。事實揭發以前，大多數人欣然接受她們的故事，似乎在她們扮演的角色上（台日混血兒、台越混血兒）看到台灣歷代的演變，不同族群和統治階級在這塊土地上的故事。 (圖/田中實加與海倫清桃，左右圖均擷取自由時報照片)       文學與文化研究上這兩位的行為叫「創造自我」（self-invention），希望能夠脫離背景的約束和傳統的限制來過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在世界上扮演著傑出、有地位的角色，所以很多人有這種「塑造自我」的念頭和行為。只是大多數的人會注意不要觸法，以免道德上的譴責。正是因為想要脫離先天條件的限制，所以很在意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族群的歷史與傳統。中國的陳世美故事就是在描述主角在自我創造的過程中為了要塑造背景而犯的罪惡：考上了狀元，從平民成為駙馬，就要把已婚的背景改成未婚。       想要掌握命運的人「不認命」，想要扭轉它，說服自己「真的」命運要比現狀好。貧窮家庭成長的好學生會認為他們要當醫生、賺大錢，要大大超越父母的成就。西方的童話故事裡，老農夫的兒子從小一心想當騎士，長大成名之後遇到國王，國王看到他好像看到二十年前鏡子裡的自己，才知道主角是國王年輕時風流生下的王子。這種童話中，「脫離卑微」代表著回到自己「真正高尚」的背景。       愛算命的台灣人很矛盾；一方面相信有命運，另一方面利用算命來改變命運。找算命的改名字來改運，剖腹產要看好時辰來生個富貴兒。我的遠親也是，相信她的身份從祖先來的，卻自己製造個祖先來提高她的身價與自尊心：即然祖父母那一欄是空白，就自己填上去，編寫家族故事。你可以覺得這是當台灣人的悲哀、是不是她有自卑感？不過也因為她沒有「真」的祖父母，所以嚴格上說也不能被說是「造假」；就像我媽提醒我的，沒有人有證據可以反駁她。       台灣人尋根是為了要建立在這塊土地上的地位：知道自己從哪來，可以了解自己。只是，眾多族群曾經在這塊土地上經營、很多是「外來政權」。台灣人如何在追求自主的過程撇開祖先們那一代所認同的殖民、統治者意識呢？我認為與其焦慮我們會認同歷史上的不公不義，不如自由的去探討台灣多元的歷史、面對不同族群在台灣土地上經營的故事。       雖然台灣人回到中國尋根的不少，不過普遍我認識的台灣人不看中國的祖譜，而是推測祖先從哪裡來，為什麼他們家現在在台灣。從家裡的長輩流傳的故事、姓氏在地方發展的故事、宗親常見的相貌，都是台灣人推測自己祖先與族群的方式。很多台灣人認為他們有原住民血統、有的甚至認為在中國的某個祖先可能是那一朝代的皇帝、有人認鄭成功為祖先，有人是清朝某位大臣。我小時候有位長輩跟我講，他的捲髮碧眼是從幾百年前一位荷蘭的女祖先來的，他的家人傳下來的故事是，她嫁了台灣富豪，整天吸鴉片過日子。從歐洲人、漢人開拓台灣，原住民族群在台灣的文化習俗、到台灣被納為清帝國的邊緣、再來成為日本殖民地、到1949年國民黨來台，台灣人很容易推測有異國或異族的祖先。        身份不是固定的，人可以創造自我、發展自己的身份。一個人可以取得新的身份（妻子），一個人也可以同時扮演好幾個角色（女兒、妻子、媳婦、母親）。台灣經歷過不同的外來政權，很多我父母這一代的人有日本名字。老實說，要是他沒有參選台北市長，我可以想像柯文哲跟朋友自稱為「青山文哲」的時候，人家會認同他的幽默感而笑一笑，甚至會覺得這姓名蠻酷的。很多台灣人會用幽默的方式來回憶家裡「差不多」是日本人而又不完全是的那個時代：“「信雄」伯父以前是「藤本桑」，而現在是台糖退休、整天看股市的歐吉桑。”身份不只會改變，而且通常是組合體：外省、客家；河洛、日本。       就如新聞報導所說，「灣生」的故事早有許多優秀的歷史工作者研究，大眾先前對此事沒有很大興趣，是田中實加《灣生回家》這本書喚起了關注。也就是說，在田中實加以前，台灣人沒有投注認同感給曾在這片土地生活又回鄉的這些日本人，也沒有感情上的連結，他們在台灣的時候認同的是日本這個外來政權。直到有位台灣人是灣生的後代說著灣生故事，再來的紀錄片也肯定台灣這塊土地，讓觀眾看到一群日本人對台灣的情感，親身參與台灣歷史的一部份，跟很多台灣人一樣，認同本土，當時戰後希望可以再次塑造自己為台灣本地人，不用回日本，繼續留在這塊土地上。       田中實加是虛構人物，海倫清桃的「台越混血兒」是編造出來的角色，其實是她和先生的下一代：假如他們有位女兒，她就是台越混血兒，可以讀景美女中，去美國深造，再回台灣當藝人，而且嫁入豪門。「下一代」，因為身上流了台灣人的血液，會被台灣人認同，而且台灣人看到美麗的女性也會肯定異國戀。大多數的人會認命，拼命的栽培下一代，當星媽星爸來達到替代的事業成就感。但是夫妻倆不認命，在創造自我的過程也種下了自毀的謊言。       「創造自我」不可能從無中生有，人人都需要一個基礎來塑造自己。一般而言從認同祖先開始來論述自己；沒有祖先的，像我的遠親，會自己編造祖先、或從長輩說法來推測。通過血緣，從自己身上「混的血液」，台灣人建立跟這塊土地的關係，連結過去來堅固自己的地位和權益。幾百年前從中國來的河洛族群，現在很多人也認為自己有原住民祖先，從歷史工作者那裡可以推測，當初無法帶眷屬過台灣海峽，要成家就是娶當地女性。這種想法加強了一個本來是移民族群的後代，對本地的認同與身為本地人的概念。       在意血統的背後其實是在在意祖先給的精神支柱；有個正當的祖先，在世界上站得穩、有正當立場。理念上的祖先給予做人的尊嚴與自由。我父母有時候會談到我們家的祖先來勉勵我們：他們不羨慕別人有出名、富有、有權有勢的祖先，我們家世世代代在台灣正當經營、是認真負責的老百姓，所以不必屈服威權求生存、不必貪財圖利鞏固社會地位，我們有足夠的條件追求我們的理想，堅持良心，也要好好教育我們的下一代要為土地付出，做個正當的人。       台灣整體社會，從解嚴以來，也是在尋找台灣人的祖先。不是血緣上的祖先，而是精神上，給予尊嚴與自由的祖先。社會大眾從歷史工作者的文獻裡來探討這塊土地過去發生的事以及曾經住在這裡的人，也就是在找我們台灣人精神上的祖先。有的人認同蔣渭水、有的林獻堂、廖文毅、彭明敏；不只這些，還有莫那魯道、八田與一、馬階、湯德章、殷海光、傅正 . . .。我們的祖先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族群，他們講不同語言，但是他們都愛台灣，對這塊土地付出，也在這裡追求理想與成就。我們對外來政權的厭惡，嚮往公平正義，追求的創意、人權、法治與自主精神，以他們為典範而來。他們的有作為一直在祝福這塊土地，是我們創造台灣國、建立多元家園的精神支柱。     作者：金守民 現職：清華大學外語系副教授，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英美文學博士，專門研究西方中古世紀和早期現代文化與歷史、英國文學史、知識暨文化史。 自述：幾百年前移民來台的中國人的後代，感謝台灣這土地給我家幾百年來落地生根的機會，讓我們當台灣人。

      最近川普和蔡英文總統通電話的新聞讓台灣上了美國媒體的頭條，住在台灣的美國人普遍接到來自美國家人和朋友的關心：「你們台灣人怎麼看川普和你們蔡總統通話這件事？你們好嗎？Okay 嗎？你們難道不知道川普是狂人嗎？等一下他觸怒了中國，可是會打到你們台灣那邊去喔！」       這幾天下來，可以看出美國主流新聞界明顯的親中，自由派媒體不但只反川普，而且以「支持中美長期友誼」的理由來打擊台灣，指責台灣是被世界各國普遍排斥、胡亂搗蛋、製造麻煩的國家，是中國一個反叛的省份、是「新以色列」─ 對美國左傾自由派而言，以色列建國就是世界大亂的根源。有位專門用諷刺來評論政治而非常受歡迎的藝人甚至叫小英「流氓領導者」（rogue leader）。我還真佩服有人可以看著小英的照片 ─ 戴著一幅細框眼鏡、梳女學生頭、有圓圓臉頰的一位中年女性 ─ 而叫她「流氓」。真正的諷刺是，一向在美國譴責川普不民主、不尊重人權的政治評論員，對這 件事居然一致站在一黨專政的中國那邊，卻把民主自由的台灣視為世界公敵。在美國的親戚朋友面對這種舖天蓋地的新聞，又不甚了解台灣，難免會擔心他們在台灣的家人會受到戰爭臨頭的威脅。 (圖/擷取「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Youtube頻道，談論「川普碰到中國最敏感之處Donald Trump Already Touched China's Most Sensitive Spot」，主持人Stephen Colbert稱台灣總統是流氓領導人)       正當我在煩腦要怎麼回美國朋友的來信時，我遇到一位退休的同事。安娜教授是一位愛台灣的美國人，她在台灣已居住三十多年了，精通中文，長期融入台灣社會，打算晚年都留在台灣直到去天堂的那一天。她已經多年想歸化為台灣公民，不過因為台灣僵硬的移民法規，加上她自己在美國家人的情況不能完全放手不顧，讓她遲遲不能當台灣人；就因為這樣子，我稱她為我們學校的「榮譽台灣人」 （honorary Taiwanese）。我有一位老師，研究英國人在中古世紀到了愛爾蘭，結果變成了道道地地的愛爾蘭人的這種現象，我想他會稱安娜教授為「投奔本土」（gone native） 的台灣人。正因爲她沒有特別的政治色彩，她平日所想的多少反映出普遍台灣大眾的看法，尤其在選舉時，若要了解選民的心態就可以和她談談；2008年的選舉她欣賞馬英九，最近則喜歡小英。 她退休的時候在學校為她辦的送別會上公開開玩笑說：「人家問我退休了為什麼不回美國，我說，我怕川普啊！」事後她告訴我：「那時候講是要讓同事們笑一笑，哪知道這真的變成我不回到美國住的理由。」       像我，她也討厭川普。這幾天安娜教授看到我的時候說：「這些美國人怎麼搞的，選了那川普，他們的社會福利金、歐巴馬給他們的健保制度（Obamacare） 都要被取消了，他們生活要怎麼辦啊？每天在那邊吵什麼「美國要再次偉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偉大到自己要遭殃了啦！」       當我點頭笑笑時，她突然間低聲跟我表示：「不過我蠻喜歡川普打電話給蔡英文的，那是川普唯一做的一件好事！」我哈哈大笑，因爲這幾天在台灣剛好已經有好幾個人這麼對我說了。安娜教授接著輕推了我一下：「哎呀，人家做對的事就要肯定啊，我們就事論事。」她繼續說：「美國那邊來問我，你們在台灣怎麼看川普和你們蔡總統通電話這件事？中國要打過去囉！我想講，中國欺負我們台灣太甚了，他們敢打什麼？他們有什麼實力啊，放屁！」 (圖/總統府提供)       我說：「美國這些自由派的媒體丟臉極了，竟然稱台灣為中國的一個反叛省份、是世界上一個流氓政府，怎麼可以把一個愛好和平的民主小島國寫成這樣子，反而把中國當成好人，說什麼川普不懂禮貌。」安娜教授也大笑：「哈哈，跟我講中國懂禮貌，誰相信啊。」       我跟她說我正在煩惱怎麼回答美國來信關心的朋友。她靠近了一點，就說：「我跟他們說，我寧願住在台灣、被侵入的中國大陸來的解放軍打死在這裡，也不願意老年又窮又沒有健保，在美國街頭流浪。」這時候我又忍不住哈哈大笑了，她繼續說：「就儘管叫台灣為流氓政府吧，台灣有世界上最好的個人隱私，這裡有健保，人活的有尊嚴。我老了在這裡出門有公車、捷運、遠一點有高鐵，走了幾步就有一家便利商店，我台灣的朋友就等同我家人，他們的孩子就像我自己的兒女、孫子一樣，我晚年在台灣活的是很充實快樂的。」她停了一下，想想，又說：「我們可是已經選了我們第一位女總統，而且她沒有一位跟別人睡覺、到處惹麻煩的老公。」眨了一下眼，她開玩笑地說：「不過她養了那些貓，妳想，有問題嗎？」       安娜教授對台灣的愛結合了現實面和感情的付出，跟出生地、血源、族群沒關係，而是因為個人的經歷，愛上這片土地：為了工作她來到台灣，她當老師長期在台灣社會勞心勞力，這塊土地也沒有虧待她，她退休可以在台灣過個有尊嚴、有意義的晚年。就因為她長期受到台灣社會的扶持和擁抱，她寧願面對中國解放軍的威脅、也不願意回去故鄉。對我來說，她就是正港台灣人，她愛的台灣是一個有愛心的公民社會、照顧人民的法治國家，也因此她願意為台灣付出她自己的生命。我希望這種台灣意識，依土地、制度、和法治，而不是依「漢文明」、族群意識、或血源關係為中心，將是未來台灣國最先進的立國基礎。     作者：金守民 現職：清華大學外語系副教授，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英美文學博士，專門研究西方中古世紀和早期現代文化與歷史、英國文學史、知識暨文化史。 自述：幾百年前移民來台的中國人的後代，感謝台灣這土地給我家幾百年來落地生根的機會，讓我們當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