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廿四日「傳統藝術金曲獎」，頒發特別貢獻獎予九十八歲曾仲影。他畢業於廈門大學，戰後到台灣電台工作，一九四七年二二八隔天，被派擔任陳儀廣播的閩南語翻譯廣播員，數度廣播後，卻被同事誣告「玩電台日本人留下的真空管」而入獄，成為二二八受難者，出獄後，離開電台到劇團謀生，目前是受難本尊在世者第二高壽之人（最高壽：鍾逸人）。 出版類特別獎得主曾仲影。（傳藝中心提供）     台視未開播前，曾仲影已是台語電影知名導演，也兼音樂統籌，詞曲創作及管弦配樂都是自學有成，台視聘他為「特約作曲」，才與楊麗花歌仔戲團結緣，寫下《狀元樓》、《慶中秋》、《鐵獅玉玲瓏》等數十首台灣人耳熟能詳，不斷被編劇們填詞的歌仔調，台視連續劇主題曲《一粒流星》，讓曾導的音樂事業攀上高峰。 曾仲影曾經不滿楊麗花劇團人員對詞曲著作權的處理，獲楊麗花賠償與道歉，故他早在「音樂著作權MUST協會」成立第一年就加入為會員。筆者入會後，向曾導請益，整理其生平史料發表於《傳記文學》雜誌。 曾導九十歲時，筆者建議MUST推薦他角逐「流行音樂金曲獎」特別貢獻獎，落選。九十二歲再次角逐，年輕評審沒聽過《一粒流星》，仍落選。 二○二○年，獲得傳藝金曲評審青睞。但很遺憾，九十八歲得獎人的頒獎，未能安排在上半場，讓老導演累壞了，下半場領完獎立馬回家臥床。 蔣總統時代，聽說金馬獎曾表揚年邁、卓越貢獻人士，某新聞局長親自到府接送，以示推崇，很久以後仍引為美談。 李永得部長頒獎時，介紹曾仲影並背誦其詩詞（非歌詞），顯見幕僚之用心。典禮表演節目精彩，台下的貢獻獎得主有多首傳世佳作，卻只是坐等領獎。筆者只好撰文提醒製作單位，一開場的「戲曲匯演」可置入《倍思調》、《仙鄉歲月》等歌仔調（當背景音樂亦可）；小提琴與西式樂團演奏組曲時，可插入《一粒流星》；閩客原跨界聯演時，可演唱《鐵獅玉玲瓏》。太多嗎？若留一二曲，亦足告慰老人之心。 未來，若未規劃演出「特別貢獻獎得主」之流行經典作品的典禮，得獎者或可效法林生祥的告白、曾道雄的拒絕上台，讓各種獎項因為磨練而發光發亮。 （作者曾任四屆金曲獎評審）

因為疫情而延期的東京奧運，「東京奧運委員會」在二○一三年提交的申辦書裡，邀請「東京愛樂交響樂團」擔綱開幕式演出。此樂團曾致力「世界民謠」錄音，台灣上揚唱片也邀請製作《桃花過渡》、《山歌仔》等台灣民謠專輯，深獲歡迎。 「東京愛樂」前身於一九一一年在名古屋創立（初始為少年隊），係日本最古老的管弦樂隊。一九三八年遷移至東京，改名「中央交響樂團」，一九四一年改名「東京交響樂團」，一九五二年改制為「財團法人東京愛樂交響樂團」。悠久的歷史背景與實力，係獲東奧委會青睞的原因。 前述「中央交響樂團」在一九四○年，由德國人Manfred Gurlitt指揮，錄製了《台灣舞曲》蟲膠78轉SP唱片，上下兩面八分鐘，由「狗標Victor」唱片公司發行，也銷售至滿洲國。 《台灣舞曲》是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藝術競技」（與體育競技平行舉辦）的「榮譽獎」作品，作曲家是日本籍殖民地選手江文也，《東京日日新聞》稱其為實質的第四名。二次戰後，奧運取消藝術競技，此獎成為日本唯一、台灣唯一、亞洲唯一的Olympics Music Awards。 「中央交響樂團」改名為「東京交響樂團」後，仍由「狗標Victor」發行蟲膠唱片，同樣由Manfred Gurlitt指揮《孔廟大成樂章》，此曲長卅三分鐘，需要兩張曲盤四面來容納。這是江文也一九三八年到北京就任師範學院教授，數度赴國子監孔廟，聆賞春祭、秋祭之後，將古樂編作成西式管弦樂的大曲，榮獲東京放送局做「亞洲廣播」，以彰顯日本推崇孔子、尊揚儒學的文化戰略思潮。 將登上奧運舞台的「東京愛樂交響樂團」，與台灣人結緣於一九四○年，八十年後，日本與台灣眾多江文也粉絲，期待《台灣舞曲》也能由同樣的樂團，帶回奧運舞台。 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作曲組複賽，由「柏林愛樂」於六月十一日演奏的《台灣舞曲》，似乎未留下錄音。這一天，無法親赴柏林、廿六歲尚未成名的江文也，因為二等國民的身分被欺負，落寞在東京過生日。同一天過生日的是七十二歲的「柏林奧運音樂總監」Richard Strauss，兩人類似古代的主考官與考生，在一九三六年結下未曾謀面的歐亞師徒生日琴緣。  （作者為前音樂課本主編）

二二八事件發生四十五年後的一九九二年，台灣首度有「慰靈音樂會」，策劃製作人是曾道雄教授，以莫札特安魂曲、布拉姆斯悲劇序曲撫慰亡靈。 曾教授時任「二二八關懷聯合會」理事，提案才三個月，就召集樂團、合唱團，登上國家音樂廳。幕後行政大將是蘇南洲總幹事，並由理事長林宗義博士邀請李登輝總統上台向受難家屬致意，這是台灣創舉。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台北市立國樂團」在鄭立彬團長領導下，於台北市中山堂舉辦「大稻埕之春」音樂會。 大稻埕在日本時代吸引洋商匯聚，蛻變成全台灣最繁華的商業區，政經文化人才薈萃，取代了滿清時代「一府二鹿三艋舺」的風華。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悲劇在大稻埕發生，大稻埕才子江文也、呂泉生、陳泗治、盧雲生、陳大禹、鄧雨賢、李臨秋、周添旺、游彌堅、曹賜土…等人的歌曲，或傳唱成經典，或被冠上匪諜之帽而淹沒，但有曾仲影（二二八受難者）、莊永明諸位老師的傳承與接棒。 話說日本投降、江文也在北京坐牢將近一年，艱辛搭船回到台北出生地大稻埕，卻碰上二二八，大哥只能求他再度離台避難。另外，台灣經典名曲《雨夜花》本尊是兒歌，變流行歌，變日語軍歌，再由「滿洲國」映畫明星白光用北京話歌唱《夜雨花》，灌錄蟲膠唱片。 傑出歌手小百合將演唱李臨秋大師的遺作《四時春》；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金澎將演唱《杯底毋通飼金魚》，這首曲子的身世，要感謝著作等身的莊永明老師，挖掘史料，證實呂泉生所譜傑作的歌詞作者為陳大禹先生。 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江文也獲獎的歐式管弦樂《台灣舞曲》，將以國樂方式演奏。本曲亦將於二○二○奧運之前，於東京首屈一指的三得利音樂廳，由「國立台灣交響樂團」獻演。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台灣地區受降典禮在台北公會堂舉行。二○一九年，請來此地以音樂追悼二二八先賢。 （作者為本場音樂會製作人）

    有人類的地方就有歌謠，有歌謠的地方就有兒歌，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傑出的創作歌曲《四、月、望、雨》等等之外，必定也有人創作台語、客語、原住民各族語言的兒歌，很遺憾的是，作者很多都已經被「佚名」取代了。 追蹤「知名兒歌背後不知名作者」的偵探故事，只能從戰後「國語」由日本話變成北京話的年代說起。一九四七年五月徵求詞曲活動中，唯一傳唱至今的《造飛機》，是蕭良政作詞、吳開芽作曲，因為一批贓貨飛機殘骸，讓吳開芽校長被降調回任老師；總督府國語學校（戰後的師範學校）畢業的周伯陽、蘇春濤合作《妹妹背著洋娃娃》；內向的陳石松在作品走紅的四十年期間，從不吐露《三輪車》是他譜曲；花蓮師範學校的張人模老師，因被誣告為匪諜，連夜偷渡到香港，他創作詞曲的《捕魚歌》，從此被誤傳為阿美族民歌，實際上並無阿美族語歌詞。 台語兒歌《天黑黑》、《白鷺鷥》，害林福裕被約談，警總說：「台灣每天都天亮亮，哪會天烏烏。」半世紀後，台灣終於執行著作權法，許常惠帶頭的學院派，卻直指《天黑黑》、《白鷺鷥》是口耳傳唱的「無主民謠」，質疑「林福裕根據唸謠譜曲」之說，更遑論林福裕有能力編寫合唱及樂隊套譜。他們更忘了「說方言被處罰或掛狗牌」的年代，林福裕主導的「幸福唱片」對台灣的貢獻。所幸這些「台灣歌謠」已被兩岸碩博士論文證實與「福建民謠」差異極大，就算前兩句一樣，也有閩北、閩中、閩南之不同文化表徵。 客語創作兒歌繼涂敏恆之後，在客家電視台的推動之下，蓬勃發展。原住民創作兒歌在陸森寶引領下，也在電視平台與各個部落發光發熱。 終戰前的一九四二年，ＮＨＫ的前身「ＪＯＡＫ東京放送局」甄選歌曲，允許殖民地人參賽，日本人寫的《吊床》歌詞，由台北士林的曹賜土譜曲而得獎。戰後，他請同事宋金印將日語的國語譯寫為北京話的國語，再度獲得傳唱，但因國立編譯館的音樂課本沒有收錄，半世紀後已幾近失傳。筆者在國立教育電台「台灣音樂do re mi」節目播放，網路收聽的人們誇獎：美得像「睡午覺的搖籃歌」。 兒童節，大家一起向這些兒歌創作前輩說謝謝吧！ （作者曾任音樂課本主編，台北市民）

台灣正在播映ＮＨＫ二○一六大河劇、堺雅人主演的「真田丸」，令我憶起多年前走訪長野縣上田市，公共場合都看到市民在爭取ＮＨＫ拍攝「上田藩大河劇」的海報，多彩多姿的布條揮舞在古老城堡與百年楓紅爭豔。 台灣正在播映ＮＨＫ二○一六大河劇、堺雅人主演的「真田丸」。（圖片來自於網路） 日本戰國時代，小小的上田藩，竟然有兩次擊退強壯德川軍隊的光榮紀錄。藩主真田氏的家紋「六文錢」，至今仍豐富著大街小巷的土產店，有皮包、衣服；有餅乾、蛋糕捲。戲劇拍攝時，六文錢圖徽也貫穿真田丸全劇。 武將藩主的後代數度整修改建宅邸，明治維新後捐出做為教育用途，一八七五年改為「上田中學」，至今仍保留著壯觀的大門與高聳的石牆，牆外是清澈見底的護城河。 一九二三年，殖民地人江文也到日本讀書，一九三六年以管弦樂《台灣舞曲》為日本爭得柏林奧林匹克「藝文競技類」的作曲獎牌，他的同學奔相走告，都稱他的小名、台語發音的「A-Bin-A」，此乃源起於他就讀上田中學的自我介紹︰「我是台灣來的阿彬仔、全名江文彬」，在大學畢業之前，他都使用台語發音的本名。 筆者歷經二十年調查龐雜史料，正式執筆《江文也傳：音樂與戰爭的迴旋》之後，數度陷入寫作瓶頸，遂再度展開追尋江文也足跡之旅。二○一一年秋天走訪上田市，在阿彬仔受洗的上田教會與母校門口留影。時隔五年，看「真田丸」大河劇，憶起娶上田富家女為妻的台灣大才子，他的「Tone與痛」交織出悲劇人生。和他同輩的人都迴旋於台灣、日本、中國的戰爭夾縫中，恍如近代版的「三國演義」。 （歡迎上網欣賞民視／台灣演義／江文也） （作者著有《江文也傳：音樂與戰爭的迴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