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婉寧 世大運結束了，謝謝台灣運動員賣力展現體魄和創造運動佳績。這場定位為給年輕運動員登上國際舞台機會的賽事，雖和奧運等級賽事尚有相當的差距，但這是讓國人看到國內選手努力成果的最佳時刻。 體育本來就不單純，牽動著國族意識和國家凝聚。但中華民國國旗的出現實在很尷尬、很錯亂、很無奈！這面旗幟在選舉時是由中國國民黨獨占話語權，代表國民黨是中華民國的正統，無怪乎反年改團體也是用這面旗。這面旗所代表的國家，拒絕用TAIWAN為名出現在奧會，硬要爭執做為正統中國的身分，導致台灣現在在奧會系列的運動會上，淪落到使用中華台北為名。當大家對台灣健兒以中華隊稱之時，台灣和中華民國的關係就越黏固，我愛中華的形象就越鮮明，越難正名為台灣隊。同時，因中華民國本質就難容台灣做為一個島國的國家想像，當群眾認同中華民國的符碼時，對台灣主體性的壓迫就越巨大，也難怪開幕和閉幕時，民眾單純舉個台灣旗進場也備受刁難和阻撓。 有人說，這次世大運，柯Ｐ或成最大贏家，我認為不是，世大運的順利舉辦固然有利他下次的選情，但最大贏家是中華民國的信仰，柯Ｐ只是收割者，他收割了中華民國認同的紅利，因為大家覺得這個島國怎麼被稱呼並不重要，福爾摩沙也好，美麗島也好，台灣也好，反正大家開心就好，卻無視中華民國做為我國目前學名的地位仍屹立不搖。世大運的經驗，無法為台灣創造出和中國抗衡的新價值，國家困境依舊未解，欠缺持續進行國家意識的凝聚與打造，吃著二○○八年以前所嘗試的牽手護台灣、正名入聯等推動成果的老本，「台灣」恐怕才是這場賽事的最大輸家。 （作者為台南市民） ◎ 紀安秀 立法院趕在世大運英雄大遊行之前，三讀通過國體法修正草案，除了單項體育協會擴大民眾參與、財務透明化及設立仲裁機制解決體育紛爭外，初審「中華奧會」改為「國家奧會」的條文，雖然時代力量力挺，但最後表決仍維持現行「中華奧會」名稱。民進黨表示，應優先考量選手權益，不要在名稱上做文章。表裡不一、越描越黑的解釋，實在令人無法苟同。 台灣參加國際體育賽事時，只能用「中華台北」的名稱，民進黨在野時痛批不倫不類，強力要求應該用「台灣」名稱；但目前是民進黨執政，在台北舉行的世大運，仍然使用「中華台北」，當外界撻伐聲浪不斷，有人更在日本發起「台灣入東奧」而廣獲迴響的同時，具有國會席次絕對優勢的民進黨，卻畏畏縮縮逃避基本尊嚴的名稱，不啻自欺欺人、自打嘴巴，如何服眾？ 我們自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未使用「台灣奧會」，而用「國家奧會」名稱，應是天經地義、合情合理，沒有任何疑義才是，怎麼會是「做文章」？能改卻不敢改，以後人家稱你「中華台北」，你有什麼立場抗議？ （作者為家管）

          在台灣經由選舉選出來的民意代表都會在選區成立服務處，藉此建立一個與選區民眾互動的場所，一方面收集在地消息、並取得選民的反應，另一方面提供選民需要的各種服務，簡稱「選服」工作，千萬不要以為是選結婚禮服。我的老闆是一位立法委員，但這不表示我每天都在研擬重大法案或是處理中央層級的案件，沒那麽「高尚」啦；就選服工作而言，立委其實跟里長差不多（反正已經離職了，不怕老闆聽到），只是涉及的範圍由鄰里放大到全國，所以我的「選服」也包山包海、無奇不有。 (圖/新聞e論壇2014年製作)       從一天的「例行公事」開始說起：通常服務處一開門會先泡茶，茶是一個與民眾感情交流的媒介，在台灣年紀稍長的地方仕紳都有自己一套「茶經」，一講到品茶這件事，就宛若陸羽上身，個個都能說上「一口好菜」 ─ 寫錯了，是「一口好茶」；泡茶這件事大有學問，主要是藉沖茶、品茶這段時間「留客」，閒聊地方的人、事、物，可以維繫情感，進行人脈連結，這是組織工作重要的一環。有時想想，好在台灣人愛喝的是茶，如果愛喝的是酒，豈不糟了。       每位政治人物都有死忠支持者，有些支持者是用獻金來表達他對政治人物的欣賞、鼓勵他對政治理念的堅持，財力較差的「粉絲」則直接來服務處做志工，有句話說「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點不錯。但也不能說每位志工都是志同道合的，有些「基本教義派」會在服務處盡興發表他對政治的想望或批判，還有一些靜靜聽別人高談闊論，純粹想來「取暖」就好；另有一些可能別有目的，譬如想藉此向朋友炫耀自己跟某某立委很熟，沽名釣譽者不乏其人。有趣的是，這些往往以男性志工居多，台灣社會的性別差異無可否認。       有一位志工大姊與我格外投緣，我總是會找些簡單的工作讓她有事忙，以暫時擺脫家裡低迷的氣氛。有時候我像是心理師，傾聽志工大姊們的苦悶與煩憂，許多時候志工大姊們也會跟我分享她們年少輕狂的過往，時間也就在說說笑笑中度過，手中的工作也就這樣完成了。我常在想，若沒有她們幫忙處理那些繁瑣的小事，像是製做小手工、清理角落，老闆交待給我的工作就很難心無旁鶩地完成，心中對他們只有萬分感謝。       服務處常迎到的，是形形色色的主委、會長、以及里長伯，這些大人物可不能與在服務處聊天泡茶的歐吉桑相提並論，他們一般非常在意自己是否有被重視，所以只要來過一次，我就得記住他們的頭銜與長相，好在我年輕又有好眼力，（大家都誇我眼睛很大），這還難不倒我。聽說有所謂「人臉辨識障礙者」，如果要做我這個助理工作，一定很容易就會不小心得罪他們；若沒能及時叫出頭銜名號，讓他們感受到一絲怠慢或輕忽，老闆責難的電話可能接踵而至。（哎，他們將自我價值建立在我這個小小助理身上，何苦來哉啊！）這些地方頭人出現時的起手式，通常是先自己亮出名號，接著補上一句：「我跟你們委員很熟」，最後才說出請託的事由。簡單的請託不外乎買買供不應求的火車票、喬喬病房床位、或是幫忙申請增加「例見」、去監獄探視受刑人；困難的則是協調地方人事，或是希望能以「合理價錢」購買某塊國有地或水利地。有些地方頭人明知案件礙於法令無法可辦，偏偏要加上一句：「我是民進黨老黨員」，（想要威脅姑娘我？有沒有搞錯呀！），很想當場發颷，但也只能回復說已盡力協助了，請多擔待。       多數時候來服務處請託的基本事項，是紅白帖應酬，民意代表最日常的行程就是跑紅白帖，一次就可以在一大批民眾面前露臉，「本利比」很合算；紅白帖要用「跑」的，因為每天次數很多，民代只是到場簽個名、照個相，不能慢步走、要用跑的趕時間。另外，各式各樣的協會邀約行程，也是個獨門生態，這些在地方上林林總總不同名目的協會，多數都領有地方政府機關或是國營企業的補助款，民代幫忙申請到這些經費，還要親自參與他們舉辦的活動，才能被認定有戮力從公；另一方面協會主事者為政治人物招集一堆人馬，搭起一座自我宣傳的舞台。平時這些協會成員有吃有喝、有地方參訪旅遊，選舉時協會幹部便會在造勢晚會幫忙衝人氣，協會與民代是「水幫魚、魚幫水」的共生關係。這樣你就瞭解，台灣數不清的愛心、關懷、保育、運動協會，真正將補助款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只是少數；你也可以學到，從民代服務處接到的紅白帖及各式聚會邀請函的數量，就可以判斷出一個政治人物的名氣與人氣。但也因為民代要跑的應酬行程太忙、要照顧的特權團體太多，當然沒有太多心思可以專注於研議法案、辯論政策。「佔地盤」、「講關係」的地方政治生態，是台灣特權橫行、公民素質低落的原因，民代選擇阻力最小、爬升最快的從政之路，無意去改變、甚至縱容這樣的生態持續著，這或許也是我們這些民代助理的共業。       當然，選服案件也有些是一般民眾自行前來尋求協助。我最喜歡的工作是每週固定二天的免費法律諮詢服務，我可以在一旁紀錄、順便學習法律知識。台灣民眾普遍對司法沒有信任感，只要官司打輸，都會說司法不公，因而許多案主都形同是希望委員能介入司法，幫他們平反，但其實「立法委員行為法」第17條明訂：「立法委員不得受託對進行中之司法案件進行遊說」。所幸通常經過我們律師看了他們的案件後，發現有些其實是他們自己舉證不足，或是選任律師經驗不足、提告方向錯誤，所以留有補救的空間。不過也有不少民眾自以為把《六法全書》讀過一遍就可以自己寫訴狀，然後官司打到最後已過了追訴期才來尋求協助，當然已無法挽回。       我遇過比較特殊的是一對老夫婦來求助，聲淚俱下要我查查一位外籍人士在台灣是否有犯罪紀錄。因事涉個資法必須要通報事由，經我詢問才了解，原來他們的女兒堅持要跟一個奈及利亞人結婚，而外館人員曾致電給老父親說，他們不建議他讓女兒到奈及利亞，因為外館人員在訪談該名男子時發現他回答問題不誠實，懷疑這又是一樁「假結婚、真詐欺」，請老父親要先了解兩人的交往狀況。最後我親自約當事人懇談，讓當事人逐漸清醒，終於避免成為詐欺犯利用的工具。政府的資源有限，這些需要幫助的人若懂得來服務處求援，我們總會全力以赴，但多數弱勢者都不知道要去哪裡尋求協助，這是底層社會的悲哀。       回顧這一段立委助理的生涯，雖然我經手的選服案件中，也許10件有8件都只是想要獲得特權，只有2件才是真正需要協助、也應該協助的，但只要我幫助解決了那2件，就會讓我覺得小小助理的工作是有意義的、我的付出是有價值的。     作者： 陳乙柔 六年級生，母語說的不好的客家人，曾任職民代助理。

          在炎熱的週末看到一則新聞報導，民主進步黨秘書長洪耀福突然找來中央黨部的全體黨工開座談會，以不設議題的聊天形式進行。報導指出，該會議中有黨工提出有關加班、加薪等現實問題，洪秘書長當場回應「可以討論」。       過程中有位未滿30歲的政務副主任發言，這位年輕的副主任可能對政治仍懷有熱誠與抱負，認為到民進黨任職不應該只為了薪水，而是要努力學習、有所付出。但座談當晚不滿情緒就開始在黨工間發酵，許多人紛紛在臉書批評或是反諷，覺得這位副主任涉世未深、在說「幹話」。       先不論這位副主任的言論是否合宜合理，在此我們更質疑的是，黨秘書長怎麼會「閒閒」找來中央黨部的黨工，開一個沒有設定具體議題的座談會。這種天馬行空式的討論，讓人覺得若不是秘書長待辦的事情太少、就是他的時間太多。民進黨好歹也是一個有30年歷史的政黨，面對執政成績的滿意度直直落，似乎仍是一派輕鬆；該有的幹部組訓不急，該辦的基層民主教育不辦，該推動的黨員招募不做，該進行的組織改造也不見蹤影。只弄一個不需準備、隨意發言的內部座談會。記得不久前為了「公投法修正案」遲遲未排上立法院審查，前黨主席林義雄先生在中央黨部前禁食抗議，這位秘書長曾以輕蔑的口吻回應：「到黨部這邊來，我們就近照顧也比較方便」，以政治菁英的傲慢姿態應付黨的重大爭議事務，何其危險。這多少映照出當前政府的行事風格，就無怪乎大家會對民進黨執政失望了。 (2017.5.11民進黨中央黨部前的「補正公投法接力禁食行動」，圖/人民作主教育基金會臉書)       我要再強調一次：在所有人都把矛頭指向那位副主任的發言時，為何沒有人挑戰民進黨領導高層應該負起的責任？民進黨已然是當今的執政黨，黨內早應建構一套完善的人事制度，不但讓黨工都能安心工作，而且成為專業政治團體的領頭羊；更深一層說，民進黨早該給黨工灌輸從政的核心價值與中心思想，有計畫地培育下一代專業政治幕僚，這些當務之急秘書長沒有動作，怎麼會是召開個聊天會，副主任用「大帽子」回應黨工不滿的工作情緒，就想了事？       我父親常自豪地說：他一生從來沒有投票給國民黨。在那個威權專制的年代，他對於國民黨的唾棄，也促使了他在黨外時代為黨外候選人助選。父親長期承包台北市政府的各種工程，通常這樣的生意人理當是跟當權者勾肩搭背、稱兄道弟的，但偏偏我父親卻非常看不起行政機關官僚怠惰的行事風格，選擇與威權保持距離。我父親那一代的黨外支持者，常常是默默的付出、不求回報，不論是捐助金錢、出力拉票、或是在造勢晚會熱情捧場。父親曾說：瘋狂時，一度從台北驅車南下高雄，只為了去聽一場演講。民進黨的支持者就是這麼熱情忘我，但這些支持者之所以支持民進黨，是寄望這個政黨能夠推翻專制腐敗的威權，實實在在做為推動台灣朝向民主政治的前進力量。 (1988年，聲援「蔡有全、許曹德台獨案」，台灣人民第一次在全台街頭把「台灣獨立」口號喊得震天響。圖/邱萬興專文)       在那個談民主與自由都像在冒險的艱困年代，民進黨沒有辜負人民的期待，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猶記當時的民進黨雖是一個小黨，但黨工、黨員、以及支持者們都有改朝換代的決心與實踐民主的希望，總是能巧妙地運用創意，以小擊大對抗威權。       不久前，我還任職於民進黨籍立委服務處，擔任助理工作。很遺憾，在那裡遇到的某些黨員，與當年那些懷抱民主理想的黨員天差地別，譬如有些要我幫他註銷交通違規罰單，也有些像是「掮客」攬事，把當事人帶到服務處要我們協助處理私人糾紛。最令人無法忍受的是，這些人往往一開頭就拿出黨証說自己是黨員，好像黨員就是ＶＩＰ，就可以要求我們使命必達，如果這次沒有照辦，下次選舉就很難支持下去。這樣的「恐嚇威脅」，一方面讓民進黨的黨証貶值為「門票」，讓民進黨員的榮譽變質為特權，另一方面隱約也道出了一件令人耽心的事：選舉已漸漸成為這個黨的核心價值。       從民進黨外在表徵的改變，可嗅到其內在腐化的氣息，民主進步黨當初如此命名，應是有極高的自我期許，要引領台灣民主邁出大步。然而對照今日執政的作為與黨務的荒弛、黨工與黨員的今非昔比，以一個民代基層幕僚的親身體驗，對民主進步黨的不進反退，感到格外心酸，忍不住要問一句：你怎麽啦，民主進步黨。     作者： 陳乙柔 六年級生，母語說的不好的客家人，曾任職民代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