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教育部、人社部統計顯示，去年大學畢業生一○七六萬人中，僅有二五四萬人有穩定工作；今年六月又將有一一五八萬人自大學畢業，青年失業問題恐雪上加霜。 不友善的就業環境，與中國的內、外環境息息相關。胡溫執政末期，中國經濟成長就已明顯趨緩，伴隨土地、勞動成本提高，外資傾向將工廠轉移至成本更低的東南亞。習近平上任後，提出「一帶一路」因應，在沿線國家大興土木，透過協助修築基礎建設，為過剩的資本及勞動力找到出口。無奈隨著其所引發的「債務陷阱」等問題逐漸浮現、財政後繼無力，海外謀職機會也逐漸萎縮。 由於青年失業會引發家庭關係緊張、晚婚晚育、貧富不均加劇等問題，中國當局為此開出了鼓勵報考研究所、提升企業任用青年人誘因、增加公部門職缺、廣設就業服務站等藥方，其中最備受矚目的，當屬推動「青年下鄉」。早在二○一九年，共青團就提出在三年內號召千萬學生下鄉計畫，國務院各部委也在隔年提出具體執行方案，但買帳者遠不如預期。 中國年輕人為了找工作擠破頭。（圖取自微博）   這項政策，常被拿來與六○年代末「上山下鄉」運動相提並論，其實兩者有顯著差異。首先，毛澤東在文革中發動紅衛兵打倒劉少奇後，深恐自己成為這群高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者的下個矛頭，希望藉由「上山下鄉」解散紅衛兵，偏重的是政治考量，與近年的經濟驅動有別；其次，紅衛兵年齡多在高中、大學階段，當前的「青年下鄉」則是指向社會新鮮人；最後，紅衛兵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半強迫下鄉的。 放眼各國，在以服務業占大宗的都會就業型態中，因進入門檻低、可替代性高，景氣不佳時，青年往往首當其衝。以臺灣來說，近年也出現北漂族返鄉現象，其中不少人將新興技術與農漁業巧妙結合，為傳統產業注入活水。而在中國，下鄉行不通的根本原因，在於城鄉差距過於巨大，使得畢業生寧當都會的「低端人口」，也不願輕言放棄拚搏機會。 反映在對台政策上，是中國年輕人對於「惠台政策」愈發無法接受，中國政府則在民氣引領及其他政治考量下，順勢推出「貿易壁壘調查」，試圖轉移這一股不滿情緒。 （作者為公務員，台中市民）

中共廿大中，供銷總社負責人梁惠玲當選中央委員，會後供銷社宣布大舉招考工作人員，加以不久前啟動的社區食堂，這些舉動令人聯想到改革開放前的人民公社。 中共20大後，各地供銷社迅速崛起，有可能走回經濟內循環的鎖國跡象。（擷自人民畫報）   供銷社源於韓戰期間的民生農糧匱乏，因而透過集體方式生產銷售，對中共在文革期間仍能維持統治權，功不可沒。中國走向市場經濟後，供銷體系重要性頓失，面臨轉型危機，甚至一度以我國農會為學習對象。二○一二年習近平上台之際，基層供銷社的鄉鎮覆蓋率只有五十六％，二○一八年迅速攀升至九十五％，目前推測已涵蓋全境近四萬個鄉鎮。 這種集體經濟的復興，可從以下幾層面解釋。在經濟層面，中國歷經卅多年快速成長後，工業化紅利即將用盡，土地、勞動力、原材料等成本均上升，多項經濟指標出現警訊，外資亦開始撤離，導致失業率上升，引發一波波官民衝突、社會動亂。為對抗停滯性通貨膨脹，中國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並重啟物資控管，對外做足與他國貿易競爭準備、對內避免中產階級貧窮化。 政治層面，是政府將經濟權力下放後，出現了阿里巴巴、騰訊等巨型私營企業，馬雲等企業鉅子成為青年崇拜對象，甚至出言批評政策，政府權威受到挑戰，過去賴以為財源及人事安插管道的國有企業也式微。面對市場自由化反造成「令不出中南海」局面，習近平上任後強調「國進民退」，鼓勵政府及國企對經濟的干預，試圖將遭地方及私企瓜分的權力重新集中。 社會層面，則是糧食危機的浮現。改革開放後，人口向都市集中，農村成為貧窮象徵，集約農業下的糧食產量也始終不足以自給。二○一九年美中貿易衝突發生，美國限縮大豆、玉米出口，並調漲中國農產品進口關稅，糧食安全成雙方角力重點；此外二○二○年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堅持清零政策至今，封城、封路之舉嚴重影響物流，農產品難以運抵城市，價格大幅上漲。 重啟計畫經濟，固能於短期內對資源做出合理配置，卻也可能造成市場僵化、創業意願降低、外資撤離等弊端，與改革開放路線背道而馳，顯示中國經濟正走一種閉關鎖國的內循環模式。 （作者為公務員，台中市民）

  俄羅斯總統普廷在二月份北京冬奧會見習近平，取得「雙方合作無上限」的承諾後，悍然入侵烏克蘭，也確實獲得中國在油氣採購上的支持，然而這種態勢，正悄悄改變。 歷經數月久戰不下，已讓外界對於俄羅斯這個「全球第二軍事強國」開始質疑。甫結束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適足以說明這種狀況。普廷與習近平於峰會中再度會面，然而這次不僅未如預期的發表聯合公報，對於俄媒極力吹捧「雙方在峰會中談及烏克蘭及台灣問題」，中媒也以冷處理方式回應。 普廷在無法獲得中國支持下，於峰會結束後，隨即於國內發布動員令，徵招後備役三十萬人，同時策動頓內次克、盧甘斯克、赫爾松、札波羅熱獨立公投。然而中國對此的回應卻是「各國領土完整應得到尊重」，立場顯已偏向維持以烏克蘭為代表的既有國家主權原則，而非普廷試圖創造的「新秩序」。 與此同時，上合組織的內部矛盾，也隨著俄、中立場的不同調逐步爆露。峰會進行期間，成員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爆發邊境戰端，以觀察員身分受邀與會的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同樣上演駁火。這些存在於上合成員國間的種族與宗教矛盾，在過去被俄、中藉由優勢力量強行壓下，如今衝突四起，在在凸顯雙方已無法以一致步調行動。 其實，相較於北約等西方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美國都毫無疑問的居於領導地位，上合組織自二○○二年成立以來，長期存在隱性的俄、中爭霸。對中國來說，中亞不僅是古西域，更是推動一帶一路的必經貿易動線。然而俄羅斯卻一貫將做為前蘇聯加盟國的中亞國家，視為勢力範圍。這種區域主導權之爭，直到近年習近平確立「聯俄制美」大戰略，才趨於緩和。 從習近平前腳結束在烏茲別克的峰會、後腳隨即踏進哈薩克訪問之舉看，明顯已開始為經略中亞展開積極佈署，其目看似為了鞏固搖搖欲墜的一帶一路，實則更不無藉由俄羅斯無暇顧及契機，擴充中亞影響力的野心。 （作者為公務員，台中市民）

這次賴副總統以「家屬親友」身分，進入安倍家中弔唁，係臺日自一九七二年斷交以來，最高層級的出訪，可謂外交重大突破。從現實面觀之，許多評論認為，自民黨在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首相岸田文雄高枕無憂，民氣可用下，無須理會中國壓力，索性發下簽證；從交誼面來看，賴副總統與安倍家族私交甚篤，安倍胞弟岸信介（現任防衛大臣），前年曾親自來臺參加賴的就職典禮。 副總統賴清德親赴日本追悼安倍晉三。 （圖擷取自朝日電視畫面）   其實，這種因著私交，而改變兩國關係的案例，在國際關係中屢見不鮮，例如現任中共外事辦主任楊潔篪，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與布希家族關係匪淺，不僅老布希總統幫他取了個「Tiger Yang」的綽號，甚至促成小布希總統邀請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至其位於德州的農場私宴，創下在任美國總統為共產國家元首舉行家庭宴會先例，憑藉一人之力大大推進了美中關係。 這種私人關係，通常是在雙方都還未擔當大位時，便長期建立的；若非如此，就顯得過於刻意。例如楊潔篪早在老布希還是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時，就奉派接待其至西藏訪問；賴副總統則在台南市長任內，就積極展現對日友好，包括在二○一一年三一一大地震後主動赴日，盼能協助重建觀光產業；等到二○一六年台南發生強震，乃至二○二○年當選副總統，安倍家族自然也主動關切。 其實，不只是賴清德，台灣與日本因具有特殊的語言、文化及歷史連結，歷來與日本政界建立私人情誼者，不在少數，如能妥善運用，實為我國重要外交資產。而這種關係的建立，也絕不僅是兩個人之間的連結，更是兩個社會友好互動下的縮影，諸如台灣民眾在日本強震中的捐款、日本社會在中國禁運臺灣農產品後自發性搶購，在正向循環下將雙邊關係愈推愈近。 外交除兩國政府關係外，其實也深受社會之間、私人之間的互動影響，軟實力潛藏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作者為公務員，台中市民）

在各國防疫政策相繼走向與病毒共存之際，中國仍舊堅守清零策略，造成侵犯人權事件頻傳。這其中除了防疫面的考量外，也充斥著政治面的算計。 5日在上海一處因疫情封鎖的街區景象。（路透檔案照）       就國際層面，清零是為了在制度及價值上宣傳「中國模式」優於西方。做為全球第一個爆發疫情的地區，中國初期因管控不利，遭指控隱匿確診人數、延誤通報時機，造成全球性擴散，西方國家群起撻伐，甚至要求索討經濟損失、追訴「反人類罪」刑事責任。 為扳回一城，中國在國內疫情逐漸控制後，仍持續嚴防，目的是為了凸顯在遭逢危機時，集體主義擁有較個人主義更具迅速控管能力的制度優勢。 就國內層面，堅守清零是為了掃蕩不服中央的地方勢力，上海則被當做樣板。習近平自二○一二年擔任國家領導人後，權力基礎尚不穩固，同年的上海市委書記任命案，由被視為「江（澤民）派人馬」的韓正拿下，直到二○一七年進入第二屆任期，方始換上自身親信李強。嚴管上海，正是為了向各地封疆大吏說明，如果連被認為是「習家軍」第一把交椅的李強都沒有特殊待遇，其他人自無懈怠餘地。 除此之外，堅持清零有利中央將觸角深入地方。上海封城期間，來自北京的專家進駐主導防疫，這很可能形成一種常態，往後任何城市一旦疫情升溫，中央就可名正言順的接管。這種做法，與當年國民黨藉著剿共掃蕩割據軍閥，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國民黨不是無法肅清共產黨，只是希望藉由共軍的竄逃，讓國軍能藉著追擊之名，沿路接管、弱化地方諸侯勢力。 最後，堅持清零還有助政治環境穩定。某種程度上，嚴格的防疫措施，就是一種限制人民自由的戒嚴令。二○二○年七月，俄羅斯總統普廷正是利用疫情期間限制人民群聚的契機，阻絕了可能面臨的遊行示威，進而通過延長任期的修憲公投。習近平連任的路上，或不致於遭遇大規模抗議，卻仍必須顧慮黨內派系的想法，採取嚴格的防疫措施，無疑是讓各級官員噤若寒蟬的利器。 就此看來，直到習近平在年底廿大順利連任之前，基於對外形塑「中國模式」，對內控制地方勢力，清零政策應不致改變。 （作者為公務員，台中市民）

  俄羅斯與北約在烏克蘭的僵持已過月逾，這也是蘇聯解體以來，雙方最長的一次對峙，且在歷經數次談判後，俄羅斯不但沒有絲毫讓步，反而不斷擴大恫嚇層級。 回顧二○○○年普丁上任伊始，西方國家其實是抱以期待，認為這位青壯派政治人物能為俄羅斯的政經改革帶來新氣象，普丁也確實在二○○二年與北約達成「北約─俄羅斯理事會」對話機制。然而後續隨著二○○八年俄羅斯對喬治亞發動「五日戰爭」，同時在任期屆滿後以轉任總理方式繼續擔任「太上皇」，被西方國家認為有悖國際秩序及憲政精神。 二○一四年俄羅斯策動烏克蘭克里米亞獨立公投，則是一次關鍵轉折：此後，歐美國家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雙邊關係可謂一去不復返。俄羅斯經濟雖遭嚴重打擊，卻也因此不得不自主發展，擺脫了自九○年代以來對歐美的貿易依賴，這也使得在本次烏克蘭危機中，俄羅斯絲毫無懼西方國家揚言的經濟制裁。 至於其他造成長期對峙的原因可能還包括：二○二○年普丁推動的修憲公投通過後，個人權威已達頂峰；美國戰略重心轉移至印太地區，歐洲若生事端將倍多力分；美國期能制衡俄羅斯的北約，近年內部英美與德法矛盾不斷，與此同時俄羅斯卻透過強化與中國、伊朗的關係，鞏固了西伯利亞邊境安全，因此能在東歐大展身手。 這些因素中，來自中國的支持，無疑是俄羅斯最強的底氣。習近平於二○一七年「十九大」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後，遭質疑意圖尋求個人極權，在美國川普政府發起的貿易戰帶領下陷入四面楚歌，與同遭制裁的俄羅斯一拍即合。兩國在二○一九年達成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形同準盟友，不久又拉攏伊朗進行史上首次三國聯合軍演，試圖在國際上形成一股足以與西方抗衡的勢力。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在國際遭受前所未有的孤立，俄烏衝突的發生，不僅可能促使美國的關注點由印太轉至東歐，數月前才將「制衡中國」納入組織任務的北約，也將暫時無暇東顧，可謂提供習近平在「二十大」前掃除外部障礙的有利契機，這才對烏克蘭局勢採「不干涉他國內政」態度，試圖坐山觀虎鬥。 （作者是公務員）

在距離美軍全面撤離阿富汗尚有半個多月之際，塔利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接連奪取幾個大城，局勢變化之快，完全超出拜登團隊認為提供喀布爾政府物資、協助空襲即可阻止塔利班攻勢的設想。 阿富汗民兵組織塔利班（Taliban）今天宣布拿下阿富汗第2大城坎達哈（Kandahar）和第3大城赫拉特（Herat）。圖為日前塔利班的旗幟在昆都士省主要廣場上飄揚。（資料照，美聯社）   依據聯合國安理會四月份公布的報告，阿富汗政府軍有卅．八萬人，且使用美製先進武器，又有美國空軍協助，對比塔利班的五．八萬至十萬人，應能從容應付。誰也料想不到，不過事隔百餘日，塔利班竟已掌握阿富汗六到八成的領土。需知，目前當局的喀布爾政府，並非一般認知中的傀儡政府，而是早在一九九六年塔利班奪取政權之前，就曾當家執政過。一九九六至二○○一年塔利班執政時期，政府流亡北方，與當地軍閥組成北方聯盟，獲絕大多數國家承認為合法政府。二○○一年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也有賴北方聯盟協同作戰。 因此，以現任政府係由美國扶持建立，美軍撤離後自然崩潰來解釋，是說不通的。問題的根本，恐怕得回歸阿富汗的族群結構。阿富汗屬於多民族國家，主體民族普什圖人占比近半，主要支持塔利班。北方聯盟的支持者則包含塔吉克、哈札拉、烏茲別克等少數民族，必須團結才能與塔利班一戰。既然如此。在族群結構上占有優勢的塔利班，又為何會在二○○一年迅速被趕下台？美軍的強力攻勢，固然是一大原因，更重要的是，塔利班從未被國際普遍承認。 在執政五年的時間，全球僅有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基斯坦三個國家承認塔利班政權代表阿富汗，其他國家普遍對於其提倡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感到畏懼，選擇不予承認；尤其炸毀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巴米揚大佛之舉，更遭全球輿論批判，以致在美軍入侵時，國際社會竟無人為其發聲。然而在蟄伏多年後，如今的塔利班彷彿脫胎換骨，認知到務實的重要，主動遣使與俄羅斯、中國、印度等周邊大國交往，不斷重申反對恐怖主義，讓周邊國家為了反恐而組成的上海合作組織，在阿富汗議題上沒有介入空間。 如今的塔利班，雖未放棄原教旨主義，但已不再強調對外輸出，搭配先天族群結構上的優勢，正是其能在內戰中取得優勢的關鍵。 （作者為公務員，台中市民）

  美國總統拜登與俄羅斯總統普廷在瑞士日內瓦會晤，達成重新互派大使、持續裁減軍備、避免核戰爭等共識，但在網路攻擊、人權等方面仍相互指責。 由於拜登上任後，迄今僅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進行過一次非正式電話會談，卻搶先與普廷進行元首峰會，且時間緊接在七大工業國峰會之後，動機令人充滿遐想。需知，俄羅斯原來也是工業國集團成員，二○一四年因策動烏克蘭克里米亞獨立公投而遭撤銷會籍，拜登選在這個時間點，似乎在向普廷傳達這樣的訊息：西方國家可以與俄羅斯言歸於好，讓俄羅斯重回八大工業國。 拜登在去年競選總統期間，曾撰文闡述其外交理念。在其觀點下，俄羅斯的威脅來自軍事層面，是美國的「敵人」（arch-rival）或「對手」（opponent）；中國的威脅則來自貿易及價值層面，是美國的「競爭者」（competitor）。由於軍事威脅的結果是零和的，貿易威脅的結果可以是非零和的，價值威脅的結果則可以是相互尊重的，因此一般普遍認為，在拜登的戰略排序中，俄羅斯才是心腹大患。 如今拜登欲與俄羅斯和解，就外在環境而言，可能與中國率先走出疫情，經濟及軍事持續發展，造成國際及美國國內反「中」情緒持續高漲有關。就美國自身戰略考量而言，川普時期雖推出印太戰略試圖遏制中國，卻因印度堅守「不結盟政策」，難以落實成效。拜登在選前雖力倡建立「民主國家同盟」，卻也因並非每個國家都有意抗中，才不得不將拉攏目光投向俄羅斯。 欲實現「聯合俄羅斯平衡中國」之外交布局，短期內有一定難度。一方面，與一九七○年代美國「聯中制蘇」策略相較，當時中國與蘇聯係先於一九六九年發生珍寶島戰爭，美國才有見縫插針機會，而目前俄、中關係尚無明顯破口；另方面，對部分北約的東歐成員國而言，近在咫尺的俄羅斯才是威脅來源，遠在天邊的中國則是可能的合作對象，例如匈牙利即持此觀點。 然而長期來說，對於國家發展素來「重歐輕亞」的俄羅斯來說，應不致錯過這個得以左右逢源的契機，即使不致與中國為敵，也將減少過去幾年的互賴關係，勢將衝擊習近平的外交布局。 （作者為公務員，台中市民）

印度政府宣布，將永久禁用五十九款中國製APP。這些APP遭印度指控蒐集資料方式涉及隱私疑慮，自去年六月遭禁用後，因開發商未能在期限內對印度政府提出答辯並進行改善，而遭無限期禁用。 印度政府廿五日宣布，將永久禁用TikTok等五十九款中國手機應用程式。（路透檔案照）     印、中在二○一七年六月爆發洞朗邊境對峙衝突，事件結束後，印方為降低緊張關係，在部分鴿派官員主導下，改採親中政策，總理莫迪也在隔年與習近平進行非正式領袖會議，建立官員互訪機制。二○一八年，雙邊外交部長更循此機制，開啟多項交流。大陸廠商研發的APP，就是在此時期大舉在印度上市，其中包括TikTok、百度、WeChat，均獲得廣泛市占率。 然而去年五月，印、中邊境衝突再起，使印度政府意識到過去兩年採取與中國強化交流的政策，不僅未能改變後者的擴張企圖，反而提供其滲透印度民間社會的機會，為避免情勢惡化，有採取對策遏制中國銳實力滲透的必要。為此，印度由國家安全顧問親自領軍，組成「中國研究小組」，研議一系列反制中國銳實力滲透的措施，禁止使用中製APP就是其中之一。 在印度決心抵制中國滲透的大方針下，中製資訊產品，包含智慧型手機、APP均成為遭受制裁的對象。智慧型手機部分，受影響最深的品牌是小米。小米自二○一七年後，不僅每年銷量均高居印度第一，甚至成為一種流行文化現象。去年八月，印度以小米手機內建瀏覽器會影響網路運作為由，禁止使用。同時間，印度開始扶持自家手機品牌，谷歌、三星等國際大廠也迅速在印度推出廉價手機。 印、中雖同為發展中國家，但自一九六二年發生邊境戰爭以來，關係長期不睦，然而印度並未選擇與其他國家聯手制衡策略，主要係因印度作為冷戰時期「不結盟運動」發起國，「不結盟」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二○一七年美國提出印太戰略，有意聯手印度制衡中國海權發展，印度仍不為所動。惟隨著近年來印、中陸續發生多起邊境衝突，這項基本國策在印度內部引發討論，似有鬆動跡象。 印度在戰略上的反中，軟實力領域的禁用中製資訊產品、關閉孔子學院等作為，對我國來說，或可成為外交突破口，是值得把握的有利契機。 （作者為公務員，台中市民）

  自武漢肺炎在中國擴散以來，為挽救一落千丈的國際形象，中國開始強化「擴大對外宣傳」，然而這種做法運用迄今，非但沒有達成預期效應，甚至適得其反：越來越多國家批評中國的行為，印度甚至直接向國際法庭、人權機構起訴中國。 不可否認，「大外宣」在運用之初，確實獲得相當成效。例如中國略過歐盟直接對歐洲重災國提供援助之舉，被許多媒體認為成功分化了歐盟的向心力。然而，這也讓許多西方國家開始警覺，愈加注意「大外宣」之威脅，並視中國之援助為包藏禍心；美國更對於這種宣傳做出直接回應，即不再給予中國官方媒體以獨立媒體之待遇，中國則以驅逐美國駐中記者方式反擊，雙方展開新聞戰。 這種國家之間的話語權之爭，影響猶勝日前的美、中貿易衝突。貿易衝突的爭執點，在於經濟利益，具有可談判性，並非是一定要鬥到兩敗俱傷的零和賽局。然而新聞戰，則已無關乎物質利益的分配，而是兩個國家在心理層面的互相敵視。中國以國家資源主導訊息內容的手法，固然在短時間內能暫時扭轉國家形象，然而在他國意識到其威脅並加以反擊後，被他國「看破手腳」的機會也隨之提高。 由此可知，「大外宣」在運用時，有兩點必須注意，否則不僅無助獲得國家利益，甚至還會損及既有形象。首先，是宣傳需以實力為後盾。中國近日積極對外提供援助物資，然而在媒體夸夸其談的同時，卻有許多國家先後發現援助物資品質低劣，例如西班牙、捷克等國均指出中國的肺炎快速篩檢試劑準確率偏低。可見國家的實力，並非媒體吹捧所能造就的，若實力不足，過度的渲染將淪為笑柄。 西班牙、捷克等國均指出中國的肺炎快速篩檢試劑準確率偏低。   其次，是「大外宣」的成效容易出現邊際效應遞減現象，即在外界對其手法尚不熟悉時，效應最大，但隨時間推進，愈來愈多「假外媒」被識破、「假訊息」被揭穿，則可能帶來負向影響。這可能會促使善於運用對外政治宣傳的極權國家開始思考，要怎麼做，才能將這種被學界稱為「銳實力」的力量，轉化為令人無從意識、無從防備的「軟實力」。 （作者為公務員）

  「大外宣」這個近期頗紅的名詞，是中國在全球推動「對外宣傳大布局」的簡稱，習近平上任後擴大執行力度，而真正讓世人感受到其威力的，則是在本次疫情中，中國意圖將國家形象由「病原體」轉化為「救世主」傳播攻勢，包括指稱病源來自美國、新增人數歸零、願為世界提供防疫經驗等。 中共善於宣傳，早已不是新聞。延安時期，美國駐華記者斯諾曾貼身採訪毛澤東等中共元老，出版《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刻畫共產黨的親民作風，被認為是日後該黨爭取到國際支持的重要因素。然而當他晚年再訪中國時，走訪民間社會，才發現實際狀況與過去見聞並不一致，對於所著作曾深表後悔。如果連當年面臨生死交關的中共，都擅於形象塑造，今日中國挾完整組織、龐大資源為後盾，影響力猶勝以往。 這種由集權國家向民主國家發動的輿論戰、心理戰，因為雙方可資調度的資源並不對等，加以傳播媒介日新月異，更助長「大外宣」在政策排序中的運用偏好。曾任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的學者奈伊將此稱為「銳實力」，華人地區則更常將來自中國的宣傳以「紅色滲透」稱之。為避免情況惡化，川普在二○一八年「川金會」後，首先喊出「未來最重要的威脅是假新聞」，許多國家也紛紛跟進。 對此，我國也力圖透過行政及司法手段對抗假訊息，具體作為包括試圖修法讓此類罪刑法定化、推動事實查證平台、檢調機關成立假訊息防制編制。然而，這些都屬於被動性措施，即當假訊息出現時方才啟動，偏重守勢而缺乏攻勢。究其原因，在於多數人根深柢固的認為，「政治宣傳」是極權政體慣用的伎倆，民主國家不應為之。這種觀點，很可能讓我們喪失話語的主動權。 其實，在判斷國家行為的意圖是善意或惡意時，不應以是否積極宣傳為標準，而是宣傳內容是否不偏離事實。台灣在疫情期間的表現突出，國際媒體爭相報導。由他人主動為之抬轎固能博得美名，但若能更積極的宣傳防疫成果，讓世人認識到效率及服從並非極權體制的專利，將更有助展現我國的軟實力。 （作者為研究人員）

隨著武漢肺炎在全球肆虐，在醫界以其專業對病因提出解釋的同時，種種陰謀論也甚囂塵上，其中最力的說法，是此波肺炎病毒乃中國刻意培育的生物武器。儘管中國對此極力駁斥，但從已知跡象看來，此說法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除了已遭媒體披露的武漢「P4實驗室」之外，中國歷來的言行，已間接論證此一觀點，即在其社會內部瀰漫已久的「留島不留人」極端思維。 武漢肺炎疫情目前仍持續擴散中。圖為武漢紅十字醫院身著隔離衣的醫護人員。（法新社）     「留島不留人」究竟由誰提出、何時提出，已不可考。很可能是社會中一種普遍的想法，經鷹派人士彙整後以簡潔有力的口語化用詞加以展現。而將此思維集大成者，莫過於北京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 閻氏是中國少數具有國際聲望的國際關係學者，被歸類為國際關係理論中最極端的「攻勢現實主義」代表人之一，與提出該理論的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有過多次學術對話。在看待兩岸關係上，渠認為，如台灣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才有和平統一的前提；反之若不認同者，既不屬中國人，殺之亦無妨。換言之，這種想法是將「台灣」與「台灣人」區別看待，中國要的是「台灣」，若居住在這裡的人自認是「中國人」，則可保留，除此之外皆可去除。 「留島不留人」這種想法，已經與國際法禁止的「種族滅絕」行為無異。由國際法庭審理過的「種族滅絕」行為，除慘絕人寰的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外，還包括發生在波士尼亞、盧安達、紅色高棉的數起事件。依據聯合國一九四八年制定之《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公約》，除了實際的殺戮行為外，意圖防止該族群內部生育、強迫轉移該族群兒童至另一族群，均屬違法範疇。據此定義，中國在新疆「再教育營」所為，早已遊走在法律邊緣，就算構思更直接的屠戮行為，也不令人意外。而生物武器，則是執行種族滅絕時，最能兵不血刃的高效率方式。 與同屬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核子、化學武器相較，國家對於前兩者的使用尚能操之在己，生物武器則是稍有不慎，主導權就會由人類轉移至病毒，引發毛澤東所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效果，未傷敵前反先傷己。武漢肺炎疫情嚴峻，正是中共必須引以為鑑的深思時點！ （作者為公務員，台中市民）

隨著花蓮地檢署檢察官林俊佑確定停職，「檢警公審女童」案也暫告一段落。由於無論是從權力對比性、年齡差距性、手段比例性等各面向來看，整起事件都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相信許多人心中都不無疑問：惡檢究竟是如何練成的？在此，僅以一個長期在檢察官底下工作者的觀點，嘗試稍加分析。 欠缺社會歷練。多數法律系學生，在進入校園後即以司法特考當作目標，在學期間較少參與社團、打工，即使畢業後也經常是全職備考，導致多數司法官欠缺社會經驗。惟本事件中，當事人顯是在民間企業歷練後始進入司法體系，因此要再看看下面幾項。 未實際參與案件偵辦。儘管在刑事訴訟法中，明定檢察官是「偵查主體」，其他諸如警察、調查、憲兵、海巡、廉政等機關從事案件偵辦人員則是「偵查輔助體」，受命於檢察官的指揮調度。然而在實際上，檢察官甚少實際參與案件偵辦。舉凡行動蒐證、通訊監察、搜索扣押、曠日詢問等偵查作為，都是由司法警察機關人員執行，檢察官則受限於龐大的業務量，往往只在幕後發號施令。未實際參與第一線案件偵辦工作的結果，導致與社會實情脫節。 權力過大。如同在醫療體系中，醫師位居核心地位，其餘諸如護理師、藥劑師、麻醉師等只能在旁眾星拱月般，檢察官在偵查體系中的地位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過去檢察官掌握了搜索、通訊監察等權力，社會日漸法制化後，始將核票權回歸法院。即使如此，由於戒嚴時期留下的「調度司法警察條例」迄今仍未廢除，導致檢察官可任意調度司法警察，甚至指揮縣市長，司法警察機關若不配合，將面臨懲處。雙方的互動，並非一般法治國家的「夥伴關係」，而更是種「隸屬關係」。 社會期望過高。法律系在大學第一類組入學考試中，長期占據第一志願的位置，而司法官又是法律系學生畢業後的首選，考取司法官，可謂光耀門楣。在司法特考競爭激烈、錄取不易下，社會對於脫穎而出者期望甚高，媒體也往往以造神的方式對應屆考取者加以報導，由此更加深了司法官的自我膨脹心理。 （作者任職於法務部下轄機關）

  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日前開議，其中最受外界矚目的，莫過於將在十一日表決的「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議案。 歷史上，政治人物透過合法途徑上台後，更進一步循體制內手段尋求延長任期的案例，並不罕見。一八四八年，拿破崙三世當選法蘭西第二共和首任總統，三年後透過公投稱帝，法國走向第二帝國，直到一八七○年普法戰爭戰敗後退位；一九三三年，德國納粹黨成為議會多數黨，興登堡總統任命黨魁希特勒為總理，隔年希特勒透過公投，成為第三帝國首任元首。 近年的案例，則首推俄羅斯總統普廷。二○○○年，普廷從葉爾欽手中接下百廢待舉的俄羅斯，八年任滿卸任後，竟轉任總理，二○一二年再度參選總統，順利當選後執政迄今；而中美洲的委內瑞拉，在一九九九年查維茲當選總統後，力行社會改革，儘管在執政中不時有反對勢力挑戰，卻總能化險為夷，更在二○○九年修憲取消總統任期限制。 查維茲曾在受訪時表示，內閣制國家的政府領導並沒有任期限制，像是柴契爾夫人就當了二十一年的英國首相，憑什麼委內瑞拉不能比照？一時倒也說得令人無從辯駁。但他沒有說出的真相是，內閣制之下沒有任期限制的前提，建立在首相必須掌握議會多數的基礎上。正是因為這項制衡機制，人民才放心把權力交給首相。總統制或其他集權政體，則顯然欠缺這層制度設計。 當前的習近平，數年前的查維茲，有著許多相似之處：相當敬仰毛澤東；上任後，均不斷面臨國內質疑，結果卻是更加鞏固領導權力；皆能在國內帶動經濟成長、在國際上擴大影響力；都試圖透過修憲取消任期限制。然而，查維茲最後的下場是，為了回應民眾期待，被迫做出超乎國家能力所及的政策，使得委內瑞拉在其癌逝後，迅速走向破產。 其實不僅是查維茲，當年拿破崙三世捲入普法戰爭、希特勒發動二戰、普廷在冷戰後重新發展核武，都是這類魅力型領袖，為了滿足國內訴求的結果。中國國家主席的任期一旦取消，習近平將集大權於一身，也勢必得更加追求表現，難保不會落入「查維茲陷阱」。 （作者為公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