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日本再次宣布捐贈ＡＺ疫苗一三五萬劑之際，副首相麻生太郎說，中國若侵犯台灣，日本應將此視為「存立危機事態」，依安全保障相關法制行使集體自衛權，「日美必須一起防衛台灣」。 麻生副首相的說法並非突發之舉，早先防衛大臣岸信夫受訪時就表示：「台灣的和平及穩定與日本直接相關。我們密切關注中國與台灣的關係，以及中國的軍事活動。」二戰結束後，台灣與日本的殖民關係結束，但雙方往來始終密切。一九七二年，日本有鑑於美國前總統尼克森訪中而帶起了國際局勢的重組，決定與台灣斷絕官方關係，但雙方在民間交流、文化經貿往來盛況始終不墜。 二○一一年，日本發生三一一大地震，感同身受的台灣人民捐助大量金錢與提供救援物資到日本，善舉贏得日本民心，也拉近兩國政府的距離與信賴感，自此展開了這十年來台日交流的黃金期，日本政府也開始不再以「一個中國」為限，漸次與台灣政府有所往來。在民意調查中，台灣始終是日本民眾最信賴的夥伴，也是日本民眾出國旅遊首選目的地。最近日本接連捐贈數百萬劑ＡＺ疫苗給台灣，展現了「台日一致」的理念與觀點。 中國的國力躍進，對外戰略態度由「懷柔謙沖」轉為「戰狼冒進」，各國感受威脅，日本政府也受不了，即使日本經濟深度依賴中國市場，但台灣對於日本的資源生存線居於重要位置，日本政府就認為，台灣安全「直接關係到日本安全」，說明台灣周遭是日本經貿往來的重要動脈，如果台灣被強權控制或發生重要戰爭，對於日本的國家利益都是一大威脅。 台灣是日本連結東南亞與歐洲世界的第一站；台灣南方的呂宋海峽，是日本能源運輸船的重要航道。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關鍵角色，也是日本、美國及美國盟邦對於台灣安全日益重視的原因。在中國勢力極度擴張之際，日本政府再度強調台灣的重要性，也就不足為奇了。 （作者為獨立評論人，台北市民）

武漢肺炎疫情日益嚴重，不僅中國經濟受到嚴厲打擊，再不設法抑止病毒擴散，世界經濟景氣將再度面臨考驗。生命威脅加上經濟挫折的雙重危機將成為二○二○年全球人類的新危機，未來習政府在內外相迫與病毒的困擾中將面臨政權保衛危機，中國的安定也將面臨嚴苛挑戰。 習近平曾明示中共有兩個百年目標，在中共建黨百年的二○二一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中共建政百年的二○四九年，要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但中國夢的達成不僅在於亮麗的經濟數據、氣派雄壯的硬體建設，而在真正建立一個現代化有效率的政府管理機制，用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與生存環境。 不過，以武漢冠名的肺炎，不僅標示著中國人在流行病疫情上成為全球禍首的恥辱，也標示著其公衛體系距世界先進水準仍有一大段距離，習近平熱切追求的強國夢遭遇嚴重阻礙。病毒引起各國的憂慮，紛紛表達拒絕中國旅客到訪，甚至開始停飛往返中國的國際航班，全世界封鎖中國的行動無疑是中國強國夢的最大挫折，也成中共建政以來的重大危機。 武漢起疫是考驗中國的政治治理與危機管理能力的大魔神，也是繼中美貿易戰重傷中國經濟、香港反送中、非洲豬瘟事件後，第四個嚴重國家管理危機。武漢肺炎的爆發源起仍不清，倉促間讓整個社會瀰漫在隨時可能受感染的莫名恐懼中，加上斷然的「封城」決定，如果能夠斷絕病毒繼續傳播也就算了，但如果問題不降反升，不僅是已如壓力鍋的社會情緒將猛烈噴發，中共政權將受到嚴重考驗，連習的權威都將受到挑戰。 十七年前爆發非典疫情，現在再爆發武漢肺炎，顯現中國的公共衛生系統仍然無法避免大型流行疾病的發生，加上擁有龐大人口，以及仍有待提升的環境衛生觀念與教育，都讓中國成為世界流行病疫情爆發的集中地，如果無法針對管理制度加以檢討，不僅疾病無法根除，未來重大疾病仍有持續爆發的機率。 中國的行政單位缺乏強而有力的監督制衡機制，無法向人民負責，以及官僚自保的本位主義和凡事為求升官的隱惡作風，都造成處處政治欺凌專業，動輒隱惡的卸責態度，很容易讓小事變大、大事成災難。 如今武漢肺炎爆發，在拒絕外國醫療專業援助下，如何解決嚴重疫情全世界都在看。除了關心疫病的發展外，也在看中國的公衛管理機制與科學技術能力真的能夠讓中國成為世界強權嗎？ （作者為獨立評論人）

香港動亂越演越烈，如今港人的抗議不僅僅是在政治上反對修例，而是開始爆發強烈的仇中、恨中意識。中共惟有回應香港民意重啟「普選」時間表，讓港人真正得到政治上的發展機會，才是解除香港政治動亂的正道。 修例事件蔓延成為上百萬港民的反送中運動的新常態，這是香港人的悲哀。東方之珠會亂的主要原因就在政不通(無普選)，經不合(貧富差距懸殊)，這兩項不僅讓香港人成為有魂無體的稻草人，更讓香港成為無未來的飄搖城市。 香港回歸中國廿年，港貧富差距飆46年新高。（彭博）   香港人的悲情是歷史宿命與地理限制所成。歷史上，從港英時期，香港人在人權與政治地位上就沒有得到充分尊重與重視，香港人不能直接選舉立法會議員以及香港的政治首腦；當回歸中國後，即使普選被視為港人以及基本法所明文規定的發展目標，然而20年來選舉制度卻無多大的改變，立法會只代表了北京當局的治理目標，卻無法反映香港的真實的民心向背。 香港在地理上只是中國大陸邊緣的港灣，或可視為珠江口外的出海口島群而已。由於水、電及家用燃料及各種物資多需靠中國大陸的支援，香港本身的沒有百分之百獨立存在的地理條件，再加上香港與中國內地邊境「無險可守」，這也讓追求港獨與香港自主性顯得機率不高。 這樣的困境讓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覺得香港是個「絕望之都」，沒有明天，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年來的香港抗爭運動都是年輕人為主的原因。 港英時代，香港人正逢二戰之後全球經濟的大爆發，加上冷戰時代，香港成為西方世界與共產世界接觸與情報窗口，藉此機會香港一躍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並成為世界主要的金融經濟中心之一，香港在亞洲地區居上位的經濟實力，再加上共產主義時時都在的威脅，這使得政治上即使港人沒有甚麼好處，但是經濟上的處處生機，能快速致富多少轉移了政治上真空的惆悵與不滿。 回歸中國後，基本法雖然將普選明列於基本法中，但是始終無普選舉行的具體進度，讓香港人心生不滿，多年來要求普選的呼聲從未停過；但是中共對於港人要求普選的訴求游移不定，結果香港特區政府與立法局議員結構所反映的只是中國政府要求社會維穩的統治訴求，完全反映不出來港人的真正民心走向。更糟的是，政治地位無所增進也就算了，連一國兩制所允諾的自由與人權也在中國政府公權力的步步進逼下漸漸失守。 港人在政治上的不耐，正對應同一時期台灣開始全面開放中央民意代表普選，和總統直選，這種政治上的不滿如果在經濟上得到彌補還能稍有舒緩，偏偏香港的經濟也在這時開始朝向資本主義最惡的方向發展，貧富差距逐步擴大，讓年輕人覺得生活在香港不是幸福，而是受罪。 像天文數字的房價更是香港人的夢魘。在台灣年輕人還說要花數十年才能買房是痛苦的；但在香港，很多年輕人可能終其一生也買不起一間房子，即使排等政府的公屋配給，也可能要數十年的時間才可得。這樣的壓力，要年輕人怎麼談戀愛結婚或是生兒育女？這樣的不滿心態就造成了這次反送中運動爆發的旺盛火力。 由於港府處置失當，讓抗爭行動越演越烈，讓單純的民怨升高為仇中、恨中的強烈意識。現在恐怕林鄭下台、撤回修例都無法平息港人之怒，惟有啟動普選時間表，讓港人真正得到政治上的發聲機會，才是解除香港政治動亂的正道。 （作者為曾經參政的獨立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