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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裕者的被虧欠感

寬裕者的被虧欠感

    我是在上個世紀末進入臺大法學院就讀。當時,臺大在公館的校總區對面,有家名叫二十一世紀的炸雞店,宛如學校的地標之一,有時候也會當成相約的會面點。我記得,那個時候網路上有流傳一個冷笑話:有位學生要趕去赴約,就跳上計程車跟司機說「我要去二十一世紀」,但這位司機對那一帶不太熟,聞言愕然不解:「同學,我開的是計程車,不是時光機。」   當然,隨著時代流轉,不需要坐上時光機,我們就被帶到二十一世紀了。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想不來都不行。不過,顯然有些來自二十世紀的人們,對於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人很不滿意,覺得這個時代的年輕人沒有國際觀、日子過得像是在養老、兒媳婦還像「娘娘」一樣的舒服,諸如此類。   年輕世代有沒有人符合以上描述?這不是重點。不管哪個年齡層,都可以找得到對國際現實坐井觀天、而又有足夠財富悠閒度日的人,所以爭執這一點根本沒有意義。重點在於,這種發言其實暴露出一種忿忿不平的心理:覺得被時代虧欠,好像這個世界對不起他。「為什麼我過得這麼辛苦?你們年輕人憑什麼過得這麼舒服?」大概類似這樣。   事實上,就我個人的觀察,抱持這種心理的人,生活條件相對寬裕者不在少數,甚至不乏社經地位優渥的人物。倘若時代真的有虧欠了誰,那主要也不是虧欠他們。然而,非常奇妙的是:這種「被虧欠感」卻往往在許多日子過得不錯的高齡個案身上出現,並演化出一種過度反應的心理防衛機制,讓他們對於年輕世代抱持鄙薄排斥的態度。而且,在傳統厭女文化的推波助瀾下,惡意的矛頭更容易指向年輕女性(像是所謂的「娘娘」)。   這不是好現象。這種心態會形成一道高牆,讓這些個案更不容易(或不願意)理解年輕世代的實際生活是怎麼回事,也難以瞭解年輕世代有哪些困難與負擔。這樣扭曲的認知架構,又會形成一種封閉的負面循環,讓他們心中那種「你們年輕人過太爽」的確信得到進一步強化,也更加刺激本就忿忿不平的被虧欠感。於是乎,久而久之,這些個案對於社會的理解,就會越來越像是出自平行時空,越來越缺乏現實感。   不要誤會,我絕對沒有排斥長者的意思。每個人都會變老,而且我自己也不算年輕。以上只是基於我對某些個案的觀察,作一個概括描述而已,並沒有要普遍適用於所有長者。   事實上,能夠敏銳洞悉時代變化、進而有所作為的老人,在歷史上比比皆是。舉例而言,1203年的時候,高齡九十幾歲的威尼斯執政官恩里科 · 丹多洛(Enrico Dandolo),就掌握了難得的戰略機會窗口,親自率軍攻陷君士坦丁堡,一舉改變中世紀歐洲的戰略局勢,奠定威尼斯作為海洋貿易國家的霸業。誰說老人不能開創新局呢?動輒訴諸年齡作為劃分的依據,挑起無謂的世代對立,這種作法實在應該盡快揚棄了。總之,年齡從來不是問題,有沒有理解社會變遷的現實感?這才是問題。 註:下圖為Dandolo的墓碑,原墓於1453年鄂圖曼軍隊攻破君士坦丁堡時已遭破壞,現僅於原地設置墓碑作為紀念(筆者攝於伊斯坦堡,聖索菲亞)。  
陳怡凱 2021-04-21
核能風險論爭的怪象

核能風險論爭的怪象

    福島核電廠的廢水排放,這具有相當的環境風險,是一個需要謹慎正視的問題。不過,同樣需要正視的問題是:其他許多核電廠,同樣也會排放具有放射性物質的廢水。這是運作需求使然,總不能又要核電,又要電廠把廢水永遠封在廠內。以臺灣的現行法制為例,《游離輻射防護法》第9條第1項也只是說「輻射工作場所排放含放射性物質之廢氣或廢水者,設施經營者應實施輻射安全評估,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而不是說絕對不能排放。假裝這個問題不存在,這終究是行不通的。   當然可以說:「其他核電廠排放的是正常運作產生的廢水,符合安全標準;至於福島擬排放的則包含三一一核災污染的廢水,兩者不能相提並論。」確實,這是一種具有相當說服力的說法,我也覺得不無道理。   然而,一旦講到這個層次,論爭重點其實就已經從「反對福島排放核廢水」,變成「反對福島排放『不符安全標準』的核廢水」,防線出現了微妙的位移。接下來,如果對方拿出論據,表示「我們已經把核災廢水處理再處理、稀釋再稀釋,完全沒有安全疑慮,甚至比你們家排放的還要安全」,那該怎麼辦?從論爭的角度而言,基本上就只剩下兩條路:第一,讓第三方專家來檢驗,大家對檢驗結果願賭服輸;第二,不論專家意見怎麼說,都認定安全風險太高,堅持反對。   要注意,雖然第二條路聽起來貌似賭氣,但我並不認為這絲毫沒有合理性。畢竟,人類使用核能的歷史不滿百年,在歷史長河中無異於短短的一頁。放射性廢水排放後會有怎樣的長期環境影響?我們仍然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檢驗。在客觀分析之外,同時也承認自己認知的侷限性,承認世界上可能仍有未及分析的風險,這才是科學的態度。   但是,如果選擇第二條路,那麼別人也不免會進一步追問:你質疑我的核電安全性,那你的核電就安全嗎?你說我的專家意見不可信,那我為什麼要相信你的意見?你用這種態度來質疑別人的核電,別人也完全可以用一樣的態度來質疑你的核電。最後,這終究會全面動搖對於核電安全性的信賴。       毋寧說,最根本的問題其實在於:既然這麼怕核電相關風險,是不是乾脆不要用核電算了?省得在那邊提心吊膽。說直接一點:如果連經過專家背書安全性的廢水排放,都覺得風險高到不願冒險,卻還支持在地震帶弄越來越多的核子反應爐,這種風險評估實在讓人難以理解。   說起來,「支持核電」也好,「反對核廢水排放」也好,贊不贊同是一回事,但都還不失為可以理解的立場。但若是一邊支持核電,另一邊又堅決反對排放核廢水,就不免讓人懷疑,這個風險評估的標準到底在哪裡?借用中國電影《讓子彈飛》的台詞來形容:「你左手的意思我懂,右手的意思我也懂。兩隻手這麼待著,我看不懂。」這種左右手立場不一的姿態,是臺灣核能風險論爭的一大怪象。   附帶一提,就已知的歷史記載而言,臺灣第一次成功進行的核實驗,是發生在1934年,由時任臺北帝國大學物理學教授荒勝文策,在臺大二號館的加速器中成功撞擊原子核。歲月悠悠,八十七年就這樣過去了。
陳怡凱 2021-04-15
變得「不簡單」的「簡單」

變得「不簡單」的「簡單」

    在我看來,捐款這種事很簡單。想捐就捐,不想捐就不要捐,純屬個人自由。只要沒有以道德勒索的方式強索硬要,又或是作出偽造文書假冒捐款之類行為,旁人就沒有理由予以置喙。   不過,簡單的事到了臺灣,往往就會變得不簡單。新出來的一種說法是:這是人禍,不是天災,所以要大家別捐。但是,捐款這種事,本來就是因為看到別人身陷痛苦,想要作點什麼,所以用金錢餽贈的方式表達心意,不是嗎?至於起因是天災也好,人禍也好,就「痛苦存在」這一點而言,都是一樣的。我不明白,為什麼還要為承受痛苦的人劃分類別?   另外有人說,應該由責任人去賠償被害人,捐款會便宜了責任人云云。然而,這種說法完全誤解了「賠償」與「捐款」的性質。「賠償」是責任人對被害人的損害進行填補,「捐款」則是第三人所作的餽贈,兩者在法律上各自獨立,並不會因為有人捐了款,就減輕責任人的賠償責任(至於責任人是誰?我不揣測,而且我認為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不妄加揣測)。   打個比方,假如我發生車禍,肇事者應該要賠償我因此所生的損害。即使有人另外送給我十萬元,我也是基於第三人的贈與而取得這筆錢,跟肇事者引發的損害是兩回事,並不會因為這樣,肇事者要負的責任就減少十萬元好嗎?   至於說,有人質疑不應該由衛福部設立捐款專戶。問題是,有許多人想要藉由捐款來表達心意,這是一個既成事實。如果政府機關不出面成立一個窗口,反而更可能讓有心人獲得可乘之機。衛福部成立專戶,只是讓大眾的心意有一個易於辨識的出口,也沒有禁止捐贈給其他公益團體,捐款人完全可以自行選擇。更何況,衛福部(或其他政府機關)在重大事故發生時成立專戶方便民眾捐贈,這是往年屢見不鮮的作法。為什麼到了今年就突然變成一個問題?這真是耐人尋味。     也有人說衛福部不值得信任,所以不要捐。基本上,我尊重這個說法。雖然說,要不是這個「不值得信任」的機關在瘟疫中作了一些事,他們現在可能已經不復存在,但我還是尊重他們的「不信任」。畢竟,信不信任本來就是高度個人主觀的事,無可勉強。   不過,既然信不信任是個人主觀的事,不信任,自己不要捐就好了,實在沒必要拿著自己主觀上的「不信任」去阻止其他想捐的人。   當然,政府機關如何運用善款,是可以質疑的事,但無論如何,這都已經是一個流向相對清楚、稽核相對完善的機制了(至少比坊間許多xx團體來得清楚)。可以說它不完美,可以說想要捐給其他單位,也可以索性說誰都不想捐,但特別針對「衛福部成立捐款專戶」這件事來質疑,這實在沒有什麼意義。   再強調一遍,我絕對不是呼籲大家要捐款。捐款這種事,本來就只是一種心意。況且,表達心意的方式也不是只有捐款一途。在捐與不捐之間,純屬個人自由。讓我反感的是,在國家發生重大死難事件之際,連讓大家表達一下心意,都可以變成一個問題。   說來說去,還是那句話:簡單的事到了臺灣,往往就會變得不簡單。
陳怡凱 2021-04-07
「我們會保護他的安全」

「我們會保護他的安全」

「我們會保護他的安全」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新聞指出,曾經多次報導新疆人權、武漢封城等敏感議題的 BBC駐中國記者John Sudworth(漢名沙磊),已經在威脅下偕同家人前來臺灣,離開前遭便衣人員跟蹤至機場。BBC並發佈聲明表示為John Sudworth的報導感到驕傲,「(拙譯)約翰的工作揭露了中國當局不欲世人知悉的真相。」(John’ s work has exposed truth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did not want the world to know.)   就此,中方外交部發言人則表示: 「新疆有一些民眾和實體因為沙磊的涉疆假新聞利益受到損害,打算起訴沙磊。這完全是民間行為,與中國政府無關。中國現在正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民眾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利和利益的意識在不斷增強。我們也沒有聽說有中國政府部門威脅他。所以,如果沙磊認為他的報導是公正的、客觀的,他就應該勇敢地應訴,不用害怕。如果有證據表明他受到了威脅,他就應該報警,我們會保護他的安全。」   John Sudworth先生的報導內容如何?我不予置評。不過,上面那句「我們會保護他的安全」,倒是讓我想起了一個小故事:義和團盛行的時候,大清國山西巡撫毓賢一方面唆使義和團胡作非為,另一方面又表示會保護外僑與傳教士。接著,毓賢聲稱兵力不足,為了防止意外,請轄境的傳教士聚集起來,以便集中保護(「縣中兵力薄,防疏失也。」)。   於是,還真的有些傳教士相信了這個說法,就扶老攜幼前往接受毓賢大人的「保護」(當然也可能有些人是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被保護」)。結果,他們的下場卻是「悉率出斬之,婦孺就死,呼號聲不忍聞」(《清史稿》,卷465)。   不得不說,這句「我們會保護他的安全」,還是挺幽默的。 --- 參考資料: 「外交部:中方反对借所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 https://finance.sina.com.cn/....../doc-ikmyaawa3059465.shtml BBC聲明稿: https://twitter.com/....../status/1377140457906470921...... BBC新聞報導: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56586655 清史稿,卷465 BBC.COM BBC China correspondent John Sudworth moves to Taiwan after threats The BBC's Beijing correspondent moves to Taiwan after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陳怡凱 2021-04-01
跨時空的人權比較

跨時空的人權比較

    最近有不少關於棉花與人權的議論。據說,有位神秘東方大國的外交部發言人,拿出了一張看起來非常復古、據說是早期美國黑奴採摘棉花的照片,用來質疑「到底誰在強迫勞動?」。   發言人拿出的照片,究竟是不是美國黑奴採摘棉花的景象?固未可知。不過,這也不是重點。不論這張照片是不是真的,早期美國曾經有過奴隸制,並且生產奴隸棉花,直到南北戰爭(1861-1865)廢奴派勝利後,才在1865年通過美國憲法第13條修正案廢除奴隸制,這是確鑿無疑的史實。雖然我不是美國法的專家,但也知道有這麼一件事。誠然,這是對人權的重大侵犯,必須記取歷史教訓。   不過,既然要講歷史教訓,那就不妨也比較一下,東方大國在同時期的人權狀況是如何?畢竟,如果要比較,還是拿同時期的事比較合適。當美國為了廢奴與否在打南北戰爭的時候,東亞也陷於太平軍與清軍之間的戰事。當時的社會狀況,可以參考時人趙烈文的日記。在南北戰爭爆發之年(1861)的8月13日(農曆),他記載了安徽安慶的景象: 「人肉價至五十文一兩,割新死者肉亦四十文一兩。城破入賊居,釜中皆煮人手足,有碗盛嚼餘人指。」(頁651)   上面這段引文,「人肉價至五十文一兩,割新死者肉亦四十文一兩」這兩句話非常耐人尋味。既然四十文一兩的人肉是出自死者,就文義而言,「五十文一兩」的人肉恐怕就是出自活人,是為了食用而宰殺。至於投降政府的太平軍,其下場則是「降者四千餘,疑其內應,盡殺之」(頁651)。   的確,這不算是種族歧視,因為是否被吃、是否被殺,看起來與被害人的種族沒有直接關連,一視同仁,均遭屠戮。但我實在看不出,這樣的人權狀況有哪裡比較高明?   可能會有人說,這只是單一個案。那好,不妨再來看看1864年6月23日(農曆),趙烈文有關清軍攻破南京後的景象: 「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遠。」(頁1171)   而且,就算「讀書人」也一樣加入這場施暴的狂歡,比如趙烈文在同年6月19日的記載: 「是日文案委員有至城,見人幼子甫八歲,貌清秀,強奪之歸,其母追哭數里,鞭逐之。」(頁1168)   不錯,可能還會有人說:你這樣比不公平,這都是戰時的事,不要拿戰時跟平時比。好吧,姑不論美國當時也是戰時,但東亞帝國就算在「平時」,也是持續對內鎮壓,不斷翦除或打壓領土上各種可能構成反抗種子的人事物。所謂「平時」,其實就是鎮壓能力還足以壓制異己的意思。   我舉一個有關臺灣的事件為例:在1892年這個「承平之年」,胡傳(後來的末代臺東知州,胡適的父親)曾經作為大清帝國的官員,來臺巡視臺灣防務。巡視之後,他對於臺灣原住民政策所提出的意見是: 「扼守要隘,見番出則殺以創之」(原文如此,保留史料原貌)。   總之,征服大片土地、集中大量資源,用來壓制異己,這就是東亞帝國傳統治術的要訣。在統治機器能夠運作的狀況下,帝國就能夠用大量資源壓倒個別地區的反抗者,避免出現大規模武裝衝突,這就是所謂「平時」。倘若鎮壓能力登峰造極,號令天下莫敢不從,就會被稱為「治世」。如果望文生義,把「治世」理解為高度的人權水平,那就會對東亞的歷史產生誤解。   說到這裡,我想可能又會有人提出質疑了,質疑的方式很簡單:「你說的這些東亞史,都是已經過去的事。我現在是在跟你講美國奴隸棉花,你不要拿無關的事情來轉移焦點。」   是的,我完全同意這樣的質疑。我上面說的這些事,跟美國奴隸棉花都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也確實都是已經過去的事。   不過話說回來,既然不要去扯已經過去、而且跟主題沒有關係的事;那麼,某大國的發言人,人家在跟你講二十一世紀的中亞,你沒事弄個跨時空的人權比較,去扯十九世紀的美國作什麼呢? 參考資料: 美國國家檔案管理局網站(美國憲法第13條修正案): https://www.archives.gov/historical-docs/13th-amendment 趙烈文著,《趙烈文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版。 胡傳,《胡傳致邵作舟函抄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 https://openmuseum.tw/....../cc212648366f4f792a1f6bd46...... (下圖為《胡傳致邵作舟函抄件》局部段落,引用自開放博物館網站,引文紅色標註為筆者所加。)  
陳怡凱 2021-03-26
司法權與歷史責任的認定

司法權與歷史責任的認定

    德國ZDF電視臺的迷你劇集《我們的母輩,我們的父輩》(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是評價頗高的二戰歷史劇,但在波蘭卻惹上了麻煩。先前,有位波蘭老兵認為該劇有波方涉入迫害猶太人的情節,因而以侵害其人格權為由,對於製片方提起訴訟。   約於2018年時,波蘭Krakau地方法院認定原告主張有理由,判決被告應給付20,000波蘭茲羅提(約當4,500歐元)之損害賠償。經提起上訴後,上訴審近日改判被告毋庸賠償,但仍認為該劇既未呈現出德國人就納粹屠殺的責任,亦未呈現波蘭作為德國被害人的事實,故而判決命被告道歉,且其道歉應於波蘭電視臺以及 ZDF, ZDFneo與3sat等德國媒體為之。   本次的判決,可說是波蘭司法體系繼先前對於兩位(提及波蘭人戰爭責任的)歷史學家進行審判後,再次展現對於歷史詮釋的主導權。不過,這次連外國的戲劇創作,也成了介入審查的範圍,必須符合波蘭法院認定的「歷史真實」。   話說回來,倘若有人想在臺灣提起類似的訴訟,我認為勝訴機會不大。雖然在戒嚴時代,曾經發生有人因為評論千年以前的古人(「文起八代之衰」的某位)而背上法律責任的案例,但至少在民主化以後,法院在言論自由方面就趨近於古典自由主義,不傾向於介入歷史責任的認定。重點不在於被告講的對不對,而在於這原則上不是法院應該跳下來處理的事。   舉例而言,某位先總統的後人,曾經不滿別人對於其先祖歷史責任的評論,因而對評論者提起訴訟。在該案當中(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 2348 號民事判決),承審法院就駁回了原告的請求,除了認為被告所言係有相當依據之外,法院並明確表示: 「本院雖認遺族對於故人敬愛追慕之情,應視同人格上利益加以保護,惟依社會通常情形,咸認遺族對故人敬愛追慕之情於故人死亡當時最為深刻,經過時間的經過而逐漸減輕,就與先人有關之事實,亦因歷經時間經過而逐漸成為歷史,則對歷史事實探求真相或表現之自由,即應優位考量... (歷史人物)是否應負責任?與公眾利益當有重大密切關係,並非單純屬於個人隱私之私人事務,應屬可受人民客觀評論之事。而為維護民主社會之言論自由,特別是前述探求歷史真相及表現之自由,與遺族就他人對其先人之批評言論可能造成人格利益之侵害相較…當屬「可受公評之事」…足見被告係就可受公評之事提出評論,與原告對先人敬仰思慕之人格利益受到侵害相較,兩相權衡,仍難謂被告上開言論具有違法性。」   依照這個標準,真實人物的歷史責任尚且是可受公評,至於本來就具有虛構性質的戲劇創作,自然更不待言。說起來,國外的戲劇作品中,可能也有一些涉及臺灣歷史的情節,會讓人感到不快,作為臺灣人,可以無視,也可以反駁,但若因此把人家告上法院,要臺灣法院來認定什麼才是「正確的歷史」,那就不免讓人愕然了。 註:先聲明一下,我不會看波蘭文,所以只能從英德文媒體獲得訊息,無法直接看到波蘭方面的說法,或許會有侷限性,只是把目前的想法筆記下來。也歡迎會看波蘭文的讀者提出補充。 參考資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 2348 號民事判決: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DV,96%2c%e8%a8%b4%2c2348%2c20070928%2c1 德國之聲有關ZDF案一審判決的新聞報導(英文): https://www.dw.com/....../german....../a-46889781 英國BBC有關歷史學家案的新聞報導(英文):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5996291 德國明鏡周刊有關ZDF案二審判決的新聞報導(德文): https://www.spiegel.de/....../unsere-muetter-unsere...... SPIEGEL.DE Polnisches Gericht verurteilt Macher von «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 zu Entschuldigung Sie sollen im Fernsehen öffentlich um Verzeihung bitten: Die Verantwortlichen von »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 haben nach Auffassung eines Gerichts in Krakau die Grenzen der Meinungsfreiheit überschritten.  
陳怡凱 2021-03-24
進步價值的可行性界線

進步價值的可行性界線

  我是在上個世紀末進入法學院,開始學習法律,以及相應的人文社會知識。就我個人的記憶,當時校園瀰漫著現在稱為「進步價值」的思潮(倘若有人記憶不是這樣也不要緊,每個人的經驗總會有出入)。在那時,野百合的情緒餘波尚未散盡,大學仍然沉浸在解構舊秩序的亢奮中,至於新秩序要建構成什麼模樣?我不覺得大家有想太多。大概就是把西歐國家的影子,疊合在小島的未來想像上。總之,更平等、更開放、更環保、更「社會正義」就對了。   經過二十幾年的跌跌撞撞,臺灣社會也好,我個人也好,都已經遠遠不是當年的模樣。其中一個鮮明的變化,那就是「進步價值」的形象大幅倒退。經過多年無限上綱式的操作,已經讓「進步價值」快要變成一個罵人的詞彙。許多「進步價值」的支持者,一再要別人付出成本,去為他們的訴求結帳買單。但若照著他們的訴求去作,卻不見得會獲得奧援,反而很可能會因為沒有作到一百分而遭到攻擊。長此以往,如果哪天有人提告主張「進步價值」一詞算是貶損人格的侮辱言論,要求使用者負公然侮辱的法律責任,我是不會太驚訝的。   如果現在再問我,我會說,我仍然沒有放棄環保、平等、庇護、社會正義這些價值;不過,這一切必須在「具有可行性」的前提下實踐,不能逾越可行性的界線。這跟律師執業是一樣的道理。律師給當事人的建議必須是「可行的」訴訟策略,而不是「律師自己喜歡」的策略。否則,就等於是拿當事人的權益來追求自我滿足。   訴訟策略的可行性界線,是由個案證據與事實的狀態決定。至於進步價值的可行性界線,則是由臺灣在當代世界的現實處境所決定。概略說來,至少包含以下幾個難以改變的剛性因素: 1. 地緣因素: 這片群島位處東亞第一島鏈中央,在戰略板塊交會邊緣。陸權勢力若要出海,這片群島會是首當其衝的目標。相對的,倘若我們想跳槽到陸權陣營,也勢必會成為海權勢力首先打擊的對象。到時候,我們的下場不會比1940年的法國海軍更好。 總之,我們活在四戰之地,這是影響臺灣社會體質的根本因素。不論喜不喜歡,這都是無法改變的現實。稍有不慎,我們就會同時面對敵人的奴役,以及盟友的攻擊。 2. 國防因素: 承上,既然身處四戰之地,維持相當的軍事力量就是生存基本條件。雖然臺灣不可能征服強鄰,但若連給別人製造麻煩的能力都沒有,別人就不會有任何忌憚。世界上儘管有很多人抱著「留島不留人」的想法,樂意看到我們徹底消失,以便全盤拿走我們的資源。 要維持軍事能力,就必須有足以支持部隊的經濟力、在緊急狀態下調度社會資源的動員力、以及防範外來滲透的抵抗力。在這種狀態下,期望臺灣推行門戶大開的開放政策,是不切實際的期待。懸崖邊緣的人如果想活,就不能鋸斷自己坐著的那根樹枝。 3. 經濟因素: 這一代的臺灣經濟,處在上下之間的轉型期。我們已經很難在削價競爭上拚過工資更低的國家,但又沒有升級到可以靠輸出技術、金融、以及高附加價值零組件就發大財的程度。所以,我們必須大量維持中高端製造業,尤其是電子、機械、鋼鐵、石化等產業。 這些產業,不只是經濟的基石,同時也是維繫軍事力量的必要條件。而為了維持這些產業,又必須確保相應的能源供給。這一點,是當代臺灣許多政策選擇的結構性限制,包括但不限於環保問題。   以上幾點,構成在臺灣實現進步價值的可行性界線。只要沒有越界,我完全贊成讓各種進步價值獲得最大程度的實現;但無論如何,都不能不考慮可行性,一味以理想的名義任意需索。這些因素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我們身處的現實。好也罷,壞也罷,那都是現實世界的一部分,即使以泛道德化的方式,把反對者打成「壞人」,也無法改變現實。縱使假裝界線不存在,硬是拖著大家往前衝,最後也勢必會讓整個社會跟著「進步價值」一起掉下懸崖。   歷史一再證明,民主國家有可能在貌似正當的訴求之下,作出自我毀滅的行為。即使在古典希臘民主的黃金時期,雅典人也是先投入無謂的西西里戰事折損國力,繼而不顧蘇格拉底的極力反對,投票處死自己最能幹的軍事指揮官,終於自毀基業。雅典尚且如此,其他根基短淺的新興民主國家更不待言。培養政治成熟的公民社會需要時間,但弔詭的是,新興民主國家最缺的往往就是時間。   在當下的世界,後冷戰和平正在迅速崩解。面對這個清洗、迫害、武裝衝突四處肆虐的險惡時代,臺灣其實沒有多少犯錯空間。只要踏錯一步,歷史隨時可能會給我們深深一擊。到時候,「進步價值」不但無法有進一步的提升,反而很可能會出現嚴重倒退。畢竟,歷史從來都不是一條不斷向前進步的康莊大道。 註:有關1940年的法國海軍,請參拙文《敵人的奴役,盟友的攻擊》,於茲不贅。 https://www.facebook.com/legal.pad.of.an.attorney/posts/250700516349216  
陳怡凱 2021-03-18
「結束的開始」與「開始的結束」

「結束的開始」與「開始的結束」

「結束的開始」與「開始的結束」   臺灣的和平民主化,是非常罕見的個案,毋寧是歷史的例外,而非常態。我認為臺灣的民主化歷程,並不適合作為理解民主化的標準模式。否則,其誤導性很可能會大於啟發性。   臺灣之所以能夠和平建立憲政民主,有極為特殊的時空背景。在此之前,至少從臺灣文化協會成立開始(1921年),社會運動的能量已經積累數十年,中間還發生了許多「不要問,很恐怖」的事件。等到社會能量不斷衝撞、眼看就要圖窮匕見的時候,專制政權又迫於錯綜複雜的內外情勢,不敢拔刀大肆整肅,從而讓民主化的和平實現成為可能。而且即使如此,所謂「和平」也只是沒有大規模武裝衝突的意思,而不是沒有死傷。比如說,1980年2月28日,就是臺灣歷史揮之不去的一道血痕。   統治者之所以沒有拔刀,並不是因為想要把民主「賞賜」給民眾。有一大因素在於,臺灣是一塊深受國際強權影響的土地。專制政權對內雖然貌似至高無上,但卻高度依賴外部強權的支持。統治者在作出大動作之前,必須審慎考量強權可能的反應。這一點,並不在臺灣的法制上形諸痕跡,但卻是事實上存在的權力架構。在這種重重牽制的架構下,重點不只是強權有無實際介入(其實還是有),單單只是「不確定強權會不會介入」,就已足以讓統治者在拔刀之前再三思量。   尤其重要的是,從1970年代以降,隨著北京外交地位逐漸提升,臺北政權陷入強烈的存亡焦慮,深怕自己會淪為聯中抗蘇大業的犧牲品。在當時,國內外普遍不看好臺灣的存續,就連張愛玲在1975年寫信給香港中文大學的宋淇討論出版事宜時,都不忘略帶黑色幽默地提到「早點出書,趁臺灣還在,賺兩文版稅」(《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皇冠2020,頁272),正好反映了那種風雨飄搖的時代氛圍。   在這種情況下,專制政權如果還要拔刀大肆整肅,會是非常冒險的舉動,理性自利的決策者不會輕易嘗試。否則,一個弄不好,自己就會被強權拋棄。「政權國際地位的弱化」與「民主化的萌芽」幾乎同時出現,這並不是偶然。毋寧說,正因為大環境對政權不利,讓政權不便再用「老方法」辦事,所以民主化才有了萌芽的契機。   但即使如此,也還是不足以和平實現民主轉型。單單只是「專制政權的弱化」並不等於「民主政權的建立」。回顧過去,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順理成章的錯覺,好像一切本應如此。事實上,歷史本來更有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若不是在冷戰結束前後的機會窗口,剛好碰到一位怪物等級的權謀家,施展了近乎藝術的權術,「水到」也未必能夠「渠成」。照理說,本來很有可能會演變成鎮壓與抗爭不斷升級的暴力螺旋;即使勉強成立名義上的民選政府,也會因為各方的掣肘癱瘓,而難以進行有效的民政治理。   總之,要建立一個可以運作的憲政民主政體,很難,非常難。臺灣其實是在高度偶然之下,跨越了極其艱辛的演化門檻。長期積累的社會能量、讓統治者心生忌憚的戰略局勢、以及參與者深沉高明的權謀,三者缺一不可。諸般因素剛好湊在一起,讓一個本來機率很低的歷史路徑得以實現,堪稱演化特例。而且即使如此,臺灣的憲政民主也遠遠談不上已經穩固,稍有不慎就可能滿盤皆輸。   話說回來,臺灣尚且如此,倘若其他地方不具備臺灣當時的有利因素,卻要面對整肅力道更大的政權,臺灣模式就未必有多少效法價值。甚至可能不惟無益,反而有害。至少,也會造成過度樂觀的錯誤期待。舉例而言,將臺灣民主化來臨前的美麗島大審,與其他地方目前正在進行的政治犯審判相類比,我認為就不是很適切的比喻。   美麗島大審,是專制政權弱化時的一次反撲,象徵著臺灣白色恐怖時代走向結束的開端。至於目前在彼邦如火如荼進行的政治犯審判,則比較像是白色恐怖更趨熾烈的一個轉折點。重點並不只是被告的人數多寡,而是被告當中包含了許多原本堅守體制內路線的人物。到了這一步,不管你是「和理」也好,「勇武」也好,在統治者看來,都一樣是要打擊的敵對勢力。   就此而言,這場審判的歷史意義,恐怕會與美麗島大審正好相反。若說美麗島大審是白色恐怖「結束的開始」,這場審判就是白色恐怖「開始的結束」,象徵著整肅行動從一開始「打擊一小撮」的階段進入到下一階段,擴張為全社會的清洗改造。   不久之後,整肅的浪潮大概就會進一步升級,吞沒現在站在政權那一邊的人物,即使是當前的執法者亦不例外。畢竟,在那個政權之下,迫害者與被迫害者之間、乃至於統戰對象與鬥爭對象之間,往往只是階段先後的關係。到時候,兔死狗烹的古老格言,會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實現另類的正義。
陳怡凱 2021-03-10
公投、法治、巨嬰化

公投、法治、巨嬰化

公投、法治、巨嬰化   公投可怕的地方,在於將錯綜複雜的事態極度簡化。一個負責任的成熟決策者,會謹慎識別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也會明白世事均有代價,萬物皆需成本,不同價值之間的取捨必不可免。若力推一個「理想方案」,卻不同時考慮相應的實行成本與副作用,無異於極力推銷商品,卻不告訴消費者買下去要花掉多少錢。   然而在公投當中,因果關係也好,權衡取捨也好,都很難呈現出來。早在1932年,德國法學家Carl Schmitt就曾經警告過公投的危險性。「(拙譯)就事物之本質,公投只能偶一為之…人民只能說是或否。人民不能建議,不能協商或討論。人民不能統治,而且不能管理。人民也不能制定規範,而只能透過『是』對於一個已經提出的規範草案予以批准。尤其是,人民沒有辦法提出問題,而只能用『是』或『否』來回答一個已經提出的問題。」Carl Schmitt在德意志威瑪共和崩壞前夕如是說(“Legalität und Legitimität”, S86)。   基本上,對公共事務有想法,想要提案,這OK。但這個提案所贊成或反對的政策,跟所想要守護的事物之間,真的有因果關係嗎?單單這一點,往往就是極具爭議的大哉問,而且很容易用操縱提問方式來影響答案。縱使確有影響好了,影響是多大?替代方案的影響是什麼?這些都是需要審慎分析的事,但在公投當中,卻被簡化為一個狹窄單薄的是非題,讓「消費者」在沒有「明碼標價」的情況下勾選。另外,現行《公民投票法》第30條第1項賦予公投結果高高在上的地位,可以讓法律失效(同項第1款)、強迫立法(同項第2款)、還可以「由總統或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同項第3款)。換言之,就是凌駕於國家常規體制。   毋庸置疑,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決策方式。公投程序,其實具有跳過國家常規體制的非常手段性質,跟法治(rule of law)有巨大的緊張關係。就法理而言,公投應該是被當成一個迫不得已的最後手段,而且只能限制在少數爭論已久的重大問題。尤其是,絕不應該容許輕易發動公投來處理日常爭議。否則,就等於是讓國家機關各司其職的職掌機能被架空。因此,我認為現行《公民投票法》極低的提案門檻(最近一次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萬分之一,參第10條第1項)、連署門檻(上述選舉人總數1.5%,參第12條第1項)、以及生效門檻(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且有效同意票達投票權人總額四分之一,參第29條第1項),乃是我國法制的最大問題之一。   不論有多麼厭惡官僚組織(行政)、代議制度(立法)以及審判程序(司法),它們都是維繫現代社會秩序的基石。若說有人不信任專家作出來的專業意見(如環評)、不信任代議士的折衝協商,也不信任法官的認事用法,那沒關係,我會尊重這樣的「不信任」。不過,難道針對一句簡化二分式提問的回答,就比較值得信任嗎?別人的專業評估作了許久,真的就完全一無是處?可以用不談因果關係、不談權衡取捨的「是」或「否」動輒予以推翻?單單是過去幾年,我們就已經目睹了許多充滿創意的公投提案,甚至有拿別人的基本人權來投票者。這種作法的正當性,我高度懷疑。   這種作法如果再繼續擴大下去,很容易就會給有意道德勒索者可乘之機。支持(或反對)某項政策,卻沒辦法通過主管機關的專業評估,也無法以理說服法官?沒關係,召集一群人,以泛道德化的方式強調我們站在正義的一方,亟言我方主張多好多好,「四足者善,兩足者惡」,自然有些人會在「幫忙積德行善」的布施心態下簽署連署書,儘管他們既不明白因果關係、也沒有作出權衡取捨。   反正,就只是簽名而已,何樂而不為?不用自己付出成本,又可以讓自我感覺良好的「善事」,向來能夠讓許多人欣然樂從。然而這樣一來,整個社會很容易就會因為公投而疲於奔命。至於提案方則幾乎是有利無害,如果公投沒過,提案者也累積到了光環;假如過了,更可以此逼迫國家機關俯首聽命。   問題是,如果公投結果事實上根本不具可行性,抑或所需成本大到難以接受,那要怎麼辦?關於這一點,現行的《公民投票法》並沒有直接給出解答。理論上,支持方還是可以抓著該法第30條第1項在地上打滾,大喊「我不依我不依,法律規定『應由總統或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你趕快想辦法把東西變給我。」這類不負責任的臺詞。   弄成這樣,其實就是在為政治的巨嬰化開啟大門。如果這還不叫危機,那這個世界上就沒有危機了。
陳怡凱 2021-02-25
敵人的奴役,盟友的攻擊

敵人的奴役,盟友的攻擊

敵人的奴役,盟友的攻擊   1940年5月,德軍橫掃歐陸西線戰場,盟軍敗退,法國內部對於「議和」或「遷往北非領土繼續作戰」發生激烈爭論。隨後,主和派勝出,組成新政府,與德國展開停戰談判。同年6月25日,停戰協定生效,法國割讓大片領土,實質上淪於德國掌控,中央政府轉移至維琪小城繼續辦公,史稱「維琪法國」。   然而,這卻引發了一個新問題:法國海軍怎麼辦?法國陸軍雖然潰敗,其海軍主力卻仍然完好,握有多艘戰列艦、戰鬥巡洋艦,規模比德國海軍更加強大,於歐洲僅次於英國海軍。在英法關係良好時,這不是問題,惟如法國改變陣營,這支龐大艦隊對於英國而言,立刻就變成非常危險的威脅。雖然法國保證不會將海軍艦隊提供德國使用,但是英國不可能天真到去相信這種「保證」。於是,邱吉爾政府決定親自動手,用自己的方式解除法國海軍的戰鬥力。   1940年7月3日,由戰列艦「胡德號」(HMS Hood)、航空母艦「皇家方舟號」(HMS Ark Royal)等十餘艘艦艇組成的英國海軍艦隊,以閃電之勢包圍了當時法國海軍的重要泊錨地凱比爾港(Mers El Kébir,今屬阿爾及利亞),對於港內的法國艦隊發出通牒,要求法艦加入英國艦隊一起離開,或在英國監督下解除武裝;不願意的話,自沉也可以。   然而,法國艦隊指揮官不願屈服,並表示如果英方攻擊,會以武力回應。事既至此,英國也別無選擇。當日下午六時,英國開始消滅港內的法國艦隊。這是一場毫無懸念的大屠殺,如甕中捉鱉般被困港中的法國主力軍艦無力抵抗,絕大部分或沉或毀,只有戰艦史特拉斯堡號(Strasbourg)僥倖逃脫。法軍死亡約1300人。反之,英軍的死亡人數僅有區區兩人。   這些法國軍人作錯了什麼嗎?沒有,他們只是盡忠職守而已。一千多條生命,一千多個不同的人生可能性,就這樣在海邊消逝。   不過,要說是英國人錯了嗎?要怪邱吉爾心狠手辣?如果不擊毀這些軍艦,接下來就是德國人,或是德國人指揮的法國水手,開著這些船來攻擊英國了。我如果不先消除你打我的能力,難道要等你或你的新朋友動手?你可憐,到時候我的人死了,就不可憐嗎?   總之,這就是國際衝突。大家都是在驚滔駭浪中,為了生存而爭奪有限的求生機會。為了讓自己或自己的同胞活下去,人會作出可怕的事。而且,並不是你覺得「我不想打了」,跑去跟敵人簽一個和平協議,從此就可以高枕無憂。一旦作出此舉,你在先前的盟友眼中就是威脅。即使你無意反過來加害盟友,單單是「你的資源可以被敵人使用」,就已經構成你必須被「處理」的充分理由。這與你的主觀意圖無關,而是「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到時候,你不但必須承受敵人的奴役,還得面對盟友的攻擊,這也正是法國接下來所發生的狀況。即使努力為虎作倀幫忙抓捕猶太人,維琪法國始終無法獲得德國的信任。1942年11月,維琪法國的北非領土遭到盟軍攻擊,當地法軍戰意動搖,迅速瓦解。冷眼看著這一切的德國人,懷疑維琪法國有意再次轉換陣營,決定將其徹底消滅,於是出兵攻佔維琪法國的殘餘領土,並試圖奪取法國海軍在土倫軍港的殘餘艦艇。   這一次,法國海軍選擇以自沉來守護榮譽,土倫港內的大型艦艇在德軍抵達之前,幾乎全部沉沒,包括在凱比爾港幸運逃脫的倖存者:史特拉斯堡號。
陳怡凱 2020-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