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最近喜樂島發動的遊行聚會而言，它與蔡政府幾乎鬧僵，可是看看爭執關鍵，似乎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結。譬如只有反併吞，有沒有贊成公投入聯之類的差異，有需要鬧到誓言不支持蔡英文連任嗎？ 其實她並不是正規的民進黨人，用傳統的語詞，她「入門」來日子也不好過。說功勞，也曾讓黨的各派系如今能各安其位。如今她好像風光了，其實外有藍營如前人子般隨時找碴，而如今想不到連綠營的叔伯小姑們，眼看著美日對台多所親善，就以為必須把握時機立即完成黨的建國理想。 可是他們怎麼沒想到，能有今天的局面不就與她力持戒急用忍有關嗎？而且稍微考量對岸那個惡霸，只因稍有遲延，就被質疑沒有認真執行黨的使命。他們為什麼不想想，能獲得今天的局面，和她努力掌控難道無關？因為美日也有他們的立場，當麻煩製造者人家也會害怕。可是如今叔伯們卻以她不趕快利用好時機達成理想，這反而成為她的罪狀，沒考慮到因果倒置嗎？ 其次如果是一般政客，誰不知道諸如年改或其他改革會得罪多少人，支持度下降應該是可以預料的，如真考慮政治前途，沒有人願意那麼笨。可是就有名嘴或名士，把她的民調低落當成不得民心的鐵證，而且好像與他們長期的找碴數落無關，因果同樣是顛倒的。 小孩子有需求，常常會不講條件地纏著媽媽，可是成年後不是該有能力區分事理的難易以及因果，讓事理能平直嗎？尤其媒體聲量容易有擴大效應，所以我不贊成成熟社會還憑聲量大小論輸贏，倒希望真有政治理想，較安全的辦法是組政治團體，讓有政治興趣的成員互相「切磋」比較安全。不然以聲量定輸贏，很可能與真正民意有落差也不知道。我希望台灣的未來是在合理的運作規範下進行。 （作者為退休教師）

  綠營的情勢有點令人擔心，但這種現象不是根已壞，而是步調沒有統一。 先拿二十二日陳茂雄教授「誰是統治者？ 誰是被統治者？」一文的用詞，他把挺蔡者稱為「保皇黨」，而反蔡者因此成為「反叛軍」，這個帽子扣下去不會太沉重嗎？我其實有我自己的觀察羅盤，依照學理以及她曾是談判專家的性格，沉穩應該是她的特性，而被稱為反蔡者，他們應該也是同一條船的，哪像是反叛者？難道聲量不同，就以為兩邊不在同一條船了嗎？這也包括同日廖宜恩教授投書「自救的號角」，他甚至認為「等待時機」常是不作為的理由。步調不同，可以切割得這麼嚴重？我有相當一陣子不敢多說話，也步入「沉默的螺旋」裡，但我不覺得是要跳船的人。 由於我曾長期從事輔導工作，加上對於文化問題有研究，整體說來會特別重視「療程」問題。畢竟整個官僚系統，統派的遺跡哪能短期清除乾淨？過度急躁，誰知道原先設計的目標，經過「人」手，還能維持想像中的樣子嗎？不怕欲速則不達嗎？ 依照我與輔導界的同行，感覺與政治界刀切菜般的是非分明，確實在性格或處理習慣上有差異。譬如張天欽的案子，如果有輔導習慣的人，可能寧願等問題澄清，至少有習慣探索問題深度的傾向，也許可以讓問題處理得「圓滑」一點也說不定；畢竟基本上看得出來都是在同一條船上的，哪需要以政治界的高道德自許？我也不認為自己一定對，但至少問題不是沒有解方。 我研究互補理論，知道這套理論不容易解釋清楚，因此我設計一套「剪刀論」，即認為普通人習慣拿刀切割，單刃刀的特性是刀要切的形狀已經由刀刃決定了，臨時改變方向不容易。但剪刀有上下兩片刀刃，象徵互斥的兩邊，但如果需要，隨時改變切割的方向是很方便的。不過怎樣拿好剪刀，讓兩片刀刃與要切割的材料配合得恰到好處，那就像小孩子必須練習一樣，不是想操作就能上手的。我由此象徵，台灣人如何讓看似無法並存的兩邊，經過「練習」以後，說不定就能習慣，免得又要被譏刺「攪砂袂作堆」了。 （作者為高雄中學前輔導主任，高雄市民）

  黨國有多重意義的「附隨」，中投、欣裕台是比較直接的附隨，而救國團、婦聯會等，就屬於比較廣義的附隨。至於常聽到的有回算機制的「疑雲」，譬如馬英九擔任市長時，台北銀行這個大金雞母竟然被比較小的富邦吞併，就很令人懷疑有「回算機制」。而其他許多大型建設竟從放縱偷工減料到不收權利金等，如果不從暗藏回算機制去想，實在很難理解。這些其實都等於犧牲市庫，然後可能等譬如選舉時，這些「附隨」的得利者就會有後謝來回饋黨庫，不都等於變相地讓國庫通黨庫？但法院是國民黨開的─那是我早在許水德講這句「名言」之前，於學校的行政會報裡就聽當時的雄中校長講過了，顯然是黨國的共識，都知道運用黨國一體的體制如何上下其手。 至於人員的附隨，許多老兵被拉伕進來，屬於可憐的「附隨」就不說了。想到我當年進師大教育系，註冊時就被邀入黨，說有多少利益，我雖因「家教」，早知黨國的底細，斷了第一次的附隨，但此後不肯入黨的後果卻一輩子老被「略施薄懲」，雖然不感覺困擾，卻也能感受別人願意附隨的「苦衷」。所以如今遇上年金改革，就發現許多我認識的人，果然都變成很好的捍衛者，起來反抗新政府的「轉型正義」，不也算獲得回算機制了嗎？但他們有多少人能反省，這許多保障其實都不是正常體制下該有的契約意義，不能單以「信賴保護原則」解釋的。 我們的教育界，如今在還有許多年輕人就業困難下，學校許多老師考上後學識水準和工作態度，甚至有些被評價為還不如某些拚過嚴格考試的低階職員，但他們卻因黨國觀念的餘緒而受到保障，連許多不適任教師也因此「受惠」，這不是也因早期把教育人員當「附隨人員」看待，而如今還帶有的特權嗎？幾十年來難道只有台北市的蕭曉玲老師才是唯一不適任的嗎？不就具體顯示這種附隨性質嗎？年金改革的困境，希望這也可以是一個突破口。 （作者為退休教師）

馬英九質問，如果他這七年做得不對，反對黨主席為什麼又要維持現狀？這種質問被自由時報的社論批評為貧嘴。如果只是個人一時的貧嘴倒也罷了，但七年來我們卻一再看到這種學生時代辯論社等級的花招，好像還沒有提升到更高的層次，真是國家的悲哀。總統本人貧嘴已經夠悲哀了，還重用許多類似的「人才」，這種現象我們還要再忍一年，日子真難過。 我之所以認為是辯論社的等級，是因為我曾經指導過雄中學生的辯論，所以對這類對抗熟悉。不過這可能是奧勒岡制，偏重個人的纏鬥能力，除了前述的貧嘴策略，甚至也會挑對手一個無關緊要的錯誤，讓對手可能會慌了手腳等，都是常用的「爛招」。但後來南部推廣國會式辯論，就改換成團隊合作，而且特別強調不可耍花招或陰招，否則不但不會加分還會扣分，就有糾正的效果。 我自己學教育，也喜愛哲學，就寧可鼓勵用國會制，比較能顯現學校裡學習辯論的教育意義，所以看到有人治國都用下三濫的手段，其實不齒。所以衷心希望教育界，辯論雖然是好教育，但馬政府式的應用確實是錯誤的示範，一定要扣分，才能避免再延續。 （作者為雄中退休教師，高雄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