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政治家、外交家、戰略家、經濟和安全議題的設定者，一生致力日本擺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陰影，「邁向美麗之國」，在全球享有極高的聲望，是世界級的領袖人物；最重要的，他是最有台灣心的日本首相，他是安倍晋三(1954－2022）。    七月八日，他突然遇刺去世，舉世震撼。雖然他已卸任首相，全球各國領袖紛紛致電致哀，推崇他對日本和世界的貢獻。在台灣，政府機關和公立學校為他的去世降半旗，成千上萬台灣人前往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和高雄事務所獻花簽名悼念，各地舉行各種追念儀式，還有一百七十五家企業、組織和個人集資在日本《產經新聞》刊登追悼感謝廣告。兩年前的七月，李登輝總統逝世，安倍首相以「痛惜之極」表達心情；如今，台灣人民對這位最誠摯的日本領袖的遠去，心情同樣哀痛。    台灣人感念他，因為他對台灣的好，出自真誠，來得適時，特別是台灣遇到困難時，他總心繫台灣，不吝出手相助。台灣遭武漢肺炎肆虐而疫苗不足，他促成日本捐贈數以百萬劑疫苗給台灣人；台灣發生地震，他親手揮筆寫上「台灣加油」鼓舞人心；台灣鳳梨遭中國禁制進口，他笑容可掬與台灣鳳梨合照並盛讚甜美可口；當台灣飽受惡鄰脅迫侵擾，他強調「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同日美同盟有事」，把台灣的安危與日本、美國的安全相提並論。     台灣人感念他，因為他在台灣對抗中國脅迫併吞之路，總是毫不掩飾對台灣友好的立場，與日本有些親中政客大相逕庭。他洞見中國崛起的挑戰，提出「中國威脅論」，倡議抗衡中國的「自由與繁榮之弧」構想，並結合美國、印度、澳洲聯盟因應，「四方安全對話」(QUAD)、「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等理念由他最早提出，台灣也是夥伴關係。從首相卸任後，他支持台灣的態度更為積極，公開呼籲美國，以烏俄戰爭為借鏡，改變「戰略模糊」政策，明確表示若中國武力犯台，美國將保衛台灣。    一直關心和愛護台灣的他，是日本僅見的政治家。他出身政治世家，但有別於世家子弟，他體貼、幽默、魅力十足，高瞻遠矚。他兩度擔任首相，五十二歲第一次上任，是日本戰後最年輕的首相。五十八歲再度出任總理大臣，創下歷來任期最長的紀錄，而且帶領執政的自民黨，長期維持高人氣。    他是外交家。擔任首相期間，他訪問全球一百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是外事訪問最多的首相，博得「俯瞰地球儀的外交」稱號。他實行「價值觀外交」、「積極和平主義」、「新戰略外交」，推動經濟一體化、多邊主義，在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之後，他出面主導「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他積極參與改革聯合國，出席七國集團(G7)、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領袖高峰會。在外交上，他主張藉由經濟合作、安全保障、軍事交流等方式，增強價值觀相同國家的關係，被稱為「安倍主義」。    他是經濟和安全議題的設定者。首相第一個任期他推出力求擺脫經濟長期困境的政策，被稱「安倍經濟學」。建立在貨幣寬鬆，財政刺激和結構性改革基礎上，實施之後顯著提升了日本經濟成長，也激發了若干活力，但在結構性改革方面，仍待後續推動。在國防安全方面，他倡議大力增強日本防衛能力，擴大軍費開支，並修改日本憲法第九條，即禁止因非自衛原因組織軍隊的規定。現今隨著烏俄戰爭的進行和中國野心崛起，可望逐步付諸實施。    如今哲人遠去，台灣痛失一位最有台灣心的友邦領袖，我們來自各方的台灣人，齊聚一堂，以音樂會的方式表達我們對這位世界級政治家的敬意、追思和感念。我們衷心期盼，有各位的熱心參與，台灣社會懷念哲人典型，安倍先生的未竟之業持續推動，台灣與日本的友情邦誼長長久久。  

彭明敏教授去世，一代巨人殞落，台灣失去一位民主導師。 彭明敏教授去世，一代巨人殞落，台灣失去一位民主導師。（資料照）   彭教授智、仁、勇三達德兼備。一九七一年，在特務全天候監控下，他變裝易容脫出台灣。石破天驚的逃亡，全盤策劃出自他本人，得力於唐培禮、宗像隆幸、國際特赦組織等國際友人義助，智取黨國。 黨國時代，他曾受當局器重，任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在台大政治系當主任，但發表高瞻遠矚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說出台灣人不敢說出的內心話，以言獲罪。其後不論流亡海外或返鄉打拚，一生憂國憂民，置台灣福祉於個人榮華之上，是人格高潔的仁者。 蔣家威權時代，他不畏權勢，挺身對抗，為台灣民主效力；民主時代，他不媚勢媚俗，言所當言，雖「被罵到臭頭」，不改其志，總帶感情的讜論不斷，是長遠與人民站在同一邊的勇者。 他是先知，也是台灣民主先驅。一九六四年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強調「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已是鐵一般的事實」、「反攻大陸絕不可能」，主張「不分省籍、人民團結」建立新國家，並宣示制訂新憲、加入聯合國等目標。六十年後的今天，仍是台灣尚待完成的國家理想。 他樹立道德文章典範。出生於日本時代，屬於「多桑世代」，除了法政專業，也精通台、華、日、英、法語，多語優勢廣納多元文化，識見氣度恢弘；日本教育造就正直儒雅典型，令人即之也溫。終其一生，寫作不斷，《寫給台灣的備忘錄》、《絕筆集》的晚年之作，鏗鏘、幽默、雋永，在「自由廣場」發表的文章，按讚者數以萬計。 一九八○年代中期，個人與彭教授在紐約首次見面。彭教授是許多人的台灣意識啟蒙老師，我有幸親炙，四十年來一直得到他的啟發，不論在美國或在台灣。如今哲人其萎，謹記其生前吉光片羽，表達敬意： ● 建國的基礎，不在於種族原始、文化、宗教或言語，而是在於共同命運的意識和共同利益的信念。這種主觀的感覺，是由共同的歷史背景而產生的，不必與客觀的種族、語言、宗教等因素有關。（《自由的滋味》） ● 我過去幾十年所主張的，就是政府必須接受一九四九年以來，台灣實際上已經「獨立」的事實，徹底改革其法制、國策、觀念、教育、文化等，使其符合於現實，否則無法向世界主張其為一個國家。（〈「獨立」和「本土化」我解〉） ● 「正名」三原則：一、國際組織，若不接受「台灣」，為了尊嚴，應予抵制不參加。二、所謂「能見度」，不值得犧牲尊嚴去追求。三、如果因抵制不參加而「孤立」，即是「光榮的孤立」，應無畏地接受，或許能成為世界史之一里程碑。（〈尊嚴與「光榮的孤立」〉） ● 將戰後所有有關台灣文件一一詳細吟味，也不能發現任何文件說「台灣屬於中國」。國民黨御用學者只能用什麼「繼續維持佔有原則」（時效）「先佔」一類濫用不能適用的術語，要將「台灣政府」合法化。違章建築也能有客廳、臥室、廚房、浴室、車庫…等，而且極盡豪華，但它仍不失為「違章」。…台灣政府有總統及院會，五臟俱全，但仍不失為「違章建造」。所謂「政黨」或「選舉」，是誰要來管理這個違章建築之爭，不能將後者合法化。台灣政府要合法化，唯一途徑是制定符合現實的新憲法付諸「公投」。（〈「違章建築」何去何從〉） ● 要真正認真解決問題，一、應在國際不斷訴求「二千三百萬高度發達的社會被排除聯合國之外，不但不公不義，亦違反聯合國憲章普世原則」，這個訴求需要理性、長久持續，五年、廿年、五十年也不惜。二、須在國內正名制憲，誠實界定領土範圍（不再「一國各表」），使國家正常化。這也是極艱難長期的工程，但是為了台灣，兩方面都必須同時進行。（〈「入聯」的迷惘〉） ● 「中華民國」是個難捉摸的東西，蔣介石曾一度宣布「已不存在」。在習近平的眼中，地球上不該有這個東西，如有應該消滅。小英則嗆聲確實「有」，而且健全，台灣是也，莫衷一是。（〈不分區立委的風暴〉） ● 與中國「交流」必須堅持「平等」原則，對方可以在台灣做的，台灣在中國也可以做；台灣在中國不能做的，中國在台灣也不能做。（〈「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續文〉） ● 中共維安體制愈來愈「北韓化」。我們要全力深化民主自由的信念和制度，把跟中國的差別凸顯，差別愈大，國際愈會對台灣的存在與安全關懷和支持。（〈台獨之路〉） ● 「一中原則」，既然將台灣視為無人荒島，謂「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居民為什麼不提出自己的「台灣原則」，主張「台灣不屬於中國，住民有權自決」，「原則」對「原則」，沒有上下，堅持台灣人民的尊嚴和生存所在。（〈「政策」與「原則」之爭〉） ● 勿忘記「一中各表」的意思是台灣政府就是中國政府，對整個中國大陸有主權。這與中共主張對台灣有主權一樣，是狂妄，脫離現實，違背法理的。（〈有「各表」就應該滿足嗎？〉） ● 台灣戒嚴恐怖時代，所謂「政治犯」，被判死刑或長期服刑者，實為深識者，熱情青年他們為了要積極地或溫和地改革台灣而犧牲生命或自由，才有今日台灣，台灣人民應該永久追念感謝他們。（〈為改革勇士的玉碎而泣〉） ● 他不是才華橫溢，才氣煥發型，而是默默耕耘，耐性堅實，持久做事，實為一位好總統。在台灣各方，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轉換時期，他站在過程中關鍵時點，主政成功，有形無形功勞甚大，相信在台灣歷史上，必將永久佔有偉大地位。（〈李登輝與我〉） ● 「省籍」、「族群」問題是台灣特異的歷史、執政者為保持政權而冷酷巧妙設計操縱以及台灣人民天真質樸任人驅使等因素所產生，弄到現在，這個台灣社會的慢性疾病，已入膏肓，隨時發作，全民成為其長期受害者。（〈「省籍」和「族群」，台灣社會的箍咒〉） ● 若無「意識形態」，哪裡有「政治」？（〈若無「意識形態」，哪裡有「政治」？）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廿一年前，我和黃天麟先生通電話，邀請他為經濟日報寫社論。當時，他剛從第一銀行董事長職位退休，我在報社承乏筆陣。這通電話，據先生說，開啟了他的另一個人生─文筆生活。 前國策顧問、一銀董事長黃天麟病逝，享壽93歲（資料照）     初識先生，在一九七九年；他時任第一銀行國外部經理，我在聯合報跑新聞。當年二月，一銀中山分行發生押匯弊案，轟動社會，我認真採訪。據先生說，我「報導公正」，讓他印象深刻。 先生是台大經濟系學長。請他寫社論，是他從銀行基層做起，經歷豐富，見識遠大，經濟金融理論實務兼具。在一九九○年代台灣對中國經貿政策的辯論中，他總能提出具體有力的研究分析，反對「大膽西進」，強調台灣要維持自主與永續發展。從此，他寫的每一篇社論，我都有幸在見報前當第一個讀者。 這「第一個讀者」的機會與榮幸，並未隨著我後來從經濟日報退休而全然失去；他去世前每一、兩個星期為自由時報自由廣場所寫的文章，因緣際會，我仍有幸先行拜讀。 先生於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出生，屬於台灣受過日本教育的「多桑世代」，這一「台灣最偉大世代」的特質，他的一生具體展現。受時代與環境影響，他通曉台灣母語、日語、漢語、英語。語文不只是表達與溝通的工具，也是擴展個人心胸眼界、瞭解文化社會的媒介。經濟金融專業之外，他的英語，足以出任一銀關島分行經理，開創並主持倫敦分行，也擔任過加州一銀董事長。他的日語，使他能促進台灣與日本文化經濟交流，獲日本天皇頒贈「旭日中綬章」及獎狀。他的中文，除了社論和評論寫作，著作等身，出了十二本書。 更重要的，「多桑世代」的多種語文素養讓他視野開闊，透過外文吸收專業與新知不斷，資訊優質多元而寬廣，加上人生經歷看盡外來政權的來龍去脈，堅定了維護台灣自主性的信念，並積極行動。先生參與制定「戒急用忍」政策，反對與中國經濟融合，力保晶圓廠根留台灣，推倡復振台灣主體價值與文化。「戒急用忍」在實施四分之一世紀後，台灣有逾三分之二民眾肯定，凸顯了李登輝總統與先生的高瞻遠矚。 「多桑世代」所受奉公減私教育的影響，先生的一生也充分表現。陳水扁總統任內，他擔任有給職國策顧問，七年的薪資全數捐出。他捐款在自己的母校馬公小學校設置獎學金，也以母親名義在她早年執教的台南女中捐贈獎學金。近年他以社會服務回報台灣，擔任台日文化經濟協會會長、台灣國家聯盟理事長。他憂國憂民，九十三歲仍寫作不斷，直到去世。 先生樹立典型，留下去思，他一生付出與貢獻，助成台灣的屹立。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唐培禮（右）當年為了協助彭明敏（左）逃往國外，費盡心思。（圖片取自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網站）   盧世祥 整理/陳亭均 《今周刊》1108期  2018-03-15   彭明敏一九七○年出走事件，真相眾說紛紜，除了搭船偷渡，更傳是美國中情局出手相救，時隔近半世紀，資深媒體人盧世祥寫下《台灣的恩人群像錄》，披露出這密謀數月的「完美逃亡」。 台灣威權時代造就了無數政治犯，彭明敏也曾因此被判刑，然而一九七○年，他卻逃出鐵籠。過去，外界傳言，他能出走是因為美國CIA介入。資深媒體人盧世祥在《台灣的恩人群像錄》一書中還原了當時的真相，美國政府原來並無涉入，反而是國外民間人士堅守人權和民主價值，為彭明敏闢出未來的道路。《今周刊》特別從《台灣的恩人群像錄》第一章中節錄出這段時代故事，因為歷史是不能被忘記的。下為正文：   一九七○年一月，被當局二十四小時監控、軟禁在家的彭明敏，竟然祕密逃離台灣，抵達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事經《紐約時報》、 《新聞週刊》報導，喧騰國際社會。 彭明敏因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於一九六四年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遭當局以「意圖煽動，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判刑，後雖在國際壓力之下經當局特赦，仍遭軟禁。 彭明敏祕密出走事件，讓統治當局在國際間大出洋相。事後多年，除了一般所謂的「搭船偷渡」途徑，外界一直盛傳，這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傑作，暗助他從當時有美軍駐紮的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搭乘美國軍機出境。甚至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的中國之行，中國總理周恩來還當面質疑美國協助彭明敏離開台灣，尼克森只簡單回應，美國政府與彭案無關。 美國官方的確與彭案無涉。如此繪影繪聲、想當然耳的臆測版本，其實也是台灣威權當局在「丟人」之後，助長或甚至故意散布的傳言。 巧扮骨折樂師  登機前小驚魂 不過，彭明敏在嚴密監控下脫離台灣，美國政府儘管未參上一腳，但確實與美國人有關，美國公民唐培禮與唐秋詩便是其中參與策畫、執行的要角。（彭明敏友人，美國聯合衛理公會差派，來台灣宣教；唐培禮且在台灣神學院擔任教會歷史學教授，唐秋詩教英文，對此逃亡行動貢獻甚豐） 彭明敏成功脫離台灣，全部行動過程可以用幾個字簡單概括：突破監控、變造護照、易容變裝、外人義助；所有這些，都需要精心策畫、祕密從事、有效執行。 經過數月祕密籌畫，一段「完美的逃亡」行動，一九七○年一月二日從日本東京開始進行。 當天一早，日本友人阿部賢一由羽田機場出發，到達台北，與趁清晨特務監視空檔悄然出門的彭明敏見面，交付了護照、機票及已蓋上鋼印的變裝照片。 當晚，彭明敏夜宿松山機場附近的傳教士希斯（Mike & Judy Heath）家。次日，唐培禮夫婦在希斯家進行護照改造工作，再由唐秋詩負責彭明敏易容變裝。 出發時值冬季，有利變裝，彭明敏穿著大衣，打扮成左手受傷的樂師。他右手提著吉他箱子，此時刻意把左手義肢取出，裝成因骨折受傷，以三角巾環背（彭明敏二戰期間在日本因美國軍機炸射失去左臂）這是 「聲東擊西」之計：旁人在注意包紮的左手之餘，反而看不出包紮於繃帶之下失去的手臂。 一月三日，傳教士巴奈特（DeWilt Barnett）前往松山機場，與彭明敏同機，任務是隨機見證，全程觀察。他們遠遠看到彭明敏辦理報到手續，一切順利，但臨登機前卻突然被機場人員請回機場的檢查櫃枱，讓他們大為驚恐。所幸不久後，彭明敏就走回來，順利登機。 再過一陣子，他們眼見飛機關上艙門，緩緩滑行，心想萬事OK了；但尚未起飛的飛機，幾分鐘後又折返航站，他們不知所以，再度陷入驚嚇，以為彭明敏被發現了。 幸好，在隨後半小時的緊張時刻，儘管機場人員進進出出，並沒有乘客下機。最後，艙門終於關閉，飛機一路滑行起飛。事件之後很久，他們才知道，這一起飛前的折騰，是當時飛機臨時機件故障；而先前彭明敏被叫回櫃枱，因沒有蓋上檢驗章。 機場之外，還有一群人同樣飽受心理折磨。當晚，唐培禮夫婦前往希斯家，此處鄰近松山機場，可以聽見起降的飛機聲。   彭明敏當年在機場變裝逃亡，假扮樂手。（圖片/玉山社提供）   台灣能走向民主，除了國人的努力，外國有心人也付出許多心力，《台灣的恩人群像錄》忠實記錄下他們的貢獻。（攝影/唐紹航）   末班飛機逃離  求得政治庇護  希斯在行動之前幾星期就推定，彭明敏所搭乘當晚最後班機起飛後，會飛越他家上空。然而，這天左等右等，都沒聽到飛機聲，讓他們一直忐忑不安；還好在延遲幾十分鐘之後，才終於聽到飛機凌空而過。 這段旅程畫下完美句點，還要歸功於遠在北歐瑞典的一群外國義人。由葛葳兒（Karin Gawell）帶領的AI救援小組，經由葛葳兒等人的奔走努力，瑞典政府同意彭明敏的政治庇護申請，展開了他此後為台灣民主政治長期積極奮鬥的新篇章。

甘惠忠神父來自美國，從事特殊教育，有「兒童守護天使」榮譽，奉獻台灣五十五年，取得我國民身分證。行政院長賴清德最近稱讚他，甘心、惠台、忠心不變，人如其名。台灣有今天的自由、民主、樂利，除了國人的打拚，也得力於甘神父等外國恩人的幫助。 十九世紀中葉台灣對外開放後，許多和美麗島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外國人，出自各種理想，以諸多方式，扮演不同角色，無私奉獻台灣。不論是博愛大眾的醫者、有教無類的啟蒙者、好奇研究的探索者、分享世人的美麗島介紹者、濟弱扶傾的人權救援者、推倡普世價值的民主促進者、關鍵時刻的記錄者，他們義人義行，深值感念。 身為台灣的一份子，對這些台灣的恩人，你認識了多少？你可知道，他們當中許多人，把台灣當自己的家，把自己當台灣人，台灣母語講得比台灣人好，成為台灣女婿，甚至最終埋骨台灣，化為台灣魂。在戰後抹煞這片土地與人民的歷史人文教育中，這是值得發揚光大的台灣大時代紀錄。 為有情、有義的這些恩人立傳表揚，是具體表達台灣人的受恩不忘；感恩既是最崇高的美德，也是所有美德之源。如能再以藝文表現，拍成連續劇、電影或「大河劇」，足可傳為動人的史詩篇章，讓更多國人認識、傳頌他們的感人事蹟。年輕一代有了學習對象，培養以感恩為根源的美德，形成正直的人格，重視公義服務，這是重要的生活價值教育。 對社會整體來說，以台灣恩人的故事啟迪人心，經由公眾探索、體會他們對台灣的無私奉獻，充分掌握相關的歷史、人文、自然的事實與知識，台灣主體性自然確立。 愛台灣不是口號，以典範為師，向歷史學習，瞭解自己的文化，愛護台灣這片土地及人民，不論先來後到，形成命運共同體，一起打拚創造光明的未來。這些都是每一個人日常生活即可實踐的行動。這一切，請從表揚更多甘惠忠所代表的台灣恩人，並熱烈擁抱他們做起。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第三章 啟蒙者（節錄） 一個國家社會邁向現代化之路，國民素質高低至關緊要，而教育品質常是其關鍵因素。台灣在大清帝國統治時代，上學識字是少數人才有的權利，多數人民無緣接受教育，文盲到處可見。直到十九世紀末葉進入日本時代，普羅大眾透過公學校等國民教育體制，才逐漸普遍有機會學習識字與接觸現代文明；台灣許多國民小學從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後陸續歡度百年校慶，翻開它們的校史發展，都可追溯到日本時代推行的國民普及教育。 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哈佛大學教授沈恩（Amartya Sen）在日本紀念終戰七十年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訪問，從國家社會發展的角度，特別推崇這一始自明治時代所推動的「日本模式」：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國民識字能力，並重視衛生醫療，以增進國家社會發展的基礎。明治時代中期起成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受大局牽動，因教育普及而隨之逐步邁向民智開放與社會現代化時期。 不過，在進入日本時代之前，來自西方的傳教士其實已在福爾摩沙開展啟蒙工作，致力興學與教育；儘管其規模較小，也非全面而普遍，對這片土地人民的貢獻仍極顯著。 傳教士在社會基層耕耘，主要是為了傳播福音。在十七世紀的荷蘭統治時代，南台灣麻豆、新港一帶的西拉雅族，已有機會透過羅馬拼音的「新港文」閱讀、書寫，接受主日學校教育。十九世紀下半葉之後，西洋傳教士進一步經由設立識字班、推廣台灣母語羅馬字系統或通稱的白話字，以掃除文盲，致力讓普羅大眾讀懂《聖經》，並接受外來文化。由於白話字比漢字易學易懂，一般人只要幾星期就可學會，且讀、說、寫一致，既有助傳教溝通，也有利教育推廣。在戰後國民黨政府禁絕母語教育前後，白話字是台灣老輩通信所使用的文字之一，如今仍為保留母語的有效工具。 識字、讀書都需要字典，西洋傳教士以白話字翻譯《聖經》之外，也編著字典，流傳到今天。啟蒙工作有賴傳播媒體，一八八五年至今持續發行的《台灣教會公報》，是台灣第一家、也是發行最久的報紙。它以白話字印刷出版，報導內容雖以教會新聞為主，透過教會在各地活動所反映的風土人情及新聞事件，成為登載近一百多年來台灣歷史的珍貴紀錄。 不僅如此，西洋傳教士也興辦學校，有培育本土傳教師養成班、神學院，以一般漢人為受教對象的中小學，專注女性及原住民教育的學堂，還創立了盲人學校。這些學校都開風氣之先，為台灣現代教育史上之首創。經由這一過程，台灣人民開始有機會接觸西方現代文明及科學知識，加上日本時代普及的國民教育，戰後的持續注重，一個多世紀以來，台灣的教育發展蓬勃活絡。 在十九世紀西洋傳教士到來之前，台灣的教育制度和內容處於傳統相因且未現代化。清朝時代，雖有官設的各地儒學、收偏遠學子的社學（包括招募原住民的「番學」）或清貧孩童就讀的義塾，也有民間的書房、書塾、學堂等，加上介於兩者之間的各地書院。所有這些，都不是普及的國民義務教育，且課程內容主要為往後的考試（科舉）而定，限於經學及藝文，重背誦、引經據典，論述受八股框限，鮮少觸及科學現代知識；私塾更有師資不齊、修業年限不一等品質問題。 相形之下，在西方教育中最基本而普通的學科，如地理、算術，漢人社會卻很少人重視。這樣的教育制度與內容，導致民智不開，無以造就現代化國民，社會傳統保守，跟不上外在環境的變化，也難以持續。 在台灣傳教超過四十五年的長老教會牧師甘為霖，曾評論台灣在清國統治下的教育狀況︰ 「島上的教師遍佈，但官員對他們不聞不問。這些教師不僅在教學技巧上不得要領，甚至缺乏教導一些簡單的科目，如算數、地理的能力，這些對於求學的孩子們是相當不利的。」 在受教育機會屬少數人才得以享有的社會，甘為霖對所謂「讀書人」自不敢恭維︰ 「他們是以孔孟思想為主軸的士紳階級，備受尊崇，尋常百姓把他們當成智慧的寶庫，認為他們相當幸運，只要教書和做些吹毛求疵的瑣事，就能賺得一大筆錢。他們大約有七成的學識是贗品，只是不斷地強記中國經典，並跟隨這些經典的傳統詮釋罷了。他們排外的心態，眾所皆知，實在很難在其他地方，找到這麼一群氣度狹窄而不切實際的人了。」 十九世紀清治末期在嘉義的一次旅行中，甘為霖親睹了這種教育制度之下所導致的社會集體無知和迷信，連有地位身份地位的「讀書人」與官員都不例外。那是一次發生月蝕的景象，他看到知縣和部屬來到廣場，站在供桌後，點了幾柱香，開始進行冗長的祭拜： 「當月亮開始變暗時，知縣的動作變得激動起來，底下的所有民眾則努力敲鑼打鼓、放鞭炮，每個人好像發瘋似的，一直在那裏大吼大叫。當然，不會有天狗或巨龍受得了這種叫囂，所以過了不久，嘉義的月亮又露了臉，民眾便很安心地去慶祝了，直到下一次日蝕月蝕再發生。」 相形之下，西洋傳教士帶來新式教育，為台灣教育現代化邁開腳步。百年樹人，長年耕耘積累，一百多年來，他們作育英才無數，所設學校有些至今仍弦歌不輟。 傳教士興辦教育，初衷自與宣教的宗旨關係密切。一八六九年，來自英國蘇格蘭長老會的傳教士馬雅各為培育台灣青年傳道人才，在府城始創傳教師養成班，這是台南神學院的前身。一如他身為西洋傳教士的先驅，馬雅各的這一教士養成班也是當時的第一家。 培養本地傳教師，且讓他們知識與熱誠兼備，是包括馬偕在內等西洋宣教者從在台灣實務中很深刻的體會。從而，傳教士所興辦的學校，除了神學及宣教實務，也著重自然人文及科學的知識傳授，其教育內容及教學方式，絕非漢人傳統教育所能相比。不妨用馬偕的話來說： 「在北台灣宣教工作的主要計畫是培訓本地傳教者。.傳教者要能令人民尊敬而且能持續工作，就必須具有知識而且有熱誠。.我每次出去旅行、設立教會，或者探索荒野地區時，都會攜帶我的地質槌、扁鑽、透鏡，並幾乎每次都帶回一些寶貴的東西，存放在淡水的博物館。我曾經試著訓練我的學生，用眼明查、用心思索，以瞭解自然界蘊藏在海裡、叢林裡、峽谷中的偉大訊息。」 事實上，馬偕教導學生的課程，除了《聖經》及神學相關課目，還有「教會史」、「地理」、「天文」、「解剖學」、「生理學」等文史和科學學科。 一八七七年，同樣來自英國蘇格蘭的巴克禮發揚光大，接手並合併府城及打狗的傳教師養成班，擴充為「大學」（Toa-oh,Capital College），擔任校長，教師有李庥、施大闢（David Smith）及甘為霖三人，學生十三人，包括貧農子弟，這就是現今台南神學院的由來。 「大學」做為教士養成學校，傳授神學，注重品格培養，外加傳道實務，課程不僅包括漢文，還首創科學教育，舉凡物理、地理、地質、天文、攝影⋯⋯，盡入課程。學生除了做實驗，也有機會透過大型望遠鏡觀察土星、木星、月球等天文景觀，理解陽曆與農曆的區別，大開知識與心胸視野，突破一百四十年前只重背誦的漢人教育窠臼。巴克禮以宗教與科學兼備，開啟了台灣現代化教育先河。一八八五年，長老教會中學堂（長榮中學）成立，這是台灣第一所西式中學；巴克禮也是創校者之一。在北台灣，馬偕一八八二年創建牛津學堂（Oxford College，漢名「理學堂大書院」，今真理大學）。在淡水的這一學堂取名牛津，是因經費得自馬偕的故鄉加拿大安大略省牛津郡鄉親加幣六千二百一十五元捐款。馬偕親自參與選地、繪圖設計，並監督工程。學堂所授的學科，除了神學，還有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醫學理論及臨床實習等，完全是新式教育。 兩年後，他再成立女學堂，招收三十四名學生；與一八八七年成立於府城的長老教會女學校，都開風氣之先，為台灣的女子現代教育邁出步伐。 在此之前，李庥於府城倡議女學，但他因染瘧疾，英年早逝，由牧師娘伊麗莎（Eliza Cooke,1828-1902）以台灣第一位女宣教師接棒，完成設校。一八八七年二月，「新樓女學校」開學，為南台灣之首創，入學的條件是「不裹小腳」，後來發展為長榮女中。 不過，開創風氣並不容易，受到傳統禮教約束，漢人女性拋頭露面的機會甚少，重男輕女觀念具體展現於「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傳統，把女性識字、上學視為非屬必要，其識字率因此遠低於男性。宜蘭平埔的噶瑪蘭族人曾親炙馬偕傳布福音，對淡水女學堂最為捧場，女學堂因此有不少原住民女生。 啟蒙的工作，使當時教育尚不發達、就學機會不普遍、文盲佔絕大多數的漢人社會，從識字、接觸基督福音到接受現代化課程，得以學習歷史、地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醫學理論及臨床實習等知識，也因接觸現代文明而解放思想，消除迷信。馬偕把教育對象擴及識字率較低的女性，女學堂還提供免費食宿；另一部分平埔族人也因經由參與教會活動，有機會開拓精神層面的視野。從而，對當時男尊女卑、視原住民為化外之民的保守社會，都有正面而深遠的影響。 來台灣的傳教士既以白話字為推廣普羅大眾說、讀、寫及溝通的工具，編纂白話字字典便成必要的工作。這方面最著名的，當屬甘為霖一九一三年所編著的《廈門音新字典》，通稱「甘字典」。 「甘字典」出版時台灣已進入日本時代，在橫濱印刷，台灣教會公報社發行一千冊。它參考《康熙字典》及前此西洋傳教士所編同類字典，收列約一萬五千字，附錄還有普通地名及人名、聖經中的地名及人名、字姓、六十甲子及節季、字部等表。注釋用法均採白話字，讀者可經由廈門音來識字，出版後深受歡迎，一九二四年再版。發行以來，在同類字典編纂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至今且為保留台灣母語的重要工具書之一。 甘為霖（圖片來源：From the book "Sketches from Formosa", 公有領域） 有關白話字字典，除了甘為霖之外，最早與馬雅各一起從打狗進入台灣，考察傳教可行性的杜嘉德，一八七三年編有《廈門音漢英大辭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這一辭典經巴克禮修補增訂，是為一九二三年的《廈英大辭典增補》。另外，馬偕編著的《西台字典》或《中西字典》（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Formosan Vernacular）於一八七四年刊行，一八九二年增補，收九千四百五十一字，共二百二十六頁。 傳教士不僅經由教育、興學、編著字典等開闊了台灣人民的心智領域及眼界，在實際生活也引進西方飲食文化，豐富了台灣人的盤中飧。馬偕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北部各地傳教時，發現農民種植的蔬菜只有十多種，乃引進歐美蔬菜種子，透過傳教士及信徒免費分發北部各地，其中包括如今相當普遍的高麗菜（Cabbage）、花菜（Cauliflower）、蕃茄、敏豆、紅蘿蔔等，既增進農民收入，改善生活，也改變了台灣人的飲食。 台灣民主先知彭明敏的祖父彭士藏年輕時，曾受僱為巴克禮的廚子，飲食習慣在耳濡目染、親自嘗試之後，深受影響。對此，他有一段文字描述： 「祖父⋯⋯看到他們每日早餐前喝杯果汁，十分詫異不解，後來自己也染上，恐怕是史上第一個有此習慣的台灣人。母親昔時住入女宣教師小私塾，女宣教師們種植外來的蕃茄，台灣少女們初嚐之，被其其味怪臭嚇倒，但後來開始喜歡之，亦成為史上或許是第一批愛吃蕃茄的台灣少女。」 日本有評論者認為，「明治維新是從吃外國料理開始的」，因為料理代表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文化、制度、傳統。台灣的現代化之路，飲食的改變而多元，也是一種顯而易見的現象。 外國傳教士長期奉獻台灣，深度融入本地社會，身為不同文化背景的異鄉人，他們都先對台灣有深入研究查考，啟蒙者本身也立下學習求知的極佳榜樣。馬偕學習台灣話的過程，尤其在「放牧水牛的草原」向牧童學習，就是顯例。 馬偕一八七二年在淡水獨自展開傳教工作，語言是最須克服的難題之一。他剛到台灣，曾在南部與李庥牧師共事兩個月，跟他學會了台語的八個音調。到了淡水，既沒有老師，也無初學者所常需的入門書籍，他改從與僕人交談中學習，最終卻屢讓僕人不勝其擾而求去。有一天，他在草原上碰到一群牧童，經過兩天試探互動，第三天起每天和他們聊天、玩耍四、五個小時，聽到新字或詞就記下來，晚上再查字典學漢字，並大聲練習，訓練自己的發音與聽力。其間，他盡量避開西洋人及會說英語的漢人。如此認真學習，不到五個月，馬偕已可使用台語做他第一次講道。 台灣在一八九五年進入日本時代之後，教育開始普及，報紙及出版等文化事業也逐漸發展，沈恩教授所指出的「日本模式」推廣及於殖民地台灣，台灣人的教育知識水準明顯提升。親身經歷台灣從清朝時代走入日本時代的甘為霖有一段觀察： 「在這股前進的潮流中，福爾摩沙並沒有被遺忘。八歲以上的孩童，必須接受義務教育；每個大村莊都設有公辦學校，提供免費的日語和漢語教學；在台北、中部的台中、南部的台南，每天都有日文和漢文報紙發行。」 經過傳教士的基層耕耘，啟蒙之後的台灣社會，至此走向全面的現代教育與民智提升之路。 《台灣的恩人群像錄》書封

  高鐵與台北捷運最近分別以跑馬燈或廣播，籲請乘客講話及用手機時放低音量。乘車於封閉空間，對話以兩人聽到的音量為度，講手機宜短不宜長，尤不必強要其他乘客共享；在公共場合出聲不干擾他人，原係個人最起碼修養，如今還需提醒，公德心顯待加強。 台灣人一般而言，友善平和，但公德心不足，一九六○年代就有美國學生就此針砭而成公共議題。台灣人口稠密，很少人能離群索居，照說應更講求群己關係。日本時代，不造成他人困擾、不成為別人負擔，是公學校「修身」教育的課目，台灣戰前世代活用於日常生活。但戰後生活教育見棄，在公共場合「不怕打擾別人」公德有缺的行為，經常可見。 自我中心是公德欠缺的另一面。到處可見的隨手丟垃圾、路邊紅線照停車、開車左轉搶先行、焚香燒（紙）錢污染空氣、吞雲吐霧製造二手菸、公寓頂樓違建加蓋…均屬之。「有我無他（人）」的心態也表現於公共事務：反年金改革中的「一起拖垮政府」，因應少子化喊出的「第二胎政府養」。不過，政府的錢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含年輕人或下一代繳稅而來；不論養老育幼，最大責任都在自己，不能把社會、下一代及政府當提款機。 台灣其實需要有自律與自立的個人主義，每個人盡力把自己的事做好，不干擾、不依賴他人。政府既非萬能，不宜也當不了聖誕老人，理應認清角色及能耐，制訂適當規則，讓市場機能公平順利運作，活絡經濟社會，加上適度的濟弱扶傾。 一八七三年，美國博物學家史蒂瑞（Joseph Steere）來福爾摩沙探查半年，發現當時的漢人社會幾乎沒有「公眾權利」的觀念，攸關每個人生活的鋪路造橋等公共建設不足，警力和消防設施相當原始，公共利益極受輕忽。一百多年後，硬體建設已有進展，但重自我、輕公益的心態或文化仍大行其道，從日常生活到政治社會皆然；在積極突破當前困境的努力中，強化這方面的心理建設，台灣明天會更好。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文人余光中十天前去世，人死留名，但他究竟留下好名或惡名，社會各方看法差異甚大。余光中的一生，作家李敖「文高於學，學高於詩，詩高於品」的評語堪稱中肯；而死後聲名的爭議焦點，即在「人品」這一關鍵。 官方悼詞應有整體高度 人生腳步，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余光中一生最受訾議的，是他在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中，以《狼來了》一文，強把台灣鄉土文學牽扯中國工農兵文學，在白色恐怖時代給人戴紅色帽子，形同向文壇拋「血滴子」，是當局箝制言論、侵害創作自由的共犯。而且，《狼來了》不是單一事件︰余光中在較早的現代詩論戰，指作家唐文標「思想左傾」；在後來與徐復觀、胡蘭成、陳映真等人的筆墨官司中，他上告警總、密報王昇、受黨國指使的指控不斷。文壇聞人光鮮亮麗外表，有其鮮為人知的一面。 威權時代與統治當局同一國，民主時代繼續站在多數人民的對立面，余光中的爭議因而不斷。從「過去反共，現在跑回中國大陸到處招搖」，到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為馬英九的bumbler封號強辯，寫詩諂媚周美青，人品格調因此飽受質疑。 余光中去世後，總統「他啟蒙許多文青」的誄詞、文化部長「他是台灣現代文學史須銘記的一頁」讚語，都未能平實為這位爭議文人蓋棺論定，反而招來「促（進）轉（型）（正義）第一砲竟是哀悼『文壇黃安』」之譏。箇中道理很簡單，上述悼詞僅就文學層面說，或尚有其根據；以此評斷他的一生，卻失衡且失真。從而，以此評價余光中有如盲人摸象，只道出部分事實，而非全豹。 誠然，按戰後主導台灣的中華文化，有為亡者諱的封建傳統，但對余光中的官方悼詞，尤其出自總統和部長，理應有整體高度，不能以偏概全，部分事實未必真實，還常有誤導作用；對余光中這種在威權時代與統治當局十分麻吉的人物，更不能為了場面話而不顧大是大非。再說，沉默也是一種態度；作家朱宥勳「不出惡聲已是最大寬容」，就是讓很多人按讚的表態。 去威權民主進展不紮實 余光中的爭議事件，最值得社會關注的，是台灣至今尚未揚棄個人崇拜及集體造神。昔日威權時代，神化「偉大領袖」，經由教育及黨國掌控的媒體，遂行個人崇拜的愚民手法罄竹難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為獨裁者幫凶幫閒的政媒文人，替威權當局塗脂抹粉之餘，還彼此相互吹捧，黨同伐異，打壓異己，行徑惡劣。 這種政治文化從戰後作祟至今，以致促轉條例通過，轉型正義工程尚未開張，捍衛蔣介石的反撲行動已然啟動，且出自當年打壓民主自由的同一批政媒文人徒眾。這一現象，不僅反映個人崇拜遺害甚大，尤凸顯台灣從威權轉型民主的「寧靜」外表之下，去威權的民主進展極不紮實。就此而言，余光中如在爭議中再受執政者表揚，不但大失民心，轉型正義還未上路就先開倒車，前景堪慮。 追思三位台灣本土人物 這幾天，有三位在台灣歷史上留下腳印的人物，受到追思及感念，剛好可為社會提供正向思考。據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的《台灣之路》月曆，從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三天，分別是黃水土、素木得一、高木友枝的紀念日；他們三位為這片土地和人民做了什麼，至今受人追念？ 黃水土是台北艋舺出身的雕刻家，一九二○年以「山童吹笛」入選東京「帝展」（帝國美術院美術展），是台灣人在「帝展」首露頭角，引發當時台灣美術青年的熱潮。他連續共四次入選「帝展」；與後來同樣四次入選「帝展」的畫家陳澄波（二二八事件命喪國民黨政權槍下），都是台灣在日本時代的國寶級藝術家。 天才型的黃水土，矢志創造屬於福爾摩沙的藝術，作品有濃厚的台灣意識，是揭開台灣近代雕刻史序幕的第一人，引領了台灣藝術與世界接軌、進入新時代。他三十五歲英年早逝，主要作品「水牛群像」原作嵌於台北公會堂（中山堂）後廳，龍山寺「釋迦出山」佛像木雕毀於一九四五年台北大空襲，後經翻鑄，其他作品多有佚失。 素木得一是植物學家，二十世紀初到台灣服務，建立台灣昆蟲學的研究基礎，以四十多年時間蒐集數萬種昆蟲標本，也研究病蟲害防治，包括引進澳洲瓢蟲「以蟲治蟲」的天敵法。他領導台灣昆蟲學會多年，擔任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院院長。戰前，他還參與台灣史蹟天然紀念物的調查及指定；戰後以其專業，續受國民黨政府聘用，擔任台大教授、圖書館南方資料室主任和台灣農業試驗場技師，直到二二八事件後才回日本。 高木友枝是傳染病學家。日本時代伊始，中國閩粵的鼠疫傳入台灣，為禍二十年，死亡兩萬四千人，安平、淡水、鹿港受害尤烈。高木領導對抗疫情，捕鼠、消毒、拆屋、隔離、改善環境，終使鼠疫絕跡。後來他擔任總督府醫學校校長，重視品格教育，以開明包容治校，尊重台灣文化，不准歧視，不禁母語，深受學生敬愛。其後再出任台灣電力株式會社首任社長，貢獻電力開發建設。「台灣醫學衛生之父」出自他的學生、台灣史上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的讚語。 不論先來後到，有專業、有人品、有台灣心、真正奉獻台灣者，這片土地上的人民都不會吝於按讚，且長年感恩。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行政院客委會主委李永得最近在立院報告，雖經委員會召委同意以客語發音，且現場有翻譯機，仍遭國民黨立委林德福阻止。事件引來誰是沙文主義的爭辯，「國語」、客語都遭指涉，連福佬話也被無端捲入，誠屬憾事。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多族群、多語言相互輝映的美麗之島。最早的原住民都屬南島語族，但彼此語言仍有差異。後來的幾個外來政權，分別帶來新的語言元素。不過，在戰後獨尊北京官話為「國語」，且禁止「方言」政策幾十年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早已認定，台灣各族母語或已滅絕，或正走向流失。 南島語族發源地 國際上，語言的豐富多元是台灣極寶貴的資產，原住民語最受重視。如今分布從台灣（最北）、紐西蘭（最南）、復活節島（南美外海、最東）、馬達加斯加（非州外海、最西）的南島語族，語言一千兩百多種、十大分支，學界從語言學、考古人類學及ＤＮＡ追溯，認定台灣應為整個南島語族的發源地，或至少是「祖居地」之一。台灣南島語言最受矚目，因總數近三十種原住民語中，保存了最多古南島語的特徵。 正因如此，十七世紀中葉荷蘭統治台灣召開地方會議時，常選三、四種原住民語做大會用語。其中，以平埔西拉雅族新港語最具代表性；荷蘭傳教士還發展了以羅馬字書寫的「新港文」，這是第一個以羅馬字書寫的台灣話，比漢字還早在台灣本土使用的有系統文字，一直傳用到十九世紀初期。 繼荷蘭統治台灣的鄭氏王朝，以海商武裝集團起家，開基祖鄭芝龍通葡萄牙語、日語及福佬話，鄭成功的部隊還有葡萄牙人及黑人，海洋文化特色十足。對內，隨著漢語族政權的建立，注入了漢語元素，沈光文等文人以詩文寫下台灣第一批在地漢字文學作品。 清朝官民雞同鴨講 到了清治兩百一十二年期間，來自閩粵的漢人移民先後擁至，就語言的發展來說，至少有幾點值得關注。一是漢文的勃興，漢文是台灣文言文，以福佬話及客家話文讀，直到日本時代末期，已成台灣在華語圈的寶貴文化資產，且使用於歌仔戲、布袋戲及歌謠中，庶民朗朗上口。二是原住民語言萎縮，平埔族群漢化最早最深，語言消失最快。其三，十九世紀下半葉，以基督教長老會為主的西洋傳教士前來，發展羅馬字拼音的白話字，因讀、說、寫一致，比漢字易學易懂，有利識字及教育推廣，台灣人眼界大開。另外，清朝官員來自對岸，講北京官話，與台灣話不同，官民溝通有如「雞同鴨講」；與原住民溝通，須透過「通事」。 黃叔璥一七二二年的《臺海使槎錄》有一段文字，具體記錄了這位御史所見的官民「雞同鴨講」︰「郡中鴃舌鳥語，全不可曉。如：劉呼澇、陳呼澹、莊呼曾、張呼丟。余與吳侍御兩姓，吳呼作襖，黃則無音，厄影切，更為難省。」對他來說，台灣人講話如鳥語而難懂，所舉的幾個大姓，台語發音聽來霧嗄嗄。 至於白話字，能準確書寫台灣各族群母語，相較於漢文的「孔子字」或官話的「唐人字」，學用都易，也較能與國際接軌。馬偕在《福爾摩沙紀事》舉淡水女學堂學生為例，「有一個女孩子，十七歲才學羅馬拼音，一個月就學會讀《新約教義問答》的小冊子。」馬偕、甘為霖等傳教士還編修字典，一八八五年巴克禮創辦台灣第一份報紙《台灣府城教會報》，也以白話字發行。白話字經十九世紀以來的淬鍊，如今成為復振各族群母語的重要工具，長老教會的貢獻最大。 進入日本時代，台灣語言萬花筒增添了日語。台灣人有機會透過日語接觸世界文明，除了母語，受過日本教育的「多桑世代」還常通曉日語及戰後的北京話，這一至少操持三種語文的能力，是「多桑世代」的特色，遠為戰後世代所不及。日本統治五十年，末期雖曾有打壓，但無礙各族群語言在民間社會流通，且因注入日語而豐富了台灣語言的語彙、表達及現代性。 不應再獨尊「國語」 戰後台灣語言「脫日入華」，是各族群母語凋零的開始。日本時代初期，日本人曾認真學習台灣話，台灣話的工具書紛紛出現，教師和警察尤有需要。相形之下，兩蔣政權獨尊「國語」，把各族群母語一律貶為「方言」，並以罰錢、打手心等方式霸凌學子，逼迫布袋戲說「國語」，還經由媒體及演藝圈打造「說講國語蓋高尚」印象。 各族群母語經此摧殘，七十多年來或已消失，或奄奄一息。戰後出生者如今能說母語不夾雜「國語」者鳳毛麟角，年輕世代聽懂母語的不到五成。按國際間衡量標準，有些語言雖使用者成千上萬，若家庭學校不教且年輕人不學，將注定滅絕。從而，台灣各族群母語再過二、三十年，都有消失危機。 在網路及全球化最需擴大向外聯結的時代，台灣年輕世代的英語及母語水準卻同告衰退，僅「國語」一枝獨秀，對個人或台灣整體都很不利。語文既是溝通工具，也是文化傳承發展最有力的載具。個人多學會一種語言，就打開通向另一文化、族群的門窗，擴大了視野、包容和文化底蘊。 台灣現今正推動以「國家語言發展法」挽救面臨危機的母語，建構有心學習母語者的友善環境，落實「學習母語是基本人權」。民間另有把英語列為官方語言的呼聲，以香港有「兩文（中、英文）三語（粵語、英語、華語）」的官方語言，新加坡更多達四種，台灣獨尊「國語」的惡劣局面不應再持續下去了。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台灣在國際旅遊評比中，最近有不錯的表現。先是高雄被國際旅遊指南《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列為全球十大最佳旅遊城市，台北也經萬事達卡在全球最佳旅遊城市排名第十五，《倫敦標準晚報》還列出旅遊「必去台灣的十大理由」。數月前，另一國際旅遊《簡明指南》（Rough Guides）道出台灣為全球十大必訪國家的理由：台灣是華語世界唯一實施民主政體；遊客可從都會搭高速鐵路便捷前往雲霧繚繞的森林、地形崎嶇的高山；離熱鬧的夜市不遠，就有全年活躍的溫泉，還有陽光普照的亞熱帶海岸；現代建築與古老廟宇和諧共處。 台灣的外國探索者中，以馬偕的紀錄最多姿多彩。他一八七一年底從打狗（高雄）進入台灣，後選定淡水為宣教基地，足跡遍及北、中及東北台灣。圖為位於淡水金色水岸的馬偕祈禱銅像。（資料照） 星期專論 台灣幾百年以來，即以「美麗島」著稱。她四面環海，得氣候山川之賜，林木蒼鬱，物產豐富，十六世紀從海上路過的歐洲水手為之驚豔，而有「美麗之島！」（Ilha Formosa!）的讚嘆。關於「美麗之島」，究竟出自葡萄牙、西班牙或荷蘭人的美稱，通說以葡萄牙人為先；而「福爾摩沙」（Formosa）原係形容詞，「美麗」之意，Ilha才是「島嶼」，但後來都以「福爾摩沙」通稱這片土地。 大清只重統治 未做全面普查 馬偕（George Mackay）在回憶錄《福爾摩沙紀事》有一段文字，採用一般通說，生動敘述其由來：「Formosa這個字是葡萄牙語，它是一個形容詞，『美麗』的意思，一五九二年首次用來稱呼這個島嶼。當時，葡萄牙一些勇敢的航海者，行經島嶼的東海岸，看到綠油油的山脈，山峰凸出於浮雲之間，小瀑布在熱帶的陽光下閃閃發光，土地上面搖擺著羽毛般的竹林，不禁高興地喊叫：Ilha Formosa! Ilha Formosa! 」 不過，三百年後，大清帝國卻宣稱她「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美麗島竟成蠻荒、瘴癘之地。然而，台灣還是台灣，問題出在大清這個外來政權：它只重維持統治，對深入探索美麗島的興趣不大，也未做全面普查；其間或曾有文人、官吏留下紀錄，常流於走馬看花或遊記之類的水準。 相形之下，十九世紀中葉在台灣被迫開放之後從異鄉前來的國際人士，以其敏銳觀察力，發揮冒險犯難精神，運用現代科學方法，探索台灣的豐富多元內涵，且越探索越美麗，讓美麗之島實至名歸，不愧自然與人文薈萃寶地。他們留下今天彌足珍貴的紀錄，所發現的福爾摩沙，也讓台灣人更清楚認識自己家園，是實至名歸的美麗島！ 台北植物園最近一連串追念法國神父佛里（Urbain Jean Faurie）的活動，包括重現他半身銅像及傳記，凸顯了探索美麗島外國人士的偉大貢獻。 佛里早年東渡日本，傳教兼採集植物。一九○三年首次來台灣，在北部採集植物；十年後再來，範圍擴及中、南、東部。但在花蓮之行，因水蛭侵入鼻腔而出血去世。佛里所採集的植物標本，存放在台灣及法英日等博物館；有佛氏三叉蕨等十多種植物以他為學名，被稱「台灣植物界不可忽視的大恩人」。一百年前，人們為他立銅像於今植物園，戰後佚失，如今重現。 福爾摩沙紀事 馬偕探索台灣 在佛里之前，英國植物學者福鈞（Robert Fortune）一八五四年路過福爾摩沙，雖只在淡水停留一天，仍把蓪草及台灣特有種野百合等植物介紹於西方社會。隨後，英國人韓爾禮（Augustine Henry）一八九三年起進行全島植物調查，並著成專書《福爾摩沙植物名錄》，奠定台灣植物學研究基礎；包括台灣魔芋等多種植物，以他為學名。 外國探索者中，以馬偕的紀錄最多姿多彩。他一八七一年底從打狗（高雄）進入台灣，後選定淡水為宣教基地，足跡遍及北、中及東北台灣。他的《福爾摩沙紀事》三十六章，除了回顧傳教工作，將近三分之二篇幅敘述他對這一「最後的住家」相關人文、自然的探索。 馬偕的探索報告，從台灣的地理、歷史寫起，探究地質、動植物、人類學，也談及身染瘧疾、親歷颱風等經驗，還探討漢人生活習俗，分析原住民文化特質，為其受到漢人欺壓打抱不平，並描繪獵人頭風俗。馬偕的探索成績斐然，凸顯他除了傳教熱情，還有廣泛深入的博物知識，非比尋常的觀察歸納能力，且具悲天憫人高尚情操，對台灣貢獻至大。 與馬偕同時期的美國博物學家史蒂瑞（Joseph Steere），一八七三年秋以半年時間深入台灣，蒐集各種標本，記錄原民語言，寫下風土人情動植物，後以調查筆記著成《福爾摩沙及其住民》。一如《福爾摩沙紀事》，其中歷史、地理、人類學、博物學等資訊應有盡有，是一部袖珍的台灣百科全書。 英領事史溫侯 環島生態考察 英國派駐打狗第一任領事史溫侯（Robert Swinhoe），一八六○年代數度環島做生態考察之旅，探索人文及野生動物，發表多篇論文，成為西方研究福爾摩沙的重要著作。特別是他發現並記錄了台灣特有種藍腹鷳、朱鸝、台灣藍鵲等鳥類及黑熊、獼猴、雲豹等哺乳類。一八六三年發表的〈福爾摩沙鳥類學〉論文，列出一百八十七個鳥類物種、包括十五個台灣特有物種，是經典之作。現今台灣記錄的鳥種，有約三分之一由史溫侯首先向外界公布，堪稱台灣鳥類研究開山鼻祖。台灣特有的藍腹鷳、台灣水鹿，學名也以他命名。 有了這些外來探索者，加上日本時代的普查、研究及軟硬體建設，台灣不但進入現代文明社會，美麗島也更為國際社會所知。回顧美麗島從令人驚艷到廣受肯定，不能不感念一個半世紀以來的探索者，也要極力維護先人留下的美好山水，增添多元豐富的人文內涵，讓她永遠美麗。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英國廣播公司（BBC）選出具影響力及啟發性的年度「全球百大女性（100 Women）」，包括來自台灣34歲創業家林念慈。（取自BBC）   台灣在二次大戰之前是日本殖民地，戰後曾接受國際援助，但在邁向當家做主與富足之路，台灣人常懷感恩，並以行動回報，轉而協助其他國家人民。最近有幾則台灣人揚名國際的新聞，就是具體的例子。 行善尼泊爾、泰北 三十四歲的林念慈在尼泊爾創立「棉樂悅事工坊」，推廣可重複清洗使用的衛生棉，翻轉並協助這個喜馬拉雅山南麓國度的鄉村婦女觀念及生活，十月間被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選為全球一百位具影響力及啟發性的女性。 其次，曾任退輔會福壽山農場場長的宋慶雲，在泰國北部協助推廣「泰王山地計畫」，發展農業、改善居民生活及生態，服務四十多年，當地人以「爸爸宋」暱稱，泰國王室聘為國際顧問。去年底去世，獲以皇家規格治喪，王室今年九月下旬派代表來台灣參加台泰農業交流園區揭幕禮，感念他對泰國的付出。 類似的感念和尊榮，出現在印尼。這個全球伊斯蘭人口最多的東南亞大國，八月十七日慶祝獨立紀念日，台灣人李柏青、陳智雄以英雄的身分，受到推崇與追念。這兩位台灣人對印尼貢獻了什麼，得享有如此榮耀？ 李柏青是台南人，二戰期間以台灣人日本兵到印尼打仗。終戰後，他和九百多名同袍留在印尼，自願參與蘇卡諾（Sukarno）領導的獨立戰爭，包括加入游擊隊、提供武器、補給、訓練和作戰指導等方式，經過四年激烈戰鬥，半數同袍陣亡，打敗原打算繼續殖民的荷蘭大軍，助成印尼獨立。李柏青和約三百同袍繼續留在當地，一九八二年，印尼政府把他們列為建國英雄；二○○五年，首位普選總統尤多約諾（SusiloBambangYudhoyono）邀李柏青參與獨立六十週年慶典，並頒贈英雄勳章。二○一三年，他九十三高齡去世，以英雄式葬禮，安息於雅加達卡里巴塔英雄公墓。 協助印尼獨立建國 李柏青一九七四年曾回台灣，在拜見父母短暫停留之後，隨即匆促離開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家鄉。此後，他在印尼積極參與殘留日本兵組成的「福祉之友會」，擔任顧問及發言人，除了照顧原日本兵及後代，基金會也致力教育與交流，增進印尼人民福祉。安倍首相曾到訪致意，二○○九年，日本名宮原永治、印尼名烏瑪．哈托諾（Umar Hartono）的李柏青，因促進印尼與日本關係，獲日本政府贈勳表彰。 屏東人陳智雄協助印尼獨立建國與李柏青異曲同工。戰前到東京外語大學專攻荷蘭語的他，因精通台、日、中、英、荷、馬來等六種語言，被日本外務省派往印尼。戰後出自對印尼人民追求國家獨立強烈決心的支持，他暗中協調提供日軍留下的大批武器，支援蘇卡諾獨立軍，曾遭荷蘭當局逮捕囚禁一年。印尼獨立後，蘇卡諾感念陳智雄挺身義助，授予榮譽公民地位，待他如國賓。 有感於家鄉台灣戰後陷於外來政權專制統治，陳智雄後來投入廖文毅領導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致力台灣獨立運動，擔任駐東南亞巡迴大使，並安排廖文毅參加一九五五年在印尼舉行的國際「萬隆會議」。一九五九年，陳智雄被國民黨當局誘捕回台灣，後來慘遭殺害，臨刑前猶高呼「台灣獨立萬歲！」悲壯動人。 兩位台灣人成為建國英雄，都出自對印尼人民追求獨立自主的支持︰李柏青贊同日本扶植印尼精英對抗荷蘭的「亞洲殖民地解放」政策，陳智雄進一步想在家鄉實現這一理想。有如蘇卡諾名言：獨立並非一個民族的成就，而是全人類的成就。特別是陳智雄，為信念、也為台灣而以身相殉，寧死不屈。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今年五月在南投草屯台灣聖山為他立碑，以示崇敬。 義助越南人當家做主 在東南亞的越南，也有台灣人參與它戰後獨立建國的過程。彰化二水出生的陳篡地，前往大阪習醫，返鄉在雲林斗六執業，二戰時被徵召往越南，船隻遇美軍空襲，死裡逃生，在西貢海軍醫院行醫。後來，曾在日本參與左派組織的他，前往北越加入越南獨立同盟會（越盟），因緣際會，醫治軍事常勝將軍武元甲麾下吳姓愛將，奠定他在「越盟」的地位。一九四五年九月，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受到這一激勵的陳篡地，決心回鄉從事獨立建國事業。其間，他見過有「紅色拿破崙」稱號的武元甲，返鄉前也受到革命家、越南國父胡志明當面嘉勉，預祝台灣一如越南，邁向獨立自主。 陳篡地回台灣不久，二二八事件爆發，他領導斗六、竹山地區人民武裝對抗「劫收」當局，事後藏匿多年才由台中一中同窗謝東閔具保，出面「自首」，但被迫遷住台北，終身受監管。陳篡地參與越南獨立抗爭，為台灣追求正義與尊嚴的過程，二二八事件最知名的中部「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在《此心不沉》一書有生動的描繪，也為戰後台灣人義助越南、尋求當家做主的奮鬥，做了極佳的詮釋。 台灣人在外國深受感念的精彩故事，特別是在異國他鄉被奉為英雄的事蹟，白色恐怖時代湮沒多年。從這些激勵人心的偉大利他典範，可看出台灣人活躍於國際、幫助各國人民的善心義舉，並非始自今日。發揚這一具有台灣特色的理想主義，增進與各國人民情義連結，兼以瞭解前人的光榮義行，民主台灣實應大力推倡。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民調顯示族群背景影響史觀，也同時凸顯台灣的多元族群、文化及歷史根源。對內彼此尊重包容，對外以融合南島、荷西、日本及漢文化為一體的特質走向國際，應是台灣的根本之計。

  本週四（五日）是巴克禮（Thomas Barclay, 1849-1935）牧師紀念日。蘇格蘭出生的巴克禮，一八七五年來到福爾摩沙，奉獻台灣一甲子，終老於此地。 他是報人，創辦《台灣府城教會報》，是台灣第一家報紙，一八八五年至今持續發行。他是教育家，創立「大學」（傳教師養成班）、台南神學院，也是台灣第一所中學長榮中學的興辦者之一。他是語言學家，透過白話字（台語羅馬字），翻譯並出版至今沿用的聖經，讓當時不識字民眾得以在短期內學會讀、說、寫母語，如今仍是保留母語的有效工具。他也是危機處理者，一八九五年清廷割讓台灣，當年十月日本軍隊進佔府城之際，受當地士紳懇託出面斡旋，日軍平和進城，免去了生靈塗炭。 以一位與台灣沒有利害關係的外國人，巴克禮一生所為，堪稱台灣的恩人。台灣感念有情、有義的恩人，可做的事很多。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每年印製月曆，標有台灣恩人或貢獻者紀念日。在台南，有以巴克禮為名的道路、教會、紀念公園，每年有紀念活動。此外，我們可把像巴克禮的台灣恩人群象寫入教科書，也寫成傳記演義，以藝文表現傳為史詩篇章，並拍成電影或連續劇，或拍成「大河劇」。經由這樣的闡發演繹，包括對時代、建築、衣裳、器用及藝術考據，重現一百五十年來的台灣社會，釐清「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而來」等基本認同與價值，這才是生動的歷史，這才是我們所要的文化振興。 哲學家西賽羅（Marcus Cicero）說︰「感恩不僅是最崇高的美德，也是所有美德之源。」個人如此，整體亦然。經由感念台灣恩人的過程，人們得以學習這一片土地和人民的歷史人文自然演變，認識自己、也認識台灣。一個知所感恩的國家社會，必能提升境界，創造偉大的文化與文明。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二○一七台北世大運落幕，成功圓滿，出人意外，讓台灣人自豪。近年在內有政經情勢不如意、外遭中國打壓的環境，台灣人久蟄內心的鬱悶，經由一場世界級大型運動賽事，終能揚眉吐氣，留下一個最值得回憶的夏日。 世大運閉幕式阿根廷、巴西、加拿大、丹麥、多明尼加、英國等國選手秀出我國旗、旗髮或布條，既表達謝意，也為遭霸凌的地主國打抱不平，義氣相挺。（資料照，記者林正堃攝） 盧世祥 世大運令人驚豔 人和是主因 世大運獲滿堂彩，不僅運動和宗教一樣，足以激發群眾極大的熱情，也因它聚集全球年輕運動健兒，更兼得天時地利與人和。對於運動的巨大力量，曼德拉（Nelson Mandela）曾說：「運動有改變世界的力量，它足以激發、團結人們；力量之大，為其他事物所罕見。運動以年輕人能懂的言語與他們對話，足以讓絕望轉成希望。運動比政府更能打破種族藩籬，面對各種歧視，它開懷笑納；運動是有愛心者的比賽。」對照世大運現場，這話說得貼切極了。 原先各方不看好，有些人甚至心存看好戲，世大運卻能「開低走高」，令人驚豔，各方讚嘆連連，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 運動員是主角。在競賽公平的基礎，選手們使出全力，追求卓越，勝不驕、敗不餒，維持風度與友誼。世大運期間，選手們體能、技巧、拚勁及運動家精神（sportsmanship）的發揮，最能激發熱情，打動人心，讓觀眾不但為比賽吶喊叫好，也跟選手一起歡欣、落淚。特別是世大運選手年輕清純，未來發展無窮，得過奧運九面田徑金牌的劉易士（Carl Lewis）因此在台北說：「世大運有其他世界錦標賽所沒有的經驗。」 選手熱血付出 志工熱情奉獻 競技之外，選手的表現也「足感心」。羽球天后戴資穎放棄世界錦標賽，只為把金牌留在台灣，「為台灣做些事情」，賽後排名照樣世界第一。舉重破世界紀錄的郭婞淳，家境不好、成長艱辛、運動挫折都沒讓她失志，反成奮鬥動力，且樂善好施，把獎金捐贈偏鄉醫院。「加州男孩」莊吉生回台灣贏得男網兩項冠軍，因為台灣是父母的故鄉；他講憨厚台語夾雜美語，反映的不僅是深厚的台灣心，也凸顯海外台灣家庭保留的母語遠優於台灣，尤其「天龍國」。 外國選手同樣感人。日本足球隊員在冠軍賽前，集體到林口社區運動公園打掃、撿垃圾，要讓「台灣孩子玩耍的地方乾淨」、「為台灣做點事」。開幕式的烏拉圭，閉幕式的阿根廷、巴西、加拿大、丹麥、多明尼加、英國等國選手秀出我國旗、旗髮或布條，既表達謝意，也為遭霸凌的地主國打抱不平，義氣相挺。 志工也值得恭維。一萬八千位無名英雄，來自國內外，不論學生或社會人士，服務選手或世大運大小事，都見到他們志願付出、熱心奉獻的身影；這是利他精神力量的發揮，構成世大運成功拼圖的重要一塊。 台灣售票率創紀錄 地利甚大 地利也很明顯。台灣以主辦國之便，除了必辦項目，也擇優選辦了羽球、滑輪溜冰、舉重、射箭、武術等我國擅長項目，有利多得獎牌。地利更帶來觀眾，沒有觀眾不愛國，加油的人氣與選手表現相互拉抬，世大運出現票房與獎牌俱增的良性循環。我國獎牌數排第三，世大運售票率創八十七％歷史紀錄，地利甚大。 人和、地利兼而有之，老天自然幫忙。世大運期間，太平洋高氣壓一直籠罩台灣，高溫雖創紀錄，卻讓颱風過門而不入；天助自助者，加上主事者柯文哲為求開幕式不雨而吃素一個月，似乎印證了「心誠則靈」俗話。 世大運有如戴資穎所說︰「讓世界知道台灣、看見台灣、愛上台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同時，世大運其實也讓台灣看到自己：人和、地利、天時相加，台灣可以如此美好。 台灣人看到自己。開幕式有人鬧場，為反年金改革而不識大體，那是台灣重個人及短期利益文化的醜陋展現，但在激起社會公憤之後，不但閉幕式平和動人，反年改團體還因此鬧內部分裂。民主台灣，包容異議，但把個別或特殊利益無限上綱，不顧整體利益，不惜毀壞大局，顯為社會民意所難容。 台灣人也看到，中國團隊缺席世大運，不是壞事。世大運之前，有人把中國參加和世大運的成功劃上等號，有外國媒體看衰沒有中國團隊的世大運，以「未開幕卻被冷水灌頂」形容。然而，事實證明，台灣辦世大運，中國辦它的全國運動會，兩邊各辦各的，沒什麼不好；世大運甚至因此更成功，成為國際大學運動總會長麥斯汀（Oleg Matytsin）所說，總會看過最好的比賽之一。 台灣人還看到，代表台灣和中華民國的旗幟，在自己的國土仍是禁忌。警方的執行過當，讓世大運留下敗筆，更凸顯台灣仍不是正常國家的現實。各國運動員出面打抱不平，盛情可感，但實現國家正常化，仍取決於台灣人民自己的決心與行動。三年後的東京奧運，事在人為，我們在這方面要有長進。 台灣人如熊讚 憨厚實在友善 花錢辦世界級運動會，近年逐漸被認為不合算；台灣花大錢辦世大運，看來卻收穫不少。它振奮人心，讓台北街頭出現通常紐約才有的歡迎英雄或彩帶大遊行（ticker tape parade），也間接促成國民體育法修法。今夏台灣人從而得到最大的啟發︰心存善念，和衷共濟，發揮運動家精神，我們可把事情做到世界水準的好；台灣人一如熊讚，憨厚、實在、可靠、友善，乍看不可愛，頒獎台上有他，卻人情味十足。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四十年前的八月十六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促請政府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那是台灣內部首次出現以團體形式公開主張台灣獨立，社會為之震撼。一九七七年，在那個戒嚴年代，主張台灣獨立可能惹來殺身之禍，長老教會敢於挑戰政治禁忌，主張台灣的未來由人民決定，鼓舞並助長了當時開始澎湃的民主潮流。 40年前發表《人權宣言》 由於長老教會的國際背景，當局嚴辦異己的慣技略有放緩，但仍動作頻頻。警備總部及情治單位騷擾恐嚇接踵而至，內政部發函糾正，還發動媒體及外圍團體圍剿醜化。所有這些，長老教會都以「人權與鄉土是上帝所賜」，言所當言，義無反顧。面對可能的打壓，據參與起草的王南捷牧師回憶，他們先有防備，遇當局查問只提供部分名單，以確保後繼有人。 發表《人權宣言》，是長老教會鑒於美國國務卿范錫將訪問中國商談建交，乃藉卡特總統推動的人權外交，呼籲他堅持「保全台灣人民的安全、獨立與自由」。這是教會一九七○年代為大局發表的三次宣言之一。 一九七一年秋天，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政府先後與各國斷交。教會關切國際逆境可能危及台灣生存，首次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呼籲國際社會尊重台灣人民的人權與意志，反對強權主宰台灣的命運；也主張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以政治革新確保台灣公義和內在和諧。 一九七五年，政府查禁白話字（台語羅馬字）聖經，台灣陷於國際孤立。教會發表《我們的呼籲》，促請政府維護宗教自由，突破外交困境，增進內部和諧團結，促進經濟社會衡平發展；教會也矢志維護誠實、公義、自由、和平，擔當時代的基督忠僕。 忠實說出台灣心聲 長老教會三次發表宣言，向國際社會表達台灣人民自主自決意志，也針對大局提出具體主張，四十年後看來，都深具劃時代意義，忠實說出台灣心聲，如主政者順從民意，台灣現已成就「新而獨立的國家」矣。另一方面，回顧長老教會當年拒絕屈服，挺身而出，非有堅定的信仰和正義感，以及對這塊土地與人民深厚的情感，無以致之。正因如此，教會至今仍繼續就國家社會重要議題，以「牧函」等方式，積極表達意見。 長老教會與台灣人民站同一邊，可追溯到十九世紀中葉。從第一位傳教士馬雅各起，歷經清國、日本及戰後各時代，一百五十年來，長老教會耕耘、服務、奉獻不斷，一直是台灣堅實穩定的力量。 源自蘇格蘭的長老教會，在台灣傳教起初並不順利。一八六五年六月，馬雅各在府城（台南）傳教兼免費行醫，僅三週醫館就遭襲擊，被迫轉往打狗（高雄）。巴克禮在二崙（屏東竹田）曾遭村民從頭到腳潑糞，他從容以對，據說還曾回應：朋友啊！真可惜，如果把它澆在田裡，可長出多美好的稻子！ 長老教會對台灣的貢獻，大致可從幾個角色來看。首先，傳教士是啟蒙者，除了傳播福音，也從事教育，引入西方文明與科學知識。在日本時代實施國民教育之前，傳教士耕耘基層，打開公眾眼界。 一八七七年巴克禮設「大學」，培訓本土傳教士，課程包括實際觀測的天文學。一八八二年馬偕創牛津學堂，兩年後又成立女學堂，平埔族也受惠。一八八五年，長老教會在府城辦台灣第一所西式的長榮中學。同樣在府城，甘為霖設台灣第一家盲人學校「訓瞽堂」，造福盲人。百年樹人，所設學校有些至今仍弦歌不輟，作育英才無數。 傳教啟蒙都需媒體，一八八五年至今持續發行的《台灣府城教會報》，是台灣第一家、也是發行最久的報紙。傳教士還編著字典，其中，甘為霖的《廈門音新字典》，是以白話字讀說寫台灣母語的重要工具書，現今仍受推崇。教會推展的白話字，比漢字易學易懂，一般人幾個星期可學會，且讀說寫一致；長老教會譯有包括多種原住民語聖經，如今是延續台灣母語可貴的工具。 釘根本地、認同住民 醫者是其二。在醫療匱乏的年代，傳教士傳播福音撫慰人心，還以行醫服務基層。其中，馬偕創下「鉗子（拔牙）＋聖經（宣教）」的傳道模式。馬雅各設府城醫館（新樓醫院），與馬偕醫院一樣，至今服務社會。在彰化，蘭大衛「醫門四傑」，創基督教醫院，濟人無數，當地有「南門媽祖宮，西門蘭醫生」美名。 探索記錄者是其三。傳教士以敏銳觀察力，探索台灣的人文自然，留下珍貴紀錄。其中，馬偕的《福爾摩沙紀事》三十六章，除了回憶宣教工作，主要記錄他視為「最後的住家」的種種，堪稱「台灣學」必備讀本。甘為霖有《素描福爾摩沙》，向世人介紹「這個鮮為人知卻十分重要的太平洋島嶼」，現今讀來更有意思。 長老教會傳教士平時服務台灣，遭逢時局巨變更適時出手。一八九五年日本軍隊進佔府城，巴克禮、宋忠堅兩位牧師受當地仕紳懇託，出面斡旋，免去了生靈塗炭的場面。 長老教會以「釘根本地、認同住民」為主旨，用實際行動關愛台灣，在這一精神文明薰陶之下，教會培育了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第一位普選總統李登輝，民進黨十八位創黨者有六位是長老教會信徒，足見教會是精神的、行動的、堅定不渝的，也是台灣的。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蔣經國總統宣布解除戒嚴令。在此之前，台灣實施戒嚴達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是近代史上一項極不光彩的世界紀錄。如今解嚴滿三十年，檢討戒嚴時代的種種，回顧這段台灣所曾經歷的黑暗時代，不禁使人更為珍惜如今的自由民主。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宣布實施的戒嚴令，主要包括︰（一）封鎖全台灣港口，只開放基隆、高雄、馬公，但基、高兩個港市實施宵禁；（二）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及遊行請願、散布謠言、攜帶武器，民眾居家外出都須攜帶身分證備查，否則一律拘捕；（三）擾亂治安的行為一律處死︰造謠惑眾、聚眾暴動、擾亂金融、搶劫財物、罷工罷市、鼓動學潮、破壞交通通信、放火決水、私自持有槍彈。 戒嚴令由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署名公告，凸顯了戒嚴即軍事統治的本質。刊登這一「嚴字第一號」戒嚴令的《台灣新生報》，發行人李友邦是「抗日」國民黨台籍要員，後來慘遭黨國當局槍決。當天，《台灣新生報》發行兩大張（八頁），零售一份台幣四千元，訂閱每月十萬元，反映了「光復」後受中國傳入的惡性通貨膨脹拖累，台灣物價飆、幣值薄慘狀。 黨禁報禁母語禁 無所不禁 戒嚴令公布後，平民百姓言行動輒被打成「叛亂」，遭軍法審判，以「二條一」唯一死刑處置。台灣從此進入「白色恐怖」時代。（情境照，電影《超級大國民》，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戒嚴令公布後一星期，警總進一步發布相關戒嚴規定，不但嚴禁罷工、罷課、罷市等行為，也訂辦法查禁報紙雜誌書籍，軍事統治具體化。數月後，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轉進」台灣，「動員戡亂」體制下的「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籠罩，平民百姓言行動輒被打成「叛亂」，遭軍法審判，以「二條一」唯一死刑處置。戒嚴、懲治叛亂、檢肅匪諜三者並用，剝奪了公民言論、組黨、辦報、出入國境等自由和權利，台灣從此進入「白色恐怖」時代。 戒嚴所持理由是防止共產思想及活動，但受影響的不僅異議人士，政治錯、冤、假案層出不窮，全民也深受其害。白色恐怖之所以恐怖，因其無所不在，有形、無形，黨禁、報禁、母語禁、黑名單、髮禁、舞禁…無所不禁，人民動輒得咎。 戒嚴的惡行罄竹難書，禁書最惡名昭彰。獨派、左翼作品一概嚴格查禁，「有問題」的也不見容，禁書理由千百種：吳濁流《無花果》寫了二二八事件，「歪曲事實，挑撥民族感情，散播分離意識，攻訐醜化政府」；郭良蕙《心鎖》描寫性愛、亂倫，被指為「黃色小說」；李喬《藍彩霞的春天》寫一對姊妹花窮困被迫賣身悲慘故事，「妨害善良風俗」；施明正《島上愛與死》序文把台灣形容為一座監獄，涉嫌叛亂。 查禁黨外雜誌 罪名任意編 查禁「黨外雜誌」更常見，警總直搗印刷廠、公路攔截、書報攤查扣，罪名任意編，「涉嫌叛亂」、「違反出版法」不一而足。《自由中國》因殷海光執筆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負責人雷震等「涉嫌叛亂」被捕，雜誌停刊，最是顯例。官方統計顯示，查禁最嚴的一九六九年，查扣了四百二十三萬件「不良出版品」；外國圖書報章進口也難逃監控，撕頁、塗黑、禁售，手段盡出。 禁歌最惹反感 燒肉粽不准唱 禁歌最惹反感。據一九七三年「出版法」，禁歌有十幾個理由，「違反國策、為匪宣傳、時代反應錯誤」的要禁，「詞意頹喪、內容荒誕、意境誨淫」的不准唱，「文詞粗鄙、幽怨哀傷、文理不通」的也不可以。由於羅織甚廣，反映基層生活的〈收酒矸〉、〈補破網〉、〈燒肉粽〉遭禁，〈望你早歸〉、〈黃昏的故鄉〉、〈媽媽請你也保重〉不准唱。鄧麗君唱紅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何日君再來〉、〈夜上海〉都曾是禁歌；姚蘇蓉〈今天不回家〉是「靡靡之音」，改為〈今天要回家〉才得過關。一九七五年，新聞局審查四千多首歌曲，五、六百首遭禁。歌曲被禁，唱片、錄音（影）帶一併遭殃。 讀的、唱的、聽的要控制，看的也不得自由傳播；電影檢查寧緊毋鬆，嚴重的禁演，動刀修剪家常便飯。一九六五年有四百四十五部上映劇情片，三分之一遭修剪。電影檢查還有一招，即強加「片尾字幕」，不讓壞人善終，「教歹囡仔大細」。電影「我倆沒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描寫美國一九三○年代雌雄大盜，由華倫比提與費唐娜薇兩大明星主演，大幅修剪之外，被迫改片名「浴血太陽下」；「教父」主人翁也遭「片尾字幕」送進監獄，以示「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戒嚴不得人心，長期戒嚴尤難自圓其說。隨著民主潮流興盛，黨國當局掌控力衰，戒嚴氣燄減弱，以致一九八○年代初的內政部長林洋港曾以「戒嚴只實施百分之三」強辯。前此的「美麗島軍法大審」，蔣經國仍把黨外人士黃信介等「叛亂犯」移送軍法，但受國際壓力採公開審理。台灣人民隨後在選舉中，以選票還黨外人士公道，凸顯了在強大的民主潮流中，戒嚴已強弩之末，最終不得不解除。 戒嚴洗腦餘毒 台灣仍非正常國家 然而，戒嚴的傷害極大，後患無窮，以致解嚴三十年了，台灣仍不是正常國家社會。一方面，戒嚴時代全民慘遭洗腦，以致有人頭殼壞去，至今昏睡不醒，對黨國種種，猶迷戀緬懷。另一方面，已有充分自由的政黨和媒體，整體而言，也尚未能無負公眾付託，在公共領域為大局善盡其責。這或許是紀念解嚴三十年，台灣最應改變的要務。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今年二月，台灣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數，超過十四歲以下的幼年者，這是人口老化的重大指標。明年，老年人口比重將達十四％，台灣進入「高齡社會」；十年內，再成為銀髮族占兩成的「超高齡社會」。人口老化趨勢來得既急又快，四十多年後的二○六○年，台灣老年人口比重將達四十％，老化速度遠甚於先進國家。 出生率低 居全球最末段 少子化問題更值得關注。我國每一婦女生一．一二個嬰兒，生育率不但低於人口平衡所需的二．一，也不如全球平均的二．四二，居全球倒數幾名（美國CIA比較二二四國排二二二名）。生育率低迷，出生率隨之下滑，約千分之八的出生率，同樣在全球居最末段（也居二二二名）。 孩子生得少，人口增加自然緩慢。我國千分之二的年成長率，雖高於近年人口已呈減少的日本，在全球排名一八七，也屬末段班。總的來說，兩千三百五十萬人口中位年齡四十．一，比全球的平均三十．二高了十歲。 接納移民 彌補人力不足 接納移民是彌補人力不足的辦法之一。最近遭九國斷交的波斯灣國家卡達，本國人只占二百六十萬人口的十二％，其餘盡是為工作而來的移民，淨移民率千分之十八．二，舉世最高。美國這一比率千分之三．九，顯示它也有大量移民入境。日本不接受移民，這一數字為零；中、越、菲人口外流，呈現負數。台灣千分之○．九，還有接受移民的空間。 如果目前趨勢持續，四到八年內台灣人口將達高峰，約兩千三百七、八十萬，接著不增反減；預估到二○六○年，人口將介於一千七百萬到一千九百萬之間。換言之，四十年後，人口減少約四分之一。 台灣最適當人口規模和結構為何？從不同角度著眼，有不同答案。可以肯定的是，當今的人口變動趨勢，必帶來明顯效應，因為人口攸關經濟、教育、社會、政治、安全等多個層面，調整因應相當棘手。 從經濟看，最基本的改變是工作人口減少。據國發會推估，我國工作年齡人口在二○一五年已達最高峰，今後有減無增，到二○六一年將下降四十五％。工作人口大減，除非引進外來人力，經濟成長必受衝擊，對近年已深陷產業經濟困境的台灣，有如雪上加霜。 不能廢校 偏遠學校窘境 人口變動對教育的衝擊尤其明顯。從國小到大學，少子化所導致的學生人數下降已現，招生不足、減班廢系、科系整併、學校合併、停辦廢校、教師失業均屬之。行政院今年初下令，禁止地方政府不得以學生人數不足為由廢校；「一個學生也要成班」，凸顯偏遠國中小的窘境。 社會衝擊也很大。人類壽命近三百年不斷提升，人口老化勢所必然，但少子化卻是新現象；兩者同時出現，不但改變傳統家庭結構，也衍生社會後果。日本近年出現「啃老族」、親人凶殺或自殺案件頻傳，社會學者指與人口老化和少子化有關。台灣類似現象也逐漸浮現，如今中壯一輩可能成為「孝順父母的最後一代、被子女棄養的第一代」。 年金改革 多數民意支持 老化和少子化並存，也加深社會、政治分歧。除了傳統的貧富懸殊，世代差距正在擴大。台灣年輕世代苦於低薪，年長族群掌有較多財富所得。尤有甚者，現今公教退休平均給付金額高於整體受雇員工平均薪資，週休七天者月入高於在職者，不合常理和公義；較少的年輕人「金援」更多老人，財務上無以為繼，這是簡單的算術問題。在歐美國家，年金改革不易，因為年輕人沒投票權或不投票，老年人卻是政客不敢冒犯的選民多數。如今台灣支持年金改革的多數民意，甚為難得，主政者應善自把握，儘速完成改革。 對於人口變化的新形勢，所有政策都應列入考量。以募兵制為例，台灣大敵當前和年輕人口欲增不易，貿然實施，或有利爭取選票，其執行以來達標已幾度跳票，這是政治算計不顧人口變化和國家利益的惡例。同時，移民政策亟須檢討，少子化加人才外流，我國缺才問題嚴重；留住人才、引進人才是當務之急。 台灣人口問題嚴重，大官皆知，還針對少子化趨勢以「國家安全議題」形容，並設有專案辦公室，將提刺激生育規劃。不過，改善人口問題，政府固責無旁貸，投資下一代國家才有前途，卻不宜實施「六歲以下兒童國家養」之類的社會主義政策。箇中道理很簡單，政策可以鼓勵多生育，但生兒育女是個人的事，政府不能生小孩，養育也不可越俎代庖。 鼓勵生育 不宜由國家養 人民才是人口趨勢的最終決定者。台灣有舉世稱讚的全民健保，長照也將上路，弱勢老者最擔心的醫療、照護兩大支出相對有保障。在此情況，高齡社會將有更多健康而不斷學習的銀髮族投入職場，退休年齡勢必提高。本質上，養老是個人應及早規劃的事，不能全靠政府。台灣的世代差距現狀，更需銀髮族記取「戒之在得」的古訓；畢竟，年輕一輩經濟財力有進展，長者才能「老有所終」。 人口問題不是一天造成的，其形成緩慢而長遠，改善現狀要高瞻遠矚。現今問題浮現，是過去未妥善處理所致；如再拖延，終將演變成危機，代價慘重，台灣應積極面對。 （作者盧世祥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民進黨完全執政滿一年，各家民調紛紛出籠。從一般公眾反應看，總統與內閣表現顯不符社會期待，而內閣人氣又不如總統。由於以總統身分兼任執政黨主席，蔡英文的民調滿意度，其實也兼有公眾對民進黨在國會表現的評價。 總統用人與行事風格是蔡政府的大問題，第一年已了，若人事不動，決斷不改，行事不變，關心台灣大局的人不免要問︰今後會更好嗎？（資料照） 完全執政沒做好傷了大局 去年初，人民以五十六．一二％選票把蔡英文送上總統寶座，也首度在國會給了民進黨多數席次，台灣不但因此有了第三次政黨輪替，也是民進黨第一次完全執政。此前一年多，民進黨在地方選舉大獲全勝，囊括二十二縣市的十三席，包括六都中的四都，外加首都出現親綠市長，選民藉此所發出的訊息簡單明白：他們對此前八年馬英九和中國國民黨執政極為不滿，期待新總統、新內閣、新國會、新地方政治，為問題多多、處境困難的國家社會，拿出魄力、改革和開創，走出一條新路。 如此強烈的「民之所欲」，使民進黨除了肩負一般執政黨的責任，還面對公眾深切期待，亦即以完全執政優勢，實現前次執政所未竟的大業。眾所周知，從二○○○年起陳水扁執政八年，儘管執政團隊積極勤政，受制於在國會仍居少數，在「朝小野大」格局之下，台灣人民經由首次政黨輪替，終結戰後外來政權統治，打破舊體制、舊勢力，讓台灣向上提升的深切期待，因此落空。 首次政黨輪替的形格勢禁，台灣在國家正常化之路遭遇重大阻力，讓許多人對民進黨完全執政寄予厚望。同時，再度執政如能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績效，也可證明民進黨執政能力不凡，加上它立足台灣的價值觀，足可讓至今不願揚棄外來政黨意識形態的中國國民黨，因與土地、人民站在對立面而徹底邊緣化。就此而言，從中央到地方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堪稱只許成功、不能失敗；完全執政沒做好，不僅辜負人民期盼，對台灣的大局也很傷。 如今檢討施政表現，整體而言，在地方執政方面，民進黨主政的縣市大致動了起來。北起基隆市，尤其桃園市、新竹市、台中市，因地方首長換人做而帶來的變革氣息正逐步發酵，過去由老舊勢力長年把持的地方政治，出現了求好的清新與轉變；加上執政績效屢受肯定的台南、高雄兩都，民進黨的地方執政表現不俗。 中央執政表現遠不如預期 相形之下，中央執政表現遠不如預期，執政團隊不只讓許多人失望，還有支持者喊出「期待成泡影了嗎？」一年來，執政黨最「天才」的，是搞到最支持它的民眾怨聲載道，在台派聚會的場合，抱怨主政者與馬英九執政沒啥兩樣的批評，此起彼落，且幾成「顯學」。 蔡英文及內閣的民調低迷不振，絕非改革得罪了軍公教，這些人多數選舉票不投綠營，改革又影響其既得利益，更不可能在民調按讚。真正讓蔡政府人氣大傷的，是去年投票給她的六百八十九萬支持者，許多人對完全執政不敢恭維。這可從幾方面說。 這一年以一例一休最受詬病，凸顯了蔡政府做事不得其法。落實週休二日是一例一休的本意，百業萬眾大都認可。然而，勞動法令貴在彈性靈活務實，不能一刀切，政府尤不宜角色偏頗，否則資方無所適從，勞工也難享其益。執政黨卻在一例一休搞到同時惹惱勞資雙方，以「解決問題」為號召的主政者，自己竟成問題來源。 國家正常化之路遲無進展 進行中的年金、司法改革，支持者也頗有意見。這些改革，事屬必要，勢在必行，馬政府不願得罪鐵票群眾而留爛攤子，如今蔡政府動手改革，魄力值得肯定，民調高度支持。不過，節奏混亂，過程拖拖拉拉，既得利益者負嵎頑抗，當局引蛇出洞卻無力處理後續亂局，反改革者更張狂，令人民搖頭。台灣俗語對於把好事搞砸，有「好好鱉刣甲剉屎流」的形容，正可拿來描繪「改革元年」亂象。 國家正常化之路遲無進展，也讓支持者很鬱卒。這一年，蔡政府不接受虛假的「九二共識」，守住中國政策底線，但其餘乏善可陳，公投鳥籠尤不知何時可打破。以「維持現狀」自我框限，未以台灣之名自稱並走向國際，不僅坐失日本、美國對我友善的外在良機，在維護國家尊嚴、安全、外交方面，蔡政府謹小慎微，驚驚袂著等，也讓支持者跳腳。 總統用人與行事風格問題大 用人問題更讓蔡政府廣受批判。不孚眾望的閣揆、「老藍男」及財金幫，一開始就讓台派很感冒，卻似乎是主政者的最愛，以致有「借問與馬英九差多少？」的質疑和感嘆。尤有甚者，總統府秘書長虛懸逾半年才遞補，是找不到人、不願用人抑或斯職可有可無？外界充滿疑問。同樣地，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甚至總統最重要幕僚的國安會諮詢委員，組成諸多不順，爭議不少，都令支持者不解又不滿。 總統一職非一人所能獨善，延攬將才，組成堅實智囊及執政團隊，並廣納雅言，執政方能政通人和。同時，總統所作所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人格特質常遭極度放大而突出。美國總統川普上任未久，倚重家人、近臣、專斷獨行的特色已現；馬英九主政八年，自我感覺良好的個性自誤誤民。總統用人與行事風格是蔡政府的大問題，第一年已了，若人事不動，決斷不改，行事不變，關心台灣大局的人不免要問︰今後會更好嗎？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一九六四年九月，台大教授彭明敏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提出〈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遭當局逮捕。五年多之後的一九七○年元月，被二十四小時監視的彭明敏突然出現在瑞典，且得到政治庇護，國際為之轟動，蔣家政權顏面盡失。後轉往美國的彭明敏，一九七二年出版英文傳記《自由的滋味》（A Taste of Freedom ），三年後中文版問世。不過，《自由的滋味》對逃出台灣的過程並無交代，直到二○○九年《逃亡》一書出版，這一「謎樣的事件」細節，才終於為台灣社會所知。 倡導台灣正名制憲的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16日出席「《自由的滋味》、《逃亡》重版紀念」簽書會活動。（記者簡榮豐攝） 台灣人政治啟蒙經典之作 《自由的滋味》與《逃亡》近日重新出版，仍吸引許多讀者前往發表會，熱情粉絲獻花，等候簽書者大排長龍。這兩本書至今受到重視，自有道理。《自由的滋味》是許多台灣人的政治啟蒙經典之作，它用字淺白，敘述生動，觀察深入；讀者從作者遭遇及所見所思，進入台灣近代史，瞭解日本時代及戰後二二八、白色恐怖的種種，這塊土地及人民被壓抑的往事盡在書中。這是黨國當局不願台灣人民讀到的歷史真實版，讓許多人從戰後大中國史觀的洗腦中覺醒。 《自由的滋味》還可連結到另一本戰後台灣史及政治啟蒙經典，亦即葛超智（George Kerr）著《被出賣的福爾摩沙》（Formosa Betrayed）。原來，彭明敏神奇地逃離台灣之後，經出版商安排，一九七一年夏天，彭明敏與葛超智在舊金山灣區一家別墅，由彭口述，葛筆錄，再核對事實，合作完成英文《自由的滋味》；次年出版後，受到紐約時報等各方好評。中譯本後來出現，在戒嚴時代的台灣，諸多版本私下流傳。 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權威、曾任美國駐日本大使的賴世和（Edwin Reischauer）對《自由的滋味》評語最畫龍點睛：「這是一個令人入神的故事。它藉個人的生涯，把『台灣問題』的真髓，描述得比任何學術專著更淋漓盡致。它明白指出『台灣問題』是從一千二百萬台灣人過去的體驗、當前的感觸和對未來的願望，應運而生。這些台灣人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蔣家國民黨政府中間，被外界遺忘了。…讀來不能不令人期盼、也不能不相信這些既馴服又似不太馴服的台灣人，有一天必將在這地球上承繼屬於他們自己的一席之地。」 精彩逃亡故事足可拍成電影 不過，由於《自由的滋味》未交代彭明敏逃出台灣的細節，各種傳說紛紛出籠；二戰期間在日本長崎被炸壞左臂的當事人還曾玩笑地告訴訪客，他是「用一隻手從高雄划船到香港」，增益了各方對此事的揣測。除了「搭漁船偷渡」的想當然耳，流傳最廣的謠言，是由美國官方協助從當時駐有美軍的台中清泉崗基地搭機出境。 這一謎團，二○○八年「國際救援與台灣民主發展」國際研討會中，曾協助彭明敏逃離台灣的關鍵外國義人唐培禮（Milo Thornberry）、宗像隆幸、阿部賢一等人出席回顧往事，真相於四十年後才漸為人知。次年，《逃亡》出版，對抗當局、智鬥特務、縝密計畫、義人相助、秘密聯繫、有效執行、變裝易容、驚險通關…各項細節由彭明敏娓娓道來，這一足可拍成電影的精彩逃亡故事，才終於完整呈現。再過兩年，唐培禮的《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Fireproof Moth： A Missionary in Taiwan’s White Terror）英、中版本相繼出版，提供參與其事的美國傳教士角度，不僅有神學思辨的高度，也使過程的描繪更為周全。整體而言，有如另一參與者唐秋詩（Judith Thomas）所說，其間困難驚險，也趣味十足，但「直到任務順利完成，蔣家政權仍一無所知，才是整個事件最有意思的。」 這次《自由的滋味》與《逃亡》重新出版，彭明敏強調，旨在提醒並鼓勵年輕世代，台灣有很多要事尚待努力。具體而言，〈自救宣言〉所楬櫫的原則，雖已部分成真，如解嚴、總統直選、國會全面改選、保障公民及政治權利，但最基本的制定新憲法、以台灣之名重新加入聯合國等目標，五十多年後的今天仍未實現。不過，三年前的太陽花運動，令人對年輕世代有樂觀的期待。 凸顯倡議台灣國家認同特質 國際知名的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上週在台北肯定太陽花運動，強調它是國家認同運動，不是激進的國族主義，沒有意圖破壞民主，而是希望改變政府，有別於近年歐美的民粹政治。從這些標準看，彭明敏師生在〈自救宣言〉的主張，更深具此一台灣特色，與喊出「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太陽花堪稱相互輝映。 首先，〈自救宣言〉呼籲台灣人民「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這是包容而不排他的政治訴求。它既拆穿蔣介石以「反攻大陸」欺騙人民及老兵的謊言，也指責黨國當局誣陷雷震等阻撓台灣人與大陸人合作的惡行。其次，〈自救宣言〉強調遵行民主常軌，保障人權，司法獨立，健全文官…，都在改變威權政府，走向民主。更基本的，〈自救宣言〉指蔣政權既不能代表中國，也不能代表台灣，強調「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是鐵一般的事實，凸顯了倡議台灣國家認同的特質。 事實上，從〈自救宣言〉到太陽花，這一有別於歐美民粹政治的台灣特色，表現於政治改革、文化主體、社會文明，在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與建立正常國家社會之路，都一脈相傳；它既是公民的，自由主義的，推倡民主的，也是台灣的。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台灣從二戰之後，經歷二二八、白色恐怖及戒嚴時代，專制威權長期籠罩，本土文化也遭霸凌與箝制。在「去台灣化」的總路線之下，黨國當局不但殘害本土菁英，還控制言論，且經由教育、媒體控制進行洗腦，把大中國的封建醬缸文化強加於台灣之上。長期洗腦的結果，台灣有不少人因此頭殼壞去，有人至今昏睡未醒，心智創傷難癒。振興台灣文化，追求台灣的價值與尊嚴，仍是國家社會正常化重要的未竟工程。 盧世祥 半數不識母語 文化前景堪慮 台灣文化慘遭打壓，惡果極其明顯。語言是傳承文化的基本工具，如今台灣各種母語，在台灣人自己的土地上流通已障礙重重；年輕人會說台語的不到一半，原住民語言更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已經或瀕臨滅絕。一半人不識母語，台灣不僅難以欣賞傳承前人的文化遺產，也注定在文化上前景堪慮。 洗腦是另一極度傷害台灣文化的惡行。教育方面，以中國歷史地理人文為尊，台灣人事物盡遭貶抑，主體性盡失。媒體方面，透過新聞解釋權隱匿歪曲基本事實，打壓台灣主體價值。其結果有如創設台灣南社的鄭正煜所痛陳，「台灣最大的悲哀就是很多知識份子，是台灣學的文盲，對台灣的歷史、台灣的文化、台灣的藝術，他是無知的、是台灣話說的『青瞑牛』。」「他本身有很多知識、有很多中國知識、有很多世界知識，但是他沒有台灣知識」。也有如謝志偉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不少人「只顧得痛惜遠在天邊的神州沉淪，從不知欣賞眼前的淡水落日」。 輕忽或輕蔑台灣主體人事物，是文化壓制的必然惡果。戰前「多桑世代」為他人著想的修身或生活教育見棄，母語被視為阿公阿嬤的語言，難登大雅之堂。本土文化統統被視為不入流，文學、藝術、演藝圈盡遭喧賓奪主。直到與民主化一起到來的本土意識覺醒，「俗擱有力」的本土文化才春風吹又生，有如壓不扁的玫瑰，四處綻放。 本土意識覺醒 文化戰線出發 汪笨湖就是一例。他在中學階段，因讀到蘇聯作家索忍尼辛名著《古拉格群島》，引發蔣介石也是獨裁者的領悟與反感，且形諸文字，寫在學生週記，進而受到老師及校方注意。有人說，他青少年時期就顯露叛逆性格，但這其實是戒嚴時代許多台灣人的共同經驗。 在那個年代，正常思考、言論、主張，即使出自青少年，也被視為「背骨」、「大逆不道」、「思想有問題」，社會上以言獲罪者不在少數。當時台灣人最常告誡子女，「囝仔人有耳沒嘴」、「飯可多吃，話不能多講」。 違反人性與人權自由的高壓難永遠持續，但威權統治不會自動告退，要受壓迫的人民奮起反抗，才得以改變。同時，威權當局也長期豢養御用侍從勢力，他們奧步盡展，文化上以「去中國化」羅織打壓台灣邁向正常化的努力；做賊喊捉賊，即此之謂也。 汪笨湖就是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中，從文化戰線出發，力求讓台灣早日成為正常國家社會。 他有一般人所難得一見的才華。尋常文化界人士，會寫文章者未必能言善道，善於言詞者文筆也未必佳；汪笨湖文采、口才兼具，能寫也能說，乃能在文化界發揮非比尋常的力量，積極破除外來政權強加於台灣政治與文化的桎梏。 他寫小說，作品不斷。他的創作聚焦台灣草地鄉土，以深入描繪人性為特色，大放異彩，備受文壇重視和大眾歡迎；且經改編為電視連續劇及電影，人氣甚高，既叫好也叫座。 他語言表達才華卓越，跨越媒體。從文壇走向電視圈，他既屬出眾的談話性節目主持人，也是政論名嘴，清除黨國洗腦遺毒，說出台灣人普遍心聲，奮戰不懈，乃能風起雲湧，創造時勢。 人民心聲為本 扭轉整體失衡 他從南部出發，扭轉整體失衡。台灣南北失衡，城鄉差距懸殊，政經社會文化各層面皆然；失衡既是物質的，也是心態的。外來政權所打造的「天龍國」、「中國城」、「從台北看天下」，既不自然也不本土，危害台灣長遠正常發展。汪笨湖以最樸素、堅實、可靠的南台灣基層人民心聲為本，有根又有力，在文化戰線攻城掠地，影響遍及全台灣；「去台灣化」的無根腐朽因之退潮，「天然台」的扎實清新處處開花。 最重要的，他有台灣心。台灣心出自良知良能，所望所求簡單明白：文化要以斯土斯民為主體，政治要人民當家做主，社會要多元包容；這是台灣的基本心聲，人民卑微的心願。有了台灣心，價值信念必然堅定不移，面對險阻堅毅不拔，終身致力不留遺憾。 汪笨湖在文化戰線積極奮鬥，可引美國羅伯．甘迺迪名言描繪：「每次有人為理想挺身而出、為他人福祉而動、對抗不公不義，他都發出希望的漣漪，經由千百萬人的動能及膽識相互激盪，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波濤，足令壓迫及抗拒改革的銅牆鐵壁傾塌。」 振興台灣文化 有心人續接棒 如今汪笨湖遠行，曾在文化戰線上讚賞他、受他感動，或有幸與他相識、相知或並肩作戰的眾人，除了思念，還要在他未竟的振興台灣文化之路，繼續接棒，奮戰不已。有如台灣歌劇名家曾道雄為威爾第歌劇「拿布果」（Nabbcco）所填的台語詞：「美麗台灣，我可愛的故鄉；這是咱大家世代生活的天堂。我願意為著伊流汗來打拚，我願意為著伊流血來奉獻。」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