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報「司法話題」，昨大幅報導台中地院對「球棒隊」給予輕判的新聞，輕判理由是「情堪憫恕」。 「球棒隊」砸車毆人惡行，讓民眾畏懼，圖為去年因與警察兒子細故糾紛，「球棒隊」砸毀警察妻子賓士車的畫面。（資料照）     正如持反對意見的律師所言，對被告等五人持球棒砸店傷人，還噴漆吐檳榔汁，實看不出「客觀上，有足以引起社會大眾同情之處」。法官或許引用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不過筆者眼拙，怎麼看都看不出「暴力滋事者」，客觀上有可以讓人理解、同情之處。 持球棒聚眾、對特定對象的店車恣意砸打，若說心中尚有一絲良心，或眼裡還有一點法紀，可能連鬼都不相信。以「球員」犯後態度良好、並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就給予輕判，都小看了專以「逞兇鬥狠」為能事的幫派份子，其潛在的惡性暴力本質。 法官基於「修復式司法」考量，給予犯罪者輕判，或許合法，卻不合常情常理。何況任何判決都會形成判例，也會對社會「隱而不顯」的犯罪行為，產生一定程度的「嚇阻」或「鼓勵」作用。給予動輒砸打的球棒隊輕判，並無法扭轉街頭盛行的砸打歪風，更不可能叫「球員」從此放下球棒、立地成佛。 球棒隊橫行街頭任意砸打，已造成民眾相當的恐慌，也給維護治安的警方帶來極大的壓力。理論上，當以設法遏止、消弭這股歪風為要務，司法尤應扮演強力掃蕩的支持角色。如果前面警方嚴打，後面法官卻輕縱，就如同前門抓狼、後門縱虎，球棒隊橫行砸打歪風怎消弭得了？ 法官有佛心是好事，但慈悲心、憐憫心應是用在善良百姓身上，藉著司法伸張正義、表彰公理、保障權益，而非反其道，憐憫同情起犯罪者，令人匪夷所思。尤應思考，當司法的天秤往「不正義」的一方傾斜時，人民的權益是被犧牲的，公理正義是被拋在一旁的。 想像被害人面對一群凶神惡煞闖進屋內凶狠砸打的畫面，就算被害人願意和解，但肉體遭受的傷害，以及內心極度的驚嚇恐懼陰影，豈是和解就可撫平消除？面對法官「情堪憫恕」的見解，也只能無語問蒼天，怎會相信司法呢？ （作者為大學教師，台東市民）

  母語是否納入本土語言課程，甚至上推至國、高中必修課程，正反意見都有。近日上課講到「原住民與新移民文化」單元，要學生針對母語教學議題寫報告，發現大家都肯定母語教學對保留傳統語言的價值，特別是原住民學生；然對教學成效也表示憂心，因為都已上大學了，對母語的使用仍有鴨子聽雷、說不出口的感覺。此似乎也證明推動已十八年的本土語言教學，成效顯然不如預期。 母語是一種語言，也是文化的傳承，政府制定「國家語言發展法」，是對於多元族群的認同和文化的尊重，立意及用心都值得肯定，但也不能忽略外在環境及潮流趨勢演進的影響，否則，浪費的不僅是教育資源，更是學生寶貴的學習時光。 根據《全球族群探索》研究，全球至今仍有近六千種語言被使用，但有一半的語言沒有傳授給孩童，意味著這些語言注定要滅絕。在這六千種語言當中，只有三百種語言，使用人口超過一百萬人，並且平均每兩個星期，就有一種語言在地球的某處消失。換句話說，除非有足夠的人口數支撐語言的流通，否則，自然消失將是無可避免的結果。 把母語納入語文課程，對保存母語、傳承文化具有一定的功能，但是否就能達到下一代能講、肯講的目標，並不盡然。 我曾請教本身是民代、醫師、校長的原住民朋友：「在家裡和孩子講母語嗎？」不意外的，除跟長輩外，他們並不和孩子講母語，反要求孩子學好國語、加強英文。不能怪原住民菁英不重視自己的母語，而是時代在進步、環境在變遷，資訊世界隨時有新語言出現，相較之下，母語變得不是那麼重要。 從教學現場看，把原本在家裡或部落可自然開口說的母語搬到課堂上，再利用羅馬拼音教學，其實已不是學母語，而是學另一種「外國語」，況且一週只一節課的母語課程，能學會多少也不無疑問。每年舉辦的母語朗讀、演講比賽，很多是老師撰稿，學生背誦再添加點表情手勢表演出來的，成效可想而知。 另據內政部統計，台灣外配人數已超過六十萬人，他們的下一代，即所謂的「新二代」約有四十萬人，到底講國語？講爸爸的話？講媽媽的話？也是個問題。 父母是孩子學習母語最好的老師，家庭是母語最好的學習場所，如果連父母都不講也不教，卻期待透過母語教學來承擔保存母語及文化傳承的重責大任，恐寄望太高，也不切實際。 （作者為國立台東大學教師）

  有藝人之子在美國因為一句「玩笑話」，被美國警方以涉嫌預謀犯罪移送，有人認為美國警方小題大作。然對經歷九一一恐怖攻擊，仍處在恐攻氛圍下的美國，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被「合理懷疑」有威脅美國安全之虞，大動作偵辦乃屬必然。 台美國情不同，對小孩的管教方式與對法律的認知有很大的差異。藝人之子的「無心之言」在國人看來，可能是同學間的玩笑之詞，但在美國人的經驗裡，任何帶有恐嚇、威脅性的言語，都會被認真看待。換句話說，玩笑可以開，但逾越法律或拿別人的生命開玩笑，就另當別論了。 藝人之子以涉嫌恐攻被美國司法部門起訴的同時，台北地院則剛宣判完網友意圖以雞爪釘攻擊總統座車案，以言論自由判無罪。兩案案情容或不同，但都實質涉及恐嚇威脅，命運卻大不同，究竟是美國司法單位反應過度？還是台灣司法較有人情味？ 蔣姓男子在Line號召群組買雞爪釘，伺機使蔡英文座車拋錨或翻車，以達到革命的目的。訊息被國安單位攔截後，通報檢警偵辦，檢方以煽惑犯罪將他起訴，法官卻以其所號召言語屬「言論自由」，難以認定有犯罪故意，判他無罪。 藝人之子和蔣姓男子，一個是和同學電話聊天被舉發，一個是在Line群組廣為散播，論情節及擴張性，蔣姓男子意圖危害總統的動機與犯行，應比藝人之子揚言攻擊校園的「戲言」更明確、也更嚴重。然台灣法官卻認定蔣姓男子的言論，是對蔡英文執政的不滿，只是情緒抒發。 異地思考，假設藝人之子的揚言攻擊言論發生在台灣，很可能被認為是小孩子的玩笑話輕鬆結案，因為「尚無具體犯罪事實」。相對的，蔣姓男子教唆群眾意圖攻擊國家元首座車案，在美國可能被以叛國罪或暗殺罪名起訴。 同樣都是「言語犯罪」，都尚未付諸行動，也沒有受害人或犯罪事實，但兩國司法對類似案件為何會有如此大差異，是美國被恐攻嚇壞了？還是台灣太自由？ 美國重視人權自由，但前提是不能逾越法律。反觀台灣司法不但沒能堅守是非公理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反常以種種似是而非的法律見解，為犯罪者開脫，不但讓司法變成「無牙的老虎」，也讓頑劣刁蠻者更視法律為無物。 司法未能發揮剷奸除惡的功能，結果就是讓原本應規範社會秩序與教育民眾守法的「法治精神」蕩然無存。台灣被譏諷是詐騙王國、犯罪者天堂、人民享有最不負責任的自由，又豈是無的放矢？ （作者為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