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由於面臨大選，政治局勢詭異波譎。而在各方勢力之中，最讓人滿臉問號的，大概就是「沒有要選」的柯文哲吧！先是在「是否投入總統大選」一事上曖昧搖擺，後來又有「郭柯王」聯盟的各種小動作，最終則是組成了盜用蔣渭水黨名的「台灣民眾黨」，而迎來據估計已達18萬人的退讚潮。從年初的大有可為，到年底完全失去攻大位的資格，只能拖著一個小黨期待下個4年，2019年對柯文哲來說恐怕不是太快樂的一年。 在沒有參選總統的「母雞」身分下，柯文哲必須持續發聲，以避免自己的媒體聲量被邊緣化，連帶使得台灣民眾黨一齊沉沒。因此，柯文哲選擇砲打中央來創造話題。這就產生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畫面：柯文哲是沒有要選總統的台北市長，但每天都管很寬，專門在媒體上指教其他縣市或全國性事務，比如之前對軍購案發表意見，或這兩天傳出要下高雄開記者會，談論陳菊在高雄市長期間的負債問題。 如果柯文哲是個模範縣市首長，行有餘力而指劃江山，那也就罷了。偏偏在《遠見》、《天下》今年的縣市首長滿意度調查裡，柯文哲總是敬陪末座，在《天下》是22縣市中的第20名，在《遠見》則是六都中的最後一名。 因此，雖然他自稱跳脫藍綠意識形態，意圖召喚出一種強調治理的、務實的技術官僚形象，但他的治理成績顯然不太值得強調，所務之事也沒帶來更好的現實。某種程度上，柯文哲之所以在媒體上管那麼寬，以指教他人為材料，或許正是來自政績的乏善可陳——講不了自己的功勞，那還是指責別人的不是吧！ 這些狀況，使柯文哲的媒體操作呈現「透支」和「預支」的奇妙狀態。所謂「透支」，是指他自己過去4年下來所累積的空戰能量，在他每一次搞不清楚狀況的發言中流失。他每每發表歧視言論、攻擊中央、開口講他自己完全不懂的國防事務，希望以此賺取聲量。但這些聲量往往只有一日行情，而代價卻是「退讚」的失血不斷。這樣的「透支」總有一天會把資產敗光，但柯文哲似乎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 「預支」則是他近日嘗試的新招，然而效果也十分有限。比如日前，他拋出了自己2024年要參選總統，意圖以此召喚支持者為台灣民眾黨張羅門票。這等於是抵押不知道會不會有的未來支票——韓國瑜暴起暴落至今不過1年多，誰知道4年後柯文哲人在哪裡？搞不好退讚到連空軍都沒有了呢！那時他已從市長的位置上退下來，可能根本沒有舞台可以發揮了。變賣家產不夠，還要典當不可知的未來，這已堪稱「晚景淒涼」，更淒涼的是，這還是無法突破一日行情，閱聽大眾很快又對他拋出的議題失去興趣。 柯文哲自負天縱英才，但實際的績效恐怕跟不上他的自我感覺。他看不起其他政治人物（特別是女性政治人物），覺得自己外科醫師的腦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很可惜，這不是他大學聯考那個時代了，政治不是扁平的紙筆考試，是不能輕鬆地「理組轉文組」的。他要學的東西還有很多，只是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與其說人們關心「青花菜」的議題，不如說人們早就渴望政府主動說明了。翻攝自農糧署臉書 朱宥勳／作家 在九合一大選過後，「假新聞」的議題受到了極大的重視，從官方到民間，有識之士都在思考如何應對、如何減低謠言所造成的傷害。近日更出現了一個有趣的案例，或可視為轉變的契機。 12月3日，《聯合報》出了一則「聽政府的話改種青花菜，誰料價崩盤」報導。就在當天下午，農糧署的臉書「鮮享農YA - 農糧署」粉絲頁推出了一則影片，由農糧署官員報告近日菜價，證明菜價平穩，駁斥《聯合報》的不正確報導。 這則影片的風格非常樸實，就是一位官員站在一張簡報前面，用沒什麼抑揚頓挫的台語說明農糧署要澄清的內容。但如此樸實的影片，卻收到了極佳的效果。該影片上架18小時即累積了1700個讚、1400個分享以及超過10萬的點閱率。雖然在茫茫網海之中，這個數字並不算非常驚人，不過對比農糧署其他貼文，往常的讚數僅有50-60左右，澄清影片的數據已是爆量級了，無疑是好的開始。 而且觀察分享者的留言，大多數意見都是「政府就是要主動迎戰假新聞 」。從這樣的反應看來，與其說人們關心「青花菜」的議題，不如說人們早就渴望政府主動說明了。 我也是樂見此事的一員。但這並不容易，需要公部門在組織、文化上進行一番調整，然而這絕對是值得的。過往的公部門對任何媒體都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最好的消息就是沒有消息」。因此就算出現負面新聞或假新聞，多數官員也是抱持「不要隨之起舞」的鴕鳥心態。然而你不起舞，別人也是會舞到風生水起。公部門確實不宜主動「出擊」，但卻不能連「反擊」的能力都沒有，這會慢慢磨耗威信，對長遠的政務推行有很壞的影響。 而此次的農糧署，就是一次良好的反擊。各個公部門往後若想跟進，可以從這個案例中學到很多。其中有3個重要的原則： 第一是「時效」。在假新聞和謠言「上市」之後，必須把握「6小時」的黃金時間，盡快提出有說服力的反論或證據。因為人類是先入為主的動物，必須在閱聽大眾還沒形成強固印象前，盡速介入。如果時間拖長了，就算澄清也不會有什麼效果。農糧署的影片就動作頗快，差不多是上午8時見報，下午4、5時影片就出來了。當然還有能夠改進的空間，這就需要繼續優化反應流程了。 第二是「權威」。在澄清時，如果能夠讓具有公信力的單位或人士來發布消息，闢謠效果會更佳。因為人類對權威會有信任感。而公家機關在其主責事項內，「理論上」都有頗高的權威（除非真的太混），這是民間人士所沒有的優勢。農糧署的影片並不絢麗，說話者的姿態、衣著以及影片的背景，都有一種濃厚的官方「醜學」。美感不高，卻很符合人們對官員的想像，在這種場合反而加分。而如果要使這種優勢最大化，公部門勢必要有一套公關危機的處理流程，能夠讓基層的人員彙整數據、案例，形成一套反擊論述，快速交由作為「門面」的官員出面說明。 第三是「反投放」。這點可能是最困難的部分，原則是「在哪裡被攻擊，就要在哪裡投放回去」。所以如果是LINE上有謠言，我們就要有個管道把反擊論述放進LINE裡。不過，如果像是《聯合報》的這則新聞，就很難在同樣的報紙上投放回去，因此大概也只能透過其他網路媒體來放送，多少把傷害抵掉一些。 掌握了這3個原則後，公家機關就可以更有自信地面對媒體了。只要自己的本業有做好，加上一點點正確的宣傳觀念，媒體並不是一條無法駕馭的惡龍。而在直播盛行的年代，只要用很低的成本，就能達成「由權威人士快速反擊」的效果。我們的政府當然還遠遠不是「最會溝通的政府」，但只要願意開始學，永遠都不嫌晚。

　　當我說出「詩壇祭酒」這四個字的時候，如果你是一個稱職的高中生，應該要瞬間產生下列兩組膝反射般的反應：一、國學常識，「祭酒」，就是某個領域成就最高的領頭人物的意思。二、余光中。 　　「詩壇祭酒余光中」，這個組合在國文課本和考卷中是正確答案，不過如果你真的去調查五十歲以下的詩人、或有在寫詩、讀詩的讀者，到底有多少人認同這個稱號，可能會得到非常尷尬的結果。課本故意不告訴你的八卦是，余光中在任何意義上，都稱不上「祭酒」，至少在最近三十年來早就不是了。不管你是問大家「影響你最深的詩人」、「你覺得最好的台灣詩人」、「最喜歡的詩人」…得到最大宗的答案，恐怕不是楊牧，就是夏宇，至於余光中能不能排上第三名，可能還得要問問鄭愁予、紀弦等人的意見。他的作品和文學觀點，在台灣乃至華文詩壇的影響力已經大幅衰退，而除非出現意外的轉折，否則目前看不出逆轉的跡象。—最明確的指標就是，現在幾乎沒有後進的詩人自稱以他為宗，被他的作品啓發。 　　余光中沒有什麼不好，只是也沒有那麼好。如果你想要裝成文青，千萬不要說自己最喜歡的詩人是余光中，因為這等於是告訴其他文青：「這個人除了課本以外，什麼都沒讀過。」如果你問其他「業界人士」的意見，應該會有不少人告訴你，他有一些好詩，但令人尷尬的是，他也寫了數量龐大的爛詩，是一位…這麼說吧，勇於發表的詩人。想要看證據的話，最近的經典案例就是〈某夫人畫像〉。干萬不要含著水google這個關鍵字，你的螢幕會濕掉。 　　在國文課本的「作者」欄位，通常會簡單說明作者的生平、所屬的文學流派、風格特色和文學史地位。這些資訊，有些是為了讓讀者(也就是被迫讀它們的學生)更知道要用什麼角度去理解作品，有些是為了告訴你這個人多有成就，為什麼値得我們讀。然而，尷尬的是，大部份的學生高中畢業之後並不會繼續讀詩、寫詩，也不會進入文學系所，所以就算課本裡面胡吹一氣，也不會有人發現的。在這種狀況下，某些名不符實的作家，就會因為「官方推崇」或有意識的政治操作，而被選入課本當中。 　　毫無疑問，余光中就是一位深受官方熱愛並且也熱愛官方的作家。事實上他讓「業界人士」感到尷尬的地方，不在於詩作的成就，也不在於被過於溢美，而是他為何能夠在業界之外如此「顯赫」。這就牽涉到課本的「作者」欄位絶對不會寫的八卦：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余光中曾經寫信給特務系統的將軍王昇告密，指控和他意見不合的對手是共產黨。那是一個家裡搜出一本《資本論》，就可能被抓去關好幾年的年代，因此這是一個非常沒品的、開外掛的行為，成功地為他臝得一輩子也享用不盡的，其他文人的鄙夷。首先在「現代詩論戰」裡，他已於公開文章中指責論敵唐文標左傾：後來到了「鄕土文學論戰」，更是發表了〈狼來了〉一文，把鄕土文學一槪說成「工農兵文學」，並寫了這麼一段名留青史(但課本很希望我們忘記)的結尾： 　　説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撿查撿查自己的頭吧。 　　嗯，他叫辯論的對手檢查自己的頭，說要來「抓頭」。從此之後，在「業界」講到「血滴子」，大家就知道是誰了。這段故事，在二十多年後，被當時的辯論對手之一陳映真披露出來。陳映真、余光中之間的恩怨，可見於中國學者趙稀方的文章〈是誰將「余光中神話」推到了極端？〉，不過我要補充的另外一個脈絡是，余光中的〈狼來了〉發表於一九七七年。而陳映真才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五年因為白色恐怖坐牢，剛出獄兩年。確實，陳映真的思想是左傾的，不過為了思想上的爭論而開人命的玩笑，這已是人格上的汙點了；更別說在文學圏裡，翼附官方來打壓對手，無論如何都是有損文人尊嚴的。他近年來大力宣揚中國文化，想必也知道，傳統中國文人的驕傲是耿直、敢言、勇於對抗當權者，而不能為官方擦脂抹粉的。 　　但他這麼做，也並不是毫無所得的。自此之後，這個世界就有了兩個版本的余光中：課本裡面那個、《台灣新文學史》裡面那個「詩壇祭酒」，那個在大部份不讀詩的學生心目中唯一認識的現代詩詩人；以及「業界人士」、那個寫過好詩也寫過爛詩，勇於發表的「血滴子」。從個人生涯的觀點來看，他絶對堪稱成功人士。但從一個關心文學教育的寫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來說，我對於把這些課本故意隱瞞，卻又不是很難查到的八卦告訴學生，所能造成思想影響，更感到興味盎然。在這個話題上，我們找到了政治和文學的共通點—它們都善於把世界一分為二，讓真實與虛構混淆不清。

日前，《聯合報》的「數學生活化害死學生 李家同：博士班再談翻轉教育」一文，報導了李家同若干教育意見。報導的重點集中在李家同對教學「生活化」，以及加強「探究」的批評。他認為這些東西都太困難了，為了程度比較不好的學生，應該要回歸基本的東西。 這些說法並沒有什麼新意，顯現的就是李家同在教育上一貫的保守。李家同三不五時就會針對教育議題「發作」一下（而且永遠都是同樣一批媒體配合報導），但其教育理念非常粗陋，可以一言蔽之：那就是「回到聯考時代吧」！ 抒發威權時代鄉愁 「聯考」之於李家同和他的好夥伴們，既像是宗教信仰、也像是毒品。當他們拿聯考的標準批評現代的教育，認為升學機制應該單一化、考試方式應該只有紙筆測驗、教學方法強調填鴨式的反覆練習、教學內容也應該縮限在狹窄而明確的範圍時，他們其實並不是從務實的觀點，來考量「這樣訓練學生，比較符合社會的需求」。  他們只是在抒發自己對威權時代的鄉愁：以前那樣多美好！世界如此單純，學校只給一套標準答案，政府說什麼就是什麼，為什麼要「強迫」我們的孩子成為一個會思考的自由人？  不用有什麼高深的教育學素養，只要隨便到哪個「業界」去問一圈，他們都會告訴你，企業期待學校產出的是具有「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學生。而聯考時代的教育恰恰就是最害怕學生有能力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因為沒有什麼比威權體制更能造成效率低下與無意義的幻象了，它自己就是最大的問題。我們就算不考慮學院裡的教育理想性，光是比對商管財經書籍所要求的「人才」，與傳統教育體制所提供的訓練內容，其落差就不可以道里計。  因此，從1990年代以來的「教育改革」，並不只是少數專家學者的任意妄為，背後是有社會的急切需求在推動的。即便方向和力度不能盡如人意，但「非改不可」已是普遍共識；相比之下，李家同的聯考信仰真的只是鄉愁，而非面對現實的方案。  所以，當李家同開口談教育時，總給我一種濃濃的「聯考成癮」之感。教育制度變革了這麼多年，他卻還沒能戒掉「聯考」這種毒品，隔一陣子就會戒斷症發作，扭動起來不甚雅觀。他主張自己的看法才是務實的，然而所述之事往往只是弔詭地證明了聯考成癮者是多麼淺薄。  不知因材施教為何 比如他說必須重複教導基本的東西來挽救後段學生，卻沒意識到可能正是因為傳統教法與這類學生的認知模型不合，才造成他們成績不佳；當他大肆批評探究式教育之不可行時，人本的「數學想想國」和「科學高興班」卻早已研發出成套的教材和教學法，體制內的中小學也有許多教師做出了成果。 但這些東西，都不在聯考成癮者的考慮範圍內吧。因為這樣的人從一開始就是能夠在那種畸形制度中適應良好的物種，所以他們不願去理解還有其他可行的方法。他們認為，讓所有人都面對單一的篩選標準，就是「公平」、「有效」的；就像用飛行能力來測驗叢林裡的所有動物一樣。你若剛好沒長翅膀，一定是你不夠努力，還在戒斷症狀中扭動的他們可不知道什麼叫做因材施教。  作家、《秘密讀者》編輯委員 

《海角七號》電影劇照。 圖／果子電影提供 大約一週前，彭明輝教授在他的部落格發表了〈失去真相的台灣史〉一文，主張：「在國民黨的遮掩與扭曲下，我那一個世代的『台灣人』很難了解真正的台灣史；後來，在綠營各路人馬的遮掩與扭曲下，野百合和太陽花世代很難了解另一面的台灣史。」但在這個兩陣營各大五十大板的宣告過後，這篇文章主要的篇幅和批判力道，都是向著台灣人「親日」或「認賊作父」的方向而去的。 姑且不論在討論歷史的時候，仍執著於「真相」一詞，是多麽過時的方法論。歷史學的部分，可交由方家指正，身為寫小說的人，我特別注意到的是他提到了描述日本時代的電影，並且批判這些電影的意識形態：「在海角七號等一系列『懷日』電影裡，台灣人跟日本人只剩浪漫或淒美的情感，而徹底忘記慰安婦的故事，也忘記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這段說法，讓我們很明顯地看到了彭明輝教授學力未逮、思慮未周之處——如果不是惡意地「未逮」、「未周」的話。 彭教授也許有所不知，在我們評論一個文本，無論是小說、電影還是其他敘事性文類時，有一些評論者必須遵守的「紀律」。其中之一是： 我們必須盡可能以「文本中呈現了什麼」來作為評價依據，而盡可能避免批評「文本中沒有呈現什麼」。   也就是說，如果你覺得一部作品寫錯了什麼部分，或者哪裡沒寫好，我們應該直接指出是哪個段落、哪些部份出問題；但除非你有非常非常非常充分的理由（比如說在推理小說最後，沒讓你知道兇手是誰之類的），你不能自己認定「作者應該要呈現什麼」，然後因為沒呈現就覺得它寫壞了。 因此，彭教授對《海角七號》這類「懷日」電影的批評是完全不成立的。他的狀態就是先預設了，凡是寫到日本時代，就應該寫到慰安婦、寫到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階序關係，然後因為《海角七號》沒有寫到他的預設，所以這部電影就有問題。這基本上是一套自high的批評方式，因為綜觀《海角七號》的情節，很顯然主要是發生在當代的台灣，裡面的絕大多數角色，都是沒有經歷過日本時代的人，他們「理所當然」可以感受不到當時的殖民氣氛，也「理所當然」不會提起慰安婦；除非故事中的角色剛好是慰安婦。要加進去處理當然是可以的，但不加也不是什麼罪，就像我吃嘉義火雞肉飯喜歡加一顆半熟荷包蛋，但我不能說沒有半熟荷包蛋的火雞肉飯很難吃一樣。 沒錯，《海角七號》是一個浪漫化的故事，但並不是一個脫離現實的故事。不管是故事中年輕一代的愛情，還是長輩一代的羈絆，都是可能發生的。除非彭教授能先論證這樣的愛情並不存在於日本人和台灣人之間，否則一萬個慰安婦的例子也不能抹消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 而為什麼會有這條紀律呢？因為任何文本都有篇幅上的限制，不可能毫無節制、包山包海地一路寫下去。如果彭教授這種「從虛空中生出問題」的批評方法可行的話，那理論上所有的作品都會是劣作，我永遠都可以說某作沒寫性別、沒寫族群、沒寫階級、沒寫科學、沒寫宗教、沒寫倫理⋯⋯這樣的地圖砲，終究只是讓文學批評成為一場虛無的嘴砲秀而已。這通常好發於喜歡在演講場合中以發問之名、秀「我很有想法」姿態之實的生嫩聽眾，發生在堂堂貫通人文學理的教授身上，著實讓人訝異啊。 依照同樣的「沒寫」邏輯，我也很想反問彭教授：您的文章既然舉了《海角七號》為例，為什麼會漏掉同一位電影導演的《賽德克・巴萊》？那裡面所描述的殖民體制，可是活生生的血肉拚搏、善惡交錯的。或者漏掉了同樣由魏德聖監製、馬志翔導演的《KANO》？在殖民觀點上，它可能是最接近彭教授（宣稱他）所在乎的「平衡」觀點的——在故事裡，既有無視種族藩籬，對日漢原學生一視同仁的近藤教練，也有歧視這支雜牌軍的校方人員、地方仕紳和體育記者們，這難道不正是彭教授訴求的「客觀而完整地面對台灣的歷史」？ 還是說，面對「中國」、面對「漢文化」就需要「客觀而完整地面對」，面對日本時代，就只須一概的批判，無須面對歷史中每個行動者的複雜關係？ 事實上，像魏德聖、馬志翔這一系列的電影，才是在創作上比較接近「客觀而完整地面對台灣的歷史」的方式。因為創作者的技藝和藝術素養，讓他們知道不可能強求一部作品講完所有議題，所以他們願意不斷推出有不同認同框架的新作，而不只是固守在單一的「親日」或「反日」的框架裡。這些作品的藝術成就多高暫且不論，但這種願意正反並陳、多元交雜的態度，在創作者的政治倫理中，已是無可挑剔的了。 除非論者也是刻意只挑單一作品，來批評其空缺，刻意無視整個創作藍圖的互補性。 最後，彭明輝教授也提到了作家鍾理和的例子，認為鍾理和也曾以中國為「原鄉」，呼籲大家無需在文化認同上割裂與中國的連帶。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我還可以再加碼一例：像戰後初期的左翼作家楊逵，也是毫無疑問認同中國這個祖國，希望它能茁長強大的。 但很可惜的是，「祖國同胞」似乎沒有把他們當作同胞。鍾理和在戰後初期，目睹了北平官員以「接收日產」之名，順帶搜刮台灣人財產的情況——因為他們假裝自己無法分辨誰是日本人、誰是台灣人——甚至不願意接納台灣人為中國人，認為他們都是奴化的日寇餘孽，因而有了〈白薯的悲哀〉一文。（非常推薦彭教授一讀，google找得到，特別是在彭教授前一篇文章〈了解時事與政治人物的幾個要領：一個教案〉才示範了使用google的方式；這不難，您做得到的。）而楊逵，在發表了反對台灣獨立、希望祖國中國能加速政治改革的〈和平宣言〉之後，就因為這篇文章被關了整整十二年。（這也google的到） 所以您將「排中、反中與去中」歸咎於綠營，很可能完全搞錯了。打從1945年開始，中國人就沒打算讓台灣人成為中國人呢。與其說台灣人追求「台獨」，倒不如說台灣人是「被台獨」的；與其說台灣人天生親日，倒不如說是戰後70年國民黨成績斐然的「德政」，使得台灣人竟然在兩相比較之下，覺得「被殖民好像比較愉快」呢。 這是要怪誰啊。

2016年台灣大選結束，整個局面大致上是泛綠支持者希望看到的局面：在台灣主體意識日漸凝聚的背景下，蔡英文以三百萬票的巨大差距擊敗朱立倫，並且帶領民進黨首度完成了「國會的政黨輪替」。考慮到本次不及七成的低投票率（如果沒有「子瑜」事件，也許更低……），這場勝利不可不謂巨大。雖然這個結果，對某些政治取向的社群來說猶有不能滿意之處，比如進步知識份子圈支持的綠社盟、比如獨派支持的台聯，都沒能跨過5%的國會門檻，但總體而言，大部份因為國民黨過去八年執政而焦慮的選民們，至少會有甜美的一夜了。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描述這場選戰，我會說：這是台灣人選擇了自己的勵志故事。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對拼的韌性 從689到689，台灣人展現了與掌權者對拚的韌性。2008年的陳雲林事件，到2016年的周子瑜事件，此二首尾呼應的「國旗事件」，是一個具體而微的隱喻：國民黨政權始終沒有把人民的問題當問題，最後自己就會成為那個等著被解決的問題。當我們想要自由的認同空間（而不是虛妄的大國幻夢）、想要安定的經濟生活（而不是沈重的「競爭力」壓力）、想要一個現世安穩的小家園（而不需崩毀在「開發」的怪手之前）、想要免於遭他國控制（而不是只能選擇Z大於B的服貿）、想要自由的思想空間（而不是一份「微調」的課綱）…這些時候，執政的政府拒絕呼應我們的要求。他們的修辭始終都是家父長式的否定：你們不懂，你們沒資格決定這些事；所有事，我們說了算。 在最近兩年的政治評論中，「年輕人」或「世代」成為關鍵詞。許多人都說，國民黨得罪了年輕世代，所以才會這麼淒慘。但我想狀況可能是反過來的，不是年輕世代反國民黨，而是國民黨自居君父，把所有國民當作稚弱可欺的幼子。他們倚老、掌權，讓每個台灣人，都「被年輕人」了。 於是，每一次的鍵盤參戰和街頭抗爭，每一次的呼喊與衝撞，都是在跟這個政府說：「你給我停下來，我不要這個，我要的是——」但統治者總是有各種手段，行政權、媒體控制、分化、拖延、壓制…一開始，這些反對的能量很快就會被打散，但慢慢地，人們變得越來越有經驗，越來越頑強，懂得如何周旋。回顧過去八年的「官民互動」，如果是不明究理的外星人，搞不好還會以為國民黨是在餵招「訓練」台灣人如何當個「有辦法」的公民。而國民黨一直沒有發現的一件事情是，對公義之事的憤怒有它的能量守恆定律，你可以一關一關過、一次一次敷衍，但當這些憤怒累積夠久之後，隨便一點火花就能炸穿表面的和平。你可以試著繼續忽視它、壓抑它，那下次它就會以更兇猛的形式出現。 所以，2013年有二十五萬人送洪仲丘。再壓，就是2014年的318運動。再壓，就是1129五都選舉的大敗。 在2016的大選之前，我其實一直在想，台灣人覺得夠了嗎？這股「氣」散掉了嗎？ 現在答案很明顯了，這是台灣人再次對執政者發送的信號：不管國民黨的修辭如何天花亂墜，自居「改革」，我們心裡很清楚，你根本沒有任何改變。台灣人學會了，這就是一場比氣長的競賽，無須為了「為什麼OO還沒倒」而灰心。哪怕掌權者家大業大如國民黨，撐著那口「氣」，總有一天撂到你。 就在這場選戰裡，你會看到對政府不滿的選民們，如何自發地形成一個個有目標、有意志、有策略的戰鬥小團體。他們交換訊息、互相警惕新聞被遮蔽；他們透過各種創作，進行大量的文化干擾；他們設法向身邊的人拉票，或者設法降低對手的得票；直到選戰的最後一秒，他們還是設法盯著全國各地的票匭，確保每一張開出來的票都是沒問題的。這簡直是一場巨大的球賽，政府完全失去了主場優勢，在敵隊球員的進逼和球迷的噓聲中左支右絀。 你選擇讓誰贏 689萬人選擇讓國民黨輸掉總統；差不多數量的人選擇讓國民黨輸掉國會優勢。那人們選擇讓誰贏？ 讓那些象徵著「是的，我們能做到」的人贏。 所以，蔡英文贏了。許多人批評蔡英文的政策和作風，從理性上來說可能是對的，但忽略了這些支持者的情感基礎。蔡英文在這次選舉，除了候選人以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是「勵志偶像」——那個帶著2008年，看起來萬劫不復的民進黨，一步一步重返榮耀的超級總教練。她從參選開始，就不斷召喚的「最後一哩路」這個意象，就是對這些選民最深的呼喚。而她的勝選感言也呼應了這個主題，她先對支持者說：「我說過，我拚了命，也要把各位的淚水轉化成笑容。各位，我們都做到了。 所以，如果你的眼中還有淚水，請大家把它擦乾。我們一起用快快樂樂的心情，來迎接台灣新時代的開始，好不好？」接著對黨內的同志說：「我還要特別謝謝這次競選總部中年輕的工作同仁們，尤其是黨工。過去，這麼多年來，我心中一直有一句話想跟大家說。這個黨曾經失敗過，但是，我一直告訴我自己，總有一天，我要讓大家穿著這個黨的制服，走到外面的時候，心中是充滿著信心和責任感。我們做到了。」與其說蔡英文真的帶來什麼新的政治願景，不如說她帶給群眾一種精神上的信心：可以的，如果民進黨曾經這麼糜爛都可以站得起來，沒有什麼不能做到。 這跟國民黨及其支持者時常掛在嘴邊的失敗主義台詞——不可能獨立的，台灣人沒有競爭力，鬼島沒有希望——是天壤之別。 更振奮人心的勵志偶像，則是三席區域立委：中正萬華的林昶佐、潭雅神后的洪慈庸和花蓮的蕭美琴。這三個人都是在極端落後的局勢之下進入那個選區（差別在蕭美琴的「起點」早很多），頂著20%、30%民調的驚人落後，一點一點把局勢扳回來。蕭美琴在基層耕耘多年，感動了「正當冰」老闆，終於在選前一週引爆了討論的熱潮，她的勵志故事是蔡英文翻版，讓人們相信悶著頭做會有回報；這對於大多數忙得要死但又賺不到幾塊錢的台灣人來說，是必要的心理安慰。 林昶佐打破的是「乖乖唸書、不要特立獨行」這類陳腐規條的限制，對手追打它的長髮反而自食惡果，勝選感言裡他甚至加碼：「第一個搖滾歌手即將進入國會，我、林昶佐、長髮、刺青，我將進入立法院。」它象徵了舊的、軍公教式的「守規矩」人生觀被揚棄，人們渴求更多元的「正面」形象。讓那些在體制內，永遠不可能是好學生、好勞工的人們，也有機會相信自己是很好的人。洪慈庸則是一個更加巨大的象徵，那不但是人民之怒的凝聚，更是它的昇華與結晶。她背負著眾人皆知的哀傷，呈現的卻是樸實、鎮定與柔韌。如果問我個人勝選這夜最接近掉淚的時刻，那並不是蔡英文的最後一哩路，而是ptt網友翻出兩年前洪仲丘事件的文章，然後留下的那句簡直值得刻入石碑的禱語： 「洪仲丘，你姐姐贏了。你看到了嗎？」 台灣人太需要這些勝利了，太需要這些人代替自己，狠狠贏一場不可能的仗。因為我們何嘗不知道，自己的處境一點都沒有變好，明天開始，艱苦的依然會艱苦，邪惡的依然會邪惡，等著我們的未必是美好未來。 但如果他們可以逆轉勝，那我們就有了拼搏下去的理由。 當然，我更衷心盼望的是，台灣人可以更透徹地理解這個勵志故事：這些人之所以強大，並不是因為他們自己而已，那裡面有我們每一個人灌注其上的信念。如果有一天，這些人，任何人，在某一瞬間腐敗了、閉耳閉眼矇住了心，那我們就要想起2016年的今天。我們要做一個脫胎換骨的689，而不是至死不渝的9.2。在民主國家，只有政治人物須對人民忠誠，沒有我們向任何人永久效忠的道理。不管那時候，新的政府看起來多麽強大，都沒有關係。 我們要牢牢記住，連國民黨都可以撂倒的台灣人，沒有任何政府可以心存僥倖。這是我們台灣人自己寫出來的勵志故事。

國民黨的競選廣告《ONE TAIWAN。你們的支持，就是我的力量》(翻攝自youtube)   今年國民黨的選戰打到現在有一項重要的成就，就是惹火了一堆棒球迷。先是洪秀柱在九月時弄出「伊梓帆」爭議，使得三名前Lamigo桃猿隊啦啦隊員離隊，至今歸隊希望渺茫。十月中「朱逐主柱」之後，朱立倫的團隊更是把棒球列為文宣的重要項目，凡有棒球大事，必發個什麼東西沾惹一下。十月下旬Lamigo桃猿隊和中信兄弟爭奪總冠軍、十一月中旬台灣代表隊擊敗古巴，他都臉書發文表示「有在關切」，並且加碼受訪自吹「桃園球場是我任內蓋的」；上週更推出了一支以棒球為主題的競選廣告，幾日後再自誇「桃園棒球場全國最棒」。 這些文宣的共同點是：它們每一篇都被網路上的球迷噓爆了。 或許他的廣告策略，一開始就只是想騙騙沒在關注棒球的外行人。因為對我們這些球迷來說，朱立倫去提棒球，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多的是帳可以跟你算。先說他三番兩次當作桃園任內政績的桃園棒球場，號稱是國際級的場地，結果因為排水設計不良，下一點小雨就變成人造沼澤。同樣的雨勢，在台灣別的球場只要鋪個帆布就有機會開打，唯有在桃園是必須直接取消比賽。而真的開打了問題更大，當初不知怎麼地設計了全台（搞不好是全世界）獨步、坐東朝西的格局，所以每當夕陽西下，打者站上打擊區的時候，就會被落日照到睜不開眼。偏偏職棒比賽多是在夏季的傍晚開打，不但球員受影響，本來應該是最佳觀賞位置的本壘後方，也因為西曬而帶給球迷極差的觀賽體驗。 這樣的球場硬說是全國最棒，更讓人覺得他在桃園已無其他政績可言了吧。 而國民黨過去執政七年多，棒球迷也是點滴在心頭。棒協始終爭議不斷，過度徵召國手，阻斷球員生涯；國手出國比賽的食宿、機票等問題也三不五時要出一下包。遠的不說，就在朱立倫今年沾光的12強賽事，賽事期間，台灣球員每日的零用金是兩百元台幣，相較於日本每日三萬元日幣以上的待遇，簡直形同羞辱，而這一切正在國民黨籍立委、棒協理事長廖正井的任內。同樣沾光的還有Lamigo桃猿隊和中信兄弟的總冠軍，朱立倫團隊一直到最後幾場、氣氛已經炒熱之後才表態，但此前數日在他轄下的新北市就有一場賽事，他卻悄無聲息。 沾光之舉從未間斷，任內能做的卻都毫無反應，最後還能厚顏拍一支以棒球為主題的廣告，已屬奇觀。而該廣告之粗製濫造，從服飾到動作無一不錯，大概是拍來折磨球迷的眼睛的吧。 歷來選舉文宣都愛挪用棒球符號，是因為棒球是戰後台灣所有體育賽事中，最具政治性、最能凝聚共同體意識的一個項目。同時，棒球最初的參與者與本省人為多（相較於外省人為多的籃球），選舉時動員此一符號，其功能大概就跟造勢場合要講台語、客語、族語一樣。然而，同樣是挪用符號，國民黨團隊就是可以不掩他們「我跟這東西不熟，但你們喜歡我只好提一下」的紆尊降貴姿態，讓球迷越看越火。說真的，與其看一個動作零分的演員在那邊亂揮，不如請朱立倫本人上廣告來揮棒、跑壘一下，動作雖然大概一樣醜，但看你撲得一身土，我們會比較開心。而且，這至少會讓我們看到，你真的試著下來暸解我們在著迷什麼。 如果你過去不在乎，未來也不想要理解，那就麻煩你少來騷擾棒球。你把別人的夢想當修辭，我們不會忘記這種粗暴的。

11月29日 22:00站在旁邊笑當然很容易。畢竟只有下去做事的人才會弄髒手，只是笑就可以永遠乾淨。站在邊緣就好開心，好聰明，好滿足，別人都笨，不知道只要卡住那個位子就可以精神勝利一輩子，還要冒著把自己名字搞臭的危險，去那個難做事、難涉入、要對抗誘惑的地方。別人都笨，不知道托付信任是冒險的，還去支援這樣不怕髒的人。真是夠了。人家真的髒過頭了，我們幾年後再把它換掉就是了。笑？你只會笑，真的在後面如果可以，誰不想乾乾淨淨的，永保名節。誰想要媚俗，誰想要妥協，誰想要讓理念折衷？不要說政治了，即使在文學這樣的領域裡，也無法例外。你怕髒，那個地方就永遠掃不乾淨。喜歡髒的人就躺著贏啊。其實我對於大家一直說「民進黨是撿到」有點不解。這幾個月的新聞、網路看起來，民進黨立委、官員的表現真的是比較好啊，輔選看起來也很用力啊，到底是在撿到什麼，講得好像人家躺在那裡沒動一樣XD。（數數看國民黨幾支電視廣告、幾次報紙廣告、多少業配，然後你想像一下沒這些資金挹注的選戰，在地方上要花多少力氣扳回劣勢。）我比較記得有搶到版面的立委，至少管碧玲、段宜康、林淑芬、尤美女、陳其邁都抓到不少髒東西or提出好的法案啊。要監督他們當然是對的，但也不用好像覺得自己有義務嫌惡民進黨吧，該給的credit也是要給啊。就算他們只有60分，國民黨把自己搞成20分的時候，選舉讓他們大贏不是很正常的民主機制嗎？何必講得人家很賤格一樣，沒有90分就罪該萬死。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九合一選舉結束後，大家幾乎立刻忘記了連勝文這個人。然而，就在這幾天，因為幫連勝文寫了競選歌曲〈同一種世界〉而遭受到批評的方文山，在自己的臉書上發表了長達萬字的〈請試著別把政治傾向信仰化〉一文，訴說自己在此一事件的委屈，讓我們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奇幻的時光中。在這篇文章裡，方文山採取了一種常見的辯論手法，將所有反對的聲音上綱為「箝制言論自由」，而模糊了「到底你有沒有做錯」的焦點。我認為，這篇文章涉及了一個很重要的命題，不容這樣糊弄帶過，值得好好討論，那就是：創作者需要為自己的作品負政治責任嗎？先說結論，我認為有。有一種常見的說法是「政治的歸政治，文學的歸文學」（或把「文學」代換成任意領域：音樂、電影⋯⋯），認為評價創作者最重要的依歸，就是他是否創造了好作品。政治立場不應該影響我們對作品的評價，即使我們不喜歡創作者的政治立場，也應該要有足夠的判斷力去就作品論作品。這種說法的初衷是為了保護創作者的絕對自由，也是方文山抱怨文的核心信念（或至少假裝自己持有這個核心信念），嚴格說起來不能算是不對，但是不能把它當作無可挑戰的信條，因為這種「保護」可能被應用到很可怕的事情上。作品是向人說話的，凡說話就可能產生影響力，就可能產生政治效應。當你創作了一部作品，喜歡這部作品的人，不管他是因為怎樣的審美因素而喜歡它，很容易因而接受了作者的意識形態預設。而當喜歡一部作品的人夠多的時候，它甚至可以成為、或製造一種社會傾向。在這個原理下，我們可以觀察到，同時喜歡《賽德克・巴萊》和《KANO》的人，與同時不喜歡此二作品的人相較，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比例一定會比較高。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作品完全免於政治批評是很奇怪的：憑什麼你可以發揮影響力，但你卻不必為了這種影響力負責呢？只要我們把例子推想得更極端一點，很快就可以理解這種「影響力」為什麼還是該負起一定程度的「責任」：如果我創作了一部讚揚「二二八事件殺得好」的作品，我可以用「政治的歸政治，文學的歸文學」來護身嗎？顯然這是很難說得通的，因為它不止直接傷害了受害者的情感，更創造了一種社會傾向，去支持政府對人民、對台灣人進行屠殺。作品越成功，我的責任就越大。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那個一碼歸一碼的信念是完全錯誤的，只是在持有這個信念時，我們要區分兩個層次：1.創作者的政治人格2.創作者的創作成就在我們評價創作者時，我們可以判定某人政治人格低落，但創作成就不錯；或者相反，各種排列組合都有可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余光中，他的詩文水準不差，但向特務機關告密、以至於差點害死一票作家的政治劣跡並不因而能夠抵消。所以在方文山的例子上，他把兩個層次重新混合起來，好像大家都因為他的政治選擇而看低他的作品，只是一種逃遁策略——在〈同一種世界〉發表的時候，許多評論者（包括我在內）都明白說出了，這首歌其實是有他的功力水準的，也可能是連陣營那時為止最好的競選影片。沒錯，我們就是在批評你的政治選擇。言論自由就是你可以做出選擇，而任何人也可以批評你的選擇。更何況，上述的討論還只是假設一個單純的創作情況。但方文山的這首歌並不是有感而發、自然創作的，而是有「案主」存在的，這就讓情況變得更複雜一些。這涉及到創作者賴以生存的社會機制。首先，為什麼案主要找某個創作者來創作？常見的理由通常有兩個：一、你的手藝好，做出來的東西品質好。二、因為某種原因（可能是，但不一定是手藝好），你有一群追隨你的讀者／觀眾。當案主想要找你宣傳一個東西的時候（如：一個市長候選人），他必然考量過眼前這位創作者的情況。最好的狀況是兩個條件都很棒，次好的狀況是至少有一個條件很棒。在方文山的例子上，他的第一個條件不錯，第二個條件很好；而從連營當時的記者會說辭來看，他們顯然把重點放在「我找了一些很有名的創作者來弄競選MV」，主要是著眼在第二點。當第二個條件發動的時候，我認為創作者應該要有所自覺：你今天可以得到這份差事，是因為你背後的讀者／觀眾信任你。所以你能以此謀生甚至獲得更多的名利，不只是因為自己的手藝，也因為他們追隨你。因此，你對這些讀者／觀眾有一定程度的倫理責任。所以，尷尬的事情來了。如果你的案主遞給你的是一個有害的或劣質的商品，委託你為之創作、宣傳的時候，你將陷入非常困難的抉擇當中。你如果秉持良心，案子可能是做不下去的；但如果你依著案主，你就必須欺騙追隨你的讀者／觀眾。而且，你必須運用你的手藝欺騙他們，你必須用上你創作的專業，去操作語言、符號、意象，去誤導、縮減、避重就輕⋯⋯。方文山知不知道連勝文是一個有害或劣質的商品呢？這個我們並不清楚。但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或許就能夠知道〈請試著別把政治傾向信仰化〉為什麼要特別闢一段出來講連勝文好話。也許方文山真的這麼認為，所以這是真心話；也可能他不這麼認為，但是他不能承認，否則就是承認了自己的作品是在用手藝騙人。但是，比較衰的是，他的案主剛好是爛到打破常識的連勝文啊，身為讀者／觀眾的我們，很難相信手藝不錯的他，竟然會看不出來這個人的水準如何。因此，當我們再次重讀他所寫的歌詞：「我們堅決不 屑 被你們所分 類／住在不同的 街 成敵對的　誰／這樣分太 累／我們一起擁有 同一種的世界／名字叫台北。」和這部MV最主要的文案：「親愛的／街舞 比的就只有技術跟專注／從不在評分範圍的字 叫做 背景身世。」的時候，很自然地會升起憤怒之情。當你說不要分類，不要分藍綠，並且隱然指責對手分藍綠的時候，難道不知道真正不斷以激化族群衝突為選戰策略的人，就是你的案主嗎？當你呼籲讀者不要管背景身世的時候，難道不知道真正靠背景身世得利的人就是跟你開會的那個人嗎？如果知道，你的作品為何能夠如此無知無良地，這樣去投擲這些意象和概念？很明顯地，你不可能不知道。你只是選擇站在案主那邊，然後小心翼翼運起畢生功力，哄著讓你能夠得到這個位置的讀者／觀眾，期待我們就像以前一樣，每一次都買單。而當我們不買單的時候，你卻感到惱怒。不要搞錯了，我們生氣才不是因為你為誰創作。而是因為你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