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課綱為何會引起如此大的反感和抗爭?其實程序問題、委員有沒有公開透明，都是枝枝節節，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真相與事實，而假借「微調」真作「大調」，以及「檢核小組」以外行充做內行、以意識形態凌駕專業的偷偷摸摸行徑，實在是教育者不能苟同。政治人物可以閃躲問題，可以避重就輕，我們當老師的，能違背真相與事實、昧著良心教書嗎？

我在大學音樂系以及研究所教書，所開的「台灣音樂史」是大學部的講授課，而「台灣音樂研究」則是研究所的seminar課程，需要學生積極參與、研讀相關史料和音樂。大學的音樂史課似乎跟高中社會科教科書課綱扯不上關係，我在課堂上碰到的幾個問題，倒想在此與大家分享，看看有無關聯。有一次，我們閱讀前輩作曲家的剪報和樂評，報上提到「自由中國」，我問學生知不知道甚麼是「自由中國」，沒有人能回答。我告訴他們，在戒嚴時期，因為我們的政府不承認中共，稱那邊的中國「偽中國」，我們自稱「自由中國」，「自由中國」就是台灣。學生瞠大了眼睛，台灣怎麼會是中國？

談到第一位步上國際音樂舞台的台灣作曲家江文也（1910-1983），介紹他的交響詩《台灣舞曲》，說明在1936年就得到國際獎(獲德國柏林舉行的第11屆奧林匹克競賽藝術項特別獎)，而台灣卻一直到1980年代才知道、才可以談論這個了不起的作曲家。為甚麼？因為那時是戒嚴時期。可是這個理由太牽強、不太說的過去。我記得念高中、大學時（1970年代），華裔美籍小提琴家馬思聰[1]二度來台，每次媒體都大事宣傳「反共音樂家馬思聰返國演奏」，並報導這位傑出的小提琴家如何被共產黨迫害，令我們這群單純的年輕人感到憤憤不平，也對他能扮演反共英雄敬佩不已。事實上，江文也也是遭到文革迫害，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歷經十年有餘，痛苦更甚。江文也在音樂上的優異表現與馬思聰旗鼓相當，既同樣被迫害，不是都可拿來宣傳嗎?何況江文也還是台灣人呢!何以馬思聰被當成巨星款待，而江文也在當年的台灣社會卻不見天日？其實，理由很簡單，只因為他人在中國、還活著、沒有逃出來，無法來台現身說法。當年，所有活在中共統治的土地上的人，不管你是不是心向共產黨，不管你是不是被煎熬，在台灣絕對是禁忌。

1970年代還有一件值得討論的音樂事，那時正是音樂的民族主義在台灣樂壇掀起風潮之時，林懷民剛回國，正好與這股風潮相結合，創立了雲門舞集。創團初期，林懷民用了很多國人作品編舞，對推廣、鼓勵台灣新音樂創作，有不少貢獻，譬如委託馬水龍作《廖添丁》、賴德和作《白蛇傳》等。另外，林懷民也用了一些已完成的音樂作品（非委託），如許常惠的《盲》、李泰祥的《三重奏》，或華裔美國人周文中的《行草》(舞作「夢蝶」)、香港林樂培的《李白夜詩三首》等曲子。現在大家都認識雲門舞集、知道林懷民，年輕人也都認定他是台灣藝術界的代表。如果我告訴你，他當時用的口號是「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年輕人一定一臉錯愕！然後我再告訴他們，他並沒有用那時候活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如賀綠汀或江文也的曲子，那些在大陸的「中國人」也看不到雲門舞集；也就是說，「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宣言中的中國人，沒有一個拿中國護照，沒有一個是現在國際認為的真正的中國人。這很有趣吧！更有趣的是，我在講課時，非常肯定雲門舞集當初的作法和貢獻，也補充說明說，當時在政治禁忌下，藝術家只能用「我們中國人」，他們心裡想的是文化的中國，不是國籍的中國。結果有學生在考試時，在敘述雲門用國人音樂編舞時的口號，答案竟然改寫成「台灣人作曲、台灣人編舞、台灣人跳給台灣人看」，我猜想這位學生應是自動將林懷民的「中國」轉化成台灣而不自知，很有意思吧！

我們以前是如何的被意識形態洗腦，而大中國意識形態下的政策和教育是如何的模糊是非和顛倒史實，黑箱課綱的爭議，主要就是內容的問題，相信國人都不願意台灣的文化黑暗期再回來。

我們要的是真相與事實，台灣的進步，還需我們更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