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浩唐（《給我報報》總主筆）

 
西諺有云：「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指的是歷來許多既得利益者（或統制者）經常喜愛用一種虛偽的愛國主義來恐嚇人民，進而掩藏（或保護）自己的私利。而日前台灣導演葉天倫在臉書貼文，擔憂包括《大尾鱸鰻2》在內的3部賀歲國片的台北票房加起來，達不到一部好萊塢電影的三分之一是一重大警訊一說，除了惹來眾多網友表示不以為然，更令人聯想到前述諺語。只是這不免令人感嘆：曾幾何時，國片已經需要動用愛國主義來「搶救」了嗎？
 
其實，早在台灣電影開始在世界各大影展征戰以來，「愛國主義」便宿命般地緊緊依附其身旁，例如許多國人便以觀看球賽的心情，來期待代表台灣參展的片子，能在影展上為國爭光（所以每當李安、侯孝賢等導演在國際上獲獎，不管投資者為哪一國，國內媒體總以十分盛大、類似「國慶」的規格來報導）。這種心態演變至今，當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展上漸漸喪失「競爭力」，國人遂將戰場轉移到本土票房上；而參與競爭的主體，也從追求藝術成就為主的「藝術片」，轉成以競逐票房為主要目標的「商業片」。
 
而既然名之為「商業片」，就該承認電影畢竟是一種商業活動，其內在邏輯應該是：觀眾憑其自由意志（或主觀好惡）買票進場，除了考慮票價合不合理外，並沒有其他「道德負擔」（例如，不看國片便是不愛國、去看某片就是沒水準…）。所以，在一個資訊（評論系統）自由、開放的社會，若企圖以「愛國主義」來推銷電影，雖不一定會令人反感，但其效用恐怕同樣也令人懷疑？
 
同時，另一方面，商業電影似乎也不應被賦予過多文化、甚至道德重整的社會責任。例如，綜觀連日來《大尾鱸鰻2》受到的「惡評」，大多集中在該片低俗、無創意、歧視特定族群等「罪狀」？我們是否也必須同樣對一自由國家的標準（底線）有所共識：除非它們真的涉及違法或岐視（此部份仍應透過司法裁定或發動公民團體抵制──但電影不比其他商品，從網路日漸增多的酸語看來，許多鄉民對本片最大的挫敗竟是，它畢竟不能像「林鳳營」一樣被「秒退」），否則觀眾在類似《大》片的處境──票房太差，被批不愛國；票房太好，又被批沒水準──也未免太尷尬？
 
而且，當我們在批判觀眾不愛國、低俗時，是不是也算是另一種「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