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約一週後，我驅車到震央附近的集集、中寮等地了解災情。進入中寮鄉，滿目瘡痍。東倒西歪，甚至完全倒塌的民房，處處可見。看到一具一具棺木，停放在路的兩旁、屋前，我忍不住陣陣心酸，邊開車，邊擦拭眼淚。那是我第一次為中寮掉淚。

二十四年後的現在，我竟然又為中寮掉下眼淚！

中寮發生什麼事嗎？我為何掉淚？非也。

出身中寮番子巴的好友，資深媒體人陳彥斌兄，將他的《山城番子巴─我的故鄉我的家》書稿讓我先睹為快。沒想到我先睹的結果，大為感動，感動得淚崩……。

這算是我第二次為中寮掉淚吧！
《山城番子巴─我的故鄉我的家》，是彥斌兄寫他的家族與故鄉的回憶文集。如果不是彥斌「至情至性」的回憶篇章，我還不知道在南投中寮的偏鄉番子巴（今廣興村），有著這麼多感人的家族故事。

彥斌從他「以賭養家」的賭神阿公寫起，阿公雖曾好賭，卻有著「毋免去捧人卵葩」的志氣，成為家訓。

彥斌對阿媽（祖母）的故事，有細膩的刻畫。尤其寫到這位命運多舛的老婦人，育有四男三女，卻有三男一女早她離世。「每個孩子都是阿母的一塊肉」，阿媽生前七塊肉，就被活生生割掉四塊，那喪兒喪女的裂心之痛，我讀得也忍不住淚下……。彥斌說：「阿媽晚年難露笑容，即使笑，也笑得很含蓄，應該和她四次白髮人送黑髮人有關」。

在貧瘠、窮困，早年沒有電燈的番子巴庄，讀書變得很奢侈。彥斌寫到，每學期都拿第一名的父親，小時候躲在穀倉中點著「番仔油（煤油）燈」讀書，以避免被阿公發現。父親聰明好學，公學校畢業後，深獲日籍老師激賞，鼓勵他繼續升學，但父親讀完高等科，就無機會再升學了。但已是全村最高學歷。父親曾遺憾沒能讀懂「康熙字典」，所以父親過世（五十七歲），彥斌選擇《康熙字典》做為給父親的告別禮。

彥斌寫他母親，故事依然動人。母親待人慈善，連對待乞丐都慈悲佈施。彥斌還少寫了一段，我幫他補充：「母親養雞，還特別多養一隻，說是冬尾戲時，要分享乞丐吃的。」這位慈悲的母親，卻長年受腎臟病之苦。彥斌有一段關於母親病痛的敘述：
「我國中時的一次傍晚，她又病得呻吟難熬，陪伴她的我束手無策。她要我去找阿媽(祖母)到床前。疼痛中，她哭泣交代遺言，向阿媽聲淚俱下說：『我應該撐不下去了，我同意城仔（我父親）再娶。我唯一放不下的是孩子，請您不要讓他們被苦毒（虐待）……。』她是要爬起來向阿媽下跪……。阿媽連忙將她扶回床上。我們三人一起在房間號啕大哭！ 」

彥斌寫他家族中的每位親長故事，篇篇生動感人，我就不一一列舉，但最令我動容的是他的三叔。

彥斌的三叔陳榮順先生，一個充滿正義、正直的人，他是彥斌的「政治啟蒙者」。他告訴彥斌有關省議會的「五龍一鳳」故事；他帶彥斌從偏鄉山區，老遠跋涉出來聽「黨外」候選人的政見發表會；他是唯一在番子巴貼出黨外競選傳單的人；選舉一到，他是全村少數拒絕收受金錢賄選的人……。這位在民主理念上少有的覺醒者，不只是一位耿介之士，卻有著寬宏的柔腸。他栽種一排檳榔樹，不是為了賣錢，只是為了與鄰區做區隔，但是他卻種在距離界線內縮一公尺；他發現豬圈的飼料，屢次在半夜被偷，晚上住到豬圈裡等小偷，卻在發現小偷來時，只故意點根菸示警，讓小偷自行離去。彥斌問三叔：「你這不是打草驚蛇？」三叔說：「會來偷飼料、肥料的，也是不得已。況且村裡只有幾家養豬戶，彼此都熟識。我如和他打照面，以後怎麼相見？他不敢再來就好了！」讀此情節，不感動者，就不知道什麼叫做善良。

彥斌這樣敘述他的三叔，我心有戚戚焉：
「我雖平凡，但我曾任十幾年新聞記者，又投入政治、文化運動多年，可說閱人無數，也認識一些達官貴人、企業家及有成就的藝術家、文學家……等。但要論人品的修為，我認為沒有幾位勝過我三叔陳榮順，而他只是小學畢業的山頂人。」

彥斌這本書不只是寫家族的小故事（即使小故事，也一樣反應大時代，所謂「見微知著」），本書更提供台灣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乃至司法現象的許多史例。

一九六○年代台灣成為「香蕉王國」。彥斌的父親陳土城先生，擔任香蕉集貨場的場長，帶領著村人前進，跟上「香蕉王國」契機，大大改善村人經濟。彥斌回憶說：
「父親是番子巴的頭人，庄頭從一九六○年起開始通電、通車，尤其爭取設立廣興集貨場成功，都是父親帶頭走傱（台語），並出任場長。推廣、鼓勵村人種植香蕉，讓庄頭跟上香蕉榮景的黃金歲月，村人普遍感念！」

然而也因為農民積欠肥料款、農藥款（以下次香蕉收成款扣抵），最後竟讓陳土城惹上官司。有一位農民還在法庭表示：「如果欠肥料錢要被關，也應該關我們，怎會是幫忙我們的場長受罪？」但是陳土城最後被判六個月徒刑，緩刑兩年。（詳見本書內文）經此打擊，陳土城健康日衰，不久因中風過世。

彥斌的回憶集，不媚求「政治正確」，也不為親人諱。例如他坦言父親有濃厚日本情節。不過，彥斌指出：
「日本人，明明是來台灣殖民統治，為什麼讓我父親那一輩台灣人，如此愛戴、嚮往？雖然我在以台灣為主體的情感、理智上，很難全盤接受，但也絕不是國民黨人在罵「皇民情結」所言的膚淺、簡單！」

彥斌寫到他的屘叔（最小的叔叔），在退伍前夕，竟然在部隊中遭槍殺身亡！因為屘叔在營部擔任參一文書，由於辦事鐵面無私，得罪幹部，尤其是連長。因此在退伍前夕，在軍中床鋪遭開槍射殺！軍中下令全面封口，以「槍支走火，純屬意外」結案！在那個專制極權的年代，夫復何言？只有讓殷切盼望兒子回家的老母親（彥斌的阿媽），長年暗自拭淚、啜泣！

最後，我還要感謝彥斌在《山城番子巴─我的故鄉我的家》中，對自己具有南島民族血緣見證。他表明祖先中有所謂「熟番」、「生番」，而且稱呼母親叫「伊喲」，這是許多平埔族對母親的稱呼。彥斌說：
「番子巴庄我的這一代，有七、八成都這樣稱呼……這是我從小到大自卑、丟臉的印記。我都避免在同學、朋友面前叫我母親，總認為這是山頂人粗俗、拙劣的呼喚母親名謂。直到肯定自己有著原住民成分，我才豁然發覺，這會不會是在證明，我出生會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在為我原住民身分正名。」

我也有「番」種（西拉雅族），以前罵人「番」，現在才知道這是在侮辱我的祖先。彥斌的心路歷程我頗能體會，現在我們已不再自卑，我們是優生學肯定的「雜種」。

讀完彥斌的回憶集，我更加體會胡適生前鼓勵每個人都來寫回憶錄的意義；也想起史家貝克（Carl Becker）所言「人人都是史家」，以及羅斯（A.L.Rowse）所言「閱讀傳記是最便捷的方法，可以學到許多歷史」。不信，請閱讀陳彥斌著《山城番子巴─我的故鄉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