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的台北市長選舉，民進黨放棄提名。本有準備的立法委員姚文智、律師顧立雄等人都遵從當時的社會意見，集中力量支持台大醫院急診部被羅織罪名打壓的柯文哲。被打壓被寵幸，柯文哲的冷暖應在心頭。 為什麼？為了不讓中國國民黨提名的連公子，彷彿「桌頂拿柑」輕取首都市長位子，與連爺爺父子連體，成為可能有害台灣的買辦。天龍國的政治體質不一樣，一直有藍大於綠的迷思，一直自外於台灣性。未在改革運動有明顯參與的他，得便坐上權力位置。但上台以後的言行舉止，讓支持者感覺走味、變調了。 台灣的民主改革、歷經種種努力。其實，黨外時代高玉樹曾以非中國國民黨人當選市長，改制院轄市改為官派，就是中國國民黨的權力算計。一九九四年，院轄市市長民選，陳水扁以民進黨人，在趙少康和黃大洲競爭中，當選市長。四年施政滿意度高，競選連任仍不敵馬英九—他和宋楚瑜就是自認為傳承蔣經國的兩位侍從翻譯，各懷鬼胎。 陳水扁落選，市民含淚，他落選演說中的「偉大的城市，就是對政治人物的無情。」顯然是打落牙齒和血吞。但又能怎麼樣呢？台灣人民是在他與連戰、宋楚瑜兩個中國國民黨人的競奪中，支持他當選總統，又連任一屆，為二十一世紀台灣展現的稱頌李登輝「寧靜革命」的某種榮光。 二○一八的市長選舉，民進黨支持者改變四年前的作法。為什麼對柯文哲市長不滿，多所批評，甚至必須自推人選，讓姚文智上場？柯文哲令人非議的種種表現是重要原因。中國拉柯打蔡冷老Ｋ，對台灣價值的發展，形成破壞。撲朔迷離的情勢，不確定的政治更形成台灣的焦慮。 其實，柯文哲的動向有些像他在台大醫學院的校友、學長沈富雄，都因被認為遭受中國國民黨迫害，而得到支持，也都因自視高（沈還瞧不起柯呢）被棄離。以Ｐ（Professor）和Ｄ（Doctor）的教授和醫生姿勢被觀照吹捧，但Ｐ、皮、痞、屁似乎謗亦隨之。怪選民？怪支持者？該怪的應該是自己。 政治人物受選民支持，應有其誠信。人民有期待，也會有批評。若只想坐著轎子，耀武揚威，抬轎的人手會酸、腳會累、心會痛。「偉大的城市，就是對政治人物的無情。」大哉之言！過去支持柯文哲的人現在反對柯文哲，為什麼？柯文哲難道不要反思？ 柯文哲帶動的台北價值不被認為是台灣價值。他的舉止也形成台灣正常發展的內部困擾。親痛仇快，反映了政治人物無厘頭的傲慢。台北究竟是偉大的城市？還是迷惘的都會？ （作者李敏勇，詩人）

  劉慶瑞、彭明敏、李登輝，出生一九二○年代，三位也都是台大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後，分別自原東京帝大、京都帝大回來台灣。劉慶瑞在法律系，彭明敏在政治系，李登輝在農經系，他們跨越了兩個國度，台灣從日本而中華民國。二○一八年八月十五日，經過七十三年了。 在日本，戰敗後自視為廢墟或荒地。一九二○世代知識人凝視荒地、走向廢墟，走過荒地或廢墟，心裡吶喊著「現在，向左或向右都是我的自由。」日本的戰後復興有這樣的文化肌理。 戰後台灣被據佔統治，祖國之夢留遺恨。中華民國，其實是國民黨中國。不只一九四七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九年流亡到台灣偏安一隅的這個殘餘中國，在虛構化的政治情境中，藉戒嚴獨裁宰制了這個島嶼。 1954年，任教於台大的彭明敏(中)與劉慶瑞(左二)。 劉慶瑞，一九六一年英年早逝。據傳他草擬了台灣憲法。形塑過台灣的國家之夢。酷愛歌德和里爾克的他，早在台中一中就讀時，就寫了有關他們的文章。死後，同為中學校友的詩人詹冰，以〈悲美的距離〉詩作悼念。中學校友詩人陳千武也寫〈哀韻〉。他的妻子以劉郭婉容之名，發表一首詩〈等待〉，結尾的行句是「惟見天角偶露一顆至誠聰慧的星／默然投射著永恆的光瑩。」 彭明敏，被拔擢為台大政治系主任，也被任命為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有知識人良心的他，一九六四年和兩位學生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欲救亡圖存，成為政治犯。幸賴外籍人士協助出國，流亡數十年，在李登輝出任總統的一九九○年代初才回到自己的國度。 李登輝走了一條與彭明敏不一樣的路，成了日本作家上坂冬子傳記書裡的《虎口的總統》。他進入黨國體制，等待發揮才具，實踐他心目中的台灣論。以特殊國與國關係喻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但中國國民黨人並不領情。 玉碎型的彭明敏和瓦全型的李登輝兩人，分別代表民進黨和中國國民黨競選總統。李登輝獲得過半數選票，李彭兩人的選票合計超過七十五％，這是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的台灣政治形勢。現在，台灣的時代風景呢？終戰七十三年，台灣國家的自我建構是什麼樣子？台灣在殘餘、虛構、他者的中國形勢，政治充滿謊言，謊言瀰漫政治。中國的羅網突破不了。昔日以反共治罪人民的黨國殖民意識論群竟要台灣投共降中，競相當起買辦，什麼時代？什麼風景？ （作者李敏勇，詩人）

  管中閔硬要坐上台大校長的風波尚未處理完之際，傳出中正大學校友與師生連署，反對校方聘任前行政院長江宜樺擔任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專任教授。 以「江在閣揆任內有種種爭議作為，尤其『太陽花學運』時下令警力驅離學生，…實不足以在台灣擔任教職，恐有誤人子弟之嫌」，發起的「反對江宜樺先生到中正大學任教」連署活動，反映了台灣的大學校園不再順服任何宰制現象，對教育權有相應民主化、自由化的覺醒。 江宜樺以學者從政，但在現行中華民國體制，與其說從政，不如說是當官。以政務官名義，戰後的台灣政府常延攬大學教授入閣，但無政治權力來源的從政、當官閣員，充其量常常只服膺其主子。江宜樺即因為馬英九的黨國意理效命，而受人批評，甚至恥笑。 未入閣前，在台大政治系、所任教的江宜樺，因對漢娜‧鄂蘭的政治哲學素有研究，曾有某種清譽。豈知效命馬英九，本色盡失。從研考會主委、內政部長而行政院長。太陽花學運後，因中國國民黨在縣市長選舉敗選，請辭下台。 江宜樺的政治作為，特別是擔任行政院長，處理太陽花學運，被批評為研究漢娜‧鄂蘭的反面例子，竟成了他藉以教育學生「平庸邪惡」的寫照。 中正大學不知會如何回應師生的呼籲？在台灣的大學校園有相當程度的民主化、自由化覺醒的今天，仍然盤據著威權時代遺留的學術保守心態以及附和威權殖民意識的力量，台大的管中閔校長風波遲遲未能解決，原因在此。 管中閔的台大校長遴選風波，台大也有相當多的師生認為他不適任，不歡迎他。許多學術倫理的瑕疵和程序問題，都被擁管派以校園自主之名視若無睹，混淆是非，寧分裂台大也不放棄出掌台大，各種對教育部，甚至政府的指控，都徒然暴露其鄙而已。 戒嚴長時期，學術文化界常是政治權力的奴僕，民主化、自由化以後，反民主反自由的黑暗力量常藉民主、自由之名，進行對取代中國國民黨的新政治權力的反撲。管中閔、江宜樺都是其中的例子。 這是台灣國家重建、社會改造面對的問題，必須正視。 （作者李敏勇，詩人）

社會新聞不斷出現恐怖情人殺害情人的消息。說是愛，說是要給愛的人幸福，但被愛的人不從，就殺害了之、手段兇狠。 中國對台灣，不也如此嗎？又來了，對全球航空公司要求矮化台灣，片面取消二○一九台中的東亞青運。惡意不停。 說什麼「兩岸一家親」，其實是兩岸兩國心，不同國家、不同制度、不一樣的社會。 說什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其實國共打得才厲害呢！中國國民黨殺害多少中國人、中國共產黨又殺害多少中國人？ 中國盡是小圈子主義，不符合世界和平文明潮流的守舊、封建性意識。人類以「家」和「國」，在小和大的共同體形式中生活，但並不表示非自家人，非本國人即可敵視。這個世界，已經發展到一個國家不能任意侵略另一個國家的時代。 近代中國，從大清後期受西方列強的壓迫。中國強大起來，理應從歷史的屈辱感知到弱肉強食的不是，應該發展強而有禮、有理的國家，讓世界尊敬，而不是成為讓人感到可怕的霸權。 一個台灣詩人，經歷日本殖民統治的巫永福（一九一三～二○○八），在日治末期面對皇民化運動，寫了一首短詩〈愛〉，「父母不曾說過愛我／但我體會父母的愛／你常說愛我／但我的心已受騙變成石頭」，就像台灣人面對中國的感受，但從國民黨中國到共產黨中國都只想據佔台灣。 挾持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讓台灣人對中國從歡迎變成怨懟；壟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共產黨從前說要協助台灣人民對抗中國國民黨的壓迫，但現在成為中國國民黨援引的壓迫力量，這是為什麼？除了中華民國的憲法意理尚未確立、轉化為台灣的國家，仍與中國藕斷絲連，更因中華人民共和國視其為殘餘的中國之故。 台灣的民主化、自由化，改變了黨國化時代中華民國國家權屬包括中國的侵犯現象。從特殊兩國論到一邊一國，都應是進步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尊重這種改變，讓台灣形成主體，尋求與中國建立各種可能的新關係，而不是助中國國民黨為虐，霸凌台灣。台灣更應經由新憲新國之路，中止與中國相互包括又相互侵犯的國家意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不斷威脅，是一種霸凌現象，正與恐怖情人事況相形相似。台灣人民也應從這種不斷出現的社會新聞有所省思，對恐怖情人的屈服，對霸凌現象的屈服，只會帶來災禍。中國啊，請不要和挾持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一個樣子，讓台灣也看看不一樣的中國！一個對獨立自主的台灣有期待的中國。 （作者李敏勇，詩人）

  鄭南榕基金會的攝影家劉振祥「查某人的二二八」展，台灣女性的容顏在苦難中發出幽微的光。畫家、報人、醫生、法官…台灣的諸先輩遇難，但妻子兒女在困境中仍然力爭上游，在各領域發亮。為什麼？這是台灣社會力中美好的一面。閉幕展座談會的情境對照屏東縣一位女性議員咬人暴紅後與柯文哲的見面會，會不會咬人竟成話題。台灣怎麼了！ 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人長期蹲著，忍受類殖民統治以祖國之名的壓迫。在困頓中也有戰後來自中國的有良心知識份子和台灣本土進步人士合力促進民主化，都在戒嚴時代蔣體制黨國被迫害。 一九六四年彭明敏師生「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未能促成國民黨中國改弦易轍、終至中華民國的中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再揭竿而起，為民主為自由為人權而推展的政治改革運動形塑了台灣的形貌。 一九九○年代的野百合運動，二○一○年代的太陽花運動，展現台灣青年的生命力，都是開展台灣民主化的能量。中國國民黨在台灣藉挾持中華民國壟控統治權力的妄想被一波又一波，連續發展的台灣社會力阻止了。 台灣的國家正常化並未完成。在正常國家、類似中國國民黨的政治團體在轉型正義處理下，未經轉型改名落實本國，可能無法參與選舉。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仍可能在總統選舉、國會議員選舉的政黨輪替取得政權，甚至國共合謀，威脅台灣。 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留下許多爛攤子，民進黨從美麗島事件奠基，經陳水扁二任總統，在馬英九又二任總統之後，蔡英文總統執政二年多，國家正常化仍在追尋之中。中國國民黨爛，民進黨也許不夠好，要鞭策。但政治的第三勢力呢？怎會是虛無主義的虛張聲勢！胡亂的解構！ 正常的台灣，應該不存在中國的政黨。若民進黨之外，有相對本土的政黨競爭，當然有助於政黨政治的發展，若中國國民黨台灣化也可以重新再起。在統獨左右這種異於正常國家政治光譜，台灣的政治改革不只牽涉到左右，也牽涉到國家的存在條件，成為困局。這是被類殖民統治的台灣，國家存在論的盲點。 在這種盲點下，以非藍非綠卻不追求國家建構的政治力量，不只是對中國國民黨的解構，也是對民進黨的解構，對台灣的解構。純潔的力量被白目化了。第三種力量應該是像時代力量、社民黨、基進黨、綠黨…的發展。在中國國民黨從台灣消失以後，與民進黨形成台灣的相對政治力量。不應該是柯文哲現象的發酵。這不是動人的政治力量，只是讓殖民餘緒嘲笑台灣人而已！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習慣稱中央研究院的全國最高學術機構進入第二十二屆，加入二十一位新院士，院士陣容增為二百九十五人。長期以來，中研院在台灣與中國，本國與外國籍院士成分的定性、定位仍然糾葛。 有部分院士和研究人員連署，希望另設外籍院士給包括中國的優秀學者，拔擢本國籍學者的台灣院士，以台灣的國家科學院定位中央研究院，但並未獲致結論。這個問題難以解決，凸顯了台灣的中華民國，民主化但政治並未轉化、國家未真實重新定位。 就像台灣的「中華民國」國家定位，有人認為是台灣，有人認為是中國—殘餘的中國，流亡的中國，甚至憲法意理仍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的虛構中國。中央研究院網羅一流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院士，被寄望能解決這種詮釋迷亂，但它自己其實也陷於意涵迷亂，如何被期待？ 中國的中華民國時期，於一九二八年成立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為國家最高學術機構，以拉丁文Sinica表示CHINESE。一九四九年，以史語所及少數院士隨流亡中華民國遷台，其院士組成並未充分顯示台灣，仍拘束在中國的定義裡。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另立中國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家定位不清、國家意理不明，做為最高學術機構的中研院也一樣陷於這種糾葛。廖俊智院長出身化學暨生物學家，在科學界有其盛名，繼李遠哲、翁啟惠之後，均為台灣出身的卓越學者，但對於國家定位糾葛也無能為力。李遠哲介入了一些現實政治課題，面對的壓力可以想見。 科學面對政治，也束手無策。這個來自中國，就像「中華民國」被播遷來台灣，仍在中國的意理泥淖之中。終身職的院士們就像黨國體制時期的萬年國會委員、代表，台灣這個國家豈是台灣增額的委員、代表可以自我轉化的？鞏固中研院中國意理的院士兼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者，大有人在。 台灣的經濟和台灣的政治就演示著台灣社會的身體，但文化卻陷於中國的心靈或精神牢結，這是戰後習慣於身體論的台灣的桎梏所在。中研院院士的象徵體系是這個樣子，戰後把文化權交給黨國控制的藝術、學術領域，除了少數覺醒者，也都這個樣子。在台灣社會，脖子以下是台灣，但脖子以上似乎仍是中國，套在對台灣最有敵意的現實中國。 脖子以上的中研究要如何面對脖子以下的台灣課題？或頭與身體分離，身體在地上行走，頭漂浮在雲海？除非中研院是台灣這個國家的最高學術機構，否則卓越的科學家們的頭腦只會是台灣這個社會的高貴裝飾。（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的政治改革運動，民進黨被賦予主要的擔當者的角色。相對於中國國民黨的黨國威權長期專制戒嚴獨裁，以美麗島事件為分水嶺，從黨外到民進黨，民主化在二○○○年政黨輪替後，似乎開展了台灣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的契機。 李登輝的寧靜革命，奠定了某種基礎，但未必堅實；陳水扁輪替執政，並未真正成功，原因都在時間並不足夠。不只陳水扁身陷囹圄，連帶的是二○○八年政黨再由中國國民黨馬英九復辟，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台灣，各自表述，時而台灣，時而中國。認同的困擾和混淆成為迷惘和迷障，國家困境至今仍未完全解決。 蔣體制的殖民、黨國化，不只以軍事戒嚴獨裁，教育、大眾傳播、文學藝術形成的廣泛文化洗禮和控制，在民主化以後，並未清除清洗，即使民進黨執政，台灣也只是在肉體上貌似鬆綁，精神仍未解放。李登輝掌權的期間，本土文化稍稍獲得復甦的機會，但積弊之深並非一朝一夕下可以改善。 如果台灣社會的文化力，近現代進步性的文化力足夠豐厚堅強，追尋建構一個從虛構、殘餘，他者國家狀態的台灣國民意志與感情應該會從政黨輪替執政的新世紀開始，一路走向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的坦途。 但是，看看現在，民進黨再度執政，蔡英文接續陳水扁的總統之路，象徵改變中國國民黨殖民性的政治改革運動似乎並未確立穩定性政權。民進黨只有選舉運動，和文宣造勢，並沒有文化運動的社會效應，常常陷於內部權力傾軋，或因此讓人民感覺與中國國民黨也只在權力傾軋之中。 民進黨的執政之路並沒有從長期被蔣體制的教育、大眾傳播、文學藝術牢結脫困。台灣這個像是在追尋新國家的政治力仍受困於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教育、大眾傳播，文學藝術的精神牢結。只想選舉，只想到爭奪權力位置，民進黨的內部傾軋和外部傾軋，徒然讓人民失去憧憬的視野。 日本是明治維新的文化運動才形成新社會，近代性和現代性不只是政治，政治也反映了文化運動的成果。看看人家的教育、大眾傳播和文學藝術。沒有近現代國民意識與文化生活志向，台灣仍受困在黨國體制遺留的情境，要真正形成新國家，台灣要有新文化的新社會運動，不能只依賴選舉達成的權力位置重新分配，要有心的覺醒以及國家靈魂的重新追尋。 （作者李敏勇，詩人）

  四年一度的世足賽在俄羅斯幾個城市舉行，世界瘋足球，台灣也不例外。但亞洲除了東亞的日本、韓國，也只有中西亞、中東幾個國家與賽。 就在這期間，連鎖書店金石堂的城中店就要歇業，連帶的重慶南路的書店街歷史也要消失了。閱讀沒有成為生活習慣。閱讀常帶了功利主義目的而不是生活教養，加上出版文化產業的經濟效應不吸引生意人的投資，都是問題所在。 運動和閱讀是文化的兩種對比狀態，一動一靜，恰好象徵身體與心靈的文化狀況。完整的國民體格和人格，缺一不可。 不錯，運動和閱讀都是文化現象，許多國家的文化部門，兼及了體育與觀光，像韓國。不像台灣，體育（在教育部門）與觀光另有部門。日本是文化教育科學省的設置，是另一種想法。 身體與心靈是息息相關的，從古希臘時代，奧林匹克運動起源的競技到希臘神話的藝術文化，荷馬的史詩《伊里亞德》、《奧狄賽》，人類的文化活動就是這樣顯現的。 正常的國民養成過程，教育會重視身體和心靈的發展，國民體格和人格就反映了這種教育宗旨。重視體魄和心靈涵養，才能培養出真正健全的國民。 職業運動選手雖然逐漸明星化，但就像明星也要有各自的訓練和涵養，而不是擺擺臉了事，有許多國家隊的足球選手仍然在各自職場發揮才具，像只有三十多萬人口的冰島。 重視士大夫，講求死讀書，並以為爭逐上品，說是重視心靈，其實是書呆子功利主義。相對的，把運動視為只重四肢發達、頭腦空空，也不是正道。一個國家的良好發展必須國民身體與心靈的良好條件。這是文化問題。 運動競技，國家與國家在運動場激烈拚搏，比起在戰場的廝殺有意義多了。國家精神透過這樣的方式呈顯，有一種文化歡慶的意味。看看運動競技，不就是身體的韻律與節奏進行著一種舞蹈嗎？ 靜下來的時候，看看書，閱讀是一種心靈的運動，並不是以為網路、手機時代的一些訊息或圖像感覺就可以取代，運動發達的國家常常閱讀風氣也盛，歐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就是例子。 瘋足球，靜靜閱讀，身體與心靈應該都要充實，台灣的書店營運危機是文化問題的一端，不只是書店經營的問題，也是書籍生產（作）者的問題，更是國民作為閱讀者的問題，一個要追尋建構新國家的社會不能無視於這種文化課題。 （作者李敏勇，詩人）

  川普、金正恩世紀之會在新加坡向世界發出新的政治訊息：兩個極端對立國家，一自由資本主義體制和一專制共產主義體制，一大一小，突破了超過半世紀戰爭情境，走向謀和階段。這影響了東北亞、甚至世界，雖容有變數，畢竟是某種努力。 南韓、北朝的衝突，一觸即發的事況彷彿就在昨日；東北亞緊張關係似與中東事況相互照映，但轉眼間兩個特殊的國家領導人，在握手微笑中簽署了邁向和平的備忘錄。 一個五百萬人口，包含了華裔、馬來裔、印度裔的新加坡，不是許多華人習以為常的中國的國家，也表現出異於傳統中國文化的近現代世界國家形貌。她的法治優於自由，不盡符合民主。受英殖民影響的文化觀建構了非單一民族社會的共同體。台灣應該具有一樣的條件，但被箝制在未解的中國意理；二千三百萬人口，但國家的條件並未真正形成，人民也在焦慮之中。 南韓、北朝一九五○年代的戰爭，讓美國協防了代表盟軍接收，進佔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中國，在冷戰年代維持了偏安的台灣，也讓台灣在日治時期既有的工業條件上發展了經濟。但台灣的國家地位一直未重新確立。共產黨中國取代了國民黨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後，台灣的國家困境一直存在，政黨輪替也未解決。 國民黨中國既未讓台灣人民經由自決程序認可這個叫做「中華民國」的國家，並重新憲法化再生「中華民國」；也以挾持的黨國化心態，拒否台灣形成新國家的努力。「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意理糾葛不斷，導致台灣的國家認同陷於分歧，民主化、自由化，卻未形成共同的國家之愛。 南韓、北朝可望以兩國朝向和平發展，分裂的民族，在聯合國都有席位，才能如此。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中國逐出，因韓戰而倖以國家軀體寄生在這個島嶼，卻牽涉台灣的命運。從反共到想屈附共產黨中國，都想挾持、脅迫據佔地台灣的人民。有時也以南韓、北朝比喻「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中國與共產黨中國又不是在中國以長江為界南北分治，什麼跟什麼嘛！現狀論的意涵成為某種桎梏，窒息了台灣的突破和新生機會。是改變的時候了。若不改變，會讓追尋建構正常國家的台灣人民失去支持的熱情，也會形成焦慮。世界在改變，台灣也應該突破現狀。（作者李敏勇，詩人）

  企業家張忠謀從台積電退休，在被注目的記者會上，他說台積電會根留台灣，而且支持蔡英文總統，回應外界台積電會出走，以及挑撥他與蔡政府信心的傳言。 他不是民進黨人，他是戰後從中國移入的一代。 同一天，政治人呂秀蓮哽咽埋怨民進黨及蔡英文總統，喪氣話盡出，還留下切腹自殺的誑語，對民進黨台北市長選情之紛亂、低迷再落下一石。 她是民進黨人，擔任過二屆副總統，土生土長台灣人。 兩人的身影在人們心目中留下不一樣的印象；好惡不言而喻。政治人物，企業人物，只恃聰明是不夠的，只觀照看重自己是不能讓人敬重的。 台積電之所以是台積電，張忠謀的身影是一種象徵。放在台灣的企業家行列裡，特別被尊敬，不是沒有原因的。 身影，是的，就是身影。這是行止、身段、言說匯集起來的形象。要講企業家，張忠謀應該就是。 台灣的企業，老闆多，企業家少。錢錢錢的揮霍，對員工對社會不盡體貼，不盡負責任。爭「錢」奪利，所在多有，富而不貴比比皆是。 政治人物，也一樣爭「權」奪力的多，對國民福祉關心的少，對國家有願景的少。在重經濟輕文化的社會，政治成為一種商業，連事業也不是，更不要說志業了。 從商人到企業家，從政治人物到政治家，人格上是要經過蛻變轉化的。那是一種文化條件的洗禮和形塑，是文化意義賦予的身影，也是人格特質。 台灣的企業從前常依附在黨國專制的特許權扶持也被箝制。民主化以後的現在反過來對政治可以任意說三道四，常常有錢能使鬼推磨，盛氣凌人。從前，面對政治卑躬屈膝，現在反過來。相反的姿勢都不是可敬的身影。 看企業家和一般商人，身影是不一樣的。看政治家和一般政治人物，身影也不同。台灣的歷史還不夠長，歷史評價還未有效形成。在「錢」與「權」奔逐、追尋的人，還不能真正體會人生短暫、歷史久遠的意涵。 再多的錢，再大的權，都不若意義的重要。意義的形式是文化的，用來檢視經濟和政治，並形成歷史評價。什麼樣的身影！什麼樣的評價！是否土生土長台灣人，並非關鍵。台灣正在進行重組、重構、重建。國家和社會的典範，要看身影，特別是文化身影。（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一八年四月間，國際筆會在斯洛伐尼亞的小鎮布萊德舉行和平委員會議。「反對戰爭」是焦點話題。中國的大數據問題以及劉曉波的死亡都在會中引發議論，自由與尊嚴受威脅的中國情境，劉曉波之死留下永恆的傷疤，在在引起關注。筆和劍，和平與戰爭，自由與壓迫，喻示著文化的政治情境。 國際筆會（EPN international）是成立於一九二一年的一個非政治、非政府作家組織，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Ａ類地位，…無論政治或觀點如何；為言論自由奮鬥，並保護作家免受政治壓迫，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有一四九個分會，約有二萬五千名會員，是詩人（poet）、劇作家（playwrights）、編輯（editor）、散文家（essayists）、小說家（novelists），PEN即為首字縮寫。 中國因為幅員廣大，曾有北京、上海、廣州等分會，中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筆會於一九五九年復會，後來對外改為中華台北分會（Taipei Chinese Center）。一九八七年，一群台灣作家曾組成台灣筆會，惜未獲加入國際筆會，後來也無活動，但現在也有台語作家筆會，若以語文的條件或能加入國際筆會，能彰顯台灣的作家形貌。 獨立中文筆會是二○○一年，一群流亡的中文作家和一些中國國內作家、海外中文作家結合的組織，對中文作家或中國作家受到政治迫害，積極聲援。二○一七年，更與瑞典筆會、維吾爾筆會和藏人海外作家筆會舉辦「四筆會平台國際會議」，以「尋求共識空間──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在瑞典的馬爾默，集思廣益。 中國自六四以後，因國際筆會關切中國人權、作家被迫害，不熱中參與國際筆會年會，幾同脫會。這應是中華民國筆會發聲、介入的時機，可惜已習慣以Chinese Taipei身分出場，而且被獨立中文筆會說：常出席年會開幕的第一天後，就不見人影，明哲保身？也未關切作家受迫害的言論自由課題。對於中國打壓作家的狀況，不像獨立中文筆會一樣關切。 在台灣的這個國家，從中華民國到中華台北，就是拒否台灣，寧屈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仍不共同努力建構自我主體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許多作家流亡在海外，以獨立中文筆會為自由發聲，顯示了筆會PEN的宗旨與作家精神，台灣的作家是否也應該彰顯這種宗旨與精神？！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與中國，特殊國與國關係始終未獲得確立。李登輝為「中華民國」設想的概念，中國並未領情。民主化後的台灣，民進黨執政還被中國國民黨批評借殼上市。「中華民國」成為籠罩在台灣的陰影。 經過陳水扁二任、馬英九二任，「中華民國」在台灣各表為台灣和中國的國家。與外部的「一中各表」，其實只共產黨中國能表，國民黨中國不能表，是兩面鏡子，裡外參差。中國國民黨以「中華民國」是他的黨國，中國共產黨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他的黨國，都抗拒自由化和民主化。 台灣的國家處境並未因總統直選而豁然開朗。「台灣，應該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主權政治體，但一九四五年終戰後，代表盟軍接收而進占統治的中華民國體制並未解除，尚須經過建制工程，才能成為正常國家。」正是現在的處境。不脫離這樣的處理，台灣不能成為正常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承續取代「中華民國」而成為代表中國的國家，一九七一年取而代之的聯合國席位，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欲併吞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中國意理。但台灣即使曾被「中華民國」進占統治，卻並非「中華民國」所有。台灣與「中華民國」分割處理，或許才是台灣國家正常化之路。 與其糾葛在「中華民國」的中國意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糾纏不斷，不如把「中華民國」這個一九四九年之後已殘餘、虛構，並且在台灣他者化的國家招牌還給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生活在台灣，對民主、自由有夢想的人們，就站起來，從屈服於中國威脅行徑站起來，在這個太平洋西南海域共同建構一個從漢字文化圈蛻化的國家吧！ 以「中華民國」名義建交的國家，若繼續有外交關係，要以台灣之名重新建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的這個新國家不要再中國、中國，侵犯人家的國家權屬了。就當從前以反攻大陸綁架台灣，長期實施戒嚴是蔣體制時代的春夢吧！ 台灣，站起來。向世界說：我們的國家是台灣，不是殘餘、虛構，他者的中國。蔡英文總統不要辜負了台灣人民在二○一六年的支持與期待。取代中國國民黨執政旳民進黨應該號召台灣不分先來後到的人們，共同確立一個民主化、自由化的獨立國家價值，既不像從前的反攻對敵，也不能卑躬屈膝降服投靠。要從中國國民黨的夢魘走出來。蔡英文總統、民進黨政府要展現新政治，建立新聲望。只有這樣的途徑，不要再忍讓了！台灣，要站起來面對中國。正正當當向前走。（作者李敏勇，詩人）

  一九八○年代末，東歐的自由化，所有在共產統治體制下的國家，無例外地，都經由一次選舉而推倒舊政權。蘇聯的解體也在效應之中，為什麼？ 猶太裔英國社會學家華倫道夫就以一、市民意識，二、教會的庇護，三、文學藝術這三種條件說明民主化、自由化能在東歐快速實踐的原因。看看台灣，我們相對缺少什麼？ 慈濟大愛電視的一部連續劇《智子之心》，因為描述到台灣在日治時期，一位女性以護士身分在中國戰場的行止，被中國當局以美化日本非議，導致大愛電視在播出二集後，自行下架停播，屈服於一個外部國家的類似新聞檢查暴力到這種自我了斷的地步，要怎麼看呢？ 以華倫道夫的論點來看：教會的庇護是重要的。慈濟、法鼓山、佛光山雖不盡一樣，都是佛教衍生類似教派的大組織；有基金會名義的不同社會志工，從醫療、救濟、文化、教育的面向發展出極大的體系。它們都應該要有庇護所的意義。但慈濟大愛電視的停播《智子之心》，顯示了庇護的困境：既無法守護自己，也無法庇護對之有信仰的人。標榜行善，卻無法守護自由的價值。 共產黨中國的政治黑手赤裸裸地伸進已從國民黨中國戒嚴宰制發展出來，異於中國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在這樣的國度，慈濟大愛電視顯示的屈辱性屈服，也是台灣的脆弱點：守護自己國度文明價值的信念與力量難以顯示。 慈濟以救濟、救護發展出其體系，延伸佛教信仰，與法鼓山、佛光山各有其發展領域，原本都缺乏解放神學的積極為自由化、民主化努力的面向，但信守良善的佛理。雖不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有教會庇護所的努力，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也多所尊奉、支持。但慈濟以在中國的救濟事業為繫，竟向強權屈服，慈濟本末為何？所圖為何？有其高度嗎？ 這不只是慈濟的局限，也不只是慈濟的困境。這是台灣普遍的困境，也是台灣走向正常健全國家的內在困境。宗教的庇護以及文學藝術，和市民意識（這是近現代國家人民的權利和責任意識）是廣泛的文化課題，也正是台灣無法順利邁向正常健全國家的病理。（作者李敏勇，詩人）

  民進黨已成台灣最大黨，雖不像中國國民黨仍在虛胖狀況似乎仍有龐大實虛身影，但具有執政優勢。只是，在台灣的這個國家，仍叫做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人也還以為是他們的。 紛紛擾擾、困困阨阨，是因為中國國民黨後面有一個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跑到台灣來的中華民國是他們尚未完成的革命大業。中華民國以殘餘的中國存在台灣，充滿虛構性，對台灣也是他者。但異地內化，成為政治之瘤。 從前，就看一九八六年，民進黨闖關成立那時際，從黨外的開拓、拚搏，闖政治之路，何等艱辛、危險！從二二八、白色恐怖、雷震和本土民主派，一路以來的禁忌要打破，先驅者群的志氣何等動人！ 創黨三十多年，民進黨經歷幾個世代的勢力變遷，也產生兩位總統。在民進黨人擔任總統時，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國家；但中國國民黨人擔任總統時，不完全是。各自表述國家的定位，形成民主化後的政治荒謬。 在殘餘國家和新生國家之間擺盪，中華民國在台灣，並未因為新政治形勢而解決定位的混淆。台灣與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政、外交的奇怪關係耗損能量。本來沒有的「九二共識」被操作成「一中各表」實際無法各表的中國結。中國國民黨用來作綑身索，硬要民進黨套上。 外部的中國，內部的中國國民黨長期棲身黨政軍特團教的未經轉型正義處理政治構造，形成雙重性的威脅。民主化後的台灣仍擺盪在殘餘國家和新生國家之間，尚未真正轉化，而是僵持。 從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政權的擺盪效應讓台灣在未確定的台灣新國家和未消失的中國舊國家之間，耗損民主化的成果，不只隨中國國民黨流亡來台群落無法真正定置，台灣本土族群亦不能真正安身立命。寧靜革命的榮光失去風采。 蔡英文就任總統，即將進入二週年。改革的陣痛，新國家確立的保守性──這當然是內外交迫情勢的制約，在在都考驗台灣如何從殘餘國家走向新生國家。現狀不應是守舊的殘餘，而應該邁向新生國家的確立。寧靜革命才會有真正的榮光。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民主化以後，存在著威權統治時代遺留的反動現象，是中國國民黨化的，也是中國性的─因為後者，被懷疑傾向於共產黨中國連結─因為共產黨中國已然成為中國的正統。這種傾向的台大，心在台灣，胸懷民主嗎？或仍有殖民心態？ 管中閔被拒否為台大校長，出於當事人在遴選程序的瑕疵，竟被曲解成教育部打壓，而且竟然以所謂的新五四運動興風作浪。不說五四是中國的文化運動象徵，且為共產黨中國當年為推翻國民黨中國的文化象徵。與台灣是因為尚未去除的中國性而成為效應。更應指出的是：打著五四旗幟的一干人等，大多是在戒嚴體制長時期附和於黨國之徒。這其實只是台大的部份現象，卻以台大為名。 台大在戰後成為國民黨中國據台統治後最高學府的代表，傳承自被殖民時期的日本台北帝國大學，與系列日本本土帝國大學並置，並因帝國南進政策而在亞熱帶學以及東南亞學具有特色。國民黨中國以中國北大相加，將之中國化。但自傅斯年以後，幾為中國國民黨操控、宰制。在保守體制中仍有異議、進步的師生，形成改革維新力量。 一九七○年代初的台大哲學系事件，王昇之政工勢力在台大赤裸裸打壓學術自由，許多教授被迫害，學校當局是配合的。美麗島事件後，許多學生參與民主化，在台大也被打壓。相對於某些具改革意識、自由派教授的介入、支持，許多管中閔風暴出頭搖旗的是既往守舊意識、保守派之徒。正是民主化的反動現象，不盡能代表台大。 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黨國幽靈現象，或民主化後的反動，赤裸裸地藉學術自由、大學自治，其實有意摧毀脆弱的民主體制。正因為民主化後的中華民國體制朝向台灣性，與流亡在台灣的中國性不一樣─幽靈正與已正統化的共產黨中國連結，敵視正在脫胎換骨的國家。 在黨國化、戒嚴體制下的台大，有許多附和在統治權力的職業學生，馬英九被質疑有此等身分，並以卸任總統而成為管爺的精神中心，附和威權、專制、打壓民主化不遺餘力。昔以愛國為藉口，實則是黨國化之徒。 民主化後的台灣，他們靠從前打壓、迫害的民主、自由，想構築反動陣地，並謀台大成為走資化的親共產黨中國政商灘頭堡，想站在台灣社會的身體上，扮演頭腦的角色，不成樣的新五四，不只沒有昔日中國的好樣子，在台灣也沒有會被尊敬的文化運動性，只照見某種戒嚴時期遺留的文化毒害。（作者李敏勇，詩人）  

（歐新社資料照） 南韓、北朝的民族分斷，衝突不息，但川普和金正恩的川金會，被認為是一個轉圜。東北亞的和平新形勢被寄予厚望。南韓、北朝已在文在寅、金正恩之會，發表板門店宣言，達成停戰的和平協議。誰知道呢？ 二戰後，南韓和北朝的分裂，南越和北越的分裂，都是緣於右左獨立運動意識形態對立形成的結果，也是美蘇對抗的世界形勢的相應。其形成作用力是統治權力的拔河大於一切。韓國詩人金光林以詩集《半島的疼痛》呈顯韓民族愴傷，漢譯版由其兒子金尚浩教授完成，在台灣出版。金尚浩也是台灣當代詩歌韓譯的推手，深知台灣全島的疼痛。 二戰後，北越、南越原為不同國家，但一九六○年代，北越發動越南戰爭，打敗了美國提供協力的南越，但統一後的越南以朝向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發展。而南韓、北朝，各據不同意識形態，呈顯明顯的差異化生活景況，意識形態牢結常常只是人民民主專政的藉口。中國就是以此藉口發展的走資化國家。 南韓、北朝都在聯合國有席位，是一民族兩國家（ONE NATION,TWO STATES）的例子。這個歷史上長期臣服於歷代中國，卻在忍辱負重中形塑了自己的國族形貌。在某種意義中，甚至保留了中國自己已破壞的傳統文化。 比起日本經由古朝鮮傳遞的大唐文化而歐化維新，消化吸收了唐文化為其裡，歐洲文化為其表。南韓（北朝因政治意識形態作用，模糊化了）的漢文化之表仍然存在，但去漢字的韓文顯示了韓民族的高度文化警覺性，這是世宗留下的資產。 看看朝鮮半島演化出來的南韓、北朝，以兩個國家實踐近現代右左相異的共同體模式，都在聯合國有自己的位置。若簽訂和平協議，中止戰爭動向，應該不只是東亞，也是世界期待的發展。聯邦德國與民主德國都曾是聯合國成員，後來和平統一是另一種例子。 國民黨中國一九四九年被共產黨中國推翻，來到原不屬於中華民國，而是國民黨中國代表盟軍接收的台灣，卻因冷戰時期韓戰效應而據占統治，形成國民黨中國並非在中國境內與共產黨中國對峙的局面，成為民主化後台灣的困境。 共產黨中國以國民黨中國據占統治台灣，而以併吞台灣做為收服國民黨中國的政治使命，與東西德、南韓、北朝不同。台灣更沒有聯合國席位，這是台灣面對的困境。 國共之爭的歷史應在中國，國民黨中國不應以據占的台灣與共產黨中國對峙，也不應該以中國的意識強制台灣的歸屬。讓台灣在國民黨中國之外，成為一個新興國家，並在聯合國同有席位，應該是相應東北亞和平形勢的發展。若共產黨中國接納流落在台灣的國民黨中國，何妨讓國民黨中國班師回朝，帶領不願歸屬台灣新國家的人們一起建構新中國！（作者李敏勇，詩人）

（記者廖振輝攝） 二○一四年歲末，台北市長選舉投票前的一場遊行，支持柯文哲的熱情市民，攜家帶眷，在紙風車劇團扮裝參與的嘉年華形式中、興高采烈地迎向一場民進黨禮讓無黨籍人選，打敗中國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的大勝利。那是動人的時刻，氣氛一直延續到十一月二十九日開票當晚。 就在前天，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爭取民進黨提名參選下屆台北市長的立法委員姚文智發起的大遊行，目標與二○一四年歲末台北市長選舉前那一場大遊行，路線不同，完全相反，姚是上屆台北市長選舉前，以民調與柯文哲評比後，禮讓柯文哲的民進黨人選。他準備多年，但民進黨瞻前顧後，尚未出線。形勢形同陷於撲朔迷離。 二○一四年的那一次台北市長選舉，民進黨的戰略指導原則是阻擋中國國民黨在馬八年、郝八年之後，再取市長位子。不能讓連家公子哥以囊中取物擔任首都市長，與已被視為形同共產黨中國在台代理人的連戰，形成更大的危害，當然更是重要原因。 柯文哲如循共同戰略原則，價值清楚，又顯示治理政績，民進黨再度禮讓，並非不可能，但柯文哲似乎無心於此。他的走樣、凸槌，政治素人卻把自己弄得既不素，又葷得無厘頭，喜歡老毛搞垮老蔣那一套。在綠、橘、藍、紅的象徵政治之間，藉白色突出一格，卻混濁了樣子，把原先支持群分裂了。從前的支持者不盡再支持，倒是中國新黨表態相挺。他也一副管你如何，仍然「不然你要怎樣？」似乎吃定了不讓中國國民黨在首都還魂仍然是民進黨戰略指導原則的時空條件。現在談禮讓是競奪下不情不願的勉力而為。 台灣的公民社會並不成熟。台灣一般政治人物的治理能力也不見得稱職。你說，柯文哲把台北市治理出什麼漂亮的成績嗎？並不見得，但他就是有其局面。中國國民黨鴉鴉烏，仍未脫殖民性格，民進黨執政久了也背負一些包袱。賭爛政治似乎成為某些宣洩的出口，管他什麼人說：柯Ｐ、柯皮、柯痞、柯屁，他就是一個人搔搔頭，咧嘴對你傻笑，你要拿他怎麼辦呢？非典型得不成樣子。誰知道他是什麼路數？ 責任政治、政治責任，搞成這個樣子。柯文哲現象呈現了有些政治人物的任意和率性而為。他沒有政黨的包袱，但也沒政黨的責任連帶。就是不定性，為所之欲為，不可捉摸。你的支持賦予他權力，但你又是什麼？才不管呢！想當年阿扁施政滿意度比柯更高，仍在天龍國競選連任落馬。現在成為地虎國了嗎？搞不好又迸出管爺。一場與當年挺柯相反意義的遊行，當年的支持者生氣了。真是成也柯文哲，敗也柯文哲。 （作者李敏勇，詩人）

  這個標題，取自阿拉伯語詩人艾杜尼斯（Adonis, 1930-）的一首道盡他所屬國度災難、破滅的長詩。他是從敘利亞流亡的詩人，先是移居黎巴嫩，後來法國—這個國家曾殖民敘利亞、黎巴嫩。殖民國後來成了庇護國，他在阿拉伯文和法語梭巡流亡心境。 敘利亞的政府軍和反抗軍交戰不已。傳出政府軍為對抗反抗軍，對一般平民、孩童施放神經毒氣；接著美、英、法以不能容忍踰越使用生化武器的界限，以飛彈攻擊，黑夜中戰機密佈，砲火染紅天空。 「讓雨在我們的廢墟裡清洗我們吧，清洗屍體，清洗我們的歷史。」 這位從敘利亞流亡的詩人，幾年來都在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候選名單之列，既因他的詩，也因他觸及阿拉伯世界的聲音。他曾是記者、編輯、是詩人也是哲學家。 「讓詩歌壓抑我們的嘴唇， 像街道的石頭被清除。」 艾杜尼斯曾對紐約時報記者的訪問，談到中東問題，說「只有詩能照亮黑暗」。掌握中的時光意味著活著的時光，而輓歌是為死去的人們。他說的黑暗不只是敘利亞，不只是阿拉伯世界，而是人類的世界。 ISIS的問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戰火、死亡，不只在敘利亞，也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正因紀念失去土地的抗爭而死傷。這都牽涉到國家的衝突，包括國家對國家和國家內部。 「我的國家自暴自棄。 我的靈魂已經離開我。 我沒有家。」 詩人這麼吟唱輓歌，為活著的生命。而更多死去的人們在權力、信仰、意識形態，經濟利益掠奪的衝突中被剝奪生命。 被海洋擁抱的台灣，獨立於共產黨中國之外，面對著不斷恫嚇不放棄武力併吞的威脅形勢，海空滿佈風險。戒嚴長時期一些附和殖民體制的漂流之心，在國策文學指導下反共，在自由化民主化之路轉而趨附極權中國，以自台灣流亡浮誇轉向之名，相形艾杜尼斯，只像玩弄文字的伶人。古老的阿拉伯文化孕育艾杜尼斯的靈魂。他的詩說：「我的詩篇坦露如朵朵玫瑰盛開。」說「為我找一些紙／一些墨水」。我們的詩人吟詠什麼？ （作者李敏勇，詩人）

  轉型正義的課題在台灣之所以形成，是二○○○年政黨輪替，中國國民黨下台時的事。成為政治工程則是二○一六年，民進黨再度執政，蔡英文政府要加以實踐的事。 若以南非曼德拉改變白人專政的一九九○年代中期，屠圖主教在轉型正義處理的他山之石比較，時間約當李登輝經由人民直選擔任總統，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但當年李登輝如何能推動轉型正義工程？ 如以戰後德國，從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在美蘇英法等同盟國主導的紐倫堡大審觀之，超過半世紀以上，不斷在轉型正義進行的努力，不只是政治而落實在文化。台灣若僅在政治權力形式改變，只重視權力，難以落實轉型正義的實現。 促轉條例已立法，促轉會正準備成立。黃煌雄的主委人事案，因他在馬政府期間的某些政治作為而被挑戰，似有瑕疵。黃煌雄的政治經歷從黨外到民進黨期間，曾擔任多屆立委的他，甚至曾推動台灣新國旗、新國歌，也有文化想法。但二○○八年，馬執政披上羊皮，一些人似乎誤上賊船，張博雅從中選會到監察院的行止，也一樣讓人非議。許多反對中國國民黨，對黨國曾多所批判的知識份子、文化人、改革意識論者，甚至標榜左派者，也留下這樣的紀錄。中國式文化在政治上有太多黑暗的邏輯，是會吃掉正常人心的。 不具罪感，也不具恥感的文化，對於轉型正義的處理缺乏核心社會條件。侯友宜繼講出當年鄭南榕殉道事件、逼迫鄭南榕死路是他「少救一人」詭辯後，又對行政院長賴清德在一場有關言論自由的研討會致詞提到當年他的事，回應「國事如麻，賴院長應多關心國事。」說自己問心無愧，毫無悔意。認錯道歉那麼難？ 戰後德國的轉型正義處理，除了德國的文化條件起作用，宗教信仰、世界的關注，都有影響，戰勝國對納粹罪責的處理也有壓力作用。南非打破白人專政，黑白共治是有國家共同體意識的，宗教也提供力量，從真相到和解的轉型正義提供了新範例。 台灣呢？一些附和黨國體制的軍頭在清明節（當年硬是因蔣介石之死，訂在四月五日，再將此日訂為並非固定的清明節），群集頌讚蔣介石之偉大。亡其國、獨裁專制、甚至失去台灣國家條件之過，視而不見。這些靠蔣介石的黨國庇蔭一輩子，在隱約看見台灣新國家之時，傾慕著共產黨的新中國，敵視民主化發展，轉型正義的處理在台灣面對的是許多困窘，考驗著新國家共同體的發展。 （作者李敏勇，詩人）

  戰後台灣，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社會從被壓抑的谷底擢升，民主化的開展可以說是自由之路的歷程。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鄭南榕為自由殉道，更是一種象徵──自由，做為一種價值的象徵以及追求的實踐。 新政府制訂的言論自由日，今年四月七日又即將到來。一些政治人物連帶自由之路的活動或儀式，在這時際也接連顯現。但是，自由之路做為一種信念、或引為裝飾性光環，各異其旨。 為什麼要民主化？又為什麼要建立一個主權真正獨立，不被某種國家承續的惡意併吞？是為了生活在這塊土地之上的人們的自由。從中國國民黨的宰制，到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威脅，台灣人民開拓的自由之路面臨新的破壞。 從美麗島世代，辯護律師群、黨工助理群、官僚群，取代中國國民黨的新政治力量甚至已包括到因緣際會產生的素人政治人物，在不盡充分開展的自由之路，我們有許多爭權奪「力」的權力傾軋現象。 支持改變中國國民黨統治的人們，無怨無尤地出力、出錢推動了新政治的力量。這些人有歡笑，也有怨尤。歡笑的是看到自由之路因有志者的參與而開展；怨尤的是看到不符合期待、自私自利的爭權奪「力」。 中國國民黨有許多台籍政客，藉著改革運動開展的民主化、台灣化，把自由之路當做自己爭奪權力的紅地毯之路。甚至，原來的改革陣營，也有政治人物過度政客化，露出權力的猙獰面孔。 陳水扁當年競選台北市長連任之役失敗時，曾在幕僚建議下以「偉大的城市是人民對政治人物的無情」回應他施政滿意度高，卻因台北天龍國特殊族群政治的原因而失敗的感觸。台北的民進黨支持者和白色力量、中間選民曾經大力支持的柯文哲，走在自由之路的他開展了自由之路的前景嗎？在他的政治歷程如何回應支持者的心呢？這正考驗著首都台北的市民，也考驗自美麗島事件以來，象徵政治改革力量的民進黨。 自由，應做為一種價值，自由，不應只是政治人物的裝飾性光環。自由，更不是政客們爭權奪「力」的工具性口號，台北市民加油！民進黨更應邁開大步，顯示值得人民信賴的進步性政治作為。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