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運可能轉換中國發展路線，或許讓中國標榜的社會主義走向民主之路發展的中國共產黨人，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的政治改革者。他因六四事件下台，被軟禁。死後，以《國家的囚徒》出版了他的秘密錄音書，囚禁他於國家牢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他政治信仰所寄所繫。 無獨有偶，最近一位中國女性作家章詒和，在出國之前不久被告知已被限制出境。她自稱成為「國家的囚徒」，並自我解嘲說事前幾天告知，算是客氣了。她是有名氣也有家世的作家，父親是中國民主同盟創辦人，曾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曾被打為大右派，入獄十年。她大學時代被下放四川，被以反革命判二十年徒刑。 標榜人民民主專政的前蘇聯，共產黨中國，以國家之名囚禁詩人、藝術家的事例，印記在歷史。蘇聯時期的索忍尼辛（A·I·Solzhenitsyn)和巴斯特納克（B.Pasternak ）都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但索忍尼辛流亡出國多年，巴斯特納克未能出國領獎。詩人布洛斯基（J.Brodsky）被流放西方伯利亞、因奧登（W．H．Auden)聯名世界許多詩人奔走呼籲，才得以流亡美國一一是一九八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紅色革命後的蘇聯，著名的女詩人阿赫瑪托娃（Akhmatova ）、茨維塔耶娃（M.Tsvetaeva）是怎樣鬱鬱以終於國家監牢的？ 師法蘇聯的共產黨中國，改革開放只是走資化幌子，自由人大多是國家的囚徒。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因追求民主化，參與發起︿零八憲章﹀，至死未獲人身自由。共產革命以人民之名遂行無產階級專政，只在二十世紀形成迷惘，迷惑了人們的心靈。馬克思主義的列寧化，成為專制政治的癌毒。 社會主義，甚至共產黨已涵納在民主國家的議會路線。看看左、右政治思想起源的歐洲吧！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民主應該被拋棄！一九九○年代初，東歐前華沙公約諸國的自由化，蘇聯解體也拋棄人民民主專政，都是例證。中國走資化，政治卻還在共產主義原教旨的牢結??，形成變體共產帝國。 一九九二年我以︿中國﹀為名的詩，在結尾寫著「…人權被鐫刻在良心犯的心版 自由成為綑綁自由人的繩索 中國是一座法庭 中國是一座墓園 廻盪著 哀悼生命的鐘聲」 這樣的中國，竟成昔日以反共之名，戒嚴專制壓迫台灣人民的中國國民黨連結對象，還藉民主化的選舉，爭取政權！民主化的台灣，仍有一些人閉目支持！難道想成為國家的囚徒？ （作者是詩人）

民進黨執政，國內有三種批評力量：第一種，來自中國國民黨的藍色力量；第二種，來自原來支持者的綠色力量；第三種，來自柯的白色力量。三種批評力量本質不同，中國國民黨的批評力量，是破壞力量，出於恨，只想奪回政權；民進黨支持者的批評，是建設力量，出於愛，恨鐵不成鋼；民眾黨的批評，常常只是乘亂掠奪，反映柯的投機性格。台灣尚未成為正常國家，政黨鬥爭大於競爭，隱藏著主體重建和顛覆主體的複雜性。 破壞力量容易分辨、察覺；建設力量，忠言逆耳，應該察納；乘亂掠奪，是機會主義政治心態，不可預測的風險，應小心應對。台灣政黨流於鬥爭而非競爭，並非一般國家的保守、自由路線競逐，而是台灣與中國的所謂統獨路線競爭，其實更是降附中國與自主建構加上乘亂得利的競爭。堅持台灣主體性政黨：民進黨、社民黨、台灣基進黨、時代力量⋯。國民黨、新黨、親民黨常略去「中國」冠詞，其實是泛中國國民黨，心不在台灣。民眾黨不清不楚，拾人牙慧，雖冠名台灣，卻未必真正以台灣為重，端視主席一人走向，都只是搶奪殘餘中國的剩餘價值，不具開創性。 權力易生污垢，任何一個政黨執政多少都可能發生權力污垢現象，這是政治，或說權力的生態。政治，是相對性是非，但台灣常以絕對性是非攻防。統計上，中國國民黨的黑金體質是歷史也是現實，污垢現象最多，而且虛應故事，藉由批評民進黨，掩飾自己的污名，但批評的迴力鏢常常回射自己。審視政黨處理態度，民進黨相對比中國國民黨積極，但權力會招蜂引蝶，仍應戒慎面對。民眾黨歷史短，已非無垢，表裡不一。柯想師法宋楚瑜，但半吊子；他也想引郭台銘的財力為己所用，想得美，以為人家都是笨蛋。 台灣並非正常國家，但卻是一般國家的世俗主義政治。經由強烈世俗主義的選舉，政治位子成為某種特殊行業。別說中國國民黨了，甚至民進黨也不免沾染惡習。還好，民進黨尚能珍惜核心價值，能夠壯士斷腕，保留元氣。但選舉終究是一種考驗，候選人和選舉人交叉在理性和非盡理性的抉擇中，甚至充滿著不理性。期待台灣邁向正常國家的人們，有時憂心，失去對政治改革的寄望，原因在此。 柯乘亂而起，甚至有點沾沾自喜，想要亂中取利。沒有堅定改革運動參與歷史，可綠可藍可紅的不可測政治動向，牛鬼蛇神笑納於懷。耽於權力，藉民進黨力量而起的他，早被率先支持、期待過他的選民唾棄。他常援用民進黨政治人物用過的改革語彙，其實是贗品，是錯誤的期待。他的不誠實且不道德是被認證的！改革期待於他，國家治理期待於他，請鬼提藥單！ （作者是詩人）

翻閱修訂版《蔡瑞月口述史：浴火玫瑰》（前衛），台灣現代舞先驅的人間像又浮現出來：台灣女性史、舞蹈史、政治史，以及她與中國來台詩人雷石楡的婚姻，象徵台灣與中國戰後短暫的結合和長久的分離，文化受盡政治迫害的災難。 在台北中山北路臨長春路巷口的「玫瑰古蹟」，應該是蔡瑞月離開人世的回眸一笑，藏著流不完的眼淚，也是以「蔡瑞月舞蹈社」為名的歷史記憶。日本舞蹈家石井綠、折田克子、澳洲舞蹈家伊麗莎白．陶曼、美國舞蹈家埃歐．波瑪爾⋯⋯也都在此向蔡瑞月致敬，多次留下舞藝形影。 一則動人的故事，一九九四年，文化界為了搶救可能被市府拆除的舞蹈社，發起台北藝術運動，包括蕭渥廷，三個女性舞者於颱風夜高懸半空中進行抗爭，廿四小時接力的藝術展演。陳水扁、黃大洲、趙少康三位台北市長參選人都到現場致意支持。陳水扁提出回應及承諾的方案，他也當選市長，場所指定為藝術特區。 馬英九成為台北市長的一九九八年年底，計劃被推翻，擬原址改建大樓，以舞蹈社納入大樓內部份空間方式處理古蹟。經文化界多方力爭。一九九九年十月下旬，不明火將木造建築及史料付之一炬。焚毀九個月後，才於二○○○年八月初，由蔡瑞月以《印度之歌》重啟舞影。二○○七年接受台北市政府委託，以市定古蹟營運。蔡瑞月早已於二○○五年五月於澳洲辭世，未及看到重新開館。 玫瑰古蹟在蔡瑞月文化基金會受託經營下，展開「國際舞蹈藝術節」以及「文化論壇」，兼具國際交流與本土參與，已成台灣文化復權的象徵基地，但政治變遷的壓力，常是台灣文化復權的陰影。讓我想起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在馬英九當選市長、龍應台任文化局長時的經歷。 馬當選市長後，到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虛情假意關心經費夠不夠？但委辦期換約時，即使評鑑會議高評價，龍應台仍另召開別有用心的諮詢會議，特邀被視為統派的旅日學者戴國煇與會，做成「擱置」決議，緩處理，並放話台灣和平基金會受託經營得到什麼好處。我接任基金會董事長後，當機立斷，表明不再接受馬巿府委辦經營該館。即使龍應台再請託，也謝絕。 台北市政府找上在轉型正義有瑕疵的梅可望，以他代表的協會承辦，因成效不彰，中途草草了之。只得由市府改為編制內單位，收拾殘局。原因出在政治態度。玫瑰古蹟是否會在柯市府文化冷漠後，蔣市府存在的某種復辟陰影而再生波折？以新聞人、文化人出任文化局長的蔡詩萍，應會審慎為之吧！ （作者是詩人）

二○○八年，民進黨陳水扁的兩任八年政權被輪替；中國國民黨馬英九兩任八年；二○一六年，民進黨蔡英文再輪替兩任，中國國民黨似乎盤算著二○二四年再輪替政權。這是規律嗎？未必！侯以為他是二○○八年的馬英九？中國國民黨也曾這麼盤算。其實不然！ 侯友宜以新北市市長，挾全台最大行政區諸侯自居，中國國民黨心目中，原以為下屆總統是囊中物。侯也以此自居，傲視政壇。他表面刻意與中國國民黨的黑金勢力保持距離，似乎與朱立倫口中「牛鬼蛇神」無關；也在韓國瑜捲起旋風時，刻意置身事外；更在民進黨與中國國民黨的四大公投爭議中，保持旁觀自清。在在都是為了營造自己的權力塔樓。 中國國民黨以侯比馬，心存僥倖。當年，馬英九兩任台北市長，並非落跑選總統。當初他刻意拋出「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的謊言，騙取台灣人民的支持。但當選以後，露出馬腳，卸任前民調滑落至九．二％，而且被英國經濟學人認證為「the bumbler」。今（二○二三）年清明節還去中國肉麻表態。騙票一張臉、選後一張臉，被公認是政治騙子！ 侯，再怎麼變裝，中國國民黨本質不變。馬和侯都不是政治家，兩人出身：一是蔣經國翻譯幕僚；一是刑警，俯仰黨國官僚體系的養成。馬被指為職業學生，監控留學生；侯緝拿異議分子，得黑色勳章。基本上，都是戒嚴專制的協力者，或不客氣地說，是幫凶。 侯，在中國國民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後，不像當年馬居高不下的民調聲望。侯，只會「侯侯做代誌」，沒有馬一些老嫗婦孺的追星風。他保留新北市長職位，作為退路。回頭擁抱柯文哲、郭台銘早已笑納在懷的「牛鬼蛇神」，兩面刃。流亡殖民意識論的所謂知識藍黨人也不盡相信他。 中國國民黨在侯、郭尚未落幕的競逐，加上柯的拉扯，不盡能視為當年政黨輪替的唾手可得。 台灣，已走過中國國民黨長期戒嚴專制，走向民主化、自由化，不要走回頭路，應該也不會走回頭路！侯，不只會被殖民意識論群拋棄！也不會被台灣主體意識論群擁抱！他自築的權力塔樓地基是空的，搖搖欲墜，強調只他能保護中華民國，不知亡於中國共產黨的中華民國早被台灣人民和台灣政黨保護，自己彷彿正敲響中國國民黨再續類殖民統治權力夢的喪鐘！ （作者是詩人）

「福爾摩沙詠嘆調」合唱音樂會，繼台北國家音樂廳、屏東演藝廳之後，本月廿四日（週六）晚間，即將在高雄衞武營音樂廳演出。這三場音樂會演唱以我的詩譜成的歌曲，全場以通行台語詠嘆我們的國度。 高雄旗山是我的出生地，高雄是我高中時期成長的地方。小學到初中時期，我在父母之鄉屏東，孕育於海、大武山以及田園，在詩人奧登（W. H. Auden）所說的「自然的詩人學校」孕育人格型態。 青年時期，港都有愛河、港口的近代城市，形塑我的人生形貌。某種意義上，這成為我的文化原點。不論在什麼地方，國境之南的城鄉是我文學之芽萌生的土壤。 「福爾摩沙詠嘆調」詠嘆福爾摩沙這個美麗的島嶼國度，以抒情的調性吟唱，頌讚、歌詠這個國度的歷史情境和自然形貌以及人生意味，在悲傷和歡愉中記述或擁抱我們國度的傷痕，描繪新的國家願景。 作為一個戰後世代的詩人，我的人生印記著二二八事件，以及台灣從死滅裡再生的歷程。記憶並見證我們的時代；參與並墾拓我們的國度，是我的信念。我的許多詩被譜成歌曲，在「福爾摩沙詠嘆調」系列裡的樂章，呈現了我與我們國度一起跳動的心。 高雄衞武營從軍區轉為文化園區，意味了台灣這個國度政治與藝術的變遷。文化才是一個國家的靈魂，正如蘇聯時代流亡美國的詩人布洛斯基（J. Brodsky）所言：「圖書館比軍隊重要，國家是靠語言的力量，而非軍隊。」在衞武營音樂廳的演出，也是一種美好的隱喻。 這場音樂會，既是向已故作曲家蕭泰然的敬禮，也是向新崛起作曲家石青如的致意，他們都是高雄的榮光。福爾摩沙合唱團總監蘇慶俊和我，在故鄉的這場演出，更意味著藝術之魂和土地的連帶。 從蕭泰然、石青如─他們也都與高雄有淵源，也是我詩歌主要的作曲家。他們分別在廿世紀末期和廿一世紀初期，譜寫了我大量的作品；更有許多年輕作曲家的作品呈現了我詩意的心聲。福爾摩沙合唱團的蘇慶俊總監，他費心策劃系列演出，因而能夠在我們國度的北南，詠嘆我們的美麗島：Ila Formosa! 「佇島嶼的海邊／台灣的囝仔佇遐啲歡唱／視野無限寬闊／ 佇島嶼的山頂／台灣的囝仔佇遐啲跳躍／伸手挽天頂的星／ 佇島嶼的鄉村／台灣的囝仔佇遐啲成長／對自然中學習生命的律動／ 佇咱的都市／台灣的囝仔佇遐啲勇壯／新的秩序佇手中開創」 我這麼想像並憧憬我們的國度，這麼詠嘆福爾摩沙。 Ila Formosa! 啊，福爾摩沙！ （作者是詩人）

韓國濟州「四三事件」七十週年（二○一八），舉辦一場國際文學會議，我以台灣詩人，和越南小說家保寧以及曾以《水滴》獲芥川獎的沖繩日本小說家目取真俊，應邀演講。保寧的小說《戰爭哀歌》翻譯成十幾種外國語文，他曾在被問到對北越打贏了南越的越戰有何感想時，說「戰爭的勝利是將軍關心的事，我關心的是戰爭的悲傷」，讓我感觸良多。 俄羅斯出兵侵略烏克蘭，普廷以納粹化污名昔日加盟蘇聯的新獨立國家。其實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是猶太人，正是納粹德國希特勒加害對象。侵烏是對東歐昔日華沙公約國家自由化，並群起加入北約的一種威嚇行動。普廷高估自己國家的軍力，低估烏克蘭的反抗意志，以及民主陣營的奧援。原以為可以迅速取勝，經過一年多，仍在動彈困境中，不只拖累自己國家，也危害自己。 帝俄時代，俄羅斯曾受法國拿破崙大軍入侵；納粹德國的希特勒也入侵蘇聯，慘烈的抵抗留下衛國戰爭的事蹟。普廷的強權身段對歷史教訓是一種反逆，出於個人野心，但危害整個國家。這場戰爭，引發地緣政治的新局面，打破了經貿全球化帶來的後冷戰格局，再度形成以民主對抗專制的世界形勢。 國家與國家之間，存在著利益形態與意識形態的矛盾和潛在衝突，但文明仍是導正力量。二戰後為世界新秩序成立的聯合國並未竟其功，原以美、英、法、中、俄的同盟國對抗軸心國的日、德、義，現在改變為美、英、法、德、日對抗中、俄，歷史不斷改變軌跡發展。 左右對抗曾經是近代世界政治衝突的主要現象，但已變成民主和專制的差別。一九九○年代初，隨著蘇聯解體，東歐自由化，共產主義的人民民主專制已失去其魅惑的意識形態牢結條件。藉著人民民主專制的獨裁國家，中國與北朝鮮，一走資化，一執意共產主義原教旨，彷彿與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共構黑暗新軸心。 波蘭在華沙公約組織的戰後長時期，為了自由，離開自己國家流亡美國的詩人米洛舒（C. Milosz, 一九一一—二○○四），一九八○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咒語」，以「人類的理性是美麗而無可匹敵的」開始，廿行句中，有「美和青春是哲理和詩／她們的結合是為良善服務」，結尾「她們的敵人會把自己交付毀滅」。面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這一場不必要的戰爭，中國的習近平想發動侵台戰爭，有必要嗎？ 堅持自己的國家終將恢復自由的米洛舒，一九九○年代，終得回到祖國波蘭。在政治壓迫的幻滅時代，未成為虛無主義者，持有信念的這位詩人，見證文明的力量。台灣也當如是，學習烏克蘭精神，堅持自由民主的信念，守護自己的國家。 （作者是詩人）

中國國民黨這次總統候選人提名，侯、郭兩強之爭，加上精算師黨主席，紛紛擾擾、波波折折。三個人：番薯仔、芋仔、芋仔番薯，正好是族群政治的投影。認同台灣為國家的不只番薯仔，附和中國的也有番薯仔。中國黨性，台灣陰影。 侯，刑警出身，對黨國有極盡效忠的經歷，並無民主自由心。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過度行事，置鄭南榕於死地。當年，戒嚴已結束，仍充當黨國馬前卒。掛上黑暗的勳章，卻不盡得到流亡、殖民群落信任。他口中常只以「侯侯做代誌」虛應故事，成為中國國民黨最大的地方諸侯，代表中國國民黨競選總統，並非該黨走向台灣心。侯複製當然年韓國瑜落跑高雄市長追逐大位路線，前途未卜。 中國國民黨人另一股力量支持郭台銘參選。即使郭已非黨員，但只因有實力，可滿足流亡、殖民性。他甚至暱稱「阿銘」，在南部勉強以台語博感情。這個黨在蔣氏父子死後，無強人領導，加上不當黨產被清算，無力提供財力支持參選的黨人，依靠被視為「黑」的地方議會首長勢力，鞏固地盤。郭肆無忌憚地拉攏朱所謂的「牛鬼蛇神」爭取出線，並未如願。機會主義者柯，樂得笑納這股勢力。 中國國民黨二○○○年自亂陣腳，連、宋競奪，壞了李登輝尊蔣經國以台灣化存續中國國民黨的盤算，其實就是因為不信任有台灣人身分的連戰。四年後，宋屈就連副手爭逐，落得連戰連敗。「連爺爺」在中國脫卸「台灣人」的內衣，流亡、殖民群落再擁抱的他，已是過氣政客。侯像連戰，人家也不盡當你是自己人，他並沒有真正的台灣心。 朱，芋仔番薯，兩面光也兩面不靈光。他曾「換柱」選過總統慘敗，並不盡放棄大位夢，但形勢不如人。被稱「政治精算師」的他，無力回中國國民黨之天。中國國民黨既脫台灣化召喚，對台灣建立新的國家共同體，只是阻礙。侯雖出線，但番薯仔屈從中國黨性，看不出真正的台灣國家願景。 （作者是詩人）

文學在南方，確切地說是：台灣文學在南方。南方，不只地理意味，更有政治意涵。前有韓國瑜的「高雄又老又窮」，後有郭台銘的「演唱會經濟養不活二百萬人大城市」，讓人想起一群文學人在高雄墾拓台灣文學的形貌。更前，美麗島事件開啟民主化運動的新序曲。 昔日高雄以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基礎，發展工業支撐台灣經濟。工業區男女工人奔赴於途的時代，台北以首都之名，佔盡優勢，得天獨厚。台灣的南北失衡，頭輕腳重，卻又重頭輕腳。在那個時代，台灣文學就彷彿是中國文學、台北文學。卻連「中華民國」走不出去，代名詞也是「中華台北」。其實，自美麗島事件開啟台灣的民主化序曲以來，南台灣一直是改變黨國體制的地方基礎，但也有迷惑於政治騙局的時候。 一群文學人，以鄭烱明（詩人、醫生）運籌帷幄，彭瑞金（教授、評論家）擔綱主編，陳坤崙（詩人、印刷業者）負責發行，曾貴海（詩人、醫生）社會運動關連，形成共同核心，加上一些參與協力者，奉葉石濤（小說家、評論家）為精神導師，開啟了自《文學界》（一九八一—一九八八）到《文學台灣》（一九九一迄今）的墾拓歷程。 《文學界》先後出版：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一九八七），「笠」詩論選集《台灣精神的崛起》（一九八九），為台灣文學立築精神標竿。進入《文學台灣》時期，更從一九九○年代迄今，卅多年來，高雄為台灣文學在南方發聲。一九九○年代，先後出版標示「台灣精神隱喻」的《混聲合唱》笠詩選，以及「解嚴後笠詩選《重生的音符》」及許多文學書冊。 戰後，二二八事件讓台灣人長期蹲下來，知識份子文化人的犧牲，讓台灣人形成重經濟輕文化的社會病理。大多數台灣人扮演頸部以下身體的角色，支撐流亡殖民性黨國體制作為頭腦，在社會構造下層的「經濟」，支撐上層的「文化」。沒有文化主體性、自覺性的大多數台灣人，迷惑於生產與消費的物質化現象，缺乏精神。 受過「貨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之騙，但也透過選票罷免政治騙子。高雄人還會迷惑於「你的孩子國家養」的野心家粗暴鄙陋政治話術嗎？台灣人啊！黨國戒嚴時期被脅迫，現在還被騙嗎？ 文學的啟示會堅定我們的心。來看看台灣詩人巫永福（一九一三—）的一首詩〈愛〉： 父母未曾說過愛我／ 但我領悟父母的愛／ 你每次都說愛我／ 你的愛卻無法領受／ 你想征服我把愛說成一視同仁／ 我知你的花言巧語含有虛偽／ 你恐擁有我的心／ 但我的心常受騙已成了石頭。 （作者是詩人）

陳千武（一九二二—二○一二）、黃靈芝（一九二八—二○一六）兩位都是跨越台灣的日本時代和台灣的中國時代，進入並未真正確定台灣時代的台灣作家，都具有詩人和小說家身分。他們在台灣曾以「中國文學」的時代，並不被生活在這個國度的人們充分認識，學校的語文課本也未選錄他們的作品。倒是政黨輪替後的二○○三年，陳千武獲頒第七屆國家文藝獎；黃靈芝則於二○○四年，獲頒日本正岡子規國際俳句賞，後來並獲日本天皇贈勳。 兩人的小說分別被鴻鴻和林孟寰改編音樂劇，在台北的北藝中心、台中歌劇院和衛武營藝術中心演出。陳千武小說《獵女犯》改編《熱帶天使》和黃靈芝的《天中殺》，在兩位台灣文學家辭世多年之後，彷彿靈魂顯影，再與他們所屬國度的人們對話。文學之魂長存，台灣精神不死，政治困厄並無法抹滅他們的靈魂，年輕世代的藝術家詮釋他們的作品。 陳千武的《獵女犯》是他參加二戰時太平洋戰爭經驗，以「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留下的作品。系列作品十五篇，事隔多年，以附錄方式增補五篇出了新版《獵女犯》（大塊文化）；《黃靈芝小說選》上、下二冊廿八篇，二○一九年出版（台南文化局+遠景）；這也是文學出版在黯淡中為作家亮出的燈光。 陳千武從日本語跨越到中文，他們那一代台灣作家常被戰後來台、缺乏同情理解心的中國作家嘲笑中文笨拙；黃靈芝則堅持忠實於他熟悉的日本語，用日語寫作，守住創作者的孤獨。我在《雙重構造的精神史》（九歌）以「跨越語言」論列陳千武等八位台灣詩人，對照十二位「跨越海峽」的戰後移台詩人，更常論介黃靈芝。戰後台灣的文學來自兩種不同的球根，但被局限在中國的框架。 黃靈芝的異質性被照亮，源於一九九○年代初，日本學者岡崎郁子贈我她論列台灣作家的著書《異端的系譜》（前衞），我以未被收錄的黃靈芝才是真正的異端，開啟了岡崎郁子專注於黃靈芝研究之路。鴻鴻說音樂劇《天中殺》的演出，源於我一篇紀念黃靈芝文章的種子，台灣真的需要更多文學、藝術的種子。 文學是一個民族或國際家的靈魂。戰後在台灣的文學，從「中國文學」到「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到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台灣文學」的正名歷經政治改革長時期，文學的台灣魂並未充分形成，中國性仍在。政治改革的顛沛，國家認同的迷亂，原因在此。台灣人要有台灣的文學魂，台灣的國家精神才能真正形成。 （作者是詩人）

言語的破壞是文化破壞，來自政治與商業的惡意作為。戒嚴長時期的台灣，黨國政治充斥口號，「自由」、「民主」的語彙充塞於政令宣導。偉大領袖的身段，透過身體語言的強化，就是例子。不只不實廣告會成為公害，言行不一的政治宣傳也會成為公害。 納粹德國希特勒的演說召喚日耳曼人的激情；義大利墨索里尼誑言法西斯的國家秩序；史達林在蘇聯共產政權的魅惑解放世界論說，在後來歷史的鑑照下，美麗修辭包裝的言語成為文化病毒。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性充斥玩弄修辭的不實政治語言，中華民國的中國性也相互照映。 中華帝國號稱文化悠久，語言文字有長期的傳統，形成的詞彙豐富，卻常成為空有言語意符但沒有認知和實踐心的「言語空洞」或「背反」現象。常見政治人物滔滔不絕於成語引述，卻只是口號，口惠而實不至。就像印刷鈔票的技術發達，但發行準備欠缺，沒有兌現條件，用來比喻中國的言語狀況，極為吻合。 文明批評常見於政治或社會批評，二戰後的日本、德國、義大利等軸心國家，面對戰敗的廢墟，都有批評的視野。日本詩誌「荒地」的詩人以「意義喪失的時代」面對社會，認為戰爭的最大破壞不只是人命的喪失和建築物的毀壞，而是語言和想像力的破壞，有所反思。台灣的民主化進程，轉型正義指的是「政治」，缺少「文化面」的條件。因而，民主化轉型簡易為「全面開放公職選舉」，缺少真正的國家或社會新視野。 黨國戒嚴專制時期也口口聲聲「民主」、「自由」，但充塞「專制」和「壓迫」。戰後台灣政治遺留下來的言語狀況，缺乏歷史反思和政治覺醒。過去沒有過去，現在仍充塞著過去，未來不盡有新的想像，競奪剩餘價值超過描繪未來願景。 從前，脅迫台灣人反共；現在騙台灣人降共。反共愛國成為親共害國，充塞恣意妄為的言語現象。「為中華民國粉身碎骨」也是典型例子，更早時期，以「中華民國滅亡」作為選舉口號恐嚇民主選舉也一樣。「與強盜和解才是務實」以及「委屈的和平也是和平」等謬說，也是此類。轉型正義未充分實現，黨國戒嚴統治的歷史成為黨國侍從體系的遺產，仍然侵蝕台灣國家重建的文化工程。玩弄政治的言語暴力正在混淆視聽，破壞台灣國家的正常化。 （作者是詩人）

「四二四」事件已逾五十四年，有關的歷史敍述，常見的是黃文雄和鄭自才被描繪的形影。歷史（History）常是他的故事，長期偏重男人事蹟的一般現象。一九七○年，蔣經國以蔣介石接班人身分訪美，鋪陳他登基、後繼統治台灣政治史序章的一幕。四月廿四日，在紐約廣場飯店，黃文雄未成功的一擊，雖未中斷蔣體制，卻多多少少驚嚇、點醒了獨裁政權一意孤行的夢。 黃晴美是「四二四」常被忽略的名字，她是黃文雄的妹妹，鄭自才當時的妻子。黃文雄以晴美、鄭自才已成家，挺身而出，承擔槍手的角色，避免央及他們家庭。事件當時，三人成行，晴美是遞槍給黃文雄執行任務的人，鄭自才是救援。千鈞一髮的實際行動是晴美在現場從包包裡拿出槍交給黃文雄開始的。未完成的任務結束後，是三個人的顛沛流離，以及蔣經國返台後台灣的政治運動的歷史。 吳清桂作為本書的敘述者，她的人生際遇是以護理人員從台灣到德國醫療服務，因緣際會在海外的台灣人活動場合認識鄭自才，被擄獲芳心，成為與晴美離異、流亡瑞典的鄭自才新伴侶。 鄭自才前妻寫另一個前妻，呈現女性史特殊的篇章。新世紀初，我應邀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擧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演講，初見黃晴美。那時，她已改嫁，先生是體貼她、熱愛水上活動的瑞典人。流亡海外的滄桑寫在她的身影，異國他鄉相遇，記憶讓我浮現有關她故事的一本書的書名：《天涯，人間，晴美》（前衛）。那是二○一八年，晴美辭世不久，朋友們為紀念她共同企劃的一本書，算是晴美在自己出生的國度留下的生命之影。 吳清桂以《槍與玫瑰》（新自然主義）敍述晴美在四二四的革命位置，從女性或女性史的角度，把曾經被以男性在海外參與台灣獨立運動的角度，重新描繪。閱讀台灣歷史的人們，總算開始了解曾經被忽略的視野。 吳清桂曾經是國民大會代表，參與婦女運動。一九九○年代，我以「從死滅裡再生」共同追尋台灣「國家重建、社會改造」，召集出生於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年的一些朋友組成「四七社」。在那個年代，卅多位同齡，分別在文學藝術、學術、政治領域，參與政治改革運動，吳清桂也是成員，顯示她的淑世性格。 她寫晴美，以「槍與玫瑰」映照一位革命女性被忽略的精神史。不只以女性寫女性，更是前妻寫前妻，參與者寫參與者，特別的視野探觸了隱晦於歷史角落裡的亮點。 台灣的政治改革運動兼及海內外，在那戒嚴宰制的年代，海外的力量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九九○年代，解除了黑名單之後，許多流亡志士才逐漸能回到這個國度。許多海外致力於推動台灣政治改革的仁人志士被遺忘，黃晴美更是。吳清桂補綴了歷史的模糊篇章，以特殊的角度呈現一位可敬女性的時代像和人間像。 （作者是詩人）

台灣又將改選總統，「中華民國」complex混淆台灣的國家狀況，既是迷惘，也是迷障，亟待克服。這既是歷史的殘餘，也是現實的困境。生活在台灣，仍奉「中華民國」為名，卻要承擔名不正言不順的國家處境，人民糾纏於名實論的混淆，集體籠罩在認同症候群病理。 二戰結束，東西德、南北越、南北韓是三個特別的「國家」狀況。東西德是納粹德國戰敗被盟軍處分的結果：被一分為四的德國，美、英、法佔領區統合為西德（聯邦德國）；蘇聯佔領區成立東德（民主德國）；越南從印度支那分離的寮國和柬埔寨之外獨立，但經內戰分別成為南越（越南國）和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朝鮮則在獨立後，左右翼路線無法統合，經內戰分裂為南韓（大韓民國）、北朝鮮（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被殖民地獨立，但自由資本主義的右傾化和共產主義的左傾化導致國家分裂。東西德在進入廿一世紀前，由西德和平統一了德國；南北越經過戰爭，由北越統一了越南；南韓、北朝鮮仍在分裂狀況。台灣的狀況是：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日本放棄對台灣的殖民，代表盟軍接收台灣的中華民國，順勢進佔，並於一九四九年在中國被革命推翻後，以台灣作為反攻基地，演變成中華民國台灣或台灣中華民國的現狀。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並非台灣人民自己創建的國家，戰後歷史的發展也不盡是台灣人民意志的選擇。 南韓、北朝，在聯合國都有席位。台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則早在一九七一年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中國」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以反攻大陸、戒嚴統治台灣卅八年（一九四九—一九八七）的中國國民黨挾持「中華民國」，民主化以後，仍執意中國性，導致無法確立「中華民國」的台灣性。台灣中華民國未能形成生活在台灣這個國度人民的命運共同體，也是二戰後遺留，仍未解決的問題。 新的地緣政治，以美、中對抗，各自形成夥伴關係，以民主和專制形成對峙陣營，在新世紀成為世界課題。民主國家陣營關切台灣的處境，以俄羅斯普廷侵略烏克蘭為借鏡，警戒中國習近平的犯意。台灣內部長期以反共為名戒嚴統治的中國國民黨後蔣時代政治人物，無視中華民國僅依附台灣、實存台灣，仍執意以「中國」意理為名，連結亡其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近臣服侍蔣經國的馬英九以及一些黨人，背反台灣，投靠專制中國，卑劣至極。 一些政客、黨棍口惠實不至的「中華民國」，只在中國之外戴「青天白日旗」帽子，殊不知對中國南京「中華民國：（一九一二—一九四九）」亡國碑銘的最大抵抗，其實是中華民國斷離中國在台灣的存在。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短暫的連結；一九四九年之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逐漸從中國事實分離。 若說「中華民國」法理地位消失，也是中國國民黨留下的歷史。不喜歡「中華民國」在台灣，中國國民黨人大可去南京國家之陵，乞求回歸中國；或若中國認為台灣的「中華民國」侵權，台灣人民也可放棄這個歷史爭議的名號，不必委屈求不全，曲意守護，收留「中華民國」神主牌。不清不楚的歷史成為台灣的牽絆，只會是台灣這個國家發展的迷障，就物歸原主，還給中國人吧！ （作者是詩人）

認識辜寬敏是一九九○年代的事，那時候他已是白秋之年，英姿煥發，遠洋漁業的投資順利成功，仿日本《文藝春秋》創刊的《台灣春秋》已開始發行，對台灣獨立建國懷抱志向的他，對政治之事是以文化視野觀之。這是他經歷日本時代的文化薰陶，又在台大前身台北帝國大學讀過書孕育出來的人生之貌。 出生世家，又因戰後「四六事件」影響，他從香港直接到了日本，不但斷了在台灣的成長之路，斷了台灣的大學生涯，從此滯留異地，過著闖蕩事業兼遊戲人間的生活。因讀到《台灣青年》啟蒙了台獨思想，又被日本退休外交官平澤和重的感召，成為一位極有個性的台灣獨立運動家。 辜寬敏幫助了許多人，對家鄉鹿港的回饋更是。從《日本文摘》剛結束，到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辦理「台灣歷史小說獎」期間，受他多次宴請，談話之間流露文化情懷。我們夫婦曾經應邀到一位蘇姓企業家在草山的別墅晚餐，席間還有辜寬敏和剛卸任駐南非大使的陸以正。我們也受邀到他草山的家晚餐，記得他鄰居，誠品的吳清友夫婦也是賓客。 他世家出身，但掛在口中一句話是「父親說他們家的錢是台灣人寄存的，要用於台灣。」他的獨立運動志業不同於其他政治人物募款運用，而是自掏腰包。常常在國內外報紙刊登「意見廣告」傳達台灣的信息，在關鍵時刻，表達意志和信念。 他對中國古典和日本古典的文化涵養形成某種氣質，與李登輝、彭明敏同一世代風範相似。他的近代知識和教養不同於戰後養成的中國式樣子，對於人生有一種風格的堅持。不談政治也充實，他是一個時代的政治投影，也是印記在歷史的文化像。 在我心目中，他不只是一位矢志不移的台灣獨立運動家。更兼具世家、紳士；俠客、浪人形影。說多采多姿並不為過，也豐富充實。 常記起他穿著一身白色麻紗西服，從一台使用多年的黑色凱迪拉克加長型房車走出來的身影，或站在一角手持紙菸卻不能任意吸食的場景。其實在台北中山北路的國賓飯店包廂，服務人員會貼心的在他座位放上菸灰缸，他會尷尬地抽著菸，大家也都體貼以對。 二○○七年，我進入六十之齡，本已決定從此進行一個人的文化運動，一些基金會、文化團體的主事責任都卸下了，只保留一些參與的身分。但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和彭明敏基金會幾乎同時間都邀我加入董事會，作為對兩位前輩的敬意，我加入陣容。最近幾年參與歷史小說獎決賽審及相關活動，常在言談中感受到他的心境。 之前不久，我以他為主角發表了歷史小說《蒼鷹之影》（文學台灣），作為我繼李登輝、彭明敏的《夢二途》之後的諸篇之一。他的人生跨越兩個國度，在台灣獨立建國之路編織夢想，投入心力，允為某種風範。 如今，他已離世，雖看到台灣走向民主化之路，但「國家」仍糾葛在中國的牽連。他在遠洋漁業之外，以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和台灣制憲基金會兩翼推動的志業，仍待繼續努力，以竟其業。 （作者是詩人）

  清明時節，台灣（中華民國）前後任兩位總統，分別有美洲之行和中國之行。馬英九以掃墓之名，行認祖歸宗之實；蔡英文訪問拉丁美洲友邦瓜地馬拉、貝里斯，前後行經美國，預料會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鞏固邦誼，拓展外交。對照的是台灣，這個叫做「中華民國」也罷的國家，或非正常國家內部的認同問題。現任總統蔡英文努力建構台灣的國家共同體；前任總統極力表態台灣屬於中國，以「這個」說他當過總統。 馬英九拿過綠卡，家人大多美國籍，口口聲聲「中華民族」而不自慚。就像移民美國還自稱中國人，聚眾滋擾並非中國人的台灣（中華民國）總統。他還曾是「反共愛國聯盟陣線」成員，被指控學生時代坐享「反共」非分利益，打小報告建功。他在連戰、宋楚瑜兩次競奪、合作總統之路失敗，繼陳水扁兩任八年之後，出任兩屆八年總統。以馬習在新加坡之會，沒有「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毀滅了自己在台灣人心目中的錯愛。參選台北市長時，為了騙選票，還在李登輝拉起他的手時，說是台灣人，真正的中國人會看得起他嗎？ 果然是英國《經濟學人》認證的「Ma the bumbler」，徹底揭露了中國國民黨這個人，從前以「反共」，現在以「降中附共」為重的投機性格與政治態度。台灣的民主化，已非戒嚴宰制時期，可以任由中國國民黨掌握特權，依附共產黨中國制約台灣，成為他的降附出路。他甚至為中國武漢肺炎擦脂抹粉，就只在乎自己，並不關心已認同台灣的「外省人」感受和處境。 馬英九在南京，迴避了「中華民國歷史之碑」。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一九一二—一九四九」註記了存在卅八年的歷史。多少人死於國共內戰？慘死於南京大屠殺。馬英九的中國行，與一干退將罔顧國格、軍魂、武德，奔赴共產黨中國之旅，有何兩樣？不只羞辱了自己，也羞辱了他們的黨國。當年，口口聲聲的「蔣總統萬歲！」只是為名為利，真是無品！中華民國在中國會兵敗如山倒，其來有自！ 馬英九以德、法世仇都能泯恩仇為例，不倫不類的比喻。台灣的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尊重為國家嗎？德國和法國是兩個國家，從敵對戰爭到都成為歐盟國家，顯示了文明歷史進程的國與國關係。台灣與中國在國家條件上當然可以和平交好，問題出在中國。他無厘頭的這番話，不知有沒有受到中國的訓斥？挾「中華民國」媚「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是為何？ 完全沒有民主素養，只知道吹捧亡其黨國的另一個黨國，馬英九昔日服侍蔣經國，唯唯諾諾的身段，蔣經國天上之魂看了，不吐血才怪！反共，親共，異體連結在「中國」，服膺於中國共產黨黨國。這種人仍然奔赴慈湖、頭寮，口是心非！真是的！這種人，難怪會被認為根本是騙子！難怪有人說：就留在中國，送給中國算了！ （作者是詩人）

  台灣與日本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國之間無正式邦交，卻有比邦交國更深厚的情誼。比起台灣與中國，李登輝卸任總統前未實現的特殊國與國關係，台灣與日本的友好對照中國對台灣的敵意。東亞的台灣與日本在特殊歷史際遇中形成有若兄弟之誼；中國以台灣的父祖之國自居，卻常惡形惡狀，對台灣連特殊國與國關係都不願形成，遑論兄弟之邦。 謝長廷出使日本期間，台灣與日本兩國關係水乳交融。他的本國政治經歷，從台北市議員、立法委員、高雄市長、行政院長，更經歷與彭明敏搭配競選正副總統，以及諸多他以律師參與台灣民主化運動經歷，加上他在日本京都大學留學的資歷，與李登輝有相互鑑照的心性和形影。他們都知日、識日，對台灣和日本友好關係的建構和推進，具有熱情和實踐性。 《台灣與日本善的循環》（新自然主義）記述李登輝時代台灣、日本的交流互動，也記述謝長廷出使日本，積極推動兩國關係的心路歷程，留下一些人、事、物的點點滴滴，是歷史也是文化風景，更有他人生際遇、從政之路，留下的動人心境，交織文化情懷。以「善的循環」敍說台灣與日本關係的發展，特別具有令人動容的視野，與台灣和中國關係比較，彷彿光與影的對照。 台灣曾被清帝國割讓給帝國時代的日本，歷經五十年，戰後短暫的四年被代表盟軍接收的中華民國統治，一九四九年迄今的中華民國逐漸脫離中國，成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已發展成新的命運共同體，雖仍待正名，已是不同於中國的民主國家。李登輝未能實現的特殊兩國論，對照台灣與日本的友好，應該是一件憾事。謝長廷以大使身分留下的駐日經驗，以及他從政的某些歷程，譜現善的循環風景，值得關心台灣、日本、中國的人們觀照。 標榜祖國的中華民國，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代表盟軍接收日本放棄的殖民地台灣，並進佔統治。一九四九年，從中國流亡台灣，不只早已藉二二八事件殺害台灣精英，更以長期戒嚴藉反共及反攻大陸，宰制台灣。蔣氏父子後，台灣進入民主化，黨國餘緒反面相向，轉而親共、附中。馬英九降格訪中，刻意衝撞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的外交之旅，形成光照中的陰影。昔日，中國共產黨說要幫助台灣人民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解放台灣；中國國民黨脅迫台灣人民反共，說要光復大陸。如今，國投共，共迎國。口口聲聲「中華民國」口號，表面膜拜蔣的一干黨國之徒，實則已經背蔣棄蔣，走向與善的循環相反的歷史之路，描繪著惡的風景。 （作者是詩人）

  反戰，崇高的詞語。但反戰的真義究竟為何？是重要的。 反戰，應該是反對侵略戰爭，而不是反對抵抗戰爭。 以俄烏戰爭為例，俄羅斯是發動侵略戰爭的一方，烏克蘭是抵抗侵略戰爭的一方。反戰，應該起於俄羅斯才有正當意義。俄羅斯人民仍然有反對侵烏戰爭的聲音，但相對普廷的政治控制，在不全然民主的社會，反戰的聲音薄弱。 烏克蘭是被入侵的一方，雖有部份俄裔烏克蘭人附和，但絕大多數人民具有抵抗意識，軍人更是將士用命。套一句俄羅斯愛用於抵抗拿破崙率軍入侵及納粹德國希特勒入侵的「衞國戰爭」，正是烏克蘭現在景况。 廿世紀的一九六○年代，越南戰爭曾掀起戰後嬰兒潮世代，法國巴黎大學「六八革命」延伸的全球大學生反越戰示威。美國與一些夥伴國家出兵相挺南越對抗北越，但共產國家相挺北越，呈現的是自由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社會主義國家不同陣營的鬥爭。 民主國家的戰後嬰兒潮世代自由地發聲；專制國家人民服膺統治者領導。一九六○年代，毛語錄紅小冊誘惑西方民主國家青年，曾經風靡全球許多解放（Liberation）論者，自我批評大於抵抗魅惑。一直到蘇聯解體、東歐自由化，嬉皮世代也多轉為雅痞，反體制的戰後嬰兒潮世代紛紛進入體制治理者，一改激進風格。 台灣在蔣體制時代附翼在美國體系，挾反共之名，藉反攻大陸之義，戒嚴專制。但民主化後的台灣，向中國伸出友誼之手，放棄「動員勘亂」敵意，連「特殊國與國關係」都不被中國接受。中國不斷威脅武力併吞台灣。戰爭與和平的天平，是中國在破壞，而非台灣。 在台灣，反戰應該是對中國發聲，而不是向內部發言。但常見向自己喊話的反戰聲音，特別是中國國民黨餘緒，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一些單純的第三種人：存在著戰後嬰兒潮世代的異議性。這種聲音分化了內部的一體心，助長中國犯台的動機。台灣人應反對侵略戰爭，但要凝聚堅強的抵抗意識，要有衞國戰爭守護自己國家的意志。 民主化後的台灣仍以「中華民國」為名，並未積極進行真正新「國家」體制的獨立建構進程，但是節制自己並未免於中國的威脅。為了警告中國的犯意，台灣政府或應向中國及世界宣告：「中國進犯台灣的砲火一響，正是台灣宣告法理獨立之日。」台灣的國家正常化或就是其時。 （作者是詩人）

  《惡之華》是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波特萊爾的詩集，以性及頹廢為主題，對現代主義文學影響很大。這個詞語也延伸許多意涵，台灣畫家劉耿一有一幅畫「惡之華」，隱含畫家的批評意識。畫面看出，一些人面對向被稱為中正廟、臭頭仔廟的中正紀念堂形影。畫家描繪這座建築物顯然並非頌讚，從主題來看是「惡」之「花」，花是形貌，惡是本質，帶有批評的視點，而且畫面黝暗而非明亮，充滿陰鬱。 台灣解嚴、民主化以後，蔣介石崇拜是有爭議的。轉型正義工程常觸及拆除蔣銅像，改變中正紀念堂的設置目的，轉換成其他文化象徵更是引發眾議。但是，威權崇拜仍然存在於黨國餘緒，獨裁者的幽靈仍盤據台灣上空，阻礙台灣發展之路。 劉耿一以畫家之眼直視矗立廣場的巨大幽靈，描繪出惡的象徵構造。他這幅作品隱含著藝術的批評精神，但未引起話題，也未被轉型正義工程視為借鑑。他也有系列社會風景，見證台灣民主化歷程。 戰後，長期戒嚴統治的台灣雖已進入民主化，但轉型正義的課題並不未完成。正如二二八的紀念只是片面的紀念，只是被害者的紀念；轉型正義只是民進黨等立足台灣的政黨關切，泛中國國民黨並不重視。 轉型正義是有文化內涵的，但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太局限於政治，而沒有形成文化運動，遑論在文化意義上成為國民共識。國家認同的混淆模糊了民主化以後的政治視野。 文化部對於中正廟嘗試進行相關的處理，徵求許多方案，但限於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仍缺乏共識性，巨大的惡之象徵構造仍然籠罩在公共視野，甚至讓音樂、歌劇兩廳院的藝術形貌蒙上陰影。 台灣的民主化依靠的力量大多是政治運動，文化運動不充分。權力形式大於意義內涵的政治改革缺乏穩定的奠基條件，這是黨國戒嚴長時期教育、文化、大眾傳播被壟控造成的，解決之途仍有賴文化條件。 劉耿一的「惡之華」，以藝術之眼呈現了批評視野，展現了一位台灣畫家的淑世精神。藝術可以介入社會，藝術家的批評彰顯社會責任，應該更受到共鳴。台灣要有更多的藝術家從文學、音樂、美術……在轉型正義形塑核心的內在條件或文化動力。 （作者是詩人）

  盧俊義牧師長期關心台灣社會，一九八○年代我們曾一起參與嘉義的二二八紀念碑籌建。他除了牧會，還著作等身，尤其會說故事。他把聖經詮釋為啟示、教養、勵志書，感動了許多人，即使退休了，仍然耕耘不斷。 看了他的新書《攏是為了愛》（啟示），以卅則生命書寫的深情告白，描述了對台灣有愛的一些人們，不只神職人員，更包括醫療、學術、藝術不同領域，有才具、有奉獻心的男性、女性；不只台灣本地人，也有來自國外，終老於我們國度的人們。 一位台大法律系畢業的布農族傳道師江阿勇，選擇回原鄉擔任小學教師，不只輔導原住民兒童，也照顧長者，吐血時才被發現患了肝癌，遺言還捐出積蓄做為部落老人照護基金。對照社會上許多逐利忘義之人，真是令人感動。還有為舞蹈、音樂作出貢獻的蕭泰然、蔡瑞月。 賴其萬教授說，書中卅位人物的共同點是「一生都為台灣做了非常艱苦但很有意義的事」。在美國行醫、任教多年，神經內科名醫，癲癇症權威的他，回國後在慈濟醫學院擔任過院長和慈濟大學副校長，一向重視醫學人文，在和信醫院也推動了許多人文活動，我還曾應邀在清早，醫師出勤前，分享了我的「一個詩人的心靈之旅和時代見證」。 賴教授特別提到安葬於小馬天主堂後院墓園的外國神父們，說他下次再去台東而不去小馬天主堂拜謝這些心中有愛的人，那就白活了這段人生。讓我想起前幾年，詩人鄭烱明夫婦、文學評論家彭瑞金夫婦、我們夫婦的台東之旅，記錄片導演、作家，也是PASA主人安排的行程就包括小馬天主堂。我們去看了把生命留在台灣的一些外國神父的墓園，感動良久。 對台灣有愛的人愈多，台灣這邊社會，甚至國家就更能趨向善美。看到書中這些對台灣有愛的人們，他們的生命形跡令人動容。反觀一些競奪權力的政治人物，有人選舉總統時，跪下來親吻台灣的土地，沒有選上就翻臉了。還有人騙票時說尊重台灣人民對台灣國家主權選擇的權利，但到頭來馬腳盡露，就是騙！這些政客（若照林玉体教授的意見，是政棍！）只想掠奪權力而己。 真正對台灣有愛的人是奉獻，是付出，不是權力的掠奪。民主化後的台灣，以戒嚴專政壟控統治體制，把國家統治不成「國家」，號稱「中國」的政黨，讓人感覺只想挾持台灣，只是權力掠奪團體。不要太崇拜政治人物，尤其是此一時、彼一時的政棍、政客，或反共一套，附共又一套，又戴上「愛」的假面之群。台灣人要尊敬的是真正愛台灣的人。 （作者是詩人）

  發生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曾經是戒嚴時期的禁忌歷史，民間社會在事件四十年後的一九八七年，才發動「公義和平運動」，這一年解除戒嚴。在事件發生後近半世紀，一九九五年，台北新公園的二二八紀念碑才落成，訂為紀念日，陳水扁在台北市政府時代並訂為二二八和平公園。一九九七年，李登輝以台灣人總統，向人民進行替代的道歉，立法院明訂這一天為國定假日。今（二○二三）年二二八，事件已發生七十六年。 二二八事件被視為戰後台灣悲劇性開端，當年曾歡迎祖國的台灣人，因二二八事件的屠殺，種下對國民黨中國不信任的根源。期待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盼望民主，卻面對國民黨中國的類殖民統治，而且貪污腐敗，大失所望。有些人曾因此期待當時正在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以及後來的共產黨中國，但更多的是逃離台灣，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因此萌芽。 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以「反共」之名的思想肅清，藉戒嚴的宰制，延續二二八的清鄉。蔣氏黨國以台制台，利用一些半山台灣人進入統治體制。吳伯雄的伯父吳鴻麟，以法官身分得罪軍警高層，死於二二八，但父親吳鴻祺一門三代在黨國官場扶搖直上，是硬頸客家人反差極大的例子。 一九九七年二二八，我編集的《傷口的花》（玉山社），封面上「以詩為花紀念二二八，在受傷的島國種下希望的樹。」有關二二八的歷史研究相繼出版，也有《二二八小說選》。但記憶和紀念似乎是片面的，甚至重疊在元宵節，混淆了「紀念」和「慶祝」的意義。當年，在馬英九時代台北市府擔任文化局長的龍應台，就因口誤「慶祝二二八」而掀不少風波。 其實，不必怪龍應台，除了受難家屬，大多台灣人自己也眩惑於元宵節時際的花燈魅影之中。二二八常因連假成為休閒日，模糊了紀念的意義。大眾消費社會的傳播條件只看到假日，忽視藏在歷史暗夜的哭泣聲。不只一九四七年，一九八○年二二八，林宅血案也烙印蔣氏黨國戒嚴時期的血腥，在已成為「義光教會」的場址，這一天的紀念儀式傳達永遠的哀悼。 因為轉型正義工程不盡成功，台灣成為國家共同體仍有認同的難題。奉蔣之名，儘管是經由選舉坐上台北市長位子，違背蔣經國死前「蔣家不再從政」之囑，反映在二二八受難家屬拒絕參與台北市府的官方紀念。二二八事件是政治的，影響了文化；要經由文化療癒，才能真正在政治和解。但台灣的轉型正義並未真正完成，陰影仍在，昔日的反共轉而傾附中共。傷口的花在陰影中搖曳。 （作者是詩人）

  土耳其藍是美麗的，也是悲傷的。橫跨歐亞大陸的這個國家，兼具歐洲性與亞洲性，某種程度像北臨黑海東北角的俄羅斯。不過，土耳其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俄羅斯則是信奉基督東正教的國家。土耳其曾屠殺亞美尼亞人，迫害庫德族人；俄羅斯正在侵略烏克蘭，他們曾親同兄弟。 土耳其和敘利亞的大地震是世紀災難，是自然災害，是地理性的。不同於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的人為災害，是歷史性的。建築物倒塌、道路崩毀，多少生命死傷！面對大自然，人是脆弱的；面對強權國家的侵略，人也是脆弱的。但人性中總有善美的一面，多少國家的救難隊馳於救援土耳其，又多少國家向烏克蘭伸出援手。黑暗中總是有光！ 想到土耳其，人們會想到土耳其藍，既是美麗的，也是悲傷的。一首詩，浮現土耳其的人間像： 三個人在車站／男人是悲傷的／ 悲傷得像悲傷的歌／ 女人是美麗的／ 美麗得像美麗的記憶／ 孩子／悲傷得像美麗的記憶 美麗得像悲傷的歌 ──照片／蘇雷亞（土耳其，C. Survey,一九三二—一九九○） 從救災的新聞畫面可以體會到交織在悲傷、美麗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某種深邃和純真反映在大人和孩子的臉龐。這個由土耳其共和國國父凱末爾取代部分鄂圖曼帝國起造的國度，在歐亞交界處，以政教分離在伊斯蘭世界獨樹一幟。但是權力政治的光影紛陳，詩人的作品流露美麗與悲傷的聲音。 著名的土耳其詩人納京．喜克曼（Nazim Hikmet,一九○二—一九六三）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軍政府監禁，流亡昔日蘇聯，死後多年才得恢復名譽。公路休息站的賣店，會看到販售他的畫像壁氈。那個時代，右翼獨裁和左翼抗爭交織火花，但左右翼政治走向專制都是文明的陰影。蘇聯解體了，不盡走向民主化的俄羅斯，又如何？ 自然的災難經常考驗人類，但人類自己也製造災難。發動戰爭侵略他國，是犯下戰爭罪的惡行。俄羅斯的普廷犯了不可赦的罪行，害人害己。土耳其的大地震照見悲傷的一面，看著從瓦礫中被救出的嬰兒明亮雙眼，回映光的觸撫，照見悲傷另一面的美麗。 至於敘利亞，困於內戰，國際救援相對缺乏，災難可以想像。台灣向遙遠的土耳其伸出援手，Taiwan can help！ （作者是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