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BS《Focus全球新聞》日前報導，南韓失業人數達到一○六萬人，創下十九年來最慘第三季。中國中央電視台也有類似新聞：南韓失業人數創近二十年新高，製造業陷入低迷，拖累批發零售等行業。 南韓媒體還踢爆，三．八％的失業率數據還是美化過的；文在寅政府一再提高公職僱用人數，至少五千兩百件公職，都是半個月內的短期僱用。在野黨議員指出，一個人就能穩定完成的業務，硬分為好幾個人的工作，而大部分受僱者，一個星期後就失業。 南韓就業嚴峻並不是始於今日。去年初《韓年社》引用南韓統計廳發布數據，二○一六年包括正在準備就業、無業、每週工作時間少於十八小時的人員等在內的實際失業者，達到四百五十多萬人，為歷史最高紀錄。實際失業人數從二○一三年起就逐年增加。 若和台灣相較，台灣二○一七年失業率是三．七六％，為近十年來最低；今年（一至八月平均）再降至三．七○％；南韓二○一七年失業率三．六八％（與二○一六年同），是二○一一年來最高；今年再攀升，其中有三個月份來到或突破四．○％。 但南韓派遣人員僱用比率高達三成六左右（近一千萬上下勞工是「自僱」、派遣與非正職員工），台灣只在八％以下。從中長期趨勢發展來看，台灣在就業的表現，相對優於南韓。 南韓的核心製造產業，目前只剩下半導體有優勢。汽車產業競爭力不足，去年現代等五大車廠的銷量衰退六．九％（出口減七．九％），而日本豐田等八家，則成長五％左右。手機、造船、石化及鋼材等，則是「中國因素」居多；面臨出口市場「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已成為最大的競爭者」的結構性改變。這是失業問題逐漸加重的主要原因，現代重工的員工受訪時指著停車場說，以前員工超過兩萬人，現在只剩下一萬二千人；更不用說倒閉的造船廠了。 另一個觀察點是人均所得（實質GDP／每人），這也是某些人士常用來貶損台灣的一個KPI。的確，南韓較台灣高，二萬九七八一美元vs.二萬四三一八美元（二○一七年）。但南韓的高物價不能不考量，以購買力平價的估算來推估人均GDP，南韓則明顯低於台灣；根據Global insight，為三萬六五一二美元vs.四萬二一五九美元。兩者有如面子與裡子之別。 除了購買力外，人均所得的比較也需特別考量南韓的財閥主導式經濟。在台灣還有很多創業的機會，但在南韓想做個小生意，都會發現食衣住行育樂，全被大財團控制了。 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許多南韓人說自己身處「地獄朝鮮」，以及今年三月聯合國公布的「世界幸福指數報告」中，台灣排名第三十三，雖比新加坡差（二十六），但優於南韓（五十六）（按，香港、中國分別為七十一、七十九）。 還在歌頌南韓有FTA加持多神勇的專家仍活在昨日；用「韓流」來吹捧政治人物的網民或媒體，也有必要了解面臨經濟「寒流」的南韓，實質上已非昔日及表面那麼的光鮮亮麗。 （作者為專業經理人）

  洪蘭八月中去中國昆明一個八千多人的年會演講。她先是驚訝一個三線城市，能有這麼大的會場，接著說這年會是台灣人去大陸發跡後，每年舉辦犒賞同業的。她問對方為何不在台灣辦？答案是政府反應冷淡，加上台灣沒有這麼大的場地和設施。 於是洪教授想到我們的大巨蛋還未完工，感嘆這樣的效率和眼光，如何和世界競爭？然後思維（文章下文）就跳躍到「領導者必須要有遠見和魄力」，典範是韓國前總統朴正熙，一九六八年堅持要建高速公路，惹來朝野一片罵，但是完工後韓國的經濟才起來，現在ＧＤＰ勝過台灣。 這場大會的義工是接受援助的家庭貧困學生，洪以此再跳躍到教育為競爭力奠基，接著想起馬雲說的「偷去美國人工作的不是中國人和墨西哥人，是執政者政策的問題」，進而批評美國在十三場戰爭中，花了逾十四兆美元，如把錢用來做基礎建設、辦教育等，美國人怎會沒有就業機會？台灣今年的軍事預算為一百億美元，這個錢拿來建設台灣，又何至於弄到沒有能力承辦大型的國際會議呢？ 這是天下雜誌洪蘭專欄「領導者無遠見，國家腦力不會強」的大概(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1857)，下文僅就其內容做事實與數據的補充。 首先大會的主辦者是保險行銷集團（以保險教育、出版為主業），在昆明舉辦的大會名稱是「第十二屆世界華人保險大會暨2018國際龍獎ＩＤＡ年會」，這兩會正是其旗下的兩大會議品牌，申請ＩＤＡ（傑出業務獎；以保險佣金收入為門檻）的最高獎項，台灣地區報名費是兩萬四千台幣，中國是五千兩百人民幣。洪以「犒賞同業」稱之，顯然是過度美化或不知其商業模式。 其次，業者舉辦過二十一次大會，除中國之外，也落腳過馬來西亞、澳洲、新加坡、杜拜等地，而台北是四個舉辦過兩次的城市之一。第一屆世界華人保險大會在台北舉行；第十屆2009國際龍獎ＩＤＡ年會在世貿二館，有四千八百人參與。今年即使增至八千人，台北小巨蛋主館容量一萬二千四百七十七個座位，也綽綽有餘，洪蘭有可能是誤解，或想當然耳地自己給了答案。 最後談幾個數據。美國的失業率從二○一二年（八．一％）後就逐年下降，二○一七年降至四．四％，今年七月再下滑到三．九％ （二十年來最低）；而中國，失業率是採取失業人士到部門登記才列入統計，有嚴重低估情形，今年起國家統計局開始建立調查統計制度，根據中國城市就業情況的民調，七月失業率是五．一％，今年目標是控制在五．五％之內。洪對美國失業率的認知還停留在歷史記憶，而對中國的就業現況認知是「厲害了，我的國」，才會大言不慚對老美指點江山。 台灣軍事預算，去年是一○六億美元，佔ＧＤＰ的一．八％，低於全球的平均二．六％。最近八年，國防預算佔中央政府總預算比率，最高是十六．四七％，最低是十六．一七％，相當穩定，洪的高見，在馬執政或更早之前（預算更高）就該現策了；至於挪用來蓋國際會議廳，依其邏輯，不也可以挹注軍公教退休年金？ 自許為「華文世界最優質的財經雜誌」，洪文照單全收，是對讀者的低估！ （作者為專業經理人）

公立大學官派校長改為各校遴選後，二十多年來就像所有年輕的民主一樣，眾聲喧譁，風波不斷。 二○○四年，中研院研究員吳金冽參與中興大學校長遴選，接獲兩顆子彈的恐嚇信，警告他要退選，否則將「活著進來，死的出去」，吳因而退出。隔年，師範大學校長黃光彩因為行政資歷不足四年，鬧了九個月後被教育部解職。近年則有台科大、國北教大、成大、陽明等校，私校有文大、高醫大，只是程度不同，但這次台大的遴選最被政治化，成了「升級版」。 管爺事件源自前校長楊泮池因學術倫理案，不願造成台大傷害而選擇不續任。但其ＤＮＡ則早在台大「民選」出第一任校長陳維昭的過程中，賄選、拜票、黑函傳言滿天飛，就開始種下了；原本要杜絕政治干預學術的「改革」，反而讓選舉歪風進入校園！ 挺管一方最成功的操作是媒體經營。例如，一份標榜商業為主的周刊，執行長以「沉默者，請站起來」呼應龍應台的「台大，請你抵抗」，文章開頭先引用馬丁路德的話「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跋扈，而是好人的沉默」，言下拔管者是壞人，挺管者是好人。 周刊用「經濟學角度」評論「遴選會、教育部誰掌決定權更有利台大？」得出答案是遴選會，以此理性說服來沖淡執行長的感性呼籲，但文中又自打巴掌或不得不面對的（管的學術倫理、政務官實務能力的檢驗偏劣、遴選過程獨董身分爭議）寫下「這不是說，台大自己選出的人一定是正確的」。 周刊的矛盾，從管理的角度來看，邏輯再清晰不過，因為最佳方案不只是考慮誰決定（Who?），程序和方法（How?）更是關鍵。教育部著眼的應當是這一點，而非「管」、「不管」，台大、教育部升高對立的分歧點也在這裡。 誰決定／如何決定對台大最有利，以台大人最樂道的典範校長傅斯年，他的產生是官派的，並非「校園自治」的產物。而像傅斯年這種會到教室旁聽老師上課（干涉學術自由吧？），解聘不適任教師（權力過度膨脹吧？）的校長，恐怕過不了台大現行遴選辦法（教職員超過四成）這一關。傅斯年如果是共識，這次檯面上出來嚷嚷的名士，何妨就從這裡出發，思考現代的傅斯年該扮演什麼角色？該如何產生？否則，選舉惡質化、民主形式化下的校長遴選，若再加上政治化，台大或台灣的大學，注定繼續平庸下去。 （作者為專業經理人）

呂秀蓮認為柯Ｐ連任環境，遠不比首次參選有利。「得天獨厚的機遇」、綠營全面支持，以及部分藍營支持者的「移情作用」，這些效應若不消失也將會遞減。 呂的剖析不無道理，柯連任之路似乎也充滿挑戰。在政治立場，本土派認為柯的「台灣價值」模糊，「兩岸一家親」曖昧，意識形態趨近於國民黨。施政上，處理大巨蛋的進度、公開透明程度，讓不少選民失望。至於領導統御，市府官員的離職率冠於全國，若干主管去留一再成為媒體焦點，被質疑沒有真正的團隊。 但我們不能忽略的一點是，這三年多來（或甚至從政前），柯Ｐ所累積的「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一旦建立之後，消費者對於品牌的喜愛、偏好，就會持續，做出外人眼中「非理性的選擇」，亦即品牌本身影響了購買決策，這就是品牌的價值；不認同者，也許會用另一個名詞「ＸＸ（品牌）情結」。 歷經執政現實考驗的柯Ｐ，其品牌形象是否開始崩解？德國福斯汽車集團的柴油車「排氣門」事件，可供參考。 二○一五年九月，排氣門醜聞爆發後，福斯就面臨各國監管機關聲討。隔年六月底，福斯同意賠償美國車主及政府約四千七百多億元台幣的天價和解金。在某些人眼中，這家品牌形象面臨崩盤的公司，卻在事發後不到半年，股價上漲了三十％；二○一六年的上半年銷量不減反增，在歐洲、中國等市場，比前一年同期分別成長四％及七％，再度從豐田手中（同期銷售下滑）奪回全球銷量第一；二○一七年該集團繼續蟬聯龍頭。 福斯在中國的最大競爭對手某日資車廠，在醜聞爆發後，推出一個特別計畫，試圖對福斯的消費者洗腦，引誘他們改買別家廠牌，後來該計畫只實行一個月就不了了之。為何消費者沒有棄福斯而去？專業評論者認為，廢氣排放與燃油效率之間，顧客更在乎後者；而省油之外，也有安全、舒適等是購車者會考量的。 柯Ｐ執政並非沒有亮點，北門重見天日可以留名青史；世大運的成功，雖取經高雄世運，但先前一片不看好聲中，反而加深既有支持者的品牌認同；大巨蛋的交戰對手是形象欠佳的財團人物，這點難讓他扣分；美河市的官商勾結案，雖沒能「向上發展」，求償百億也僅討回三成多，但此案已足於喚起馬郝兩任前市長的不作為形象，累積他和國民黨的差異。 要挑戰柯文哲，「柯Ｐ品牌形象」的真正意義，就不能不深思。 （作者為上市公司專業經理人）

  王應傑說「很多沒到過中國大陸的愚民、賤民，根本不知道中國大陸有多進步」。但周遭長駐或去過中國的友人，對於中國是不是「進步」，常會因為某個事件爭得面紅耳赤；而少數沒到過中國的朋友，看了台灣媒體的某些人事報導（如支付寶、馬雲），常會感嘆：中國多進步！ 「進步」如果指的是比以前好，中國在很多層面確是如此，有些項目的進步幅度也比其他國家高（特別是含有鋼筋水泥成分的），但如果是帶有水準之上的「先進」意涵，就會淪於各說各話，特別是在這樣的含義下，拿台灣／中國比誰「較進步」，意見就分歧了。 王說，台灣只是一個五千五百億美金的經濟體，中國是世界第二大，明顯有小看之意。小（台灣）要依附在大（中國）之下才能生存、壯大；不知他有無這樣的延伸？ 台灣GDP在二○一六年排名全球第二十二（IMF資料），只因旁邊站著大中國，才凸顯其「小」。再說這是「量」，不是「質」（「生產力」）的高低，意義不大。以「人均GDP」來看，台灣排名三十七，中國七十四，不到台灣的四成；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分別是二十一、八十二名，差距更大。 不容否認，中國的「大」本身就是優勢，「市場規模」推升其在全球競爭力的排名，根據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EF）《二○一七─二○一八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在一三七個受評比國家中，排名第二十七，是中國在各項評比中成績較好的一項，但也還低於台灣的第十五。 世界銀行《二○一七經商環境報告》，一九○個經濟體台灣排名第十一、中國七十八。《二○一七經濟自由度指數》，台灣排名第十一，中國一一一。 習近平打貪有成，《二○一七貪腐印象指數》，台灣清廉度排名第三十一，中國居於第七十九。 《全球環境保護績效指數（EPI）》包括自然資源、過去與現在的污染程度、環境管理努力等二十一項整合指標，台灣排名六十（亞洲僅次於新加坡、日本），中國一○九。 知名研究機構「Reputation Institute」訪問了超過四萬八千名八大工業國的人民，對七十個國家評鑑十六項指標（如政府效率、治安、生活環境、經濟發展、教育普及、文化地位、友善程度等），提出了《二○一六全球聲譽報告》，台灣排名二十五，中國五十七。 由上可知，台灣還有進步空間，但中國不會比台灣「進步」。持這樣的觀點不是夜郎自大，而認同中國也不是建立在雙方評比後誰比較進步的基礎上。倒是只看到中國的亮點和台灣的不足，視野內的世界只有中國，因而對台灣自己失去信心和榮譽感的，也大有人在。 （作者為專業經理人）

◎ 吳海瑞 中研院日前舉行「臺灣經濟競爭與成長策略政策建議」記者會，聯合報以《三隻經濟黑手 台灣再陷失落的十年》頭條報導(https://udn.com/news/story/7238/2742247)，另些媒體則引用發表人之一王平院士的談話，以《台灣恐落入「中所得陷阱」》、《深陷在「中所得陷阱」中的台灣？》大作文章。 所謂「中所得（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之後（約為一萬美元），若因工資上漲等成本因素，相對競爭對手不利，而又未及時進行產業升級時，成長將會停滯。 根據ＩＭＦ的統計，台灣二○一六年的人均ＧＤＰ是二．二五萬美元，韓國是二．七五萬美元，中國僅八千一百美元。中國會不會陷入中所得陷阱，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所擔憂和論辯的。中研院院士朱雲漢評論《中國大陸掉進中等收入陷阱？》（天下雜誌五六六期），曾談到日本與東亞四小龍，是少數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幸運兒（按，台、韓人均ＧＤＰ分別在一九九二、一九九四年超過一萬美元）。以此來看王平用「中所得陷阱」論台灣處境，頗有危言聳聽的味道。 今年四月十七日，日經新聞網《韓國和台灣快要掉進「高所得陷阱」》評論指出：台灣與南韓在一九八○年代後期至九○年代初期實現了政治民主化，轉向提高附加價值的經濟，發展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順利避開了「中所得陷阱」。不過，兩國接下來可能因為高大學升學率（日本五十％，韓國七十％，台灣九十％以上）和高齡化，而面臨所謂「高所得陷阱」的成長停滯。 作者認為最佳解決之道唯有技術革新來提高生產效率，但這是最難做到的。因為在達到中等收入之前還能參考高收入國家或地區的成長模式，而到了高收入水平，就必須自主創造成長模式。從過去日本「失去的二十年」這一長期停滯期來看，韓國和台灣也正在步入不是政治領袖更迭、稍微運用政策手段就能確保經濟成長的時代。如果一直被中等收入的意識束縛，不管是誰成為政治領導者（台灣讀者應當可以解讀為不論是統派或獨派），都無法應對不斷逼近的高收入陷阱。 這段談話，比中研院的白皮書更受用，而記者會上批判台灣對中國過度保守是落入陷阱的三大黑手，其實官網上一百多頁的報告隻字未提，反倒論及面對紅色供應鏈崛起，應多方布局新興市場（如：印度、東南亞等），打造台灣的「彩色半導體生態」。 發表人脫「稿」（原報告）演出，另闢蹊徑談台灣陷入「中所得陷阱」，與這段日子以來，包含台積電與華邦電兩家公司各幾千億的投資，所逐漸建構起來的經濟信心，不知道是否有特別的關係？這個「陷阱」，恐怕才是閱聽人和蔡政府要小心的。 （作者為上市公司專業經理人）   王平院士有失偏頗 ◎ 林修正 中央研究院憂心經濟持續惡化，發表「臺灣經濟競爭與成長策略政策建議」，由王平院士等人主持報告。據媒體報導，王院士直指「法律」、「環評」、「對大陸過度保守」為三隻黑手。並且認為「如果這幾年沒有奮發圖強，很可能大陸、印度以及其他歐洲國家都會超越台灣。」 關於大陸政策的講法有失偏頗。查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常用資料」，經濟成長率一欄，經我們計算，李登輝前執政時期的年平均成長率是六．七九％（一九八九年到二○○○年）；阿扁時期年平均成長率是四．四％（從二○○一年到二○○八年）；而馬英九時期的年平均成長率是二．九二％（二○○九年到二○一六年）。他們對中國的經濟政策，則從李登輝「戒急用忍」，陳水扁「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到馬英九簽署幾乎與中國香港那種「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ＣＥＰＡ）相似的ＥＣＦＡ，乃至要簽署服貿協定、貨貿協定等，一步步與中國經濟高度整合。這種向中國開放的政策趨勢，卻讓經濟成長率下降到馬英九的二．九二％。台灣到底是「對大陸過度保守」，還是過分緊密呢？該文讚譽高經濟成長的韓國、新加坡，其與中國的關係，遠不如台灣、香港。 至於王院士說台灣「這幾年沒有奮發圖強」，中國、印度會超越台灣，那可能多慮。中國、印度的平均國民所得若如台灣，中國的平均國民所得是現在的二．五倍，印度是十三倍多，考慮他們龐大的人口消費對地球的壓力，這可能嗎？更不用說是超越台灣了。 至於王院士說：「台灣時常陷入『赤色恐怖』，對兩岸關係過度緊張，總是以政治思維來看待兩岸關係，忽略了經濟層面的考量。」我想世界各國對有敵意國家都有戒心，更何況有領土野心！貴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應該要瞭解。 （作者為科大副教授，台北市民）

近日台灣課綱的文言文比例爭議，明明是「減」文言文，部分人士卻當成「滅」，進而解讀為牽涉到本土化與去中國化的意識形態。失焦了。 百年前，文言與白話之爭就上演過。在一次課堂上胡適面對學生質疑白話文相對不夠精鍊時，他舉了個例子，有朋友邀請他去擔任某個職務，但他不想去，怎麼回復？學生：「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而胡適微微一笑說：我只要五個字，「幹不了，謝謝。」 撇開此例，文言文大抵比較精鍊、成熟、雅致，而這「精鍊」肇因於「成本」，即古代書寫材料的缺乏和昂貴，但精鍊也帶來了表意模糊、歧義過多、邏輯性不強等缺點。至於文言文「傳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智慧」說，若從「產品生命週期」來看，只是彼時為「記錄歷史」的主要工具，獨占了市場；當新產品白話文問世後，憑著易學易懂的優勢，就把舊產品邊緣化了。中國知名學者陳平原先生曾說過：「很難設想現代中國人能用二千年前的概念和句式來準確把握世界並表達現代人複雜的內心感受。」 去年五月，浙江大學用文言文寫成的「一二○周年校慶第一號公告」發布後，引發再次廣泛討論。 「至若鴻儒會通，踵武前賢；厚德勵行，創啟新學。惟新是系，勤學修德，授業有若春風；惟真是求，明辨篤實，開壇無妨爭啄。苞桑猶安危之所系，志遠思深；錦蕞仍梁棟之是培，器弘識卓。…」網民直白：「什麼鬼完全看不懂」，要求譯成白話文。 但作者之一的教授斷然拒絕，「古文怎麼能翻譯成白話文，翻譯過來韻味就全沒了。」該校副校長進一步表示，「此篇公告體現了浙江大學人文學科的雄厚歷史底蘊，集中展示了中文系古典文學學科的風采，讓人耳目一新。…要切實改變人們對浙大有知識無文化的偏見，需要更多師生校友的共同努力」。校方的回應獲得同溫層人士的贊同，但也有不服者感嘆：文言文校慶公告是語言知識還是人文素養？這大哉問也直擊了目前部份文言文捍衛者的罩門！ 文字只是文化的載體、溝通的工具。對學生來說，用於鑽研文言文的時間就無法用來學習白話文，這是時間分配的「機會成本」問題，何來刪一些文言文就會刪減年輕人的未來？至於去中國化，怪哉，現在的白話文不也是中國的，何去之有？至於選文爭議，白話文可以談近代台灣的人事時地物，何以不用文言文談，就是觸犯大忌、去中國化了？ （作者為專業經理人）

富士康百億美元投資美國，某知名財經人士借題批評「政府無作為，只會努力趕跑企業」，直言台灣的環評制度為全球最嚴格，勞基法把產業綁死，稅制無限上綱，兩百個勞團成員就可以弄死全台灣等等。言下之意，是投資環境惡劣，所以企業跑走、外資止步。專家這般論事，讓人直冒冷汗。 去年十月，世界銀行公佈《二○一七經商環境報告》評比，台灣在全球一百九十個經濟體中排名第十一，不能說差。台商最愛的中國排名第七十八。 一個國家投資環境的好壞，與其是否有投資吸引力是兩回事。台灣的問題不在投資環境；高科技產業支持出口的發展模式，以及內需成長動能相對較弱，才是主因。越南投資環境有比台灣好嗎？但台塑投資河靜鋼廠，第一階段就是一○五億美元，大手筆勝鴻海，看上的是新興東協國家的成長市場，以及充沛、低廉的勞力。 中華台北亞太經濟合作（ＡＰＥＣ）研究中心去年九月一篇「全球貿易量成長停滯之研析」報告指出，「在一九八六至二○○○年間，全球ＧＤＰ每增加一％，就伴隨著全球貿易量二．二％的增加。但之後，所伴隨的貿易量增長僅一．三％」，幾乎腰斬的原因不難探究，供應鏈成熟化，開發中國家的技術進步，原本依賴進口的零組件甚至產品，已有自己生產的能力，如中國；再者就是貿易保護政策，如政府採購偏向本國產品、進口限制、要求提高本地生產比率等，川普的動作也許最大，但不是先行者。 在這樣的趨勢下，國家策略如果還是繼續期望外資來台設立生產基地再大量外銷，是不切實際的。台灣投資環境仍有不盡理想的地方，但若真的「改善」，也是不能扭轉大勢，或讓鴻海轉向。 川普為了讓製造業重返美國，卯足全力招商，中國無法擋，台灣也難抗衡，美國除了有市場，其優勢也包括ＩＴ生產技術提升效率（可縮小勞動成本與開發中國家的差距）、低廉的能源成本（頁岩氣革命）、就近快速供應所減少的物流和庫存成本。鴻海的算盤，不只是投資額三成的獎勵套餐。 台灣政府的反應：任何只要有助於台美間經貿關係更為緊密、有助於台灣產業發展更進一步的相關投資與合作，「我們都樂見」。是正面務實的反應，那下一步呢？培養台灣的年輕人，以及企業走出去的能力！ （作者為專業經理人）

中油表示，一例一休加上基本工資調整，新年度人事費用將增加五億元，對一家去年獲利逾三百億元的企業來說，這是九牛一毛，無需轉嫁給消費者，影響其競爭力。 不受衝擊、調適能力比中油更好的企業並不少見，台積電、聯發科、華碩及台達電等高科技產業，七天勞工假照放，藉此吸引優秀勞工加入。其中台積電是靠長達六年的「大數據」產學合作計劃，讓員工加班時數縮短，卻不影響製程進度，甚至提高效率。 規模較小的傳統產業，也有不少適應良好者，例如，和大工業預估成本將增加四千三百多萬，對照去年前三季獲利七億九千多萬，一例一休所增成本，也只是個零頭。和大預計四年內把操作、搬運、包裝等工作，全部改採機器人作業，有些媒體移花接木，說這是一例一休的效應，甚至暗諷執政者此舉反而造成就業減少，但其實這是落實「智慧自動化生產」比重提高的公司策略。三月即將投產的新廠，一條生產線只要三人（傳統平均約需二十二人），還可提升三成產能，良率幾乎百分之百。 製造業朝向「關燈工廠」發展，已是趨勢。南亞在台唯一塑膠硬管工廠（嘉義廠），月產量五千多噸，高峰期用人約三百名，如今僅需兩人，一人監控電腦，另一人看守現場狀況，立即排除問題。日前更對外表示，目標在二○二四年時，塑膠加工之海內外三十七個工廠，全面成為關燈工廠。 一例一休讓企業的競爭力、應變能力現形，而對於需要轉嫁成本的企業，也將考驗其經營者的智慧與良知。 餐飲業率先開漲的鬍鬚張，這次調漲十三項商品，卻又同時調降部份便當類商品售價，看似在反映成本與市場接受度之間取得平衡。老顧客可能還記得，這家公司去年四、五月才以提升品質、照顧員工為由，兩次調價共漲了二十四個品項。而更早的二○一二年十月，則因滷肉飯漲四元，業績衰退十五％，董事長帶著一級主管在媒體面前鞠躬，向消費者說抱歉。 一例一休已經上路，執政者現在能做的是建立機制，讓成功因應、預應的企業，將其模式複製給更多的中小企業；對藉機哄抬價格的無良企業，及時有效制裁；對邊際產業（勞力密集、微型企業），給予實質的協助。 （作者為專業經理人）

  對於七天假，勞團意見領袖有幾種不同論述。訴諸於情理的有：「體恤勞工，先從還人民七天假開始」；「台灣勞工工時世界排第四，政府還刪七天國假」。與薪資連結的有︰「一例一休砍假沒加薪」；「砍假把青年推入貧窮深淵」。更極致的是︰「整體看來，這其實是一個延長工時的法案」，名為幫勞工，實為惠於資方的陰謀論。 這些見樹不見林的言論，被部分人士拼湊、操作成小英向財團靠攏，民進黨變「資」進黨！ 資方不遑多讓。工業總會發行的《產業》雜誌，撰述委員林建山博士嚴重指控蔡政府「左傾勞動政策傷害台灣產業經濟」，以「黜資崇勞」（徹底仇富反商，一味獨尊勞工）來批評「七休一」、「華航空服員罷工事件」、「遠通國道收費員抗爭」的政府處置方式，而惡中之惡就是「七休一」，足以斷送國家經濟活力，完全摧毀台灣經濟發展的未來性！ 顯然，勞資論點各有其盲點。 回歸實務面，以工總的某會員廠為例，明年人事預算因為一例一休及基本工資調整，每位外籍勞工每月增加一千元；加班費（含本勞及外勞）增加二十九％。這樣的額外負擔，是否會因此斷送經濟活力，就我所知是不會的，林博士言重了。 另外，與政府政策無關的是，這家公司員工考績晉升下，明年平均每人每月將增加近八百元工資（約薪資二．二％），為市場因素決定（考量留才、同業競爭），此連同起薪高低，決定了薪資水準。至於獎金多少，基本上一個月全薪，外加EPS（每股盈餘）每一元加發一個月，等同於由企業的競爭力決定。 從這樣的角度去梳理薪資所得構成，勞方應當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想藉小英這次德政（或惡政）來扭轉所謂的「低薪」，是有其極限的。而市場因素和競爭力，更是勞資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 法定工時改為單週四十小時，是十五年來首次縮短，國民黨去年完成修法，繼任的民進黨提出配套讓其可行，各有功勞與苦勞，本是美事一樁。很可惜的，下台後的國民黨過度操弄，近日更力拱台灣川普，而這位大企業家過去「台灣員工放假太多」的言論，反讓國民黨的立場模糊了。 國民黨想要成為可信任的反對黨，還有長路。民進黨想要成為可信任的執政黨，政策的論述與溝通，還有空間。（作者為專業經理人）

近日媒體報導，泰國大魄力整頓一條龍和零團費的旅行社，沒收數十億泰銖，查收千輛遊覽車，日前警方更拘留一對母子（這兩人分別擔任兩家旅遊業者的總經理）非法營運、以及高利潤的「零團費」旅遊團。 立委以此質詢林全，他回應：「原則上不會讓它（零團費、一條龍）存在，會用各種方式，讓它不會發生。」也有業者表示，在自律無效之下，希望公權力介入，政府的當務之急是掃除惡質一條龍、殺雞儆猴，重整市場秩序。 這樣理性的對話，讓人鼓舞。但如果不是泰國的鐵腕在先，立委、業者會有此質詢與反應？九一二業者上街之時，設若林全主動說出要讓零團費、一條龍不存在，那我們的業者、在野黨、媒體會有什麼反應？轉移焦點？緩不濟急？林全下台？ 以泰國為師既然有共識，那麼還未被台灣主流媒體披露的一項創舉，也可以考慮——在日後的適當時機。那就是從本月二十七日起，泰政府將對包括目前最大客源國——中國，及其他十八個國家和地區遊客的一次性十五天落地簽證費用，由目前的一千泰銖上調至兩千泰銖。泰國旅遊體育部長表示，這影響只是短暫的，中國遊客在九月預計減少二十％。 此舉如果發生在台灣，很可能又是政治解讀，無限上綱。然而，反對黨跳腳、業者再次動念上街之前，不妨先看看泰國一些業者的反應。 「這筆額外費用對中國遊客不算多。如果他們連這筆錢都負擔不起，他們在泰國旅遊期間還會有足夠的錢消費嗎？」「簽證費上調甚至可能是一件好事，因為這將有助於緩解遊客劇增所帶來的擁擠。」 至於國家的觀光政策，更是明顯，因為泰國給西方遊客是免費入境的；在吸引更多高消費旅客的同時，對於成長動力來源的中國客，期待是漸進的，提升品質的，以期永續經營（去年到泰國的海外遊客近三千萬人，相較來台的旅客一千萬零頭，是旅遊大國）。 泰國能，台灣能不能？這考驗政府、業者和國人的智慧、眼光與成熟度。 （作者為專業經理人）

  百尺竿頭收購樂陞破局後，三位獨立董事日前發布的公開說明信指出：「樂陞自始即為無預警被通知的被併購對象。號稱公開收購者『日商百尺竿頭』是以（今年五月三十一日）透過『中信銀行』用專人送達一紙告知書，且由於公開收購股份達三萬八千張（約二十五．七％股份），高於經營團隊董監事六．二五％ 持股，等同經營權面臨喪失的危機…」。 其言下之意，對方是半路殺出來的惡意併購者，是來奪權的，樂陞怎會引狼入室？但順藤摸瓜，玄機在這裡：樂陞早就「結交」了百尺。去年十一月臨時董事會就通過百尺以每股七十七．二元取得六百八十萬股（持股五．三八％），成為樂陞前十大股東。當時百尺的負責人是黃文鴻，黃還跟樂陞一起投資「真好玩娛樂科技」，成為該公司的大股東，如此交融，怎會沒打招呼就提出公開收購？ 讓人不解的是，黃在公告收購前一天（五月三十日）突然去職，改成日本人樫埜由昭擔任，百尺此後由「外商」搖身變為「日商」，但這位日商在六月隨即離台。而樫埜由昭去年參與樂陞私募持股一萬四千五百張，約九．八％股權，成為第一大股東，應募時有承諾繼續支持經營團隊，並放棄董事會席次（上述的百尺五．三八％亦是放棄權利）；換言之，百尺志不在經營，何來所謂的「等同經營權面臨喪失的危機」？ 既然目的不在經營，為何以七十七元入股，但半年後就計畫用更高的一百二十八元來取得更多的股份，目的何在？難道三位天真的以為這是樂陞的經營績效驚人，有致命的吸引力？還是有人錢多？ 一家並不是業界知名或是已掛牌的公司，過去一年內換了三個地址，股本只有五千萬，竟然提了近五十億的「併購案」，過去批評時政不遺餘力，動輒「合理懷疑」的名嘴，怎會此時就無疑了？ 面對投資者質疑，獨立董事為何未提醒百尺竿頭可能違約？給的答案是：由於公開說明書中均已有公文書格式提醒投資人（違約之風險），因此獨立董事僅提醒投資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的確未再特別強調此風險。這樣的答案不就是廣告台詞的翻版？ 唉，難道投資人遇到了三個傻瓜？ （作者為專業經理人）

全國工業總會日前發表「二○一六工總白皮書」，副理事長林明儒致詞時指出，年金問題的癥結在於經濟沒有成長，不是公務員退休金過高。他抨擊認為公務員是「肥貓」的勞工代表，更說公務員退休領七、八萬「有過分嗎？」要讓公務人員有好的退休條件，他們有尊嚴才會為了國家貢獻心力、智慧。林更說，台灣的公務人員、軍公教的薪水根本不能跟新加坡相比，為何大家不談稅賦沒辦法增加？沒有辦法照顧勞工呢？ 林談話之後，就有社會工作師鄭凝淵投書媒體呼應，指出「提升勞工退休後所得替代率是消弭社會對立的方針。試想，當勞工所得替代率達百分之百，一樣享有與公務人員相同之福利制度。那麼，勞動團體會頻繁走上街頭抗爭嗎？」 這些談話與論述，為質疑年金改革者打了一針強心劑；但卻難禁得起邏輯與事實的檢驗。 退休月領七八萬之說，等同所得替代率接近百分之百，但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是這樣？韓國改革方案是從七十％降至二○二八年的四十％；德國則是從七十％降至二○三○年的六十四％。到目前為止，台灣是跑最慢，改最少。這些改革的國家，經濟成長率算差嗎？何來年金問題的癥結在於經濟？而狗尾續貂的「勞工也來替代率百分之百」，媒體還照收？一○○％相較於國外水準與國內勞工，說是肥貓或為情緒之言，但並不過份。 把公務人員有尊嚴、肯為國貢獻，與優厚的退休條件畫上等號，省省吧。就拿副理事長所舉新加坡為例，一般來講，新加坡公務員的待遇與民間相當，也「沒有」因為身分特殊而享有特別的退休待遇，他們不論哪一個行業，皆一視同仁，全部使用公積金；退休金一概來自員工每月薪資被政府強制扣繳一部分而存下的「公積金」。至於替代率，兩年前商業周刊「戳破神話！一個台灣人在新加坡當公務員的告白」撰文者梁展嘉指出，新加坡絕大多數人退休金的所得替代率就是接近三成，包括公務員。 人口結構改變，台灣進入高齡化社會，平均餘命增加；加上少子化，年金支出不斷增加，收入卻不斷減少；制度若不改革，「必定破產」。企業家無視這樣簡單的道理，顧左右而言它，讓人不解。 （作者為上市公司專業經理人）

如果不是《天下》雜誌用心，宏達電前執行長周永明現在是數字王國的董事長，而不只是執行董事；王雪紅已經在與這家香港上市公司洽談合作，為其低迷的股價帶來話題；行政院與數字王國的合資案（四六比出資合組一間從事虛擬實境事業的公司）即將定槌，拚經濟的毛治國準備交出亮麗的成績。 轉折來自《天下》對數字王國的「起底」。 好萊塢特效大廠（作品從早期的「鐵達尼號」到三年前的「鋼鐵人３」）、擁有虛擬實境技術，沒有掛名但背後能實質掌控這家公司的是中國「官二代」車峰，岳父是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過去在金融界、政界能呼風喚雨。 但數字王國的另一面是在二○一二年破產，被香港的奧亮集團收購後再借殼上市。在香港券商與新聞界是一家充滿爭議的公司，列為「毫無基本面支撐，只靠謠言炒作股價」的三大「妖股」之一。 今年四月戴相龍陷入反貪行動危機，據傳兩度接受調查。六月二日車峰回中國探望病危的岳母時在北京遭到逮捕，理由是涉及三個貪腐案。數字王國的股票也因此在兩天內跌了六十％。 《天下》點出，車峰是數字王國的債權人，如果實現可轉換公司股權債券，將會佔其二十三％的股份，言明了這是紅色資本。《天下》在編者的話特別用三段篇幅提到，「無意阻礙他人的抉擇或商業行為，但媒體有義務與責任報導真相」；「憲法第十一條明文保障言論自由，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等，可見其承受或自我感受的壓力有多大！ 回到商業的本質。要將電影用的數位特效轉向一般消費市場，技術上還有很大突破，也是創新的商業模式。包含Google、索尼、微軟等巨頭，以及無數的小公司都競相佈局。數字+HTC這兩家面臨困境與瓶頸的企業，如何能脫穎而出？能否創造雙贏，建立互信？相信企業自有評估，也了解其風險。 但政府面對紅色資本的不知、貿然參與，顯示其管理機制仍未建立。毛治國的一席話「希望謝安（數字王國集團執行長）跟政府合作，協助台灣發展科技、文創產業」，若不是過於客套，就是太無知了！（作者為上市公司專業經理人）

  就在馬總統歡度最後一個五二○、細數其七年來豐功偉業的隔天，國內重量級財經雜誌商業周刊，以「政府荒謬ＫＰＩ全揭露」為封面故事；專欄（編者的話）：政府的「管理奇蹟」，更是反諷味十足。 政府部門對於數字與ＫＰＩ的重視，「『馬』首是瞻」為關鍵，因此，馬的數字管理世界值得一探究竟。 馬能登大位，六三三幫忙甚大。六三三本身並無創意，一說來自於韓國前總統李明博的競選口號七四七。李來自企業界，擔任過ＣＥＯ，在企業界用簡單幾個數據，來概括一段時間（如未來三年）的經營管理目標是司空見慣。這些數據將會被定時檢驗，是理所當然之事；進一步展開到各個部門，也是必經的過程，否則將會淪為空談。馬可能不察，因此，六三三的數據之旅就在選後停步，日後只剩迴避和辯解。 管理大師Peter Drucker曾說，「數字固然重要，但應只是個支援性的東西，去實際瞭解發生甚麼事更重要」。當馬總統看到實際狀況與數據（支援性的東西）有衝突時，他寧可相信數據。所以，他可以說，去年台灣人民痛苦指數是全球倒數第四，相較起來表現很不錯，因此他晚上都睡得很好。 同樣，看到行政院的驚人績效（有八成的部會，去年的各項ＫＰＩ有八成以上達標，前年更有三分之一自評績效為百分），馬不但不質疑這樣的內控機制有何意義，反而化為自己信心的養分。他曾認為，政府表現不差，誇讚自己「至少是有史以來政府表現最好的」。 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一書提到：「中國初期所制定的各種制度，形式重於實際，導致中國傳統官僚缺乏中層管理能力，無法在數目上管理。」又說：「中國傳統官僚主義的作風，真理總是由上而下，統計數字反映著上級的願望」，哈佛博士不可能未曾聽聞。 一九三七年讀者文摘就引用一句話：他之利用統計數字，正如醉漢之利用路燈柱——非為借光，實為撐腰。之後，有人把「他」改為「政客」。這個他，馬先生當之無愧。七年來他不懂數字管理，卻一直玩弄、賣弄數據。 （作者為專業經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