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齡94歲的前納粹黨衛隊軍官葛羅寧（Oskar Groening）圖片來源：美聯社   轉型正義龐大艱辛的工程，正次第在國人面前展開。由於許多見證的當事人都還健在，舉凡真相的探討披露、責任的歸屬追究、冤屈的撥亂反正與澄清賠償、歷史的定位書寫，深度、廣度拿捏的程度，是會帶來傷口的弭平癒合和真正的和解？還是跳過化膿腐肉的清創，將撕裂的皮肉直接縫合了事？甚至於再次在傷口上撒鹽，製造受害者及其家屬的二度傷害？這是轉型正義是成是敗的主要判定。 在二戰結束已70年的2015年，高齡94歲的前納粹黨衛隊軍官葛羅寧（Oskar Groening）， 因1942年到1944年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當帳房㑹計被德國檢方以「協助謀殺罪」等30萬項的罪名提訴。在Lueneburg法庭對此案的最後一次審理中，葛羅寧出庭承認檢方的指控罪行，稱「我承認我有罪，但我只是當時機器上的一個小齒輪角色，並不是自願的，嚴格來說我是完全無辜的」，懇求在場的70多位大屠殺倖存者及被害者家屬「寬恕」他。法庭宣判日，法官表示：「奧斯威辛純粹是一部殺人機器，所有在此工作過的納粹分子都必須對這裡發生的謀殺負責。」 去年11月29日，德國法院裁決高齡96歲的葛羅寧，經鑑定身體健康「可」入獄服刑；12月29日，德高院裁決，被判處四年有期徒刑的葛羅寧「需」入獄。葛羅寧沒有喊「比納粹還恐怖」、「政治謀殺」、「清算」、「鬥爭」，德國民眾也沒有喊「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 吾人要說的是：正因為有這麼鏗鏘明快的判定，正因為終戰70年後對納粹餘孽仍不遺餘力地追究懲處，讓德國的歸德國、納粹的歸納粹，今天的德國人乃能卸下背負納粹原罪的包袱，繼續昂然向前邁進！不是嗎？ 俗話說，錢能解決的事情都好辦。即便如此，台灣轉型正義的第一步，像對中國國民黨、救國團、婦聯會等團體不當資產的追討上，卻已然遭到頑強的抗拒；比金錢更難處理的，諸如司法、白色恐怖、歷史的轉型正義，看來是更棘手多多了！ 德國的轉型正義之所以成功，背後可以看到「知錯」、「認罪」的民族性，也就是說德國人有「恥」的文化！一個國家沒有「恥」的文化，人民被奴役欺壓就不懂得反抗（甚至於打落牙齒和血吞還選擇噤聲），參與共犯結構就沒有罪惡感（甚至於會沉溺陶醉於病態的狐假虎威上），殺人獨裁魔王就不會聽到抗議的吶喊（甚至於所到之處都是一片歡呼歌頌聲）。前納粹黨衛隊軍官葛羅寧會「認罪」、懇求「寬恕」，台灣的葛羅寧在那裡？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前副秘書長，新竹教育大學退休副教授）

  自卑和自大兩種情結糾纏不清的中國，有了錢就到處作怪。它聲稱「買台灣比打台灣更快」，於是以重金收買台灣關鍵企業的人才跳槽，以多項優惠吸引台灣青年前往就學、創業，以龐大預算在台灣進行情蒐及統戰工作，在學校、民間與軍中布建和它裡應外合的組織。它有錢研發新式武器，生產現代化的飛彈、軍機和艦艇，十分得意地在境外遙遠的空中和海洋耀武揚威，還頻頻環繞台灣，恫嚇意味十足。日前它又逕行啟用極其敏感的M503等四條航線，可見中國正用盡手段圖謀併吞台灣。 而台灣一直未能展現力道夠強的反制氣勢，令人憂心忡忡。前年台灣人民好不容易棄絕直奔中國的「馬路」，可惜性格溫和的小英缺乏足以開創新局的將才輔佐，未能迅速清理「馬路」上佈滿的爛攤，讓反改革的既得利益階層集結搗亂，錯失改革奮起的契機。值此危機四伏之際，從政者尤其沒有傲慢的本錢。然而，卻有綠委在「一例一休」修法時反嗆：「你不同意的話，票可以不投民進黨！」另一位還火上加油，說什麼「太陽花崩潰了」，「立法院外抗議的都用錄音帶」。但，綠營有傲慢的本錢嗎？ （作者為退休研究員）

  位於車城海口港、路程離墾丁約廿公里的一間旅館倒閉，讓從事過國內外觀光業的我不禁質疑感慨！業者雖又把生意不好的責任推到「一例一休」、「陸客不來」等老藉口，但不知自身獨特優勢跟定位，更是飯店關門主因吧！ 二○○○年我在歐洲自助旅行，從荷蘭搭高鐵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車站下車，住舊皇宮跟站旁一條街的交通超方便旅館，附浴缸吃到飽早餐單人房一晚折合台幣只要一一○○元。連當時台灣許多平價旅館，非假日一晚不附早餐，可能都超過這價錢吧（我是台灣旅館櫃檯工作過的非外行人）。而知名尿尿小童雕像，就在旅館幾百公尺外街角。驚訝的是，原來它僅五十三公分高，比我家佛像還小，傍晚去看還差點錯過了。這尺寸雕像，台灣隨處可見，要幾倍大都有，但人家就是拿來大做文章、一再變裝宣傳行銷，畢竟它是跟在地歷史文化有聯結的。 法語荷語都是比利時官方語，隔壁就是法國、荷蘭，比國會捨棄尿尿小童跟鬆餅啤酒，改去宣傳法國童話主角：小王子、或行銷荷蘭風車木屐嗎？絕對不會！ 旅館分明在車城，名字卻套墾丁，不宣傳自身所在特色，業者心態就可議了。好像到府城安平，不介紹劍獅跟海產，卻硬推銷高雄岡山羊肉或台南關子嶺溫泉般。同樣在日本，京都導遊會拿隔壁奈良或北海道導覽手冊大肆宣傳嗎？國內觀光業者愛搭順風車、殺雞取卵、不深思耕耘獨特在地特色文化的詬病，一再發生。 給接手業者良心建議，善用車城在地資源：宣傳推廣飯店本身海景、四重溪溫泉跟牡丹社事件景點、洋蔥西瓜養殖鰻魚鱸魚等農漁產美食、鄰近海生館、恆春也不遠（至少比墾丁近），都比套個墾丁假名，讓旅客受騙感覺要好得多。 （作者為美語教師）

為了施行轉型正義政策，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婦聯會）經過黨產清查，財產竟高達381億。為此，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與內政部，近期宣布簽訂行政契約備忘錄，只要婦聯會「上繳」90％財產，剩下10％便可留存，轉至婦聯會的基金會。 台大教授李錫錕（錕P）指出，政府卻向公平正義妥協，並非將財產全部收歸國有，反倒是以條件談判，交出贖金就不了了之，讓不公不義以10％繼續留存，令人不禁懷疑是轉型正義，還是轉帳正義？他還說，公平正義沒有妥協空間，倘若一旦開出先例，不僅扭曲了核心價值，也會危害政府形象，起初支持的人民感到失望，之後也會透過政黨輪替，讓政府付出應有的政治責任。 台大教授李錫錕（錕P）指出，政府卻向公平正義妥協，並非將財產全部收歸國有，反倒是以條件談判，交出贖金就不了了之，讓不公不義以10％繼續留存，令人不禁懷疑是轉型正義，還是轉帳正義？（翻攝自錕P影片）   小英政府是做得不完美，然而馬英九在八年任內，雖然一再強調讓國民黨的黨產歸零，結果歸到哪裡去？連自己黨產都無法歸零，還給國家與人民，更甭提婦聯會財產，李錫錕又有批判過嗎？如果小英只做到六十分，那麼馬英九是否捧鴨蛋？如果公平正義沒有妥協空間，怎麼沒聽過李錫錕呼籲國民黨及其所有附隨組織將不公不義的財產吐出來？李錫錕只會對小英政府求全責備，為何縱容國民黨巧取豪奪人民的財產？為何當年還代表財雄勢大的國民黨角逐台北縣長？ 李錫錕是學政治的，難道不知國民黨政治的黑暗史有多長嗎？難道不知二二八、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以及林義雄家屬與陳文成的命案都是誰幹的嗎？是否也會如同一票統派人士所說，以前有其時代背景，那時因為有「共產黨」與「皇民」從中搞鬼，蔣介石「不得不」派兵鎮壓與屠殺，「難免」傷及無辜？如果沒有當時官員貪污腐敗，民眾會起來抗暴嗎？為何當年被美英法荷等國接管的地區沒有發生類似事件？那些地區就沒有「共產黨」與「皇民」從中搞鬼嗎？ 其實並非只有台灣如此，當年國府派駐北越接管的官員也是如此，還搶奪人家糧食去支援國共內戰，以致餓死數十萬越南民眾，最後被胡志明聯合法國將國府人員驅逐出境，否則今天的越南也會像台灣這樣成為國際孤兒。胡志明曾說：「寧願聞法國人的臭屁，也不願意吃阿歐西與蔣介石的大便！」可見國民黨的惡質是有國際認證的，則國民黨在台灣所幹的總總「好事」，自然不言可喻。 李錫錕只會在課堂上亂蓋，從未聽他說國民黨以前的黑暗史，包括同校校友陳文成的事件，這樣算政治學「權威」教授嗎？台大學生何妨走出校園，去了解所有曾受國民黨政治迫害者的心聲，否則只是關在象牙塔中的小白兔而已。 （教師）

John Thomson 1871年於臺灣南部木柵(Baksa)地區(內門一帶)西拉雅族聚落拍攝的母子老照片(原圖黑白 + 數位上色)，堪稱臺灣史上最經典的母子合照之一。 系列上色原圖刊載於臺灣歷史博物館期刊《Watch Taiwan觀‧臺灣》36期 https://gjtaiwan.com/rt/?id=396

新北市長朱立倫日前細數自己上任以來的政績包括交通建設、公園、公托中心等數量皆是全台之冠，惟論者指出，衛福部甫公布的街友總人數新北市竟佔了全台人數的一半，同樣也是全台之冠！新北市新聞局提供 王宥萍／新北市民、研究生 日前朱立倫出席餐會，細數自己上任新北市長以來的政績，包括三環三線的進度，道路、橋樑、公園新建多少，公托中心、運動中心又蓋了多少，根據朱立倫自己的說法，這些數字都是全台之冠。   但是，衛福部也新公布了全國受理或查報街友總人數，創下歷年新高竟高達8984人，但細看各縣市的資料，光是新北市的街友人數就從771人爆增至4606人，整整增加5倍，佔了全台街友總人數的一半，居全台之冠！   但這個全台之冠，卻是朱立倫不敢提的數字。   在資本主義消費社會，街友人數的變化主要受到兩種因素影響，一是社會的經濟與就業，街友大多數是勞動市場的高風險族群，例如失業、求職不順、創業失敗與隨之衍生的家庭問題，另外一個影響因素就是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如何回應。   新北市的治理有一定的難度與複雜度，光是內部城鄉差距就非常懸殊，有像是板橋一樣的都會區，也有平溪、石碇這樣的鄉下地區。因此，新北市的政策就必須要更細緻、更細膩，才能回應不同地區的需求。   可是，在朱立倫執政這幾年，看起來新的建設不斷開工，市長也一直在剪綵，還被網友封為「剪綵王」，但最能考驗政府地方能力的社會問題卻束手無策。根據勞動部公布的失業率數據，這幾年全台灣的失業率其實是有明顯在下降，但是新北市的街友人數卻不減反增，甚至人數佔了全台灣的一半以上，這就令人不禁納悶與憤怒：到底朱立倫就任新北市長以來做了什麼？   街友也是生活與居住在這座城市，但一個地方首長的努力與否，卻可以改變他們的生活。中國對於所謂的「低端人口」是採取「切除」的政策；我們的朱立倫市長卻是視而不見。但是，一個政治人物不能只對自己的施政成果報喜不報憂，唯有面對事實、認識問題，才是解決問題的開始。

  快樂和幸福，說起來容易，但中國本土的教育制度和方式，根本不可能讓孩子感到快樂和幸福。中國的基礎教育以父母和老師為中心，美國的基礎教育則以孩子為中心。圖／pexels 如今，在中國人心目中，「美國」乃是一個愛恨交加的、語意過於複雜的名詞。一提起美國來，多少人立即便會兩眼發直、雙手哆嗦甚至血壓升高。或貶之為地獄，或褒之曰天堂，可謂冰火兩重天。美國之於中國，如同童話故事《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中的白雪公主之於王后：每當王后拿起鏡子來「臭美」的時候，便會明知故問道：「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子呢？」而鏡子卻每次都不惜觸犯龍顏，實話實說地回答說：「白雪公主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子。」於是，被嫉妒所控制的王后便歇斯底里地哭喊起來。 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蘊涵了太多的悲情與血淚。極度自卑與極度自尊，兩種矛盾心態的深切紐結，讓國人的自信心一直付諸闕如。某些自稱愛國愛到骨髓里的大學生，昨天還在慷慨激昂地朝著美國大使館扔磚頭，明天又低眉順首地去同一個地方排隊辦簽證。而某些已經在星條旗下信誓旦旦地宣誓效忠的華裔美國人，一旦聽到別人批評中共的醜行，便立刻像尾巴被踩了一樣暴跳如雷。 在此情形之下，無論是中國國內還是海外，無論是過客式的留學生，還是已經歸化的美籍華人，「心平氣和論美國」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範學德的《活在美國》一書乃是其中的異數。範學德將最近兩年來在深受歡迎的中文論壇「貓眼看人」上所發表的兩百多篇帖子整理出來，結集成為《活在美國》一書出版。 在這本書中，作者認為：「美國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人間本來就沒有天堂，也建設不起天堂。人心的幽暗，社會的邪惡，在美國隨處可見。只是，美國有一部憲法，建立了一套制度，從而令社會結構性的邪惡，不至於無法無天。」這是難得的中肯之論。 無疑，美國是一個讓中國越來越難以繞開的國度。這個人口僅僅佔全世界百分之五的國家，卻擁有世界將近三分之一的經濟實力、科學發明和軍事力量。冷戰結束之後，美國一直雄踞全球惟一的超級大國的寶座，對世界發揮著獨一無二的影響力——看得見的是，有井水處必有互聯網、麥當勞、可口可樂和好萊塢。 隨著中國越來越深刻地捲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美國對中國的影響也日益擴張。美國不僅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中國人權問題最有力的批評者。那麼，美國是否可以成為中國民主化道路上的好榜樣呢？童話故事里的王后殺不死白雪公主，現實世界里的中國也無法否認美國的存在。在此意義上，「瞭解美國」乃是「關愛中國」的前提。 顯然，美國的崛起，絕非「歷史的偶然」，更不是「發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財」便可以解釋的。在美國那些看得見的物質財富和國家權力的背後，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卻更為重要的宗教信仰、道德倫理和文化教育等「軟性」因素。近年來，深入剖析「美國之所以為美國」的著作，當然首推林達的「近距離看美國」系列。這套以《歷史深處的憂慮》為首的作品，以書信體的方式，從美國短暫而不失跌宕起伏的歷史、嚴謹而不乏彈性伸縮的憲政等角度入手，深入淺出地為中文世界的讀者，勾勒出一幅「真美國」的圖畫，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知識界產生了某種潛移默化的影響。 如果說林達的作品是史家黃仁宇所說的「大歷史」，那麼範學德的這本《活在美國》則是連報章的角落都不會涉及的「小歷史」，也正如某網友所評論的是「細節的啓蒙」。作者筆鋒所及，根本沒有白宮風雲、世貿慘劇、共和黨與民主黨的爭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硝煙等中國的「美國問題專家」津津樂道的話題，而全都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細節。 比如，怎樣考取駕照、到醫院看病如何付錢、在超市購物的帳單、社區圖書館的藏書情況、在鄰居家參加派對的經歷等等。然而，恰恰就是在這些細節之中，中美之間的經濟、文化和制度的差異，便立刻彰顯出來。就民族性格、精神傳統和制度淵源而言，中國離法國最近而離美國最遠。比如，慣於忍耐的中國人寧願像法國人那樣突然鬧起翻天覆地、血流成河的革命來，也不願像美國人那樣安靜地坐下來、經過曠日持久的討論、制定出一套看似繁瑣、實則一勞永逸的法律條文。中國人的內心深處，向來盼望「明君賢相」式的完美搭配，因此順理成章地接受羅伯斯庇爾式的道德激情，卻無法理解美國人為什麼會認為「總統是靠不住」的。 細節決定生活的質量，細節決定文明的程度。「活在美國」，顧名思義，講述的是作者十多年來在美國「身在異鄉為異客」的生涯，尤其是兩個孩子，在美國幸福和快樂地成長的過程。在《活在美國》一書中，我認為最有意思的一部分是：範學德從在美國出生並成長的兒子和女兒身上，從孩子的一舉一動當中，從老師的一言一行當中，觀察和思考美國教育的特色。範學德夫婦是到美國尋夢的第一代移民，他們的孩子則是真正在美國長大、接受美國教育、按照美國人的思維方式來生活的「小美國人」。 我在美國所接觸到許多華裔人士，由於語言和文化方面的衝突，他們本人可能並沒有那麼喜歡美國，但他們仍然執意留在美國，最重要的原因乃是，他們希望孩子快快樂樂地生活在美國的土地上——包括「江姐」的兒子與孫子都選擇居住在美國：江姐的兒子在文革後公派赴美，再後來應邀赴美出版學術專著並移居美國，現在任美國馬里蘭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他的兒子，也就是江姐的孫子，在中國國內讀完高中後，到美國最頂尖的哈佛和普林斯頓接受教育。歷史就是如此吊詭。 是的，哪一個中國人不「望子成龍」呢？但什麼是「成功」呢？美國人所理解的「成功」，是快樂、幸福地生活。作為一名父親，範學德無比羨慕孩子們在美國幸福而快樂的生活。美國的教育制度最大程度地保護了孩子們的童年，最大限度地讓孩子們感受到幸福和快樂。同時，也用一種「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將責任、義務、貢獻、同情、合作、環保、公民意識等價值滲透到孩子們心靈之中。範學德描述了學校里孩子們的才藝表演，孩子們的表演雖然不盡「專業」，但個個都像是燦爛的明星，晚會的高潮是全部表演者都上台謝幕，「有的跑進來，有的晃進來，有的翻跟頭進來。有的鞠躬，有的揮手，有的兩人三人做出各種造型，有的乾脆在地板上魚躍。一個花樣，引起一陣尖叫聲，一陣高過一陣，沒有一個花樣，與另一個花樣重復。 他還描寫了女兒和同學們如何帶著餅乾到超市門口去，為「女孩童子軍」義賣，所得的善款作為女孩童子軍的活動經費，和慈善活動經費。拿著廣告牌的女孩們，在超市門口很受歡迎。「有好幾個婦女說，面對你們這樣漂亮的女孩，我怎麼能夠說不。」那樣的場景確實溫馨感人。 快樂和幸福，說起來容易，但中國本土的教育制度和方式，根本不可能讓孩子感到快樂和幸福。在中國的媒體上，充斥著對湖北黃岡中學之類的「魔鬼學校」的禮贊，這些學校採取的是他們臆想的「西點軍校」式的教育管理模式，將學校當作監獄，將學生當作囚徒，最終創造了驚人的升學率。在高企的升學率背後，孩子的精神世界，是否受到侵犯和傷害，則無人關心。中國的基礎教育以父母和老師為中心，美國的基礎教育則以孩子為中心。中國的中小學里，以分數和名詞劃分「好學生」和「壞學生」兩個群體，老師對這兩種學生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而在美國的中小學里，老師更願意從每一個孩子身上發現其獨特的優點，因為每一個孩子都是上帝給這個世界的禮物，所以沒有一個孩子是不可教育的「壞孩子」。 作為一名「超級奶爸」，範學德每天接送孩子，有很多時間與孩子在一起，他驚訝地發現：美國的孩子們不必做多如牛毛的家庭作業，他們有一個快樂和幸福的童年。在家長會上，老師告誡家長們說，家長不必幫助孩子完成家庭作業。孩子不會做，證明他還沒有掌握問題，他只要把不懂的地方寫下來，第二天告訴老師就可以了。幫助孩子們學習，這是老師的責任。老師還說，不希望孩子們花太多的時間在學習上，孩子們要有家庭時間。學習是有樂趣的，孩子們知道如何學習，而不是記憶、背書。孩子的解放，也是家長的解放。 在中國，家長和孩子一起在家庭作業的重壓下呻吟，倘若老師也能說出如此通情達理的話來，那該是多大的福音啊。可惜的是，中國的老師們也是教育制度的受害者，他們頭上懸著升學率的寶劍，哪裡能像美國的老師那樣從容自如呢？ 範學德的女兒是學校合唱隊的成員，他因此受邀到學校禮堂參加合唱隊的音樂晚會。孩子們唱的一首歌深深打動了這位父親，歌詞是這樣的：「我是這個世上的孩子，我的聲音並非無關緊要。我是這個世上的孩子，當我歌唱時，世人就聽到我的聲音。你能想象嗎？如果在這個世上的每一個人，同聲歌唱，同聲歌唱，那將多麼美好。你能想象嗎？當我們歌唱時，我們會忘記仇恨，忘記戰爭，那將多麼美好。」 聽了如此美好的歌曲，在文革的血雨腥風中度過童年時代的父親，不禁寫道：「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想起了今年春節晚會，那些表演高難度舞蹈動作的孩子們。為什麼在那樣的時候，聽不到孩子的聲音。他們是世上的孩子，孩子的聲音並非無關緊要。」對此，我要補充的是，與此同時，中國孩子卻必須唱那些宣揚仇恨與鬥爭的「革命歌曲」。大部分中國孩子不會唱歌，只會「表演」——奧運會開幕式上的那場「雙重假唱」，無疑是關於「中國特色」的最精闢的寫真。在此意義上，張藝謀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導演。他用這樣一個節目揭示了中國作為「謊言帝國」的本質。 中國的孩子自從上幼兒園起，便成為官方意識形態洗腦教育的犧牲品，「愛國是沒有商量的」，但愛國的內涵卻語焉不詳。進入小學和中學之後，大部分孩子都必須加入少先隊和共青團，不願加入者立即被打入另冊。於是，「愛國」被悄悄置換成「愛黨」，「國家」成了一個不容許批評的龐然大物。 而在美國，孩子們是通過學習國家的歷史、地理和文化，而產生作為美國人的自豪感的。在台上執政的，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不敢到學校里來插一手，向學生灌輸「愛共和黨」或「愛民主黨」的思想。《活在美國》一書中有這樣一段精彩的對話：父親問舉手投足都活脫脫是「美國鬼子」的兒子：「你們學校的老師教育你們要愛國嗎？」年方十二歲、正在上初二的兒子回答說：「老爸，你以為這是在中國啊，天天唱中國我愛你，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爸，這是美國。我們老師從來不教導我們愛美國。」父親又問：「那麼你們愛不愛國？」兒子回答說：「我們許多小孩子都愛美國，但老師從來不教我們必須愛美國。」父親接著問：「那老師教導你們要愛什麼？」兒子鄭重地、一個詞一個詞地回答：「老師說，要尊重（respect）這塊土地，要愛解放（liberty）、自由（freedom）、和公義（justice）。」當問及對美國總統的看法時，孩子居然「大不敬」地否定民主黨總統克林頓和共和黨總統布希。 這段父子之間有趣的對話，真應該收入到未來中國的中小學生公民課本中。是的，只有中國的教師，才會向孩子們灌輸無條件地去愛專制獨裁的「黨」和空洞無物的「人民」，以及躲在「黨」和「人民」背後、操縱著傀儡線的「偉大領袖」。當一個國家強迫其國民去愛它的時候，它已然毫無可愛之處了；當一個未經選舉的政府，自以為是地「代表」全體民眾的時候，其統治的合法性早已煙消雲散了。 美國的崛起，從某種意義而言，乃是教育的崛起。美國的教育制度固然並不完美，但無疑是現今世界最成功的教育模式。美國教育的核心是尊重每個人的個性和天賦，為其獨立成長創造自由和寬松的外部環境，正如一名網友在回應範學德的文字中所說，成功的教育就是「讓每個人成為他自己」。我想，也許這就是美國孩子，比中國孩子幸福和快樂的根本原因所在吧。

  有民眾在國發會網路平台提案，要求增設刑法條文禁止五星旗公開懸掛、展示、陳列出現。法務部回應，不予採納。法務部稱：倘懸掛中國五星旗之行為即認分裂國土而施以刑罰，則無異僅因其言論主張分裂國土，即施以最嚴厲之刑罰，顯然逾越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必要範圍，與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不符。怪哉，中華民國基於憲法，保障取代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容其繼續在台灣追剿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真是成何體統。 有民眾在國發會網路平台提案，要求增設刑法條文禁止五星旗公開懸掛、展示、陳列出現。圖為中國國旗五星旗。（美聯社）   最近，中生周泓旭共諜案，牽連統派團體的幾個「小朋友」，來自中國的活動經費動輒數百萬元。假使「小朋友」獲得中國經濟奧援，在台灣言論自由下從事反獨促統，憲法、法律還要給予保障的話，老實說再多的建軍整備也不堪一擊。法務部如此維護五星旗的言論自由，宛如默許中國侵門踏戶對台灣的和統、武統。試問，姑且不談宣傳台灣獨立，如果台灣人民到中國宣揚民主自由人權，可有同樣言論自由保障？李明哲案就是試金石。 因此，有綠委打算提案，修正「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增列第十五條之一，遇有外國政府禁止或限制我國國旗在其國境內使用者，基於對等尊嚴原則，應限制該國國旗不得於我國國境內使用。然而，此舉未必能達到效果，反而倒打自己一耙，讓本土政權的國家論述出現破口。國共麻吉得很，但國民黨要人到中國，從來不敢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他們的不作為說明了一切。近年，有中國人在中國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結果就是遭到公安逮捕。修法，多此一舉。 去年十月一日，統派人士在台北車站周邊遊行，高舉五星旗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在此之前，台北市西門町出現大量五星旗在街頭飄揚，一名路過的中國遊客說，看到五星旗在台灣飄揚，感覺統一更有希望。今年元旦，金門縣金城鎮的老街模範街，兩邊商家懸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和五星旗。創意者表示，這是從文化創意的角度，把國旗當成裝置藝術；兩岸旗幟齊飄，是金門老街發展的賣點。國家認同成了賣點，到底是在賣甚麼？按照法務部的高見，凡此皆屬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但從周泓旭共諜案來看，小咖都有數百萬元的活動經費，大咖呢？如果確有來自北京的資金，支援甚至指使台灣的統派人士，揮舞五星旗為中國搖旗吶喊，言論自由豈不成了北京侵略、併吞台灣的保護傘？而台灣的民主法治，也只能「樂觀其成」？ 即使不談金流黑幕，光是五星旗得在台灣旗正飄飄，其國際觀感的危險性便值得警惕。試想，類似去年台北市主辦「世大運」等國際賽事，根據奧運模式「中華台北」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被禁止入場，中國的五星旗卻可以大搖大擺亮相，得獎選手頒獎時演奏國歌亦復如此。此情此景，豈不是在國際公開場合驗證了，台灣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到台灣宣示主權？這種事態發生在國外，都已經令國人義憤填膺了，發生在自己的國門之內，北京的統治意志及於台灣，二三五○萬人情何以堪？ 話說回來，法務部將五星旗連結分裂國土，也是一個可議的論述。五星旗的總體意象，並非分裂「中華民國國土」，因為它早在一九四九年就被佔領了。五星旗在台灣現場所傳達的，乃是侵略、併吞台灣的主權、領土，「中華民國」不是重點。此一區別，法務部或可視而不見，但它又推給「中華民國領土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為重大之政治問題，不應由司法予以解釋。這麼一來，燙手山芋就丟到小英政府與完全執政的民進黨手上了。於是，對於五星旗招搖台灣的現象，大家只能等待小英的政治答案。

    目前，一幅首次公開的清代臺灣地圖正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出，展期至2018年8月12日為止。這幅地圖全名〈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是目前所知最精雕細琢的原漢界址圖，可能是英法聯軍時成為戰利品被帶往法國。後來，臺灣旅法學者兼畫家侯錦郎先生在巴黎的舊貨市場中，慧眼獨具發現它。經由一連串因緣巧合，這幅地圖終於輾轉回到其描繪的地方。我有幸獲得侯氏家族信任，為這幅地圖做了數位化與考證的工作。當這幅地圖公開展出時，也同步出版參考書：《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我在南天書局的新書發表會分享了書上沒寫的幕後故事。不過，許多關心的友人無法親臨現場。因此，我也把幕後故事分享在這裡。 關於這幅地圖如何回到臺灣的曲折過程，周婉窈教授已經寫在書的前言了，這邊賣個關子。2015年1月10日，我在周教授的邀約下首次見到這幅地圖，以及侯錦郎先生的遺孀侯美智女士。我想起不久之前祝平次教授大力鼓吹我申請數位人文計畫（當時他不知道這幅地圖），於是當場提議申請一個數位人文計畫來支持這幅地圖的研究工作。侯女士同意了，後來計畫也順利通過。一開始，我的想法如同學院派學者會有的想法：寫一篇學術論文發表到期刊上。   2015年底，中研院臺史所復刻出版另一幅原漢界址圖：〈紫線圖〉。加上學界先前唯一知道的一幅：〈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又稱〈臺灣民番界址圖〉），便有三幅原漢界址圖能夠一窺全貌了。我仔細交叉比對，發現三幅地圖的資訊可以互相校正。從那時起，我逐漸改變想法。與其只挑出大家感興趣的部分資訊來寫論文，還不如做好基礎工作：將地圖上的近千個地名全數交叉比對、考證過一遍！這樣，以後的人不必重複投入時間與精力在枯燥瑣碎的基礎工作上，也許可以衍生更多研究呢。於是，我調整方向，以出版工具書為目標。   什麼是工具書？百科全書、辭典皆是也。原則上，工具書提供一般性、基礎性的知識，不必做太專門的延伸。這本書的主要功能是考證18世紀中後期的地名位置與狀態。許多地名可以進一步延伸討論，例如「熟番」部落從17世紀到19世紀的複雜遷移過程。這些留給專門性的學術論文處理就好。再者，工具書彙整既有的知識，避免發明新知識。因此，我採取謹慎保守的態度：凡是證據不足的地名，即使我有自己的猜測，仍然寫「地點不詳」。這本書有許多地名「地點不詳」，並不是我不用功。正好相反，這些地名往往是讓我想最久的，但最終找不到關鍵證據。舉個例子，臺中「烏日庄」的西側畫了個「黃日庄」，我早就猜測是王田（ông-tshân）。也許本來是要寫「黃田」（hông-tshân，與王田諧音）但受到「烏日」干擾而漏掉一畫。這麼說雖然頗有道理，但搜遍檔案就是沒有證據啊，所以我還是寫了「地點不詳」。我經常批評地名研究穿鑿附會，當然也得以身作則，避免自己腦補。第三，工具書必須具備強大的索引功能，因為那不是讓人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的東西。讀者通常只想找有興趣的條目來看，要能方便、快速地找到。為此，這本書設計了雙向索引：不但能從圖面位置找到文字說明，也能從地名筆畫找到圖面位置。   「提供一般性、基礎性的知識」，「彙整既有的知識」，聽起來只是做苦工而已。實際上，這需要非常深厚的基本功才做得來。寫學術論文，可以挑選自己有把握的地名大發議論。至於不懂的地名，存而不論就好。換言之，自己的弱點能夠技巧性地遮掩起來。做這本工具書，每一個地名都無法逃避，再怎麼陌生都得面對。這真是件苦差事。近千個地名，從臺灣頭到臺灣尾，距今兩百多年，沒弄錯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只是將古地名畫在現代地圖上，還可以混水摸魚，畫錯了（甚至隨便畫畫）也不容易看出來。但是我採取自曝弱點的方式：將每一個點畫在什麼位置都老實寫出來。只要弄錯了，無所遁形。因為我相信除錯是知識進步的動力，要使錯誤容易被發現。   做基礎工作確實苦，還缺乏「獨創新論點」那樣的成就感。更不用說，我在學院內討生活，得接受同行評鑑。而我屬的社會學門很難認可這種史料考證的價值。如果沒有極端熱忱，怎麼可能做得下去呢？有一次，我與柯志明同桌吃飯。他說他都是「做興趣的」，毫不理會同行期待他做什麼，六親不認！我說，以我現在的坎站（khám-tsām），只能一隻手做興趣，另一隻手做同行認可的研究。兩年來，我就在雙手並用的情況下，兼顧「本業」與這個「做興趣的」苦差事。   值得一提的是，侯錦郎先生與侯美智女士都來自嘉義縣六腳鄉，我媽媽也是！六腳鄉沒多少人口。但是這個偏鄉的子弟，接力完成將這幅國寶級地圖從法國帶回臺灣、數位化與考證的工作。這是多麼奇妙的因緣！也許是這段同鄉之誼，保佑我堅持到最後。兩年期間，我曾遭遇許多艱難的處境，都是周婉窈教授陪我一起想辦法度過難關。最後半年，蘇峯楠協助出版工作。他不僅繪製地圖，還把近千個地名的考證逐一看過，去除一些錯誤、增添許多內容。他的協力大幅減輕我的負擔。感謝石文誠先生費心張羅，讓這本書的出版預算有了著落。南天書局魏德文先生對於出版品質近乎苛求，才能把這本書印得這麼精美。在周教授與我的「施壓」下，這本書也許創下南天書局有史以來利潤最薄的紀錄。   除了出版紙本，我也將位置較可靠的666個地名點位放到Google地圖上。由於擔心太方便導致誤用，我曾一度猶豫要不要公開。基於數位人文的精神，我還是公開了。不過要提醒使用者：地圖上的點可能指涉方圓數百公尺甚至更大的範圍，因此將地圖放得太大是沒有意義的。原圖、導論與完整引註，仍請參閱紙本。如需引用，請註明出處：   葉高華（編著）、蘇峯楠（地圖繪製），2017，《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北：南天書局。 補充說明：這幅地圖為何叫做〈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     這當然不是原來的名稱，是我們斟酌很久之後命名的。這幅地圖的卷軸背面有題箋，寫著：「御製平定臺灣□□地理指掌全圖」。其中，「臺灣」與「地理」之間有破洞，大約兩個字的空間。我們不清楚那個破洞原本有沒有字，或者是什麼字。因此重新命名的第一個理由很簡單：原有標題已經不完整了。第二，「平定臺灣」這種字眼也不適合拿來當標題了。第三，題箋其實是後來貼上去的。根據考證，地圖本身更新於1781-1787年間，但題箋是1789年以後貼上去的。詳細內容，書上有寫。第四，題箋標示的「平定臺灣」指的是清帝國平定林爽文事件（1787-1788），但是地圖本身完全看不到林爽文事件的影子。換言之，原有標題與內容不符。因此，重新給一個更符合地圖內容的圖名，有其必要。 圖名要怎麼給呢？當讀者看到這幅地圖時，最想問的兩個問題不外乎：這是什麼時候畫的？畫的是什麼？因此，新圖名最好是繪製年代加上地圖主題。按照這個原則，可命名為「十八世紀末臺灣原漢界址圖」。「十八世紀」、「原漢界址」當然都是現代觀念。在地圖繪製的當下，人們只知道「乾隆」、「番界」。但是，標題是給現代人看的。對於現代人而言，除了歷史學者以外，很少人能夠理解乾隆距今有多久。更不容忽視的是，「番」是污名。雖然我們可以在內文中解釋使用這個歷史名詞的意義，但是對於多數只看標題、沒看內文的現代人而言，根本沒有解釋機會。因此，標題最好避開「番」字眼。另外，同年代、同主題的地圖可能不只一幅，得避免「撞名」。這種情況已經發生過了。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人們以為中研院史語所典藏的原漢界址圖是世上唯一的。施添福將其命名為〈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杜正勝命名為〈臺灣民番界址圖〉。後來，愈來愈多原漢界址圖出土。包含首次公開的這幅，已知有五幅同類型地圖了，其中三幅繪於乾隆中期（詳情見書）。如此，上述名稱已無法區別各版本原漢界址圖。為了避免「撞名」，我們取用題箋的首兩字「御製」，做為這幅地圖的身分標記。「御製」也意味此圖是同類型地圖中最精雕細琢的一幅。於是，這幅地圖命名為〈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

紛擾不安的2017年終於走入了歷史，在2012年二度上台執政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在去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剛好滿五年，由於日本自民黨在去年十月的議員選舉中大獲全勝，取得過半數的席次，安倍晉三也因此得以再度獲選為日本首相，將繼續執政到2021年成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位最久的首相(註1)，而他所射出的「安倍三支箭」在歷經五年的考驗後，確實已讓日本經濟緩步成長，GDP比五年前增加一成，日本去年十一月份的失業率創二十四年新低(註2)。  這樣的情形如果對照去年年初「墨登經濟」（Mauldin Economics）網報導，根據「地緣政治未來」（Geopolitical Futures, GPF）研究公司的研究結果認為，雖然中國強勢崛起，運勢正旺，而日本自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以來，經濟始終未見太大起色，但由於中國的財富僅集中在沿海少數省市，而日本的財富分佈則較為平均，面對人口老化所造成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日本憑藉著全球數一數二的人工智慧研究，自動化與機器人技術投資國的優勢，可以選擇發展機器人產業來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  此外，由於日本是島國，因此沒有虎視眈眈的交界鄰國，日本的國土的幅員也不大，要徹底推行政令會容易得多，加上日本貧富差距較小，社會也相對安定。即使日本的土地面積位居全球第六十二名，人口數量在世界排名第十一名，但這些都不會阻礙日本在2040年成為區域強權，因此，「地緣政治未來」研究公司認為：到了2040年，日本將重振聲威，再度躍升為東亞第一強權的預測來看(註3)，安倍晉三執政下的日本，雖然在內部與外部都仍面臨諸多挑戰，但日本確實正逐步朝著重回東亞第一強權的目標穩健的邁進！  相形之下，在幾年前敲鑼打鼓猛力推銷「一帶一路」計畫的中國，卻因為許多國家不信任北京推行「一帶一路」的強勢做法，導致中國在巴基斯坦、尼泊爾、緬甸等國參與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相繼中止或推遲，目前已經確定出現問題的項目有四個，涉及總金額達到761億美元，使得北京試圖利用日本的公信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雖然安倍晉三在去年十二月四日就「一帶一路」發表評論時表示，日、中兩國「可以大力合作」，對亞洲的繁榮作出貢獻。但同時卻也強調：「必須使太平洋到印度洋成為自由開放的地區」，確保公平性和透明度是兩國進行合作的前提(註4)。  由以上的各種跡象來看，雖然中國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由於日本無論在高科技發展上，抑或是日本政府和民間常年積累的對外援助的專門知識與公信力，乃至於社會穩定方面，都遠比廣土眾民但貧富差距嚴重、造成近年來花在維持社會穩定的開支一直超過國防經費的中國(註5)，更具備成為東亞第一強權的條件。而今，隨著安倍晉三即將成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位最久的首相，各種改革與施政計畫得以持續的進行，而不至於因為政權更迭頻繁造成「人去政息」讓一切的努力赴諸流水，長期政治穩定下的日本，或許真可能如同「地緣政治未來」研究公司所預測的，在2040年重回東亞第一強權的地位！  對於在一百多年來命運一直與日本相互牽連的台灣而言，尤其應該密切注意這樣的局勢發展並順勢操作，方能為台灣抓緊另一波躍升的發展契機。  (註1)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1101/2636077  (註2)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1101/2636077  (註3)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208003563-260408  (註4) http://tw.aboluowang.com/2018/0101/1048624.html  (註5)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03/130306_budget_military_security 

1月5日壽星 日本文學家夏目漱石 「日本人哪有人在說“我愛你”的？說“這月色真是美麗”就夠了」 —夏目漱石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當英文老師時，有一次拿著一段描寫男女主角月下散步時男主角情不自禁說出的「I love you」的英文要學生翻譯。學生當然翻成「我愛你」，夏目漱石回應說：「日本人哪有人在說“我愛你”的，就說 “這月色真是美麗”就夠了！」 這位有「國民文學作家」之譽的日本作家，出生於1867年的今天。他的《吾輩是貓》、《草枕》、《少爺》…等作品，耐人尋味，膾炙人口。融合東方思潮與歐洲的理性主義，提倡社會正義。其中《吾輩是貓》是日本家喻戶曉的小說，以貓的視角來看世界，特別是以主人苦沙彌這類知識分子的生活，諷刺日本知識分子的諸多弱點，風趣幽默。但夏目漱石自己卻形容他這部作品「既無情節，也無結構，像海參一樣無頭無尾。」 沒有讀過夏目漱石作品的人，起碼使用過印有夏目漱石肖像的千元日幣吧！ 德國政治家艾德諾（Konrad Adenauer） 在柏林的德法關係修復紀念碑，右為艾德諾、左為戴高樂 「在政治的生命中，年齡並未軟化我，歲數愈增，智慧愈高，愈老則愈堅硬如鐵！ —艾德諾 主持前西德憲法之起草的書生政治家、前西德總理艾德諾，出生於1876年的今天。艾德諾曾任科隆市長，逢納粹黨崛起，艾德諾拒絕與納粹合作，下令撤除懸掛科隆市內的納粹黨旗。1933年希特勒當選總理後來到科隆時，艾德諾因拒絕去機場迎接希特勒，被解除職務。甚至在1934年和1944年兩度被捕入獄。二次大戰後，他出任首任西德總理。

        十二月13日美國阿拉巴馬州二十五年來第一次政黨輪替，我一面慶祝，一面很興奮地描述這「歷史性的一刻」給一位朋友聽 —— 阿拉巴馬州號稱美國「最深的深南方」（“The deepest of the Deep South”），民風極右派、偏執、保守，地方上的白人都有很重的「白人至上」意識，長期只要是共和黨提名，無論候選人多墮落、腐敗，一定會當選。但是這次的參議員選舉，竟然是對手選上。       這條新聞震撼全美國。回想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阿拉巴馬就是川普國最「黑暗之心」。川普在這個全國最落後、貧窮的一州裡，大贏希拉蕊30個百分點。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寫《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講的是非洲，他以為那裡很野蠻，是因為他從來沒見識過阿拉巴馬州共和黨的白人基本盤。但就在兩週前，陽光竟然也攻進了最黑暗的心，儘管只是一線曙光：民主黨以1.5個百分點險勝共和黨。       或許你認為，我因為政治立場不一樣，就影射人家沒水準、沒文明，這樣子不很妥當，那你可以自己評論以下的事實。這次共和黨提名的羅伊．摩爾（Roy Moore）是川普強力背書的候選人，曾經擔任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認為他信的上帝比美國憲法還大，他要執行的不是美國憲法，而是聖經的十誡，所以多次拒絕遵行憲法、藐視聯邦法庭。他有幾句名言：「同性戀就是禽獸行為；不可以有家庭生活；歐巴馬不是美國公民；國家現在很不團結，紅的（印第安人）跟黃的（亞洲人）都會鬥爭；伊斯蘭是『虛假的』宗教；以往的美國可是國家最偉大的時代，雖然有黑奴，但是大家都很和諧，因為國家有對的方向。」做為候選人的定裝照，他一身西部牛仔穿著，揮著一把槍，兇悍的宣稱執行上帝給他的使命，恢復美國的榮耀與尊嚴，自居白基督徒，滿嘴對有色人種、異教徒、LGBTQ、移民族群⋯⋯等的仇恨。投票當天，他還騎了一匹馬去投票，要強調他瀟灑的牛仔形像，那隻馬卻不太配合，差點把他甩到地上。 (摩爾在競選演說時，拿出口袋裡的槍，圖/abc新聞)       這些行為，阿拉巴馬州絕大多數的白人都完全接受；更有甚者，新聞上一而再、再而三報導他多年來，以官員身分引誘未成年少女，即便被害者提出可信的證據、並且親自出面指控，許多選民還是公開挺他，認為這一切都是抹黑、都是政治惡鬥。摩爾的罪惡不只是他喜歡年紀嫩的，而是他長期利用他的公職來誘害小女生。他在檢察官的職位上，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官司纏身的父母，小孩子跟著到法院來，父母身心俱疲、自顧不暇之際，他就趁機下手，主動幫忙「帶小孩」。在他擔任公職的年代，機構同僚或地方人士都知道他會引誘未成年少女：購物中心的警衛都留意不讓他靠近放學後到那裡逛街的小女生；他到處參加中學畢業典禮、學生演奏會、青少年體育比賽，尋找下手對象；當警察的會受到上司叮嚀，到高中美式足球賽維持秩序，務必不要讓這位檢察官靠近啦啦隊。       既然摩爾多年的性慾都以小朋友為目標，他當司法官對性侵未成年小孩的案件時，獨特的對加害者充滿同理心，就不必大驚小怪了。同一組法官裡，他往往是唯一判被告無罪的，理由是被告反而可能是被小朋友誣衊的受害者。插句題外話，穆摩爾的例子讓我更進一步瞭解，台灣一些所謂「恐龍法官」的心態：或許他們不是思想落後的「恐龍」，而是對加害人有自己親身的認同與理解。       當我跟朋友解釋阿拉巴馬州變天的意義有多大時，我的朋友卻一直憂慮，說再過幾天，十二月16日黃國昌罷免案就要投票：「要是罷免真的通過，台灣政治真的沒救了！台灣的爛立委、貪官污吏這麼多，他們都不用被罷免，就只想罷免一個正當民選、認真問政的好民代。」       不是嗎？勒索生意人，美鈔像冥紙一樣用火燒、丟馬桶沖，被移送法辦；曾貴為立法院長，因官司纏身逃亡國外遭到通緝；黑道背景的立委，背負經濟犯罪的案件，以暴力來對付立法院的同仁，以走人來逃避法律責任；性侵菲傭，關了沒幾天就保外就醫，這些都歷歷在目。正義的憤怒沒有爆發在這些民代與官員身上，而是以一位小黨的新科立委為目標？黃國昌就算不是台灣人最欣賞的政治人物，可是要談到政客的罪惡，他排老幾啊？ (罷免黃國昌的瞎理由，圖/三立新聞)       在阿拉巴馬的川普國，只要是極右派的共和黨所為，沒有罪惡不能被接受。而罷免黃委員的勢力，眼中看不見更惡劣政客的罪惡，就只會攻擊他的不同政治立場，在同性公民權的議題上炒作社會的對立與仇恨。這不就是台灣版的川普國？過去一向對公共政策、公民社會、民主法治完全不關心的一群人，竟然以上帝之名打擊多元人權制度，把仇恨弱勢族群予以正當化，在台灣社會興風作浪。       世界上所有川普國人的觀念都一樣：「國家就是我家。」既然國家就是自己家，自己人吃、喝、拉、撒，都OK，無所謂。自己的族群就是國家的主人，自己的價值觀代表了國家發展的基礎，自己家的事就是國家大事。台版川普國對公共議題的討論沒有興趣，除了自我以及自己族群的意識型態，他們把自己家裡及心中的焦慮搬到公共議題上。其他住在同一個土地上的就是異類次等人：次等人是低教育、低階級的勞工（原住民）、或不得不容忍的窮外來客（外勞、外籍新娘）、不然就是眼不見為淨的垃圾（LGBTQ）。這些人生活在台灣，沒有權力爭平等。以往他們日子怎麼過的，不干我事；多年來自生自滅，沒人關心。但今天竟然要求要跟正常人一樣，也要有個家庭生活，也想受法律保障，怎麽可以開例？次等人要求以後平起平坐，川普國覺得自家的生活秩序受到干擾；為什麼家裡不能就持續過著跟以前一樣的生活呢？       問題是：國家不是你家。台灣沒有任何人、任何族群有台灣這塊土地的所有權。不是你和你的族群今天在這塊土地上有權有勢，就可以自命代表台灣全體社會。台灣不是1949年以後才來的族群所擁有的不動產，也不是幾百年前就來到這裡開發土地的漢人的祖產；如果要用土地所有權來說，原住民是最早對這塊土地擁有權利的族群，不過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國家不是以土地所有權來論述的，現代國家的地基是民主政治、人權法治。所謂「家園」，不是任你吃、喝、拉、撒、揮霍、甚至出賣，而是歷代先人賞賜給你的好福氣。台灣不是漢人拜祖先的所有地，也不是拜上帝、上教堂那些信徒家裡的財產、更不是那些自命高級、歧視他人者的地盤。土地給你享受，你也有責任經營、維護、愛惜，尊重同在土地上的別人，將來交給下一代。   作者：金守民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大的基督徒

「制度與人」 柏林的公共運輸系統買票是榮譽式自主管理制，如果要坐地鐵的時候要自己去買票，然後打上乘坐的時間，車票有效的期限大約是一、兩個小時，身上帶著這張票，有時候會有柏林交通運輸公司的員工對乘客進行抽樣檢查，如果身上沒有車票，就是坐黑車，坐黑車在德國的民法裡面是違法的事情，被抓到要罰款，如果不繳罰款又累犯的話，就會用坐牢來替代罰款。 每年柏林交通運輸公司抓到坐黑車的情形大概有四萬件，柏林目前因為繳不起民事行政罰款被關在監獄中的囚犯有102人，其中有69個是坐黑車，去年總共有4000多人因繳不起罰款坐牢，平均四十天，大約有四成是坐黑車。 柏林的法官對此非常不爽，法官協會要求柏林交通運輸公司，要加強控管乘客車票，尤其在出入口設置閘門，不要採取目前的方式，「做黑車的行為比公共安全考量對社會傷害更大，付出更多社會成本」。 柏林交通運輸公司向來的立場，不願意設置檢驗乘客車票的出入口閘門，因為很多車站在設計的時候，是根據沒有閘門下，乘客可以順利疏散的公共安全考量。柏林人口大約350萬人，大約有超過七成用公共運輸系統，全年抓到的坐黑車人數是四萬人，平均一天大概100多一點，一、兩百萬人每天坐地鐵和公車只抓到100個人左右，其中還有很多是觀光客，難怪柏林交通運輸公司不太愛理法官協會歷年來的訴求，要設置檢查乖客有沒有車票的出入口閘門。 這個例子看起來是這樣，不是有什麼樣的制度才有什麼樣的人，是有什麼樣的人才有什麼樣的制度！

記者蘇永耀／特稿 中國自十九大後已愈來愈不隱藏其擴張意圖，軍機、軍艦以遠海長航為幌子，透過頻密的繞行延伸在東亞海域的勢力範圍。昨日逕行啟用的M503等航路亦是如此，所謂民航機的航路已不敷使用的理由，同樣也屬粉飾之語，而當台海成為共軍要跨出第一島鏈的主要突破門戶，政府必須要有更積極的因應作為。 中國自昨日逕行啟用的M503等航路，所謂民航機的航路已不敷使用等理由均屬粉飾之語。（資料來源：陸委會） 經十九大後權力更定於一尊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不僅未在區域間扮演負責任的崛起國家領袖，實際則更背道而馳。 解放軍近期侵擾東海的頻密程度，已然引起日本及南韓等周邊國家的抗議，原本北京可以利用美國川普政府上台時亞太政經政策的搖擺不定，分化美日韓之間關係，進一步填補可能騰出的權力真空。但軍事上的冒進行徑，反引發警覺，這對美國重新鞏固傳統盟邦具有「定錨」作用。 北韓核武問題同樣如此。川普高度寄望中國能發揮約制金正恩的影響力，但北京表面與美合作，暗地裡則被逮到大搞私運物資給北韓，嚴重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的制裁決議。 中國在南海進行填海、軍事化等動作，引起部分東協國家的反彈，也與習近平想推進的「一帶一路」經貿睦鄰方向悖離。 中國昨日逕行啟用的M503等航路，在二○一五年宣布時，雖經兩岸協商後將航路往西移六浬，但馬政府也等於接受北京使用這條航路，開了一個缺口。如今中方「退一步進兩步」，逕行啟用四航路，除嚴重壓縮我空防，蠶食再鯨吞的意圖也完全表露。 中國為習近平造神的「強國夢」，對外關係軍事力量逐漸抬頭，當崛起不再和平，這樣的大氣候影響的已不僅是台灣，所以，國內朝野也不必一廂情願以為改變兩岸的小氣候就能和緩台海情勢。 作用力勢必帶來反作用力，政府除高喊願扮演「區域穩定的貢獻者」，應積極尋求美日等國更具體的軍事合作關係，強化對中國的平衡及反制力量。

記者鄒景雯／特稿 最近，蔡總統先說，最低薪資拉高到三萬元，是她的夢想，而後，日來則有一系列的談話，再以國家元首的身分鼓勵各產業加薪，這樣的做法，照理全體勞動者都應該大大鼓掌才對，可是實情並不是這樣，原因出在哪裡？ 蔡英文總統。（資料照） 一個很簡單的提問是，為什麼是三萬？為什麼不是四萬或五萬？或者為什麼不是二萬八？三萬究竟是怎麼算出來的？又為什麼好像是所有產業、縣市一體適用？這樣問，多數受僱者必然知道這不是在找碴，因為這是很簡單的生活經驗，三萬起薪，對於許多人來說絕對不是夢，尤其主政者的責任不是應該在實踐嗎？ 舉一個例子，就知道人家是怎麼在實踐的。拿日本來說，他們大約是每年的五月間進行大規模的產業調查，而後才能在十月間提出基本工資的建議，其中很重要的眉角是，由於深切了解各地經濟發展與產業特性的不同，因此各都府縣，會有符合當地實況的基本工資，各產業別之間也會有不同的工資設定，來貼近反映生產函數中的勞動貢獻比率，減少勞動者可能受到的剝削。人家為什麼不是「一刀切」？因為他們對治理的土地，用功的實地了解，不會不食人間煙火，好似只在雲端發夢。 兩相對照，再來看蔡總統的決策模式，她先射了一個起薪三萬元的箭，而後說已經找民進黨與智庫去研究，請問新境界基金會的功能，能不畫靶嗎？更大的問題是，三萬元的依據到底是什麼？按照總統說話的背景，應該是想解決低薪，但三萬元在北部能算不低嗎？或者說對於上軌道的公司來說會有感嗎？反觀在南部的小吃店，又能請幾個幫手？經濟部長說得一點也沒錯，「這不是在喊爽的」。 其實，只要稍做產業調查，就知道除了南北差距之外，薪資低於三萬元以下的業別，大致就是住宿餐飲業、農林漁牧業、支援服務業等等，這些行業之所以低薪，在於他們的技術含量低，可取代性高，如果要針對這個族群對症下藥，必須從供給與需求面下手，同時進行產業轉型，職訓轉業，而不是由政府介入，要求加薪，就能達致。因為按照自由市場法則，這些行業如果認為三萬元起薪太高、難以負荷，不外就是減少僱用，或者調漲價格，如果經營者認為利潤減少，很可能就會縮小服務項目，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常識。 外界不解總統有沒有像樣的財經智囊？即使是文宣，也該接上地氣，一針見血。一個能令人信賴的政府，一定是先扎實地就社會生產力情況進行全面的了解，如果是上升的，就有加薪的憑藉，如果是下降的，還有什麼好喊的；而且，不同的行業其生產函數內容不同，也應該逐一去調查，如果能夠拿出起碼的數據，因地制宜，來與不同產業進行更專業的對話，不就一擊中的，較易達成目標，也能讓人尊敬？ 這，會是台灣公民的「夢想」嗎？

  去年聖誕節前夕，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包括石油限運的北韓制裁案。沒多久，便傳出此一石油限運制裁被打破，但一開始傳出是中國船隻打破限運禁令，後來禍首又指向台灣船隻，直至一月三號，網路報紙便傳出位於高雄市鹽埕區的「高洋漁業」，可能參與中國中央辦公廳授意下的援助北韓行動。 一開始，台灣官方部門還澄清受到南韓扣押的運油船隻無關台灣；後來在美方提供情資下經過數日追查，雄檢才具體掌握「高洋漁業」可能成為中國打破禁令的白手套。新聞讀來令人心驚，若非在美方提供情資並要求台灣官方持續調查，台灣公司擔綱中國「白手套」的實情，可能石沉大海。 此間高雄漁業航運公司為何願意擔任「中國」白手套，協助打破國際上的限油禁令呢？單純是因高風險下的高報酬嗎？那中國為何又輕易選台灣商人為「白手套」呢？是因為台灣商人，長期只要有錢賺，且許多「中華民國」商人真覺得兩岸看似一家親，因此是「白手套」的好選擇呢？抑或，利用台灣公司擔任打破禁運的白手套，若曝光之後，不僅可以責任推台灣，更可讓最賭爛北韓的台灣盟友─美國跟日本，因而降低對台灣的信任度呢？ 從此一台灣商人涉及擔綱中國「白手套」事件中，可發現若非美方施壓，台灣相關單位可能隨便唬弄過去；但若台灣商人為了私利，工作內容是擔任中資入台的「白手套」或跳板之時，以台灣人頭作為中國的買房、買地、買公司、買產業…等等之時，台灣政府是否會主動嚴查呢？政府目前有相關機制可以防止處理嗎？尤其，代表中國政府扶植的半導體產業的紫光集團，早已透過入股台灣封測廠在中國的子公司，曲線借道台商入股台灣包括南茂、矽品等封測廠之時，面對此種台商「白手套」，繼續遂行「買下台灣比打台灣便宜」的併台戰略之時，台灣政府有因應防堵的策略嗎？ （作者為基進黨組織部主任）

  周泓旭、王炳忠等嫌疑犯要感激他們是在台灣涉案，受台灣司法相對細膩的審判；若像倒楣鬼李明哲，或像在海外被押解至中國受審的台灣詐騙集團，就算沒有死罪，活罪至少脫層皮。 為落後制度作倀 目前出現對王炳忠等的證據已遠遠超過李明哲「顛覆國家」的罪證，若在中國早已判決。事實上，李明哲只在言論上企圖民主化中國，沒有行動，屬於言論自由範疇；而周泓旭、王炳忠等的發展組織證據遠多於李，法界和輿論卻還要檢審充實證據，也讓王炳忠等嫌疑犯可以在社會上哇啦哇啦喊冤硬拗。在中國有這些人權保障嗎？為什麼要打著民主反民主？利用台灣法治人權的制度保障，去為落後嚴酷的制度作倀，消滅這種好制度呢？  根據《聯合報》昨天的報導，調查局透露查扣的王炳忠私人手札內容表示，「黨政局今年500萬，下修350萬」；請問所指為何？是如王所辯稱的在中國出書的稿費嗎？天下有這麼高的稿費嗎？原來台灣有諾貝爾文學獎級的大文豪，一本書稿費數百萬，可否請在台灣也出版，讓我們開開眼界，啟我蒙昧，頂禮膜拜一番。  該報導還指出，調查局也在還原王炳忠的手機後發現，2017年7月17日，王在手機記事本寫了篇「旭案因應策略」，指周泓旭翻供不認罪，「就長遠大局來看是好事，保留他政治受害的清白形象，統派可藉此議題批判獨派侵害人權。」此內容若為真，多麼卑鄙啊。 報導指，記事本內容還說：「既然閃不了關押，此犧牲不能白費，應製造輿論壓力，凸顯民進黨綠色恐怖，升高兩岸對立局勢，營造打壓統派氛圍。」多麼下作啊。  檢調應嚴謹蒐證 王炳忠等本來不承認有拿中國官方的錢，可是王爸爸說溜嘴說王炳忠給他一包錢，他搞丟了2萬美金，露了餡。王辯稱錢是中國給他的稿費，又拿不出作品讓大家恭讀。對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王等東窗事發後，恐嚇台灣不得迫害統派人士，已洩露了王等確實與中方相關官員有關係。 張志軍批評台灣「只許台獨份子放火，不許主張和平統一的人點燈，什麼道理？豈有此理。」被台灣人士諷刺：「為什麼中國只准許主張統一的人放火，不許主張台獨的人點燈？」 口水戰歸口水戰，我們檢調仍要嚴謹蒐集證據、講究刑事人權並合乎程序正義，不要授人以柄，給周泓旭、王炳忠、侯漢廷、林明正（《聯合報》同篇報導指出，林明正戶頭有定期匯入2萬5千元台幣）轉移及模糊焦點的機會。 

  1946年1月5日，臺澎要塞司令部士兵騎單車在左營撞倒小孩，不認錯還無禮責罵，居民看不下去和兵發生口角，結果不久後竟帶隊持槍返回對民眾掃射並痛毆，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傷。 而這距離臺灣人歡天喜地迎接中國來臺，不過才剛過兩個多月而已。 #一年之後就爆發228事件 圖：1946年1月民報報導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有統派媒體說，王炳忠等人的水準太差，如果他們是中国在臺灣佈局的關鍵人士，那中国還真是無能。 但是我覺得，王炳忠等人是低標。如果連王炳忠這種人都可以當共諜，還可以被寫進計畫，讓人跟国台办請款，那比王炳忠更有能力的人，不僅可以拿到更多報酬，也有更多滲透的能力。 統派媒體在講起中国「一帶一路」的時候，在講习近平打貪，還是獨攬大權，還是跟美國爭霸的時候，中国說有多神就有多神，說有多強就有多強，彷彿天上地下唯它獨尊了。 然後，一遇到王炳忠這種案子，頓時不是說這群人是傻孩子，就是說中国真是拿臺灣沒辦法，「連王炳忠也在用，中国對臺肯定是山窮水盡了，所以大家不用擔心共諜問題囉」。 何以這種雙重標準？一下子中国舉世無雙，一下子中国山窮水盡？ 我認為，如果連王炳忠，中国都出得起那樣的錢，那就表示，它對誰，什麼錢都出得起。 說真的，國內動輒是學術單位、基層單位，三天兩頭赴中交流，或是簽署什麼備忘錄、合作協定。這些單位、機構、團體，還會來標地方政府的案子。這在各地方，比比皆是。認真耕耘的社造團體、文化機構，有時候還輸給這些包裝精美的計畫。 有的人是真的包藏禍心，有的人只要有奶便是娘，誰給他補助，他就替誰做事，統戰與否，他不在意。 王炳忠案，理當是給臺灣一個警訊：如果連王炳忠他們都可以付高薪當共諜，那就表示只要你願意，它們誰都收，多少錢都付得起。 要抵抗這種來自中国的社會與文化侵略與滲透，我們需要在政治上，民意機關對各政府標案，有明確也堅實的把關，也需要有穩健也有自信的社會組織。 這些都是實質、需要我們努力去耕耘與經營的工作，王炳忠案給我們的啟示，是個起點，不是終點。

  根據北檢公布對周泓旭追加起訴的結案報告，在周的電腦檔案，找到一份載明王炳忠生平的加入共產黨志願書，顯示他奉國台辦之命、在台灣「發展共產組織」的結構，越來越清楚；而北檢也根據「某人」告發，將王列為他字案被告，繼續追查。若如管仁健「專文解說」，郁慕明真的是那個告密者，那麼就可能得罪了國台辦。他原本在檢調搜索那天逃往支那，怕被牽連；如今又回台，恐怕也是因曝光國台辦的在台共黨組織，怕被報復。   去年12月，已有PTT鄉民qqty揭露，中共的年輕女特務在台灣的「發展共產黨組織」已經公開化了，可以在捷運站附近的摩斯漢堡，「公然地」拿出「中共入黨申請書」給大家看，顯然已經囂張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奉勸郁慕明不必「吃味」+「妒忌」，你已經「行將就木」，老到不會被接受加入共產黨，當然也拿不到國台辦鉅額的統戰經費。   周泓旭的隨身硬碟中也被還原出「星火小組整體佈局」、「星火T計劃」等至少12份計劃書與預算書。在其計劃中，提及王炳忠、侯漢廷和林明正及周泓旭四人是「星火秘密小組」成員。周的報告內，還提及每月會提供「星火秘密小組」核心成員2萬5千元；而林明正的帳戶內亦確實曾每月按時存入2萬5千元，且林也承認以書面方式將彭姓、蘇姓、羅姓、丁姓與王姓國軍的年籍資料及服役單位提供給周。 換句話說，北檢與調查局已經掌握有具體的「對價關係」。我們認為，檢方將這這些訊息公布，顯然他們的用意，還在「釣魚」，其目標當然是周泓旭的上級組織，未曝光、但照理說應該存在的「中共在台灣的共產黨支部」；若不然，周都已在牢中，前述在摩斯漢堡的「共產黨組織」發展活動，又會由誰指揮？   又按照《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五條，是由該黨的「支部委員會」負責審查入黨申請者的，再交由其「上級」批准。2015年9月1日的王炳忠，只是新黨發言人，為何可以跟連戰及黨主席郁慕明一樣，被安排和習近平見面與握手？顯然已經通過「中共在台灣的共產黨支部」的審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