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卡名單不透明議員怒「真是OOXX」 yam天空新聞」 「名單 OO仍在藍綠決議：以府函公文揭露 yam天空新聞」   = 才前不久，課綱"微調" 委員的名單，不也是「OO」嗎？怎麼就沒見這些人動怒呢？ 哪一件事的名單透明，比較重要呢？

大概是由於毛澤東熱捧了魯迅，所以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一些中國文化人發起了一陣攻擊魯迅的風潮，罵魯迅甚至成了一種時髦。與此同時，祭出胡適，作為反魯迅的參照物。這其實是既不懂魯迅，也不懂胡適，只看到表像，沒看到本質的不得要領。 魯迅是一顆珍珠，不能因為毛澤東把這顆珍珠搶過去，掛他自己脖子上炫耀、利用了一陣子，你就說那珍珠不是珍珠了。而且，被毛搶過去一把，也不是珍珠的錯呵。另外不可忽視的一點是：毛絕不是真正懂得並欣賞魯迅！ 包括魯迅之子周海嬰等人提供的史料表明，毛澤東曾說，魯迅如果活著「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要麼識時務一句話也不說。」設想一下，你們誰會把一個自己熱烈推崇的作家關到監獄裡，或逼他住嘴？如果你有毛澤東那種絕對權力的話。誰也不會！毛澤東的話足以證明，他根本就是利用了魯迅而已。 魯迅和胡適，是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雙子塔」，他們各有特色，卻不等於是對立的、應一方取代另一方的。如果後人硬把他倆對立起來，用一方詆毀另一方，則既不明智，更不具任何建設性。 魯迅和胡適外在表現的不同，首先是由於他們天生性格的不同，才華不同，導致寫作、為人處事風格等的不同；其次是他們後天的經歷不同，導致思想認知上的差別。事實上，無論魯迅認為胡適多有道理，他也不會成為胡適；反之，無論胡適多麼欣賞魯迅的傲骨、氣勢和風格，他也做不成魯迅。 一個有意思的現像是：以魯迅文章所展示的激情，他似乎更像、更應該成為一個深陷革命和組織的活動家，但他卻一路什麼「行動」都沒有，始終靠文字影響著無數人，一直到今天。而以胡適溫文爾雅的性格，他更像個應該終日呆在書房的學究，但他卻一路都是領導風潮的「弄潮兒」，甚至直接參政。 以魯迅爽朗幽默且頗露鋒芒的性格，也好像應該是成天呼朋喚友、高談闊論，或像康有為那樣開學堂，有幾個梁啟超那種可以呼風喚雨、從政組閣、進行改造國家大業的弟子；但他卻不善應酬、也惰於書信，只有很少幾個知心好友，走的是一條孤獨的作家路。而看上去性情沉靜的胡適，卻更善交往、喜高朋滿座。他在美國留學期間，僅在1916這一年，就寄出1040封信（收到1210封）；而在台灣做中研院長期間，更是賓客盈門，不亦樂乎（當然，那大概只是表像，他由於堅持西化而導致的孤寂是明擺著的）。 這兩人最大的不同其實是：魯迅的影響力在於作品本身，而胡適的影響力更多在於曾經引導風潮。魯迅從來就是一個人，沒有組織，沒有團伙，更沒有政府（被毛捧是他死後多年的事），連個教育部小職員的位置都不保。他是一個真正靠自己的文字站立的巨人，一個過去百年來中國文壇最高大的個人主義者。 而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還沒拿到，就被陳獨秀請回國當了北大教授，不僅後來有一個擁他的文化界，還有一個挺他的政府。在中國思想界發生最大變革的民國時代，胡適那個位置本身就給他帶來幾乎無人可取代的影響力。但仔細閱讀過魯迅和胡適作品的人，可以很容易看出，魯迅的寫作才華遠超過胡適；胡適主要是以其為人處世的君子風範，尤其是革命大潮來臨之際的清醒認知，成為後人難得的表率。 簡單概括一句：這是各有千秋的一對兒：胡適更懂處世，魯迅更會作文；胡適更易在群體中得到認可，魯迅更是個體欣賞者心中的英雄。 在中國那種文化傳統、人文環境中，能出一個魯迅，一個胡適，都是極為難能可貴的。在指出了上述的不同點之後，我更要強調的是，他倆的性格和外在表現的確有很大不同，但事實上，在中國當代文化歷史上，魯迅和胡適是骨子裡最相似的一對孿生兄弟。 ●本質上，魯迅胡適的「相同」超過「不同」 第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魯迅明說中國文化吃人；胡適力推「全盤西化」，直到死前最後一次演講。 當然，回頭來看，魯迅有其偏激之處；而胡適的「全盤西化」則是對西方缺乏了解的口號，因為西方有左派、右派，有推崇群體主義觀念、追求個體主義價值等幾種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往哪個方向「化」呢？ 但是，對魯迅和胡適當年如此激進的觀點，不應咬文嚼字地去理解為他倆都要徹底否定中國的一切，而應去體會他們對中國現狀的極度不滿，那種痛感中國需要徹底變革的迫切心態，那種需要推倒這堵窒息生命的中國城牆才能讓人透口新鮮空氣的激憤。 這裡明擺著，那個最呼應魯迅要衝破黑暗的吶喊的，除了高喊「全盤西化」的胡適，還有誰呢？他倆誰都沒明白（當然，這裡胡適比魯迅清楚），骨子裡，他倆是最心心相印的一對雙子塔：一個欲打破黑暗，一個欲引進光明。 第二，對個人主義的追求是胡適到死的呼喚，他最好的文章是「易卜生主義」。魯迅則以身實踐，做了中國的易卜生。 第三，魯迅有話直說——尖刻、犀利，對自己認為錯誤的東西絕不留情。胡適表面上謙恭溫和，且有外交官式的修養，但骨子裡卻有和魯迅類似的激烈、激進（全盤西化的口號本身就是一例），有點像羅曼•羅蘭和喬伊斯那類人。斯文儒雅的羅曼•羅蘭的激情通過《約翰•克裡斯多夫》展露無疑；《尤利西斯》作者喬伊斯沉靜不苟言笑，卻熱烈崇拜激憤的易卜生，以至親自跑到挪威登門拜訪。胡適如有機會，我看他也會跑去。 我對胡適的敬佩之處，絕不是他的被許多人拿來貶損魯迅的所謂「寬容」，而恰恰是他的堅持——他對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的堅持。他的「全盤西化」國民黨的文化陣營就是反對的，蔣介石尤其反對；他不僅沒有跟蔣妥協，甚至當面直接頂撞。事實上，我就沒看見胡適寬容他認為錯的東西，他頂多就是沉默。在重大問題上，他不僅不寬容，而且是絕對不妥協，哪怕得罪老友。比如： 在陳獨秀出任中共總書記後的1925年，北京發生了共產黨領導學生市民燒毀《晨報》事件，因該報發表了不贊成中國走蘇俄道路的文章。就此，對請他回國直接當了北大教授的老友陳獨秀，胡適憤怒譴責說，「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處了。」胡適的口氣是要跟老友絕交。 三十年代，在中國內憂外患之際，不少中國知識人，包括留洋回來的丁文江、錢端升、蔣廷黻、林語堂等胡適的朋友們都認為中國只有走德國和意大利那種獨裁之路才會迅速強大。胡適對此毫不讓步，撰文批判這種開明專制說，「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他反對強人政治，認為「將國家大小諸事，都仰仗於一人，這決非現代政治應有的現像。」在追求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上，胡適寧可得罪朋友們，而絕不容忍錯誤觀念。 當面頂撞蔣介石，是在1958年胡適就職中央研究院長的典禮上。當時蔣親臨致辭，在給了胡適相當的美譽之後，強調中研院「應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但隨後胡適講話時，卻直接反駁蔣介石說，中研院的工作是在學術上，而不是推廣什麼中國文化。蔣介石就此在日記中說，這是他一生中所受的兩次最大「侮辱」之一，為此他「終日抑郁，服藥後方可安眠。」胡適此舉，在中國文化人中還能找出第二個嗎？ 更令我對胡適刮目相看的，是他對宗教的「大不敬」。這裡且不探討他的對錯和深淺，只談這位謙謙君子的對宗教膽大包天的「出言不遜」。他寫過多篇深入研究佛教的文章，得出的結果卻是對和尚們近乎深惡痛絕的反感，甚至說到「99%的和尚都是騙人的」地步。曾因一時感動而加入基督教，但很快又退出的胡適，對基督教也做出這樣的斥責：基督教的最大壞處是乘人之危——也就是利用人有難處（生病，災禍，逆境）時，拉你入教。這個「乘人之危」說，可能是胡適的獨創，我在其它地方都沒有讀到過這種說法。（簡注一句：我個人認為胡適這句話只是有一個獨特的角度，但並不深刻，更遠不到位。） 在上述這些重大原則問題上，胡適不僅沒有展示所謂的「寬容」，而恰恰表現了他在價值理念上的毫不讓步。他在思想原則上的堅持超過對朋友關係、個人利害的考量，而且不惜得罪人數眾多的群體（儒家信徒、佛教徒、基督徒）。 所以說，當今一些人，把胡適要求「政府」寬容言論自由、寬容異己，理解為他是對個人的寬容、對政見的打折扣，並由於毛捧了魯迅，他去了台灣而把他弄到和魯迅對立的位置，是不得要領的膚淺，更是矮化了胡適。而用他來打魯迅則更是荒唐。魯迅1936年就去世了，我認為，如果魯迅活到49年，如果他了解毛澤東的延安整風，大概會比胡適更早地逃到台灣，也不會像胡適那樣把兒子留在大陸。 毫無疑問，無論是妥協「人情世故」，還是妥協「原則理念」，都遠比「堅持」容易。在這兩點上的堅持之所以難，因為它不僅需要智慧、勇氣，更需要能力。所以古往今來，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妥協者永遠占大多數。魯迅和胡適，從不同的角度，都努力地堅持了自己所相信的東西。「東西」本身的價值另當別論，「堅持」和「人格的統一」則是他們自身的、非常值得後人推崇的價值。 第四，無論是魯迅的激情，還是胡適的冷靜，無論是魯迅的悲觀（盡管他否認自己是悲觀的，也否定悲觀情緒），還是胡適的樂觀，他倆都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那就是：人做得「正」——心地不陰暗、不狡詐，不圓滑，都沒有一絲一毫玩世不恭的心態，都不會把個人功利放在高於原則理念的位置上，都欲「真正」建功立業，而不是追逐虛榮（這是和當今相當一批文人所最大的不同點）；而且，他倆都特別把自己當人，當正經人，當重要的人，尤其是，當有尊嚴的人。他倆都清楚自己在中國文化界的地位，但卻絕無絲毫輕狂的海口，就因為他們懂得：什麼叫尊嚴。 這些年我越來越意識到，做人是否真誠地道，比觀點是否正確更重要。思想觀點可以改變，我們每個人都是在不斷修正自己的過程中成長。跟嚴肅認真的政敵，你可以論理、論戰；但跟痞性的人（哪怕是跟你政治觀點一致的），你束手無策，因為 「我贏、我賺」是這類人唯一的準則。人的品行一旦「痞」了，很可能是一生都無法改變的。痞性，就是可以沒有底線、沒有準則，沒有是非，可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可把擅長陰謀詭計當高智商，可視彌天大謊為小事一樁。 痞性的人，是中國文化的最大特產之一，他們絕不僅僅存在於中國農民中（諸如阿Q那種低級痞子），而是在各行各業。毛澤東就是中國痞子的最典型代表人物。過去這二、三十年來，痞子這個特產在中國文化人中繁殖最快，生命力最強。痞，成為「酷」，成為時髦。這類痞人，無論是維護專制的，還是舉著反專制牌坊的，本質是一回事兒，他們在齊心協力，把中國推向一個「痞子共和國」。 魯迅和胡適，盡管風格迥異，卻都是和那類痞子文人形成鮮明對比的人物。他們兩位都不是完人，但都是中文世界人格統一的典範，是高揚「人」的精神的雙子塔。 ●黑夜中的吶喊 魯迅的貢獻，當然首先是對中國封建文化的批判，對吃人的舊禮教的痛斥。對任何一個民族來說，對自身文化的反省和批判都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文化歷史悠久的大國，像俄國和中國。魯迅早就指出，「敢於指摘自己國度的錯誤的，中國人就很少。」當年如此，一百年後還如此。縱觀世界各國家、各民族，哪裡缺乏對本民族劣性的痛批者，哪裡就最落後。中國在推翻帝制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成了一個比帝制時代更專制的國家。悲慘至如此地步，還是容不得批判。為什麼？除了政權以外，「民眾的懲罰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魯迅語）。」今天，那些「害國」民眾就叫做「愛國憤青」。 正因為批判自己的民族太艱難，所以勇者罕見；正因為罕見，所以魯迅才加倍地可貴。但是，有思想、有勇氣，還必須要有那份寫作才華。魯迅就是那個在中國百年難得一見的、這幾樣都具備的才子。有一個這樣的才子指出中國的弊病，是中國人的幸運！ 我雖然幾十年前就喜歡魯迅，但最近重讀一遍《魯迅全集》，不僅比許多年前讀更震撼，而且發現他的文字比以前記憶中的魯迅好太多了。 說魯迅悲觀沒錯，他的確是太悲觀了，鮮有幾篇能讓人看見點兒光亮的東西。可話說回來，自古至今，有幾個中國作家從那個社會裡挖出點兒光亮來呢？那個最偉大的文學家曹雪芹，悲觀到極致了吧，他最後看到的是白茫茫一片虛無。魯迅則是眼前一片黑暗。但起碼，他聲嘶力竭地喊了：這裡太黑，這裡窒息！他是一定要「與黑暗搗亂」的。他拼命努力的，是要在跟黑暗廝殺的過程中，撕出一片光明來。 胡適曾熱烈推崇易卜生，高度評價易卜生對社會的毫不留情的抨擊：「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 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譬如醫生診了病，開的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的破壞的手續嗎？」我想說的是，魯迅又何嘗不是這樣一個易卜生呢？ ●文學家的魯迅已經聳立 魯迅從1918年在《新青年》發表雜文起（之前只有文言文），到1936年去世，只有18年的光景用白話文寫作就留下那麼多影響了無數人的作品。18年，多麼短暫！他身後，無論是被當氣球吹，還是被污水灌頂，什麼都不如他本人的文字最強有力地捍衛著他自己。 首先，僅僅是作為小說家的魯迅，就是屹立中國文壇的巨人。他說只看過百來篇小說（且多是短篇），就開始寫了。他的確是天才，學得極快。《狂人日記》今天看來仍是超優秀！作為中文歷史上開天辟地的第一篇白話小說，它那麼短、那麼新潮地使用意向和蒙太奇手法，就寫出了既有深刻思想、且中學生就完全可以看得懂的東西。無論從藝術上和思想上，我都未看過第二個中文短篇小說可與之匹敵；也認為它比果戈理的同名小說好很多，好在文字簡潔、意向清晰、尤其是思想深刻——從史書「仁義道德」的字縫裡發現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 這實在是一個根本性的「發現」，用今天的話來詮釋就是：那個文化的主體價值滅了「個人」——奠基了四千年專制的堅固根基。魯迅當時就睿智地意識到自己這個發現的價值：「此種發現，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這種狀況迄今亦如此，又過了一百年！ 但魯迅同時認為，「《狂人日記》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藝術上說，是不應該的……我自己知道實在不是作家；現在的亂嚷，是想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我想，中國總該有天才，被社會擠倒在底下……」 魯迅不是假惺惺地故作謙虛，他是真的沒意識到：他自己就是那個天才！第一篇倉促之作就可以寫得那麼精彩，隨便一學，就能達到那種程度，只有天才可為。天才是不可重復、無法模仿的，所以百年來中國沒有第二個魯迅式的小說家。 《阿Q正傳》幾乎是在《新青年》編輯「逼」著下硬寫的作品，居然刻畫出了中國文學史上最經典的人物之一。這部作品全中國人民都熟悉到像對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了，這不是靠誰宣傳就能達到的，必須是它本身「經看」。阿Q這個人物之典型，絕不僅僅限於中國農民，我新近的發現是，由於中國文化人中的阿Q太多，所以制造了一個「阿Q共和國」。 《藥》同樣是很短的一篇小說，但從故事構思，到人物塑造，到場景描述，都相當緊湊、清晰；前後呼應轉折也很自然、恰到好處；而且用那麼平淡、平緩的語氣，卻讓人清晰地感覺到那個社會令人徹骨的絕望和凄涼。這篇小說的高明之處仍是思想，不著一字，一切盡在不言中。這是最難的一點。真不知道在華文世界還有誰的作品，這幾點結合得如此之好。 《傷逝》或許受到契科夫《哀傷》的啟發，卻一點也不比《哀傷》差。《哀傷》很生動，但女主角卻一直是冰冷地死著；而魯迅的子君則是可愛地活過。《故鄉》雖然像一篇散文，卻是拿到世界上也是大家都能看懂、共鳴的。能讓外國人看明白的中國小說實在不多，《阿Q》極好，但真是出不了國。外國有好人，有壞人，有魔鬼，就是罕見痞子。所以《阿Q》只是懂中國文化的人才能懂的「中國特產」。《一件小事》只有一千字，只能算是篇散文，但卻終於讓我們看到了一絲人性的光亮。 當然，魯迅作品中的黑暗遠遠大於光明，因為他要做的，就是控訴社會的黑暗、家庭的桎梏。他的許多人物也頗有其內在美、人性的閃光，但整個社會環境都不升華（而是踐踏）個人的內在美；封建家庭也是在泯滅著人性。魯迅批評中國人的奴性、呆滯、陰暗，但更怒斥那個逼良為娼的社會和制度。一百年以後的今天，中國人是（用魯迅的話說）「闊了」，但普遍的人性程度比魯迅時代更低了，社會制度更黑了。我們這個時代如果有魯迅，在中國肯定是被滅了的。 但魯迅也有自相矛盾：他一邊吶喊著要衝破黑暗，一邊又總是懷疑，「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呢？」怎麼辦？先讓她有走的權利，走的自由！當她能邁出那一步，無論對錯，她就會學著走下面的步子，她就會闖一條新的道路，起碼不至於在黑暗的等待中被窒息。什麼樣的努力，多大多小的努力，都比被動地、屈辱地在黑暗中被壓抑至死要好！ 魯迅後期的小說，如《故事新編》等，顯然沒有前期的《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等那麼精彩，但他明顯地開始了要塑造光明的、正向人物的嘗試。他開始寫英雄，寫巨人（治水的大禹，補天的女媧，刺暴君的大俠等等），明確地高揚起他信奉的「個人主義」（獨膽英雄）哲學，而擺脫前期那種多是寫陰暗、卑瑣、殘缺的小人物的狀態。可惜，中國人的現實世界亮光太少，中國文學史上可借鑒的正面英雄形像、可吸取的文學養料太少，思想上的啟迪更少，所以魯迅的嘗試很明顯地非常艱難，他試圖從遠古的中國歷史中去尋找資源，但最終還是失敗了。 但一個文學家，只要有那麼幾篇優秀的，就可以立得起來。魯迅僅憑《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就可以不朽地聳立中國文壇。更何況，他還有祥林嫂、孔乙己等過眼不忘的人物。 ●評論家的魯迅無人項背 記得多年前，坐在書架前隨手翻看魯迅，還頗對先生的文字挑剔了一番。但現在重讀，不僅讀出許多以往沒有的感觸，更對他在白話文本身尚未成熟之際表達得那麼清晰有力而深感敬佩。魯迅的文字沒有做作、沒有矯情、更沒有賣弄，他總是自然且鮮明地表現著本色、展示著他的真性情，讓人感覺到一種氣勢、一種棱角、一股吸引你讀下去的魅力。 魯迅的雜文經常會有像針灸那種刺激一下神經的東西，促人思考。他還時不時有一些格言警句，無論你持什麼思想觀點，無論在哪個時代，都可以拿來借鑒一下。而且，魯迅的幽默更是隨處可見。在當代中文世界，還真沒讀過第二個人的作品，能集魯迅這麼多優點於一身。重讀魯迅更令人相信：好的文字，誰罵也倒不了；壞的文字，諾貝爾獎也挺不起來。 寫評論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體會，最難寫的是批評人的文章。以個人的寫作經驗，能批到點子上就很難，並在文字上能把握住分寸，再能找到恰當的文字表達就加倍地難，尤其是在批評中能展示一些有深度的思想。而魯迅的文字就有這種功力。 魯迅的字裡行間還有一種「俏」，那也是一種沒法模仿的天賦。英語裡時常有作家被說成是genius（天才），也就是說他（她）有別人無法企及的原創能力。魯迅就是這樣一個作家。西方語言裡這種作家不少，但中文世界罕見。 很多人批魯迅罵人，這實在是咄咄怪事。評論家主要是批評家，罵人就是他的職業呵！哪國的評論家不都是主要在批評嗎？總不能因為魯迅批得更犀利，更到位，你就說人家不該罵吧。關鍵是他罵的內容對不對。面對那樣一個爛攤子的中國，比阿Q更糟的痞子、惡棍到處都是，你讓他每天歌功頌德嗎？歌誰的功？頌誰的德呢？ 魯迅既罵武斷專橫的政府，也罵愚昧卑俗的大眾，但最令人欽佩的，是魯迅對文化人的毫不留情。因為文化人才是罪魁，是文化人支撐著專制。大眾只是好制度的受益者、壞制度的犧牲品。是文化人的奴性，造就了大眾的奴性；文化人的苟且，造就了大眾的苟且，文化痞子則成為各種檔次的阿Q們的樣板。痛斥愚昧大眾不是難事，因為大眾連反抗的力量都沒有。批判幫閑文人，文人不僅可以還嘴，還會歪曲誹謗、拉幫結伙地攻擊。所以，抨擊文化人更需要勇氣，更需要才智。重讀魯迅更痛感，不是沒人想做魯迅，而是太少人有他那份才華。 魯迅罵人是不留情，但絕不下流，反而經常風趣幽默。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在美國看到的最好的批評家罵人都是：夠狠，夠損，但不下流。魯迅在近一百年前的中國就是這種風格，實在太令人驚奇了。那些寫不過魯迅的，就說人家態度不好。問題是，那些人和事該不該罵？用「形式」轉移「內容」的視線，是沒理兒的人論戰的最常見手段。事實是，魯迅無論在形式上和內容上，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超過對手，主要是才華超人，才氣逼人。 魯迅罵人的文章是多，但人們忘記了，有多少人在罵魯迅！他們一堆人，每人射魯迅幾箭。而魯迅則要回射一圈，當然他的箭多，顯得淨是魯迅在嚷嚷了。更明顯的是，魯迅一回擊，由於批得更準確到位，就比他的對手們更有力，所以給人以「狠」的感覺；而這一狠，增加了氣勢，也給人以「多」的感覺。其實，那時期由於自由度很高，罵人的文章老多了，都達不到魯迅的檔次而已。魯迅有時的確有一些不必要的情緒化，但沒有了那些情緒，也沒有了那些激昂、犀利又俏皮的文字。那些情緒，很多時候其實是一頓美餐裡的油鹽醬醋呢。 要我來看，那些被魯迅罵的，差不多都是該罵的。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這點很重要）觀點之爭還是第二位的，主要是人格不同、人品不同導致的衝突。魯迅耿直、率性，又才華橫溢、文章鋒芒畢露，這就讓某些二、三流文人酸溜溜地難受，諸如梁實秋、徐志摩、陳西瀅、林語堂之類。他們仗著留英美回來（其實沒學著啥，那年頭在美國睡三年覺，回到中國也是教授），就不買魯迅風頭太勁的賬，於是時不時地來調戲先生一下。 或許是我對魯迅的偏愛，怎麼看都覺得，那些跟魯迅罵筆仗的人，都比魯迅卑瑣、陰暗、不正；而且他們更善結伙，這是最令我不齒的一點。比如，徐志摩和陳西瀅就一唱一和： 徐志摩上聯：「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我即使看了也等於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陳西瀅對下聯：「他（魯迅）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 但被魯迅一回罵，他們就受不了了，就抱團兒。但那些人的筆力凝一塊，也遠不是魯迅的對手。他們是一群人圍攻魯迅，包括他那個忘恩負義的「混帳」（豈止是魯迅所說的「昏」）胞弟周作人。 事實上，像那個陳西瀅，要不是三生有幸撞到過魯迅筆下，我懷疑今天有沒有三個人還記得他。而那個徐志摩在西方溜達了一回，最大的發現是，中國的給女人裹小腳比西方的給女人束胸要文明。他當年要不是靠大登廣告弄什麼「中國史上第一文明離婚」、然後再大肆渲染什麼和林徽因、陸小曼等的浪漫史，再加上很不幸飛機摔下去了，就憑那點今天只能忽悠青春少女的什麼康橋、沙揚挪拉之類的呻吟，哪可能有今天這般大名？那片帶不走的浮雲（虛名）早就飄散了。在我看來，志摩先生倒是中國最早懂得「炒作」的大師呢。 魯迅就一個人，從不拉幫，從不結伙，孤獨地站在那裡，迎接那些歪曲、中傷的亂箭。他也不斷地左右還擊，他也遍體鱗傷。誰真惹怒了先生，他隨手回一棒，就比他對手們的陰陽怪氣有力。魯迅就是大錘，你把幾個小榔頭綁一塊，也頂多只砸出幾顆星星。大錘仍然屹立，準備下次重磅一擊。 除了力度，魯迅先生的文字之「俏」和幽默更是他的對手們所望塵莫及的。林語堂推崇幽默、努力幽默，但他怎麼整，都給人一種「硬」要「做幽默」的感覺，不僅無法和魯迅的自然幽默相比，而且他一「幽」就「滑」，讀來沒享受感。 讀魯迅，除了享受他的思想、文字、幽默，還會油然產生一股非常思念他的感覺。好像他活著的時候，曾經跟他徹夜促膝交談，有過一種「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深切感嘆；而今他逝去了，有一股失去了一個難得的老朋友般思念。能激起人這樣一種情懷的作家，實在是罕見的。 魯迅的那些（因時代和環境）而導致的左傾觀點（尤其是30年代以後的）我當然不認同，但我一點都不懷疑，即使今天跟魯迅先生有不同觀點，也完全可以溝通。因為他真誠、認道理、通情達理、嚴肅認真、不矯情做作，更無圓滑世故；尤其是，他心地特別良性，是個沒有犬儒、沒有精明、沒有油滑、更沒有痞氣的人。 而魯迅那些對手們，只說有名的，諸如上述梁實秋、徐志摩、林語堂之流（沒錯，之流），別說交朋友，假如有人請一桌宴，有他們在座，哦，再加上那個陳西瀅，你連去湊熱鬧的心都沒有。哪怕跟他們觀點一致，也聊不到一塊去。討厭那種酸，那種滑，那種陰陽怪氣。 ●「一個都不寬恕」 魯迅去世前在《死》這篇文章中寫道：「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這段話成為很多人批判他的靶子，說他心胸狹窄，尖酸刻薄等等。但我卻很欣賞魯迅先生這段話，尤其喜歡這句「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他一字一句地告訴你：我不是隨便說的，而是認真考慮後，做的一個決定，並且勇敢地、高調地把這個決定公布於眾。我認同先生「不寬容」的原因也很清晰： 第一，這個世界上那些沒有是非、沒有原則的寬恕，不僅是披著道德外衣的「我無能、我投降」的宣言，更是客觀上慫恿邪惡、促成災難的罪魁。 第二，很多高舉「寬容」牌坊的人，根本就沒有真寬恕，而是做「寬恕秀」，也就是魯迅所說的：「他們主張寬容，但對於不寬容者，卻是不寬容。」事實上，那些高喊寬容的人，是遠比一般（不唱這個高調的）人更不寬容的！ 能「寬恕」甚至「愛」敵人的耶穌，如果你不信他，可是要被詛咒到地獄去的。神且如此，何況人也。 所以，無論是「沒有是非」的偽寬恕，還是「口是心非」（作秀）的假寬恕，對世界的害處都遠大於好處。相比之下，說出自己真實想法的、誠實的魯迅，比只做「寬恕狀」給人看的，好一萬倍！ 任何一個人，無論持什麼觀點（誰都有盲點），是否作秀、做姿態，說自己不相信的話，表達不是自己心意的觀點，才真正展示一個人的品德。魯迅在這個問題上的了不起就是：展示一個真實的我，不去做那個秀！ 我不僅認同魯迅先生的「不寬恕」，還準備照他遺囑裡更「警鐘」的一句話去做，那就是：「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因為（我的補充）這種人要麼是漿糊，要麼是偽君子/作秀狂，多數是兩者全兼。 魯迅的「拳來拳對，刀來刀擋」不僅正確，而且遠比「你打左臉，我再送上右臉給你打」的無是非和假惺惺更有正向的、建設性的價值。拳和刀本身都不錯，關鍵看你幹什麼用；拿來「首先」去殺人，你就是屠夫，必須被懲罰；拿來自衛和保護他人，你就是英雄。而那些指責「刀和拳頭」本身的（就像指責「槍」是問題的美國左派），要麼愚昧，要麼作秀，要麼是沒刀沒拳的無能者——這些人加起來就是大多數，於是給了有真槍實彈的（極少數）惡人以機會和操控絕大多數人的可能。人類的歷史清清楚楚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著這一點。 有些人拿魯迅的「一個也不寬恕」和胡適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來比較，想說胡適多麼對，魯迅多麼錯。這是一個典型的混淆概念！！！自由是相對政府而言，是從政權（authority）那裡要；容忍是指個人行為。且不說（魯迅這種）個人的不寬恕錯誤（包括不寬容論敵），絕不等同於不容忍不同意見；更何況，只有政權能壓制自由，個人容忍與否，又能怎樣呢？沒有政權壓制的話，你容不容忍，我照樣發表，照樣有人喜歡，也照樣有人痛斥。同樣，無論你個人多麼寬容，可政權連發表言論的自由都不給的話，你連我想說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談何容忍？ 對於人來說，沒有任何的價值（任何的！）能跟自由相比。自由的價值高於一切！古往今來，人類付出最慘重代價爭取的，就是自由！所謂「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完全是一句拿蘋果跟榔頭相比的不倫不類、故作高深，是把人的頭腦漿糊化的典型例句！而且，沒有是非的「容忍」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遏阻了人對自由的追求。更何況，今天某些文人高喊的容忍，甚至是指對專制的容忍。 事實是如此的一清二白：沒有（被政權扼殺的）自由，根本就談不上（個人的）容忍！也就是說，沒有自由，就沒有容忍；自由不僅遠比容忍重要，更是容忍的前提！胡適的「容忍與自由」一文把話正說反了——「容忍是自由的前提。」他說作為無神論者，他可以容忍別人的信仰，而共產黨卻不容忍。這裡不僅混淆了個人和政黨政府的不同，更忘記了，他是在有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說」容忍！事實上，他自己的文章的後半段也自相矛盾地表明，是社會的自由給了他「容忍」的可能。 真正有獨立思考的人，絕不會因為某句話是某某大師說的，就奉為神明。我在西方這麼多年的最大發現就是，無論是什麼名家，都可能有盲點到荒謬的東西。所以，這句胡適從康奈爾大學校長那裡學舌來的話，也絕不等於就是正確的。西方錯到離譜的文人太多太多了！胡適一路推崇、從未批判過的、他的導師杜威就有重大的、被歷史證明的謬誤。而胡適本人，最大的敗筆就是只高喊全盤西化，卻幾乎完全沒有深入學習、研究西方。宣揚這句「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就是典型一例。對於懂英文、多年留美駐美、極端推崇西方、且在中國文化界獨領風騷的胡適來說，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觀點對錯可以探討，沒有人絕對正確。但敢於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而不是人雲亦雲，更不因人群多寡而轉風向，才是真正可貴的。所以說，在一個盛產鄉願、諂媚、和稀泥者的文化中，出現一個魯迅，簡直像汪洋中出現一座島嶼、一個燈塔，沙漠中一塊綠茵、一汪清泉。這，就是魯迅在中國文化中的價值！ ●魯迅的左傾 魯迅今天被許多人批判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他的左傾和加入左聯，而胡適則堅決反共，於是再以此「捧胡貶魯」。但這也不盡公平。 在當時的情況下，世界上沒有幾個人真正清晰共產主義革命是怎麼回事。即使在歐美，文化人中也是推崇、支持者占大多數。胡適也不例外，1926年他去過一次蘇聯，回來就說蘇俄是「空前偉大的政治新試驗」，甚至對社會主義歌頌到這種程度：「18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直到1945年，胡適還給毛澤東拍電報，希望國共兩黨能像美國兩黨那樣輪流執政，跟馬歇爾一樣昏。 那個林語堂就更嚴重了，不僅當年歌頌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可以說為聯合戰線鋪好了道路……沒有西安事變，中國的抗戰是準備不足的」；甚至認為，共產黨的崛起是中國民主的基石。而魯迅在西安事變之前就去世了！ 1953年胡適在台灣就以前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而公開認錯。林語堂後來也改變了想法。而從剛加入左聯就跟其領導人在思想上有很多衝突的魯迅，如果不早逝，如果了解到蘇俄暴政的真實，他也一定（！）會像胡適那樣認錯，因為他是追求真理的人，絕不會知錯之後還「一條道走到黑」。連做過中共總書記的瞿秋白和陳獨秀後來都真誠地反省了，更何況從一開始就不滿他們的魯迅。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魯迅絕對有認識共產歧途的能力。像陳獨秀，晚年追悔自己信奉共產主義的錯誤，又回到推崇英美個人主義的道路。魯迅題過「人生有一知己足矣」的摯友瞿秋白，如不被國民黨殺害，也會像陳獨秀那樣公開認錯；他那篇《多余的話》已透露清晰端倪。他們這些人，有錯誤、有時代背景而導致的認知局限，但他們的追求是非常嚴肅真誠的、不會因功利而壓倒理念的。所以，我一點都不懷疑，他們認識到錯誤一定是敢於承認和糾正的。 深知魯迅，也了解共產黨的胡適說得很明白，「魯迅若不死，也會（被）砍頭的。」所以做出這種判斷，胡適曾跟《五四運動史》作者周策縱說過：「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這個「我們」當然是自由主義陣營。我對胡適這句公正評價魯迅的話充滿感激和敬意！這也是對我自己認定他倆是一對思想孿生兄弟這個判斷的佐證！ 魯迅左傾，還與國民黨殺了許多左翼作家（尤其是他珍重的好友柔石、瞿秋白等）有直接關係。而且國民黨不僅禁過魯迅的作品，還幾度追捕他本人。當年在中國的時候，由於對共產黨痛恨萬分，我對國民黨曾有相當好感。但近年來隨著對國民黨在中國和台灣的白色恐怖的更多了解，越來越感到，他們其實曾是一個小希特勒政權，盡管曾經反共、反紅色政權，但從本質上講，同樣是踐踏生命的意識形態。尤其是到台灣以後，蔣介石一路打著「反共、反攻大陸」的旗號，實施嚴酷的專制獨裁。由此我對魯迅當年的加入左聯也更多了一分諒解。當然，無論如何，加入左聯是魯迅對「紅色恐怖」缺乏了解的一個重大思想局限。 再一個導致魯迅左傾的原因，是他去了日本，完全沒有接觸過西方體制。雖然日本有過明治維新的變革，提出「脫亞入歐」，可惜日本當時「入」的是法國德國那種群體主義（國家強大第一）的思路，而不是英美的個體主義（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價值，這是導致二戰日本侵略的重要思想根源。而且魯迅還學了俄文，在俄國那個最瘋狂的年代，可想而知，魯迅從俄文能得到什麼。當時的俄國，剛經過一個思想界、文藝界「群星燦爛」的時代，但那些「星光」散發的全部都是左傾、均貧富、推崇農民、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以及反西方物質文明、反工業化的東西。俄國精神是什麼？就是東正教+斯拉夫主義+共產主義的群體主義至上精神。俄國思想對整體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損害是無可估量的！在這點上，魯迅只是沒能成為一個例外。 我認為，如果魯迅學的外文不是日文和俄文，而是和胡適一樣懂英文，並像胡適那樣有那麼長時間在美國，他對美國的發現和理解會遠超過胡適，不僅因為他的天資悟性超過胡適，也因為他比胡適更用功。 魯迅左傾的另一個原因，也是一個文學家同情弱者的常態的左傾。魯迅小說的字裡行間，隨時可見那種對殘酷現實的心的疼痛。那是一個真正作家的敏感——他有這種敏感，同時有表達這種敏感的能力。像狄更斯、托爾斯泰等都左傾得很，都有那種天性的敏感、自然的悲天憫人。但這類作家都絕對見不得殺人。共產黨式的殺人，會讓他們震怒的。正因為如此，我沒有一絲一毫的懷疑，魯迅絕對不會接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他只是不了解共產黨的本性。 魯迅的《狂人日記》、《藥》和《阿Q正傳》都明顯地表現了對「吃人、殺人」的恐懼。他寫《紀念劉和珍君》時，對「政權竟然可以殺人」的巨大、難以言喻的憤怒，從他那切膚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感覺到。一個寫出《紀念劉和珍君》的魯迅，絕不可能容忍共產主義，而只能是一個後來會被毛澤東滅掉的魯迅。 狄更斯用小說形式對資本主義的「殘酷」的控訴，無論對知識分子還是對大眾，其影響力大概都遠超過馬克思的《資本論》。但喜歡狄更斯小說裡那些閃閃發光的人物的讀者，大概不會追究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悲慘」的誇張，因為狄更斯實在是無法想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又會是殘酷到何等地步。更何況，僅憑他的《雙城記》裡對法國大革命的（暴政和暴民）雙重厭惡，我毫不懷疑，狄更斯也絕不會容忍、接受共產主義。這也是我對魯迅的確信。對政府殺了47個人憤怒至極、連續寫了《紀念劉和珍君》等七篇文章的，除了魯迅，還有誰？！ 魯迅對殺人的恐懼和痛恨也跟（用今天的眼光看相當左傾的）托爾斯泰很相似。托氏在法國看過一次斷頭台斬首，看得渾身發抖，深惡痛絕。魯迅自己從沒見過斬首，但僅僅是看過一篇有關斬人頭的報道，他就對那種「斬」法忍無可忍，始終記恨。 魯迅有一篇很少被人提及的小說叫《兔和貓》，寫一只凶狠的大黑貓吃掉剛出生的小白兔的故事。一個大男人，低吟出一個小女孩般對弱小動物的憐愛，而且其觀察之細膩亦如女童。魯迅在這篇小說中幾度感嘆生命之脆弱：「誰知道曾有一個生命斷送在這裡呢？」小說中他更感嘆面對生命損失時周圍人心之漠然。一個對生命感覺如此強烈的作家，對殺人最多的共產政權，怎麼可能有一絲一毫的容忍？ 對屠殺生命者，魯迅是要報復的，他不能容忍沒有是非的「修善」（今天的所謂「沒有敵人」的「大愛」）。正是出於對生命的愛，才不能容忍對生命的屠宰。《兔和貓》的最後一句是：「那黑貓是不能久在矮牆上高視闊步的了，我決定的想，於是又不由的一瞥那藏在書箱裡的一瓶青酸鉀５。」思想清晰、乾淨利索、令人過癮的結尾！由此可以想見，對今天這個比當年北洋軍閥政府殺了更多人的政權，魯迅會是什麼態度。 我堅決地相信，如果魯迅活在今天，他會是激勵中國人埋葬共產專制的最響亮、最有力、最一箭到位的聲音。寫到這裡，一股強烈的懷念魯迅之情驟然升起。先生在，該是多麼棒，他那匕首般的筆，會橫掃掉文壇和思想界的多少烏煙瘴氣！ ●革命還是改良 捧胡貶魯一派，還有一個觀點是說胡適主張改良，魯迅偏向革命。言「內」之意，是革命的訴求，導致了後來的共產革命，所以今天我們不能再要革命，而應倡導改良。這種觀點有兩大錯誤：其一是對「革命」的認知錯誤，其二是對胡適和魯迅兩個人都錯誤解讀。 魯迅欣賞和讚美的革命，是結束帝制的辛亥革命，是革舊制度的命，革辮子、革小腳、革包辦婚姻的命。不革命，怎麼趕走皇帝？清朝那些要保皇改良的，改成了嗎？有誰說胡適不贊成辛亥革命嗎？至於對民國政府，胡適期待改良，魯迅要推翻過嗎？在臨死前兩天的文字中，魯迅還提到「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擔心走回頭路，怕保不住民國，何等的情懷！ 魯迅讚美革命，卻和毛澤東的心態正相反！1921年共產黨成立那年，魯迅寫出《阿Q正傳》，對阿Q式的痞子、邊緣人的革命不僅非常擔心，而且完全反感。但1927年，毛澤東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則是高歌痞子暴民運動：「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從當年到今天（！），就痞子革命，恐怕再也找不出比這兩個人的想法更對立的了吧！ 所以，認為一個能寫出阿Q的魯迅，會是欣賞毛澤東式的痞子革命的人，壓根就沒讀懂魯迅，也理解不了魯迅這種人的思路。 在毛那篇《考察報告》發表之前三個月，魯迅對《阿Q正傳》是這樣解釋的，「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黨），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此後倘再有革命，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魯迅甚至預見到阿Q們喜歡的革命「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而這正是毛建立紅色政權的時刻。 魯迅這個預感，也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預感並恐懼即將發生的地痞流氓主導的革命（列寧斯大林的共產革命）。如果中國有俄國那種文學傳統，魯迅不是沒可能成為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跟狄更斯、雨果對法國大革命的認知很相似，陀氏也是既要推翻欺壓人民的舊沙皇制度，同時對群魔亂舞的痞子革命和殺人政權更完全沒法接受。魯迅跟他們實在太相像了！ 魯迅恨死了吃人的舊制度，他要革命，恰恰是要救生命，救靈魂。革殺人制度的命，才能救活更多的人。同樣是革命，美國的獨立革命、英國的光榮革命，就和法國大革命、俄國/中國的共產革命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革命並不錯，關鍵是在什麼思想指導下的革命。 那些一味「反革命」的人，和毛澤東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一樣淺薄，他們不懂/也不想懂，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不靠革命而得來的自由！還有一類「反革命」的人，他們是像李光耀之類的，認為秩序高於自由。 今天的捧胡貶魯派，在革命和改良問題上，硬是把魯迅和胡適對立起來，當然是要借他倆說今天的事兒，要借胡適的改良民國政府，給自己要「改良共產黨政權」找依據。但這些人其實是非常明顯地自相矛盾。他們中大概沒有誰是不支持辛亥革命的。既然連清王朝都改良不成，那面對目前中國這個遠比清王朝更殘酷的政權，談改良豈不是清清楚楚的水中撈月？ 如果「反革命派」能說真話：「當然只有革命才能改變，但因為目前的政府太殘忍，如果我們說要革它的命，那它就先來革我們的命了；所以我們是不得已，不敢說要革命。」這種真話，誰都能理解，沒人會挑剔。讓人受不了的是，給怯懦、愚昧和作秀戴上「改良比革命更高級、更有頭腦」的高帽。這種高帽形成輿論，在文化人和大眾中潛移默化，就成為鞏固專制的力量。 事實上，胡適又什麼時候說過對共產黨也是可以改良的呢？任何研究過胡適的人都清楚，胡適所以對蔣介石一再遷就，就是認為只有靠他才可能推翻共產黨。是推翻！所以，捧胡貶魯派更加矛盾的一點是，他們一邊抨擊魯迅左傾，推崇胡適的反共到底，一邊卻要借胡適給「改良共產黨政權」壯聲勢。真是一邊玩自己，一邊踐踏胡適，一邊阻礙（胡適所向往的）通向自由中國的道路，盡管這並非他們的主觀願望。歷史證明，主觀願望不是關鍵（喜專制拒自由的人極少），導致的結果才是值得追究的。 ●魯迅的最大價值在哪裡？ 中國傳統文人多是兩大類：竹林七賢式的逍遙派，學而優則仕的當官派。最缺乏的，就是西方那種既非常入世，又保持獨立的知識分子。魯迅就是中國人中罕見且頗有成就的一個。他早就認知到獨立的意義，誓言不跟當權者打交道，尤其是因支持學潮而失去教育部的公務員職務後，就一直獨立寫作，靠稿費謀生。中國文化人中，像魯迅那樣能忍住孤獨、不屑團伙、不依附權勢、真正獨立、認真地坐下來思考，寫出點內容、說出幾句真話的人，實在太罕見了。 再跟胡適相比，胡適更容易在群體中得到認可，而魯迅的獨立精神價更高。我們看，當離開中國文人那個「造勢」、「構勢」的群體，到了美國之後，雖然既懂英文，還有被認可的地位，（雖不富裕卻也）不必為飯碗而耗費時間精力，但胡適卻一籌莫展，幾乎沒有任何新的建樹。胡適的文字比較平庸，既缺乏深刻清晰的思想，也無俏皮幽默；而魯迅則以這幾點見長，今天讀來仍有過癮的感覺。正因為魯迅的名聲全部都是靠自己的文字墊起來的，所以無論走到哪裡，他都可以靠那支筆站立。 魯迅後來跟胡適關係「生隙」，與他反感胡適跟當權者走得太近有關。當然，魯迅對胡適的批評是有偏頗的，或者說，他對胡適的思路不清楚。胡適並不是熱衷從政的，剛從美國留學回來時，他甚至說20年不談政治，欲致力思想文化啟蒙，認為政治革命的前提條件是思想革命。這點很正確、很重要！他後來也屢次拒絕政府延攬。當時的入閣朋友曾戲言，胡適是處女，我們是妓女。但後來胡適也當了官，出任民國政府駐美大使（為抗日而爭取美援）。研究胡適的（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有個解釋：胡適不再是「處女」，但沒變成「妓女」，而是「良家婦女」，始終是一股「清流」。 魯迅比較獨立，一直沒在政權勢力的「河邊」站，所以「不濕鞋」，很了不起。胡適則不僅常在河邊站，而且一直是弄潮兒，更一直試圖影響、扭轉「潮向」，卻也基本保持了「不濕鞋」。到底誰更難呢？ 認真思考一下，還是覺得從不去「河邊」更難。因為到「河邊」即使保持不濕鞋，卻仍是近水樓台先得月，既得到來自權勢的影響力，還有經濟上的實惠。胡適因為常在「河邊」站，所以總有「水」的滋潤，從未嚐過魯迅那種生活上的艱辛。他還曾主掌過國家文化基金什麼的，即使在美國那段算比較艱難的歲月（五十年代初），他還是得到蔣介石親準的九筆匯款（四萬五千美元）的資助（這在當時應算是很大一筆錢）。而魯迅卻要自己爬格子，完全靠稿費生活，經濟保障狀況沒法和胡適相比。 周質平教授在比較胡適和林語堂時曾指出，林語堂早年涉及蔣介石的文字不僅「稍顯輕佻、諂媚」，後來還曾致信蔣夫人宋美齡「求委員長」給他題字「文章報國」，說「有了這四個字，我死而無憾。這也是我畢生最大的榮幸，無論我身在何處，這四個字都將高懸在我家裡。」胡適當然從無這種諂媚權力者的不自尊文字，「胡始終自居於與蔣平等的地位」。有俗話說「英雄難過美人關」，中國社會的特點則是「文人難過君王關」。而魯迅，連跟「君王」通信都不屑，從始至終保持了一個知識人最可貴的獨立性、批判性。 包括余英時先生在內的一些人認為，魯迅就是批判、破壞，卻沒有什麼建樹。但事實上，魯迅的價值恰恰在於他的不妥協的批判精神。我們看易卜生的《人民公敵》提出什麼了呢？那只不過是一場關於當地水源是否對身體有害的爭論。那個醫生的偉大，並不在於發現水有問題，而是面對所有人的反對、圍攻，他堅持不後退，哪怕成為「人民」的敵人。 人民就是群體，就是多數。這部劇高揚的，是「個體」敢於挑戰「群體」的精神，是「個人」敢於對抗「人民」的強大頭腦和心靈。這種精神是人類古往今來都極端缺乏的；由於缺乏，它就更珍貴，價更高。而且這種「敢於獨立」的精神價值超過提出一個普世價值。為什麼呢？ 首先，普世價值很多人提出，很容易被「普世」接受，也和個人的利害、安危往往沒有直接關係。其次，人人都在高喊普世價值，你說「愛」好，每個人都說要「愛」。你說要民主，毛澤東也高喊民主，希特勒也舉民主旗幟。胡適提出的「西化」、爭取「個體自由」也完全不是他的原創和獨創。介紹、引進當然很重要，但這不是太難做到，甚至原創出一個理論也不是高不可攀。 最難的是堅持做自己認為正確（而大多數反對）的事業。胡適的最值得推崇之處，恰恰和魯迅是一樣的，是堅持自己的理念。而且，胡適晚年越來越走向魯迅的方向，並且戰鬥精神更增強了，更不妥協他的「西化」理念，更跟那些反對西化的昏庸文人戰鬥，直到最後一口氣。明知蔣介石不喜歡，國民黨文化人也認為，是因為他弄西方自由主義、抨擊傳統文化，導致他們丟了大陸，但胡適的最後一次演講仍慷慨陳詞：「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代表了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但講這話幾分鐘之後，他就因情緒激動而心臟病發作去世了。清清楚楚是被氣死的嘛！完全不是寬恕後平靜地死，而是戰鬥至死，真真地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分鐘。這明明是和魯迅的「一個都不寬恕」一模一樣！而魯迅卻是到死也沒走向（拒絕走向）給胡適留下一世英名的方向（所謂「寬容、妥協」）。從這點上來說，魯迅比胡適更真。 胡適要做一個「寬容」的姿態，但他沒意識到，個人的生氣與否，妥協與否，和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不是一個層次、一個平面討論的問題。美國總統傑弗遜可以因被媒體痛罵而生氣，但卻絕不會動用他的政府去制裁那種罵，這才是最關鍵、最根本的分水嶺。 對政府來說，跟人民的妥協值得肯定。對個人來說，恰恰是毫不妥協的堅持才是真正的美德，真正難以高攀的品德境界。胡適自己是不妥協的楷模，卻留下了最易被曲解的遺產，這其實是他一生功名的最令人遺憾之處。 獨立的個人往往面對巨大的阻礙、壓力：一是來自國家政權，一是來自被洗腦的大眾，再就是來自知識分子。這三方的壓力哪一個都是可怕的，哪一個都可能把「個人」碾碎，哪一個都可能掀掉你的飯碗，頂住哪一個都很不易。在多數狀況下，這三種壓力是結合成一體的，它能把任何個人碾成粉末。所以，要能把這三方面的壓力全部頂住，堅持發出自己理念的聲音，是難乎其難的。「人民」遍地都是，「個人」在哪裡都罕見。 所以，魯迅（周樹人）作為「個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建樹，就是弘揚個人主義精神價值的一部分，就是推動中國文明前進的一個動力。他是名副其實的「樹人」——樹一個individual（站立的個人）。魯迅這種「個人」在西方文藝作品中很多，現實中有，當然也不多。而在東方，在中國，就是罕見了。這麼一個罕見的「個人」在中國大地上冒出來，就像一顆綠草在石頭縫裡冒出來，這本身就是魯迅最了不起的原創，就是他最大的建樹。 如本文開篇所述，魯迅今天之所以遭誤解和非議，主要因他曾被毛澤東歌頌並推崇。毛要利用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弊端的批判，來推翻一切傳統價值，然後在價值觀的空白紙上塗抹他的共產篇章。魯迅對傳統的批判，是要打破封建社會對人性的剝奪和壓抑，追求個體自由的價值。毫無疑問，毛批傳統的方向和結果，是建立了列寧斯大林式的群體主義、國家主義至上的、徹底滅了個人的集權統治。這和魯迅所向往的正相反。所以說，毛對魯迅，只是拿來利用一下，他既不懂，也根本不在乎魯迅的追求。 胡適的遭遇同樣。他去世時，蔣介石送挽聯稱他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貌似對胡適推崇備至。但這也是表像。和毛澤東一樣，蔣介石也不過是要利用胡適而已：一是因胡適在知識界的地位而拉攏文化人，二是利用胡適爭取美國援助。但蔣跟毛清楚魯迅一樣，深知胡適所倡導的自由主義終究是要威脅他的集權統治的。所以胡適「走了」，蔣如釋重負，在日記道出真實想法：「我終於去掉了反攻復國的心頭大患。」 所以，我們今天評價魯迅和胡適，不應受中國兩大獨裁者對他倆的利用因素而左右，最重要的是去看他們本人的作品。任何其它因素，都不如他們本人的文字最能展示他們的真實。 自魯迅、胡適們開創的白話文新世紀開始，至今已經近百年了；百年後的今天，中國是「闊了」，但中國更專制了，中國人更「阿Q了」，不知受了什麼詛咒。正因為如此，回頭來看，魯迅和胡適的正確、正派、正向、正氣更加倍地可貴。這對雙子塔的存在，提升了中國人的人格、中國知識分子的高度。 近年來有中國文化人探討俄國知識分子，不少人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比不過俄國知識分子。從一個角度來說，沒錯，俄國知識分子的確探討了整體人類的大事，他們在世界範圍的名聲、影響力遠超過中國知識分子。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那些大名鼎鼎、群星燦爛的俄國文化人中，沒有一個對俄國文化有過魯迅對中國文化那麼深刻、那麼強烈的批判，而俄國文化中的糟粕絕不亞於中國。同樣，雖然許多俄國文化人早年都曾向往過西方，但晚年統統回到民族主義，變成反西方文明的斯拉夫心態的老頑固；沒有一個名角像胡適那樣，至死強烈推崇西方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堅持追求西方體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有過魯迅和胡適的中國文化界，是有超過俄國之處的！世界不了解沒關係，我們自己應該懂得、珍惜、並推崇他們的價值。 僅限於中國來說，只要有中國人存在，文化的劣質部分、劣根性就存在，魯迅的批判精神就需要。魯迅的精神，是自蘇格拉底以來知識分子批判精神的繼承，是一種永恆的價值。相比之下，中國有了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之後，胡適的影響力就會降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魯迅的經久價值超過胡適。無論多少人不買魯迅的賬，但就是批不倒魯迅。 魯迅先生如果活到今天，必定是群體主義的敵人，專制政權的掘墓人。不，他是活不到今天的——即使能逃過毛澤東的魔掌，大概也早被海峽兩岸那成堆的「幫閑文人們」給氣死了，跟胡適一樣。不過我相信，直到永遠，都會有我一樣的後輩，記得往先生的墳上插一朵小花，送一曲低聲的歌唱，讓先生那曾經嘹亮地吶喊過的聲音有不斷的回響…… （作者附記：海內外研究魯迅的書大概汗牛充棟，專家學者也多如牛毛。但我不是研究者，對那些「魯學」的書幾乎都沒看過。本文初稿去年4月已經完成，但為了不受先前對魯迅看法的影響，沒有急於發表，而是去重讀魯迅，重新思考。在美國生活四分之一世紀，最重要的一個經驗是——不要受先入之見的影響，不要迷信專家評論，一定要去讀原著。雖說魯迅可謂識字的中國人都讀過，但我在共產時代讀過的絕大多數當時認為「還不錯」的中文作品，後來重讀都對其「差」非常吃驚。所以這次為了把握準確，重讀了《魯迅全集》和本文談到的幾個作家。我妻子康尼也一直都很推崇魯迅，這次她也和我一樣重讀了一遍《魯迅全集》，感覺之好，超出以前讀魯迅的印像。隨後我們數次討論、研究、交換評論。我們對魯迅的看法評價幾乎完全一致！所以這篇長文是我跟妻子共同的創作，但她一如既往，不願在我們共同創作的文章上署名。有這樣思想非常共鳴、且「授人之美」的妻子，是我這一生最大的幸運！） 2015年8月於美國 2015-09-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在911周年之際，回首這場大災難，更讓世人看清其「不可承受之重」。美國《Newsmax》雜誌曾刊出「恐怖襲擊的損失統計」，列出了具體數字： 911襲擊那天，有近三千人遇難；隨後的反恐戰爭，有六千多名美國軍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陣亡，受傷四萬五千多人。 除了無法估量的生命代價，美國的經濟損失也是巨大的： 四架被劫持而撞毀的飛機（兩架撞世貿，一架撞五角大樓，一架空中墜毀），價值4.18億美元； 紐約兩座世貿大廈總值：220億美元； 修復五角大樓：50億美元； 對遇難者家屬的照顧費用等：201億美元（這個額度跟兩座世貿大廈總值差不多，由此可見美國對遇難者家屬的實質性關照）； 因911而導致的保險金損失總額：196億美元； 911那天由於空中管制、飛機停飛及改向等，導致的整個美國的生產損失是：150億美元； 清理整個世貿遺址的費用：90億美元； 911當天，美國股市停盤。9月17日重新開盤，那一天道瓊指數暴跌684點，創了股市單日降幅的記錄。那個星期，美國股市損失了1.4兆美元（一兆等於一萬億美元）； 美國聯儲會在911股市開盤後三天內，向股市注入了3000億美元流動資金，以求穩定股市。 紐約市由於911襲擊而造成的生產損失：720億美元； 根據布朗大學的研究報告，911後美國進行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戰爭，總代價是：2.8兆美元； 根據各方的報告和研究，911事件造成的整體經濟損失，包括當天的損害，清理世貿遺址，強化安全，對遇難者補償，軍事反恐等，總額高達7.33兆美元！這接近於美國國民生產總值（2014年17.4兆）的一半！ 美國付出這樣巨大的生命代價、經濟代價，換回的是什麼？起碼換回了兩個「無價」： 第一是過去這些年來美國本土一直安全。不是恐怖分子不想再襲擊美國，而是伊拉克和阿富汗這兩場戰爭，重創了恐怖分子，全球反恐取得成效，使恐怖分子更難襲擊美國。美國的安全，是最大的成效和回報。 第二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民主選舉，震撼、刺激了整個阿拉伯世界，從而導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的革命，以及敘利亞、葉門等國人民的民主呼聲！這個巨大的「回報」更是意義深遠！ 對這一點，1945年在黎巴嫩出生的中東問題專家、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學者阿賈米（Fouad Ajami）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從911到阿拉伯之春」做了深入闡述。 阿賈米對中東事務有深入研究，他是「中東和非洲研究」（ASMFA）創始人，《中東季刊》社論委員，目前是胡佛研究所「伊斯蘭主義和國際秩序」研究項目的共同主席。 在911事件發生後，阿賈米曾到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國考察。他說有個阿拉伯語shamata（相當德語schadenfreude），可形容當時阿拉伯人的情緒。這個詞的意思接近中文的「幸災樂禍」。不僅普通的穆斯林，就是那些接受過美國教育的富有的阿拉伯商人，也對本拉登「崇拜有加」，認為他報復了美國。阿拉伯的知識精英，也幾乎眾口一詞，用「但是……」什麼的，來強調美國遭受重創是有原因的。 「陰謀論」更是阿拉伯媒體的熱衷，什麼世貿大廈是美國人自己炸的，911那天成千的猶太人沒去世貿上班等。反正整個中東的主導情緒，是對美國人遭受巨大災難幸災樂禍，感到高興！ 這位中東專家說，阿拉伯媒體不去強調中東地區、穆斯林世界的真正困境——政治上的專制、經濟上的貧窮，社會的巨大不公；而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把矛頭轉向美國，反西方。 他說，911之前，美國對中東事務基本是不直接涉入的。但911改變了這一切，美國打了兩場戰爭，終結了伊拉克的薩達姆和阿富汗的塔列班。當時布希總統明確提出，美國對外政策是「向全球推廣民主」，把它作為結束恐怖主義的根本手段和目標。 阿賈米是美國的中東裔學者中最支持打伊拉克戰爭的之一，他認為伊拉克戰爭是「高貴的努力」（a noble effort）：剷除那裡的專制，向中東推廣民主，對阿拉伯世界將產生重大影響和作用。 今天的事實已證明，整個中東的變化，就是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有了選舉之後發生的。 阿賈米認為，突尼斯革命，埃及趕走獨裁者，利比亞人獲得自由，以及整體中東局勢的變化，都跟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有直接關係」，都是布希總統的「向世界推廣民主」的總體戰略的效果。 他說，中東和北非發生如此巨變，「不是因為美國的坦克，而是埃及人、突尼斯人、利比亞人，他們戰勝了自己的恐懼，他們走向街頭，不再懼怕，於是創造了令人驚奇的事情。」 對正在浴血奮戰、爭取自由的敘利亞人民，阿賈米說，「阿薩德政權的面具終於脫落了……」他對敘利亞的民主前景充滿信心。 911，美國付出了慘烈的代價。但是，如果沒有這個「重創」，美國就不會打這兩場戰爭。美國作為一個民主國家，任何重大軍事行動，必須有民意基礎。即使當年的二戰，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如此囂張，美國的民意，仍然是多數不同意參戰；直到珍珠港遭到襲擊，美國的民意才大翻轉，支持對日本宣戰。 今天，這場911襲擊，也使美國民意大翻轉，當時眾議院以420比1、參議院以98比0的絕對壓倒多數授權總統採取戰爭手段、使用任何武器打擊恐怖份子。當時蓋洛普民調，88％的美國人支持打伊拉克戰爭。 今天，這兩場戰爭的效果已擺在眼前：那裡的專制政權被結束，那裡的人民（五千萬）有了投票權，那個選舉的「信號」，傳向了整個中東，由此發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使整個中東甚至北非，都發生了變化！ 今天，這個中東北非的革命餘波，已震盪到中國，對13億中國人的巨大心理影響也是不可估量的。正如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時，人們還無法想像它對整個中東和北非的衝擊。今天，中東北非的變化，對中國等產生的深遠意義，也是人們現在沒法充分想像的。 但是無論中東人還是中國人，只要是人，內心渴望都是自由！所以，中東民主浪潮風起雲湧的今天，必定是中國的明天！ 2015-09-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中職桃猿啦啦隊（LamiGirls）裡的伊伊、梓甯與小帆，3位人氣正妹組了個「伊梓帆」偶像團體，幫條仔姊拍攝月曆助選，引起部分鄉民撻伐，條仔姊還召開記者會相挺。圖：新頭殼資料照片 中職桃猿啦啦隊（LamiGirls）裡的伊伊、梓甯與小帆，3位人氣正妹組了個「伊梓帆」偶像團體，幫條仔姊拍攝月曆助選，引起部分鄉民撻伐，進而遭到球團封殺。9月15日條仔姊出席「挺柱女孩加油見面會」，自稱要向拍攝挺柱月曆遭網路霸凌的女生加油打氣，還以自身遭遇鼓勵3人，誇讚她們非常可愛，真誠又勇敢，「社會就需要這種人」。 但3個正妹在被問到會不會再挺條仔姊，繼續參加相關活動時，梓甯卻說：「我們目前心情還沒平復下來，所以還沒想到這些。」主持人不死心，再次追問：「還會不會繼續支持挺柱？」梓甯顧左右而言他：「支持對的事情。」偏偏主持人不識相，繼續追問：「所以意思是會嗎？」梓甯仍說標準答案：「支持對的事情、支持對的人。」一旁的條仔姊氣不過，自己追問：「那是不是繼續支持、繼續挺柱？」現場氣氛瞬間冷凍，條仔姊就是有這種強冷到「冷涼卡好」的神奇功力。 坦白說條仔姊會代表國民黨來選總統，現在已經沒人討論成敗的機率，只會旁觀還有什麼更可笑的鬧劇尚未登場。一個經紀公司加三個正妹，就能靠條仔姊衝出耗資幾千萬也達不到的媒體曝光度（是正面還是負面當然還未有定論）；球團趁勢換幾個更嫩的妹，也有了正面形象，別怕那些叫囂要抵制球團的東東，他們本來就與棒球「田沒交，水沒流」。這場鬧劇搞下來，大家都各有所得，雞嘴變鴨嘴的就只剩下記者會上的條仔姊了。 可笑的是就算條仔姊自己不知棒球界生態，要選總統的團隊裡，就不能有點腦筋清楚的幕僚或朋友嗎？外省人玩籃球，本省人玩棒球，這是戰後台灣體壇長期以來的現象。如今職棒球迷的主力就是年輕人，從洪仲丘、服貿，太陽花到課綱，一路以來甚至參選後，條仔姊堅持就是站在對立面。對於條仔姊的堅持，是對是錯暫且不論，但客觀情勢那一群人就是不可能支持你的啊！ 市議員與以前立委那種中大選區多席次的選舉，統獨光譜兩端的候選人，固然是可以靠著捉對廝殺來互相拉抬聲勢，最後各自靠著個位數比率的選票當選。但是單一席次的選舉，這種野台戲就免了啦！ 上次立委選舉，高雄市困哈星與開查某的辯論會，關公戰岳飛的藍綠對決，賺到了收視率卻無法換成選票，最後兩人都落選。民進黨的候選人就算要爭取外省選票，也不會橫柴入灶，派部宣傳車就開進眷村「討皮痛」（國語說的欠揍），條仔姊與她的團隊，只有演講、朗誦與辯論的技巧，完全缺乏史學基本素養，更不用奢望社會學或人類學的常識了。 棒球圈裡有鬧劇，籃球圈又何嘗不是。8月30日瓊斯盃籃球賽開幕戰，有球迷在觀眾席掛起「台灣就是台灣」的布條，要大家不要再說「中華台北」，不料此舉引發富邦勇士隊總教練顏行書的不滿，在臉書發文痛批「體育館！棒球場是全民都能放心輕鬆進入的乾淨聖地，體育的交流競技沒有國界！沒想到……還是淪陷！」 這段文字一出來，立即引發鄉民砲轟，認為如果在自己國家舉辦的籃球賽，為何不能表達國家認同？所以被狂轟「就是有你們這種人，台灣才無法是台灣。」「乾脆改名中國台灣更通行無阻，你會不會更爽？」「覺得正名台灣就是骯髒，那你住在台灣吃台灣用台灣幹嘛」，甚至遭網友嗆聲「滾回中國」。 顏行書見大勢不妙，稍晚回應自己無意掀起口水戰，也不想捲入政治議題或更名運動，只是想用正面的方式探討問題。另外也澄清：「中華台北是國際上的慣用語，官方用語，我們出國比賽跟國外交流，當然會說歡迎來台灣、不會說歡迎來中華台北。會說我是台灣人，不會說我是中華台北人！」但仍無法使網友們的砲火平息。 被喻為是「籃球精靈」顏行書，曾是中華職籃球員，卻在2002年跨入演藝圈，成為「183club」偶像團體，之後又重回籃壇，擔任富邦勇士籃球隊總教練。顏行書雖有球技，但卻與大多數球員與藝人有著相同的毛病，就是不念書。 一個偉大的醫師，必須了解醫學史與公衛史；一個偉大的建築師，必須了解建築史與所在地的區域史。運動員也不例外，不懂籃球史與台灣這塊土地上體壇的變遷，學條仔姊那樣大腦不思考，小腦頻反射，動輒以訓導主任的姿態教訓人，結果反被鄉民教訓，根本也就是在「討皮痛」。 運動史與政治史一樣，今日的敵友與往日的敵友不見得一樣的。70多年以軍機狂炸台灣的美國，卻成了這一甲子來保衛台灣的老大哥。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後，不只是政治上各國紛紛與我斷交，黨國奴化教育稱這為「國際姑息主義逆流氾濫」，連在體壇各國也爭相「媚匪」，排我納匪案此起彼落。 1972年台灣舉辦第4屆亞洲杯女子籃球錦標賽，剛與我們斷交的日本，為了「媚匪」竟不派隊參加，國際籃球協會秘書長威廉瓊斯（英國）與亞洲籃球協會會長李秉禧（韓國），還專程來台「觀戰」以壓陣，防止骨牌效應。無奈情勢比人強，體壇各運動的排我納匪案層出不窮。 1974年7月在波多黎各舉行的國際籃球協會執行委員會，由埃及代表瓦斯貝擔任主席，「中國會籍問題」被列為第一議題。雖有美國、巴西、尼瓜多爾及中非共和國的代表起立發言支持，尤其是韓國的李秉禧立場最堅定，但西班牙、菲律賓、埃及、保加利亞等國的代表則發言持相反立場，雙方辯論了2小時後投票表決。 結果在表決後，21位執委以14票對5票，2票棄權，通過西班牙提議案，中國得以入會。但國際籃協秘書長威廉瓊斯博士宣稱，台灣的會籍並未被排除，只要變更中華民國籃協的名稱即可恢復會籍。（中國在1952年退出國際業餘籃球總會，以抗議中華民國入會）但中華民國籃協因不願改名為「台灣」，因而被停止會籍。 從1966年起，威廉瓊斯博士就在西班牙舉辦過以他為名的邀請賽，後來又在義大利、巴西、美國、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國舉行。台灣被國際業餘籃球總會停止會籍後，無法再與其他會員國交流，成了「籃球孤島」，威廉瓊斯於是決定，授權給中華籃協舉辦以他為名的邀請賽。 1977年第一屆威廉瓊斯盃在台舉辦時，他已自秘書長退休，仍以榮譽秘書長身分親臨南京東路上的中華體育館致詞，對台灣的球員與球迷感性呼召：「世界籃球大家庭並沒有把你們遺忘」。之後他仍年年來台主持這項邀請賽，直到1980年身體欠佳，1981年過世為止。 顏行書大概搞不清楚，威廉瓊斯博士當年就是為了維護台灣的尊嚴，以及台灣運動員的權益，才會讓以他為名的邀請賽得以在台年年舉行。因此即使1981年台灣得以用「中華台北」之名重回奧運與國際業餘籃總，瓊斯盃仍可維持非奧會模式，稱呼自己國家隊為「中華隊ROC」，而非「中華台北」；可以出現中華民國國旗，而非只可用中華奧會會旗。 世界上其他以威廉瓊斯為名的邀請賽，早就不再冠名舉辦；唯有台灣還堅持年年主辦瓊斯盃邀請賽，因為這是威廉瓊斯博士的美意，是台灣體壇至今少數得以展現自尊，非奧運模式的比賽。但顏行書也好，洪秀柱也好，在他們眼中，尊嚴不過就是個屁。一個覺得這不乾淨，一個覺得這不能說。 唉！小時不讀書，長大顏行書。瓊斯杯邀請賽若要用屈辱的奧運模式，就別再花納稅人的血汗錢辦下去了。

不論是男女關係或政治關係，只要走到貌合神離的地步，最佳選擇還是分手，但國民黨的天王們，現在不但神離，貌也不合，卻荒謬地在喊「團結」！ 民主政黨的結合以勝選為目的，想取得更多支持，必須靠理念接近民意，黨的運作必須賞罰公平，機會公平才不會鬧分離。這三個條件，國民黨一個都不具備。 有些老黨棍可能懷念兩蔣獨裁的「團結」，有人還說百年老黨會慘敗是台灣奇蹟，其實在民主體制下，百年老店不倒才是奇蹟。這個出生在中國，把中國憲法強行移植到台灣，支配台灣已經七十年的政黨，早該解體了！ 兩蔣的黨國體制，獨霸黨國資源，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賞罰不公，機會不公，也沒有人能奈何。他們移植到台灣的原班黨軍政高幹是既得利益者。這種列寧政黨，當然很「團結」。 不必是專家，誰都知道權利結構與機會不公平的政黨，不可能在民主化後倖存。李登輝要把國民黨民主化，以接近台灣民意，並調整其權利結構，但既得利益者反彈，國民黨註定要走向分裂。 馬英九沒有兩蔣的時空環境，卻要背離民意奔向中國；以前台灣籍黨員要靠國民黨提拔，現在國民黨的政權卻要靠台灣籍黨員才能維持，而所謂「本土派」機會卻受限制，只能聽從黨內權貴呼喚。 年輕世代已沒有地域觀念，但馬英九小圈子卻更重自保，寧可要Ｃ咖「外省」黨棍出征選總統，也不容王金平出頭，卻又要王金平抬轎，公然排斥本土派，這還談什麼團結？ 有本事、有骨氣的國民黨本土派，必須選擇另起爐灶，或領導清除國民黨的外來本質，而不是繼續當奴才喊「團結」。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國民黨議員徐弘庭暗諷台北市長柯文哲和戴季全有「特殊性關係」，柯當場拍桌震怒，隨後向議長吳碧珠表示，為情緒失控致歉。台北市議會國民黨團則要求柯為其拍桌對議員公開道歉。個人則認為，議員假借質詢，在議會恣意人身攻擊，根本不受言論免責特權保障。柯市長拍桌固然失當，然委曲不能求全，唯有向行政法院提起假處分，才能制止議員食髓知味，以羞辱首長為職志。 徐議員假借馮光遠的案例，誤以為議員可以在議會肆無忌憚。殊不知，議員領的是納稅人民的公帑，並非人民，沒有主張人民所享有的言論自由餘地。（馮光遠回應的報導請點我） 國民黨議員一席話，讓柯文哲市長拍桌，也讓我們有個機會看看他與馮光遠之不同及議員言論免責的相關說明。（記者簡榮豐攝） 議員在會議所為言論，雖享有不對外負責之特權，然不可無限上綱。司法院大法官釋字165號已經闡明，議員言論免責特權「既在使地方議會議員順利執行職務，自應以與議案之討論、質詢等有關會議事項所為之言論為限，始有免責之權，如與會議事項無關，而為妨害名譽或其他顯然違法之言論，則係濫用言論免責權；…故地方議會議員就無關會議事項所為顯然違法之言論，仍難免責。」縱使對議員言論免責權之保障範圍，作最大程度之界定（釋字435），也不能包括議員無的放矢，以攻擊他人人格，藉以激怒市長的此種言論。 過去臺北市議會曾經就銀行法48條的適用，是否足以作為台北市銀行拒絕提供市議會關於個人之資料，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因而有釋字293號。柯市長和徐議員就「特殊性關係」是否屬於議員言論免責特權保障範圍，同樣可以聲請大法官就釋字165號做出補充解釋。然地方議會與首長衝突履見不鮮，柯市長既以建立新政治為號召，應仿效德國行政訴訟行之有年的地方自治團體機關訴訟（Kommunalverfassungsstreit），向行政法院聲請假處分，遏止議員就無關會議事項，發表污辱他人人格的光怪陸離言論。若行政法院不受理，再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做出暫時處分（釋字685）。 柯市長就本案提起特殊權利救濟，不僅事關往後台北市府會關係能否基於理性問政，機關相互尊重。對於其他縣市的府會關係，也有示範效果，這才是柯P新政最重要的貢獻。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教授）

  相信蔡英文這次一定圓滿走完她歷史使命的最後1哩路，讓台灣見天光，為台灣人完成阿輝伯背負的「台灣人的悲哀」十字架的台灣夢，帶領台灣人走出紅海，走入迦南的終極樂土。（圖:民進黨）   1970年代初，我唸完美國研究所，來澳洲布里斯本昆斯蘭大學教書，心無大志，一教40年。學術上，不務正務，一事無成。倒是在支持台灣，為台灣發聲，讓澳洲人聽到台灣的民主呼喚，和澳洲政界、國會議員接觸、說服他們認識台灣獨立主權存在上，打拼不少。成就有限，卻也做得心甘情願，一步一腳印，一路走來到現在。 1980年代初，雖然同鄉在布里斯本只有數10家，我還是組織了台灣同鄉會。大約是1985年後，台灣商業移民大增，布里斯本台僑快速增加，人數高達約3、4萬人。但大部分是商人、醫生、有錢人，對台灣政治沒興趣，不關心。不過，同鄉會人數還是增加到300多家，可謂盛況空前。2005年， 我們在布里斯本舉辦了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年會，全世界來了很多台灣同鄉，共聚一堂。我們還和阿扁視訊連線。是我們綠色台灣同鄉在澳洲活動達到最高峰的時候。 1990年代中旬，我又召集了15位有心的台僑領袖，出錢成立台灣在澳協會（Taiwan Institute in Australia)，類似美國的FAPA，專門作政治遊說工作。我也聯合雪梨、墨爾本、坎培拉等地的同鄉會成立澳洲台僑團體聯合會，為了台灣加入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反對中國制訂「反分裂國家法」、不准台灣部長訪問澳洲等問題，帶領台灣同鄉去坎培拉遊說國會議員，在中國大使館前示威抗議。可謂轟轟烈烈。 但是，2000年後，台僑生態起了變化。老一輩的，有些子女在澳洲學業完成，找到工作了，留下來安居樂業。有些因為自己無法融入澳洲社會，子女也找不到工作，全家搬回台灣落葉歸根。台僑人口因而減少。布里斯本就大約減少了1萬人。 第二代的台僑，父親本來就不關心台灣政治，兒女也就不關心台灣。2008國民黨在台灣重新執政、馬英九推展大一統政策後，內外因素影響，綠色台灣在澳洲明顯式微。同鄉會越來越少支持台灣國家認同、國際地位的活動。 我的台灣在澳協會的理事（我們是理事制，非會員制），也回台的回台、離開的離開，只剩「大老」幾個，可謂孤苦伶仃。但是，我們從彭明敏教授1996、阿扁2000和2004、謝長廷2008、蔡英文2012選總統，都沒缺席，都有組織後援會出錢出力，為綠色台灣打拼。 2012 我們拼了老命，認為會贏，準備選完就金盆洗手，不幹了。但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爺就是不作美，小英最後一釐路沒走完。我們大失所望，我也心灰意懶，又年老體衰，變老番顛，決定不管台灣的生死存亡了，回到布里斯本河邊小屋等死。 我把台灣在澳協會非法人化（de-registered），變成比較鬆散的組織，吸收了2位年輕理事，準備交棒。也不再管同鄉會的事。 不過，這幾年來，看著小英文武智慧能力大增，光芒萬丈，成為國際級的政治明星，非常欽佩、欣賞。慶幸4年前沒看錯人，4年後台灣前途有希望。我和她只見過2次面，1次只講1句話。另1次，我在海霸王請客她買單。 今年8月，我們對明年116總統大選仍毫無動靜，整個澳洲好像西線無戰事。我雖偶而心動但也心動手不動，總感覺澳洲台僑綠營死水一潭。雪梨、墨爾本一點動靜都沒有，布里斯本大家也似乎意興闌珊。還有反對組織後援會的聲音，認為分裂僑社。 8月初，1位深綠的老朋友忍不住email給我，問我為何紋絲不動。我才電問幾位「大老」。結果，回答是我動他們就動。我馬上招來10位深綠老戰友，開1次會，就決定成立小英後援會，並辦1次活動募點小額捐款。 我異想天開，心想鄉親都不關心台灣，要試試看，舉辦澳幣500元（約1萬2千台幣）1人的募款餐會，看看有多少愛台灣的同鄉會來參加。10「大老」罵我夢想。我說，我只要5桌募到50萬台幣小額捐款就滿意了。他們知我老牛脾氣，輪番細聲小語說服我降低價碼，迫我降到200元。 又軟土深耕，迫我降到100。我心不甘情不願，卻也勉強接受。 同時，小英總部來電，紐西蘭小英後援會9月12日成立，會派前立委莊碩漢前去鼓勵。我本來想在10月底才辦成立及募款晚會。既然莊碩漢要去紐西蘭，非常方便順道也來布里斯本，於是臨時匆促決定配合他的行程，在13日舉辦成立大會。 如是匆促，我們1點也沒準備好，不樂觀。訂了1間台灣同鄉開的中型餐廳，可容納13桌130位客人。我們估計最多接客10桌100人就功德圓滿，大快人心。 決定後，我們有3週的週報廣告可打。Surprise, surprise! （驚喜啊、驚喜啊！），不可思議，我們決定舉辦餐會後3天，第1次廣告見報前2天，13桌的餐票就被搶一空。還有很多鄉親要買票，我們跟餐廳老闆交涉，多擠1桌。又馬上賣完。「無法度」，不能擠桌，只好擠人，1桌由10人濟到11人，還有擠12人的。結果還是馬上賣完。最後只好不停地說「對不起！」。 就這樣，13日晚，餐廳小館擠進了160位台灣鄉親，可謂超級爆滿。 小英總部聽到我們鄉親的熱情萬丈，決定由總幹事蘇嘉全、莊碩漢兩位大將前來共襄盛舉。臨時新北市議員廖本煙也心動，插一腳，要來布里斯本，成3將出征打小仗，軍容強大。 不是我這個召集人吹牛，我們晚會辦得非常熱烈、精彩，high到天。「小英凍蒜」之聲不僅響徹布里斯本初春的夜空，該也震動很多澳洲同鄉的台灣心、台灣情。 這是我這老番顛、也是澳洲綠色台灣人的小故事。雖小，我還是深深感動。我相信小英這次一定圓滿走完她歷史使命的最後1哩路，讓台灣見天光，為台灣人完成阿輝伯背負的「台灣人的悲哀」十字架的台灣夢，帶領台灣人走出紅海，走入迦南的終極樂土（promised land）。

一個親手把四十億的私房錢繳給國庫/捐給黨庫的人，可能會歪哥嗎？ 謝謝網友整理，阿扁總統真的是異於常人，難怪國共兩黨非要鬥爭他、整死他不可。 《請託各位朋友幫忙分享，平反之路是一哩一哩走出來的，多謝魯力！》

感謝團友 Silvia Hsu 分享日本時代新竹郵便局影像。 日本治臺初期即在新竹設立郵便局，一開始僅用家屋簡單修改而成，一段時間後已殘破不堪使用。於是在1913年(大正2)在當時新竹廳對面動工興建新郵便局建築，於1914年(大正3)中落成，照片中即約為落成後不久拍攝的影像。 這棟新竹郵便局原位於今新竹市武昌街，現已不存，原址目前改建為武昌郵局。 看到這樣子如歐式城堡般的夢幻郵局，應該沒事都會很想去寄寄信吧  延伸閱讀： 高雄郵便局 http://www.twmemory.org/?p=8371 虎尾郵便局 http://www.twmemory.org/?p=7863 嘉義郵便局 http://www.twmemory.org/?p=4249 臺北郵便局 http://www.twmemory.org/?p=2853 基隆郵便局 http://www.twmemory.org/?p=2021 臺南郵便局 http://www.twmemory.org/?p=123 淡水郵便局 http://www.twmemory.org/?p=7279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日前聯合報所作民調，主張緩統、急統的加起來只有十三趴，然主張急獨與緩獨的加起來則有廿八趴，如加上永遠維持現狀 （也就是獨立於中國之外）達五十五趴。台灣的民心向背已經很清楚，那就是主張與中國統一的只有一成多，反對與中國統一的達八成以上。 各種民調亦顯示，廿至廿九歲的年輕人是最具台灣本土意識的一群，所以此年齡層支持民進黨的比例亦最高。根據台灣指標民調最近公布的民調顯示 ，廿至廿九歲的年輕人對民進黨的好感度也最高，對民進黨的反感度最低。自由時報今年七、八月所作的總統選舉民調亦顯示，蔡英文在廿至廿九歲的部分支持度，遙遙領先洪秀柱與宋楚瑜，差距超過三十個百分點。 明年首投族有一二九萬人，依上述各種民調結果顯示，年輕人的投票行為已經很清楚了。可是永遠抓不到民意趨向的「中國」國民黨，派出一個主張「一中同表」、贊同連戰到北京閱兵的候選人，你說一個與民意對幹的政黨，有可能獲得首投族的青睞嗎？ 太陽花學運反應年輕一代，對台灣主權的堅持，然，去年十一月廿九日九合一選舉慘敗的國民黨，並沒有被驚醒，如今猶在「九二共識」打轉，以為台灣人很願意當中國人似的。國民黨不從深藍的泥淖掙脫，可預見的將來，國民黨的前景，必定堪慮！ （作者從事教職）

根據陳儀深教授的文章，李前總統在他「新，台灣的主張」新書中提到，「我在執政後期，曾經派遣蔡英文到英國，詢問過九位國際法權威學者，『台灣是不是主權獨立國家？』結果半數的答案是，半數的答案不是，可見台灣的國家形態確實既複雜又特殊。」他還補充說，「對國際社會明確宣示『台灣是獨立國家』，乃是台灣國家正常化的第一步。」 首先，台灣要如何對國際社會明確宣示「台灣是獨立國家？」我認為，舉行住民自決的「廢除中華民國憲法」，得到絕大多數的同意通過，就是最好的明確宣示。這不是任何政治人物使用任何方式自己說說就可以算數的。 第二，「台灣是獨立國家」，這個不夠精準的概念，如果換一個說法，「台灣是獨立民族」，就非常明確。誠如李前總統派蔡英文到英國諮詢國際法權威學者得到的兩種答案，獨立國家的國家到底使用的英文是哪一個字？是country?是nation?還是sovereign state? 我的看法，台灣是台灣民族，不同於中華民族，所以台灣民族是獨立不同於中華民族。但李前總統並不喜歡「民族」這樣的概念，所以使用漢字的國家籠統詞彙。 如果要問使用英文的國際法權威學者這個「台灣是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的問題，英文應該明確這樣問，「Is Taiwan a sovereign state?」這樣的英文題目，不但題目會很清楚，而且我看任何人還沒有提問之前，就自己知道答案了。因為，不論現在使用任何名稱，台灣或中華民國都沒有辦法加入聯合國。這就是「台灣還不是一個主權國（sovereign state）」的直接證據，這不是任何國際強權（包括中國）打壓阻止台灣進入聯合國的結果，這是因為台灣人到現在從未明確以國際法理程序的方式公開宣示獨立建國的結果。 這一切錯綜複雜的台灣國際法理觀念，在台灣內部其實都是語詞定義不夠精準的漢字造成的混淆。下一次，你要使用「國家」這個詞，先想一下，到底在講英文哪一個字的國家？ （作者為自由台灣黨主席）

花蓮花崗國中營養午餐白菜短少事件，鐵木洛帝表示懲處已出，不再發言，彷彿事件已經落幕，然而從鐵木老師落寞及學生昨天在畢業旅行時的發言「菜本來就那麼少」卻遭學校老師做成人牆，不再讓學生接受訪問和發言，除顯示教師缺乏人權法治素養外，更凸顯該事件其實仍處在事有未清，理有未明的情況，如此公然違反人權民主法治教育，最根本的原理原則，這才真叫人無法忍受！ 教育是追求真理的殿堂，但真理的第一步是真相。除了鐵木洛帝老師發現菜量減少時，當下將真實拍下來外，學生也作證看到的菜是那麼少，這說明了甚麼？然而教師不但不讓學生有意見表達真實的自由，還要做成人牆，霸凌學生的自由意志，嚴重錯誤的反人權教育！ 鐵木老師被懲處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未循正常行政程序上報，一是破壞校譽。作為基層陽春老師，筆者自一九八八年擔任教師人權促進會嘉義分會會長，完全同理鐵木老師沒有照行政程序上報，我們沒有經過「官僚」的洗禮，完全不懂那一套「官方禮貌」的作法，也因此「長官」常以此程序瑕疵來苛責老師！甚至扭曲老師為破壞校譽的公敵！ 然而我們要問的是「我看到的事實」也可以問學生看的是不是也是事實？若是，夠了！不需要問為什麼菜這麼少？或追究菜為什麼這麼少？或誰拿走菜？這是行政後續要去查處的責任！若因此讓問題得到改善，甚至因此讓以後不再發生這樣的事，這是瑕不掩瑜，要獎勵鐵木老師的正義感和道德勇氣才是，怎是反其道而行？ 至於花蓮縣政府，居然用事後的事證，菜量足夠，而指責鐵木老師，就更凸顯花蓮縣政府徒以官威壓人而已！稍有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查案一定要還原第一現場，而真相的時間，依據鐵木老師臉書的時間11:45，不是嗎？ 「教育無他，為愛與榜樣」！真相與公義，在教育寸土不讓！有公義和追求教師尊嚴的老師才教得出人格頂天立地的下一代！然而午餐事件卻讓我們看到正義感的老師，卻成破壞校譽的祭品！鐵木老師如果因為這樣被懲處，請問以後還有誰願意挺身而出為公義？而正義感正是目前、尤其在校園裡面最缺乏的！ （作者為嘉義市桃山人文館館長、教師人權促進會嘉義創會會長）

紅腳細腰蜂輕輕注射一針，就將螽斯麻醉，然後在牠體內產卵，等卵孵化，幼蟲就從螽斯的體內一路往外喫，啃得只剩下空殼。 並非在研習昆蟲生態，而是認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的互動，就像細腰蜂和螽斯。 中共用「一中麻藥」注射一針，國民黨就此麻痺，失去自我意識，進而產生幻覺，以為能聯共制台，鞏固在台政權。然而，國民黨大失民心而逐漸失去利用價值，一旦無可利用，中共就會不客氣接管，國民黨的下場只會落得像螽斯，被啃得只剩空殼。可悲的是，當初那一針還是馬政權主動要求中共注射的。 國民黨的「空殼化」是現在進行式，從國民黨對觀賞中共大閱兵的連戰毫無處置的那一刻起，中共產下的那顆「一中卵」就已孵化，逐步啃食國民黨，國民黨對中共已無抵抗力，甚至從骨子裡被「共產黨化」。 凡是去觀賞中共大閱兵，與中共一鼻孔出氣，在中國有不可告人利益，凡事以中共為優先而台灣為次要，在兩岸有衝突時老是站在中國那一邊…，這種參選人或政黨都屬於「螽斯型」，明年一月，若把票投給他們，那和投給中國共產黨有什麼差別？ 「半分忠」張慶忠，前天在立法院拜託速審兩岸監督條例時居然下跪，動作唐突，令人費解「他究竟是在跪給誰看？」 至於主張一中同表、不能說中華民國存在的洪秀柱，出關後宣稱要向觀世音看齊，卻在開記者會時一直逼問「伊梓帆」：是不是繼續支持挺柱？ 柱柱嬸如此「真誠．勇敢」地強人所難，令人嘆為觀止，覺得「她『真．敢』！」很想提醒她：「阿嬸，菩薩不是這樣當的，請不要侮辱觀世音！」 （莊榮宏）

亞洲棒球錦標賽正在台中進行，棒球是我國的「國球」，許多人熱烈前往觀賞這兩年一度的國際賽事。觀眾席上，有洋人拿我國國旗吶喊，有人為我們的國家代表隊加油，也有人舉著「中華隊好棒！」的看板。會場外，還有關心國家正名的人士高舉中英文標語，訴求「別再說『中華台北』了，台灣就是台灣」，呼籲國家棒球隊要正名為「台灣隊」，並號召民眾一起聲援。 所有這些，一如近年大多數國際比賽，主要是因亞錦賽採所謂「奧會模式」：我國參賽的國名是「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簡稱TPE），以「梅花內含五環標誌」旗取代國旗，國歌同樣被迫以國旗歌替代。所幸由於「奧會模式」效力不及於觀眾席，熱心的觀眾得以各種表達方式，為我們的國家隊加油；但在自己國家舉行的國際比賽，不能與其他五國一樣名正言順，以正常國家名分旗歌參與，實在是我們國家的一大憾事。 正因如此，我們肯定並贊同公民團體的訴求，請國人一起為我國代表隊加油打氣，並從以「台灣隊」稱呼代表我們國家的隊伍為起點，爭取自己國家在國際比賽應有的名分與尊嚴。 以「台灣隊」稱呼國家隊，較諸「中華隊」自然、簡單且明白，這是由於在國際民間的比賽場合，從主辦單位到新聞媒體，一般習以「台灣」稱呼我們的國家。以今年在美國職棒戰績絕佳的紐約大都會隊為例，上月十四日邀台灣饒舌天后葛仲珊表演並擔任開球貴賓，現場秀出客家山歌、閩南舞曲、台灣觀光影片，讓四萬紐約客享受仲夏「台灣之夜」。這是大都會第十一個年度舉辦台灣日活動，前此李安、曾雅妮、魏德聖、盧彥勳都曾參與，電影KANO也出現片段。 必須強調，要在國際社會正名，須從我們自己正名做起。以「中華隊」稱呼我們的國家代表隊，如果是指「中華台北隊」，形同配合國際奧會踐踏我國尊嚴；若係指「中華民國隊」，翻成英文不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隊」混淆。台灣運動員參與國際比賽，如果我們自己捨台灣不用，而仍在為「中華隊」加油，如何期待國際間準確稱呼？ 波多黎各是範例。兩年半前，在我國曾打入八強的世界棒球經典賽中，得到亞軍的波多黎各雖是美國海外自治領地，但參賽的名稱與旗歌絕無遭矮化，名正言順，波多黎各就是波多黎各。台灣投手陳偉殷所效力的金鶯隊總教練休瓦特（Buck Showalter）就此說得最中肯：「我自己做過功課，不要再說中華台北啦！台灣就是台灣，跟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 事實上，國際奧會早年曾有意讓我國以「台灣」或「福爾摩沙」名義參與，但由於兩蔣執迷於「漢賊不兩立」思維，加上中國打壓，以致後來協商出極其屈辱的「奧會模式」。如今當政者，在國際比賽既不敢自表「中國隊」，也不稱「台灣隊」，卻以「中華隊」自欺欺人。演變至此，乃屢屢出現外國媒體已慣常以「台灣隊」相稱，台灣卻仍有自稱「中華隊」的怪象。 改「中華隊」為「台灣隊」，有人或以「政治活動進入球場」為由，主張「運動歸運動、政治歸政治」，這當然是禁不起推敲的自虐之語。台灣今天在國際奧會及相關場合賽事陷入被矮化的困境，就是政治打壓的結果；即使我們短期內未必足以打破「奧會模式」，但在民間比賽的許多國際場合，可致力改變者仍須積極以赴。除了在運動比賽多下真功夫，培養人才，於國際間出現更多台灣之光，至少要從我國主辦的國際比賽起，包括進行中的亞錦賽、兩個月後的第一屆世界十二強棒球賽，到兩年後的世界大學運動會，台灣都能展現運動實力與熱情，在國際間終有出頭天的日子。 這一切，請從一起為「台灣隊」加油做起！

國民黨榮主席連戰赴中國參加九三閱兵一事，引發輿論熱議，有人批評他扭曲抗戰史實、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呼籲國民黨中央應對連施以黨紀處分；連的支持者則強力反駁，認為連的做法有助於兩岸相互了解，促進和平。實則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國、共之間的恩怨分合，無非建立在政治權力的掠奪上，對抗北洋軍閥如此、抗日如此，即便是近十年來的「連胡會」、「連習會」，莫不如此。 圖片來源：TVBS新聞 推溯國共之間的合作，1923年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在上海會晤後所發起的「聯俄容共」政策可為開端。當時孫為了對抗北洋政府，在毫無國際奧援的劣勢下，只能向願意提供協助的蘇聯張開雙臂，允許甫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翌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選出的25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即有李大釗、譚平山及於樹德等共產黨員在內，而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內，也有包括毛澤東等數人位居要津（毛時任宣傳部代理部長）。這種合作模式當然是各懷鬼胎，孫中山需要蘇聯的軍事與經濟援助，而共黨分子則可滲入國民黨組織來強化其基層骨幹，為日後謀取中國政權打下基礎。 隨著共黨分子在國民黨內部勢力逐漸壯大，兩派之間的矛盾也跟著白熱化，於是有了後來的以汪兆銘為首的武漢左派集團與由蔣介石領導的南京右派間的齟齬，史稱「寧漢分裂」。雙方就在北伐過程中不斷角力，各自謀奪政治利益。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旋即發起「清黨運動」，一場集野心政客、各方軍頭、幫派分子與地痞流氓等邪惡勢力的殺戮於焉展開（最知名的是1927年4月12日，蔣與上海幫派分子杜月笙等人合組「中華共進會」，結合軍警力量清剿上海各公務機構中的共黨分子的「四一二事件」），幾乎讓國、共兩敗俱傷，也開啟了未來近二十年兩造之間斷斷續續的武力衝突。 抗日軍興，共產黨與國民黨為了維護各自的勢力範圍不受日軍剝奪，雙方決定先合作以對抗主要敵人。先是1937年底將共黨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接受「軍事委員會」節制調度；接著又將長征時期殘餘的一萬二千多名共軍整編為「新四軍」，並且允許共產黨在陝、甘、寧及晉、察、冀等地區成立兩個邊區政府。這段期間，共產黨的勢力大增，黨員一口氣暴增了近二十倍，達到八十萬之數，此似乎坐實了共軍藉抗戰壯大自己實力的指控。不過，若說共軍都沒有抗日，恐怕也不完全是事實。雖然毛澤東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陝北洛川會議上的講話摘要於1937年在陝北「洛川會議」上曾公開指示其部眾「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而是應「繞到日軍後方打游擊」、「要千方百計地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趁機奪取國民黨的政權」，但根據馬克‧薛爾登（Mark Selden）在其所著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中所引述的一分中共文件則明示：「如果國家滅亡並淪陷於日人之手，就難以實現共產理念了。共產理想的實現，必須以國家獨立為前提。」並主張應該停止與國民黨間的爭鬥，共同抵抗日本。此一論調顯然不是信口開河，以中共黨史所謂的「百團大戰」為例，1940年底，由彭德懷指揮的共軍計投入104團的兵力對日軍在華北的據點進行數波攻擊，幾番對抗下來，共軍死傷、逸逃者超過十萬。 雖說如此，卻並不表示共軍真的有全面投入抗日，也不表示國民黨便因此信任共產黨，事實證明共軍為了保存實力而刻意怠命的事件時有所聞，而國民黨為了保護自己的勢力，其軍隊也從未停止過對共軍的壓迫與攻擊，雙方零星衝突不斷，1941年1月發生的「皖南事變」，新四軍共計有三千部眾遭到國民黨軍隊殺害。別忘了，那可是所謂「全面抗日」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 可以說，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其與國民黨之間就斷續存在「假合作，真鬥爭」的陰險關係，其目的都只是為了圖謀各自的政治利益。直到如今，經過近六十年的隔海對峙，這兩個視彼此如寇讎的政黨又開始互通聲氣，大談和平合作，若要說有什麼遠大的「民族目標」，恐怕證諸國共對抗的歷史，是不會有人相信的，充其量不過是如同電視搬演、各懷鬼胎的宮廷大戲罷了。

            柯文哲在醫界是奇才，在政壇是怪胎，當戶長不像一家之主，當市長也不像一方之霸，反而說話白目，老是惹人皺眉頭。不過他根本就是個福將，每次出包，都有貴人相助，化險為夷。更離奇的是，他的貴人常來自他的敵人，這次便是徐弘庭。 　　從去年參選以來，跟高雅、雍容、威嚴、派頭完全扯不上關係的他，常講出不得體的話，惹得支持者擔心，敵對者見獵心喜。但每當萬箭準備射向他，說巧不巧，連陣營這時就會出糗，於是焦點又轉移，讓柯Ｐ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 　　這次「波多卡」（媒界多簡為「波卡」，但洋芋片無辜，為了不能讓人吃波卡洋芋片就想到波多野結衣，所以我拒絕用「波卡」這簡稱。）本為小事，縱有「傷風」的疑慮，但後來決定不公開販售，只用電話秘密訂購，並不再版，已兼顧贊成和反對的雙方，可謂兩全其美，其事可休矣！ 　　倒是國民黨見獵心喜，滿腦子AV女優，揮之不去，以致男的深夜難眠，女的照鏡自憐，當成是打柯的千載難逢的良機，就吵的不停，像洪秀柱一直煩、一直煩、一直煩。沒想到，藍營突然跳出的油頭小子，說柯Ｐ和戴季全是不是有「特殊性關係」。此話一出，引來眾怒，不只柯Ｐ氣得拍桌退席，嚷著告他告他；網友也氣憤不平，洗版而攻之。 　　這位年少輕狂的徐議員，大蓋平時有不少「特殊性關係」，才會把長官愛護屬下，想成是那種的。可是這一來，不僅讓國民黨追殺無效，反助柯Ｐ過關，還讓他的老長官被拖下水──難道「連徐」之間也有特殊性關係嗎？ 　　柯Ｐ真是個福將，福份之大，讓他生在好家庭，天資聰穎，本性良善，做過一等一的職業，娶了很棒的老婆，關關難過關關過，更選上首都天龍國的市長。建議國民黨好好注意這一點，以後別笨笨的打柯，想想，越打福神，只會讓自己更衰小而已。 　　反之，以柯Ｐ目前自許白色，別出藍綠之外，國民黨其實可以也來挺柯，助他做好市政，博得柯粉好感，增加票源，對未來不是利大於弊嗎？不這樣想，只想把他打成壞蛋，忘了打菊的後遺症，那台北「高雄化」，將是國民黨淪亡的最後一根稻草。 　　福份很大的柯Ｐ，當然不是完美的，連我這個挺他的獨派，對他的一些話語，有時聽了也不禁罵道：「白目哦！」聽到他講兩岸一家親，我就啊你咧講三小！聽他說民進黨贏得太輕鬆也不好，我就恁爸真袜爽！聽他對選前承諾跳票，說什麼也沒有反攻大陸，我就你咧秀斗吼，怎可以對承諾如此輕率？ 　　可是，可是，可是，一萬個可是，每次看到他勤快用功，創意無限，勇於任事，敢於道歉，有血有淚，再加上天生喜劇演員般的舉手投足之間的樸拙可愛，我就又滿心歡喜。 　　劉邦有個樊膾，李世民身邊有程咬金，朱元彰也有胡大海，台派如今有個柯Ｐ，福將出世，台灣就福氣了！ 2015.9.17  

    作者:黃佳境／前新聞工作者   星雲法師面對幾位民進黨的女性從政者，鼓勵比擬「媽袓婆」的語彙，引發「轉綠」的爭議，逼得星雲不得不公開表明始終如一的立場，見證「政治、選舉」總是涇渭分明，那來的就事論事，其實以他的識見和智慧，何苦惹這塵埃！   星雲一路走來，就是「政治和宗教」合一最顯明的樣板，他也從不以為忤，只是因緣際會，這次面對民進黨的大聚會，尤其阿柱姐民調低迷、欲振乏力，他的一席話顯然是雪上加霜，能不被過度的解讀？   星雲面對國民黨支持者的反彈壓力，縱然惹了塵埃，也只有開門見山說根由，甚至表態他忠黨的立場，畢竟「是非與謠言」不能混淆，尤其目前國民黨高層心結難解之際，「是非、謠言」已難劃清界限，如仍堅持「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的理念，勢必讓這類的謠言擴大，乃至掩埋真相。   不過在「黨意」、「民意」之間如何拿捏，縱然以星雲法師的高度，對照他的投書，顯然是任令「民意如流水」？據此，筆者不得不翻舊帳，佛光山出版的《人間福報》，星雲曾為文鼓吹「不逆人意」一文，他如是說：『「不拂逆人意的人」做事能成，拂逆人意的人做事難有助緣，從政者真能時時做到「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必受人民愛戴，修道之人，若能時時懷抱「但願眾生能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必是有德之士，必然道業有成！「不逆人意」實乃處世的最高智慧與涵養。﹃   檢視過去的星雲法師和現在的為文，差很大，「是迷是悟」，不知要如何自圓其說的告訴信眾呢？

很多親民黨的支持者  對於這次秦金生赴中閱兵事件感到失望

  圖為1945年8月15日對日作戰勝利時，蔣介石透過央廣國際頻率向海外廣播。(中央廣播電台提供)中央社 104年7月7日   在任何資訊受到嚴格控管社會，官方刻意塑造的神話，不論其為扭曲的史實或虛構的謊言，經由長期持續灌輸，即自然而然溶入國人共識，凝結為不容置疑集體記憶，也少有人再願意甚至敢於查證其真偽。國人熟知的「吳鳳傳奇」即是一典範例證。 今天若非威權體制消逝，有人能無顧忌公開拆穿謊言，國人應仍普遍相信吳鳳確是白馬紅衣從容赴死感化「番人」。若有社會人士質疑其事，定被投以異樣眼光，甚或被懷疑別有用心詆毀先賢。 可歎「中日戰爭」，亦即所稱「八年抗戰」去今已70年，新史料也不斷出現，中台兩國多數人民仍習於認同國共兩黨編造的抗戰史觀，成為集體記憶之一部分，未能警覺雙方標榜的「正史」，都是基於難以明言考量，而各有其重大不誠實之處。此在中共是意圖掩蓋其所扮演醜惡可恥角色；在國民黨則是掩飾其本身，尤其是老蔣總統本人，從開戰前到終戰數度重大失算失策，導致滿盤皆輸，丟掉江山。 時下國人論及所稱「八年抗戰」，常引用于右任詩句「不容青史盡成灰」。但若青史未必很青，恐亦有略為「撥亂返正」之必要。此或是國人針對國共兩黨的抗戰史觀，理應抱持之態度。我本人前此曾撰「不能說的真相」一文，反覆檢討此事，本文即就此，作一更有或至少是較有系統分析和總結。 就國民黨而言，其抗戰史觀主要有三大論據。一、是日本終極目標是滅亡中國，佔據東北後即將勢力伸入華北，下一步必是征服全中國，眼見國亡無日，不戰亦亡，何如一戰求生。二、是中日開戰後中方雖是不斷挫敗、喪師失地，老蔣總統仍一本民族正氣，堅毅抗戰到底，終於獲致最後勝利，實是「民族英雄」「時代偉人」。三、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奮力拖住數百萬日軍，使其不能投入南洋戰場，對盟軍勝利有重大貢獻。實則這三項論據都大有商榷之處。 以言日本意在滅亡中國，戰後所截獲日本官方資料文獻，都全無證據顯示歷屆日本政府，甚至日本軍方存有這一企圖。各盟國審訊戰犯的東京軍事法庭，雖曾以發動侵略戰爭罪起訴日本文武官員，但也全無一人被控以企圖滅亡中國罪名。由此似可具見，即使當年的盟主美國，也並未認為日本真有滅亡中國之野心。 不僅如此，即在盧溝橋事變發生，中國發動全面抗戰時，日本在華兵力至少在人數上是居於劣勢，必須增添支援部隊才能發動有力攻勢。而即使在雙方大規模開打後，日本政府和軍方仍屢有不擴大事態之警惕，其後更透過多種管道意圖和重慶政府議和。凡此均全不像是意在滅亡中國。試觀納粹德國之揮動百萬大軍，以雷霆萬鈞之勢進攻蘇聯，何嘗有半絲不擴大事態表示？兩相比較何其不同？納粹德國的表現，才真是要亡人之國。 日本軍閥在中國多行不義，殘虐人民確是事實，但顯然並無亡華企圖。國民黨抗戰史觀製造錯覺，灌輸國人相信當時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必須起而迎戰，恐正是意在製造正當理由，以掩飾其在共產黨煽動民情裹脅下，發動一場原可不必打戰爭之失算誤國。 所謂抗戰到底，原是共產黨或其同路人所喊出口號，其用心可謂險惡至極。「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即是要國民黨不顧一切打下去，打到失血休克，以利該黨順利篡奪政權，一如沙俄對德作戰打到國將不國，列寧領導的蘇共才能趁勢而起發動奪權政變。然而老蔣總統卻也偏偏投合了中共心意，而一路抗戰到底，結果所謂「民族正氣」確是發揮到淋漓盡致，卻也埋下最後政權亡於共產黨禍根。就此而言，他能否一如國民黨抗戰史觀所稱，是「民族英雄」「時代偉人」，恐也要打上一個問號。 當時老蔣總統之選擇抗戰到底寧為玉碎，其盤算實很費解。假定抗戰到底而最後被日本打敗覆亡，其後果自然遠較猶保有幾分實力時，毅然接受屈辱式和平更不利。反之，假定抗戰到底而最後慘勝，也將不僅無力再壓制中國共產黨，更將必須承受所謂盟國的窩囊氣乃至要脅勒索，其滋味不會比和亟於謀合的日本達成妥協好太多。然則他何以仍堅持抗戰到底？ 一個對老蔣總統很不敬的解釋，是他當時深知繼續對日作戰，他本人至少能維持全民領袖虛名，不致受到挑戰，但若一旦對日議和，而所能得到者也必非很光彩和平，則他必將遭到各方不明事理者賣國指控。共產黨即死死咬住他不放不說，各路軍閥政客也極可能紛起逼宮，沉重壓力恐非自己所承能受。所以，所謂「兩害取其輕」，反不如一路拖下去，從中再創生機。他若真有此居心，則所謂「民族英雄」「民族救星」稱謂，恐更要大大打一折扣而重作評估。然而，無論如何，他之堅持抗戰到底，對他本人或國民黨都不是值得誇耀之事。 至若所稱國民黨政府在中國戰場，纏拖住數百萬日軍，對盟軍獲致最後勝利有重大貢獻之說，固然確是事實，但說來恐也只能讓人傷心痛心。中國人民的血淚犧牲，何曾換得應有的同情與感激？國民黨政府獲得的軍經外援，恐不及孝敬給潛在敵國，亦即史大林赤色帝國者不知多少分之一。國民黨的抗戰史觀以此自炫，恐也不是很高明文宣。 當年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沙俄末代沙皇為忠於所謂盟誼，不惜以數百萬俄羅斯子弟血肉犧牲為代價，向德國不斷發動猛攻，以舒解西方所謂英法盟邦所受沉重壓力，也未獲致應有的同情與感激；反而是在王朝瓦解，他本人也被囚禁流放時，慘遭兩國無情惡評訕笑。末代沙皇這一遭際，也正和30餘年之後，老蔣總統和國民黨所受近似始亂終棄對待相彷。 當年老蔣總統若也具有蘇共領袖列寧不計一時毀譽得失，毅然決定簽屬「布列斯特─李托沃斯克」對德合約之時，所顯現的鋼鐵邏輯，鋼鐵意志，也毅然決定在日本亟求從中國戰場撤軍之際，積極尋求休戰議和，則日後中共未必能得勢取得江山，他本人不致困死台灣，六千萬至八千萬所謂炎黃子孫，也不致直接間接死於毛澤東暴政。 本土人士論及具有正面形象來台外省人，每多提到雷震、殷海光，乃至葉公超、尹仲容等人，殊少人注意到另有一位奇人龔德柏。 龔先生是一代報人，早年曾激烈反日，但他所反是日本軍閥而非日本其國其民，而在戰後日本轉型成為民主國家之後，更反而呼籲國人不應繼續仇視排斥日本，而應是雙方協力反共禦共。就此而言，龔先生之見識，是遠超過當年孫科等政客，以及今天之馬先生輩。 本文以及前此「不能說的真相」一文，內中觀點多受龔先生所撰自傳啟示。龔先生於1980年以90高齡去世，本文結尾，即向他誠摯致敬，也願意向年輕一代，鄭重推薦他的回憶錄。

【募兵制已跳票三次，國民黨立委還是不想根本解決問題】 符合軍人特殊工作性質的待遇當然是必要的，但是今天國軍找不到人，沒人願意簽下去，最大的問題難道是在福利不夠嗎？ 參考資料： 創業補助、水電補助、退伍職訓：募兵條例增多項福利 立委仍憂20萬兵源從哪來？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219561/ 國軍不缺規定與準則，規定與準則救不了國軍 http://bit.ly/1MrwsFM 聯合報：募兵制三讀 現役、退役福利有保障 http://udn.com/news/story/6656/1189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