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多桑的世代》
作者：盧世祥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11月1日
X世代、Y世代、Z世代、千禧世代、網路世代⋯⋯。人有人格，不同世代也有各自的特色。同一時期出生的人群，經歷共同社會背景、政經變遷或歷史事件，產生集體生活經驗、意識及歷史記憶，人們慣常以各種詞語凸顯其特色。於是，有如近年各方所常聽聞的，從X、Y到Z⋯⋯各種世代名稱紛紛出籠。
美國人最喜歡為不同世代冠上名稱，既突出世代特質，區隔世代差異，也反映時代或社會變遷。不同社會，對世代有各種稱呼。歐洲有失落的一代、台灣有崩世代、香港有八十後、中國有九零後、南韓有三八六世代、亞美尼亞有獨立世代⋯⋯。這些名詞出現，從社會現象觀察，的確有助人們瞭解並討論某一世代及其所處的時代與社會。
世代既有不同，比較各種世代的觀察與分析應運而生；有比較就不免有高下之分，很自然地，有些人問到：哪一個世代最偉大？
一九九八年，曾任美國NBC電視網新聞主播的布洛克（Tom Brokaw）在《最偉大的世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一書，指約出生於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四年、青壯之年為美國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輩，通稱「美軍世代」（G.I. Generation）或「二戰世代」，是最偉大的世代。
按布洛克的觀察，這一世代在經濟大恐慌年代成長，後來參加二戰，無分男女，或在前線出生入死，或在後方提供後勤支援，犧牲奉獻，不求聞達，為所當為。
這一世代歷經艱難險阻所表現的堅忍不拔，展現了不凡的人格特質，也是布洛克認定其為最偉大世代的理由。由於這一世代男女在戰爭及戰後卓越的作為，美國因此成就更自由、富足的美好社會。
具體言之，這一世代生長於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經濟蕭條的動盪時期，但他們在青壯之年打敗了希特勒，打造戰後美國經濟發展，開拓科學新境界，並實施醫療照顧（Medicare）等有遠見的社會保險制度。更基本的，他們樹立了「個人責任、義務、榮譽與信心」的社會價值觀。在生命的每一階段，他們所面臨的挑戰與成就，都屬空前，但他們參與創造且成為這一光輝歷史過程的一部分。
不僅如此，他們為下一代的嬰兒潮世代，帶來自由及富裕；甚至時至今日，美國社會仍繼續受惠。有如布洛克所說，「他們為後代子孫帶來機會，累積大量經濟財富、政治力量、免於外來壓迫，並得以自由選擇。」
儘管如此，最令布洛克讚服的，這一代人不伐其能，對自身卓然成就謙卑以待，「整體而言，這一世代不因其犧牲，而對在政治、經濟、文化受益的後代，展現高人一等的態度。」他們付出極多，卻絕少要求回報。
布洛克因此以《最偉大的世代》一書，具體描繪這一世代的人物典型，論述其共同特質。其中，不乏知名人物，如：政治人物雷根、甘迺迪、老布希及日裔聯邦參議員井上建（Daniel Inouye）；新聞工作者克朗凱（Walter Cronkite）、盧尼（Andy Rooney）；專欄作家包可華（ Art Buchwald）；電視佈道家葛里翰（Billy Graham）；洋基球星狄馬喬（Joe DiMaggio）；學者普尼（Martha Settle Putney，黑人女兵參戰）、史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以及眾多前線後方在那個時代為國家社會奉獻的男女眾生。
如果美國有最偉大的世代，那麼，台灣有哪一個世代最值得為它留下紀錄，乃至於與其他世代相比，稱得上偉大的世代？
基本上，台灣較少以世代區隔不同時期的人群。雖然有學者以匈牙利社會學家曼罕（Karl Mannheim）的理論，分析並歸類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戰後沉默消極的一代」、「七零年代『回歸現實』世代」；台灣通常只有從年齡粗略區分的老、中、輕世代，或借用西方的「失落的一代」、「無根的一代」、「迷失的一代」之類名詞，或以「草莓族」、「月光族」、「網路族」指涉不同的族群行為特性。更普遍的，應是只以出生年份按每十年區分為「三年級生」、「四年級生」、「五年級生」⋯⋯的分類。
反而是對於戰前出生的世代，台灣社會頗有共識，大都以「多桑」（とうさん，日語「父親」的音譯漢字）稱呼。這一世代，跨越日本、中國兩個不同統治時期，經歷戰爭動盪、集體屠殺、專制鎮壓、歧視迫害，但他們不屈不撓，積極奮起，不但創造戰後經濟繁榮，也為台灣帶來民主自由。要選最偉大的世代，多桑世代當之無愧。
電影《多桑》海報
對多桑世代的紀實，最有名的見諸電影。一九九四年，由吳念真編導的《多桑》，描繪在日本統治時期出生（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的多桑，一生的夢想是去日本探望小學的老師、看富士山及東京皇居，懷有子女難以理解的深厚日本情結，從未認同戰後的中國國民黨政府。
經由蔡振南飾演多桑的這一部電影，吳念真嘗試從兒子的角度重現父親的一生；這是拜民主化之賜，台灣人民在電影銀幕首次看到有關老一輩身影的生動刻畫。
電影中的主人翁在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從嘉義到瑞芳當礦工，結婚生子，六十二歲死於跟職業有關的肺病。多桑的勞動人民背景、普羅大眾的生活經驗、與戰後世代之間的隔閡，加上吳念真述說故事的傑出能力，都使得這一關於多桑世代的傳記式電影，引起社會各方熱烈迴響，進而喚起對戰前台灣社會及那個世代的關注。許多台灣人對自己父母或祖父母一輩、他們所生活的日本時代、台灣經濟社會其間所經歷的變化，開始產生興趣，嘗試瞭解，甚至認真探索。
二○○八年，日本報導文學作家平野久美子在所著《多桑的櫻花》一書，把台灣於日本時代曾接受公學校（小學）教育，戰後依舊未曾忘卻日語的「日本語族」，如今是父親或祖父輩的台灣人，定義為「多桑」。
拜日本殖民政府推行國民教育之賜，這一世代的台灣人開始普遍接受現代教育，使得禮儀、守時、整潔、守約、誠實、公義、犧牲等青少年時代所建立的生活習慣與德行，相對較明顯地表現在他們身上。
除了經由價值觀念與生活教育，這一世代成年之後，即使處於台灣從戰後全盤中國化的大環境，許多人仍繼續透過日文，接觸國際新知，加上其間美國等西洋文化大量流入，他們之中的菁英份子，甚至足以掌握兩三國語文，形成廣闊的國際觀與專業知識。有如歷史學者周婉窈所說：「臺灣的殖民地教育以日語為教育語言，由於入學率逐年提高，最後終於造就了一個說講日語的世代。日語不只是殖民者的語言，它也是積極追求西方文明的殖民者的語言，因此，日語成為通向世界的窗戶。臺灣日語世代透過日語，接觸到一個美麗新世界。」
由於歷史的變遷，來自南島、中國、日本及西洋的文化，是構成台灣文化的主要元素；台灣文化的多元與包容，在多桑世代的言行生活中，得到最具體的落實與驗證。
《跳舞時代》海報
多桑一生，經歷台灣重大變遷。日本時代，殖民地與宗主國國民待遇有別，在那個還談不上民主的時代，個人自由與公民權利受到諸多限制，他們常為爭取平等權利與當局周旋。同時，二十世紀初葉，西風東漸，帶來了社會風氣自由。在日本，有「大正浪漫」時代，台灣隨後也出現思想、藝術等新潮，有如二○○四年簡偉斯、郭珍弟導演紀錄片《跳舞時代》所描繪的台灣社會景況：青春男女隨著舞曲節奏翩翩起舞，追求他們所嚮往的「維新世界，自由戀愛」。
其後，多桑世代被迫參與軍國當局所發動的「大東亞戰爭」，許多人因此遠征海外，甚至戰死沙場。在台灣，戰爭的衝擊也難以避免，盟軍在一九四四年秋天之後對台灣轟炸，北起基隆，南到屏東，全面遭到空襲，直到終戰。其中，一九四四年的高雄岡山、一九四五年的台南及台北，受創最大；台北的「五三一大暴擊」，更造成三千人死亡，總督府、龍山寺、大稻埕天主堂，無一倖免。其間，台灣實施物資配給，民生艱困，多桑世代還須「走空襲」或「疏開」郊區鄉下山上。
終戰之後，多桑世代對轉變的新局面曾經有所期待，然而，殘酷的事實是，多桑世代儘管歡天喜地迎「光復」，與「祖國」的第一次接觸，從接收官員到「國軍」，卻與他們所期待的相差甚遠，許多表現尤讓他們瞠目結舌。隨後，台灣不但輸入中國大陸內戰的混亂與動盪，惡性通貨膨脹尤導致民生困頓；「狗去豬來」是許多台灣人民的共同感受︰「會看門的日本狗離開了，卻來了貪吃不做事的中國豬。」
更惡劣的，二二八事件的九個月鎮壓屠殺，社會菁英慘遭滅絕；即使到今天，這一台灣史上最恐怖的政府暴力事件，仍然含冤莫白，「只有受害者，不見加害人」，不僅元凶共犯從未追究，還屢屢出現為加害者塗脂抹粉的竄改歷史逆流。
在新的外來統治之下，打著「祖國」旗號的統治者，以專制手段箝制台灣。政治上，將近五十年的白色恐怖使更多人受害，多桑這一代許多人即使逃過二二八的殘殺，也飽受白色恐怖迫害。文化上，去台灣化的洗腦工作透過教育、新聞媒體全面進行，多桑在從日文轉換為中文的過程，不但頓成文盲，還被冠上「奴化教育餘孽」，深受打壓。社會上，把台灣打成邊陲、當成跳板的政策全面籠罩，獨尊新來族群的制度措施大行其道，族群意識凌駕專業原則，多桑在職場屢遭歧視，有志難伸。
不過，在艱苦的環境中，多桑並沒有被打倒。相反地，主要由於他們的勤奮不懈，積極打拚，台灣不但於戰後重建恢復，還逐步轉型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且締造兼顧成長與均富的卓越經濟發展經驗。政治上，他們犧牲奮鬥，加上美歐國家對黨國統治當局施加的壓力，終於突破了少數統治所打造的政治社會壟斷，台灣邁向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時代。
在社會文化方面，儘管轉型正義尚未達成，長久被壓抑的台灣主體性明顯覺醒，認同這塊土地與人民的意識大為提升，多元豐富而活絡的社會力也百花齊放，台灣有機會朝建構正常國家社會的目標前進。
多桑這一代，不僅個人言行處事的「日本精神」蔚為特色，也發展出「台灣精神」。更重要的，他們經歷豐富，從日本時代到今天，總能看透外來政權的本質。許多因此多桑對日本時代的統治並不滿意，但對戰後來自中國的當局更為厭惡，這種評價或為動力，促使他們後來在推動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特別用心出力。多桑世代即使在戰後，特別是知識階層，也常透過日文、英文或其他外文直接吸收新知，與戰後年輕世代大多只憑質量相對較遜的中文瞭解台灣與世界，其廣闊的國際觀與紮實的本土觀，境界相差常不可以道里計。
從作者有限的親身觀察，本書以六位多桑及卡桑（かぁさん，日語「母親」的漢字音譯）為例，嘗試描繪這一個世代的種種。誠然，多桑世代有如其他世代，值得記錄的人物眾多，選這六位為描繪對象，主要是作者與他們都有長時間的接觸往來，最長的甚至超過六十年，且分屬多桑世代的不同典型，足以彰顯他們那一世代的特色。
這六位多桑或卡桑依出生時間先後是：謝氷治（一九一五、大正四年）、高騰蛟（一九二二、大正十一年）、彭明敏（一九二三、大正十二年）、游禮毅（一九二四 、大正十三年）、許遠東（一九二七、昭和二年）、李遠哲（一九三六、昭和十一年）。
除了出生分屬大正、昭和兩個時代，他們生長的地方也有差別：謝氷治（台南）、高騰蛟（台北）、彭明敏（大甲、台北、高雄）、游禮毅（彰化、嘉義）、許遠東（竹南、台北）、李遠哲（新竹）。從南到北，透過生長地方的不同，也可看出多桑世代不僅有共同特色，在台灣不同角落所寫下的豐富人生及其多元性。
再從他們一生所從事的事業看，謝氷治是家庭主婦，高騰蛟把一家糕餅店經營成台灣食品業巨擘，彭明敏是學者及民主先知，游禮毅當過「台灣人日本兵」後從事新聞工作，許遠東是帶領台灣度過金融危機的銀行家，李遠哲為第一位台灣出生獲頒諾貝爾獎的科學家。
即使以多桑世代的普遍特色而言，他們六位也有值得後來世代眼睛一亮，甚至自嘆不如的特殊之處。
語文能力是其一。多桑世代除了台灣母語之外，他們接受日本教育，對日文的掌握自不在話下；李遠哲甚至先學日語，再學台語。從而，台灣母語、日文、中文是他們都通曉的語言。這至少三種語文的能力，是多桑世代的特色，也是戰後其他世代所難以相比。
以李遠哲為例，至少通曉台灣母語、日文、中文、英文、俄羅斯文、德文。彭明敏的多語言造詣也不遑多讓：台灣母語、日文、中文、英文、法文，都在掌握之中。
誠然，這兩位多桑因曾留學外國，乃能多國語文。不過，即使未曾離開台灣的多桑世代，其所通曉的語文，也要令戰後世代自嘆不如。
高騰蛟除了台灣母語、日文、中文、英文，在戰爭期間因日本「南進政策」，他在台北也學過馬來文。而一生從少女時代身兼母職到後來相夫教子的謝氷治，除了台灣母語、日文、中文，她還因受過漢學教育，古典台語能力讓她到晚年猶能背誦《大學》、《幼學瓊林》、《千字文》，甚至《孟子》等若干章節而不忘。此外，她雖非基督教徒，由西洋宣教士為說寫台灣母語所發展的「白話字」，她也能懂。
多語文造詣不僅讓多桑世代因理解多元文化而更包容有內涵，形成相對深厚的國際觀，在國際場合也具有直接溝通的優勢。第一位台灣出生的台灣銀行董事長、銀行家許遠東在為台灣從事金融外交時，不但以流利的英語直接與各國銀行家溝通，在擔任銀行公會理事長及中央銀行總裁期間，於出席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或其他國際場合，日文也總是他增進國際觸角、為台灣發聲的另一有力工具。這一多桑世代的多語文優勢，為其後繼財金首長所明顯欠缺，以致在進行國際金融交流，擴展對外金融版圖，相形見絀。
同樣深受益於日文的，還見諸高騰蛟。這位一生把食品業當老實人、良心事業、真誠實在經營的實業家，日常天未光就閱讀四份日文報紙，外加日本放送協會（NHK）新聞節目，吸收新知，瞭解世界。不僅日文是他所熟悉，也因日文資訊在企業經營管理及產業趨勢的掌握，以日本與台灣相近，經貿產業關係密切，相較英文參考性較高而實用。終其一生，高騰蛟主要透過日文認真學習、吸收新知，並具體實踐於事業經營及生活養生，形成自己的人生哲學。
語文不只是溝通的工具，也是保存並發展人類有形、無形文化遺產最有力的載具。對個人來說，多學會一種語文，不啻打開一扇通曉另一種文化、族群的門窗，經由多瞭解其他文化或國家，多擁有一項做為地球村公民的工具，既擴大了自己的心胸和視野，豐富了人生，也對不同文化、族群更為包容。多桑世代因緣際會，不論自願或被迫，通常熟諳多種語文，其見識、胸懷、文化底蘊，較諸戰後獨尊中文，甚至連母語都見棄的晚生世代，都有顯著差異。
更令人印象深刻而其他世代所不及的，多桑世代儘管掌握多種語文，台灣母語仍是他們的最愛，既顯現了說母語的人們自然本性，更重要的是凸顯了見多識廣的多桑世代，長保堅強而不渝的台灣心。以李遠哲為例，他享有諾貝爾獎尊榮，也曾擔任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理事長，會說至少六種語言，但私下聊天或接受訪問，台灣母語，而且是帶著新竹腔調的台灣話，總自然流利地脫口而出。在戰後打壓台灣母語的惡劣政策下，說母語遭污名化，導致母語被認為與「蓋高尚」不合而式微；台灣最有學問的李遠哲，以最有力的實際行動，打破了外來政權的愚民迷思。
幼年接受「修身」教育，是多桑世代有別於其他世代的另一特質。
公學校實施的「修身」科目，經由生活教育，養成孩子們不隨地便溺吐痰、注意衛生儀容、舉止安靜有禮、不吵鬧喧嘩、為他人著想、不給他人帶來麻煩等日常習慣，並實踐嚴守時間、勤勉、誠實、守信、紀律、公德、守法等德行。這一「修身」課程，是融入生活、表現個人教養及成熟的具體守則，多桑世代因之培養了現代文明社會的個人素質，也形成了整體世代特質。
以謝氷治為例，她接受「修身」教育，所受影響表現於個人舉止。終其一生，她注重儀表、服裝與禮節。出門之前，她一定梳理頭髮，整肅儀容，穿著得體；對她來說，這不是「愛水（漂亮）」，而是敬重別人、尊重自己。多桑世代即使是鄉下人，出席稍為正式的聚會必以「草地紳士」著裝，至少穿上西裝外套，冬季甚至還要戴上帽子。許多台灣網路世代常覺得，自己的阿公阿嬤一輩比父母親有氣質，原因在此。
紀錄片截圖
事實上，從台灣家庭所保有的上一代照片，或網路上看得到的美國赫斯特媒體集團（Hearst Corporation）所拍攝一九三○年代台灣生活（路邊市場即景、廟會）新聞記錄影片，當時台灣庶民以漢衫為多，兼有和、西服，但普遍穿衣戴帽，冬天甚至有大衣；足見注重穿著得體，是多桑世代從小養成的習慣。
高騰蛟在台灣商工學校所受禮儀教育，同樣讓他終生受益。禮儀是三年級的課程，針對即將進入社會的學生施以教育訓練，重在辦公室進退、用餐禮儀等職場應對，以實用為主。學生所受的訓練，例如︰吃西餐，喝湯時湯匙向外瓢取，不得出聲；喝茶時，端茶的手不能碰到杯口；進入室內之前，要先輕叩門扇，內有回應才進入。除了禮儀，還有生活規範，學生的儀容、服裝、帽子都有嚴格規定，在校內校外見到學長，必須行禮。
多桑世代所受的禮儀教育及言行舉止規範，是生活教育的實踐，也培養了這一世代的個人與集體特質。它具體表現於日常生活的自律自愛自重行為態度，妥善兼顧群己關係，在尊重別人的同時，也展現了個人修為與氣質。
可惜這些國民素質，在戰後隨著教育及社會丕變，不但不受重視，有時甚至反其道而行。以致就禮節、公德、守法等現代化公民的表現，出現新一代不如上一代的倒退現象；這使得多桑世代的典型，相形之下，彌足珍貴。
由於不重視生活教育，如今在台灣社會人多而互動頻密的公眾場合，不為他人著想，以致旁人困擾、迷惑、甚至受害的現象到處可見。諸如；搭車喧嘩高聲講手機、開車左轉搶先行、吞雲吐霧要旁人分享二手菸，乃至於隨手丟棄垃圾、燒香焚紙污染空氣⋯⋯，個人缺乏公德的行為充斥；台灣與日本等文明國家社會相較，公眾行為的水準仍頗有差距。
許多台灣人不解，戰後的教育也有「公民」課程，何以教導不出現代化的國民氣質？問題應在教育內容及實踐。
「修身」與戰後的「公民」課程的確有別。以內容來說，「公民」在培養現代化公民，增進公民意識；守法守紀服務等公民德行也包括在內，但較側重權利義務關係。「修身」強調個人生活管理、人格培養及妥善掌握群己關係，明顯注重德育或倫理修養。實踐造成兩者更大差異，「修身」是生活教育，孩子在人格形成時期養成的習慣與德行，落實於學校及家庭日常活動，及於終身。「公民」教育先天不足，戰後再受政治因素及升學主義影響，流於形式，近年更淪為聊備一格。
也屬於多桑世代、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的的李登輝，對此有鞭辟入裡的觀察：
「日本式的教育⋯⋯重視人格、精神層面的教育，重視倫理關係，培養孩子誠實、正直的操守，要求遵守法律、秩序，公私分明。戰後的教育不能說不重視這些，但是缺乏實踐精神，教育常淪為政治口號，教科書所教導的與現實社會差異極大，學生無所適從，反而成為『雙重人格』，養成投機取巧、奔走要寵的習性」。──《慈悲與寬容》
多桑世代還有一項其他世代所未曾遭遇的經驗：戰爭與二二八事件等時勢動盪。日本從一九三○年代開始，向外發動戰爭，台灣做為日本的殖民地，隨之被捲入戰爭的漩渦。
臺籍學生日本兵出征前。（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多桑之中，游禮毅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在東京，以「學徒兵」投筆從戎。他被徵召前往南太平洋途中，船隻遭美軍潛水艇擊沉，海上漂流七天獲救。再度踏上征途，又在熱帶叢林歷經七十天行軍，死裡逃生。終戰之後，他在異鄉被關進集中營一年，才終於返回台灣。總計戰爭期間，有二十萬七千多台灣人像游禮毅這樣，自願或被徵召前去當日本兵，其中三萬零三百零四人陣亡或失蹤。不論命喪異鄉或淪落海外，他們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卻幾乎沒有電影、電視劇或暢銷書把這麼多台灣前輩的動人經歷向後人述說，許多台灣人也不知他們身邊的長輩，其實就是活生生的歷史瑰寶。
在此同時，沒當「台灣人日本兵」的多桑，同樣備受戰爭嚴重衝擊。在台北，經營義美商店的高騰蛟，為物資管制及動盪的局勢所苦惱，沒有多少生意可做。一九四五年的「五三一大爆擊」，他在淡水河畔的工廠製作糖果，美軍轟炸機來襲，他即時躲到防空洞。但當晚前往疏開的台北南郊時，一路目睹火車站、博物館被炸慘狀，以及煙火未消的總督府。如此物資缺乏、生活奔波的折磨，戰爭未了，竟使他已病倒，得了肋膜炎及瘧疾。
戰爭的衝擊，即使小學生李遠哲，也無以逃避。在新竹遭轟炸之後，他與家人往姑媽的佃農山上住家疏開。其間，他抓鳥、捕魚、向老農學做竹籃、觀察氣候變化，還遇到一位十幾歲的神風特攻隊隊員。將近兩年期間，他不能上學，轉而「從大自然學習」。
至於戰爭期間在日本求學的彭明敏，是空襲的受害者。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往長崎與兄長會合路途遇到美國軍機炸射，左手臂關節被炸粹，雖挽回性命，卻不得不做截肢手術。這一變故，彭明敏說，「對我一生所引起的改變，是徹底而不能挽回的」。
二二八事件也是多桑一生難以忘懷的集體經驗。這一事件，造成最多可能有兩萬八千人遇害的大屠殺。一九四七（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官方人員查緝私煙，打傷婦人、旁觀者遭槍擊死一人，引發事件。事件的現場在台北太平町，正為義美商店戰後重新出發而忙碌的高騰蛟，親眼看到緝私人員被群眾追趕，朝永樂市場方向逃去。民眾為抗議這一事件而於次日群聚專賣局及行政長官公署，又遭軍警開槍，造成更多傷亡，激發社會極大公憤。
事件後來蔓延全台灣，戰後台灣人民對陳儀為首的統治當局不滿一夕爆發，卻遭從中國大陸調來軍隊以「清鄉」為名，進行屠殺及菁英滅絕。
游禮毅從廣播得知消息，到嘉義市區觀察，看到學生、市民維持治安，包括保護無辜外省人的行動，親睹事件最慘烈的嘉義機場、東門軍營攻防戰，也見證名畫家陳澄波等市民和平代表遭軍警虐殺於火車站前廣場的場面。
在台南，安平的情況較為平靜，謝氷治看到父親謝瑞以他的鄰里影響力，保護在鹽業公司工作的外省同事免於受到不必要騷擾。
彭明敏在事件發生時，就讀於台北帝國大學改制的台灣大學，生活於象牙塔之內，雖使他對時局的發展感到憤怒與憂心，卻不知道自己擔任高雄市參議會議長的父親彭清靠，熱心公義卻險遭殺身之禍。
彭清靠是高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委，與其他委員到壽山要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禁止軍隊隨意射殺市民，卻遭逮捕，同行委員涂光明被槍殺。彭孟緝在高雄進行屠殺，尤其是眾多集會於市政府的地方仕紳，被稱「高雄屠夫」。彭清靠飽受折磨後被釋放，從此對中國的政治文化期待破滅，甚至為自己的華人血統深以為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不再自稱華人。
不約而同，他們都認為二二八事件其來有自。在台灣人民眼中，第一次接觸的國軍，「草鞋、布鞋」，赤腳赤膊、打傘又帶鍋，不論紀律或裝備，都遠遜於戰敗的日本皇軍，既令人吃驚又失望。其次，文化衝突之外，陳儀政府貪污、腐敗、無能、歧視，以致接收變劫收，讓人民難以忍受。在這種統治之下，台灣社會生活嚴重惡化，日本時代建立的法治與秩序蕩然。
以搭火車為例。一九四六年一月，也就是終戰五個月後從日本回到台灣的彭明敏，在基隆火車站看到車站的髒亂、軍人紀律散漫、旅客乘車爭先恐後搶佔位子、破落不潔的車廂。半年之後從南洋回鄉的游禮毅，同樣見到令他難以置信的場景：士兵在崗哨亭邊抽菸、火車呢絨座位被拆只剩硬木板；年輕乘客從車窗爬進及丟行李搶位子，尤令他想起早年母親所描述的清朝時代鄉下土匪。一時間，游禮毅不敢相信這是他所熟識的家鄉台灣；彭明敏一生首次見到如此骯髒混亂的火車，感嘆他所熟悉「日本的台灣」，轉成「中國的台灣」，竟惡化成如此光景。
二二八事件讓多桑生命及心靈受創至深，緊接而至的白色恐怖，更長期禁錮多桑的思想與自由，剝奪人權，一有異議，動輒遭政治迫害。
許遠東是最典型的受害者，只因參與台大同學讀書會，閱讀地下刊物，連帶追查他曾參加一次遊行，擔任掌旗者，就被抓去嚴刑逼供，關押十六個月年，且強迫接受思想教育。更令人見識白色恐怖之惡劣的，這一冤屈不僅未獲平反，在他一生卓越的金融家生涯之路，還如影隨形，不斷騷擾打擊他。
彭明敏的政治受難，甚至在台灣及國際間激起極大漣漪。一九六四年，擔任台大政治系主任的他，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三人共同起草《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強調「反攻大陸」絕對不可能，要求制定新憲法，建立責任政府，保障基本人權，實現真正民主，並以新國家身份加入聯合國。但《宣言》在印刷時遭檢舉，三人被捕，他被判八年徒刑；由於國際壓力，經蔣介石特赦，但受特務全天監控。一九七○年，他經由國際友人義助，秘密出境到瑞典，獲得政治庇護；其間過程曲折驚險，表現仁智勇的高超人性，也顯見多桑與邪惡勢力鬥爭的艱辛。
在嘉義的游禮毅，明明未參加二二八事件，當局在事件之後全面鎮壓台灣菁英的行動並沒有放過他。一九四七年三月下旬，他與兄長半夜遭軍警押往警察局，嚴刑拷打，強要他們承認參與事件，並誣指兩人侵佔日本人所留下物資。八天之後，經家人籌措鉅款，才得釋放。經此冤屈，游禮毅決心脫離台灣，但未能如願。
即使李遠哲，雖未遭政治迫害，中學時代也經歷白色恐怖的特務到校園抓人場景。高三有一天上物理課時，一輛吉普車來到他所就讀的新竹中學，兩人進入校長辦公室。不久，校長拿了點名簿到教室，點名找某某某，這位同學一聽到自己的名字，立即起立，未發一語，就眼淚不停，哭了起來，旋遭帶上車，離開學校。害得李遠哲的母親擔心，兒子會是下一個被抓的人。
後來，李遠哲去美國留學並擔任教職，儘管他不常參加海外政治活動，尤其是美國台灣同鄉舉行的反對黨國專制統治活動，在「校園特務」布建甚廣的白色恐怖時代，李遠哲也是校園小報告的受害者。他回台灣的簽證，必須每次申辦，政府當局不准他有較長期間的停留。
然而，經歷苦難與艱困，多桑卻越戰越勇。在長期外來政權的高壓統治中，他們結合信守承諾、尊重禮節、尊守紀律、刻苦耐勞的「日本精神」，也發揮樸素實在、積極進取、無懼挑戰、不忘根本的「台灣精神」，不但成就戰後經濟社會的繁榮與均富，使台灣從開發中國家躋身已開發國家，也創造了活絡多元的民主自由體制，讓後生世代享有基本人權、尊嚴與富足。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有多桑世代的辛苦耕耘，才有後來世代的美好收穫。
他們這一代，出現第一位台灣出生的諾貝爾獎得主、第一位人民直選的總統、台灣銀行第一位台灣人董事長⋯⋯。不論是戰後台灣創業的第一代企業家，或曾在農田、工廠、礦坑、漁場、教室、辦公室等各種職場打拼，甚至參與政治活動或群眾運動場合，他們建構了台灣戰後政經活絡而傲視鄰邦的新形勢。如今多桑世代最年輕者也屆耄耋之年之年，更多已在天上，綜觀長期整體表現，他們無疑是台灣最偉大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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