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為什麼一定必須對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公權力造成的不公不義，以及因壓迫而導致的社會分裂，進行「善後」？ 

黃帝穎律師說，台灣因為沒有經過轉型正義，司法人員來自威權時代，嚴重缺乏現代法治國的素養，台灣因此有84.6%的民眾不信任司法。不管是人民之間的官司，或是人民跟政府的官司，而當人民不信任司法，民主必然脆弱。 

他歸納當前台灣司法有三大問題：一，法官、檢察官當政治打手，二，恐龍法官、檢察官，三，貪汙法官、檢察官。必須透過司法民主化來改善。 

「法官當政治打手」的部分，他舉例，郭瑤琪對照馬英九《富邦案》，一樣都有證人指控收錢、翻供的問題（郭，2萬美金，茶葉兩罐變一罐；馬，1500萬元，2008年變2004年），然而，對郭瑤琪，法官選擇不利的證詞，判刑8年，對馬英九，選擇有利的證詞，簽結。 

「檢察官當政治打手」的部分，比如《林益世案》，檢察官未曾搜索他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的辦公室，特偵組還特別發新聞稿解釋，那是公家機關，但是，嘉義縣政府，同樣是公家機關，卻可以400人大搜索。賴素如也是另一個例子，涉嫌貪汙時，檢察官卻沒有去搜索她的辦公室（她當時是馬英九黨主席的辦公室主任）。 

檢察官辦案的雙重標準，例子不勝枚舉，玆舉幾個： 

林益世的父親林仙保從未被約談，檢察官宣稱林仙保重聽，無須約談，但是扁案時，從老母親到孫子都不放過。 

特偵組照法律只能辦「重大貪瀆案件」，但為了起訴阿扁「隱匿公文」，就解釋說「貪瀆」包括貪污和瀆職，把公文帶回家，所以要辦；後來等到劉憶如在《宇昌案》中變造文書，後來被抓包，她也承認，當時她是經建會主委、部長等級，照前例，應該可以解釋說她是「瀆職」，但特偵組回函說，只辦「貪汙」案件，而簽結。 

其實，當《特偵組》一字排開說《扁案》一定要辦出來的時候，就已經嚴重傷害了檢察官的威信，完全是以「有罪推定」的鬥爭原則在對付陳水扁。 

類似特偵組這樣的組織，在其他國家有嗎？有的，美國曾經有「獨立檢察官」，但是後來發現有功能不彰、介入政爭之虞，在1999廢除；南韓的「中央搜查部」，介入政爭，成為御用打手，在2013年4月廢除；德國，基於過去慘痛的歷史教訓，直接規定司法體系不能設置非常法院；日本有特搜部，但是本身沒有權力集中的問題。 

在「恐龍法官」的部分，例如《頂新案》，彰化地院法官擅自加上《食管法》所無之要件（致生健康損害），所以，才得以判魏應充一審無罪，卻無視於《食管法》第15條第7款，「禁止攙偽或假冒」的規定。 

在「恐龍檢察官」的部分，例如，2014年，台南地檢署以刑法第160條的「侮辱國旗、國徽及國父遺像罪」起訴公投盟總召蔡丁貴，然而，美國最高聯邦法院早在1989年，基於保障言論自由，就判決德州州法限制人民不得焚燒、毀壞國旗的規定違憲；隔年（1990）亦宣布國會甫通過的「國旗保護法」違憲。台灣落後了至少26年。 

在「貪汙法官、檢察官」的部分，例如，2010年，臺灣高等法院司法官集體收賄案，臺灣高等法院法官陳榮和、李春地、蔡光治、板橋地檢署檢察官邱茂榮等四名司法官都被判刑定讞。2015年，前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井天博，被最高法院判11年6月有期徒刑全案定讞，但全家人早就出境，名下市值千萬元的房產都已售出，外界盛傳他早已流亡加拿大。 

以上司法的問題，當然跟台灣未經過轉型正義有密切關係，不但造成了不公平的政黨競爭，馬政府期間，也因為中國因素的威脅，使台灣民主弱化，法治倒退。 

必須透過實質法治國的落實，以及防衛性民主的原則，做出以下司法改革：1，修改政黨法，不當黨產處理條例，2，修正法官法，確立檢察官地位，3，司法民主化。 

司法民主化是解決以上問題的重要步驟，作法很多，例如陪審團，法官檢察官民選…等等，重要的是建立一個觀念：人民有各種的實際生活經驗，雖然法官是法律的專家，但人民才是事實認定的專家。當然，這不是一蹴可及的，必須經過漫長的教育，比如，日本當初為了實施參審制，就花了10年去準備，包括用偶像劇來教育人民。「司法民主化」的內涵也包括了審判的透明化，比如說，美國法庭有直播，但在台灣，律師要申請法庭錄音，都很困難。另外，還有裁判費的減少，照顧弱勢者的需求等等。 

轉型正義的程序包括，1，還原歷史真相，2，追究加害者之法律及政治責任，3，賠償以及損害補償，4，道歉、原諒、和解。有了這個程序，國家才能繼續走下去。 

面對不堪的歷史有很多分裂與掙扎，德國從經驗中建立了一個「防衛性民主」的理念，並寫入憲法中，簡單地說就是，民主不能毀滅民主，當初威瑪共和也是透過民主機制選出了希特勒，但他卻利用這個機制將德國變成一個獨裁國家。 

在台灣，《大法官釋憲》第499號引用了「防衛性民主」之概念，形成我國修憲之界線：國家行為乃至人民行使修憲權力，皆不能違背「民主共和國原則」、「國民主權原則」、「保障人民權利」、及「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等民主制度之底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