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登在The National Interest國家利益雜誌的文章【在為時已晚前，讓台灣獲「國際承認」！】，副標題是：【配合中共的語言遊戲，只會讓中共更有膽子去執行最終的解決方案：藉由暴力實現其經常宣揚的「統一民族」的堅定意圖。】 作者Eugene John Gregory是美國西點軍校中校教授，Lillian Li-Hsing Ho（何立行）是助理教授。 作者以美國軍方的視角（雖然最後強調代表個人看法），分析台灣問題在中國牽制下，可能的台灣地位矛盾。 以下節錄的部分，有頗為務實的建議，但因為還是很長，所以幫大家整理四個重點： 1. 正式承認台灣為「中國ROC」，其價值遠低於「非正式（但強烈）的承認台灣為台灣」！ 2. 只要一些國家仍然承認中華民國ROC（台灣）是「中國」，這種台灣代表中國的論述持續存在的話，實際上反而支持中共所謂「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虛假架構。 3. 藉由承認模式的轉換，台灣將立即從少數幾個小國在法律上"承認"為中國，跳到在地球上所有最重要的國家都以「非正式台北模式」事實上承認為台灣（或至少是「台北」）。 4. 立陶宛的「台灣代表處」模式，雖然會招致更多中共的謾駡，但卻可能指引出一種當前國際承認台灣最穩定且最適當的模式，用一種更貼近真實的方式，來談論一個自由的民族。 ～～～ 如果將是否承認台灣的存在性轉由國際法的角度來切入，那麼「怎樣算被承認」，以及「如何被承認」則是關鍵。換句話說，就事實的充分度與國家實踐的角度來看，正式承認台灣為「中國」－－根據國際法長遠來看－－其價值遠低於「非正式（但強烈）的承認台灣為台灣」！ To the extent Taiwan’s existence turns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pect of recognition, it is key what is being recognized and how it is being recognized. In other words, formal recognition of Taiwan as “China,” from a factual sufficiency and state practice standpoint, may be far less valuabl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long term than “informally [but robustly] recognizing Taiwan as Taiwan.” 每當像尼加拉瓜這樣的國家從正式承認台灣「轉換」到正式承認中國時，我們就更加確定「國際上穩定且持續的承認台灣就是台灣」是絕對必要的一步。自由民主台灣的朋友擔心這種「轉換」會進一步讓台灣在國際上被孤立，但只要世界上主要的自由民主列強繼續實務上視台灣為一個獨立國家，而且的確大多是這樣做的，這種對孤立的恐懼大概都是被誇大了。 Whenever a state, such as Nicaragua, “switches” (language that invokes the Taiwan-as-the-only-China discourse model) “formal recognition” from Taiwan to China, we believe it is another necessary step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ble, sustainable discourse of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Taiwan as Taiwan. Friends of liberal-democratic Taiwan fear such “switching” further isolates Taiwan internationally, but as long as the major liberal-democratic powers of the world continue to de facto treat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which they mostly do, that fear of isolation is probably overblown. 相反的，只要一些國家仍然承認中華民國（台灣）是「中國」，這種台灣代表中國的論述持續存在的話，實際上反而支持中共所謂「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虛假架構。 To the contrary, as long as some states still recognize the ROC (Taiwan) as “China,”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this Taiwan-as-China discourse actually works to affirm the CCP’s fiction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當一個人走進台灣外交部（MOFA）的大廳時，迎接他的是所有「正式承認台灣」的國家的國旗，即承認中華民國（台灣）為「唯一的中國」的國旗。但如果MOFA自豪地展示美國、日本、歐盟、以及所有其他在「非正式台北模式」下承認台灣的重要國家的旗幟不是更好嗎！ When one walks into the Taiw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lobby in Taipei, one is greeted with the flags of all the countries that “formally recognize Taiwan,” i.e., that recognize the ROC (Taiwan) as the “only China.” It would be better if MOFA proudly displayed the flag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ll of the other consequential nations that recognize Taiwan under the “informal Taipei model.” 藉由承認模式的轉換，台灣將立即從少數幾個小國在法律上"承認"為中國，跳到在地球上所有最重要的國家都以「非正式台北模式」事實上承認為台灣（或至少是「台北」），這種模式將更加穩定，因為它才更接近現實。此外，它也支持但不強求台灣改變對自已憲法上的法律理解。 By switching recognition models, Taiwan would immediately go from being de jure “recognized” as China by a few smaller states to being de facto recognized as Taiwan (or at least “Taipei”) under the “informal Taipei model” by all of the most consequential states on Earth, and this model would be more discursively stable because it is closer to reality. Moreover, it would support but not require domestic changes in Taiwan’s de jure constitutional understanding of itself. 儘管在中共的壓力下出現一些倒退，但在2021年12月，立陶宛－－這個波羅的海國家和北約成員國－－非常了解在共產主義專制下生存，它向世界提出了一個更加真實的承認台灣的模式：允許台灣將其在立陶宛的代表處命名為「台灣代表處」，而非「台北代表處」。不出所料，中國在經濟和外交上試圖全面傷害立陶宛：限制進口、並脅迫歐盟在經濟上孤立立陶宛（尚未成功），中國甚至驅逐了立陶宛的代表，甚至加大了一系列不加掩飾的罐頭威脅。承認它是「台灣」代表處而不是「台北」的現實，使論述模式更接近客觀上的現實。每個自由民主國家都可以效仿，而台灣（從自己的外交部開始）應該認識到，這種模式真的更能反映現實。 Despite some backtracking under CCP pressure, in December 2021, Lithuania, a small Baltic nation and NATO member that knows well what it was like to live under Communist autocracy, introduced to the world an even more substantively truthful model for recognizing Taiwan: allowing Taiwan to name its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Lithuania the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stead of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Predictably, the PRC engaged in a full-out attempt to hurt Lithuania economically and diplomatically, curtailing imports and (so far unsuccessfully) bullying the European Union to isolate Lithuania economically. The PRC went so far as expelling Lithuania’s representatives and even upped its usual slew of thinly veiled threats. Acknowledging the reality that it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aiwan (which it clearly is) instead of “Taipei” brings the discursive model much closer to objective reality. Every liberal democracy could follow suit, and Taiwan (starting with its ow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hould recognize that this model is a better reflection of reality. 人們不應該錯誤地認為，調整我們對於台灣的承認－－承認台灣是獨立的台灣，即使我們沒有明確地表示它是否為獨立的國家－－更接近現實的論述是「對抗」或「挑釁」中共。就像普丁一樣，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在中國國內和世界舞臺上以驚人的規模做虛偽的事。此外，由於中國強力壓制境內聰明的思想家，並且長期禁止自由言論，今天的中國社會幾乎沒有任何機制來自我矯正內部的論述。跟著中共起舞去競爭論述的話語權只會鼓勵它執行最終的解決方案，也就是它經常聲明的藉由暴力「統一民族」的堅定意志。 One should not mistake thinking that aligning our language of recognition—recognizing Taiwan as independent Taiwan even if we don’t explicitly take a position on whether it is an independent state—closer to reality will “antagonize” or “provoke” the CCP. Just like Putin, the CCP has been engaging in mendacious behavior on a breathtaking scale for a long time, both domestically in China and on the world stage. Moreover, because China actively suppresses its brightest thinkers and long ago outlawed free speech, Chinese society today has very few mechanisms to self-correct the narrative internally. Playing along with the CCP’s linguistic games will only embolden it to carry out its final solution to carry out its oft-stated fixed intention to unite the “race” through violence. 有鑑於此，立陶宛的「台灣代表處」模式－－雖然會招致更多中共的謾駡－－或許架構出當前國際承認台灣最穩定且最適當的論述模式。再一次，就像烏克蘭出乎意料之外的已經成為西方道德勇氣的教訓一樣，立陶宛－－另一個前蘇聯國家－－正指引出一道更真實的方式來談論一個自由的民族。所有尊重真理、關心台灣作為自由民主國家的國家，都應該立即效仿！我們需要停止玩中國的語言遊戲，因為這些遊戲的背後是兇惡的意圖，而假裝這件事不存在是沒有任何好處的！台灣和自由世界需要開始真誠地討論國際如何承認台灣，以免為時已晚！ Given all this, the Lithuanian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model—which stops just short of recognizing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nation, although it would invite more CCP invective—likely constitutes the most stable and appropriate discursive model for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Taiwan at the given moment. Once again, just like Ukraine has become an unexpected lesson in moral courage for the West, Lithuania—another post-Soviet state—is pointing towards a more truthful way to talk about a free people. All states that have due regard for the truth and care about Taiwan as a fellow liberal democracy should immediately follow suit. We need to stop playing China’s linguistic games because behind those games is murderous intent, and it does no good to pretend it is otherwise. Taiwan and the rest of the free world need to start talking truthfully about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Taiwan before it is too late.  

在這個對談中，有好多議題都讓我想到台灣。 因為烏克蘭，讓我更懂台灣的處境，以及這兩個國族的存在，對全世界的意義。 所以，把重點摘要出來，跟大家分享。 「The War in Ukraine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烏克蘭戰爭與世界的未來」 https://youtu.be/wCjBki16zl0 與談人： 《血色大地》作者史奈德（Timothy Snyder） 《人類大歷史》作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Yuval Noah Harari 主持人：普立茲獎得主安．艾普邦姆（Anne Applebaum） ～～～ AA: 關於烏克蘭很特別的一點是，他們的國家認同是建立在民主的理念上──因為我們想要民主，我們想要融入西方社會，所以我們是烏克蘭人。烏克蘭人抵抗的並不是俄羅斯人，他們喜歡俄羅斯人，是友好的，他們抵抗的是專制政權。 烏克蘭人很特別的也在於說，好像沒有人告訴他們 #族裔國族主義 (ethnic nationalism ) 和 #公民民族主義 (civic nationalism) 的不同，但是他們自然而然地就選擇了公民民族主義—不論你說的是俄羅斯語或烏克蘭語，只要你想要加入這個國族建構的行列，你就是烏克蘭人。 YNH: 普丁發動的這整個戰爭，本質上就是關於 #烏克蘭這個國家是否的存在。在普丁的幻想中，烏克蘭並不存在，烏克蘭人就是俄羅斯人，而且想要被俄羅斯吸納進來，只不過是被一些納粹份子給阻擋了而已！ 在普丁的幻想中，澤連斯基會逃跑，軍隊會投降，平民會對俄羅斯的坦克獻上鮮花。 普丁完全搞錯了，澤連斯基沒有逃跑，軍隊英勇抵抗，平民對著俄羅斯坦克丟擲瓶裝汽油彈，而不是鮮花。 在這一層意義上，普丁其實已經輸了，因為這場戰爭的本質是關於烏克蘭這個國家到底存不存在。現在，全世界都知道烏克蘭是一個真實的國家，不管以前他們認識烏克蘭多少，但是現在他們都知道了！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深層的意義是，最近幾年，西方社會一直陷入文化戰爭：左派vs.右派，自由主義vs. 保守主義，國族主義vs自由主義…。 今天，烏克蘭讓我們看到，你不需要用這種二分法的方式來思考。只要你所謂的國族主義並不是仇恨外國人或者是仇恨少數族裔、而是關於愛你的同胞，彼此照應，那這樣子的國族主義跟自由主義其實並不相互矛盾。 我覺得這場戰爭可能帶來的一個重要改變，或許就是結束這一場在西方的文化戰爭，並提醒我們自由主義和國族主義之間並不必然會互相矛盾，而且他們其實有著共同的敵人，體現在普丁這樣獨裁者，以及他所代表的意識形態。 AA: 如果你使用愛國主義 (patriotism) 而不是國族主義 (nationalism)，大家也會明白你的意思。 YNH: 普丁的所面臨的問題，是所有獨裁者所面臨的根本問題，他身邊的人都很害怕告訴他真相，所以，他最終就完全被自己的謊言所說服了。當他說沒有烏克蘭這個國家，他身邊的人就說對對對，沒有烏克蘭，於是他漸漸與現實脫節，身邊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獨立的機制，例如媒體，可以告訴他你錯了。 如果你想要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那就看看敘利亞，背後也是普丁，看看Homs和Aleppo，但烏克蘭和敘利亞的不同在於，在敘利亞，俄羅斯是空襲，地面部隊是敘利亞人殺敘利亞人，在烏克蘭，不論是空襲或地面部隊，都會是俄羅斯人，俄羅斯人跟烏克蘭人根本就是手足啊，我對普丁不抱希望，但是希望俄羅斯人至少可以站出來反對，不要容忍事情繼續往那個方向發展。 TS: 普丁遇到的，除了是很典型的獨裁者的問題，另外還有一個關於歷史的問題。普丁認為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千年來都是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會分開，那一定是外國人造成的，一定是境外勢力的介入！他沒有辦法相信說烏克蘭人就是不要選擇俄羅斯。 普丁現在最關注的，就是留名青史，成為一個偉大的俄羅斯領導者，他根本不在乎此時此刻俄羅斯士兵的死傷，俄羅斯經濟的重創，甚至不關心俄羅斯人民的福祉，那就是為什麼嚴厲的經濟制裁很重要，唯有如此，才能夠突破普丁身邊的小圈圈，讓一些不同的聲音，進到普丁那裡去。 YNH: 普丁正處於思考自己歷史定位的階段，但其實他的歷史定位，將會跟他想像的很不一樣！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跟烏克蘭其實像家人一樣，雖然後來選擇了不同的路，但彼此還是屬於友好的。普丁現在所做的一切，將會讓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變成仇敵，這才會是普丁真正的歷史遺產，他正在替未來的世代種下仇恨的種子，這就是他在地域性歷史中的定位。 就全球的視野來看的話，他的歷史定位，是把人類整體往後拉回叢林法則。 其實自從1945年以後，只因為我很大我就可以吃掉我旁邊的小國這樣的行為，是不被接受的。那就是為什麼，這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全世界人的反應這麼大，大家有一個直覺：要是我們允許這樣子的入侵行為，那整個世界不就退回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了嗎？ 有些人會說，我們現在的享受這個長久的和平，根本是幻想，但數字會說話，現在全世界各國的國防預算，平均是在國家整體預算的6%，在歐洲更低，只有3%而已，對比人類歷史上那些皇帝國王王子的時代，軍備預算是40%~70%。 只有3%到6%的國防預算，代表了，我們有錢花在醫療和教育上。 這次烏克蘭一進攻，隔天德國立刻把國防預算加倍，我完全同意，因為這就是在此種情況之下必須做的，但因為一個侵略行為，各國不得不把國防預算拉高，就意味著，會有更少的錢花在醫療教育或者是去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了，也就是說，全世界各國人民的生活，都會受到影響，不是只有被戰火波及的人民才會受到影響。 AA: 兩週前我去上一個德國的節目，那時我就建議德國應該要幫助烏克蘭武裝起來，但當場有三個德國政治人物都跟我持反對意見，認為要對話，不要挑釁…，為什麼在這兩週內，德國的態度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TS: 我想從一個更大的角度來回應，從整個歐洲歷史發展的過程來說，在帝國瓦解後，歐洲人想到了一個替代方案，那就是歐洲的整合。而整合的成功，的確為歐洲帶來大約三個世代在經濟上文化上的繁榮。烏克蘭人有看到，也很懂，所以，才會在2004年，2014年，都要求加入歐盟。即使在遭受侵略的困難情境中，他們的總統澤連斯基，還是把爭取入歐盟這件事，放在他們的最主要的想法跟訴求中。 在歐洲，你要不就是加入整合，要不就是帝國的一部分，俄羅斯就是歐洲最後一個重要帝國，他們是寡頭政治，缺乏法治，基本上就是想辦法讓獨裁者開心，讓其他人分心，這樣子的方式來治理。 歐洲各國的領導者發現，這個從經濟開始的歐洲整合計畫，慢慢加入了政治上的整合，現在也必須要有軍事安全上的整合，你要保護自己，也要保護願意保護它的人。 此時此刻，烏克蘭正在創造歐洲歷史，因為烏克蘭人願意用他們自己的身體，冒著被傷害甚至死亡的風險，來保衛歐洲而也很在意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最後還有一點必須要講到的就是，這一次普丁發動戰爭所使用的藉口是，要讓烏克蘭「去納粹化」。他把攻擊一位猶太裔總統、推翻民主政體當作「去納粹化」，這是完全錯誤的。俄羅斯領導階層現在做的不只是殺人而已，而是刻意顛覆了世人從二戰中汲取教訓所建立的語言與道德框架。今日歐洲人、北美人、全世界人之所以有更好的生活，都是建立在對大屠殺與納粹的反省之上，但現在普丁做的不只是殺人、不只是要毀滅一個國家，他刻意貶低污衊這套價值，形同於攻擊這整套道德結構。 YNH: 作為一個猶太人、歷史學家、以色列人，我想要告訴德國人，你們不必害怕被人當作納粹。你們不用一直去證明你們不是納粹，你們也不用擔心如果你們拿起槍或者是說話大聲一點，我們就會指控你是納粹。 你現在需要做的是好好的領導歐洲，若你想要贖過去納粹犯下的罪，最好的方法就是站在前線，守護民主，為自由而戰，這才是最好的贖罪。 TS: 歐洲人並不是自己發現挺身而出的時候到了，是因為烏克蘭人，他們才驚覺時候到了。 如果你真的相信民主或是自由的價值的話，你必須要意識到，這些價值觀本身就蘊含著一些風險，這些價值不會自己平白地來，也沒有什麼歷史結構或是更大的安排，會跟你保證這些價值會永遠存在。 他們來自某些時刻，當個體的選擇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的時刻。 現在，就是這樣的時刻。 此時此刻烏克蘭人的作為，讓德國人歐洲人美國人意識到，烏克蘭人正在用他們的生命在幫我們捍衛這些價值，他們每一天的抵抗，都有加乘放大的效果，幫我們爭取多一年或多十年的時間，繼過著我們享受的生活，他們多戰鬥一分鐘，就給我們多一點餘裕，在思考上和行動上做好準備。 YNH: 烏克蘭人給了全世界的人勇氣，當我們看到，他們手無寸鐵都可以阻擋坦克，那我們呢？我們可以做什麼？ AA: 過去這一週還有另外一個改變，以為人類社會必然會往前進步的這一個想法，被推翻了。 TS: 當蘇聯瓦解的時候，整個世界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用柴契爾夫人的話來說，以為世界上「再沒有其他選項了」。 我們以為，資本主義會自動帶來民主，所以，把一切都交給市場力量、交給那雙無形的手就好了。結果呢，不論是俄羅斯或是中國都讓我們看到，暴政跟資本主義，很容易聯姻。 更糟糕的是，當我們把所有關於自由的工作，通通都交給了一個非人的力量（impersonal force），就根本忘記了自由的真諦，自由是關於組織起來，以實際行動去抵抗那些非人的力量，讓自己成為一種人的力量（personal force）。 當我以為我只要在那邊納涼，自由就會掉下來，就會得到像俄羅斯那樣的悲劇結果：財富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上，然後暴政就變得更難以抵抗。 自由並不是某一種歷史進程的必然結果，自由是一種價值，必須要被再三確認，透過行動去爭取，需要冒風險，需要抵抗「進步是必然」的觀念，也必須要去抵抗「宿命」的觀念。 獨裁者對於歷史的想像是線性的，基於他對過去錯誤的想像，以為會通往一個既定的未來。 要抵抗獨裁者逼我們接受的宿命，我們就要很有創意的去想像多種不同的未來。 烏克蘭人正在幫助我們所有的人去想像不同的未來，烏克蘭人的行動，不僅動搖了我們的樂觀，也瓦解了我們的悲觀 ，幫助我們去想像出多種更好的未來。 YNH: 我們常常會看到這樣的思考，認為過去不只是影響、更會決定現在和未來。因此推論，俄羅斯人一直都活在專制之下，所以不適合民主。但烏克蘭是跟俄羅斯在文化語言歷史經驗上，都非常相近，卻讓我們看到，即使同文同種同歷史，也可以選擇不同的未來。 烏克蘭的存在，對普丁來說是無法忍受的，就好像是一張海報，對俄羅斯人宣傳說：你們也可以有民主體制啊！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中國和台灣，很多人也會說中國的文明和歷史，使得中國人沒有辦法建立民主的體制，但是台灣卻做到了，也就是說，即使有類似的文化語言跟歷史進程，也都還是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過去歷史會 #影響 現在和未來，#但並不會決定 現在和未來。#我們永遠都有選擇。 TS: 漢娜鄂蘭在她『極權主義的起源』書中講到，#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更新 (renewal)，就是人類能夠不斷去創造新事物的能力。 但你看看普丁的語言，完全就是相反，都是死氣沉沉的麻木， 關閉想像力，禁止任何不同的選項，都是關於過去曾經發生的事情，就要一直重複，不斷輪迴。 民主最大的特色就是不可預測性。 看看烏克蘭的總統澤蘭斯基，一個說俄語的猶太人，沒有什麼背景，卻在自由選舉中贏得73%的選票，現在，他又變成一個戰時總統，他的勇氣帶給了全世界很大的鼓舞，這就是民主可以帶給我們的。 有越多的民主，就有越多的不可預測性，和更多的再更新的可能性。 烏克蘭幫我們衝破了「獨裁者必須永遠掌權、不能有任何新想法、一切都只能如此灰暗和可怕」的宿命膠著。 AA: 我們現在可以為烏克蘭做什麼？ YNH: 每個人都可以捐錢，捐衣服，參與網路上的輿論戰，向政治人物表達我們的意見，也可以選擇一個自己最關注的議題，然後去投入相關議題的團體，如果還沒有這樣的團體，就自己成立一個，因為，強化民間團體，就是公民社會和自由民主體制最重要的基石。 TS: 捐錢，把想法清楚傳達給政府，反映在選票上。 也可以試著在網路上去跟俄羅斯人交流對話，但是要確定我們自己提供的資訊，是真確的，透過這些訊息的提供，幫助他們做出更好的決定。 也可以上街頭去聲援克蘭人，他們都用自己的身體，站在最前線守護我們，我們至少可以把我們的身體，也放在公共空間中，來表示我們在乎。 另外對於所有的政治領袖，我呼籲，要讓烏克蘭人擁有一個未來！當他們從這個戰爭走出來的時候，他們必須要得到戰爭開始之前所沒有的，一個加入歐盟的機會，不只是因為他們值得，而是因為，他們的加入，是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想像的、更好的未來的一部分。 YNH: 我想要告訴烏克蘭人，全世界對你們充滿欽佩以及感激之情，當戰爭結束的那一天，我可以保證，至少我個人可以說，我 #一定會幫助你們重建烏克蘭，#重建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我們 #絕對不會忘記你們，#也不會遺棄你們。 TS: 身為一個歷史學者，我在對話的一開頭就有強調，烏克蘭一直都是在世界歷史進展的中心，不論是20世紀的極權體制下，面對希特勒和史達林，或21世紀，烏克蘭也是對抗網路資訊戰和對抗(碳氫化合物hydrocarbon)寡頭政治的最前線。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於當地時間24日凌晨於臉書發表談話影片，以俄語進行，明顯是向俄羅斯人民喊話。 其中幾段讓我感觸特別深： 「你們被告知我們是納粹，一個曾為對抗納粹主義而犧牲800萬條人命的國家，怎麼可能支持納粹？我怎麼可能是納粹份子（澤連斯基是猶太人）？去跟我爺爺講講看。整個（二戰）戰爭期間，他都在蘇聯軍隊的步兵部隊中服役，以上校軍階在獨立後的烏克蘭去世。」 “You are told we are Nazis. But can a people support Nazis that gave more than eight million lives for the victory over Nazism? How can I be a Nazi? Tell my grandpa, who went through the whole war in the infantry of the Soviet Army and died as a colonel in independent Ukraine.” 「你們被告知我們仇恨俄羅斯文化？怎麼可能有人對文化仇恨？仳鄰的國家會豐富彼此的文化，但那並不表示它們是同一個國家，也不會讓我們融入你們。我們是不同的，但那不該是我們彼此為敵的原因。我們要決定我們自己的歷史，和平地，寧靜地，貼近真實地。」 “You are told that we hate Russian culture. But can a culture be hated? Any culture? Neighbors are always enriching each other culturally, but that does not make them one, does not dissolve us in you. We are different, but that is not a reason to be enemies. We want to build our own history. Peacefully. Calmly. Truthfully.” 「你們被告知我下令攻擊Donbas，毫無疑問地射擊、轟炸，但問題是，到底要射擊誰？要轟炸什麼？ Donetsk？我去過數十次的地方？我看過他們的臉，他們的雙眼。 Artema？那個我和友人曾經散步的地方？ Donbass 體育場？在歐洲盃我曾經跟當地人一起為我們的男孩加油的地方？ Shcherbakova公園？那個在球隊輸掉後我們一起喝酒的地方？ Lugansk？我最好的朋友的母親的家鄉、父親埋葬的地方？ 請注意我現在使用的是俄語，但是在俄羅斯的人並不明白這些名字、街道、和事件的意義。對你們來說，這些都是外國的，是你們不知道的。這是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歷史。」 “You are told that I am ordering to attack Donbas. To shoot. To bomb without question. Although there are questions: to shoot who? To bomb what? Donetsk? Where I have been dozens of times? I have seen their faces and eyes. Artema? Where I’ve walked with friends before? Donbass Arena? Where I have rooted with the locals for our boys during the Euros? Shcherbakova Park? Where we drank together after our team lost? Lugansk? The home of my best friend’s mom? The place where his father is buried? Note that I am now speaking in Russian, yet no one in Russia understands what these names, streets, and events mean. This is all foreign to you. Unknown. This is our land. This is our history.” 總統臉書影片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zelenskiy.official/posts/3017309331852756 截圖和英文翻譯，主要來自這個Youtube影片： https://youtu.be/p-zilnPtZ2M    

    6:40 pm，準時入場，看這部高度期待、從同名遊戲改編的電影《返校》。 電影開場不久，當留著馬桶蓋髮型、白衣黑裙的女學生，和理著平頭、穿卡基色制服的男學生，在學校操場中，對著冉冉升起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唱國旗歌，進行注目禮時，我的心揪了一下，那是我們在牢籠裡的青春，大腦被拴上了厚重的鎖，渾然不覺。 從今天來看過去那段日子，看到自己的青春在北韓度過，我不禁思索，當我從未來看現在，會不會也看到什麼此刻看不見的枷鎖？ 這部電影的故事設定，其實很簡單，1962年戒嚴下的台灣校園，兩位懷抱理想的老師，帶領一群學生讀禁書，後來被告密而下場悽慘。如果用平鋪直敘的方式，大概會很無聊。 這部電影，最令人驚嘆之處有兩點，第一，這是台灣史上第一個從遊戲改編的電影，創造了一種新的電影類型。因為忠實保留了遊戲元素，觀眾會感覺我就是方芮欣，我就是魏仲廷，跟著主角們一起抽絲剝繭、還原真相，經歷心境上的種種轉折。當方芮欣和魏仲廷漸漸發現到，原來是自己的作為，引發了後來的悲劇，身為觀眾的我們也逐漸意識到，就是這份負罪感，把我們全部人都困在這個可怕的夢魘中，醒不過來…我們究竟要如何重獲自由？ 過去關於戒嚴時期的電影，大部分聚焦在受害者被打壓、被噤聲的苦悶，呈現出一種迷迷濛濛看不見摸不到的白色恐怖，但這部電影的另一個重大的突破，就是，把戒嚴時期黨國的血腥、暴力，赤裸裸地屍速列車出來。 憲兵到校抓人，用警棍直接毆打，套上布袋，男主角魏仲廷在刑求時被倒掛、把頭悶入水中、不能呼吸，對黨忠貞的老校工被毆打、拔牙齒，半邊臉被毀容…，在電影中，黨國的恐怖統治，甚至具象成一個戴著軍帽、提著燈籠的噁心大怪物，口中喃喃說著：「檢舉匪諜，人人有責」。 為什麼有人會說，黨國時代很美好？或許因為過去的影視作品，都對這樣的暴力，避重就輕，或許因為那樣的控制太深，國中時期，我看到訓導主任用拳頭毆打、用腳踹男同學，連這樣的暴力，在我心中，都可以被合理化為矯枉糾偏的必要手段。 我就是方芮欣，方芮欣就是我。電影的前半段，我逃避著自己的鬼魂，在老師辦公室裡面，我無法直視鏡中的自己；害怕失去所愛的痛苦，讓我把學弟的脖子剖開，從學弟汩汩流動的血紅色的愛慕中，抽出那本將成為告密證據的書，教官把手槍交到我手中，我用手槍除去了"情敵"殷老師。我在全校面前被表揚，揭露叛亂份子、對國家的貢獻，教官在我耳邊說：什麼都不記得，都當作沒發生過，就好了啊！但是，同學老師被槍決倒地的聲音，讓我沒辦法充耳不聞、轉身離去，我用充滿血腥的雙手，上吊自盡。 夢中，我跟張老師重逢了，我問老師：我害死了那麼多人，怎麼辦？老師說：你是犯錯了，但人不是你害死的，你只是被利用了。 那個當下，我知道我要做什麼了，我醒過來，拉著學弟魏仲廷奮力逃出大禮堂，教官生氣了要我回去，地面生出了無數冤魂的雙手，把學弟扯回去，提著燈籠的警總大魔王出現了，抓起我，大魔王如黑洞般的臉上，是一面鏡子，我直視鏡中的自己，大叫說：「我再也不要忘記了！」瞬間，鏡子碎裂，天崩地裂。 我和魏仲廷衝到校門口，身後的學校，即將被黑暗吞噬崩解，我讓魏仲廷先翻過鐵門後，我在門的這一邊跟他告別，那是天人永別。我要留下來，面對自己的過去。 頂過刑求的魏仲廷，躺在監獄地上，身旁是張老師，老師說：「我們有著獸性和惡魔性，但同時也有著神性，我們有利己主義的欲求，但也有著愛他主義的欲求。」記得這段話，來自《苦悶的象徵》那本書。我看見老師赴死的背影，從背影，我看見老師從容就義的淡定。 「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因為這句話，我活了下來。 我是魏仲廷，我是方芮欣，我們曾經犯錯，但是，如果生在一個更自由的時代，我們滿腔的理想，單純的熱情，或許就不會不見容於這個社會，釀成悲劇。 導演徐漢強和製作人李烈，在受訪時被問到，這部電影跟政治直球對決，無法進入中國市場，不會可惜嗎？他們說，打從一開始這部電影就沒有考慮過在中國上映，因為，這部電影是屬於台灣人的故事，希望的是讓所有台灣人都看到；更何況，這部電影有兩個威權社會不允許的元素，「鬼」和「師生戀」。 經過幾個世代台灣人的努力，我們終於可以直視心中的魑魅魍魎，我們也終於有這樣的自由度，去探索愛的純粹本質。無須美化、合理化、淡化，只需要真真實實地活著，活得像一個真正的人，享受著平凡的自由，也永遠記得，這份自由的重量。

第一首經典曲目Circle of Life伴隨非洲大草原出現，我馬上就流下了眼淚！這是什麼神曲！實在太感人了！ From the day we arrive on the planet and blinking, step into the sun, there's more to see than can ever be seen, more to do than can ever be done. There's far too much to take in here, more to find than can ever be found, but the sun rolling high through the sapphire sky keeps great and small on the endless round. It's the circle of life and it moves us all through despair and hope, through faith and love, till we find our place on the path unwinding in the circle, the circle of life. 經典片頭甫結束，螢幕才打上Lion King的片名，有霸氣！ 一開始還有進入國家地理頻道的感覺，不久動物們開口說話，我們立刻可以毫無懸念找到認同的角色。辛巴，代表每個人的出生，都是帶著祝福與榮耀，無憂而天真，然而，青少年階段，我們太迫不及待證明自己，把莽撞當勇敢、把輕率當自信。   辛巴的叔叔刀疤(Scar)，可以是任何一個長歪了的大人，他看中了辛巴急著轉大人的心情，抓住辛巴「很怕被看不起」的心態，來加以操弄陷害，兩次讓辛巴闖入險境，第一次，父親木法沙成功救援了辛巴和娜娜，但第二次，木法沙為了營救在發狂奔牛群中的辛巴，戲劇性地死亡，雖然兇手是刀疤，刀疤卻用言語操弄，讓辛巴認為是他自己害死父親的，並叫他趕快逃走。從此，他背負著罪咎感，展開了自我放逐的旅程。 遇見丁滿(Timon)與彭彭(Pumbaa)兩位及時行樂的朋友之後，他也經過了一段無憂無慮(Hakuna Matata)的生活，後來因為娜娜的出現，愛情激越了他被動退縮的人生觀，在娜娜失望離去後，智慧老者花臉山魈拉飛奇(Rafiki)引導他看見自己的水中倒影，看見父親仍然活在他的體內。抬頭仰望天空，出現父親木法沙的輪廓。 其實，不論是木法沙，或是從每一顆星星俯視人間的國王們，代表的都是曾經在這塊土地上努力過的英靈，重新連上英靈，使他從失憶中醒來，記起了自己的使命，決定歸返家園，直面過去的羞愧與遺憾，承擔責任，重新恢復大地的榮耀，並將那敬天愛地與萬事萬物共存共榮的價值，傳承下去。 兩個小時的電影，幾乎沒有冷場，有鬆有緊，歌曲好聽，想要跟著一起跳舞，看完時驚覺，怎麼那麼快！ 《獅子王》的故事，可能因為是探討人類潛意識中非常根本的故事原型，所以，才能獲得全球觀眾如此巨大的共鳴，歷久不衰吧！   之前動畫版的《獅子王》配音，或故意讓反派用黑人腔，而皇室成員就是白人腔或英國腔，引來種族偏見之譏嫌，就好像在兩蔣時代的影視作品，反派或沒知識沒水準的人物，都講台語，而高級知識分子、正派、主角，都講華語。 2019的擬真版，所有主要角色幾乎都是黑人演員配音，只有丁滿與彭彭這對寶的配音選擇白人喜劇演員。 二、三十年前，這些迪士尼動畫創作的時代，跟現在真的不一樣，社會更開放多元了，人的觀念也進步了，如果用現在的標準來評斷，那些動畫真的都是有父權、異性戀霸權、物化或弱化女性…等等的缺點，我想那也就是為什麼，迪士尼要重新製作這些電影，讓我們的下一代，可以有更符合當代價值觀的新童話，陪伴他們長大。 讀到CNN 2019-07-17一篇報導，訪問南非歌手Lebo M，Circle of Life這首歌開頭那幾句祖魯語吶喊，就是他唱的，也是他的靈感，對當時的他來說，一個在南非出生、卻因為種族隔離迫害、而流亡到美國的年輕人，辛巴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刀疤讓他想到的是種族隔離政權，而木法沙代表的就像是曼德拉為南非帶來自由解放的真正王者。因為他好愛這個劇本，在還沒有正式被雇用參與製作時，他已經將自己完全投入了！

高中同學說，她的印度老公去中國出差，認為，中國現在很好，他沒有看到不開心的中國人。他恐怕不知道，在一個互相監控的社會裡，你沒有「不快樂」的權利，戴上快樂面具，是最基本生存之道，而面具戴久了，就信以為真了。 赫胥黎早就在他的反烏托邦小說中，描述過這樣的「美麗新世界」：一切井然有序，每個人都安於自己的位置，政府運用最先進的生物科技和社交工程，讓人沒有任何反抗的理由。 在原住民保留區長大的野蠻人約翰，與「世界控制者」蒙德當面對質，約翰指責世界政府在追求幸福快樂的時候，不但抹滅了真與美，也抹除了生命中一切的英勇與高貴，蒙德反駁說：「文明必然無須任何英勇與高貴，那些只是政治效率不彰的症狀。在像我們這樣秩序井然的社會裡，不會有人有任何機會表現英勇或高貴。」 最後，約翰仍然要求拿回不快樂的權利，那怕隨之而來的是「變老、變醜、擔心明天、被一切無以言表的痛苦折磨的權利」。 與其說這個小說在描繪一個可怕的外在體制，它更是要人們反思：當我把痛苦的感受處理掉，卻不去面對痛苦的根源，這樣的生命，真的是我要的嗎？到底什麼樣的人生，才是一個真正幸福快樂的人生？ 當我們願意停下來，不急著逃離或壓抑令自己不舒服的感受或念頭時，它們就只是流動的生理現象而已，人體本自俱足各式各樣的麻醉劑、興奮劑、鎮靜劑、安慰劑，來調節、平衡。然而，我，當然不只是這些感受或念頭而已，但也只有當我不被這些感受或念頭綁架時，才開始有機會去發現那真正的我。

  線上一個由《經濟學人》和Slate合作的節目，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Future，每一集都會透過歷史的眼光，來重新看待一個世界上正在發生的最新趨勢。面對快速變遷的世界，我們很容易感覺迷惘，找不到立足點，如果能夠回看歷史中類似的事件，我們就可以劃出軌跡，以簡馭繁，從容不迫地面對今日的世界。 有一集的主題是A Little Less Conversation，從2016年臉書創辦人祖克伯一場演講出發，他說：「我們相信，網路的連結將可以團結人類，並且讓每個人的聲音被聽見。」他強烈地主張所有想法和文化的自由流動，並將之視為人類問題的解方。 祖克伯的這番宣示，聽起來不免過度樂觀，因為到了2018年的今天，我們發覺，能夠自由流動的不只是想法和文化，也有謠言和仇恨。光是連結本身，並不會帶來世界和平，甚至，因為接觸的可能性，帶來更頻繁的衝突與誤解。 回顧過去歷史中，人們也曾經一次又一次地對科技寄予厚望，天真地認為，科技進展可以解決一切，當飛機發明時，人們宣稱：現在，我們可以去世界各地旅行，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都是一樣的人，就不會再跟彼此發動戰爭了。當電報、電話、收音機、和電視發明時，人們也都一度以為世界和平就要到來，然而，也很快地發現，科技本身是中立的，它可以用來維護和平，也可以用來發動戰爭，它可以創造自由開放的繁榮文明，也可以幫獨裁者更有效地控制人民。 因此，我們要回到人類發明這些工具背後的渴望，我們到底渴望什麼？我們渴望減少衝突，增加和平繁榮，我們渴望資訊同步，讓彼此的心沒有距離。我們不斷地回到這個初衷，讓科技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去濫用科技、自尋煩惱。 另外有一集的主題是From Zero to Selfie，探討的是「影像」的真實性和影響力。 1969年，人類學者Ted Carpenter，在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原始部落中，用拍立得幫族人們拍了肖像。他想要知道，一個從來沒有照過鏡子的人，初次看到「自我形象」的翻拍，會有什麼反應？一開始，這些族人們不太能夠連結照片的意義，但過了兩、三週，他們熟悉了，每當這些外來者要拍照時，他們知道要怎麼裝扮自己，怎麼擺pose，怎麼呈現自己，他們甚至會隨身攜帶這張照片，貼在額頭上，簡直就像我們現在的臉書大頭照。照片中的形象，成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自己。 相片發明的最初，是為了記錄真實，然而，「影像」捕捉的只是當下的某一個角度，絕不是完整的。我們需要不斷提醒自己，除了某個單一的角度，還有無數的其他角度，也同樣真實。 自從圖片和影音數位化，修改圖片和影音檔的編輯軟體也開始普及，曾經，我們認為照片、錄音就是真相，都不再可靠。 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時，網路上流傳著一張候選人John Kerry和Jane Fonda在反越戰遊行中的合照，後來雖然被指出那是造假的，但傷害已經造成。於是，人們漸漸學會，看到一張照片時，先問：是不是PS過的？ 現在，又已經出現影片的造假軟體 DeepFake (深偽)，雖然品質還不是很好，但那只是時間問題，有一天，必定會有造假的美國總統演說影片，迅速被傳開來，製造混亂，屆時，我們也將學會去問：這是真的嗎？還是DeepFake製造出來的？進而開始對所有的影片都產生懷疑，因此，Chesney及Citron兩位學者甚至提出「說謊者紅利」（liar’s dividend）一說，當公眾越知道DeepFake的存在，說謊者反而就越能夠因為人們懷疑「真相」而獲益。因為，人們連真實的影片都不相信了。幸好透過「反偵察」，「照騙」已經可以還原。 這讓我們不得不去思考「真實」的本質是什麼？當沒有我們共同接受的「事實」，我們要如何與彼此達成共識？就像現在的世界上，因為對數據以及氣候現象的解讀不同，有人相信、也有人不相信地球暖化，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攜手合作、面對問題，需要知識升級。 還有一集的主題是， The Box That AI Lives In，十八世紀，匈牙利人Wolfgang von Kempelen曾經設計了一個會下西洋棋的機械土耳其人（ The Mechanical Turk），他深色的皮膚，異國的造型，幾可亂真，等待對手下棋時，他的右手會不耐煩地敲桌子，眼珠子還會動呢！這個機器人聲名大噪，不只到歐美多國巡迴，還曾打敗過拿破崙、和富蘭克林。多年後，這個機器人的祕密被揭曉，原來，裡面藏了會下棋的真人！ 在21世紀的今天，科技公司Amazon也有一個外包任務的平台，取名為亞馬遜的機械土耳其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在這個平台上，你可以提供需要完成的任務（發包者），也可以把任務接下來（承包者），這些任務通常都是電腦還做不到、只有人類可以做的瑣碎、重複、無聊的事情，比如說，把掃描出來的手寫稿件，打成文字檔，修改或微調圖片檔，影片檔…等等。現在，很多公司發包出來的工作，是這些公司宣稱由AI負責的，但事實上，AI技術還沒有辦法做到，結果，背後還是人類智慧處理，就很像18世紀的那個會下棋的機器人，那也就是為什麼這個平台會以此為名。 看了這則消息，我不禁思考，有多少市面上所謂的AI公司，實際上是人類智慧公司呢？說到底，AI也是人類智慧訓練的，AI的程式也是人類智慧寫的。不過，電腦最厲害的就是運算能力，人類去跟電腦比這個，是沒有意義的，運算的工作讓機器代勞，也並不是問題，我們要問的是，我們要如何使用這麼強大的運算能力？運算能力本身，並不會讓人幸福，也不會帶來意義。 1997 年，當時蟬連12年的世界西洋棋冠軍Garry kasparov（加里·卡斯帕洛夫），被IBM 深藍電腦打敗，20年後，作為「被機器打敗」的親身經歷者，卡斯帕洛夫對於「人類工作被機器取代」這個議題發表了深刻而樂觀的見解。 他在演講中說到，現在的人類，如果想在下棋方面贏過電腦，就好像19世紀的John Henry赤手跟蒸氣引擎驅動的鑿岩機比賽那樣，現在的藍領勞工，不會想要跟機器比力氣，就像未來的白領工作者，也不需要跟電腦比運算能力、記憶力、資料庫大小，人類要努力的是去發明更好的介面，讓人跟機器、電腦、網路，能夠更無間地合作。 輸給IBM深藍 20 年後，西洋棋棋王呼籲：「請人工智慧抱持樂觀！」 2017/04/18 人與機器下棋時運用的能力是很相似的，結合了記憶、評估和計算，雖然一個大師運用經驗找到最關鍵的因素，但機器則能夠從正反兩方面橫掃所有落子的可能性， 並逐漸深入。勞動力從人類本身轉移到人類的發明之物上，這不亞於一種文明史變遷。這與幾百年來提升人類生活水平，改善人權息息相關。 人工智慧將會取代一部分人的工作，這個趨勢無法逆轉，注意不要放在我被取代了，而是放在如何藉由人工智慧活出更富有創造性和愉悅的精神生活，很可能人工智慧會讓我們更加貼近人類本質。早期電鍋、近期機器人吸塵器，都省了我們很多的時間，當腦力、精力、和時間，都被節省下來，不用再去做那些機器人或電腦可以做的零碎、重複、無聊的勞力和腦力活，這時候，我們不必怕力氣、記憶力、腦力不如機器人，而是透過機器人、Wi-Fi、5G，活得更像一個人，並且去思考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今天上網收看了「美中持續熱戰，台灣如何是好？」研討會的影片。多位講者解析了美中熱戰形成的原因，並提出台灣應該如何因應的建言。 川普的目標 講者們把這場美中之爭，放在更大的歷史脈絡中，指出，這是繼1990年前後東歐發生政治鉅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專制獨裁價值的又一次大反撲，這不是經濟戰，而是價值觀的衝突，而川普的目標，就是要和平迫使中國政治的改革開放，結束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本來西方世界以為，中國如果經濟開放了，政治就會走向自由民主，因此，願意暫時接受價值觀的衝突，允許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然而，17年來卻發現，中國打破了所有當初的承諾，例如：市場准入，開放金融服務業，保護智財權，都沒做到，而且還用了補貼、強制性結匯、強制性技術轉移、貨幣操縱…等不公平的手段來競爭。 簡單一句話說，中國只遵守對他們有利的規則，對他們沒有利的規則，一概不遵守。更惡劣的是，中國跟你做生意，賺你的錢，還要在你背後捅你刀子。 之前幾任美國總統並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存在，但一方面受到過去那種「經濟開放會帶來政治開放」的觀念限制，另一方面，就是太軟弱、無所作為，但川普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此決定要有所作為，對美國來說，只是回到公平正常的貿易而已。 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彼得·納瓦羅今年十一月在CSIS（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演講，剛好可以搭配來看，就可以知道美國為何對中國忍無可忍了。 納瓦羅回憶，跟中國談判時，中國代表不承認有參與網路盜竊，並且說自己才是網路盜竊的最大受害者，也說，喔，我們沒有強迫技術轉移…，因此雙方根本無法達成任何協議。 他說，中國模式跟蘇聯模式，同樣是計畫經濟，但為什麼中國模式可以獲利呢？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中共用偷竊的，直接抄襲，省下了10%~30%的研發支出，當然會有成本優勢啊！如果中國不用偷的，他們的成本優勢將會顯著下降。2025中國製造，基本上就是一個偷盜的計畫。 納瓦羅說，跟中國交涉，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信任問題，進入白宮後，他可以拿到很多資料，過去三十年來中國承諾卻沒做到的清單，就有五頁之多。先別說，自從2001年加入WTO，中國連續違反了每一個原則，當初，針對黃岩島主權有了協議，結果呢，現在黃岩島是中國的了！在海湖莊園講好，中國會買更多美國牛肉，結果呢？牛肉在哪裡？說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納瓦羅感慨，談判的基礎是可以彼此信任，但面對中國這個怪胎，卻完全沒有信任的基礎，無法達成任何協議！ 我發現，西方社會，經過17年的教訓，終於認清的中共的本質，而開始全面改變戰略，但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台灣人投入中國市場，也那麼多年了，為什麼到現在還有那麼多人執迷不悟，對中共存有幻想呢？ 中共認為台灣最好騙人騙錢 明居正教授解說到，2018年，中國企業鏈、資金、人才嚴重外逃，為了要應對這個掏空，中共得想辦法把錢跟人補進來，那麼，去哪邊騙人騙錢比較方便呢？台灣！因為台灣最好騙！所以才有了惠台31條款，台灣人以為是得到了好處，其實，是去幫中國填補掏空！當初為了這件事，明居正教授特地去找政府高官講過，但對方不知道是麻木，還是沒完全聽懂！ 他問現場：「如果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大錢坑，還要往裡面跳嗎？還要把各位的子弟送去讀書嗎？千萬不要！」 再說更早以前的一帶一路，當初，台灣也有很多聲音說，台灣一定要加入！前財政部部長、駐世界貿易組織常任代表顏慶章解析，中共在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是為了降低2008金融海嘯的衝擊，解決國內產能過剩，貨幣政策過於寬鬆，銀行挹注鬼城開發等問題。但經過了5年，一帶一路的真相，越來越清楚了，那些受到中共「幫助」的國家，都因此成為高度危險的債務國。而且，根據歐盟和美國智庫統計，一帶一路的得標廠商，90%是中國公司，甚少創造所在地國家的經濟效益，也就是說，非中國廠商，根本難以分到一杯羹！這聽起來不就像台灣旅遊業被中資一條龍嗎？ 2018年，斯里蘭卡因為無力償還債務，讓中國取得該國漢班托塔(Hambantota)港99年的使用權！非洲小國吉布地也因為中國提供貸款，而讓出紅海的軍港給中國使用。真的是失去經濟又失去主權！ 不過，這兩年，很多國家都漸漸清醒，泰國、巴基斯坦、緬甸、馬來西亞、獅子山共和國，相繼拒絕、取消、或無限期凍結與中共的合作計畫，馬爾地夫、伊索比亞、烏干達、辛巴威，也因為政黨輪替而詳加檢視原本的計畫，2017年開始歐盟各國加入批評，美日印澳聯合抗衡，加上中國內部險境，國際清算銀行估計中國未償債務已經高達GDP的257%，一帶一路將荊棘滿布。 最近很多人還幻想中資來台灣買房，想想，中國人民收入只有美國人的1/3~1/5，但房價卻高於美國，這不是很悲慘嗎？中共濫發人民幣，為了調控通貨膨脹，就放任炒房，把房市當水庫。現在經濟遇到寒冬，產業鏈外移，外資抽手，工廠倒閉，中共就來鼓吹全民回鄉創業，讓人民自生自滅！中共從來就沒有真正在乎過人民的利益，人民只是他們繼續掌握權力的棋子，而且可以用過就丟，過河拆橋。 明居正教授預測，2019年的1/15和2/10，將會爆發大規模的官民衝突，因為1/15正好是農民工回鄉的日子，而2/10是回城市的日子，中國社會將會有很大的動盪。 台灣該如何應對？ 幾位講者都不是很認同新南向政策，他們認為，我們不應該再去鼓勵台商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國家，而是用租稅政策、優惠貸款、政策引導…等方式，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吸引製造業回台、並且讓產業升級。 結論時，明居正教授說：今年美國副總統彭斯的演講，很清楚地將中國人民和中共體制分開來看待，確立不再姑息中共的立場，宣示了美國要領導列強一起和平演變中國的決心，而突破口就是貿易戰。我們政府，在這點認識上似乎是不夠的，感覺沒有醒過來！彭斯在演講中讚揚台灣是亞洲自由民主的典範，我們政府居然沒有反應，換個話說，當美國高舉大旗，吹起號角，集結反中共大同盟，並點名台灣參加時，台灣好像沒聽到，做為一個比較小的國家，這樣的反應很奇怪，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說，這叫做危險！當兩個大國要打起來，即使不是熱戰、而是冷戰，我們卻不曉得他們要打起來，或人家要我們加入會贏的陣營的時候，我們卻說：我們再想想看。 不論從地緣，產業，或民主制度來看，台灣都有很大的戰略優勢，如果我們看不見這個戰略優勢，不再關鍵點上做出正確的選擇，歷史要淘汰我們的。 現場提問：要如何能夠讓台灣民眾充分認識中共經濟的假象？強國的假象？ 明居正回答：中共滲透台灣媒體很厲害，因此，我們要看優質的媒體，並且，要多多利用自媒體，來傳遞正確的訊息。 另外，台灣缺少中心思想，沒有中心思想，就沒有方向感，就會隨波逐流。明居正回憶2007年馬團隊剛形成不久，他特別去跟其中一個重要的人建議，你們要提出「民主反共」的口號，他們聽不進去。 今天，他還是這句話，台灣要提出民主，提出反共。因為，在川普大戰略情況下，講這句話，是政治上正確的，尤其當川普這樣扭轉局勢時，台灣如果講對了口號，也有相應行動，就是搶佔機先。如此一來，一，台灣內部方向感會出來，二，台灣人心會齊一，三，配合美國大戰略，就算不反攻，將來，那個地方也是我們的。（明教授屬於中華民國派） 今天吸收了好多資訊，下次，再碰到想要發大財、對中國存有幻想的人，可以態度輕鬆地問： 你知不知道去年中國有多少企業倒閉？（2018年到10月份止，中國一共有504萬家企業倒閉。中國一共有企業3000多萬家，倒閉量占到中國全部企業的六分之一。）可以想像失業率有多高嗎？ 知道強制結匯嗎？去中國賺的錢，帶得出來嗎？（明教授舉了一個最近發生的真實例子，他的中國朋友，一位爸爸，要匯一萬美金給女兒，結果不知為何匯不成功，但是，銀行不退一萬美金，只退相當於一萬美金的人民幣給他。） 錢荒有多嚴重？人民幣貶值多少？ 你知不知道美中貿易戰開打後，中國的股市、房市跌多少？ 中國人賺到錢，會不會存到美國？會！美國人賺到錢，會不會存到中國？不會！資金的流動，決定一切！中國是「掏空體制」，有錢人在國外有帳戶的超過八成。 延伸閱讀： 中共不能信任（Navarro在CSIS的演講）https://youtu.be/oF4L85Uc8gs 「美中持續熱戰，台灣如何是好？」研討會： 02美中貿易戰：「中共」的下場會很慘！ - 謝田 教授 https://youtu.be/KN-pVQsgX64 03美中貿易戰下：台灣的經濟戰略 - 謝金河 社長 https://youtu.be/rhonELxBIJY 04中國「一帶一路」荊棘滿佈 - 顏慶章 https://youtu.be/dA4izQE4cA8 05川普戰略對兩岸三地的衝擊 - 明居正教授 (上) https://youtu.be/WHRs7Zv8YXA 05川普戰略對兩岸三地的衝擊 - 明居正教授 (下) https://youtu.be/rQFS4n3n-dM 06綜合座談與問答https://youtu.be/ATOG1khvsKo 加拿大抓捕華為公主(粘迪舜臉書12-25-2018)

  三天前，因為「暖冬旅遊補助」，我趕在92市長就職前，從台北南下參觀衛武營。92市長就職後，我應該不會再來高雄。 捷運一出來，衛武營就在眼前，整個造型，實在是太令人喜歡了，而且腹地好大，有種開闊的感覺！從戶外順著環形的步道走上去，處處都有不同的驚喜。 首先注意到的是燈具，光線柔和，造型有特色，像一個個飛碟，再來，坡度緩和，地板似有止滑作用，走起來很放心、放鬆，眼光也可以到處探索環伺，上半身自然舒展開來。 頭頂上有很多不同大小和形狀的天窗，有時候只是單純一方陽光灑落，有時候是透明地板，有人在上面走動，還有一個類似天井的感覺，可以看到三樓的咖啡座，有遊客在喝咖啡，這種視角的轉換，給人的空間感是全方位的！ 還沒走進去，光是在外側繞一圈，就可以感覺到設計者的用心，對四季如夏的高雄來說，可以遮蔭的戶外廣場，貼近人民的需要，那光線、涼風，真的讓人彷彿置身在一棵巨大的老榕樹下，又像在一個超大的洞穴中。 乳白色天花板和牆壁一氣呵成，仔細看，這個造型是由一片片鋼片焊接起來的，之前有看到報導介紹，高雄港以造船技術聞名世界，而我眼前的每一片，造型和弧度，獨一無二，都是經驗老到的在地造船師打造出來，焊接起來的，可以想見難度之高，一位受訪的師傅說，以後可以告訴後代子孫說，這是阿公做的，臉上散發著掩不住的驕傲！有些地方模仿船身的意象，刻著海水的深度，希望，這艘巨大的天空飛船，可以時時滿載，讓全世界各地的遊客，都因為衛武營，而認識台灣、喜歡台灣。 進入衛武營的建築裡面，有很多讓遊客休息的沙發椅，躺臥區，還有藏在裡面的室外空間，讓人可以輕鬆愜意地坐下，喝杯水，抬頭看看天空。 傍晚，在戶外劇院的階梯上坐下，靜靜欣賞落日大戲，眼前是公園，一片開闊，地平線的最右側，高雄地標85大樓，清晰可見，一排建築物，在橘紅色光線中，幻化成薄薄的紙板做的剪影。 夕陽後，人潮漸散去，我就地躺下，欣賞天空，稍微閉目休息，之後又去參觀了「搬活戲」特展，經過很專業的工作人員解說才知道，歌仔戲班在戶外演戲，通常有照劇本走的和即興的這兩種，所以，當天，演員都會問師父，今天我們是「搬活的（即興）還是搬死的（照劇本）？」通常有一半的機會是即興的，只要講個故事大概，接下來都靠大家臨場反應！ 晚上去音樂廳欣賞NSO的表演，演出曲目是美國作曲大師伯恩斯坦、柯普蘭與喬治·蓋希文的經典名曲。上半場伯恩斯坦的《憨第德》和《柏拉圖對話錄》，感覺主要是為了讓小提琴家林昭亮炫技，聽起來不是那麼舒服，甚至感覺沉悶，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難度高，樂團駕馭不來，或是沒有融入其中。下半場是柯普蘭為舞蹈家瑪莎葛蘭姆所創作的《阿帕拉契之春》，有種美國中西部的開闊、大氣，彷彿可以聽到初春的雪水溶解，湧入大地，然後萬物甦醒，迸發出沛然生機！最後則是討喜熱鬧的蓋希文作曲的《波吉與貝絲》（Porgy and Bess）。 好久沒有這樣坐在音樂廳裡，全身全心只做聽音樂這件事，很享受聲波的按摩。當然，更重要的是來朝聖這個葡萄園般、環繞式的音樂廳。美中不足，我覺得座位的設計不夠好，我坐在二樓6號門的第一排，前方腿的空間不夠，而且，一整排都只能從一側進出，很不方便，稍微胖或高一點人怎麼辦呢？另外，前方的牆有點太薄，又太斜，如果是小朋友，有可能就滑下去了，有安全隱憂。 總體來說，整個參訪和賞聆的經驗很讚，衛武營，不愧是人民的藝術中心，不只是高雄的驕傲，更是台灣的驕傲。參觀完，更感覺到台北兩廳院那種帝王陵寢的建築風格，跟人民遙遠的距離，很想要把台北那一仙炸掉！

  哈佛教育學院院長James Ryan兩年前對畢業生的演講（Dean James Ryan's 5 Essential Questions In Life），在網路上點閱率很高，回響很大，他後來乾脆就出書了（書名： Wait, What?- And Life's Other Essential Questions，台灣翻譯為《哈佛教育學院院長提出的5+1個人生重要問題》）  這幾個問題都蠻實用的，可惜翻成中文，會淡失原來的力道。  第一個問題（Wait, what?／等等，你說什麼？）幫助我們停下來，回到當下，釐清，確認，因為我們常常沒有聽清楚就回應了； 第二個問題（I wonder why/if…／我想知道…）是帶著開放和好奇，去理解現象背後的成因； 第三個問題（Couldn’t we at least…／至少，我們是不是能夠…）幫助從卡住到流動，找到共同的價值，找到現有的資源和下手處； 第四個問題（How can I help?／我能夠幫什麼忙？）是所有良好關係的基礎，因為相信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因此願意謙虛的詢問，而不是假設對方需要什麼； 第五個問題（What truly matters?／真正重要的是什麼？）帶我們回到生命的核心，莫忘初衷。  感覺這些問題都有一種回到中心線的力道。他也說，如果我們在生命中記得時時問這些問題，我們將能回答最後一道加分題：Did you get what you want out of this life even so? 即便如此，今生今世，你是否已經了無遺憾？ 或許因為希臘哲學，還有猶太教的傳統，我覺得西方社會比東方社會還要會問問題，愛因斯坦曾說，每次要解決一個問題時，他都會花很多時間去思考怎麼問對的問題，當問題對了，答案基本上就出來了。但在我們的社會中，我們比較是一聽到問題就去找標準答案，卻不去思考問題的方向到底對不對？會不會導向有意義的對話？  世界上存在很多爛問題，但因為我們都沒有認真去思考，所以，這些爛問題才沒有淘汰。找到好問題，就是好的照見；爛問題，頂多只是對不了焦的哈哈鏡。如果我們有思考，找到更好的問題，這些爛問題就不會出現了！這個社會整體素質的清明，就會是激揚清濁、滌蕩古今！ 

  去年夏天，美國南方銅像存廢問題，引發爭議，甚至造成種族衝突，今年四月底，阿拉巴馬州的首府蒙哥馬利，升起了一個為和平與正義而立的國家歷史紀念碑The National Memorial for Peace and Justice，這是美國國境內第一個以黑人被私刑恐嚇的歷史為主題的紀念碑。 這個紀念碑，由為有色人種、貧窮階級的差別待遇奮戰不懈的民權律師布萊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推動完成。 從遠方望過去，這個紀念碑看起來就像一個有許多柱子的結構，豎立在一片青草地的中央，然而，當親身走進去，地板隨著平緩的坡度，越來越往下沉，參觀者視角改變，漸漸意識到，這些柱子並非豎立在地板上，而是從天花板上垂吊下來的，一根根沉重而巨大的長方形鐵柱，就像是被吊死在樹上的受害人，而鐵鏽的色澤，就是他們皮膚的顏色。 805根鐵柱，每一根，代表著美國土地上，每一個曾經有私刑凌遲紀錄的郡縣，上面刻著每一位私刑受害人的名字和受私刑的日期。 史蒂文森說，被私刑凌遲的受害人，絕對不只是這個紀念碑所紀念的那4,300人，而是他們所屬的整個黑人社群；而遭受到心理創傷的，也不只有黑人，而是包括了白人，可以想像白人兒童從小目睹這種公開的、集體的、非人性的暴力虐待，不可能不留下身心後遺症，而其中一種，就是美國白人學會了對於跟自己看起來不一樣的人保持冷漠、無感。這是悲劇，白人黑人都因此背負了沉重的後果，都不自由。 蒙哥馬利，曾經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黑奴販賣市場，然而，今天的蒙哥馬利，卻充滿了歌頌南方聯邦軍事將領們的雕像、紀念碑，彷彿他們雖敗猶榮。然而，這些紀念碑沒有呈現的是，南北戰後，黑人理論上獲得了解放，但白人仍然透過極為殘暴和恐怖的私刑，來恐嚇震懾黑人，好繼續鞏固主奴位階。 所謂的凌遲私刑，並不是偷偷摸摸在黑暗中進行的，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由整個社區參與的公共事件。私刑的執行者，並不是蒙著臉、隱藏身分的3K黨，而是，生活在同一個社區裡的老師、牧師、執法人員…。 私刑凌遲的受害者，大部分是黑人男性，但也不乏女性和小孩，有時候，找不到某位黑人男性，就由他的妻子、妹妹或孩子來代替。這些人，往往只想要有最基本的尊重，就被安上罪名，比如謀殺、逃漏稅，或未經同意離開他工作的農田…等等，其中最容易安上的罪名，就是跟白人女性有「非法的舉止」，占了1/4。在幾乎所有案件的指控中，都無需證據佐證，就足以將他們定罪。 當時，白人對黑人動用私刑凌遲，並不會受到任何法律制裁，也因此留下了很多的公開記錄。 例如，一則新聞標題寫著：「在公共廣場焚燒黑人青年，15,000人圍觀（Burn young negro in public square as 15,000 look on）」。報紙上附了一張照片，可以清楚看見圍觀的群眾數量，而人們幾乎都盛裝打扮，戴著帽子，彷彿要做「主日聚會」。 1916年，這位非裔美國少年傑西·華盛頓（Jesse Washington），被指控姦殺白人僱主的妻子露西·弗賴爾（Lucy Fryer），法官只花了一個小時審判，死刑定讞後，眾人就衝進法院將他拖到市政府廣場，將他吊在一棵樹上，去勢、砍斷手指頭，並把他全身衣服灑滿了油，點火燃燒…。如同其他的私刑受害者，他面目全非的屍體，最後被吊掛在黑人社區的核心地帶，用來嚇阻任何想要平起平坐的「非分之想」。 EJI工作人員搜尋出所有相關的歷史資料，總共找到了4,300起私刑事件（更多沒有紀錄的），然後實際去走訪每一個私刑地點，訪談當地居民，找到受害人的後代。 有人會問，這都是100年前的事情了，為什麼到今天還要討論，還要記憶？他認為，我們不能否認曾經發生過的事件，而且，這是病，需要治療。 對過去歷史不誠實的後果就是，奴隸制演變為針對美國司法對黑人男性的制度性歧視，今天，每三個在美國出生的黑人男孩，就有一個未來會被關入監牢。有人會說，那是因為他們犯罪了啊！甚至會說，非裔美國人天生就有犯罪傾向，所以有理由加重涉嫌。在美國，非法持有毒品者，黑人佔了13%，大約就是黑人佔美國人口的比例，然而，被逮捕者，黑人卻佔了35%之多，這個數據，就呈現出了司法對黑人的歧視。 史蒂文森說，即便美國曾經流行過奴隸制度、私刑恐怖主義、種族隔離…，但美國仍然可以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前提是，我們必須先誠實地面對不光彩的過去，這是唯一途徑。

    網路上聽演講（Living Danishly: inspiring ideas from the world's happiest country），主講者是一位英國記者作家海倫‧羅素(Helen Russell)，因為丈夫在樂高的工作，而一起到丹麥旅居，一年之中，她發揮了記者的功力，到處研究採訪，2015年出了一本她的心得報告「丹麥一年發現的快樂國度」(The Year of Loving Danishly)。  她剛到達機場，就被一個Carlsberg啤酒廣告的標語震撼了：「Welcome to the world’s happiest nation. That calls for a Carlsberg.」(歡迎來到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度，值得來瓶嘉士伯啤酒慶祝)，她下定決心要好好研究這個國家的幸福配方。  首先引起她好奇的是，丈夫每天都準時4:30下班，週五甚至2:30就下班了，一開始她以為這只是因為丈夫剛開始工作，公司讓他比較輕鬆，後來發現，這是丹麥的常態！丹麥人每周平均工作37小時，然而，丹麥並沒有因此而生產力低落，事實上，丹麥的生產力是全歐洲第三名！秘訣就在這個丹麥字：arbejdsglæde，英文可譯成the joy of working或happiness at work，北歐人用這個字意思是「熱衷職場氛圍與工作本身的喜樂」，美國文化沒有相似單字，美國人上班大部分會說「我用不快樂交換老闆給付的薪資」(I don’t like my job, that’s why I get paid)。  丹麥人認為，工作本來就要有熱情(passion)，不論是雇主、還是員工，大家都有共識，如果不開心，就應該休息，或者接受治療，等到心理健康恢復了，再回來上班。唯有熱衷工作，工作才會有效率。  根據海倫‧羅素的觀察，丹麥的職場幸福(arbejdsglæde)，主要來自兩個原因：一，丹麥是一個很平等的社會，雇主和員工、上司和下屬之間，都可以直來直文相當於往，真誠說出想法，二，丹麥有很強烈的共識文化，一件事情在達成最終結論之前，已經經過了非常多的討論，尋求共識，所以，最後執行起來，就可以毫無懸念地全力以赴。  說到誠實，丹麥文中並沒有「please」這個字，也沒有傳統上定義的那種客套，這對於身為英國人的她，是文化震撼，在英國，人們可能會說：「有空來家裡坐坐」，但其實不是說真的，在丹麥，如果你邀請了，對方就會當真，真的出現在你家門口。  回到工作的部分，由於大家的工作時數不長，開心又有效率，又能準時下班，因此，就有很多自己的時間；這些空閒的時間，丹麥人會拿來好好跟朋友、跟家人相處，好好吃飯，好好交流情感，以及去參加各式各樣自己有興趣課程和團體，丹麥人有終身學習的觀念，他們相信持續學習可以讓腦部長保活力。  丹麥社會對彼此的信任度很高，她秀出一張嬰兒車停在海灘上的照片，並說，不論是餐館、咖啡店，外面常常都停著一輛輛嬰兒車，嬰兒們在裡面睡覺，父母親們在裡面用餐。美國社會完全不允許嬰兒車無人守護。丹麥社會這個信任氛圍的背後，似乎有一個核心的信念，那就是每個小孩都是整體社會的責任，因此，新手父母們都有育嬰假，育嬰假過後，政府又提供了很完善的幼兒托育服務。  海倫在丹麥期間剛好就懷孕了，第一手體驗到各項福利，最令她驚訝的是，很多丹麥女性在育嬰一年後就回到職場，把孩子交給托嬰服務，在英國時，大家都說孩子如果太早送去托嬰，對孩子的心理健康不利，但是，在丹麥，孩子出生的第一年，有得到父母親全心全意的陪伴和照顧，接下來，父母親的職場和生活能夠平衡，也不會缺乏跟父母互動的機會，所以並沒有心理不健康的問題。  講到孩童的教育，演講主辦單位的創辦人、也是全球幸福力報告的總編輯之一理查．萊亞德(Richard Layard)，特別補充說，丹麥的教育重視學生的整體身心健康，強調的是學童與同儕之間的共同點，因此，他們的快樂，不是來自競爭比較、凸顯自己跟他人的不同，而是來自一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一體感，因此，很自然地就會去尊重每一個人，在乎共同的福祉，而不會把人生當成一場生存競賽，當成「別人多了就是代表我少了」的零和遊戲。  這種一體感和信任感，決定丹麥人是真正的同一國，也讓丹麥人願意付50%以上的所得稅，來編織一個健全的社會安全網，他們從來不會把政治跟骯髒、貪汙聯想在一起，政治從政者，就跟一般人沒什麼不同。丹麥人對自己的國族(nation)有強烈的認同感，他們以自己國家品牌為榮，愛用國貨，他們比較沒有宗教信仰，因為，政府運作良好，可以帶給他們保障，而精神的層次，就是每個人自己去選擇的。  丹麥還有一個特別的字，hygge，可以翻譯成愜意、滿足、舒服、溫暖的連結，可以是名詞也可以是形容詞，大概是為了適應北歐冷冽的冬天而發展出來的生活智慧吧，丹麥人很重視隨時隨地讓自己停一下、充電一下、放鬆一下，點個蠟燭，泡個澡，來杯咖啡，吃塊蛋糕；因為沒有壓抑，所以不會有過度縱慾走極端，願意對自己好，也有能力對別人好。丹麥人有全世界最稀微的「被取笑恐懼症」（Gelotophobia），也就是說，在社交上他們很自在，願意開自己玩笑，不怕丟人或出醜。  有人質疑說，丹麥離婚率很高，她說丹麥人會這麼回答：因為丹麥女人是自由的，我們經濟上可以自主，又沒有宗教教條的束縛。有人說丹麥人服用抗憂鬱藥物的比例很高，她回應說，可能是因為他們對於心理症狀的回報比較多，接受治療的意願比較高，因為他們基本的需求都滿足了，因此，對於什麼是幸福、什麼是意義的期待和標準也比較高。  丹麥只有不到600萬的人口，都可以把國家經營的有聲有色，成為世界幸福力和設計力的典範，台灣人口有2300萬，光是大台北都會區就有700萬，我們實在沒有藉口看不起自己，認為自己很小、做不了什麼事。台灣自以為小，是因為都在跟鄰國中國比較，如果丹麥是台灣的鄰居，我們的視野和參照點，一定會不一樣，與其羨慕大國的人口紅利，我們更適合學習小國的獨立自主、社會信任、勤奮學習和靈活應變力！ 

  柯P沒有台灣價值，不在乎台灣被中國統戰，因為他相信中國併吞台灣後，他還會繼續做人上人的菁英。柯P其實就是馬英九3.0，宋楚瑜2.0。他的核心價值不是人權，而是威權和菁英思想，他「兩岸一家親」的想法，是會害到台灣，將台灣置於險境的。 對於跟柯P有同樣想法的人來說，柯P只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他很實際啊！台灣當然是要靠中國，因為中國現在強了。長年被國民黨洗腦後，很多人真的認為兩岸是親人，不是敵人，這種情感上的認同，非理性可解。 台灣人與中國人在語言上很親，但只要價值觀不同，就無法同一國。這就像是你跟你的家人有血緣關係，但核心價值不同，就沒有辦法住在一起。至於，就業機會，本來就是自己要去開發的，而不是一直冀望要去你親戚那裏上班；尤其是當這個親戚，是要你交出獨立思考的自由、交出言論自主的靈魂。 那些只看中國強起來的台灣人，並沒有帶著核心價值在看事情，或說，他們的核心價值不是自由。如果從人權和自由的角度來看，就不會那麼容易被中國的政治宣傳呼攏了。一個資訊都不透明的國家，所公布的數據，所發布的消息，可信度很低。 我們要問的是：沒有自由，可以發展成強國嗎？ 如果認為沒有自由、還是可以發展成強國，那麼，就是從二戰的軸心國歷史得到的教訓還不夠。現在的中國跟二戰初的德國、日本很像，當時德國強到讓法國很快就投降了，英國也以綏靖政策一再拖延與其正面對決。現在的中國，實力還沒有當時的德國強。如何得知？今天，如果中國打進越南河內，越南會投降嗎？如果中國攻佔日本東京，日本會投降嗎？不會的！也就是說，中國的實力還沒有強到讓這些國家未戰先降。 國共內戰時，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強大，是因為讓廣大的工農階級翻身，但今天呢？權貴階級當道，工農大眾還是低端人口，中國共產黨的「共產黨」三個字，已經完全沒有意義了，只剩下愛國的口號，只剩下操弄民族情緒的手段，中共就是納粹啊。但是，不管中國再怎麼保護本土產業，美國的iphone、日本佳能相機，在中國還是很受歡迎。 寫《人類大歷史》的作者哈拉瑞說，上一個世紀，民主體制之所以勝出，是因為民主制度是資訊處理最有效的方式，然而，下一個世紀，因為大數據科技的突飛猛進，民主不見得是資訊處理的最好方式，那麼，民主體制的優勢何在？這裡他犯了一個推論的錯誤，冷戰時期自由世界之所以強過鐵幕後的世界，關鍵在於分權優於極權。分權（行政、立法、司法、媒體）是透過權力之間的相互制衡激盪，避免權力過度集中而失控崩潰。集權獨裁，缺乏這種權力制衡和外部監督，全然仰賴專制者的自我節制和校正，這是非常危險的，瓦解可能就在一夕之間，毫無預警。 中共用網路全面監控人民的做法，在希特勒時代，或是後來東德和蘇聯的特務，都做過類似的事，現在透過大數據，乍看之下資訊更全面了，但是，在一個沒有自由的社會，所收集到的資訊，已經先經過自我審查和扭曲了，一個人在社交媒體上貼出來的訊息，有多少可信度？再者，大數據可以收集到什麼？就算能夠收集到手機使用者的生物資訊（心跳快慢，瞳孔變化，體溫，呼吸…），也無法收集到這個人的思想啊！思想，是需要表達的。這些大數據，充其量，可以用來監控，可以用來害人、構陷人入罪，但完全無法激盪想法。只要是不自由，不能真，就無法激盪出原創的東西。 大數據蒐集從開始到最後，都要透過人來做設定、解讀和分析，就像40 萬英法盟軍遠征軍在距離敦克爾克只剩 10 英里的地方被德軍裝甲師圍困、眼看就要被完全殲滅，希特勒下令停止前進。一個沒有安全感、不准批評、自戀的獨裁者，是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的。希特勒、習近平、普丁，到川普，都是類似的性格。不同的是，美國社會禁得起川普風暴，因為，美國是一個分權、體制健全、有言論自由的國家，社會中各個領域，都有一定的獨立傳統和素養在，可以挺過川普旋風的「矯枉過正」。過去也出現過像是尼克森這樣罔顧憲法的獨裁者，但美國的民主自由不會因為一個總統就垮掉。 二戰初，很多德國人都在挺希特勒，很少人批評希特勒，讓希特勒不了解自己，而釀成悲劇。今天也是一樣，不批評中共，其實是害中共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是很危險的。顏擇雅講過《西方憑什麼》那本書，在中國也有出版，因為講到後起優勢，會給中國人帶來信心，所以中共也大力宣傳這本書，但是，中國人讀到的版本中，把不利於中國的論點都去掉了，六四天安門也去掉了。這樣子不全面的認識，對中國人，不可能會好！ 當我們聽人說中國有多「強」的時候，先用常識判斷一下訊息的可信度，然後用邏輯判斷一下這個訊息是想要製造什麼樣情緒、心態。倘再人云亦云，未經獨立思考，就把訊息傳遞出去，等於是在幫助中國統戰部散播政治宣傳啊。有些人是拿中共的錢在做這件事，我們免費做這種傷害台灣自己的事情，豈不是太呆丸了！ 最後，再回到柯P「兩岸一家親」這個觀點的危害。 第一，中國式價值觀完全不是自由，也不是人權，這是我們要的嗎？看看香港現在的狀況，完全依賴中國，司法、立法、行政，一步步都失去獨立性和自主權，這是我們要的嗎？ 第二，如果說，「兩岸一家親」背後的價值觀是安居樂業，那我們可以來談談國際局勢，對台灣來說，我們有本錢「安居樂業」嗎？現階段，台澎的主權不屬於任何國家，任何國家，包括美、中、日，都可以來「聲索」，台灣人要如何「安居樂業」？台灣之所以「安居樂業」到今天，靠的是美國國會通過的《台灣關係法》，受美國保護。 第三，假設我們真的要跟中國變成一家好了，美國、日本、韓國、印度…都不會同意的，因為那會破壞第一島鏈，破壞整個亞太地區的軍事戰略平衡。如果台灣變成中國的一省，台灣自動變成中國對外作戰的前線，變成中國野心稱霸亞太的基地，也就是變成各國攻打中國的第一個目標。是安居樂業？還是砲火連天？ 「台灣被中國併吞就會帶來和平」的推論，是對國際情勢的最嚴重誤判，或全然無知，但在台灣，這種觀念好像很普遍，也常常會被拿來當作反對台獨的理由。 延伸閱讀： 中國台商敗退 「達芙妮」3年關3千店 對北京「不忠」，台灣人在澳洲職場受挫

    2008年初，墨西哥出現一個Absolut伏特加廣告，用了一張美墨戰爭之前的地圖，當時美國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全部劃在墨西哥的範圍，地圖上標示170年前美墨的疆界，並寫著：「在一個Absolut的世界」，這個廣告雖只在墨西哥出現，卻引起了美國消費者強力抵制，最後Absolut伏特加被迫道歉，並且撤下廣告。 1846-48年美墨戰爭時，《湖濱散記》的作者梭羅曾經挺身而出，抗議美國侵略墨西哥，他在當年並不是少數，當時美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反對美墨戰爭，然而，戰爭以後呢？民心大轉向。因為打勝戰，美國得到墨西哥將近一半的土地，反對的聲音不再被聽見，這就是現實！這就是真相！雖然你知道了真相，170年後的今天，你看了那個廣告還是悻悻然！美墨戰爭打完，帶領作戰的將軍扎卡里·泰勒還當上美國總統！打勝了，整個態度就是不一樣，這就是現實。 在十九世紀末期，戰爭將全世界土地領域重新分配定位的過程中，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原住民的遭遇、命運幾乎都是一樣的，就像墨西哥人不可能跟美國政府要回土地，今天美國國境內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也不可能要求恢復到白人尚未侵略前的生活狀態，那樣的狀態，是回不去的。同樣的，美國黑人不可能再去要求150年前奴役他們祖先的白人賠償，美國黑人只能要、且應該要與白人有同等的公民權；女人不能去要求男人彌補她們200年前未曾享有的投票權，女人只能要、且應該要與男人同等的公民權。 今年2月18日，中華民國的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布了「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後，引起爭議，歌手巴奈、那布、原民台前台長馬躍比吼與族人在凱道召開記者會，抗議該劃設辦法違反了《原住民族基本法》，將導致原住民土地被財團大量開發，阻礙原住民文化發展，也傷害生態環境，他們要求：1. 修改「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2. 推出該辦法的原民會主委下台。他們一行人在凱道紮營等待政府回應，後來轉移到二二八公園，以「沒有人是局外人」的口號，舉辦各種活動、講座，努力與社會對話。 然而，對於一般大眾來說，這個以原住民的身分認同為基礎的倡議運動，真的很容易讓人感覺到「非原住民」就是局外人。比如說，關於傳統領域認定的方式，臺灣原民本來就是由許多獨立的族群各自發展所形成的集體社會，原民族群之間常常發生的爭戰，大多是為了傳統領域的爭奪而興起殺戮。魏德聖導演的《賽德克·巴萊》，講的不就是部落間爭奪傳統領域所留下的仇恨？如果部落之間都有爭議了，傳統領域認定的基礎在哪裡？ 他們已經預料到一般人會有這樣的疑慮，所以，在官網上加以說明： "有人問，傳統領域是以哪個年代為準？原住民傳統領域不是一種遠古、不變的事物，也無法呈現一百年前的實況，而是比較像是「現在的人為了所選擇的將來，對過去進行的詮釋」。 原住民傳統領域是由部落自主劃設，根據耆老的口述、相關文獻記載、當地遺址等等來記錄部落曾經生活的領域。每個部落整理出來之後，還要跟鄰近部落互相討論，協調彼此重疊的部分，以免造成衝突。因此，傳統領域是沒有辦法亂劃的。這也不是無限制的詮釋，因為鄰近的部落或家族也會做這樣的詮釋，如果有互相重疊的部分，必須彼此協商。傳統領域比較像是將權力交回原住民手中，讓原住民自主調查、自主詮釋、與周圍部落協調達成共識，讓部落開始培養能力與國家討論土地與自然資源管理等議題。" 然而，原住民部落中的決策方式，是否符合民主原則？會不會被少數人掌控？比如說，2014年8月15日，中國廣西壯族舞團一行10人以「文化交流」名義，原訂在光復鄉馬太鞍、太巴塱部落參加豐年祭，並安排演出，後來是因為部落青年強烈反彈，部落開會後決議「只參訪、不上台」，廣西團長又以「腸胃不適」為由取消行程收場，試想，對於豐年祭是否適合文化交流（統戰），部落內部都有爭議了，當決議涉及土地與自然資源的使用方式，我們如何能夠保證，部落達成的決定，是對自然生態環境最好的決定呢？花蓮原住民的土地，由傅崑萁牽線，被中資買走，是眾所皆知的事實，我們如何能夠保證，當台灣一半的土地面積都劃入原住民傳統領域，主權歸原住民，自然環境就可以受到妥善的守護？就不會被財團破壞？ （註：原委會今年公布的劃設辦法中，認定傳統領域面積為80萬公頃，占台灣土地的22%，馬躍等人希望爭取為180萬公頃，占台灣土地的一半，對比，美國的印地安保留區佔美國國土的2.3%，加拿大第一民族自治區占加拿大國土的0.35%） 「你不是原住民，你沒資格說話」。如果我們都要先界定身分，然後再決定行為的準則，就會有「非我族類、不同一國」的距離，就很難對話。原住民爭取傳統領域的論述，根源在「我是原住民的身分認同」，而不是與土地共存共榮的核心價值，這是論述中很大的一個缺陷，同時製造了原住民與非原住民身分認同的鴻溝。「主權在民」絕無可能是「主權在原住民」，除非原住民自成一國。 民主，需要異中求同，需要先找到超越對立的核心價值。與其把力氣花在建立原住民傳統領域，如果我們把力氣花在建立生態保護領域、不分身份是原住民與否，是不是更能夠呼喚最大多數人找到共同的價值？ 時代不同了，我們不再可能恪遵部落長老代代口耳相傳的祖訓，也不再可能反對未婚同居、未婚生子、婚外情、同性戀等非典型關係，我們更不可能再堅持若要回到祖靈身邊男子就要成功獵首、女子必須善於織布而取得紋面資格的成年禮。 台灣人不分族群，最重要的是發展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與主體性，對做什麼樣的人有選擇，不需要部落頭目或族群長輩限縮每個人的選擇。先做一個人，做一個有最真嚮往的人，有核心價值的人，再做台灣人或中國人，再做男人或女人，如果我們都要先界定身分，然後再決定行為的準則，就會有「非我族類」的距離，就很難對話。 參與原住民族運動「傳統領域」論述的這些人，需要做的是「主權在民」的政治啟蒙，不是主張「主權在原住民」，同時又說「沒有人是局外人」。 我們需要的是打破身份藩籬，要建立的是台灣人意識，不是不認同政府也沒有國家觀念的「部落意識」。我們需要的是一起創建新公民的國度，不分身份認同。 延伸閱讀： 原住民族要的不是「土地」，而是「主權」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問題爭議好好說清楚   《與生俱來的一體感》

    《大佛普拉斯》的劇情其實很簡單，只要看過預告片，大概就有個底了，這部電影給我的震撼，比較是走出戲院的那一刻，我好一陣子沒有來華山文創園區，於是，順道逛了一下，發現自己無法跟那些精美的商品產生任何連結或共鳴，走了一圈，最吸引我目光的，反而是掃落葉的兩位男性工人。將近兩個小時的觀影經驗，讓我不知不覺採取了某種觀看世界的角度，走出戲院時，我繼續戴著這樣的鏡片。 文創園區裡的台灣，跟《大佛普拉斯》裡的台灣，究竟哪一個才是真實的呢？ 這部電影裡的台灣，落魄、潦倒、髒亂、醜陋，法院和警察局是有錢人開的，政客根本就是流氓，藝術家、宗教人士道貌岸然，有英文名字就是高級，念阿彌陀佛就可以恩怨兩消，誰管背後有多少的狗屁倒灶，當肚財擔心老母之後無人照顧，前去求助唯一的親人二叔時，二叔不但不幫忙，還趁機訛詐了他身上僅剩的300塊。弱弱相殘是生存世道嗎？ 文創園區裡的台灣人，跟《大佛普拉斯》裡的台灣人，誰比較真呢？ 2010年，我在巴西聖保羅，跟阿堯導演有過一面之緣，當時我正在一個劇場排練準備演出，我的朋友是他的女友兼製片，他們帶著紀錄片《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在巴西參加影展，順道來看我。那天的對話，我只記得一個重點，那就是：「大埔出代誌了，怪手開進了農田。」那時候的我，對政治還是冷感的，也沒有參加過什麼社會運動，但從他們的表情，我可以感覺到，馬政府已經跨越了某條警戒線，台灣民主人權倒退，事態嚴重。 導演在一個專訪中說，過去他積極參與社運，但是，在 2013 那年，目睹許多怪象：每有公民抗爭活動，臉書上就會有正義魔人批評他者不參加運動、不試著改變社會；另一方面，長年生活在台南七股，因為拍紀錄片養成一種愛觀察他人的看世界方式，有天在租書店遇到一位年紀相仿的客人，「從他跟老闆的交談中，我得知他有老婆跟兩個小孩、在工廠工作，最近因為訂單變少所以沒加班、沒有錢，所以好一陣子不敢來租，在家看電視比較省。最後他付了二十幾塊，我就覺得很幹，連這一點錢都必須省，這樣的人當然不可能去參加社運，他連明天吃飯都不穩定了。底層民眾的生活是悶到不知怎麼自處，我才想要寫這個故事。」他引用林立青《做工的人》書中一語做為註腳：這個社會要求他人有尊嚴活著的，幾乎都是收入穩定的人。 當被問到，他能信手拈來台灣鄉鎮金權脈絡之精髓，是否部分來自基層選舉工作的歷練？黃信堯不置可否，僅淡然表示：「只要少花時間坐在咖啡廳，多花時間走在馬路上，就會感覺社會是長這個樣子。」 台灣社會究竟長什麼樣子？咖啡廳裡，馬路上，哪裡的台灣才是真實？ 佛，這個字，來自梵文Buddha，字根就是「知道」，意思是覺醒的人，與其說《大佛普拉斯》是在講台灣社會的荒謬現實，不如說，它在呼喚台灣人「去知影」。 電影的最後一幕是護國法會，金碧輝煌的大佛，坐鎮中央，巨大的場館內，坐滿了穿著制服、虔心念咒的信徒，他們的臉龐，就像我們所認識的尋常台灣人，隔壁鄰居、親戚、同學父母、辦公室的同事…，然而，他們那種集體進入「勸世（trance）」的狀態，卻帶來某種詭異的異時空感，讓我想要跟他們劃清界線。畢竟，在台灣經歷過戒嚴統治，被黨國教育洗腦的歲月，讓人餘悸猶存，而二十世紀以來，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的集體瘋狂，又透過電影、史料，深深刻印在腦海中，對這種在集體行為中的非理性意識狀態，心存警戒。 然後，鏡頭帶到了認真唸經的法師們，在他們的額頭眉角，紛紛冒出了豆大的汗珠，鏡頭拉到那位主要seafood的特寫，我們也聽見了他念經的聲音，事後回想，我發現，這個做法，將視角從集體的尺度拉回到個人，讓人感覺到，喔，他也是一個跟你我一樣的普通人，我跟他的心理距離拉近了。接著，他的表情開始異常，他看看左看看右，跟我們一樣，試著在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當木魚聲唸經聲都停下來，另一種聲音開始浮現，這位seafood的視線轉向聲音的來源，那尊大佛的肚子裡傳來強而有力的拍打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導演在這裡，留下了懸疑，也留下了開放的可能性：葉女士還活著嗎？醜聞會被曝光嗎？壞人將被繩之以法嗎？身為台灣人，我們想看到什麼樣的故事結尾？ 佛，代表的就是這個醒過來的可能性。這個結尾也是一個起點，是一個「去知影」的起點，就像菜脯在肚財過世後，才第一次去拜訪肚財的家，然後覺得他自己並不認識肚財。肚財到底在想什麼？肚財曾經歷了什麼？肚財為什麼變成後來那樣？ 「肚財」是我們自己，也是我們生命中曾經遭遇過的每一個人，我們以為我們都知道了，沒有什麼好再認識或了解的。但是，肚財死後，菜脯終於發現自己不知道，「菜脯」活了下來，代表一種可能性，因為他終於知道自己不知道，或許，會開始想要知道。 我們到底要什麼？這是我們要的生活嗎？這是我們要的關係嗎？這是我們要的社會嗎？我們到底認不認識自己？認不認識這塊土地？ 離開文創園區，我去銀行辦事情，抽了號碼牌，坐下等待，一位中年婦女走進來，用台語說她想要快一點，服務人員協助她抽了號碼牌，請她等待，她一直走來走去，感覺很心急，她讓我想起了今天在捷運站看到一位婦人，在票口急著要加值，前一位小姐明明還在，她卻擠在旁邊，完全沒有給人空間，我又想起我的阿嬤，很沒耐性，總是焦慮著，我心想，為什麼很多台灣上了年紀的婦女，那麼急呢？是某種生存的恐懼？ 我也看見自己內心升起了一個判斷，覺得她們不夠文明，不懂得排隊的規矩。我不是很喜歡自己這個輕易論斷的衝動，於是，我主動用台語問這位阿姨：「你很急嗎？」同時我也想說，雖然我不能幫她插隊，但是，如果能夠跟她聊天，轉移她的注意力，或許她也會少受一點苦。 她跟我解釋說，她要匯款，但資金匯過去另一間銀行，需要一個小時才會生效，她怕三點前到不了。我說，如果用ATM轉帳，不是立刻就會過去了？她說，小姐，等你到我這個年紀LKK的時候就知道了，用那些機器，我不行啦，還會怕被詐騙，直接在櫃台處理比較安心，而且，我有免手續費的優惠．．． 我很開心自己很快從旁觀者的自行補腦判斷，走出這一步，去問，去了解，透過好奇，化解我自以為是的心態。 延伸閱讀： 大佛普拉斯眾生比肩，一念無明 大佛普拉斯：感恩seafood的影迷祭改！

    阿莫在《端傳媒》發表「在中國，是誰決定電視觀眾「看什麼」？ 火爆的中國真人秀節目，其生存法則是傳播主流價值，還是娛樂至死？」 提到2017-2019年，中國影視製作界笑稱為「紅色三年」。 接二連三的重大黨國活動縮緊對網絡的約束，俾加強意識形態管理，控制心思控制言論，杜絕動搖國本的精神獨立，思想自由。 幾年前一些尺度踩線的節目會以網絡平台為「避難所」，隨着互聯網版權控制和審批的逐漸加強，網絡綜藝與網絡劇已逐步收編歸隊，成為宣教的新力量。自製綜藝都需要滿足《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審批才能上架。「政治正確」帶領網絡節目積極靠攏的新風向。為求生存，網絡節目不得不「站邊」，紛紛爭奪資源和利益。 饒有趣味的一個例子是，愛奇藝的《中國有嘻哈》大獲成功，在節目裏，Hip Hop 音樂原本的批判，控訴，反叛和底層心聲都被磨去了稜角。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很多藝術形式是國外興起的，比如說唱街舞，人民群眾喜歡就要用，賦予其「健康向上」的內容。愛奇藝的自我審查和講話內容與政治領導「天衣無縫」，莫怪北宋歐陽修《新唐書》直白地把皇權當「天命」，參賽的「地下饒舌藝人」果不其然箭步上前領了「天命」，很快成為主流價值的先鋒，成為習領導核心價值的傳遞者。平台乘勝追擊，很快敲定下一步籌辦《中國有舞蹈》，要在節目裏通過選秀展現中國民間的街舞群體。 電視娛樂所帶來的快感本來具有某種反抗性，如西方電視娛樂節目裏面對一些政治明星們的惡搞，具有些許顛覆主流意識形態霸權的意味。在政策佈局下，批判功能被簡單膚淺的快感消費消除了，變成空洞的視聽樂園。景觀化的快樂轉移了大眾文化的現實批判衝動，文藝工作果真寓教於樂、「健康向上」！變成新的意識形態形式，消弭了民眾進行政治思考與公共活動的本能。 選秀節目裏的選手反復講述淒慘的身世和實現夢想的決心，舉止奇葩的「相親專業戶」在各個相親節目的舞台上演出，辯論節目炒作選手的個人魅力多於對辯論題目的經營，明星們在真人秀遊戲中沒有來由地在一些規則奇怪的遊戲裏爭奪輸贏，後期拼貼的男女主角在糟糕的特效背景上談着狗屁不通的戀愛⋯⋯它們有曖昧的共同特徵：光鮮亮麗的明星展示「上層」生活，感官刺激的節目題材製造與「上層」生活共享的快感，過分誇張化的社會現象解離了負能量。此外，戲劇類在內容虛浮卻視效耀眼的古裝魔幻中，開發IP（Intellectual Property，智慧財產權），負責「造夢」。當民眾得到夢幻式滿足時，想做第一等公民的政治衝動就在無形中被化解了，「健康向上」了。 《暴走大事件》，《萬萬沒想到》，《屌絲男士》等作品源自西方脫口秀和喜劇文化，本應反映社會大眾生活面貌和階級差異，最後只充滿了獵奇的新聞和充滿猥褻意味的插科打諢。其中夾雜死板陳舊的家庭、性別和階層觀念，與政府想要宣揚的傳統階序價值觀不謀而合，把人們框死在固化維穩的社會角色裏。 種種不同面目的高潮狂歡之下，弔詭的文化現象展現出來：官方用政治手段將我們的娛樂「去政治化」，以政治語境來製造娛樂業中的政治「真空」；娛樂作品不負習領導囑咐，捎帶了教化使命，讓看上去語氣尖銳的作品有了消遣效應。娛樂產業受到嚴厲質疑和批判的同時，其潛移默化又獲得了廣泛的民眾認同。中國政治和娛樂產業完美的共生，監控器和安慰劑無痛置入觀眾大腦，13億人一條心！

《華盛頓郵報》記者 Souad Mekhennet冒著生命危險報導極端主義暴力，我聽了四則對她的訪談，才知世界上有這麼勇敢無畏的記者。 十幾年來，她深入虎穴，訪問過基地組織、塔利班、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的成員和領導人，每次訪談，她都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全身而退，所以，每一句話，她都要很謹慎地說，不能讓對方認為她是西方間諜，但為了挖掘有意義的內容，她又不能只是問一些不痛不癢的問題，她必須踩在鋼索上，去挑戰對方的觀點，避免變成極端組織的傳聲筒。 Episode165 | Souad Mekhennet Was Told To Come Alone Reporterdetails her journey behind lines of jihad Journalist Ventured 'Behind The Lines Of Jihad' To Interview The World's Most Wanted 究竟有什麼本領，讓她可以從這些人身上挖掘出西方媒體無從獲取的珍貴資訊？究竟是什麼驅使了她，讓她甘冒生命危險也在所不惜？ 今年，她出版了回憶錄《I Was Told to Come Alone（他們叫我獨自前來）》，詳述過去十幾年，她採訪基地組織、塔利班、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領導人物的親身經驗。其實，她很早就有出這本書的想法，911事件後，她認識了一位殉職消防員的遺孀，對方無助地問她：「為什麼他們那麼恨我們？」 既是穆斯林又是西方人的她，覺得自己有使命，要幫助這兩個群體互相理解。所以，她花了接下來的十幾年，投入到既辛苦又危險的採訪工作。 她出生在德國的一個移民家庭，父親是遜尼派的摩洛哥人，母親是什葉派的土耳其人（兩邊的家族還剛好都是先知的後代），父母雖然保有原本的伊斯蘭信仰，但也積極融入德國社會，讓她上基督教幼稚園，跟她解說基督教和伊斯蘭相同的精神是什麼，她兒時也在摩洛哥住過，第一位好朋友，就是鄰居的一位猶太女孩，所以，她想像中的宗教，不但不會互相排斥，核心精神更是在討論人性最真最好最美的共通點。 這樣獨特的生命經歷，似乎注定了她生來要為不同種族、文化、宗教、社會，搭起理解的橋樑。 她第一次感覺到歧視，是住在德國法蘭克福時，鄰居孩子因為她父母的移工身分，而不跟她玩在一起，稍年長，她跟弟弟曾經被一台光頭黨的車子追，到了1990年代初期，德國右翼勢力興起，放火燒土耳其移工的房子，她當時告訴父母說：「我們打包離開吧，他們以前殺了猶太人，現在輪到殺我們了。」 不過，猶太社群鼓勵他們不要離開，不要退縮，要站出來為自己發聲，這給了她很大的啟發，她開始更主動成為那座橋，去幫助穆斯林社會跟西方社會，互相理解。 她在13歲時就已經立志要當一個記者了，影響她很深的是一部美國老電影，《驚天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改編自《華盛頓郵報》記者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揭發《水門事件》而導致尼克森下台的真實故事，她相信，身為記者，真的可以改變人們的想法，對社會做出貢獻。然而，在德國接受完記者訓練的她，沒有找到工作，反而是美國，張開雙手迎接了她，她在《紐約時報》的調查組工作很多年，主要報導戰地、恐攻，目前，她是《華盛頓郵報》的國家安全通訊記者，也幫德國電視台ZDF做報導。 其實，她跟那些在歐洲土生土長，但卻被極端化的穆斯林移民後代，有著非常類似的成長背景，他們的家庭雖不富裕，但也並不貧困，2014年，她訪問一個ISIS的指揮官，對方跟她一樣，在歐洲成長，會說五種語言，受過不錯的教育，她心想：他明明可以擁有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生啊！我們究竟在哪個階段失去了這個人？ 所以，在採訪像他們這樣的人的時候，她會先讓對方說他想說的，他們通常是抱怨國際政治，還有西方社會的虛假，雙重標準…， 然後，她會出奇不意地問對方小時候的事情，比如說，你喜歡吃…嗎？你有玩…遊戲嗎？她發現，他們之所以被極端化，大部分是因為來自失能的家庭，尤其是跟父親關係很差，極端組織的招募者，往往就是填補他們心理上的遺憾，一步步取代了他們生命中父親、或社群中宗教領袖的角色。 也因為她對於伊斯蘭教義有深入的理解，她更能夠進入他們的心，有技巧地進行訪談，並適時去挑戰他們，戳破他們對教義的扭曲。基本上，他們都希望塑造自己很強，不惜犧牲生命也會為了「哈里發」奮戰到底的形象，還有，他們是西方社會的受害者，他們「以正義之名」進行報復。 透過這些訪談細節，她希望西方社會不要再只是看到「恐怖份子」，也要看到他們是人，並且，要意識到「語言的重要（Words matter）」這些組織就是利用西方政治人物的發言來招兵買馬的，比如說，從去年的競選期間到現在當上總統，川普的發言，都被直接拿去剪貼做成召募宣傳，證明西方社會就是那麼歧視和排斥穆斯林。說川普是恐怖主義吹鼓手，可能一點都不過分。 有一次，她想訪問在黎巴嫩巴勒斯坦難民營中一個極端組織Fatah al-Islam（意思是：伊斯蘭征服）的首腦Shaker al-Absi，對方讀過她的報導，知道她的背景，拒絕受訪，但她非常堅持，打了好幾次電話，後來，她說：「我遠道而來，你至少要請我喝杯茶，喝茶就好，不採訪。」在穆斯林文化中，拒絕給遠道而來的客人一杯茶，是很失禮的。對方考慮之後，答應了。 但是，到了難民營中，她被引進一個空間，裡面的陳設，有黑色的旗幟（就是後來ISIS使用的那一面），有巴祖卡火箭筒，AK-47自動步槍，她突然覺得很不對勁，這不與阿布·穆薩布·扎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斬首西方人質影片中一模一樣的場景嗎？我們不是要喝茶嗎？為什麼我會在這裡？接著，一群男人進來了，其中一個坐在她對面，拿槍指著她，她轉頭看看帶她來的線民，對方也很驚嚇。 終於，媒體部門的人出現了，Absi跟他的副手出現了，她這才知道，她不是來喝茶，而是來被「審問」的。他們開始問她，西方社會新聞自由的問題，問美國的媒體是不是被控制，她把握機會提醒他們，她也做了CIA抓錯人又不承認的報導（德國商人Khalid El-Masri在馬其頓綁架，被CIA帶到阿富汗的秘密監獄去關起來，虐待了 5 個月，發現搞錯人以後，把他丟包在阿爾巴尼亞），所以，西方媒體並不是像他們想像的，都只為西方說話，並製造抹黑穆斯林的「假新聞」。 不過，整個過程非常緊張，她完全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她試著緩和氣氛，提醒他們要請她喝茶，當他們終於把茶端來，開始喝茶，Absi的副手問她：「你結婚了嗎？」她回答：「為什麼問我，你想要第二個老婆嗎？」突然，除了副手之外，在場所有人都笑了，連拿槍指著她的人都在笑，「審問」才終於結束。後來，Absi讓她正式採訪，她認為，這個妙答，是原因之一。 身為一個單身女性，又有自己的事業成就，對這些極端組織的首腦來說，難道不是一件很刺眼的事情嗎？她的確有被質問過很多次，也被求婚（當第二個老婆）很多次，不過，當她指出先知穆罕默德的幾位太太都是很有想法和自主性的職業婦女時，他們就不會再浪費力氣問下去了，因為，他們知道，她已經準備好會讓他們啞口無言的答案。 所以，一個事業有成的穆斯林單身女性，對他們來說，好奇與魅力大於排斥力，這對她的採訪，反而是有幫助的。當然，她也會非常注意自己的穿著，不冒犯對方的規矩。 最可怕的經驗，反而是在埃及報導阿拉伯之春，那時候真的很亂，很多記者被捕，很多女性被強暴，她在從亞力山卓往開羅的路上，在檢查站被攔下來，逮捕、審訊，對方還暗示她會被強暴，那晚，她被蒙上眼睛，運到另一個地點審問，一把槍就抵著她的頭，她真的以為她會死在那裡，後來竟全身而退。 但後來，為了完成報導，她還是回到了埃及。她認為，西方社會對阿拉伯之春，有很多錯誤理解，因為，西方媒體太喜歡會講英文的知識份子，也只從這些人身上去看事情，但當她去採訪街頭民眾，光是一個「民主」這個字，對不同的人根本就是不同的意義，有些人是嚮往過去威權時代的安定，有些人是希望有社會福利…，所以，她不會像主流西方媒體一味頌揚「阿拉伯之春」的成功，她會用自己調查到的事實、收集到的觀點，去挑戰這些所謂的運動領袖。 她認為，記者，不能一廂情願地只報導自己想報導的，或投射自己的價值觀與好惡，而要幫沒有聲音的人發出聲音，要盡可能忠實呈現事實，即使，自己可能不喜歡去正視這樣的事實。坐在電腦前打字，叫做觀點，而不是報導，報導需要實際上去採訪，她常常為了一個資料的確認，等待多時，投注的不只是時間、金錢，還有生命，為了挖掘真相，她願意付出烈士殉難的代價。 她堅信，人類社會是有出路的，只要我們不關上交流的管道，不放棄認識彼此的機會。讓不同的觀點有激盪有對話，讓互相仇視的人看見彼此共同的人性，這是她身為記者的天職，也是她珍視並守護民主的方式。 延伸閱讀： Souad Mekhennet個人網站 https://www.iwastoldtocomealone.com/ 新書內容節錄：An excerpt from I Was Told to Come Alone, by Souad Mekhennet

    日前，英國《金融時報（FT）》和紐西蘭媒體《Newsroom》聯合調查報導，中國出生的紐西蘭國會議員楊健和中國一所菁英情報人員訓練機構有關，成為紐西蘭情報單位調查的目標。楊健譴責這些「詆毀說法」，並質疑這項指控在9月23日大選前夕曝光別有居心。楊健所屬的執政國家黨（National Party）目前選情緊繃。  所以，9月19日，《Newsroom》又發表了另一篇報導，標題是「專家呼籲調查中國威脅（Expert calls for inquiry into Chinese ‘threat’）」，摘譯如下：  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University of Canterbury）教授Anne-Marie Brady表示，澳洲國會計畫於今年底，立一條反對《外國干涉活動（foreign interference activities）》的法律，並且有可能禁止任何外資的政治捐獻，她呼籲，紐西蘭應該跟進。  Brady教授是國際知名的中國事務專家，最近剛在美國的一場研討會中發表了論文，標題為「神奇武器：習近平統治下中國的政治影響力（Magic Weapons: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 activities under Xi Jinping）」，多年來，她觀察中國在國際上逐漸擴大的影響力，她認為，現在應當是紐西蘭成立特殊委員會、來調查中國對紐西蘭民主的衝擊的時候了。  最近媒體揭露，國家黨（National Party）國會議員楊健在申請紐西蘭公民身分時，並未表明自己曾經在中國軍方情治單位工作的背景，這件事很令人擔憂。 昨天，楊健寄給Newsroom一份聲明說，他在2004年申請公民身份的陳述，都是「正確及如實的」。  楊健表示：「我沒有提供完整的教育資歷，因為內容太多了，我覺得並不是全部都跟證明英語能力，或我能否融入紐西蘭社會有關。」  上週，楊健告訴媒體，他在申請書上只有寫「合作大學」、而不寫他就讀的軍方大學，因為，這個系統告知他這麼做。  在同一場記者會，他承認曾經教中國間諜英文。  Brady教授說：「他的隱藏歷史被公開後，楊博士向記者承認，他是中共黨員，不過，他堅持自從1994年離開中國後，他就不是活躍黨員了。然而，入黨審核是非常嚴格的程序，一旦被接受進入中國共產黨，不管當事人感覺如何，都會繼續被視為成員之一，除非被正式開除黨籍，但這也很少發生，通常需要是背叛了黨才會發生。」  楊健1994年到澳洲國立大學就讀，之後才搬到紐西蘭，在奧克蘭大學任教。  「在正常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不會讓任何有楊健這樣軍方情治背景的人去國外就讀－－除非他們有官方許可。」  2011年，楊健被國家黨提拔，進入國會，2014到2016年間，並服務於外交國防和貿易委員會。  Brady說，從2014年開始，楊健就在政府對中政策上扮演了關鍵角色：  「楊健隨同紐西蘭首相John Key和之後繼任的BillEnglish出訪中國，參與跟中國資深領導人的會議，他的這個角色，會給他特權，看到所有紐西蘭政府對中政策的簡報筆記和立場。」  Brady說紐西蘭政府低估了自己對於中國的重要性，錯誤的認為自己只是世界底端的小角色：  「首先，紐西蘭政府對於南太平洋另外三個地區具有國防和外交上的責任：庫克群島、紐埃、托克勞──這對於中國來說，就是在國際組織中潛在的四票。紐西蘭在南極也有領土宣稱，和最接近的進用點；中國對於南極有長期性的策略議程，將需要像紐西蘭這樣已經在南極有屬地的國家的合作；紐西蘭擁有便宜的可耕地和稀鬆的人口，正是中國為了增加糧食安全在積極尋覓的。紐西蘭目前就提供了中國24%的進口牛乳，而中國也是紐西蘭酪農業最大的外國投資者。」  Brady說在會議上其他的國際研究同伴們，也都有深深的憂慮，認為中國在干預他們國家的事務，包括澳洲，美國，英國，加拿大，歐盟各國，還有日本。  她說，中國在這些國家，包括紐西蘭，使用的不外乎以下幾種手法： －增加對其他國家的中國移民的影響力（有一千萬中國人住在外國） －接手管理或是以中共控制的媒體併吞當地中國族裔的媒體 －鼓勵中國政府覺得合適的人，進入當地的政壇，一旦選上，就可以幫助推動中國利益 －讓當地卸任的國會議員進入中國公司或是中資背景的機構，擔任重要職位，賦予政治權力  Brady說，中共對於紐西蘭當地中國族裔的監管程度，可以說「是一個出色的成就」。  「在紐西蘭跟中國關係最緊密的組織就是2000年成立的《紐西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China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簡寫PRCANZ) 。》」  Brady說PRCANZ從事各種支持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包括，集團投票，資助當地願意與中國合作的華裔候選人。  Brady也說PRCANZ組織反示威，以壓過支持法輪功、支持圖博，或任何其他批判中國、會趁中國高官來訪紐西蘭時去示威的團體的聲音。  「PRCANZ現任會長是黃瑋璋(Steven Wai Cheung Wong)，也會用Huang Weizha這個名字。黃先生在紐西蘭以及在中國的許多統戰組織中，都扮演資深的領導角色。」  黃瑋璋 1972年移居到紐西蘭，是奧克蘭第二大薯條薯片製造廠(New Zealand Fresh Food Co. Ltd的)總經理，以洋芋片生產而致富。  他是中國觀察家所謂的「紅色資本家」－愛國的富有旅外中國人，為統戰工作提供進一步資金。  Brady蒐集了一個紐西蘭政黨主要贊助者的個人和公司名單，其中就包括很多這樣的紅色資本家。   Brady也對紐西蘭的中國族裔媒體進行廣泛研究，認為，這些媒體現在基本上已經完全被北京控制了。   「紐西蘭當地的中文媒體平台（除了支持法輪功的大紀元以外）現在都有跟《新華社》的內容合作協議，跟中國有關的新聞，來源都是《新華社》，也會參加在中國舉行的年度媒體訓練會議。部分媒體也雇用了跟中共有密切關係的資深員工。」  「奧克蘭最主要的中文報紙華文媒體《中文先驅報(the Chinese Herald)》，跟中國大使館緊密連結，並且與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All-China Fed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合作。這份報紙最早期是完全獨立的，不過，就像許多其他報紙，被中國媒體控制單位給漸漸地『和諧』了。」  據Brady所說，其他落入中共影響下的媒體平台，還有主要的當地中文網站Sky Kiwi（新西蘭天維網）和傳媒機構World TV（中華電視網）。  「2015年，這個在1998年由港裔和台裔紐西蘭人所出資創立、有七個電視頻道和兩個電台廣播的World TV，做出了一個有爭議的決定，把台灣節目下架。World TV從2010年起跟中國國際廣播電台（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展開合作，2016年，中國新華新聞電視網（China Xinhua News Network TV）在紐西蘭有了自己的電視頻道，TV33，2017年，兩位年輕的中國創業家成立了年電視頻道，也接力轉播新華社新聞以及中國官方製播的節目，並致力於製作出在中國也可以播放的節目。」  當被《Newsroom》質疑她的研究論文發表時間點（大選前）是否故意要造成政治影響力，她說，她之前就被邀請參加這個國際會議，大選在一週內舉行，只是湊巧。此外，她相信，國家黨和勞工黨被中國影響的情況很類似。  比如說，勞工黨的國會議員霍建强（Raymond Huo）也有跟統戰工作相關的連結，還有另一位中國族裔的候選人陳耐鍶（Chen Naisi）女士，是奧克蘭大學的法律系學生。  陳耐鍶是紐西蘭中國學生會的會長，也是該組織奧克蘭分會的聯合會長。她在一個紐西蘭的中文電視台的訪談中說，她「對於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但是，國會議員的工作，會給她一個平台，為她現職的學生會爭取權益。  所以，如果陳耐鍶、霍建强和楊健當選，根據他們在各自黨派中很前面的排名，也很可能當選，那麼，2017年選舉後，紐西蘭的國會中，將會坐著一個負責管理海外中國學生及學者的統戰相關組織的領導人，一個在中國軍方情治單位工作了15年的人，還有一個非常積極參與中國統戰活動的人。

《紐約客雜誌》David Remnick 訪問希拉蕊，訪談大部分談到希拉蕊新書《 What Happened》的內容，分析她為何輸掉了2016的美國總統選舉，這些內容我沒有特別興趣，不過，當她講到她出任國務卿時，曾經幾次跟普丁交鋒，這些橋段滿有趣的。 普丁很大男人，每個動作都要表現出這是我的地盤的樣子，坐下來腿開開，大手一揮，加上一個輕蔑的表情…，她觀察，普丁幾乎都不看她的眼睛，也似乎不知道要怎麼跟女性連結，所以，每次要見面前，希拉蕊都要非常用功地準備可以引起普丁興趣的談話內容。 有一次，與普丁在莫斯科郊區的鄉間別墅會面，等到媒體都離開後，希拉蕊立刻拿出她準備好的話題說：「總統先生，我們有一個共通之處，那就是對於野生動物的保育，我有注意到您對於西伯利亞虎和北極熊的保護，這是一個很重要、需要您繼續領導的議題。」普丁看了她一眼說：「跟我來！」然後倏地站起身，帶著希拉蕊和幕僚們往別墅內部走，驚動了沿路的侍衛們，最後來到一間巨大的戰情室，裡面有一張超大會議桌，牆上掛著一幅她所見過最大的俄羅斯地圖，然後，普丁精神抖擻地指著地圖，一一解釋，他們在各個地方做了什麼保育工作。講到法蘭士約瑟夫地群島的時候，普丁轉身對希拉蕊說：「我要去那裏抓北極熊，比爾想不想一起來？」希拉蕊回覆說：「總統先生，我不知道，我得要問問他，但如果他不能來，我會很想來。」普丁沒表示什麼，不過，美蘇之間的關係本來就很複雜，普丁常常給她一種心不甘情不願坐在那裏討論事情的感覺，這次因為話題對了，而有了罕見的熱烈對話。 另一次，是2012年九月，美國和俄羅斯正因為敘利亞的內戰，而陷入膠著，普丁根本不想見希拉蕊。但在一場國際經濟會議的晚宴中，普丁的座位被安排在希拉蕊隔壁（希拉蕊笑說，國際禮儀比恐怖份子還沒有彈性），希拉蕊當然又是有備而來。 她說：「總統先生，我來之前，順道去了聖彼得堡的列寧格勒保衛戰英雄紀念碑。」普丁問她有什麼感想？希拉蕊讚美了俄羅斯人民的勇氣和毅力，接著，出生在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的普丁，就說了一個關於他父母的動人故事。聽了這個故事的希拉蕊，又驚又喜，拿這個故事去問很多所謂的俄國專家，結果大家都說之前沒聽過。 希拉蕊想藉由這些例子來說明，只要好好準備，普丁是可以對話的。 其實，2014年，希拉蕊有把這段對話寫在她的《抉擇：希拉蕊回憶錄》中，當時，英國《泰晤士報》長於歷史、間諜史的的專欄記者Ben Macintyre就有寫文章回應，標題是「普丁媽媽的感人故事是神話／The moving tale of Putin’s mother is a myth」（泰晤士報要登入，所以可以看這個不用登入的轉載連結），文中指出，普丁早就說過這個故事的很多不同版本，對於他這個經驗老到的間諜來說，歷史事實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講故事可以拿來服務政治，營造出某種有利於統治的個人形象。Macintyre在文中說，從政者也常常會用這一套美化過去的手法，比如說，希拉蕊就曾經誇飾說，1996年她降落波士尼亞時，在狙擊兵的槍林彈雨中跑到來接他們的車上，但新聞畫面完全沒有那樣的景象。 如果說，政客們是直覺地編故事，間諜就是專業地編故事了。對於普丁來說，真實性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信了，而希拉蕊就是做了最令普丁高興的事，她信了。不知道希拉蕊是不是沒看過這篇評論，所以在2017年的今天，還繼續津津有味地說這個故事呢？還是，對希拉蕊來說，真實性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可以透過故事塑造出自己專業睿智的形象？

最近，我看在台的外國人圈圈中，都在抱怨國際媒體懶惰又不負責任的報導方式，駐台20年的長庚英文教師麥哲恩(Michael Turton) 昨天就在他的自媒體上發表「台灣發生了什麼？一定跟中國有關…(Did something happen in Taiwan? It must be about China....)」，道出國際親中媒體的懶惰與不負責任。 台灣換閣揆，明明要從內政的角度來看，但是路透社和美聯社的報導，硬是要跟北京扯上關係，並用選擇性民調製造蔡英文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印象，至於《南華早報》，就別說了，想要知道北京喜歡什麼，讀《南華早報》記者Lawrence Chung寫的報導（社論）就夠了。  只有《彭博社》算是有接地氣，抓到了重點：賴清德是一個被看好的政治明星，此次人事安排跟之後的選舉有關。《彭博社》報導的中後段，還是忍不住提到了中國，還好只是輕輕提了一下下。  其實，在台灣換閣揆是很平常的事，而且，都不會對國際情勢產生什麼影響，依照過去慣例，國際媒體幾乎都沒有什麼報導。 陳水扁兩任內有六位閣揆，馬英九兩任內也有六位閣揆，這些人事任命的異動，都沒有激起任何負面解讀的國際報導，比如說，2014年大選後江宜樺辭職，國際媒體連結到的都是選舉失利，而不是中國。但怎麼蔡英文一換閣揆，忽然都跟中國有關了？！  莫拉克颱風馬政府處理失當，於是2009年換吳敦義當閣揆，紐約時報（NYT）正確解讀為內政問題，陳水扁任用謝長廷當閣揆時，當時《金融時報（FT）》記者Kathrin Hille歸因純粹內政因素，報導算準確。到2002年，陳水扁任命支持獨立的游錫堃為閣揆，竟完全找不到任何國際媒體的報導。  看來，這回台灣換閣揆非比尋常。賴神一接任閣揆就任命顧立雄出任金管會主委，因內閣變動極小，反而突顯「這個任命是個大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