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部電影，是我寫給印尼的情書。」

2001年，一間比利時公司的農場女工，長期在沒有穿戴任何防護的狀況下使用噴灑殺蟲劑與除草劑，許多人腎衰竭而死，因而動員及抗爭。她們要求公司提供防護衣，沒想到，公司不但沒有正面回應，還找了「五戒青年團（Pemuda Pancasila）」的黑幫流氓來要脅，她們於是打消了繼續抗爭的念頭。

26歲的喬書雅歐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剛好在當時受「國際食品暨農業工人工會」（IUF）之邀，到印尼鄉下舉行紀錄片工作坊，教當地工人替自己的抗爭拍攝紀錄片。喬書雅不解，為什麼這些女工那麼輕易就放棄了抗爭，她們回答說，因為我們的父母、祖父母，就是這麼死的。

當地工人們的上一代、上上一代，都曾因為從事農業、加入農民組織，在1965年的反共大清洗中，慘遭屠殺。下令或執行屠殺的人，至今都還世襲權力，甚至活躍在他們周遭，可能是村長，是學校老師，是隔壁鄰居。數十年來，被害人的後代還持續受到歧視、排擠、恐嚇、勒索，在巨大而沉默的恐懼之網中苟全性命。

工人們對喬書雅說：「不如你來幫我們拍一部紀錄片，告訴大家我們在這數十年之間，為何仍須活在恐懼之中。」2003年初，他回到印尼，投入這項計畫。

十年的青春，訪問了上百名1965年大屠殺的加害者、倖存者、其後代。錄製了這兩封寫給印尼的情書 ── 2012年的《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和2014年的《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

《殺人一舉》，如同揭穿了國王的新衣的那個孩子，《沉默一瞬》，則是受害者家屬與加害者對話的嘗試，指引出和解的可能性。喬書雅說，第三部，是關於未來的，必須由印尼人自己來書寫。

喬書雅印尼語流利，跟許多當事人成為朋友，然而，自從《殺人一舉》公開放映後，他就無法再踏上印尼的土地。「我應該還是進得去，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出來。」勇敢的人不只有他，在片尾出現的製作團隊名單中，大概有1/3都寫著「匿名者（Anonymous）」，每一個匿名者，就是一位冒著身家性命也要追尋真相的印尼人。

為什麼從《殺人一舉》開始？

計畫之初，他接觸的都是倖存者和受害者的家屬，他想從他們的角度來拼湊出與官方說法截然不同的歷史版本。然而，訪談開始沒多久，他們就受到了軍方的警告，要他們別再繼續。當地友人建議，可以從加害者那方來下手。他克服了自己的恐懼，以重演當年英雄事蹟為藉口，開始訪談所有他可以找到的加害者，以外國人身分作掩護，他甚至訪問到加害者集團最高層級的大人物。他拍攝紀錄片的消息上了主流媒體，地方黑道誤以為他背後有這些當權者當靠山，受害者視角的《沉默一瞬》因此才得以進行拍攝，不受地方黑道騷擾。

採訪加害者的過程中，喬書雅發現，他們不但不否認、毫無悔意，而且還鉅細靡遺地誇耀自己的所作所為。起初他覺得不可思議，後來他發現，每次說大話時，自我越膨脹，就代表內在越缺乏安全感。加害者集團「勝利者詮釋歷史」的防護罩越鋪天蓋地，也許越能顯示了他們內心的脆弱與不安。真的是印尼版的「沒有戒嚴的昨天就沒有今天的民主」。

喬書雅所訪問過的每一個加害者，都曾在某個時刻向他揭露夜裡無法安睡的痛苦。民間流傳著這個說法，一定要喝被殺者的血，才不會瘋掉。他們之所以還活著，還沒瘋，因為喝了死者的血，彷彿吸人血的蝙蝠人！

在印尼，每個小學生都必須看一部政治宣傳片，片中共產黨被描繪成邪惡殘暴的非人類，政府好藉此合理化1965年的大屠殺行為。受害者，被妖魔化，加害者，被英雄化，而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就是這樣被洗腦的。（印尼版的「台獨即台毒」？）

喬書雅訪問到的第41人，安華剛果，後來成了《殺人一舉》的主角。喬書雅覺得他很特別，因為，他的痛苦，比較接近意識的表層。上一刻，他還描繪著行刑的細節，下一刻，他就跳起了恰恰恰，說自己之所以成為一個很讚的舞者，是因為他必須靠喝酒、唱歌、跳舞、大麻、搖頭丸，來忘掉這一切。

殺了1000人，他必定是個惡魔吧？在導演的鏡頭下，他化身成一個慈祥的祖父，他要孫子跟不小心弄傷的小鴨子道歉，還教他們如何溫柔地對待小鴨子。

導演相信他是知道的，也因為知道，他的良心備受折磨，透過一次又一次重複訴說好萊塢電影情節般的英雄敘事，來逃避面對深不見底的罪惡感與羞恥感。

喬書雅跟拍了安華五年。不時把拍好的片段，拿給安華看，問他有什麼感覺。他知道，安華勉強維持的表面，充滿縫隙，只要能夠深入一處，有一天，終將瓦解。

有一天，他們拍攝著當年刑囚的片段，安華扮演被自己刑求的那個人，演到一半，他覺得非常難受，無法繼續，他說：剛剛，我好像死了一下下。後來在家裡重播這個片段，他先是很開心地找孫子一起來看，說：來看阿公被打。兩個孫子離開現場後，他對導演說：就在那個時刻，我的尊嚴被徹底踐踏，我好像終於能夠了解那些受害者的感覺了。

於是，才有了瀑布前的那一個段落：兩個被他殺害的人，跟他道謝說，謝謝你當初殺了我，讓我解脫，上天堂。這一幕，呈現了安華渴望的淨化與昇華，與不可得的自我救贖。

《殺人一舉》的最後，他回到了那個他親手殺了數百人的頂樓陽台，電影前半段，他曾經在這裡表演著他設計的、不見血的高效率鐵絲殺人法，並感到驕傲，電影最後，他在這裡乾嘔，像是要把這一生的罪惡感通通吐出來。

忍不住想，台灣的安華剛果呢？那些製造陳文成跳樓假象，和手刃祖母、小女孩的台灣版的安華剛果呢？

轉型正義，不只是為受害者討回公道，更是為了從加害者身上，萃取、還原出一絲絲能夠辨認的人性，我們才不會誤認為人性與獸性無異而對人性絕望，我們才有能力去反思，當時空錯置，角色調換，應如何避免重蹈覆轍。然而，當加害者繼續被歌頌為英雄偉人，當暴行被解釋為時代共業，我們就不可能理解這些「反人類罪行」背後的真正原因。

身為美國人，導演不忘指出美國政府在事件中應負的歷史責任，並要求美國政府解密當時的文件，揭露美國對反共軍政府的扶植。印尼軍方至今仍是超越法律的太上皇組織。

父親唯一記得的是恐懼

《沉默一瞬》的主角，阿迪魯坤（Adi Rukun），出生在大屠殺後的第二年，阿迪的母親說，他簡直就是哥哥拉姆里（Ramli）的翻版，如果不是因為阿迪的出世，她早就因為思念愛子而發瘋了。

（圖：阿迪跟母親）從小，阿迪就聽母親一天照三餐地敘述哥哥被殺害的過程，所以，他知道學校、政府都在說謊。雖然阿迪身邊所有最親近的家人，都活在「後屠殺」的創傷中，但因為阿迪沒有親身經歷過屠殺，反而有種安靜、無懼的人格特質…他讓我想起了鄭南榕。 

他花了7年的時間，反覆看遍了喬書雅跟加害者的訪談影像，這些影片改變了他的人生，他終於了解為什麼他的家庭、他的學校、他的村莊、他的國家，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沉默一瞬》中有個片段，是阿迪拍的。2010年，他的父親突然失憶，他拍下了父親在家中地板地爬行、驚恐無助的畫面。他看到父親不認識、也不記得任何一個家人，唯一記得的是恐懼。

那是一個轉捩點，當下，他就決心要走出來，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繼續活在恐懼中，繼續害怕自己鄰居。

他主動跟喬書雅說，他想跟殺害哥哥的人面對面交談。《沉默一瞬》的敘事軸線，是被阿迪這股強大的動力驅策著前進的。這股動力，讓我想起1947年出生的鄭南榕，在40歲的那一年，著手進行二二八事件的平反活動。

每次拜訪加害者前，阿迪和喬書雅，都會仔細研究訪談錄影，了解對方的個性，好決定要用什麼方式來展開對話。所以，影片中，阿迪看似隨興地問話，背後其實都經過了許多的思考和準備。

訪談開始前，喬書雅會先幫對方打預防針說，這位是我的朋友，他有些跟你不同的角度，你們不一定要同意彼此，但請試著耐心聽完彼此要表達的。即便如此，惱羞成怒、氣爆、恐嚇、大叫…，都曾經打斷拍攝，有時候，導演還必須故意提醒對方他之前拍攝《殺人一舉》、跟當權者有良好的關係。在訪問幾個層級較高的人物時，他們事先規畫好逃生路線，阿迪的家人也都被帶到機場，隨時待命，準備逃亡。

片中，唯一一個可以算是成功的交流，發生阿迪和一位加害者的女兒之間。從小，父親就被全村視為反共英雄，但她從來不知道，「反共」的真正意思。當她聽到父親親口敘述「我提著女人的頭顱去嚇他們」，還有，劃開敵人的脖子、裝滿一杯鮮血喝下肚，她震驚不已，覺得好殘忍，好暴力。阿迪說，那不是妳的錯。她含著淚水說，我很抱歉，請你原諒我的父親。父親年事已高，很多事情都忘記了，請把我們當成你的家人，請把我父親當成你自己的父親。在淚水中，他們互相擁抱，阿迪也擁抱了那垂垂老矣的人。

這部紀錄片在印尼首映時，剛好遇到英雄紀念日。印尼是全球推特使用人口最多的國家，那兩天，印尼推特最人氣的動態是：我們的國家有了新的英雄，他的名字是Adi Rukun。阿迪，立刻收到了來自印尼各地的演講邀約，他站在浪頭上，成為真相與和解運動的代言人。（圖：阿迪和喬書雅）

當阿迪的母親知道他們的故事已經被成千上萬的印尼同胞、甚至世界各地的人們聽見時，她終於不再重複訴說愛子受難的細節了，阿迪形容，這十年來，從沒見過這麼有活力的阿母。

電影之後

這兩部電影，一前一後，改變了印尼社會對於1965屠殺的敘事方式，過去，印尼媒體對這段歷史或沉默迴避或吹捧美化，《殺人一舉》上映後，媒體開始以「反人類罪」來形容屠殺之舉，並直接點名背後的犯罪政權。有了第一部片打開的討論空間，第二部片《沉默一瞬》，在印尼獲得了更廣泛的放映機會，兩個政府機關，國家人權委員會和雅加達文化委員會，都正式發行了《沉默一瞬》，回應了民間真相與和解運動的呼聲。 

2015年，阿迪跟喬書雅一起到日本、英國…等地，出席放映會，2016年，《沉默一瞬》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阿迪也親自出席。

看完了《沉默一瞬》，不免擔心阿迪一家人的安危。由五個全職人員、25個兼職人員組成的團隊，為阿迪一家預備了兩條出路，一條國外，一條國內，除非必要當然盡量不離開印尼。最後，他們搬到了離家鄉數百里外的友善社區，那裡住著很多有志一同的社運工作者、人權運動者…。他計畫在那裡開一家眼鏡行。

他原本的工作就是驗光師，紀錄片中，他藉著幫老人家驗光、配眼鏡的機會，讓他們卸下心防，然後隨興地開始訪談，當對方發現他問的問題有些超過底線時，他就單純回到驗光這件事來。他總是問：「這樣，有看得比較清楚嗎？」

他們不敢直視的，並不是阿迪的雙眼；他們不敢直視的，是自己的良心。

1965年，軍事強人蘇哈托少將（支持西方陣營）進行了一場軍事政變，推翻了時任印尼總統的蘇卡諾（傾向共產主義陣營），並策動全國的反共大清洗，史稱930事件。其後幾個月內，印尼共產黨員、知識分子、農民…遭到大規模屠殺，由於印尼共產黨的華人居多，許多非共產黨黨員的華人也受牽連被處決，死亡人數高達一百多萬人。

蘇哈托為了鞏固地位，開始借助地方的黑幫勢力，非政府準軍事組織「五戒青年團」（相當於蔣介石的青幫，曾刺殺孫文的頭號政敵──光復會的陶成章），在當時的屠殺行動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快速崛起，至今，已經成長到有三百多萬成員的龐大組織，雖然蘇哈托政權垮台，軍人退出政壇、正副總統改人民直選、地方自治如火如荼的開展，「五戒青年團」在地方的勢力還是屹立不搖。《殺人一舉》的主角，安華剛果，就是五戒青年團的領袖之一。 

2012年，印尼國家人權委員會要求政府對當年的屠殺罪行展開偵查，被當時的政府拒絕，後來新上任的Widodo，仍然排除了犯罪調查的可能性，只用「對過去事件感到懊悔」的聲明來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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