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的困難」

促進轉型正義已經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認為轉型正義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蔡英文總統說轉型正義簡化成改名是一件可惜的事情。文化是一個國家強盛的關鍵，建立一個好的文化有多困難，轉型正義就有多困難，因為沒有人是局外人，有人住在中正路，有人念的是中正國小，我們都曾經繳稅給這個黨國，受這個黨國的教育，甚至接受這個黨國的保護，現在突然之間就要推翻黨國的影響，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週六的時候我跑去三源牧場的陳老闆那裡吃飯，陳老闆是一個十分優秀的學者，台大畢業之後，前往德國留學，在慕尼黑大學拿到了博士學位，他的專長是微生物科學，其實與政治之間並沒有太直接的關聯，因為在德國參加過台灣同鄉會，被職業學生檢舉，回台灣以後的學術生涯處境非常困難。他說他當年回台灣時的老闆對他很好，願意聘用他當研究員，他非常感謝，但是因為老闆承受很多上面的壓力，他最後選擇離開，他曾經跟他回台後的老闆說：我是「搞科學的，跟政治這些無關」，意思是不會有對黨國的政權會有所撼動，但是還是沒有辦法留下來。幸好陳老闆選擇結合自己的專長，自己和太太兩人開始養豬，最後也創出了一片天地。

我記得之前馬政府有一個官員指責我說，科技是中立的，不容許像我這樣的人把政治帶進科技裏面，在黨國的系統裡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強調這個部分，財經專業是中立的，科技是中立的，很多很多都是中立的，所以我只要當個工具人就好，政黨再怎麼輪替，這樣保持中立的人永遠不會被輪替掉，永遠是執政黨。其實這個標準是遊移的，你不搞政治只搞科技，政治還是會搞上你，因為有良知的人永遠不會成為工具人，強調這樣子的角色其實只是一種自我安慰、自我欺騙、一心一意想往上爬的價值選擇。

想想自己也在黨國的體制之下得到很多好處，在黨國精心設計的教育和考試系統，可以脫穎而出，從小到大受惠，甚至在找指導教授的時候，也受到黨國的好處。在德國能夠找到指導教授是拿到博士學位最重要的關鍵。我曾經問我的博士爸爸為什麼要收我？他知道台灣在哪裡嗎？他說他曾經到過台灣，李國鼎曾經邀請過他到台灣參訪，竹科建設的情形讓他印象深刻，他對台灣的感覺非常好，接到我詢問指導教授的信，很快就決定要收我這個博士生。我感覺我的博士爸爸對我比對中國來的學生友善的多，連我去美國開會都讓我比照一般正職研究員實報實銷，我想這件事情跟李國鼎脫離不了關係。教授下面博士念很久的人非常多，我要畢業的時候他有留我，但是我要回去，那時侯他說了一句話讓我非常感激：「你的父母應該非常高興你要回去了，而且只花了一般人一半的時間」。

年輕的時候我一心一意想要到德國去念書，如果有人要給我一筆錢叫我去當職業學生，我不知道自己會做出什麼樣的價值選擇，那時候我沒有現在的智慧，也沒有深刻思考過困難的哲學問題，不知道面對價值的選擇應該要如何處理？我當然沒有接受過這樣的考驗，我沒有把握自己會百分之百說不要，我相信有一些職業學生也面臨到這樣的困境，當老婆和媽媽掉到水裡的時候，你要讓誰去死？

轉型正義只是改名字或是復仇都太過可惜，重現歷史的真相，思考價值的選擇，是整個國家民族從務虛走上務實的第一步，沒有誠實面對自己的過去，不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只會迷迷糊糊、亂七八糟，無法面對現實的世界，不能建立正確價值選擇的文化，轉型正義是一件困難痛苦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