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圖用一個法律，就解決所有勞資雙法的問題，甚至把台灣十幾年低薪處境，以為靠一套《勞基法》就能處理，那根本是緣木求魚，更露骨說：總統的3萬元夢想，恐怕會等很久。（圖／李秉芳）

1914年，福特汽車公司在工業化100年後，開啟勞權兩項重要指標：第一，保障薪資：每天最低5美元。第二，工作時間限制：每天不可超過8小時，超過工時就算加班，這是最早由資方提出的保障勞動權，可見，天底下也不完全是「慣老闆」，好老闆還是處處有。

當時，美國工人的日薪，大約是2美元，5美元日薪，當然對工人的士氣，具有莫大鼓舞，因此，福特汽車產量品質相繼提升，8小時工時，也使勞工獲得休息，美國休閒產業因此隨之擴大，這是利己和利他雙贏的政策，但是，100年後，勞資從合作演化成對立，實在令人唏噓，想要找到勞資平衡都很困難，遑論雙贏了。

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一書中說：「一個富人的成功，相當於500個窮人的犧牲，平實而論，富裕的生活，奠基在窮人痛苦上」，這句話的確是真理，因此，民主社會為了避免使貧富不均，演變成革命的怒火，所以在企業的第一次分配後，會利用社會福利設計，補足這些不平之處，因為民主國家政府，無權干預私人企業對盈餘的分配，以免違背市場法則，因此，每一次的勞動權修法，總會觸及企業利潤分配的議題，簡單說：立法本身，是一場資本家和勞工的拉鋸戰，因此，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起源和基礎》中說：「貧富差距，本來是經濟差距，後來會慢慢演變成政治差距，因為，每一次勞工對資本家的抗爭，會使資方對勞工的同情熱心遞減，而勞工常把資方的不退讓，視為頑固，也會使勞方對資方的怒火遞增」，立法一但走到這一步，就變成惡意的因果循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所有國家的勞團，在勞權抗爭上，手段日漸激烈，勞資雙方的人情，也更形淡薄，再加上政客為了選票的表態助力，在這種狀況下，政府的角色所扮演的仲裁，就更顯困難和重要。

2018年之初，《勞基法》二度修法，再度陷入混亂局面，即便總統已經二度道歉，民調顯示：超過50%的人民贊成再度修法，卻有超過60%的人，不知道修法內容，顯示，多數台灣受薪階級，很少關心法律，只靠著電視得來的片面資訊，左右了思考和心態，歷史上，本來就有左傾色彩的民進黨，在執政後，必須向中間靠攏，又被勞團指責偏向資方，而一向站在資方立場說話的國民黨，卻關心起勞工？不管真假，都是好事，第三勢力時代力量，為求表現，從議堂內戰到場外，也險些擦槍走火，闖入總統府限制區淋雨，甚至勞團臥軌，阻礙交通，給人負面的評價。

這時候又傳來南韓基本工資調升為台幣43,000元，相當於兩倍的台灣22K，南韓在兩年前，剛把基本薪資調漲到3.7K，眼看鄰國一直加碼，自己國家低薪十幾年，還在退步中，難免使正在抗爭的台灣勞工，更加沮喪。許多人喜歡以南韓和台灣做比較，因為兩國有相同的歷史背景，走過類似經濟發展道路，也面對強鄰共黨武力壓迫，南韓在困頓中，可以經濟起飛，驚奇連連，而台灣從龍尾巴跌落，卻每況愈下，問題是出在哪裡？

其實，南韓勞工不盡然生活在地獄，卻也不會是天堂，張夏成在《憤怒韓國》一書中說：南韓勞工一直處於憤怒狀態，這也是為什麼南韓勞團，在針對勞權鬥爭中，放火燒車，樣樣敢作，表現比台灣還激烈的原因。80年代，還有南韓勞工在抗爭中現場自焚，可以想像那種激烈場面，但是，很多事情通常是兩面刃，過度激烈抗爭的勞工行為，一定會阻礙資本家的投資，尤其是海外投資者，經常會以勞工抗爭事件多寡，作為投資考量。

南韓的企業環境，是大財團控制的所謂財團企業國家，政府政策，相當程度必須和財團妥協，比較不同的是：南韓司法獨立，成為制約財團的手段，若比較台灣和南韓的司法，南韓司法受人民信任，高於台灣很多，許多大企業污染環境，或用金錢賄絡政府官員，在台灣會被輕判的案件，在南韓根本不可能發生。

根據統計：南韓受薪勞工有1,900萬人，18%屬於大財團企業勞工，中小企業勞工佔了82%，但是，有30%的勞工，拿不到43,000台幣的基本工資，這些勞工就是所謂臨時工，或外派聘僱，並非正職勞工，這些勞工平均月薪，大約25,000台幣，比南韓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薪資26,000台幣，還要低。前面說：南韓是大財團控制的國家，第一大財團企業就是三星集團，勞工10萬人上下，這些員工在南韓就是天之驕子，工資是中小企業的兩倍以上，只有大型外商銀行的薪水可以相比，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南韓年輕人，要拼命讀書，以擠入大財團企業為榮，台灣的企業環境，和南韓相當類似，但是，中小企業的薪水，還不像韓國，差距如此巨大。

因為工資不平等，形成南韓嚴重的貧富差距，根據2015年OECD國家的調查排名，南韓貧富差距是世界排名第四名，從金字塔的分配，就可以清楚理解：20%金字塔頂端人口，所得是8,449萬韓元，但是20%金字塔底端人口所得，只有2,058萬韓元，如果從資產來比較，更為驚人，20%金字塔頂端資產是8億2,000萬韓元，而20%金字塔底端人口資產只有1,300萬韓元，相差64倍。所以，90%受薪階級所得無法儲蓄，而中高所得者只要購屋，一生就被貸款綁架，這種情況和台灣沒有兩樣，所以，判斷勞工生活是否幸福，單看表面數字，無法一窺全貌。

南韓勞團主要力量，都是大財團企業的工會主導，根據統計：大企業的勞工，加入勞團的比率是47 %，但是，中小企業的勞工加入工會只有2%，所以，真正沒有發聲管道的勞工，其實都在中小企業居多，大企業的勞工，只要遭受到不平對待，很快就會找到媒體出力出聲，這種情況，在小企業根本看不到，台灣的情況也是如此，還有另一個使台灣勞團和南韓相較，更形弱化的因素，那就是「黨國體制」。

南韓曾經經歷過強勢軍人獨裁統治，但是，威權政府並沒有把黑手伸進工會，控制勞團，而台灣過去在黨國體制下，多數大企業甚至國營大企業，工會實際上是被資方控制的，這種情況一直到解嚴後10年，才慢慢改善，可見，沒有自由的工會，就不可能產生有力量的勞團，因為勞動權的抗爭，基本上是來自團結。

南韓在2005年，就通過每周工作時數40小時，南韓的《勞基法》稱為《就業及勞動標準法》，立法上採取同心圓理論，把母法放在中心，如同《憲法》位階，提供指導原則和綱領，然後才從中心向外延伸，外圍法律包括：《最低薪資法》、《退休金保障法》、《保障派遣員工法》、《保障兼職員工法》、《工業安全健康法》等等，這些由母法延伸出去的法則，大方向就是不違背母法，甚至對某些行業，也可以立特別法，台灣也有勞動學者建議：應該用這種「同心包圍」理論定訂法律，才不至於造成一雙鞋子，要給眾人穿的感覺。

但是，話又說回來，企圖用一個法律，就解決所有勞資雙法的問題，甚至把台灣十幾年低薪處境，以為靠一套《勞基法》就能處理，那根本是緣木求魚，更露骨說：總統的3萬元夢想，恐怕會等很久。

曾經擔任國策顧問的黃天麟，在一篇文章說：低薪的真正元凶，其實是中國對台灣的磁吸，80%的上市上櫃公司，在中國設廠，百萬台商台勞在中國，迫使每年70萬台灣移民工，只能遠赴海外，這些人口也相對降低了在台灣的消費，生產外移，固然是低薪原因，但是，要追問誰令致之？過去，台商貪求中國勞工便宜，是磁吸因素，現在，中國工資，已經不低於台灣，環保法令更是嚴苛，為甚麼不回家鄉？真正原因就是：台灣不是國家，而中國打壓，才是造成台灣非國家元凶。

鼓勵台商回到台灣設廠，固然可以提高薪資，增加就業人口，問題還是無法突破區域經濟整合的關稅障礙。同樣產品在中國出口，和台灣出口相比，關稅至少差3 %，而這個3%，等於是企業利潤，政府早就理解問題所在，企圖以南向政策，突破中國包圍，卻還是受到中國政治勢力牽制，這個問題短期內無解。

前不久，上海崑山發佈限汙令，300家台商中，一半決定出走，但是中國立即收回成命，因為走了一家，老共不怕，走掉一半，相當於10萬中國勞工準備失業，中國目前經濟調整期間，工人失業，已經是政權最大危機，事件的結果是：發佈限汙令的市長下台，更簡單說：老共還是想辦法扣住大型台灣企業，不讓台商出走，不要讓台商回家，幫助台灣經濟好轉，持續窮台亂台，仍然是老共最高指導政策。

《勞基法》再度修法下場了，會不會造成過勞血汗，短期間無法評斷，我想說的是：好法律不如遇到好老闆，勞工總有一天也會變成老闆，當你遇到壞老闆時，要善用吹哨子，那是勞工的權利，更重要的是：生命中，許多不平等待遇，正好是窮人奮鬥向上的原始動力，在過於舒適的環境下工作，不可能造就偉大企業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