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死了，為戒嚴時代的文壇風雲人物敲最後一個鐘響，如此而已。我們為他年輕期的捲起文化風潮，而擊掌不已，為他後期的自我背叛而不勝唏噓。（圖／取自維基CC BY-SA 3.0）

李敖死了，為戒嚴時代的文壇風雲人物敲最後一個鐘響，如此而已。我們為他年輕期的捲起文化風潮，而擊掌不已，為他後期的自我背叛而不勝唏噓。

李敖一生在社會的價值，可以有兩種劃分法。一是《文星》與非《文星》，一是自由民主與反自由民主。

從投稿《文星》、當文星書店的編輯，到文星書店被查禁的文星時期，主要是以蕭孟能先生的文星書店為平台，聯繫當時台灣的文人雅士，藉出版各種現代小說、評論與雜誌，引介西方文化，在死寂的戒嚴時代，捲起新文化風潮。後因《文星》的論點觸怒當道，而被迫關門，也結束這個時代。

文星時期的李敖會成功，主要是文星書店創辦人蕭孟能的父親蕭同茲，是國民黨的報界元老（曾任最頂峰時期《中央通訊社》社長）、國民黨中常委、立法委員，蕭同茲及他的朋友，對《文星》的事情可以護航。因此這樣的文星書店，有其特權來引領風潮。當然我們也不可忽略蕭孟能有這份心，李敖有如此的才，方有那樣的成功。

特權在這邊扮演重要角色。在1950到1970年代，整個文壇、出版界，都以外省人為主。一方面當權的國民黨，對非其族群的本省人不信任，也不會給予很大的發言空間。一方面日本時代培養的那些擅長以日文表意的文人、學者等，他們在二二八事件中，若不是被殺了一大堆，如：林茂生博士等，就是嚇了不敢提筆為文，如：張文環、龍瑛宗。而且他們的日文文章，在國民黨時代也不允許出版。

即令外省人，也有特權及非特權的關係。一如雷震的《自由中國》，若非他的政治關係，也不可能有如此強烈政治風味的雜誌，而其雜誌內的重量級主筆、寫手，甚至是工作人員，也多是外省人為主。沒有這麼大的言論空間，雷震的《自由中國》聲勢不會起來。而有這樣的聲勢，若沒有政治為之護航，也很容易被兩蔣的勢力所壓制、剷除。

以此觀之，文星書店能成功，不可欠缺他的政治背景。同時，也因為這樣的政治及其文化背景，才有機會讓許多外省籍的文化政治菁英，敢在這邊發表文章、出書。簡言之，那些外省籍文人、學者，和當時的文星書店，乃是魚幫水，水幫魚的關係。李敖可以說是這個狀況中的重要角色，但若說他躬逢其盛，乘勢而起，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

我們會這樣講，乃因為後來的時局變化趨向和平，文壇也相對不會那麼肅殺，李敖的聲勢就弱了不少。《文星》之後的李敖，雖然在一段因政治因素被關之後，也重出江湖，透過《中國時報》這個媒體發聲。在當時，能在《中國時報》副刊發表文章，算是相當好的機遇。金恆煒總編曾說，當時《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副刊，在當時的重要性，幾乎佔發行量（記憶如此）的一半以上，能在這邊發聲，甚至比以往在文星書店時，更能讓全國人知道。但李敖的影響力，已遠不能和他在文星書店時的聲勢相比，已經消褪很多。

在往後媒體相對更自由的時期，李敖也辦了《千秋、萬歲》評論雜誌，一如他以往掌握文星書店那般，但就看不出他能引領風騷。乃至更後來，他介入電子媒體，但影響力已時不我與，變成邊緣人了。

特權消失是李敖時代不再的重要原因，另一則是他此後的雜誌都是一人作者、一人成書、剪剪貼貼，重複來重複去，鮮有拿得上檯面的文章，多是書名或標題嚇人引人而已，含量成分十分稀薄。好聽是生產力很強，但仔細檢視，已難稱為作家或文化人了。

解嚴之後的李敖，無法發揮如之前那樣的影響力，甚至百分之一都不如，恰好印證他戒嚴之前的影響力，乃是特殊時空的特殊產物。

從自由民主的角度看李敖。李敖早期雖然才氣縱橫，但中期後來或許始終生活在想像與過去。在解嚴之前，李敖始終強調民主自由、學術自由和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這點他和鄭南榕是契合的。雖然李敖是統派，鄭南榕是獨派），甚至全面西化。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不僅美化歐美民主自由的風氣與生活態度，甚至也強調民國初年北洋軍閥時代，都比國民黨時代好太多了。但解嚴之後，台灣逐漸進入民主自由，學術也自由了。李敖卻逐漸掉隊丶脫隊，終於只好與專制體制妥協，甚至台灣混不下去，只好跑去投靠中國政權和共產黨，博取溫暖和掌聲。

李敖在右派的法西斯政權下反右派政權，在民主時代卻支持、歌頌左派法西斯政權。這是他的悲劇。那麼他之前強調的民主自由，也僅僅只能說是用於反兩蔣、國民黨的工具。他喊的很漂亮，卻經不起檢驗。檢視後來李敖往來的對象，其實都具有他在戒嚴時代批判對象的特質。他甚至與「文化黨衛軍」宋楚瑜交好，惺惺相惜，和後來的性侵犯馮滬祥搭配，代表新黨選正副總統，選到後來，人卻神隱不見了！其政治人格之低下，令人難以接受，也使人不禁搖頭嘆息。

李敖早期治學勤奮、嚴謹是許多人所稱讚、強調的，但他學術只往歷、治學的脈絡放置，放置在學人熟悉的學術脈絡，並沒有想像中的厲害，到後來，不進則退，一直倒退嚕，只剩在舊紙堆裡剪貼文章，和對外一隻嘴而已。社會上有一陣子居然流傳「李敖大師」之名，令識者啼笑皆非，而他自己卻以之而洋洋得意，頗有齊人「驕其妻妾」之況。

李敖和一般社會大眾，特別是台灣人背景的學子，有一個很大差別。他能知道許多民國文人的雅聞風格，但一般台灣人沒有。甚至這些人在家裡，也不一定能從父兄輩那裏，知道學者典故與風範。一則台灣人很多沒有辦法接受高等教育，一則在戒嚴文化下，緬懷日本時代，很容易惹禍。但身為外省人，父親又曾接受北京大學教育，他當然有這些故事。但除了這些，他有甚麼樣的學術成就呢？沒有。

他進行的許多考證，表面上成就很大，但這是在封閉的台灣才有的價值，也許在中國或國外，早就是公開的消息。例如：蔣介石變造照片，把幾個和孫中山合照的軍事將領都刪掉，僅留下蔣介石一人。這種照片改造的手法，在中國早就知道。但這卻是李敖在做的「考證」工作。甚至人家早已經考證出來，他卻故弄玄虛，佯裝認真其事的分解國民黨的偽造手法，表示自己能力很強。這種狀況在李敖的千秋評論、萬歲評論有很多，重複的更多。

就算不提這些道德上有瑕疵的行為，他在學術上又有怎樣的成就呢？或許僅有考證、驗謊的功力很強，其他並無法提出更強而有力的學術論述與說法。那樣的人在學術界裡一大堆，可能不一定有他博，甚至也沒有他那麼勤，但這並不特別。而以李敖提出的那些考證新論，在學術界中，其實價值不高。李敖常強調看不起殷海光的幾個徒弟如：劉福增、張灝、林毓生，但這些人的學術成就都遠高於他，但李敖只會自吹自擂是有何等高成就的人，還偽造大師對他的首肯。

李敖很欣賞崇拜胡適，也想要做胡適那種但開風氣不為師的事業。他的確有做，也曾在台灣有一番事業。但放置在社會現象與歷史結構去理解，胡適的確在眾多競爭下，替封閉的中國帶來新氣息。李敖卻是在人為製造的後退專制氣息中，以其特殊的地位與膽識，帶給台灣新氣息。但這種新氣息，卻是荒謬時代的荒謬產物。一如李敖是荒謬時代被耽誤的人才一樣。

李敖後來會擁護獨裁、中國共產黨，其實不需要討論。他這樣的作為跟國民黨台灣的八百壯士、新黨、統促黨等統派的作為完全一致，或許這是中國文化的特性之一吧？放置在這個結構下去看李敖，相較於他以往的言論，對李敖是很不堪的，但李敖本人的人格，或許就是那麼不值得推崇吧？

文化的李敖在文星書店關了之後就死了。鼓吹民主自由的李敖，在台灣民主自由化後就死了。李敖現在過世，僅僅只能說是一個人的過世，對整個社會，其實沒有甚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