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謀在美國台積電「首批機台設備到廠」典禮演講，其中關於「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幾乎已死，而且不太可能再恢復。」不到全文三分之一，並不是演講重點，卻成為臺灣各媒體的標題。 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新廠安機活動上表示，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幾乎已死，而且不太可能捲土重來。（彭博）     張忠謀的講法並不正確。自由貿易前提：政府不能介入經濟、市場運作規範公平。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則更寬鬆：對經濟弱國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他偷技術、不公平競爭的建立自身產業。但當發展到相當階段，就得按照公平貿易的規矩來。 美國一九七○年代初期對日的紡織品談判，繼之對臺灣等亞洲四小龍，乃至有301、超級301條款等，都是基於這樣的原則：長大了，就要照規矩來。美國對中國也是這樣。以往讓中國企業肆無忌憚狂銷又偷技術，直到川普上台才改弦易轍。美國現在對中貿易，與以往美國對日、台都一樣。只是日本跟臺灣順著美國意思走，而中國硬是要和美國對抗。 實際上，美國這種規範才是對的。許多外商在中國遇到的經商困境是中國不守國際間經貿規範所致，地位遠不如外商的台商，甚至更不合理的被偷技術、侵奪產業。 增進商人利益的，不是自由貿易，而是公平貿易。 （作者為退休商科副教授）

怎樣拿捏內政改革的幅度與力道，沒有一個人說的準。國內很多獨派較為激進的講法，我認為都是衍自革命的思考脈絡，希望一槌定音。但理解民主改革步調的人，多數會認為事緩則圓。一槌定音是獨裁政權、革命政權會做的事情，這處事的結果，很多都有嚴重的後遺症，甚至必須以更昂貴的代價去補償。

  中國橫暴施壓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召開臨時理事會，強迫取消數年前已決定好，在台中舉辦的二○一九年第一屆東亞青年運動會。對此，筆者的觀察心得有二：一，以打壓台灣來轉移內部壓力；其次，看衰國民黨盧秀燕的選情。 中國近年來不顧其內政不修，陳抗、暴動頻傳，外則「一帶一路」在國際上受到阻礙、抵制的困境，不惜鉅資拚命打壓台灣的外交空間，兩年來，已經有三個國家和台灣斷交，且進一步逼航空公司更改台灣國名為中國台灣（省）。然而美國對此卻不斷提升與台灣的正式與非正式政經關係，中國此次動作明顯是反制美國對台友好行為。 同時，中美貿易大戰剛起，經濟就窘境畢現，大型企業危機、倒閉頻傳。如資產達千億美元的海航倒閉，可相比美國能源集團安隆倒閉，是國際財經大新聞。而繼之又有中國「永泰能源」倒閉，欠債也是百億美元以上。不只企業，民生方面的兒童百白破三合一疫苗、狂犬病疫苗等黑心假疫苗更是引爆民怨，甚至有中國人民到美國大使館留言「救救中國的小孩」，壞消息一個接一個，或許中共高層想拿打壓台灣來轉移注意力與「沖喜」吧？ 此外，迫停台中舉辦的東亞青年運動會，表面上是打壓民進黨林佳龍市長的選情，實際上明顯是看壞盧秀燕選情。因為東亞青年運動會的舉行日期是二○一九年，活動光環在下一任市長。若中國看好盧秀燕，就不應該打壓，明年讓國民黨藉舉辦聲勢，對二○二○的總統選情加溫加分，中共勢力就有機會重新「登台」才對。可見，中國的動手，讓人一葉知秋啊！ （作者為科大副教授，台北市民）

  新任教育部長葉俊榮上任的第一個記者招待會，就說明他對台大校長遴選案的態度：一、教育部有權進行「程序和適任的合法性監督」；二、用行政程序法處理管案中的獨董部分，而「學術倫理和赴中國大陸學術交流並不成為決策過程」；三、台大校長若長期都是代理，可能會戕害大學發展。 我們支持他的態度，但為使管先生的校長能做得有威望、受社會信任，我們認為學倫也要一併考慮。這方符合台大在台灣教育與學術界的龍頭地位，本文僅就學倫方面，發表一己之見。 現在連一般大學生都要上學倫課程，方能畢業，其重要性可見一斑。學生都要了，老師更不用說，而校長更應為表率。學倫非法律，但卻是學術界的天條，是不可迴避的重大問題。楊泮池前校長就因學倫問題而引憾推辭連任，繼位者若可不論學倫，那楊校長捍衛台大聲譽的苦心付之流水，況且楊校長的學倫嚴重性，遠低於管中閔的學倫問題。其次，若學倫問題爆發於校務會議代表投票前、遴選會投票前，管先生就不會像現在不積極澄清，給學界交代，而就算他澄清了，投票結果也絕對不一樣。換言之，學倫對最後遴選結果，具有絕對影響力。 台大遴選委員會拿中研院的回函、台大學倫會的認定不須論文審查，以示他們處理管案的學倫問題。這樣不能杜天下悠悠之口，因為這個解釋不合國內外學術界的標準。就算該研討會的協辦單位台大經濟系，以往舉辦的論文研討會接受投稿的標準，也絕不會都那麼寬鬆，更何況出自中研院院士之手的論文。 為管先生計，也替遴委會、台大學倫會解套，就以楊校長論文審查模式再次啟動。這樣既昭公信，恢復管先生的學術名望，也讓台大不須蒙受不白之冤。 葉部長既然說台大校長的重要性多高，就應該要求遴選委員會啟動學術論文審查，以楊校長論文被審查的方式審查，給管先生的論文背書，讓他有足夠威信領導台大。 （作者為大學副教授，台北市民）

  侯友宜在此事件，先有長期逮不到陳進興的責任，後來才有圍捕成功的結果，但是其中的關鍵人物是謝長廷啊！並不是進去抱小嬰兒出來的侯友宜，因那已是謝長廷勸陳進興投降成功以後的事，媒體卻「倒果為因」，把侯捧為「英雄」，對謝長廷不是忽略不提，就是反而歪曲其功績？（圖／張家銘，民報合成） 侯友宜此次代表國民黨出來選新北市長，他在白曉燕命案的關鍵時間，抱著南非武官的小嬰孩，走出官邸，成為現場電視實況轉播媒體焦點，全國許多同胞因而視之為「英雄」。他的確是不負刑警任務，但有些事情依舊要釐清事實真相，不能被表相所矇蔽而是非不分，指鹿為馬，讓歷史受到歪曲。 以侯友宜當時台北市刑警大隊的大隊長職務，因職責所在，他一定要介入這件事情。因此陳進興闖入南非武官家中的事情，讓人質安全是他的基本職責。當時北市警局久久未能逮捕陳進興，讓他到處流竄繼續作案，侯友宜職責上已先有相當程度的責任。 雖然全台警察總動員，但就是抓不到狡滑的陳進興等，而侯友宜身為市刑大大隊長，重責在身，但未被責備，最後反而攬功，懲獎之間，似未有衡平。再者，在整個追捕中，也有一些警察因為槍戰而被陳進興等歹徒殺死或受傷，這些都是無名功臣，都必須被記上一筆。 就是動員這麼多的警力抓查，才逼得他們一一現身、圍捕，最後陳進興以這個聳動國際的方式，為白曉燕事件做最震撼人心的結束。 其次，有個重點是其他回憶論述中，沒有提到。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侯友宜是被陳進興指名要進去的人。也就是陳進興對侯友宜有相當信任。這一點必須先澄清。一個刑警能做到歹徒信任，可見他有他做人的一套被對手信任的原則。 該事件有另外兩個人更必須被肯定。一位是謝長廷，一位是葉耀鵬。這兩位也是被陳進興指定（或同意）要進去南非武官官邸，平白受到生命威脅的人。謝長廷當時是沒有任何公職的律師，葉耀鵬是監察委員。這兩者都不是事件的直接必須負責人。他們沒有如侯友宜戴鋼盔丶穿防彈衣，而是一身平常衣著，就進入危險的武官家裡去和陳進興談判，這才算是真正的見義勇為。 我看了些影像資料，例如：東森，他們都強調侯友宜的「勇為」，但此形容未免太誇張，那應該叫「克盡職守」。侯友宜和謝長廷、葉耀鵬的差別，在於侯友宜是經過訓練，對於這樣的危險局面，他們有一套處理的方式。雖然被歹徒叫進去很危險，但這是他們早就預見會碰到的問題。我們看很多西洋綁匪電影，就可以知道這類型的事件發生，雖不能說多，卻也算是警察訓練與能力的一部份。謝長廷、葉耀鵬他們沒有，也沒有義務要進去冒生命危險，這意味若情勢改變，他們面對的危機高於侯友宜。 有些電子媒體明明有謝長廷進入談判的畫面，報導中卻沒有提到謝長廷也進入，並負責主要談判。這是很不專業的和故意存有偏見的。如果，親藍的媒體，連有畫面都可以視若無睹的忽略。那對當時屬於藍軍要捧成英雄的侯友宜，自然可以創造畫面，讓他佔盡版面優勢。 以謝長廷為例。他是傑出的律師、民意代表，但光只有這些，還是無法推論他是否是傑出的市政人才。就像他在白曉燕事件中，最後陳進興被逮捕的過程，冒著危險，非常勇敢的進入武官官邸去和陳進興談判，此道德勇氣和立即決斷，非常人所能做到。但荒謬的是，他傑出的見義勇為進去和陳進興談判，以專業律師的身份。答應未來該案如有牽涉到陳進興妻子等，他會義務協助幫忙辯護，陳進興相信其誠意和保證，才棄械投降，結束了一場大危機，侯友宜也得以進去抱武官小嬰兒出來，成為電視攝影機和鎂光燈焦點，被塑造成「英雄」，而真正的英雄謝長廷反而未被重視，還有藍色媒體諷刺他「多管閒事」。經過好幾個月，謝長廷到高雄市和當時吳敦義市長競選，在吳敦義競選總部所委刊電視競選廣告上，被白冰冰照三頓加宵夜辱罵「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壞人，他根本不是人」。 正由於吳敦義和白冰冰罵得太離譜丶太過火了，把見義勇為且成功救出人質的謝長廷，罵成「根本不是人」，引起高雄市民認為「欺人太甚」的反彈，選舉開票結果，原不被看好的謝長廷居然打敗尋求連任的吳敦義，而當選市長，政績卓越，交棒給陳菊，開創高雄市為綠營的民主聖地。 同理，將這個事件聯繫到侯友宜現在所競選的新北市長。只能說增加侯友宜在此事件，先有長期逮不到陳進興的責任，後來才有圍捕成功的結果，但是其中的關鍵人物是謝長廷啊！並不是進去抱小嬰兒出來的侯友宜，因那已是謝長廷勸陳進興投降成功以後的事，媒體卻「倒果為因」，把侯捧為「英雄」，對謝長廷不是忽略不提，就是反而歪曲其功績？說謝「多管閒事」，此批評良心何在？ 南非武官官邸人質危機案，對於證明侯友宜能否治理好新北市，毫無意義。況且，侯友宜當新北市副市長達7年這段時間，並沒有聽說有甚麼傑出的政績。這是從他的朱立倫市長的「無傑出政績」，推論他這個副市長的成績也並不傑出，頂多是「普普」而已。 檢驗侯友宜，其實強攻鄭南榕雜誌社導致他引火自焚，是件值得大大檢討的事，他卻反而曲解為「不成功的救援」，難怪家屬痛心表示二度傷害，絕對不能接受，他只好改口說是「依法行事，心中坦蕩」來掩飾。而南非武官官邸人質案，許多人至今不明瞭真相，還真以為他真的是「英雄」，其實是美麗的誤會，他也毫不謙虛的接受，想必選戰開打，輔選團隊大概也會拿出來吹噓一番，但是要小心「漏氣」，因為許多影音或文字記錄都還在，不是塗粉抹脂可以拗過去的。呈現真相，誠實以對，就是最好的對策，千萬不要吹牛，等牛皮吹爆了，形象就慘不忍睹了。

  國民黨、柯文哲，你們對台灣農民的核心利益觀點，是什麼呢？請用事實表現，但千萬不要再用政治經營果菜市場了。圖為北農總經理吳音寧與台北市長柯文哲。圖／資料照，張家銘攝 這兩則消息對國民應該有所警惕，「北農贈菜風波殃及社福團體 吳音寧三度致歉」「【獨家】雲林張派向柯文哲招手 要換吳音寧將全力配合」。為何野心的政治勢力，可以罔顧台北市民、農民的利益，坐地分贓北農的人事與權力呢？ 吳音寧當北農總經理，所出現的爭議，與其說他能力不足。不如說他是有心者潛入惡人森林而被追殺。就吳音寧學財務管理之事為例，比較吳音寧與前任總經理韓國瑜。都不是出身商界，也都不懂財務管理，有心向學的吳音寧被嚴格檢驗，韓國瑜不懂又不學的卻輕輕放過。而以現在鬧的風風雨雨的公關業務費的使用，也出現這種雙重標準的比較與鬥爭。 拿業務公關費用進行睦鄰政策，這不僅在商業活動中經常出現，連公家單位都設有一筆款項專做睦鄰行為。吳音寧有甚麼錯的？更進一步，台北農產運銷公司，是一個有中央政府股份的農產運銷公司。吳音寧把行善行為，從台北送到中央政府管得到的台北及彰化溪洲的弱勢團體，有什麼錯？現在被強調的是送到溪洲，但為何人們不講送到台北市的呢？ 其次，從產品供應鏈角度，這有兩個角度可以談。首先，彰化的農民沒有將農產品送到北農去嗎？彰化的農業算不算北農的供應鏈之一？當然算。因此將業務費用用到供應體系之內，以達到睦鄰功能，這是可以成立的。其次，「將經費用在自己家鄉」，跟「經費用在自己的口袋中」，這是兩組不一樣的概念。而且有嚴重爭辯的空間。 舉例來說，馬英九當總統時，可不可以將他的業務公關費，用在台北市？根據對吳音寧的指控，就是圖利自己的家鄉。更淺白的說，柯文哲住台北，若公關費用在台北，就是圖利自己居家所在。這也可以成立。這樣的論點若推而廣之，幾乎所有的地方首長都犯有圖利罪。 另一個角度而言，溪洲是北農供應鏈的一環，員林也是。將業務費用用在溪洲是圖利，用在員林就是公關用途？相同舉動、相同原因的受惠單位，不應該有這麼大的差別評價。我也同意用在自己的故鄉，比較容易出現爭議，但有爭議不等於有罪，更不絕不是圖利自己。 拿吳音寧的舉動與韓國瑜在任內，向董事購買昂貴的禮盒送人相比，又出現有趣的比較。同樣是購物送人，為何吳音寧送溪洲的弱勢團體叫圖利，而韓國瑜以業務公關費用，跟業務相關人等如董事買東西去送人，就是公關支出，而不是圖利呢？兩者都買，而吳音寧是以便宜價格向公司買銷不完的菓菜送社福團體，而韓國瑜卻是向董事買，送的對象是「巴結」對方。 換個角度要討論的，就是現在掀起要追究責任的藍軍市議員，他們在韓國瑜當總經理時，也是市議員。相同身份，對問題大的餽贈行為，當作不知道，對問題小的行為，卻大做文章，這可以算是公平嗎？台北市議員可以根據他們選民基礎，進行質詢，為何中央政府的立法委員，不能就其選民基礎，而要求他們有股份的北農，也照應他們選區的人呢，這叫做公平對待？ 我們呼籲彰化縣所選出的立法委員，應該呼籲有中央政府股份的台北農產運銷公司，也要將公關工作延伸到彰化來。若繼續批判彰化縣接受到的公關業務，就是國民黨重台北而輕彰化，就是中央政府遷就北市議會，拋棄中南部人民的利益。 雲林張派的消息，在此特別顯得醒目而刺眼。為了派系利益，竟然可以透過政治運作，提案要任意更換現任的總經理。這種以政治運作，來決定誰是總經理，難道是成立北農的宗旨與運作精神嗎？ 雲林張派把持北農良久，而其以往的經營策略、績效，特別是以政治考量的經營態度，被許多詬病很久了。他們這種以非商業、非公益態度來經營具有公益意義的商業團體，本來就是絕對不可以的方式。以往在國民台北主政，或國民黨也同時擁有中央政權的馬英九時期，台北農產運銷公司是藍軍手中的禁臠。社會真的對國民黨內部派系勢力，瓜分、魚肉農民的可惡行為莫可奈何。 現在好不容易中央政府為綠軍所掌握，台北市又在柯文哲這個非國民黨市長主政，我們才有可能讓個有心謀農民福利的總經理來主持，更改過去被雲林張派把持的狀況。假使柯文哲為著選舉考量，將吳音寧換掉，讓藍軍掌握北農，真是非常可惡！ 北農好好運作的福利，不僅惠及供應農產品的中南部農民，更使台北市民享受消費利益。農產良善供應，是市長要盡的很基本義務。俗語稱民以食為天。農產運銷就是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現在柯文哲若因選舉考量而更動人事，就是拿市民的利益，來交換自己個人的前途。台北市民能容忍嗎？藍軍的台北市議員，配合雲林張家的利益，一起出賣台北市民的利益。這樣為民喉舌的代議士，到底是為張家？還是為市民呢？這種人不讓他下台，天理何在？ 國民黨、柯文哲，你們對台灣農民的核心利益觀點，是什麼呢？請用事實表現，但千萬不要再用政治經營果菜市場了。

  我第一次知道文星書店，是我從我哥哥的嘴巴講出來。從此我記住文星，記住李敖。並由此看復出的李敖，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所寫的文章。圖／取自維基CC BY-SA 3.0   我第一次知道文星書店，是我從我哥哥的嘴巴講出來。從此我記住文星，記住李敖。並由此看復出的李敖，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所寫的文章、跟著我二姊夫所買的千秋評論、萬歲評論（叢書）這位文壇才子的各種書籍。直到他在今年過世。他過世後出現一大堆回憶、反省的文章。但這叫我驚覺一件事情，從沒有一位接受日式教育的人，對他的文章有懷念、反省的文章。 李敖、文星，對台灣到底是什麼意義呢？ 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是他們宣稱同民族同膚色的殖民統治。所以，對台灣來說，台灣基本上是雙重社會體制。一個是國民黨所統治、以外省人為主體的社會。一個是原本接受日本統治下的本省人生活、文化的社會。相對國民黨、外省人的明流，受日式教育、本省人就是暗流。 非軍特系統的殖民者 李敖是國民黨殖民體制裡，文化殖民方面的獲益者與執行者。1949年到台灣來的國民黨，其實分兩個結構。一個是以蔣經國為主的法西斯體制的堅定執行者。他的權力結構是以軍事和特務為主。另一個是在中國就已經存有的、跟著蔣介石、國民黨的那票官僚。特別是接受過日本、西方文化的人。例如：胡適、雷震、殷海光、李濟等人。因此解析當時的國民黨政權，一方面是軍特系統，一方面是獨立於軍特系統的外省人。 軍特系統享有大權與特權，卻也保障非軍特系統，在這個社會的某些有形、無形的特權。例如：上課用北京話，上課內容以中國文化、地理、歷史與文學為主體，並以其在各項考試中，佔有相當份量，來保持外省人在各項考試的無形優勢。而在公家單位的就業上，也保障外省人的就業利益。李敖家族，就是非軍特性系統的人。也享有上述的利益。 在李敖還是大學生，或者是歷史系碩士生時，他其實是在非軍特系統裡面發展的人。李敖崛起，不僅在他和胡秋原論戰，更且是他進入文星書店的編輯工作。 文星書店的書在賣給誰 文星書店的老闆是外省人（蕭孟能，他父親是蕭同茲，外省人的立法委員兼老報人）。因此，文星書店所出版的書、販賣的內容，則是以中文為主。 這裡有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要賣給誰看？ 文星書店所賣的書，是賣思想、文化、文學方面的書，從市場角度，這些書對當時的外省人是有用的，因為他們懂得這些字，看的懂這些書，也讓當時非軍特系統的外省人，有發表文章的園地，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園地。 這是非常重要的重點，因為在國民黨內部的對抗中，軍特系統管思想、文化，許多出版社、文化活動，都被不懂文化的蔣經國軍特系統所掌握。任何一個較有深度的書，超越那些軍特能理解的範圍，就被查禁。但文星書店是有老立委當靠山、在支持的書店，一般軍特要動手，還要考慮他的政治效果。 其次，除了蕭同茲以外，其他外省人也希望有個發表想法的園地，而這些人透過他們的人際網絡，也會牽連到許多國民黨內當立委、監委、國大的人。這些人雖然唯蔣中正馬首是瞻，實際上也少有怎樣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但畢竟有投票權，在立法院能影響到預算。 其次，許多立委、官員都出自軍特背景，與蔣介石、蔣經國系統有些關連性，這些人若出聲，蔣經國或許不一定買帳，但他的部屬卻不一定敢太囂張。這就造就文星書店崛起的重要因素。簡單的說，他就是匯集國民黨內非軍特系統的一些勢力，所建構的一個文化園地。 被殖民者的文化市場 然而除了這一群人，市場還有三部分的人值得注意。第一部份是同樣從中國跑到台灣的人，及其後代。這些人與上段所論述的那一群人，有相同的背景與文化。即令他們的後代，在文化傳承上是比較一致的。第二部分的人士，是原本住在這裡的、受日本教育的那一群人。第三部份是前述第二部份人的後代。我認為在這兩個部分深入剖析，是非常重要。 在國民黨的教育中，他描述這群是：他們是接受日本奴化教育。他們的文化與知識水準不高，至少低於中國水準。更不用說跟中國的知識份子相比較。然而若我們將當時的台灣人與中國人，放置在國際文明與所得變化去理解，就瞭解國民黨給予的「宣傳」描述是不對的。 在1896年甲午戰爭之後（甲午戰爭1894～1895），日本被定位為所得比較高的、文明比較開化，也比較西化的國家。中日兩國的教育與文明水準，隨著後來的各種發展。例如：中國陷入軍閥割據、法西斯專制統治等因素後，兩者的差距越來越大。台灣在當時雖然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日本真的非常用心在推展他們的文明開化運動。這樣的活動也不吝惜推展到他的殖民地上。所以當時台灣人所接受的教育，是先進國家的教育。或許比之日本本土會有落差，但相較於比較封建落後的中國，就進步非常多。 更何況後來中國陷入他們所謂的八年抗戰，幾乎沒有接受完整的教育。但與此同時，台灣的教育卻依舊在推動、進行。因此就國民一般水準，中國國民怎麼比得上台灣人民？二二八事件固然將台灣的菁英大量屠殺，但仍然有一大堆沒有被國民黨屠殺的社會菁英、中學生等。他們的能力可能無法勘比被屠殺者，但以先進國家、後進國家，接受完整教育與否來看，他們或許低於中國那些留學國外的菁英，卻顯然高於一般中國人。 這一群人不僅接受的教育程度高，還有能力閱讀日文，甚至透過他們的教育，接受英文或其他語言，例如：德語、法語。在這邊，我們應該有個基本瞭解。有關西洋知識與文化傳遞，日本的確比中國強很多。而且在西洋語文教育方面，日本也比中國強。因此在早中期，國民黨還沒有那麼強烈禁止日文書籍進來時（我是從早期都可以很輕易看到日本電影的角度去推論），當時這些接受過日式教育的人，若要接受新知，直接由日文就可以，不需要經過中文。甚至直接受西方文獻，不需要中文。當然我也同意，他們日文功力遠高於中文，閱讀那些受過高深中文訓練的中國人，所撰寫的中文書籍，他們可能很吃力。這一群人很明顯不是文星書店所要販賣書籍的對象。 第三部分是第二部分的後代。他們的父母雖然接受過日文教育，但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他們不敢將他們的日文教育，公然、有系統的教給他的小孩。這些小孩可以說是國民黨教育出來的新一代。他們只懂中文，不懂日文。若他們想要接受一點比較西方文化的書籍，就只能藉由中文去吸收。在1960年代的時空中，就是去閱讀文星書店出版的書。 精確的說，當時的中文書籍市場是殖民者的書籍市場，文星書店是那個書籍市場的佼佼者。與此同時，當時幾乎沒有台灣人寫作的日文市場。因為日本殖民台灣51年的菁英，要不是被二二八、逃亡，就是噤口不敢言。 結論 一個佔有八成五以上人口比例的被殖民者，被迫不能講話，就是1960年代的文化現象。文星書店服務的對象，就是百分之十五的住民，以及百分之八十五的人，他的後代。因此評估李敖的才氣與能力，必須在那樣的架構下，才能比較精準的理解。很多文化人強調李敖的才氣、魄力與能力，也對他年輕時強調的全盤西化、逼國民黨的老人交棒（罵他們「站著毛坑不拉屎」等），給了相當高的評價。 但很少人清楚的點出：那是統治民族內部的矛盾。那種話如果出自台灣人，就不只是這樣，而是壓迫與屠殺。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從彭明敏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A Declaration of Formosan Self-salvation〉來看。〈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就是由台灣人發言，希望國民黨的老人交棒，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彭明敏的遭遇與其為台灣人，關係密切。 所以李敖的才氣是統治民族的才氣，文星是統治民族的文星。

  李敖死了，為戒嚴時代的文壇風雲人物敲最後一個鐘響，如此而已。我們為他年輕期的捲起文化風潮，而擊掌不已，為他後期的自我背叛而不勝唏噓。（圖／取自維基CC BY-SA 3.0）   李敖死了，為戒嚴時代的文壇風雲人物敲最後一個鐘響，如此而已。我們為他年輕期的捲起文化風潮，而擊掌不已，為他後期的自我背叛而不勝唏噓。 李敖一生在社會的價值，可以有兩種劃分法。一是《文星》與非《文星》，一是自由民主與反自由民主。 從投稿《文星》、當文星書店的編輯，到文星書店被查禁的文星時期，主要是以蕭孟能先生的文星書店為平台，聯繫當時台灣的文人雅士，藉出版各種現代小說、評論與雜誌，引介西方文化，在死寂的戒嚴時代，捲起新文化風潮。後因《文星》的論點觸怒當道，而被迫關門，也結束這個時代。 文星時期的李敖會成功，主要是文星書店創辦人蕭孟能的父親蕭同茲，是國民黨的報界元老（曾任最頂峰時期《中央通訊社》社長）、國民黨中常委、立法委員，蕭同茲及他的朋友，對《文星》的事情可以護航。因此這樣的文星書店，有其特權來引領風潮。當然我們也不可忽略蕭孟能有這份心，李敖有如此的才，方有那樣的成功。 特權在這邊扮演重要角色。在1950到1970年代，整個文壇、出版界，都以外省人為主。一方面當權的國民黨，對非其族群的本省人不信任，也不會給予很大的發言空間。一方面日本時代培養的那些擅長以日文表意的文人、學者等，他們在二二八事件中，若不是被殺了一大堆，如：林茂生博士等，就是嚇了不敢提筆為文，如：張文環、龍瑛宗。而且他們的日文文章，在國民黨時代也不允許出版。 即令外省人，也有特權及非特權的關係。一如雷震的《自由中國》，若非他的政治關係，也不可能有如此強烈政治風味的雜誌，而其雜誌內的重量級主筆、寫手，甚至是工作人員，也多是外省人為主。沒有這麼大的言論空間，雷震的《自由中國》聲勢不會起來。而有這樣的聲勢，若沒有政治為之護航，也很容易被兩蔣的勢力所壓制、剷除。 以此觀之，文星書店能成功，不可欠缺他的政治背景。同時，也因為這樣的政治及其文化背景，才有機會讓許多外省籍的文化政治菁英，敢在這邊發表文章、出書。簡言之，那些外省籍文人、學者，和當時的文星書店，乃是魚幫水，水幫魚的關係。李敖可以說是這個狀況中的重要角色，但若說他躬逢其盛，乘勢而起，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 我們會這樣講，乃因為後來的時局變化趨向和平，文壇也相對不會那麼肅殺，李敖的聲勢就弱了不少。《文星》之後的李敖，雖然在一段因政治因素被關之後，也重出江湖，透過《中國時報》這個媒體發聲。在當時，能在《中國時報》副刊發表文章，算是相當好的機遇。金恆煒總編曾說，當時《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副刊，在當時的重要性，幾乎佔發行量（記憶如此）的一半以上，能在這邊發聲，甚至比以往在文星書店時，更能讓全國人知道。但李敖的影響力，已遠不能和他在文星書店時的聲勢相比，已經消褪很多。 在往後媒體相對更自由的時期，李敖也辦了《千秋、萬歲》評論雜誌，一如他以往掌握文星書店那般，但就看不出他能引領風騷。乃至更後來，他介入電子媒體，但影響力已時不我與，變成邊緣人了。 特權消失是李敖時代不再的重要原因，另一則是他此後的雜誌都是一人作者、一人成書、剪剪貼貼，重複來重複去，鮮有拿得上檯面的文章，多是書名或標題嚇人引人而已，含量成分十分稀薄。好聽是生產力很強，但仔細檢視，已難稱為作家或文化人了。 解嚴之後的李敖，無法發揮如之前那樣的影響力，甚至百分之一都不如，恰好印證他戒嚴之前的影響力，乃是特殊時空的特殊產物。 從自由民主的角度看李敖。李敖早期雖然才氣縱橫，但中期後來或許始終生活在想像與過去。在解嚴之前，李敖始終強調民主自由、學術自由和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這點他和鄭南榕是契合的。雖然李敖是統派，鄭南榕是獨派），甚至全面西化。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不僅美化歐美民主自由的風氣與生活態度，甚至也強調民國初年北洋軍閥時代，都比國民黨時代好太多了。但解嚴之後，台灣逐漸進入民主自由，學術也自由了。李敖卻逐漸掉隊丶脫隊，終於只好與專制體制妥協，甚至台灣混不下去，只好跑去投靠中國政權和共產黨，博取溫暖和掌聲。 李敖在右派的法西斯政權下反右派政權，在民主時代卻支持、歌頌左派法西斯政權。這是他的悲劇。那麼他之前強調的民主自由，也僅僅只能說是用於反兩蔣、國民黨的工具。他喊的很漂亮，卻經不起檢驗。檢視後來李敖往來的對象，其實都具有他在戒嚴時代批判對象的特質。他甚至與「文化黨衛軍」宋楚瑜交好，惺惺相惜，和後來的性侵犯馮滬祥搭配，代表新黨選正副總統，選到後來，人卻神隱不見了！其政治人格之低下，令人難以接受，也使人不禁搖頭嘆息。 李敖早期治學勤奮、嚴謹是許多人所稱讚、強調的，但他學術只往歷、治學的脈絡放置，放置在學人熟悉的學術脈絡，並沒有想像中的厲害，到後來，不進則退，一直倒退嚕，只剩在舊紙堆裡剪貼文章，和對外一隻嘴而已。社會上有一陣子居然流傳「李敖大師」之名，令識者啼笑皆非，而他自己卻以之而洋洋得意，頗有齊人「驕其妻妾」之況。 李敖和一般社會大眾，特別是台灣人背景的學子，有一個很大差別。他能知道許多民國文人的雅聞風格，但一般台灣人沒有。甚至這些人在家裡，也不一定能從父兄輩那裏，知道學者典故與風範。一則台灣人很多沒有辦法接受高等教育，一則在戒嚴文化下，緬懷日本時代，很容易惹禍。但身為外省人，父親又曾接受北京大學教育，他當然有這些故事。但除了這些，他有甚麼樣的學術成就呢？沒有。 他進行的許多考證，表面上成就很大，但這是在封閉的台灣才有的價值，也許在中國或國外，早就是公開的消息。例如：蔣介石變造照片，把幾個和孫中山合照的軍事將領都刪掉，僅留下蔣介石一人。這種照片改造的手法，在中國早就知道。但這卻是李敖在做的「考證」工作。甚至人家早已經考證出來，他卻故弄玄虛，佯裝認真其事的分解國民黨的偽造手法，表示自己能力很強。這種狀況在李敖的千秋評論、萬歲評論有很多，重複的更多。 就算不提這些道德上有瑕疵的行為，他在學術上又有怎樣的成就呢？或許僅有考證、驗謊的功力很強，其他並無法提出更強而有力的學術論述與說法。那樣的人在學術界裡一大堆，可能不一定有他博，甚至也沒有他那麼勤，但這並不特別。而以李敖提出的那些考證新論，在學術界中，其實價值不高。李敖常強調看不起殷海光的幾個徒弟如：劉福增、張灝、林毓生，但這些人的學術成就都遠高於他，但李敖只會自吹自擂是有何等高成就的人，還偽造大師對他的首肯。 李敖很欣賞崇拜胡適，也想要做胡適那種但開風氣不為師的事業。他的確有做，也曾在台灣有一番事業。但放置在社會現象與歷史結構去理解，胡適的確在眾多競爭下，替封閉的中國帶來新氣息。李敖卻是在人為製造的後退專制氣息中，以其特殊的地位與膽識，帶給台灣新氣息。但這種新氣息，卻是荒謬時代的荒謬產物。一如李敖是荒謬時代被耽誤的人才一樣。 李敖後來會擁護獨裁、中國共產黨，其實不需要討論。他這樣的作為跟國民黨台灣的八百壯士、新黨、統促黨等統派的作為完全一致，或許這是中國文化的特性之一吧？放置在這個結構下去看李敖，相較於他以往的言論，對李敖是很不堪的，但李敖本人的人格，或許就是那麼不值得推崇吧？ 文化的李敖在文星書店關了之後就死了。鼓吹民主自由的李敖，在台灣民主自由化後就死了。李敖現在過世，僅僅只能說是一個人的過世，對整個社會，其實沒有甚麼意義。

  管中閔的台大校長案，發展至今可能不只是他當校長的正當性問題，而是為了讓他當校長，所衍生出來的忽略學術倫理與基本言行的問題。圖／民報資料照 管中閔的台大校長案，發展至今可能不只是他當校長的正當性問題，而是為了讓他當校長，所衍生出來的忽略學術倫理與基本言行的問題。 第一，除被特別強調的論文抄襲嫌疑外，他所說他不知道有這一篇論文，已經不經意的點出兩個問題。首先，假定他所說為真，則他的論文長期寫作伙伴與學生的陳建良，有習慣在別人不知情的狀況下，將別人的名字落款在作者欄中。那麼，陳建良與別人合寫的文章中，到底有多少篇是這樣的呢？這必須嚴格重新審查。而陳建良這種行為實際上有偽造文書之嫌，必須有類似繩之以法處置來以儆效尤。 更進一步說，管中閔講出這句話後，隨後並沒有進一步發展。我們推測若是陳建良與之進一步聯繫、審酌，最後不強調這一點。那管中閔就有可能有說謊之嫌。是否有這種說謊，必須嚴格追查。 第二，台大學術倫理委員會及中央研究院為他的論文背書「非正式論文」。這意味這兩個單位以後舉辦、出版、審查的文章，都將背離世界學術的基本要求倫理。這兩個台灣最重要的學術單位，也將因此葬送他們長期所累積下來的學術聲望。 第三，到底是甚麼樣的暗黑力量，讓這兩個單位願意同時犧牲自己長期努力的成果，給這個台大準校長呢？以管中閔和台灣學術界的淵源與各種關係，很難相信這股力量來自學術界。而非學術界的力量，能逼的學術界做了這麼大的調整與犧牲，其力量之雄厚，遠超過一般想像，而其可能對象也呼之欲出。 第四，以中央研究院、台大這種等級的學術獨立單位，竟然會為著一個在台灣非核心（政治）權力的權力問題，而做了這樣犧牲自己最主要尊嚴的基本調整，如此的公信力受到傷害，那麼台灣還有哪一個單位具有公信力呢？而這個跨單位的勢力這麼強大，是否意味這個社會，基本上欠缺叫做獨立運作的社會單位？ 第五，理論上，管中閔所屬勢力，不管是政治、學術或其他單位，比管中閔傑出且夠資格當上台大校長很多，現在卻僅能拉出管中閔，卻發生問題之後，還拼命捍衛他目前的資格。這若不是夠份量者，在台大選校長時，不想出來蹚這個渾水，使得管中閔出線。也可以指出其實這個系統也無法推出夠份量的人，在這學術、政治交織的範疇中，找出比管中閔更夠份量的人。我們不便說「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但說該陣營的人才凋零、蕭瑟，蓋相差不甚多吧？

  蔡英文總統當政後，中國對台軍事威脅加劇。中國挑釁是看準台灣目前沒有被普遍承認為獨立國家的國際地位，得不到國際外交的保護。只要我們反擊，就讓他有動武併吞的理由。反之，我們若鬥志而不鬥氣，忍辱而負重，反而會激起國際對台灣的支持。 看看美國不斷提升跟我們的準官方關係，就是個例證。例如週三媒體就報導，美國眾議院通過「台灣旅行法」（以及支持台灣重返世衛觀察員），為鼓勵美國與台灣各層級官員互訪訂立明確法律基礎，邁出重要的一步。 國際爭執、戰爭，很多時候都不是國與國間的爭議，而是集團對集團的軍事、外交對抗。當事國不一定有發言權。越戰、韓戰、以阿衝突、美伊戰爭等都是這樣。 因此個人認為，我們最好的作法就是：加強軍備，讓中國因考量攻台的成本太高而罷手；然後努力爭取國際認同、開拓外交空間。這也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從小小的地方軍事領袖，最後打倒當時世界最強的元帝國所採取的政策：「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作者現任大學副教授，嘉義市民）  

南嘉生(大學副教授)   圖／資料畫面，取材自廣播電視金鐘獎@youtube, 20151013金鐘人物身影 著名廣播人，還有著名的、國民黨口中的匪諜崔小萍過世，許多報紙都刊登：中時「崔小萍96歲無憾離世；鏡傳媒「96歲崔小萍慶生 孫越高唱黃梅調祝賀」；自由時報「廣播巨星崔小萍病逝 享耆壽94歲」；對於崔小萍的過世，藍祖蔚寫了「寫下鷹犬的名字」，但他們都沒有碰觸最核心的問題。戒嚴體制的檢討。 我知道崔小萍最先的資訊是：很厲害的匪諜。因為他透過廣播與中國聯繫。我並不知道這到底對不對，在那個戒嚴時代，這是很嚴重的問題。而我當時還是個小孩。我在看的是演匪諜的孫越、當導演的李行，所演所導的戲劇。數十年來，我都知道這兩位演藝人員，而李行就是與國民黨的關係深厚，所以主導當時國民黨最重要的電影頒獎戲碼：金馬獎。 崔小萍被冤枉是2000年後，我才知道的事情。因為他寫了自傳，又由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天下雜誌幫他出版。我查一下資料，我發現他在1988年時，這個重量級匪諜又重回廣播界。這次他過世了，許多影劇界人士都出來表態，強調崔小萍對他們有怎樣正面的影響。這些人在戒嚴時代，很多都是一方之雄，都與國民黨有深厚關係，也因此從國民黨那邊撈到許多好處。 崔小萍後半輩子整個荒謬的過程，沒有被深入且精準的分析。這或許是台灣悲劇不斷重演的重要原因之一。 沒有法西斯、封建戒嚴體制與白色恐怖，像崔小萍這樣深度介入媒體的人，要入他於罪，一定要有相當證據。但國民黨對此的作法，不僅如崔小萍的書一樣，橫行用司法壓迫他，甚至散播謠言毀掉名譽要打擊他。這只有在上述特殊體制才會創造這樣的機會與冤獄。 與此同時，我相信很多人相信是冤獄，但這些人都不敢出來聲援他。理由很簡單，那個特殊體制下，誰出來違反體制主子的想法與作法，誰就要被壓迫。為了保身（這是保身，不是明哲保身），只好沈默。這其中有很多還是他的好朋友、老朋友。這些沈默者不僅保住自己，也在那樣的體制下撈取很多的利益。我們知道，那個壓迫體制有個共同特徵，屬於自己人，就可以透過那樣機制去壓迫人。因此我們不禁要想，這些人是否也透過那樣的體制，有意無意、以不同形式、理由，做出許多如壓迫崔小萍的行徑，讓其他人受到傷害呢？我們其實並不清楚。但他們卻是那樣機制的參與者，雖不一定是獲益者，卻一定在意無意間，變成壓迫者。這些人的確沒有迫害崔小萍，但他們卻迫害其他崔小萍們。 崔小萍能在壓迫體制頭子蔣經國過世後，很快又回到廣播界。其隱然有兩個因素。在蔣經國生前，他與廣播界依舊有或明或暗的聯繫。這樣的聯繫即令讓無孔不入的國民黨特務爪牙知道，這些與他聯繫的人也不怕。這是本省人所無法享受的優勢。整個特務體制與媒體界有緊密關係，以致於這個大匪諜能讓整個特務系統，寧可冒讓蔣經國知道會被修理而敢這麼做。崔小萍的入獄、出獄，讓我想起雷震與余文。他們的入獄固然是政治因素，他們的出獄又可以享有本省人所沒有的優勢，這又何嘗不是種族殖民統治會出現的結果呢？ 其實崔小萍能在台灣媒體界，如此呼風喚雨，不也可能受惠於那樣的體制呢？我可以承認崔小萍的能力很強，但檢視那時他周遭的媒體、廣播人，不多屬於他們那個種族、那一票人所把持，而其他人卻不容易介入的狀況嗎？在國民黨那樣的體制下，這種廣播媒體界的重量級人士出問題，很多出事原因，多與被指控的罪名有相當差異。這讓我想起顧正秋、任顯群與蔣經國。海峽的這一邊是這樣，海峽的那一邊不也是如此。薄熙來、周永康出事後對廣播媒體界的清算，不是這樣嗎？反習近平的薄熙來、周永康，生活是如此紊亂，但支持習近平的人呢？ 反省崔小萍的故事，對台灣與中國都一樣，在那個專制、獨裁的體制中，隱藏著許多講不出來的悲劇。

南嘉生 (大學副教授)  為了戰爭，就發行貨幣，將大量物資轉到戰場上。中國金圓券會失敗，不是這個原因嗎？圖／取材自pixabay，民報影像合成   陳儀佔領台灣時，日幣被下令停止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台幣。不過，既然國民黨宣稱陳儀來台灣是光復，台灣屬於中國，為何他們不使用中華民國的貨幣，而發行屬於地方政府的貨幣呢？ 這應該將台灣放置在當時的台灣地位來解釋。台灣當時不屬於中國，而是盟軍佔領區。也就是說，當時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所謂光復，純屬虛言。發行貨幣是主權行使的一部分，如果在台灣發行中華民國貨幣，則意味台灣的主權屬於中華民國，這不符合盟軍佔領區的特性，也必然為盟軍所反對。因此，解決之道，就是不讓中華民國貨幣在台灣使用，而以地區貨幣過渡之。 此時的地區貨幣，不是中華民國境內的地區貨幣，而是只准使用在台灣佔領區內，屬於這個地區的通用貨幣。這和中華民國無關，而跟盟軍有關。 此外，在貨幣學理論中，貨幣是銀行發行的債券，用該銀行的信用去換取民間的財貨，其債務該銀行必須償付。陳儀當局讓台灣銀行發行債券，換取台灣民間物資，送往中國。而發行貨幣的負債問題，就交由台灣銀行負責，這是陳儀打的算盤：以台灣的銀行去換取台灣的物資，讓中國使用；而且這麼一來，不管台灣以後是不是屬於中華民國，償還者都不是中華民國政府，而是台灣銀行、台灣人民。這間接顯示陳儀在台灣的政策，等於支持蔣介石打仗。他當然有功。也難怪他在二二八離台之後，不是被貶職，而是升官到浙江省主席。 李敖對陳儀在台灣發行台幣，有很高評價。他說這樣可以隔絕中國的通貨膨脹，那是保護台灣的措施。但隔絕中國通貨膨脹，為何台灣也高速通貨膨脹？那就是陳儀發行龐大的貨幣去買台灣的物資，並外送到中國。貨幣發行量多，當然物價高，又將物資外移，等於加速物價上升。簡單的說，陳儀在台灣的作為，與國民黨在中國的作為如出一轍。為了戰爭，就發行貨幣，將大量物資轉到戰場上。中國金圓券會失敗，不是這個原因嗎？ 一般戰爭過程，對佔領區的公共資源會進行掠奪；但國民黨對台灣，不僅公家的財產要掠奪，連私人的財產也要透過發行貨幣掠奪。這才可恨。

報載嘉義市長涂醒哲的民調不高，對其連任不利。我想，如果妥善處理911事件，成為世人非常佩服的紐約市長朱立安尼，來到台灣當市長，或許也是這樣吧？ 以往數年，嘉義市的中山路會積水。理論上，現在下雨一年比一年大而兇暴，中山路積水不僅會成為常態，而且會越來越嚴重。但實際上，嘉義市中山路現在不會積水。因為市長親自巡下水道，下令清理。 去年，颱風後，我聞到濃濃的消毒水味，覺得很不舒服。家人說市政府來噴消毒水。我想都沒有傳出傳染病，為何要做呢？但我知道颱風過後，經常會有傳染病流行。 前幾個月，我聽到隔壁鄰居說，市政府派人來檢查獨居老人家的瓦斯，是否有漏氣？我笑笑。雖然我家沒有年長的獨居老人。 倒垃圾時，資源回收車都有涂醒哲的聲音，宣傳市政府對市民各種照顧事項。很多人都笑說市長是垃圾市長，怎麼跟在垃圾車後講話呢？我想也是。但此時市民都會出來倒垃圾，不就是宣傳市政的好時機嗎？不然，市政府也可以花一筆錢，請宣傳車出來廣播啊！但花這一筆錢，值得嗎？ 這一個月來，因為市政府換路燈，小孩說路燈太亮，晚上睡不著覺。但走在路上不怕跌倒，路上也比較亮，比較安全。 一兩年前，文化路上的人都抱怨市長規定晚上汽機車不能進文化路，讓他們生意很難做。這樣的政策也持續到現在，真是白目的市長！我知道這樣的禁令讓我到文化路吃飯比較麻煩，但走在文化路上逛街，卻安全舒適多了。嘉義市若要發展成觀光都市，就是要讓觀光客能舒適的逛街買東西，商機不就是這樣出來的嗎？這樣的做法不是很正確嗎？最近幾個禮拜，我發現文化路的行人比剛推動這項政策時，人數增加很多，至少走在路上的人都比較慵懶而一副滿足的樣子。 我知道這些政策必須默默觀察才能體會到；以目前台灣人習慣當政者大張旗鼓宣揚，才會感受到當政者有在做事的風格，有相當差距。尤其涂醒哲不是一位跟著民意跑的市長，也可能很懶得跑紅白帖，甚至不能說是努力尋找新聞曝光度的市長。但人們應該要重視實際的效果？還是喊爽呢？ 紐約發生911恐怖攻擊時，全市人心惶惶。紐約市長朱利安尼並沒有天天在媒體曝光，讓人感受到市長無所不在；而是在幕後努力做事，然後固定時間召開記者會，報告市政府目前處理事件的進度等。他一點都不花俏，一如他過去幾年解決社會福利與教育方面的問題，處理紐約的犯罪事件，讓「紐約犯罪率下降57％，兇殺案減少65％，一度被認為是世界最危險的紐約街道，也被FBI（聯邦調查局）選為美國過去五年來最安全的大城市。」但他一點都不誇耀。 嘉義市需要怎樣的市長？台灣需要怎樣的政治人物？ 南嘉生 中州科技大學副教授  

南嘉生 中州科技大學副教授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左）曾經親自審問毒梟嫌犯林彼得（右二），並嗆「我會解決你」。圖/翻攝自網路影片   報載「菲律賓警界太腐敗 杜特蒂宣佈解散反毒大隊」，與此同時，杜特蒂「菲律賓總統杜特蒂今天授權軍隊逮捕不肖警察」（中央社）看到這樣的報導，令人不僅深思，也心驚膽跳。 杜特蒂想以警察武力去抓武力比警察差的毒販，因此授權警察在沒有法律依據下抓他們認定的「毒販」，結果警察掃毒會出現濫權、私刑、貪瀆等結果。 抓毒販大權一把抓 卻造成警察濫權貪腐 杜特蒂竟要軍方治警方 現在又授權武力比警察強大的軍隊，去逮捕他們所謂違法的警察，這將會重演警察抓毒販的事情。而且我們也可預知最後的結果將是一樣。 因為權力使人腐化。沒有節制的權力，一定會腐化。杜特蒂的作為是以腐化來取代腐化。而且，不斷以更強大的武力來鎮壓，最後將尾大不掉，毀掉菲律賓的憲政。 杜特蒂的作為，就是否定制訂法律的立法權，也否定判定違反法律與否的司法權，造成行政權一權獨大。這就是否定制衡權力的「三權分立」原則。 假定杜特蒂的做法是對的，就是人類長久以來的政治心得：制衡、權力分立，出現例外。整個政治運作出現新議題。問題是：菲律賓出現四成的警察犯法，這在先進國家是不許可的。他們連犯一次錯誤都可能使得政治動盪，更何況是四成！這個犯罪結果，固然與警察的素質有關。然而要不是有這種對警察擴權而不制約，也不會出現這麼高比例的違法。 杜特蒂的例子在歷史上並非孤例，而且頗值得討論。將新上任的統治者都已否定前朝來肯定自己，然後經常以法律之外的規定，來取代法律。證明自己很偉大。或者透過這樣的舉動，來進行清理自己的政敵。舉我們最近的例子來說，國民黨的統治術就是這樣。國民黨在蔣經國逐漸成為政治中心時，推動十大政治革新，表示新人新政。既否定前任的努力，也透過「新政」，修理舊體制裡面的一些人，並要部分舊體制的人表態支持。馬英九在陳水扁總統後期的反貪腐、中國習近平的反貪，不也是這樣？先來個腥風血雨的鬥爭，讓朝野噤聲，然後遂行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若對抗的力量很強，就借用更強的武力鎮壓。毛澤東要當時的國防部長林彪以軍隊支持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當時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掌黨權的鄧小平。後來林彪政變死後，軍隊快要尾大控制不住，再重新起用鄧小平掌總參謀長，以另一股軍權節制林彪勢力的軍權。 以體制外方式處理體制內問題 往往只變成政鬥工具 杜特蒂、蔣經國、馬英九、毛澤東、習近平等，他們想要用體制外的方式處理體制內的問題，也多得到一群人的支持，但最後的結果經常是悲劇、鬧劇收場。因為他們是以更不健全的方式去處理他們遇到的問題。前述者所提的那些方式，最後在他們的政治體制中都無疾而終，證明那樣的做法是錯的，僅發揮修理政敵、震懾朝野的功能而已。卻又留下嚴重而難以抹滅的後遺症。 很多人遇到不順遂的事情，經常希望以體制外的力量處理體制內的問題。然而若這樣可以處理好事情，就證明之前的體制，他的功能根本不健全。問題是這個體制的功能在全世界先進國家的運作上，都認為相當健全。想要過著先進國家的生活方式，就要用先進國家的體制。

女兒大哉問 ◎ 南嘉生 女兒問我，根據憲法，台灣屬於中華民國的嗎？這個問題讓我深思良久。 中華民國行憲是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公布，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實施。其第四條是：「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依此在一九四七年之前，不是中華民國的固有疆域，就不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 台灣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規定在中國（滿洲除外）、台灣、越南北部等地的日軍，向代表同盟國的蔣中正投降。所以這個「接收」是代表同盟國，不是中國。因為相同被接收的越南北部，不因被中國接收而成為領土，所以台灣就不是中國領土。一如滿洲（東北）也不因不被中國接收，而成為外國領土。 那麼甚麼時候，台灣領土歸屬確定呢？從國際條約來研判，依此，跟台灣領土有關的條約，就是一九五二年生效的舊金山合約、中日和約。這兩個條約生效時間都是在一九四七年之後，所以台灣很確定不屬於中華民國領土。更何況「中日和約」承認舊金山合約中，日本對台灣、澎湖的處理，即不承諾台灣澎湖屬於哪一個國家。 至於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一九四五年「波茨坦公告」，都不是條約，僅是一群國家宣稱哪一塊土地歸哪一個國家而已。我們無法從宣稱中就認定是某國的領土。更何況舊金山合約在「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 之後，法律效果更強。因此這兩個條約也無法推論台灣澎湖是中華民國「固有疆域」。 我說：「女兒，妳是在中華民國境外，被中華民國統轄。」 （作者為大學教師，嘉義市居民）   是新的國家 尚未正名 ◎ 王寅 依我的理解，一九四九年的中華民國離開授權給他的人民，離開所授權統治的土地時，就已實質滅亡了。一九四九年以後、一九九二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只能算是流亡政府。一九九二年以後的中華民國，是新的，由台、澎、金、馬人民實質上一票一票選出的國會議員，經過合法授權組成國會，更於一九九六年直接選舉產生這塊土地的總統，並組成政府。這是新的國家，只不過為了周遭現實的國際環境，只好繼續叫做「中華民國」。 我認為最好是正名，但須等待較佳時機的出現，或者說是全國人民有無準備因追求正名要付出的代價，而這個代價可能相當昂貴。當然政府不能拂逆民意，但須負安全達標的責任。 相對於上述方式，其實還可以修憲或制憲，從法理上切斷與中國的絲連，並且翻修政府體制及國土重造等，這些在不更迭國名之下，給國際社會傳達實質獨立的訊號。當然麻煩還是會有，強度也許會弱於國名的更迭吧！ 設使是修憲，最大工程則是在於如何斬斷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牽連，也許，把整部憲法或相關條文送進冷凍庫，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吧！ （作者為室內設計業退休，新北市民）

現在名嘴、國民黨都在吵如何換下洪秀柱，其中以朱立倫取代洪秀柱的呼聲最高。但沒有人回應這個問題：「他們誰當總統候選人，有甚麼差別？」 很多人記得洪秀柱說「一中同表」，忘記朱立倫到中國講「兩岸同屬一中」。這兩種反應的兩岸政策是一致的。由兩岸政策牽連出來的台灣對外政治經濟政策，本質都相同：向中國傾斜、接受中國管住台灣。所不同者，洪秀柱講出來，朱立倫持續馬英九的方式繼續騙；朱立倫有岳父在喬兩岸紅頂商人的政經利益，而洪秀柱沒有。與現在馬英九比較，唯一差別是紅頂商人的龍頭由連戰改成高育仁，如此而已。 強調朱立倫出來選，會對國民黨立委當選席次有更強大的幫忙。觀察上是這樣，實際上卻很荒謬。既然政策效果都一樣，講真話與講假話的選舉效應不一樣，難道國民黨認為騙選民是他們勝選方程式？人民已經被騙八年了，還會繼續被騙嗎？ （作者現任科大副教授，台北市民）

這兩年來，馬英九的舉動令許多人訝異。鬥王、死硬推服貿協議、對抗太陽花。甚至在一一二九大敗，辭掉國民黨主席後，還依然強力牽制新任主席朱立倫的職權，乃至不顧民意，力挺深藍的洪秀柱，死硬捍衛黑箱課綱。有人說馬英九瘋了，怎麼敢如此倒行逆施呢？ 不！馬英九一點都沒有瘋，他理性在捍衛後馬時期的權力，規劃馬後時期的權力布置。馬英九上述的動作，一言以蔽之：露出本性。馬英九從來就是強硬統派、深藍軍，這是他的本質。之前要展現他的忠厚、溫文儒雅，因為他需要騙票來讓他晉登大位。如今他不能再選總統，不需要騙票，當然要回歸他的本性。 二○一二年後的馬英九施政，哪一個不是往深藍軍靠攏，鬥王、服貿、貨貿協議、對抗太陽花、加入亞投行、黑箱課綱等，都是深藍軍要的。他的強硬態度證明他不跛腳。「我強硬，所以我存在！」 馬英九挺洪秀柱，既是因洪秀柱說出他要說的話，更因洪秀柱喊話的對象就是馬英九的鐵衛深藍軍。只要這群人支持馬英九，國民黨就是馬英九的。從現在到明年總統大選後，馬英九都可以當沒有國民黨主席頭銜的主席。選後，也可以藉敗選理由趕走朱立倫，重掌黨權。 有人會說：像洪秀柱如此亂搞，難道馬英九不怕國民黨立委大敗嗎？只有立委大敗，才能強逼朱立倫辭職。只有本土派大敗，才能伸張深藍軍在國民黨的力量，也才能讓馬英九穩掌大權。 （作者為大學副教授）

  目前鬧得沸沸揚揚的課綱微調問題，重點其實不僅是課綱調整的程序正義問題，而是欺騙。 教育部長在中一中座談，引發爭議的「我國最高山」是玉山或珠穆朗瑪峰的爭議，事後雖被教育部指出課本只有「台灣最高山是玉山；世界最高峰是珠穆朗瑪峰」，予以澄清處理。國民黨可以用這種置入性行銷的手法，將他們的我國最高峰放在課本中，但實際的問題依舊沒有解決。因為我們若以國土極點這更普遍的問題問學生：我國最西邊是哪裡？那標準答案到底是太平島？還是國民黨傳統的寫法：帕米爾高原的噴赤河？我想學生不僅不知道帕米爾高原在哪裡，更遑論噴赤河了。 至於傳統講法的中華民國最北邊的薩彥嶺脊，那更是謊言。薩彥嶺在蒙古的最北邊。早在一九四四年就被蘇聯併吞，而蒙古在一九四六年就獨立，並於一九六一年與中華民國同列聯合國。但國民黨在一九八○年代，依舊要學生背：中華民國最北的領土是「蒙古唐努烏梁海的薩彥嶺脊」。 課綱黑箱微調也是這樣。教育部也知道真實，但他相信考試對學生很重要。透過考試，學生會猛背標準答案，透過考試，可以進行洗腦。然而這不也是教學生違背良心來說謊嗎？ 再者課本強調時間、距離離台灣比較遠的南京大屠殺，卻忽略時間較近、發生在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不也是另一個荒謬嗎？ 整個國民黨設計出來的歷史與地理，它的核心精神就是：欺騙、不敢面對真實。國民黨總統準候選人洪秀柱說「課本是不是也要尊重憲法，在憲法的架構下面，充分的展現我們史實、歷史的真相。」為國民黨所設計的課本下了最好的註解：謊言。 國民黨可以說謊，學生卻有權利拒絕說謊的教育。（作者為政治大學博士，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副教授）

表二 ◎ 鐵目生、清華山、南嘉生 表一 經濟日報五月十二日刊登「兩岸傳產搭橋 深化紅利分配」這文，覺得內文有太多似是而非的觀念與事實陳述。且該文出自北京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殷存毅、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人員李鼎等專家之手，又即將在5月20日出版《2015年投資台灣藍皮書》刊登。深深覺得有必要予以批駁，以正視聽。 殷李兩位先生將台灣在2000年之後的經濟成長下降，歸結兩個原因：「政府能力下降無力引導產業發展」及「周圍的經濟形勢已發生變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不斷深化，但是台灣目前在這方面依舊嚴重落後周邊經濟體」，文中更細緻的提到要解決上述問題，台灣需要向中國開放銀行、整合傳統產業與中國結合等，以解決現在的社會經濟問題。我們認為這些論點根本錯誤。 與中國接觸是儒家文化國家的噩夢。我們整理中國改革開放的1978年到2014年環繞中國周遭的亞洲國家經濟成長的資料，也就是殷李兩位先生所謂能發揮「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不斷深化」的國家，分成台灣、新加坡、香港、日本與韓國的儒家文化圈，或僅有台灣、香港、新加坡的華人文化圈，及不屬於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國家如印度、緬甸等非華人圈等幾個區域。時間則是經歷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及馬英九四位總統。我們編制如下表一、二，算出此四個時期各區、各國的平均經濟成長率。 在這個比較下，我們會發現從1978到1989，也就是中國八九天安門事件之前，整個儒家文化圈的國家，經濟成長都比以後幾個時間點為高，也比非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國家為高。對台灣來說，這一段時間也是台灣與中國經濟最疏離的時候。 1989年到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前，此時中國大幅調降匯率，全面推動經濟成長。整個儒家文化圈、華人文化圈的經濟成長都下降。這種現象到2014年，情況並沒有改變。這些國家中，經濟較先進的日本，原本成長率就低，現在則是先進國家中，下降最慘的國家。其他儒家文化圈中的國家，雖沒有日本那麼慘，但經濟成長率下降也很一致。且越接近中國，經濟成長率下降的越慘。華人世界中，最接近中國的香港受害最深，香港由東方之珠，逐漸褪色。台灣則由徹底反共、一路變成「戒急用忍」、「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到馬英九的ECFA、預備推動的服貿協議、自由經濟區等，經濟成長也一路下滑。反之與中國保持距離的新加坡，受害反而少，韓國也是這樣。 整個儒家文化圈或華人圈的國家，除中國外，經濟成長在這四期都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 探究這些現象，清楚的指出幾點。 一、中國改革開放及其經濟政策，對儒家文化圈、華人文化圈的影響很大，對非儒家文化圈的影響小。所以中國並不是提升整個區域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反而是拉低其他國家經濟成長的力量。且越接近中國，受到的負面影響越強烈。所謂「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不斷深化」，僅是中國受益，其他國家受害！越要跟中國整合，受害的狀況越嚴重！ 二、深究第一點，整個儒家文化圈的經濟成長模式，多以出口拉升經濟成長的經濟政策，且都以美國為最終市場。這和中國的經濟政策是相近的，因此在國際市場上兩者是互相競爭。同時，中國提供的廉價勞動力、土地與原料，造成與中國文化、中國人相容性強大的華人、受儒家文化影響的韓國人、日本人，大力向中國投資。這種資本與技術的磁吸效果，促進中國經濟快速成長，卻拉低這些國家的企業對其本國投資，使得經濟成長率下降、失業率上升。 這些國家都有將資本、技術投向中國，也向中國開放銀行，都沒如作者所謂「台灣政府執行「只出不進」的單向開放」、「兩岸貿易依舊存在諸多限制，貿易配套的金融服務依舊不完善」，也整合傳統產業，但經濟依舊很慘，殷李所指財富分配不均、紅利分配等，也都惡化，其經濟發展並沒有比台灣好。甚至最開放的香港反而最慘。因此殷存毅、李鼎所提的方案，不僅不是在解決台灣問題，更且是請鬼提藥單。 相較於其他非儒家文化圈、非華人圈的國家，發展反而更亮麗的狀況。我們認為越遠離中國，越不要和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經濟成長反而更好。 這個結果其實在提醒社會大眾，以往政府不斷強調與中國經濟整合，會有多少利益的論述，其實非常有問題，甚至根本就是錯誤的。 證諸台灣過去四百年史，只要跟先進國家更接近，如日本、美國，經濟發展與成長率都很亮麗，如日治時代、戰後到1988年之前，都是這樣。反之越接近中國，1945到1949、1988年迄今，經濟成長都不好。 台灣經濟發展，遠離中國，才是王道。 （鐵目生、清華山為美國大學經濟學教授，南嘉生為國內大學副教授）

 圖為聲援阿扁者在培德監獄聚集。（記者林冠妙攝)看到現在很多挺扁的人，對2016年民進黨或泛綠軍總統候選人，設定很多條件，而某些（可能、我想，也許不是臥底的）強烈挺扁人士，甚至設定民進黨、泛綠軍的總統候選人是蔡英文女士，而對他提出很不好的綽號與惡意攻擊。我認為非常不可取，也因此那些以陳致中先生為主的挺扁人士，要設法更改這樣的狀況。救扁要從大是大非著眼。救扁有兩個層次。名聲與身體。大智者救名聲，小智者救身體。在馬英九氣勢鼎盛的時候，我從不討論如何想辦法讓阿扁出獄。在馬英九現在氣衰勢弱的時候，我也不認為需要討論這個問題，更何況阿扁已經保外就醫。我的論點很簡單。馬英九關陳水扁是政治鬥爭，除非鬥的贏馬英九，否則都是無效。許多挺扁的人在過去六年多，想盡辦法呼籲要放扁，有效嗎？馬英九擔任總統之初，連四五十萬人上街頭抗議他的中國政策錯誤都不理了，那些挺扁的人有甚麼能力呢？馬王政爭時，多少國民黨內要人期期以為不可，馬英九有聽嗎？去年的太陽花學運，整個國家社會都呼籲馬英九要懸崖勒馬，他有聽嗎？因此挺扁的人若要馬英九鬆手，就是要在政治上打趴他，不是不斷哇哇叫。現在阿扁被放出來，不是馬英九仁慈，不是強烈挺扁者的聲音大，是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大敗，蔡英文挾勝選之餘威，聯合綠軍縣市首長，逼馬英九就範。對馬英九，政治實力就是王道。有人引用陳水扁在「關不住的聲音」中，他說後悔提拔蔡英文，因為在阿扁寫這本書時，蔡英文從來沒有去看他。以此做為反蔡英文的堅強理由之一。我認為這不是在協助阿扁，而是傷害阿扁。在2008年總統大選慘敗後，人們推論民進黨將有十年、甚至二十年無法翻身的慘況下，蔡英文努力引領民進黨，累積小勝到大勝，到2012年可以一戰，到現在的氣勢。這難道不是蔡英文的功勞嗎？在太陽花學運時，當蔡英文進立法院去看學生時，學生那種歡呼支持的聲音，可以想見年輕人中，有很多人是非常支持蔡英文的，而難道不是這次他領導民進黨能如此勝選的重要原因之一嗎？各位想想，去看阿扁比較重要？還是讓民進黨翻身，讓馬英九低頭放阿扁比較重要？更進一步，對阿扁來說，放扁是陳水扁個人問題，清洗加諸在陳水扁身上的冤屈，進而確認陳水扁在台灣歷史上的地位，這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對阿扁遭受司法不公平對待，為他發出不平之鳴，甚至用這個論點，要很多人不管怎樣的利弊得失，都以為阿扁平反為最高價值。這是錯誤的作法，甚至被引為誤導台灣民主運動大方向的藉口。「法院」既然是國民黨開的，政權又在國民黨手中，老是呼喊司法要還阿扁一個公道，甚至認為別人如不和他們一起喊，就要批判人家。這種作法，與其說是挺扁，不如說是以挺扁為由，行喊爽為實。甚至魚目混珠，用以分裂綠軍。要還陳水扁總統的清白，不是釋放、特赦陳水扁總統，而是在一個大家認可的公平司法條件下，將所有資料呈現出來，由法院與社會大眾，特別是社會大眾，一起來審評陳水扁總統的司法問題。因為認為陳水扁總統有罪的，不僅是藍軍，甚至很多中間、中間偏綠的選民也認為陳水扁總統有罪。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喊「還陳水扁總統司法公平」根本緣木求魚。就算司法判阿扁總統無罪，社會大眾就會認同嗎？我想還是需要有社會認知：阿扁無罪。這樣對陳水扁總統才是公平。要有這樣的司法與社會環境，就一定要政黨再次輪替。我對挺扁者強烈批評蔡英文主席，不想多勸。他們為了修理蔡英文，所做的很多舉動與說法，僅是減損再次政黨輪替的機會而已。陳水扁總統的成就相當高，不管從政黨輪替及他堅持民主自由的角度，都非常令人尊敬。有這樣成就的人，經常需是處在歷史轉折時代，才能達成。而這樣的人會被關與受冤屈，乃是歷史常態，不是非常態。因此支持阿扁的人，需要著眼於阿扁事件的，根本不在他的身體問題，而是他的歷史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