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煌雄先生將出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委一職，不僅受到許多長期關注轉型正義學者的質疑，甚至還有人因此婉拒擔任促轉會委員。從此人事任命爭議，可觀察出蔡政府對轉型正義的理解究竟是什麼，以及其提出的人選與作法是否符合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應有的核心價值。

一九八○年代以來，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面臨轉型正義的相關問題，台灣也不例外，在解嚴後同樣面對這個難題。而為什麼叫做「轉型」？國家在擺脫過去長期的專制獨裁統治後，走向重建的道路，肯定民主、自由、人權是社會的核心價值，這個轉變是革命性的，「轉型」（Transition）指的便是此種巨大的過渡。而處理轉型正義的國家往往會面臨到兩個問題：第一是如何面對處理前一政權的負面遺產和壓迫的紀錄；第二是如何塑造人權、法律原則和民主的文化制度。台灣也同樣面臨此兩個問題，然而，由於台灣所謂「寧靜革命」（抑或稱為「分期付款式革命」）的性質，在處理此兩個問題上，並沒有真正達成轉型正義應該實現的目標（如對加害者刑事責任的追究、對過去歷史的釐清和重建、行政領域的改革和肅清等）。

而轉型正義的本質除了回顧過去的歷史記憶外，更重要的是必定要確立「防止再度發生」的機制。眾所皆知，現代民主國家都會有一部根本大法的憲法，而憲法的核心便是人民的權利，政府組織皆圍繞這個核心而設計運作，因此民主國家至少在形式上會是一個受法律節制的「有限國家」（Limited State）。然而，在民主轉型後，若法律沒有進行一個正義觀念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形成一個「轉型期法律」（Transformative Law）典範的話，那麼所謂政治轉型／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就容易淪為單純地政權更替。

而今天，促轉會在背負如此重要的歷史責任之下，竟找了一個在監察委員任內對黃世銘檢察總長彈劾案投下反對票，並曾說馬英九主席是歷任國民黨主席中對黨產議題「最有決心來徹底處理」的黃煌雄來擔任主委。我很好奇，蔡政府究竟要如何落實轉型正義應有的價值？

（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台文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