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手一查教育部統計處的資料，106學年度，在我國大專院校（包含大學、獨立學院與專科學校）裡，專任助理教授總計12950人，而兼任助理教授總計10890人，兩者數字愈發接近，比值將近1.2。換句話說，一位專任助理教授的背後，幾乎就有一位兼任助理教授。

這意味著，全台灣有將近一半的博士畢業生，執大專教職教鞭，領的卻是不固定的鐘點薪資，如果以同樣擔任九學分的課程來說，扣除全台灣交通費與寒暑假沒有入帳的窘境不說，兼任助理教授每月實質薪資，可能不到專任教師的一半收入。

場景換到中小學校園，因為少子化的衝擊，許多領有教師證或沒有證書的流浪教師，已成為代理／代課教師，一年或半年一聘的魔咒，讓他們與大專院校的兼任助理教授同等命運，過著全國舟車勞頓奔波的教育人師生活，而周而復始無法預期、可能隨時中斷的薪資、住處與聘期，著實成為這個國家許許多多中壯年、中堅份子的寫照。

這種窘境，反應在各級教室場域之中，因兼任教師的生活不穩定狀態，讓學子們無法得到教師完整的教育薰陶、課前課後的悉心照顧。究其因，許多兼任教師憑藉其本身學養，大多均能勝任教職，重點在於各級教師制度的不公平健全，以及各個教育行政體系，日益惡性循環的成本利益考量。

台灣各級學校非典型／兼任教師的問題，短時間來看，可能是為了緩衝未來少子化的治標之道，也讓流浪教師、流浪博士得以餬口之法；然而，教育是百年大計，這些人是國家長年教育培養出來的，他們難道只能以這種無所適從的流動作為生命奮鬥的目標嗎？蔡政府上台，除了日前賴院長為小學兼任教師時薪加薪、為玉山學者量身打造鉅額計畫申請案之外，究竟著墨了多少在台灣整體教育勞動者的合理權益上？

（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