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共對於內部壓制的情形更加嚴峻，例如信訪制度，一向具有強烈維穩色彩，雖然法律規定個人有信訪權力，但各級地方政府或為掩飾施政不利等因素，將有信訪傾向的人列為高危人群並加以監控、圍堵的情形層出不窮，故中央層級上訪功能不彰，形同虛設。日前中國發布《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將負責民意蒐集的國家信訪局提升為國務院直屬機構，並接受中共中央社會工作部領導。其用意恐非單純由圍堵轉向疏導，而是中央更可直接掌握地方民情變化。 此外，中國國務院網頁近日改版設立「@國務院 我來說」等欄位，除了彌補以往上訪易被地方政府攔阻的弊病，更多的恐怕是強化中央對基層民意的監控，進而壓制社會可能的不滿。而在對外關係上，近期中國挖角我邦交國、在臺海周邊發動軍演、啟動對臺貿易壁壘調查，以及與歐美各國在許多議題上針鋒相對，「戰狼外交」隨著習近平進入第三任期，所謂「調整」跡象恐非事實。 另一方面，中國近期進口持續下跌，「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大經濟龍頭熄火，顯示內需不振，除了工資下跌，失業問題也很嚴峻，青年失業率近二十％，疫情後的經濟似乎仍然蕭條！日前廣東計畫動員三十萬青年下鄉，名為「振興農村」，實則將青年臨時安置到農村，錯開城市失業高峰，以降低城市失業人口的調查統計，此舉已引起中國青年反彈。許多公司面臨倒閉、欠薪、裁員，看不到未來，也讓不少底層人民陸續躺平，衍生出「四不青年」（不戀愛、不結婚、不買房、不生孩）的概念。與民間漸行漸遠的中共，能得到人民多少「真實」的支持，令人存疑。 中國十六至廿四歲城鎮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圖為湖北省武漢市的就業博覽會。（路透檔案照）   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經濟高增長時代結束、貧富差距擴大、一人集權統治風險等政經問題，都已經開始顯現。臺灣需慎防中共為轉移內部問題而發動對外衝突，操作愛國主義以鞏固統治正當性的可能。然而大陸經濟持續不佳，可能導致財政上無法支撐長期、大型的軍事行動，加上前述內部高壓與不穩定的情勢，許多「恫嚇」的宣傳意義將大於實際作為，國人亦無過度憂慮的理由。 （作者為臺灣金控暨臺灣銀行政風處處長）

全球曾一度高達五百四十餘所的中國孔子學院和千餘孔子課堂，近年出現許多爭議，包括：成為中國統戰部在海外控制中國留學生及海外華僑、箝制言論自由並製造公眾輿論操控意識形態的工具，以及成為海外情報機構、並嚴格篩選有利於中國的教材、成為中共大外宣工具。中共甚至透過孔子學院與當地國學術機構、民間團體及政治人物等有鉅額且不透明的資金往來。因此各國紛紛以國安理由關閉孔子學院。然部份孔子學院僅更名為「漢語語言學習中心」，仍繼續在各國替中共宣傳與蒐情。 在此同時，中國轉而設立職業技術培訓中心「魯班工坊」，透過「一帶一路」倡議教導當地學生包括電子技術、中醫、工商知識、中國料理等，企圖以拉攏發展中國家以獲得更多政治空間。魯班工坊與孔子學院的輸出模式基本相同，因此被稱為「孔子學院2.0」。 若仔細分析兩者仍有若干不同，首先，孔子學院自二○○四年設立後快速成長，至二○一二年一月，全球已有三五八所孔子學院及五百個孔子課堂。魯班工坊的設立則相對謹慎，二○一六年迄今僅廿五處；其次，魯班工坊不強調輸出意識形態濃厚的中華文化，而是針對發展中國家傳授中醫以及中國工商業的發展模式；孔子學院除發展中國家，更多是集中在西方已開發國家；最後，孔子學院創立之初，即是由中央主導，魯班工坊宣稱是由天津推出的國際職業教育交流，企圖淡化官方色彩。事實上，習近平等高層領導人在與外賓會晤時頻頻提到魯班工坊，顯示該項目得到北京的支持。 綜上，魯班工坊明顯係中共記取孔子學院受到西方打壓的「教訓」後的產物，由中國利用孔子學院滲透各國的前車之鑑研判，未來魯班工坊恐會成為中共大外宣、情報工作的新據點。發展中國家政經實力相對較歐美脆弱，能否抵抗中共投注大量資源，配合銳實力所進行的滲透，值得關注。魯班工坊傳授的「中國發展模式」更可能助長極權政體發展，並使民主倒退。而各國對孔子學院、魯班工坊存有疑慮的時機，是否能成為我國推展國際語言及文化交流的轉捩點，端視政府整合各界資源的決心，發揮以小博大的效益。 （作者為臺灣金控暨臺灣銀行政風處處長）

中共近年積極向國際宣揚「中國式」的人權觀，繼五月發行《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論述摘編》英文版後，九月七日又發行該書俄文、法文、西文、日文版。希望透過該書「增強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吸引力、感染力、影響力」。 習近平對於中國式人權觀的特點，最值得關注的就是三點，包括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堅持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上述特點，事實上就是以「國情不同」做為包裝，合理化中共統治下各種侵害人權、鞏固統治的作為，將普世價值的人權塑造成西方霸權下干預中國內政的工具，並希望拉攏其他極權國家共同抵制「西方的人權」。 自由、民主、人權是公認的普世價值，所謂普世價值泛指不分領域，超越宗教、國家、民族，且出於人類的良知與理性之價值觀念，是人類普遍認可的共同價值。源自於西方的人權等普世價值，儘管是隨著西方的文化霸權而被推廣到全球，並不妨礙其跨文化、跨地域的特性，因此所謂中國式的人權、民主等概念，很難為各國所接受，近年中國對人權的侵害，更令全球關注。 根據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最新發布的二○二二世界人權報告顯示，中國二○二一年加倍對國內和國外的壓迫，包括藉防疫名義實施各種嚴酷政策、實施言論審查、處罰異議人士、傳播不實資訊、擠壓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及女權的活動空間、扼殺草根異見、摧毀香港的人權保障和公民自由，對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普遍有計劃的打壓。聯合國亦認為中國對少數民族的侵害「可能構成國際罪行，尤其是危害人類罪」。 中共二十大即將在十月十六日舉行，外界普遍認為習近平將可順利進入第三任期，若真如此，對人權的侵害恐怕更加嚴峻。中共黨校前教授蔡霞認為，現在的中共更像是黑手黨，習近平連任後將持續加強社會控制，使中國「北韓化」。筆者預期中共希望中國式的人權能透過宣傳增加影響力的期待恐難成真，甚至可能升高全球抗中、反中的情緒。無怪乎仍致力守護民主自由的台灣，受到許多國家的重視和支持。 （作者為臺灣金控暨臺灣銀行政風處處長）

  中共中央辦公廳最近印發「關於推動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的意見」，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貫徹落實。全文四千七百餘字，重點僅有兩句：「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以實際行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這份最新「洗腦」指導文件，要求各單位以民主生活會、組織生活會、主題黨日、重溫入黨誓詞、過「政治生日」、專題培訓、集中宣講、媒體傳播等方式，搭配中共黨史展覽館、革命遺址遺跡、紀念館、博物館等「紅色資源」，強化各級幹部對習思想的「忠誠」。 早年曾赴中國旅遊的國人，相信都有類似經驗，即各地充滿各式的「口號」，例如地鐵站的「請文明乘車」、公園草坪的「青青的草，怕你的腳」，正好透露當時中國民眾素質仍待加強，政府才會透過各種口號教育人民。習近平自二○一二年主政以來，不斷加強對內的洗腦、造神、思想箝制工作，正透露出目前中共治理的困境和政權的憂慮，才會一再強調思想教育。例如在青年方面，中國教育部日前宣布，每所中小學至少要設置一名「法治副校長」，負責推動「習近平思想」之學習與宣傳，所有中小學生都必修「習近平」思想；去年中國高考雖有八套試卷、八道作文題，其實只有一個建黨主題；網路方面，網信辦要求各新聞網站和其它新聞單位，在轉載消息時，必須使用官方許可白名單的新聞來源，否則就會面臨處罰。而近日開始實施的新版「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互聯網信息服務演算法推薦管理規定」也要求網路服務業者的演算法必須「姓黨」。 強化洗腦的結果，短期內也許有效果，但即使網路管控嚴密的中國，依然無法防止人民「翻牆」獲取外部真實資訊。接受洗腦教育的學生，總有一天要接觸外部世界，屆時想像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反而將使中共處心積慮建立的思想長城快速崩塌。習思想、中國模式、北京共識，如果真有中共宣傳的優越，就該接受多元的「市場」檢驗，與其他「生活模式」切磋。處處限制人民思想，只更加凸顯習近平的焦慮與缺乏自信。 （作者是台灣金控政風處長）

中國對於訊息的管控日趨嚴密，最新措施是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信辦）在二十日發布最新版《互聯網新聞信息稿源單位名單》，要求各新聞網站在轉載新聞時，必須從名單內選擇來源，否則會受到處罰。 中國在二零一六年首次發布此名單，今年的新名單涵蓋一三五八家稿源單位，數量擴增近四倍，包括中央新聞網站七十九家、中央新聞單位三十八家、行業媒體八十九家、地方新聞網站及地方新聞單位一零七二家，以及政務發布平臺八十家。大幅增加了地方政府政務發布平臺，以及首次納入微信等社交平臺帳號等，代表中共更加重視社交平臺等新媒體對於輿論的影響。 習近平主政後對媒體及訊息的管制逐漸嚴密，例如整頓長期以來相關政府網站「不及時、不準確、不回應、不實用、瞞報漏報、違規關停」等被戲稱為「僵屍」、「睡眠」的問題。推動「媒體融合」，利用新媒體的傳播優勢，透過建立有「信息航母」之稱的「中央廚房」，限縮媒體的消息來源，層層把關、控制在新媒體上流通的訊息內容及數量。這次發布的稿源名單，更可見對於訊息的控制毫無放鬆跡象。 控制訊息來源之外，中國也積極推動「千人千網」，鼓勵政府網站、新聞媒體根據用戶使用習慣發送關聯度高、時效性強的資訊或服務；利用語音、圖像、指紋識別等，為用戶提供快捷註冊、登錄、支付等功能。然而，個人化網頁的技術，與利用演算法蒐集讀者資訊的技術如出一轍，而「語音、圖像、指紋識別等技術」，雖可加快註冊及登入速度，但蒐集之資訊也可做為情報用途，不論中國內部或海外人士，未來若瀏覽或下載中國網站資訊，均有需提供圖像或指紋等資安疑慮。更有甚者，外國籍人士欲瀏覽中國網站也變難，甚至僅能獲得官方宣傳資料，致使觀察更加困難。 「維穩」是中國對訊息嚴格管控的主因，相對也凸顯中國社會反抗的聲浪高漲，致使中共必須不斷以更高規格的手段與成本來應對，透露出中共對統治正當性的擔憂與焦慮，無法容忍輿論的監督與質疑。高強度的監管能否持續，以及是否引發「物極必反」的反撲，值得觀察。 （作者為臺灣金控暨臺灣銀行政風處處長）

近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等概念，相較於官方一慣的吹捧，在中國民間造成的恐慌則更需關注。 習近平。（路透）   「共同富裕」並不是新名詞，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都曾提倡「共同富裕」，只是訴求的重點有異。習近平的「共同富裕」，係指「有能力、有條件的人脫貧致富的同時，也要幫助其他人實現發展，實現共同富裕」，而「三次分配」則是在市場分配、政府以稅收、社會保障等再分配後，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訴求民間自願捐贈而進行的分配。 二○二一年適逢中共「兩個一百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驗收之際，中共雖然發布《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白皮書》宣揚其自認為是「人類奇蹟」的扶貧績效，但實際的成果仍然飽受各界質疑，稱「中國式脫貧」是「帳面式的脫貧」。由於「數字扶貧」和「虛假扶貧」等造假層出不窮，中共為避免民間巨大的不滿危及統治的正當性，過去以嚴懲造假官員，以及封鎖網路不利言論企圖抑制各界質疑的壓力，如今提出「共同富裕」、「三次分配」，包括臺商在內的民間企業，嗅到「三次分配」背後的危機，開始表態成立基金會投入公益事業，希望藉此免遭中共鎖定整肅。然而，筆者認為，「三次分配」的主要目標，是企圖將扶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目標失敗的主因，轉嫁至民間企業，並從民間榨取資源供中共運用。至於能否解決貧富差距，並非中共首要考量。 中共將政策失敗元兇轉嫁民間並非首次，當年太陽花學運後，中國驚覺以往對臺青年政策錯誤，遂積極將「走馬看花」式的參觀活動，改為強調協助臺青赴陸就業、實習。然而擴大招募臺青就業，勢必會壓縮中國青年就業機會，為減少對當地就業市場的衝擊，中共開始對臺商強調響應臺青就業政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息息相關，政策上升到「中國夢」的層次後，臺商自然不敢輕忽，設法擠出名額吸收臺灣青年，實際上許多臺青並未真正進入中國企業，依然在臺資企業任職，只是工作地點換成了大陸，而中共也可以順利從該政策成敗中脫身。 對中共來說，政權的維繫始終是重中之重，人民的福祉則居次要，各國企業（特別是臺商）在響應中國的各種政策時（例如：一帶一路、對臺三十一項措施、共同富裕等），除被誘人的利益吸引外，更要考量背後巨大的風險。 （作者為臺灣金控暨臺灣銀行政風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