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日前拋出「殖民進步論」惹議。張良一攝台北市長柯文哲在接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訪問時表示，在四個主要講華語地區中，被西方國家殖民愈久愈文明。這番話在講求政治正確的年代，令不少人感到不悅。筆者在英國仍是香港宗主國時出生，在英國管治年代完成小學和中學教育，也在新加坡報章撰文多年。以筆者對四個地方的觀察，以及再對照大清帝國近代史，以及日本明治維新到美國佔領期間的歷史，關於柯文哲「殖民說」這番極富政治不正確味道的話，確為令人難以否認的真相。中國仍存清代愚昧由大清帝國於第一次清英戰爭（俗稱鴉片戰爭）戰敗，至1912年愛新覺羅溥儀被迫退位為止的時間，大清帝國沒有日本帝國一樣徹底採納符合國際文明標準的制度。中華民國成立以來，以1949年失去在中國本土的控制權為止，不是大戰軍閥，便是捲入與日本的戰爭，一直未有作出徹底改革。中共當政，信奉那套所謂共產主義，只是一個不懂德文，亦不懂俄文的毛澤東東拼西湊的東西，因此嚴格而言，中國未曾作出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的根本性改革。因此，大清帝國時代有的愚昧，到今天中國仍然廣泛存在。英國不論統治新加坡，還是統治香港，都引進類似英國本土的文官制度、法律以及教育制度。而英國的文官制度、教育出來的精英，以及教育課程中對文明教養的基礎，便是今天香港與新加坡的文明基礎。新加坡立國總理李光耀，本身是生自傳統接受英語教育的華人家庭，並在培養英國一流精英的劍橋大學畢業。而台灣很多本省籍精英，在二二八事件，以及之後的白色恐怖中喪命，但台灣沒有日本統治留下的基礎，光靠中華民國自顧不暇情況下留下的東西，情況很可能與中國無異。日本憲法來自美國就算華語地區以外的日本，也同樣適用柯文哲政治不正確的理論。日本雖然明治維新後成為亞洲一等強國，但日本的法治、民主和人權完全得不到確立。在日本戰敗，美國主導的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草擬今天的《日本國憲法》，自由民權運動所爭取的東西才得到實現。東亞國家普遍沒有虛心學習西方的文明，才有柯文哲這番令人難堪的真相。台灣很多人熱中把子弟送到美國讀書，香港也是這樣，但在美國讀書並不代表真的帶來西方的文明和文化，中國也有很多美國留學生，但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令人側目。學習西方國家文明價值，要落實到社會每一個層面，包括公共行政，以至個人修養。只有自身求進步，才不會出現被人殖民才會進步如此難堪之象。居港英籍時事評論員

 在毫無先兆的情況下，香港最大的財團長江實業宣布重組，將和記黃埔和長江實業旗下業務先合併，再分拆成負責非地產業務的長和集團，以及專注於地產業務的長地集團。而新的長和集團註冊地不再是香港，而是英國在加勒比海的屬土開曼群島。李嘉誠是香港的經營之神，無庸置疑。而一直都否認會作遷離香港動作的長和集團，最終決定遷冊至英國屬土，有兩重意義。首先，長和集團將註冊地遷至英國屬土開曼群島，表明李嘉誠對中國和香港的司法不信任。由於長和集團的註冊地開曼群島，終審權歸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而樞密院司法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實際上都是英國聯合王國最高法院的法官。換言之，中國就算用人大常委釋法如此不尊重香港司法自主的手段，都無法再令長和集團陷入麻煩。長和集團以最大華資公司身分，以腳回歸英國的做法，震撼比一九九七年前，匯豐銀行集團將總部遷回倫敦，或怡和集團遷冊百慕達更大，這是對一國兩制投不信任票。另一方面，現時保留上市地位的長和集團，手持的非地產業務，像零售巨人屈臣氏集團，或流動電話集團三，或剛收購得來的歐洲飛機租賃公司Awas旗下過百架飛機，多以英國、歐洲作主要根據地，這些李嘉誠肯定不會賣。反之，未來打算分拆上市的長地集團，大部分資產都是香港和中國的房地產項目。筆者相信，如果北京的財團能出一個合適的價錢，李嘉誠很可能把整個長地集團出售，不保留香港和中國的房地產資產。以李嘉誠近年頻頻出售香港和中國資產來看，這表明他對中國和香港前途悲觀，縱使歐洲和英國經濟未復甦，他都寧願看好歐洲市場。當香港的經營之神都如此大動作淡出中國和香港時，台灣那些財團，到現在還在想掏空台灣，錢進中國，這很可能是十分愚蠢的決定。李嘉誠素來眼光獨到，由早年將衛星電視售予梅鐸新聞集團，到近年投資Facebook都可見一斑。而李嘉誠的決定，正警告台灣人，與中國走得太近很可能會虧大本的。（作者為居港英籍時事評論員）

台北市長柯文哲一上任，拆公車專用道、公布違建名單，效率令人大開眼界。資料照片自柯文哲正式擔任台北市長，把他領導葉克膜團隊的作風帶到台北市政府去，二話不說拆掉忠孝西路公車專用道，接著把二百多個危害公共安全的違建統統公布出來。他的工作狂以至效率，在不少台灣人眼中大開眼界。柯文哲式的市長，當然不可能是常態，就以忠孝西路公車專用道八年丟空，還要製造擠塞這類怪事為例。在香港，不用市長出手把這類東西除掉，審計署長（Audit Commission，英治年代已經設下來的部門）要求相關公務人員解釋為何八年丟空不用又不拆，浪費公帑，然後在每半年向立法會呈上「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中以專題報告式批評，不拆的還要拆。但台北市議會也好或政府，都未有類似機制以及議事常規，那惟有柯文哲出手。酷吏作風社會所需但柯文哲的做事手法，其實是一個很多制度上在起步階段的社會所必需的，就像日劇《官僚之夏》（原著是城山三郎的小說《官僚們的夏天》）所描繪的戰後日本通產省的官員，他們做事無止境無定量，相信身為公務員，如果看著無力的人民眼睜睜含淚入睡，哪裡還需要政治與行政？其實柯文哲的「酷吏」作風，只不過重複一次身為公務人員應有的心態和責任觀。當然，《官僚之夏》小說中，或柯文哲真人示範的亡命工作作風，並不能長期這樣下去，一方面這會減低年輕人投考公職的意欲，另一方面，政府亦不應一味靠死士來維持。但要做到提高行政效率，而不用個別人去當死士，就需要制度去配合。就像柯文哲要對付那些幫違建戶關說的市議員們，要他親身上陣，明顯因為沒有一套嚴格的《關說法》，以及議員利益申報制度，對付收了利益去關說的行為。對柯文哲而言，除了要先解決掉那些替違建關說的傢伙，也應想一想長遠在台北市政府範圍內一套可行的監管關說行為的規範，並可作其他縣市的楷模。在市民的職權範圍下，太多可以讓市議員收了利益去關說的事，沒有制度上的配合，柯文哲一個人恐怕獨力難支。建立制度持續運作筆者相信，柯文哲的做法只是非常時期非常辦法，他以個人力量立即提升台北的行政效率，固然值得高興。但柯文哲的手術是否成功，就端視乎他任內能否建立一套制度，讓沒有柯文哲也維持良好，台北市也得以柯文哲的方式運作下去。柯文哲的做法會否人走了就蕩然無存，這才是歷史對柯文哲評價的關鍵所在。居港英籍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