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總統馬克宏日前雖以五十八‧五％的得票率贏過勒班的四十一‧五％獲得連任，不過此刻擺在他眼前的嚴峻挑戰，並不容許這位總統有絲毫的閒暇歡慶他的勝利。 馬克宏順利連任法國總統，24日晚間偕第一夫人碧姬在巴黎向支持者謝票。（法新社）     首先，我們尚不清楚內心含著不甘願的情緒投給馬克宏的所謂「共和選民」有多少比例，但可以確定的是有超過一千三百二十萬的選民投給勒班，創下歷年來極右派最高得票紀錄。換句話說，的確是有這麼多的法國民眾認為勒班足以擔當總統大任、願意將法國的未來命運託付給她；我們也不知道這個結果是否為極右派得票數的天花板，還是只是下一次選舉開始起算的樓地板？ 再從另一個角度看，只要勒班再多搶下超過八‧五％的選票，整個選舉結果就會翻盤、進入完全不同的局面。因此該如何處理極右派勢力的常態化與正常化現象，避免五年後世人驚訝的眼光，這才是法國需要面對的真正挑戰。然而，刻板印象被形塑成富人總統的馬克宏，可有能力黏合分裂與對立日趨嚴重的法國社會？ 其次，選後民調指出有六十三％的民眾不希望馬克宏在今年六月的國民議會大選取得多數席次，如同二○一七年那次一樣橫掃國會贏得全面執政，這使得未來法國的政局是否有可能朝向共治方向演進仍充滿著變數。原本二○○○年的修憲，將法國總統任期由本來的七年縮短為五年，與國民議會任期一致，並將總統選舉期程調整到國民議會選舉之前，利用總統當選人的勝選氣勢引發衣尾效應（coattail effect）取得國會多數，用意在避免因總統與國會任期不一而產生左右共治的情況。倘若馬克宏在國會所取得的席次少到讓他必須妥協進行共治的情況下，等於是當選即跛腳，這種情況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假如一旦成真，法國的政治又將會怎樣變化，恐怕沒有人會有答案。 總統大選結果出爐，但目前僅是頭過、身還未過，馬克宏連任路上的大石頭才剛移走一塊，接下來更大的石頭仍擺在眼前。法國的政治新局尚未展開，接下來六月的國民議會大選，才是決定關鍵。 （作者為台灣歐盟研究協會副理事長，法國巴黎第五大學政治學博士）

近來因為武漢肺炎在歐洲國家持續地快速蔓延發展，使得原本不太關注歐洲問題的台灣電視節目也紛紛討論起歐洲國家的疫情。不過十分可惜的是，來賓們的分析角度幾乎都是從一般民眾對於歐洲各民族的刻版印象切入，不論是從他們有別於我們的民族性或者是社會風情等等談起，最後能夠導出的結論自然就是由於這些風俗民情等等的不同，因此造成了在歐洲武漢肺炎病例的大爆發。這樣的討論看似有趣，偶爾聊聊歐美人士跟我們不同的生活習慣也不是件壞事，然而卻是一種建立在失準的方法論基礎上所進行的疫情推理想像；因為假使一切問題僅僅是出在民族性使然這麼簡單的話，那麼其實什麼事也都不用檢討，因為終究無解，事實上對於了解整個歐洲疫情問題的真正幫助並不大。 如果要嚴肅地針對某個地區的疫情進行檢討的話，首先必須揪出問題出錯的癥結所在：今天這樣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究竟是個別政府的決策判斷上失準？或者是個別政府的體制運作上面有狀況？抑或是國家、歐盟、甚至是國際的系統上出錯？唯有採取如此的視角之下進行分析，吾人才有可能比較清楚地知道未來該如何除錯，避免重蹈覆轍。 實際上，歐洲國家對於武漢肺炎的嚴重性並非一無所知；從一月底開始，德國、法國、義大利、英國、西班牙等國就已經開始進行了幾波從武漢撤僑的包機行動，這些國家當然也都知道要將這些從中國撤出的僑民進行兩個星期的檢疫隔離。然而到了二月下旬義大利疫情開始爆發之前，上述歐洲國家並沒有進行特別積極的防疫部署動作，因為他們長年以來習慣性地相信以及倚賴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與建議，認為武漢肺炎的疫情是可被控制的。而且，地理距離上相隔遙遠，歐洲人傳統在心理上總覺得對於在亞洲發生的一切是屬於地球彼端的事情，因此容易掉以輕心，並未嚴肅看待。不過這次他們完全忽略了病毒的起源地是中國，而且又對於世衛組織已經被中國滲透到骨子裡的這件事漫不在意，再加上甫上任不久的歐盟執委會的新手執委又未對武漢疫情提出特殊的警告，種種錯失機先的不幸組合，就釀成了疫情一夕之間爆發之後無法收拾，目前歐洲各國只能採行減災、降損的方式進行緊急處理及醫療應變手段。換句話說，這次的歐洲疫情基本上是一部分「系統性失靈」（systemic failure）所造成的後果。 而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的系統性失靈，乃是由於歐洲國家長久以來就跟聯合國及其所屬國際組織的利益是一體的，因此歐洲國家不太會懷疑聯合國及所屬機構是否別有用心；雖然隨著中國在聯合國體系當中勢力的擴張或許曾在個案上跟歐洲國家間有些小小的緊張，不過之前彼此也都相安無事，但這次武漢肺炎事件讓聯合國為了中國利益而犧牲歐洲利益，也只能怪歐洲長年來在戰略上都過於輕忽中國所可能造成的危害，因而導致了今日難以收拾的局面。當然，歐洲國家過去跟中國的往來都是建構於交善的基礎上，讓他們過於相信中國官方所提供的數據及說法，也是原因之一。 簡言之，歐洲國家被世衛組織蒙蔽、被中國蒙蔽，「系統性失靈」讓歐盟層級與歐洲個別國家層級的決策系統遲滯，未能圍堵在先，應該才是近來歐洲疫情爆發的關鍵。至於那些熱情浪漫的親吻之說美則美矣，大家當作茶餘飯後的閒嗑牙就好，不用當真。 （作者為法國巴黎第五大學政治學博士，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雖然表面上看來，所有言論都是在稱頌中國目前的繁榮盛世景象，但其實明眼人都知道，這不過是用迂迴方式歌詠習近平的「偉大」，目的依然是向中共的領導核心，表現極盡諂媚之能事以示效忠。圖片取自/Wikimedia Commons   此刻的中國正在傾洪荒之力創造兩尊神明，一尊是「中國神」，另一尊則是「習近平神」，這兩座被拱上神壇的神明互為連理，並被自稱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奉為必須日夜不停膜拜的至上尊者。 眾所周知，中國在今年甫召開的十九大是其國內黨政大戲的「重中之重」，然而十九大一方面不僅是充當習近平鞏固其個人權力的表演舞台之外，另一方面也利用十九大，正式向世界宣告中國從此進入一個全新的「神話時代」：從今以後只能出現一種型態的聲音與故事，那就是——習進平領導下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習近平擘劃下的中國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國家。 所以，即便是稍有常識便能判斷真偽的拍馬屁言論，紛紛源源不絕地大量湧出，諸如「中國才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中國強、美國弱」、「中國模式才是王道」等等光怪陸離的荒誕論述不斷出爐，充斥在各個類型的訊息版面之中，而且未曾稍歇，甚至愈演愈烈。中國人將阿諛奉承、肉麻當有趣的醬缸文化，發揮地淋漓盡致，這種事情，真的也唯有中國人才有辦法超越中國人，吾輩僅能自嘆弗如、望塵莫及。 這個替中國擦脂抹粉的「形象大躍進」運動，當然不是在十九大之後才啟動的，為了鋪陳習近平主政之下的政績卓著，從前一段時間就已經開始將「中國崛起」，重新定調為「中美平起平坐」的對等地位；而在十九大之後為了揭示習時代的另一段新紀元，這場形象大躍進運動，又來到高峰，官、學、產、媒等掌握發言權與傳播機器的共黨勢力，進行全面總動員，無所不用其極地，以鋪天蓋地的方式散布洗腦式宣傳，高調宣揚現在中國的發展是好到不能再好，國力強到不能再強，處處滿溢著made in China的偉大神話，只差沒明白地自誇中國第一、美國僅能瞠乎其後。 雖然表面上看來，所有言論都是在稱頌中國目前的繁榮盛世景象，但其實明眼人都知道，這不過是用迂迴方式歌詠習近平的「偉大」，目的依然是向中共的領導核心，表現極盡諂媚之能事以示效忠。儘管習政權刻意要塑造習近平的清高無私形象，因此也訂出諸多「形式上」的規章，來限制中國內部各界對習的個人崇拜，但無論習近平在中共官媒裏頭的新興稱謂是：「新時代的領路人」、「核心」、或「新時代總設計師」等等，沒有加上形容詞修飾的頭銜，卻也不過是用另外一種方式，隱晦地表示習近平依然是中國最偉大的神聖領袖而已。 民族主義當養分所灌溉的「中國夢」 既然中國的「形象大躍進」是一項具有明顯目的性的國家運動，那麼自然就不是亂無章法、以各吹各調方式隨意進行，而是有其特定方向與安排的。首先，在宣傳的概念上，乃一律以中國經濟表現作為核心，強調中國爾後也將穩定持續地高速成長，伴隨而來的國家富強地位，儼然已達到不可一世的地步；其次，以「發展模式」作為外殼、輔以「一帶一路」作為光鮮亮麗的誘人外表，強調所謂「北京共識」的中國發展模式，才是值得其他開發中國家學習仿效的。 換言之，只要跟隨中國腳步的國家就有飯可以吃，只要接受中國的戰略布局，就有甜頭可以嚐；並同時塑造出西方社會正逐漸邁向傾頹衰敗之路的「民主無用論」，全然否定西方社會所引領的普世人權與民主等基本價值，為一黨專政底下的獨裁體制極盡美言之能事，用盡謊言包裝中國的極權統治，營造中國內部一片和諧安康、人民無憂無慮的昇平假象。彷彿喬治歐威爾《1984》書中的大洋國場景重現，受到中共恩澤的子民怎能不潸然淚下、叩謝浩蕩皇恩呢？ 當然，這些對中國無止盡的吹捧論調如果一一拆開檢視的話，實際上根本不值一晒。在浮濫、空泛的美言堆砌滿盈其背後，有用民族主義充當腎上腺素當成養分，澆灌習近平所提出的「中國夢」，也有用一派胡言、鬼扯至極的謬論，替中國掩飾其外強中乾的社會體質，與脆弱不堪的社會信任。但不管怎樣，中國目前這股造神運動方興未艾，而現在只不過是個開端，相信未來更加乖張的吹捧文，仍會持續地由各處冒出。信之乎？笑之乎？就由讀者們自己判斷了。

法國總統大選結果，與選前民調預估或電視辯論後兩人的看好度，數字上幾乎是相符的。這也顯示，即便所謂大選投票率創下近年來新低，但選民結構基本上仍屬於可預測的，並未如同有些人所說，因傳統左右兩大政黨在第一輪被淘汰，代表民眾完全揚棄傳統政黨的認同，或者說極左派的選民會倒戈支持勒班，造成民粹浪潮終將席捲法國等，這類沒太多根據的說法。 當然，吾人也不應倉促定論說，選舉結果代表馬克宏所高舉的「中間派路線」獲得選民肯定（這個「中間路線」究竟要怎麼走？它與英國工黨在布萊爾時代所標榜的「第三條路」是否雷同？爭論仍多）。畢竟在六月十八日的國民議會選舉結束之前，誰也說不準法國未來政治版圖的形貌。 如果前進黨能趁著總統大選的勢頭，吸收足夠的社會黨與共和黨成員易幟而戰，那麼馬克宏或許能很幸運地擁有國會多數席次。但若如他選前所宣示，要裁減三分之一的國民議會與參議員人數，則願意協助他完成這些改革的國會議員又有多少？特別是從這次國民議會的選舉開始，政治人物不能兼任地方行政首長（禁止兼任多項公職禁令生效），且共和黨與社會黨人為了奪取黨內領導權，再度展開內部競爭，諸多不穩定變因都在發酵之中，讓六個星期後的國會選舉成為有史以來最難以預測的一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民族陣線候選人這次拿到近一千一百五十萬票，比二○○二年老勒班的五百五十萬票多了足足一倍，絕對不容忽視！或有謂這次的選舉是「城市vs.鄉村」、「成功vs.失敗」、「融入vs.被排除（全球化）」的對決，不論這些極簡的化約公式是否堪用，我們仍需留意那些對於民主體制或國家角色不滿的、那些對於歐盟與歐元的認同日益消退的、那些在全球化過程中被邊緣化的人民，這些憤怒如此真實地存在。 上述難題不可能有特效藥，但極右派選民正是因長年不耐，才透過這次大選反撲，希望政治人物可以給個簡單明確、強而有力的答案（這也才是極端政黨勢力興起的主因）。 激情過後，剩下的才是硬仗。馬克宏能否成為二十一世紀改變法國的拿破崙？拭目以待。 （作者為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法國巴黎第五大學政治學博士）

週日，法國選民以高於原本預期的超過七成投票率，挑選出進入第二輪決戰的兩位總統候選人—前進黨（中間派）的馬克宏及民族陣線（極右派）的勒班，與選前民調預測相當接近，原本擔心類似美國大選的民調偏差意外並未發生。而雖然難掩落寞之情，落敗的候選人亦多半呼籲選民集中選票在第二輪支持馬克宏，因此，除非在第二輪選前出現極端特殊的事件造成逆轉，否則馬克宏成為新任法國總統幾乎已成定局，可望以三十九歲之齡成為史上最年輕的總統，打破季斯卡四十八歲當選的紀錄。 有意思的是，這次投票率出乎意料地高，甚至比二○一五年十二月的大區選舉（接近六成）還要高出一成多，這在一個疲軟的民主體制當中，倒是滿特殊的例子。可能的解釋是，極左與極右的候選人表現好到令人憂心，再加上上星期四的香榭大道恐攻事件，反而激發了冷漠選民的投票動機。尤其巴黎市投票率高達八成四，民族陣線的選票在巴黎更跌到只有五％，多少反映出法國人對於制裁恐攻的方式，不是退縮、而是勇敢面對，這也是長年來在恐攻威脅底下型塑出無奈但並不妥協的生活態度。 不過，法國真正的難題，在新總統於五月底上台之後才要開始。新政府組成之後，隨即於六月要舉行國民議會的全面改選。換言之，新總統跟新政府接著要面對的，將會是一個全新的國會生態。而根據二○一二年的國會席次及二○一五年的大區選舉結果來看，傳統兩大政黨（共和黨及社會黨）在地方上的經營依然穩固，即便是選情最終發生左右擺盪的震撼，但在各陣營內，依舊難以見到會有大幅異幟、轉而投靠新任總統麾下政黨的話，那麼在短期之內，可能會出現下列三種讓總統難以駕馭、外界難以預測的執政情形：依總統馬首是瞻的大聯合政府，左右共治，或少數執政。這意謂著法國的總統大選就算在五月七日之後落幕，法國政局的全新挑戰卻才剛要開始，除非新任總統能有辦法在一年內集結麾下大軍，一年後解散國會重選並贏得勝利、納編國會，否則未來五年，或許仍將會是阻力重重的坎坷執政路。 假使上述想定為真，則歐盟依然是輾轉難眠的。 （作者為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法國巴黎第五大學政治學博士）

  不是構築在「價值」、「信仰」與「利益」都能相互結合的兩國關係本來就不可能長久。圖／中央社 聖多美普林西比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對於我們的實質影響微乎其微，差別頂多不過就是邦交國的數字上減少了一個。沒錯，絕大多數台灣民眾對於這個連地理位置在哪都搞不清楚的西非小國要和我們劃清界線根本無感，而且也沒有人會覺得心裡難過，反倒還高興這下子能夠替國家省下為數不小的外援經費。的確，一個自1982年起就被聯合國納入「低度開發國家」（LDC,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名單的前友邦，跟我國的外交關係基本上只不過是建立在「金錢援助」上的「互助」關係上：聖國對我們的實際幫助除了不定期在國際場域上替我發聲之外（況且這還不是鐵律，收了錢並不一定辦事），基本上並不是個具有戰略地位與意義的國家，丟了這個人口未滿20萬的邦交國，沒有人會覺得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更重要的是，也沒有人會覺得這個對我國的涉外關係將帶來怎樣的負面衝擊。 根據2015年世界銀行的資料，在聯合國體系裡有列舉出的195個經濟體當中，聖國排名第189，年度GDP約3.18億美金（在此提供一個粗略的比較基準，聖國的GDP大約跟嘉義市今年的年度預算差不多）。也正因為是個相當貧窮、發展落後的國家，所以這個國家基本上純粹是仰賴國際社會的援助才有辦法存活至今。如果聖國當局判斷需要改由財大氣粗的中國當它的金主才是該國存續的王道，轉而投懷送抱，就國際現實的角度來講也沒什麼不對。總是你我老早就都知道這種靠著金援撐場面的邦交國關係猶如不定時炸彈，隨時都可能出狀況，此時分手或許對於彼此來說還鬆了一口氣，不必再辛苦地互相虛情假意維繫兩國邦誼。畢竟不是構築在「價值」、「信仰」與「利益」都能相互結合的兩國關係本來就不可能長久。 有意思的是，台灣智庫在今年五月中的民調顯示：45% 的民眾認為維持邦交國的數目很重要；但另外也有 44.2% 的民眾認為減少幾個邦交國對臺灣不會有實質影響。由此可知，邦交國的數量在民眾的認知裡早已經不是多數人在意的重點。說實在的，外交處境困難由來已久，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差不多就是那些在世界銀行的GDP統計資料表中墊底的小國，台灣民眾也不願意政府花冤枉錢去做所謂的凱子外交，因此中國假如以為這會是對我政府的嚴重打擊而沾沾自喜，什麼走上所謂一個中國原則的正確道路上，那也未免太不進入狀況了。 當然，這也並不意味著邦交國數量就是毫無意義的，只不過我們未來必須慎選想要積極交往的對象，以及關於提供外援的概念必須加以調整。過去的外交援助大多偏向於單打獨鬥式的、單向式的操作，並由我國的技術團隊統包所有的工作，然而未來的援助方式其中應該要有一部分試圖朝向與國際發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相關社群成員以協力方式共同作業（這些社群包括聯合國的專責機構、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各國的援外團隊等），將台灣的援外團隊與國際接軌，提高國際的能見度。因此，那些對我不論是在政治上、經貿上、地緣上、文化上等等層面具有顯著戰略意義的國家必須審慎經營，希望不只藉由雙方的長遠邦交關係能夠互利互惠，更期待他們能夠成為台灣對外關係拓展的支點（pivot），並且透過這些邦交國與國際發展社群進行交流與對話，強化我國對外的國際發展能量，讓台灣的軟實力（醫療、衛生、教育、科技等）藉由此正式管道得以走出去、向國際社會延伸，打響台灣的品牌。一旦台灣的援外工作具有國際能見度的時候，有誰還會認為幫助其他國家是件吃力不討好、浪費金錢的工作呢？

  這陣子沸沸揚揚吵了好一會兒的所謂「憲政空窗期」問題，以及社會各界為了總統大選過後是否應該由多數黨組閣而爭辯不休時，其中最主要的始作俑者中央選舉委員會卻默不出聲，幾乎讓人忘了這齣憲政鬧劇的關鍵，其實是出在這個職權需要被好好重新檢討的機關。 總統、立委的合併選舉在此之前並不是沒有討論，而二○○七年學界也提出一旦總統、立委合併選舉時，可能會發生政府看守期長達四個月的相同質疑，因此當時中選會並未將二○○八年的立委與總統選舉合併；直到馬政府上任之後才力排眾議、強勢地將之後兩次的總統大選與立委選舉合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一五年二月十二日中選會的新聞稿中明列合併選舉的理由：一、合併選舉符合多數民意的期待（多數民意支持）；二、合併選舉可避免過度耗費社會資源（減少政治動員）；三、選舉制度應維持其穩定性與一致性（從二○一二年開始合併選舉）；四、合併選舉可提高投票率。還特別強調「不論分開或合併選舉，總統、副總統當選人自投票日至就職日間，確均有二個月至四個月之差距，惟此一期間現任總統憲法職權並未變動，我國實施民主憲政多年，歷經兩次政黨輪替，政權均能和平順利轉移，各項國務政事運作如常，兩種選舉合併同日舉行投票，對於憲政運作應不致造成影響。」 換言之，無論是否出自於政治上的計算，合併選舉既然是馬政府既定的政策方向，那麼就不應該有選後不理的情況發生。因此不管是在選前還是選後所拋出來的「多數黨組閣」議題，真的就是「來亂的」，毫無營養可言。 假使今天我們在乎的是一個良善的憲政運作機制，那麼就應先還原憲政秩序本身的規則。相關選罷法規定的選舉期程分別是立委任期屆滿十天前，以及總統任期屆滿三十天前，而中選會是否有權將總統選舉提早到總統任期屆滿前四個月，本身即充滿疑義。因此，最簡易的做法是，限縮中選會恣意調整選舉期程的權責，然而正本清源的做法，則是針對憲政體制進行通盤檢討。不過那又是另一個大哉問了。 （作者為法國巴黎第五大學政治學博士、永社理事）

曾幾何時，在選舉候選人看板進行「貼貼樂」的動作已經變成了在台灣選舉當中無可避免的流行風潮，此次選舉尤甚。這個現象其中所隱含的變化頗值得吾人關注。 以往在選舉攻防上的貼標籤戰爭，不外乎是想盡辦法在各種層面將對手與選民覺得反感的事情做緊密連結，基本上這只是想增加選民對於對手的不喜好度，希望選民能夠改投自己。然而事實上，如此做法並不會增加選民對於自己的喜好度，因為選票並不會單純地因為對手被貼上了標籤而自動產生移轉效果，還需要候選人提出種種正面的論述、政見與政績，他的喜好度才可能增加。簡單地說，單純只靠暗黑式攻擊與廉價貼標籤方式，最可能引發的選民反應是對政治失望，或者是用「反正政治人物都一樣爛」那種一竿子打翻一條船的不分青紅皂白說法給自己交代，但是對於選票的移轉毫無幫助，只會加深人民對於政治惡鬥的厭惡。 不過自從上回「投某某某就是支持馬英九」開始，以前那種以文宣或耳語將對手貼上負面標籤的做法，已經演化成為另外一種反諷式風格，姑且稱之為「貼標籤2.0」。無論是在看板貼上國民黨黨徽，或者是「投某某某就是支持馬英九（或王如玄）」，因為這類標籤的內容並非造假，而是陳述一個特定候選人不願意大肆宣揚的既成事實，而基於事實的政治反諷在某種程度上是幽默的，所以被貼標籤的候選人也只能啞巴吃黃連地乾瞪眼，因而選民的反應跟「貼標籤1.0」是大異其趣，選票的移轉效果相對來說也會明顯許多，人民對於政治的興趣也會提高一些。 但是政治反諷就跟幽默感一樣，如果只學到皮毛的東施效顰，那就失去了一切意義，令人一點都笑不出來。日前出現的「支持蔡英文就是支持瘦肉精」、「支持黃國昌就是支持鄭捷」等廣告，內容全然不實不說，其中更欠缺一絲一縷的幽默感，唯一傳達的只有恐懼與仇恨，這種還停留在貼標籤1.0時代的手法跟時代完全脫節。殊不知台灣民主的演進到今天，選民大多期待的是幽默、正面、光明的選舉，老實講，這些到現在還只會操弄惡質抹黑、無法學習進化的政客，被淘汰也只是剛好而已。 （作者為法國巴黎第五大學政治學博士、永社理事）

  法國並沒有被恐怖份子擊倒，法國人也不會因為恐怖行動而被分化。這樣子對於生命熱愛的法國，或許才是我們應該要理解的法國。(圖取材於網路)   法國巴黎日前夜間發生連環恐怖攻擊，導致上百名民眾不幸罹難，三百多名民眾受傷，總統歐蘭德在當晚緊急召開的部長會議後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除了關閉邊境及宵禁等緊急措施之外，接下來的三天也列為全國國殤日。這次被形容為法國版九一一事件的恐怖攻擊行動造成法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人員死傷，世人除了感到震驚、悲憤與不捨之外，對於這次的慘劇又有哪些是值得關注的部分？我們又應該從那些脈絡之中去解讀這次的事件？ 伊斯蘭國正式對外宣稱此次事件是由他們所策動，歐蘭德也在第一時間宣布這是一場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並表示法國也將會毫不留情地對抗野蠻暴行（la France sera impitoyable à l’égard des barbares）。在如此的新聞資訊呈現底下，閱聽大眾的認識很容易立即就陷入了伊斯蘭國跟法國政府之間的冤冤相報，有人認為這件事情純粹是法國介入敘利亞內戰而惹禍上身（很不幸地，這種說法卻是與法國陣線Front Nationale這個極右派陣營的語言相互應和），或者另外有人指出這就是西方霸權主義為此所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但無奈的是就現實政治而論，人類的歷史上從來就不可能沒有霸權，從Pax Romana[羅馬和平]到Pax Americana[美利堅和平]，人類的和平向來都是依附著霸權而存在，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烏托邦式的人類和平）；然而在檢視上述說法之前，我們必須先將一些歷史背景稍作爬梳，才不至於在許多的臆測上憑著個人的想當然爾而驟下斷言或定論。 事實上，這並非法國首度遭受恐怖攻擊。在法國境內的恐怖主義無論是由極右派、極左派，或是分離主義者，抑或是九○年代阿爾及利亞內戰時所挑起的恐怖攻擊事件，在法國近代史上都各自占有其一席之地，每個時期的恐怖行動也分別代表著不同階段的意義。還記得1995年7月25日在巴黎市中心聖米榭爾（St. Michel）車站RER通勤電車B線所發生的爆炸案，總共造成8人死亡、117人受傷的恐怖事件是由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武裝團體（Groupe islamique armé algérien）所犯下的。隔年，1996年12月3日，同個組織又在同一條通勤電車線上的皇家港（Port-Royal）車站軌道上引爆炸彈，釀成4死91傷的慘劇。這一系列的恐怖行動，讓法國當局繃緊神經，全面實施公共場所的進出安檢，就連學生到學校上課也不例外；甚至將街道上的垃圾桶全數封閉，以避免有心人士在裏面放置炸彈（這也是現在巴黎街上所看到的「垃圾桶」都被透明綠色塑膠袋所取代的原因）。換言之，法國所面對的恐怖行動威脅，並不是近幾年才突然迸出來的新興現象，而是早在上個世紀就已經跟諸多恐怖組織有過頻繁交手的經驗。只不過以往恐怖組織的訴求大抵具有確切的政治性目的，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恐怖組織則儼然化身為宗教極端勢力的代言人；尤其拜科技進步之賜，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的發展在二十一世紀產生十倍速的質變，從基地組織到伊斯蘭國，一個比一個還要極端、一個比一個還要兇殘，它們如同伊波拉病毒一樣四處流竄、肆虐無度。對付這些持續變種、病態的恐怖主義，老實講，就像防疫工作一樣，各國政府除了亟力圍剿以外也無計可施。 至於為什麼他們要選擇法國作為攻擊目標？伊斯蘭極端份子認為法國一直是個殖民帝國，不但在國際上與以色列友好，並且持續軍售給那些信仰不忠的波斯灣及中東的貪污國家。此外，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一條明定：「法國是一個不可分割、政教分離、民主與社會的共和國（La France est une République indivisible, laïque,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這又讓標榜為了阿拉真主而戰的狂熱份子看了怒火中燒，認為法國在本質上就是一個反伊斯蘭的天主教傳統國家。加上法國的能見度與歐陸地緣之便，在巴黎這個世界之都犯案，所達成的國際宣傳效果絕對是其他城市難以望其項背的。因此，ISIS在巴黎所發動的無差別殺人攻擊，目的絕非是為了要保護法國境內數百萬的穆斯林，也不只是因為敘利亞被法國轟炸而報復（俄羅斯一樣有派出軍機前往敘利亞進行轟炸，為何沒有成爲恐攻目標？）它日前的行動其實是彙集多方綜效的評量結果。假使今天大家在檢討此次事件時落入了所謂法國外來移民這個種族問題的陷阱框架裏面，誤把社會融合的複雜問題過度簡化成種族與宗教歧視的差別待遇，進而將外來移民跟恐怖主義之間要引導出某種關聯性，這恰好落入了極右派所大力鼓吹的排外邏輯。兩種極端主義不約而同地在此相遇，這豈不是一件極度諷刺的事情嗎？ 此外，特別要知道的是，這次恐怖分子之所以選定Bataclan音樂廳當成攻擊目標，主要就是因為該場地的所有權人是猶太家族，這與基地組織份子在今年一月下手對查理周刊進行恐怖攻擊之後，其中一名嫌犯遭法國當局追捕時逃入猶太超商挾持人質的選定目標是一致的，也就是鎖定猶太社群作為攻擊的對象。這個有意識的目標選定，很顯然不是法國的問題，而是宗教與政治上的複雜情節，某種程度上也跟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問題互相糾纏在一起。當然，那又是另一段說不完的故事。 至於以宗教為名的極端主義及狂熱恐怖份子，本質上就是希望透過恐懼來解除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擊垮人們對於人性的信念，進而瓦解社會的正常功能。唯有愛與信心才能夠戰勝恐怖攻擊之後所留下的創傷，也唯有愛與信心才能讓恐怖主義的威脅失效。正如法國人在慘劇過後立即以「我是巴黎」（Je suis Paris，巴黎同時也是法文人名）的推特發文支持那些傷亡者及其家庭，現在則出現了「我在露天咖啡座」（Je suis en terrasse）嘲諷恐怖份子沒能將他們打倒，法國人依然喜愛屬於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與風格。是的，法國還在，法國並沒有被恐怖份子擊倒，法國人也不會因為恐怖行動而被分化。這樣子對於生命熱愛的法國，或許才是我們應該要理解的法國。

  德國在面對自己歷史的時候，不僅僅是由國家帶領著全體國民誠實地面對過去的錯誤，積極落實轉型正義，更重要的是他們把所謂「歷史觀」藉由國際法導入到國內法的過程當中，產生了實質的法律約束力，讓人民針對任何觸及到「人性尊嚴」的命題時候能有更深切的體悟與認知。（取材自網路，民報合成）   馬英九出席「保密局台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時表示『德國在二戰時納粹屠殺猶太人，戰後德國認錯道歉賠償外，還透過聯邦政府訂定課綱，對學生進行徹底教育，讓他們了解納粹暴行，並設立紀念館，邀請受難家屬現身說法，發揮很大的效果』。 姑且先不論國民黨政府對於二二八事件或者是白色恐怖時期的處理心態是否有真正地誠實面對歷史真相，報告馬總統，請問你可知道德國在1985年曾通過刑法第130條的修正，將內容與國際刑法接軌，把稱頌或者是否定納粹罪行的行為視為違反刑法，違者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罰鍰；至於任何做出損及納粹受害者尊嚴言論或行為的人則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罰鍰。有了此項德國的立法前例，法國也於1990年跟進，通過立法精神相近的Gayssot法案（loi Gayssot）。德國與法國的這些法律意味著什麼呢？任何意圖合理化、修飾違反國際刑法中「反人道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罪行的主張與言論，就是違法行為，不容寬貸。王曉波去年曾說國民黨在台灣二二八事件只殺了兩萬人，跟蔣介石在中國清黨所殺的四十萬人，相較之下二二八事件受難人數是「小case」！如果今天有一個人採用王曉波的方式描述納粹所犯下的屠殺，認為納粹在某個國家所屠殺的人數只不過是「小case」，請問你認為他有沒有違反德國或者是法國刑法？ 其實德國在面對自己歷史的時候，不僅僅是由國家帶領著全體國民誠實地面對過去的錯誤，積極落實轉型正義，更重要的是他們把所謂「歷史觀」藉由國際法導入到國內法的過程當中，產生了實質的法律約束力，讓人民針對任何觸及到「人性尊嚴」的命題時候能有更深切的體悟與認知，一旦出現有違人性尊嚴核心的行為時便處以刑責，絕不寬貸。換言之，德國的作法是以國際法當中所肯認「普世價值」的「人性尊嚴」作為德國人民面對歷史的準則，至於教育體系裡面的學習綱要，只不過是引導學生學習的輔助而已，學生離開了學校之後，依然要遵照「人性尊嚴」的警惕來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不會出現像是王曉波之流這種荒腔走板的言論，這才是正確的歷史教育及應有的史觀。 看到人家的歷史觀都已經上月球，教育跟學術也不是聽受政治使喚、打壓異己的夜壺工具，然而我們這個見不得光的103課綱「檢核小組」歷史觀卻仍然在鑽木取火，將「人性尊嚴」棄之如敝屣，把歷史核心裏作為主體的「人」貶抑成為被統治者的無奈，馬英九這下子竟然還敢拿德國來說嘴？真是無知又無恥啊！

  愛爾蘭政府將公投認定為人民的基本權利，積極地促成該項基本人權的行使。（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愛爾蘭於今年5月22日的07:00到22:00舉辦了兩項憲法修正案的公民投票，分別是關於憲法第41條中加入「婚姻平權」的字句（Marriage may be contr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law by two persons without distinction as to their sex）與憲法第12條第4項第1款將「總統候選人最低年齡」由原本的35歲降低為21歲的議案；本次的投票率大約六成，關於婚姻平權的修正案以62.07%的贊成票數通過，不過關於總統候選資格年齡降低的修正案則以73.06%的反對票被駁回。 雖然世界上已經有二十幾個國家允許同性婚姻，但是愛爾蘭卻是全世界第一個經由公投決定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因此特別受到國際上矚目。由於愛爾蘭的憲法修正案必須經過公民投票程序的批准，屬於「強制性公投」，而憲法第41條係規定「家庭」，因此同性婚姻必須透過憲法修正案的方式才能合法化，此乃愛爾蘭舉辦該項公投的原因。 在此順便藉由這次機會，讓我們來看看愛爾蘭的公投制度是如何運作的。 負責舉辦公投選務的機關 「環境、遺產與地方政府部」為負責公投舉辦的中央部會，該部頒布命令指定公投投票日暨投票時段。公投日多為星期三、星期四或星期五（僅有一次為星期六），每次公投的投票時段並不固定，可於上午七點至下午十點半之間提供選民至少十二個小時的投票時間。 環境、遺產與地方政府部於頒布上述命令時會指派一名「公投監察官」負責公投的全程選務辦理事宜。公民投票通常是沿用眾議院選區作為公投選區，因此負責該選區的眾議院選舉監察官則同時擔任地方的公投監察官。為了讓每個公投選區的投票得以順利進行，地方的公投監察官可指派部署協助、提供選務所需設備以及所有必要的安排；投票結束後由各地方的公投監察官將投票結果呈報給公投監察官，再由公投監察官於愛爾蘭政府公報公佈該項公投的暫時結果。倘若暫時結果公佈後七天內並無任何選民對該公投結果向高等法院提出質疑請願（petition questioning）， 則公投監察官即向總理與總統寄發公投結果證書。 公投委員會（Referendum commission） 公投委員會係依1998年之公投法而設立，為一非常設性之獨立機關；當公投案成立時，環境、遺產與地方政府部長得頒布成立命令設立公投委員會。公投法中規定該委員會成員共五名，其中主席須由前最高法院或前高等法院法官，或是現任高等法院法官擔任，另外四位成員分別是眾議院秘書長、參議院秘書長、人權監察使及審計長。 公投委員會要製作及提供社會大眾獨立且客觀公正的公投資訊，所以公投委員會負責編輯並出版、發送關於該次公投的一般性資訊宣傳手冊，並且可以在媒體上刊登廣告。公投委員會在公投日的數星期前透過電視、廣播、報章、戶外及電影廣告進行相關資訊宣傳的廣告活動（advertising campaign），同時電視廣告於播出時亦佐以字幕，公投資訊的手冊也被製成影像版及配上愛爾蘭手語，提供聾人同胞了解此項公投的相關資訊。公投委員會的宣傳訊息手冊亦備有盲人點字版及錄音帶，並透過愛爾蘭國家盲人委員會提供給視障同胞使用。公投委員會必須要公平地給予所有相關人士公平、公正的對待，也因此公投委員會必須注意公投案在各種形式及管道上的呈現是否中立與客觀，例如公營與私營媒體之立場公正性、政府不得運用公家預算進行贊成或反對的政策宣導等，公家機關之預算僅能使用在對於公投內容資訊的宣導等。易言之，公投委員會的角色不但是公投議題資訊流通的平台，並且須致力維護公投全程在公平的環境之下進行，成為公投的監督者。 當公投委員會完成當次任務後，須於六個月內向環境、遺產與地方政府部長提出報告，並於報告提出後一個月內解散。報告中除了詳述委員會的各項作業之外，還會提出具體的檢討及改善建議讓政府參考。 從愛爾蘭的公投運作經驗我們可以看到，愛爾蘭政府將公投認定為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積極地促成該項基本人權的行使。而公投委員會在公投過程當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著實值得我國借鏡。

  現行國會選制所產生的票票不等值問題，究竟有誰真正關心？人口數四十七萬的新竹及四十六萬的宜蘭縣，與人口數九萬的澎湖縣、七萬的金門縣及九千多人的連江縣，同樣都選出在立法院內具有相同影響力的一席立委，每位選民投出的那一票所產生的價值不相同，民意結構被嚴重扭曲，如此明顯不公平的情形正腐蝕著台灣民主的根基，但這項嚴重違反民主的問題，卻在本次修憲討論中全然被漠視，令人訝異莫名。吾人不禁要問，這種沒有碰觸到問題的改革，豈是改革？ 從現在檯面上所看到的修憲提案裡面，全都圍繞在不分區立委席次的增加（例如呂學樟等提出全國不分區增加為六十四名），但對於區域立委的選舉改革部分卻避而不談。或許這是各政黨在不願意「讓選民不高興」的假設下刻意迴避，但如此輕率的態度，對於「票票不等值」問題卻毫無幫助；更何況，假使不分區席次決定增加，在國會席次總額上將大幅壓縮區域立委的席次改革空間，反而是治絲益棼的做法，有識者不可不慎！ 或有云德國聯立制就是以區域及不分區各半的方式選舉之，因此，不分區名額理應還有從現行三十四席往上調整的空間。但請千萬正視下列事實：德國的國會選制是建立在「議會內閣制」加上「聯邦制」底下的聯立制，因此德國是區域國會議員選出兩百九十九名，另外再經由「各邦」以「邦政黨名單」、「分別」進行「區域不分區」之兩百九十九名國會議員選舉。換言之，跟台灣情況不同之處在於，德國八千萬人口要選出總數約六百名國會議員，他們也沒有所謂的「全國不分區」設計，對於聯立制席次政黨門檻則是五％的政黨票或者是區域三席。我們絕不能無視於上述德國聯立制的運作基礎，而不求甚解地東拼西湊，或只想囫圇吞棗地便宜行事，用望文生義的「象形法」，想當然爾地把德國聯立制大肆拆解之後又自行拼裝上路。因此，所謂不分區名額增加的修憲提案美則美矣，卻是頭痛醫腳、完全文不對題的修憲方向。 國會改革茲事體大，而修憲之目的也是要將目前發生問題的地方加以改善。票票不等值的問題此時不改，更待何時？ （作者為法國巴黎第五大學政治學博士）

杜維傑（Maurice Duverger）曾說：「憲政體制的價值絕大部分取決於身處其中的人們所崇尚之價值」。這句話特別值得讓處在當下所謂「憲政時刻」的台灣深思！（圖片：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法國著名的跨界人物，集政治學者、法學者、記者、報紙專欄作家、政治家等光環於一身的杜維傑（Maurice Duverger）曾說：「憲政體制的價值絕大部分取決於身處其中的人們所崇尚之價值」。這句話特別值得讓處在當下所謂「憲政時刻」的台灣深思！ 從另一個角度來思索杜維傑的話，就是假使不了解一個國家之中人們所崇尚之價值，那麼我們其實就很難理解該國憲政體制的價值，而只能單純地從憲法條文當中去作望文生義的想像，或者是以自身或他人的學術經驗嘗試著去理解該國憲政體制的組織架構，但卻往往忽略了到底是什麼原因在驅動並維持著這樣子的憲政體制之運作。如此的認識顯然是不足的，就像是剛剛認識了ABC就認為自己已經會說英文了，看起來雖然荒謬，但卻往往是最常出現的情況。尤其在談論到比較憲法的時候，令人怵目驚心的場景就隨之出現。 例如說，當我們研究瑞士的中央政府體制時，通常只會注意到瑞士委員制的特殊設計，卻很少人會注意到瑞士是以「中立、聯邦制、直接民主」這三項國家基礎所構築而成的「瑞士模式」時，假如貿然地認為瑞士的委員制就是一個值得學習的憲政制度，那麼依樣畫葫蘆的抄襲結果註定失敗，而且將失敗地徹徹底底。 從宏觀的角度來說，一個運作良好的憲政體制自有其相對應的憲政價值與整體配套作為支撐，亦即憲政體制是「一整組設備」的「套裝全餐」，即便要移植也應該是掌握關鍵、整套輸出才有機會好好存活，否則原本想要變成鋼鐵人的最後卻長成異形，對於此種結果其實根本不用感到意外，因為這是絕對會發生的！東施效顰之所以會鬧出畫虎不成反類犬的笑話，不正是此一道理？但偏偏就是很多人喜歡東引西抄一些外國的憲政體制當成憲改素材，總以為這樣便可以速成，將原本的「套餐」（menu）變成「單點」（à la carte），專挑自己喜歡的來享用，最後的成果如果會好，那麼我們也只能期待太陽從西邊出來的奇蹟出現。 事實上，不只是憲政體制這個大架構，有時候即便是其中的某一部分以「單點」的思維邏輯來處理，也會出現「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的錯誤。譬如德國的聯立制是近來常常被討論到的一個憲改重點，但德國的聯立制是採取5%的政黨門檻作為配套，主要目的乃在於防止小黨林立的政黨版圖破碎化，可是我們目前時興的作法卻是抄了德國的聯立制，卻又配上政黨門檻的3%，這樣將會產生什麼結果或許在短期之內還不得而知，但長期來說這可能又是另一項問題的根源。所謂的「憲法時刻」美則美矣，卻不見得是一個能讓人靜下心來好好思考的契機。 最後還是回到杜維傑的話來檢視台灣，究竟我們大多數人在憲政體制當中所崇尚的價值是什麼？如果連什麼是大家所尊崇的價值都還需要爭辯不休的時候，那麼究竟是哪一套憲政制度比較適合台灣，又有誰能夠說得準呢？

 現行國會選舉制度所產生票票不等值，嚴重扭曲民意結構，便知「恢復閣揆同意權」是件行不通的事。不過就憲政原理及憲政精神來看，「閣揆同意權」本身也是個值得商榷的嚴肅問題。首先從權力分立、相互制衡的關係來看，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兩者的憲法位階是平等的，立法權監督行政權，行政權對立法權負責，彼此之間沒有上下隸屬的關係；反觀「閣揆同意權」是立法院介入行政院長的人事任命案，因為行政院長是由立法院所同意，因此在位階上立法院形同行政院長的頂頭上司，變相形成國會統治，破壞憲政原則。其次，當行政院長人選需要向立法院尋求支持並拉票時，是否會涉及檯面下的利益交換？是否會再度重演先前縣市議長選舉的黑箱大幕？萬一涉及賄選後果又將如何？再者，立法院與總統同時選舉，或兩者選舉相隔僅一、兩個月，萬一選舉結果總統與立法院分別由多數不同黨獲勝，但立法院多數黨的得票比例與總票數皆少於總統時（假設總統贏得六成選票，立法院多數黨贏得五成五選票），閣揆同意權將會造成少數的間接民意衝撞多數的直接民意，無以復加的憲政災難就此產生。此外，內閣制國家政府難產的狀況並非罕見，在台灣政治生態急遽變化底下，未來難保不會發生政府難產的情況。鑒於我國國情特殊，無法忍受政府懸缺應是國人共識。那麼，政府該如何向國會負責，國會又該如何向政府究責？手段不外乎「信任投票」與「倒閣」。法國第五共和憲法亦並無所謂國會行使閣揆同意權的規定，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經部長會議議決後，總理向國民議會提出施政計畫或施政方針，依此政府對國民議會負責。」同條第三項「經部長會議議決後，總理得要求國民議會對於特定法案進行信任投票。」這是國會對「政策」而非對「人事」所進行的信任投票。國會如果不信任，那麼政府就需辭職下台。當長期占據國會多數的國民黨無意願倒閣，負起應有的國會監督之責，反而一天到晚高喊著有違憲政基本原理的奇特主張，異哉，異哉！（作者為法國巴黎第五大學政治學博士）

 六年來馬英九主持政局無能，引來國民黨在地方選舉慘敗之結果。若干朝野人士主張修憲，一時之間甚囂塵上。其中最引人側目的，就是若干所謂內閣制的修憲主張。現行憲政體制是九七年由當時執政的國民黨與民進黨若干派系合作，參考法國的類似半總統制。說它類似，是因為原先在法國可運作的體制，到了台灣，被當時主持修憲的人士修改成「符合國情」的類似半總統制憲政體制。在引進這套體制時，先不論國民黨，連當時在野的民進黨若干推動人士都主張這是最適合台灣的體制。面對反對引進這套體制的學者專家，多以不識國際憲政運作事實為由加以反駁。結果在尚未建立健全憲政文化之前，如賄選之類的行為還不能在選舉中匿跡；國民黨的黨產問題也未曾獲得解決全數歸公，黨籍議員皆須聽命於黨，無從對民意支持度低到谷底的內閣做出不信任案的投票；本來在法國等半總統制國家授與總統的國會解散權，反而到了台灣變成被動解散權，以致政權輪替之際，新總統面對舊而佔多數的立法院無從改造，種種被先前反對九七修憲人士預言的問題，一一發生，更導致今日許多國民認為現行憲政體制運作不良的結果。現在，推行九七修憲的同一批人又推動新的憲改，只不過九七年賣的是貌似法國的半總統制，今日推的是類似內閣制的半總統制。試問，在最大黨的黨產問題尚未解決，諸多轉型正義工程根本尚未開始前，實行內閣制，誰能保證親近若干政商勢力甚至黑色勢力者，不會藉由席次的合縱連橫染指中央權力？在重大天災後，人民苦等的是總統而非院長的國家，維持一個直選產生的總統，套上內閣制的外衣，還要把直接選票授權的總統維持虛位。除了現在主張內閣制的九七修憲推動者，誰能保證這套體制不會產生更大的毛病？（作者為法國巴黎第五大學政治學博士，永社理事）

 法國在今年三月舉行了地方選舉，選民透過選票對第五共和史上最不受歡迎的現任總統歐蘭德表達強烈的不滿，結果當然就是執政的社會黨兵敗如山倒，從原本大大小小共509席的地方首長一下子掉到只剩349席，除了經營巴黎頗富人望的Bertrand Delanöe卸任市長成功交棒給社會黨女性候選人Anne Hidalgo之外，其中包括人口超過十萬人的23個城市也一舉被右派拿下，比選前多了10席，讓左派只剩下19個城市。總的來說，右派陣營從原本的433席增加到了572席，這個改變所影響的除了地方的政治生態以外，連帶還影響到了九月的參議院選舉結果。（果不其然，九月時右派便贏回過半的參議院議員席次。） 行政院內閣總辭的畫面。圖片來源：行政院網站。面對這個地方選舉的挫敗，歐蘭德隨即進行內閣更動，選舉結束的隔天馬上換上內閣中最有人氣的內政部長Manuel Valls擔任總理，接下來免不了的當然就是內閣人事異動。但這個內閣調整的動作意味著什麼？答案很簡單，就是要回應選民不滿的呼聲，因此歐蘭德更換內閣成員作為執政不力的代價，履行責任政治的義務。雖然有人認為地方選舉與中央執政關聯性不大，但果真如此嗎？無論是All politics is local 抑或是All politics is national 的爭辯，其實最終都應該回歸到責任政治的脈絡裏檢視，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依然是連帶的，對選民而言這是一個無法分割的整體氛圍，做不好就該換人，如果選民心中渴望的是一個新人新氣象、面目一新的局面，在沒有像美國期中選舉制度設計的國家裏，選民就會藉由最近的一次選舉來表達不滿、用選票教訓執政黨，因此地方選舉遭遇挫敗重大時，中央政府的內閣跟著地震，何錯之有？ 面對這樣的結果，也有若干人認為台灣選民是因為過於情緒化，感覺討厭某人所以就會一面倒地將選票灌到反對黨的身上，換句話說，此般詮釋間接地指責選民不會理性地思考政黨好壞與推出人選良莠，無法真正地選賢與能，只會隨著社會風向與媒體操作起舞，暗喻絕大多數選民都是盲從、無判斷能力的平庸之輩，這當然也是無視於民主政治機制與敗選病灶的說法。全面執政，天經地義的就應該全面負責，況且總統身兼國民黨黨主席的馬英九動員所有黨政資源全台走透透進行輔選，以及郭台銘也撩下去強力幫忙敲邊鼓、毫不隱諱地用鉅額投資計畫公然買票，種種鋪天蓋地的強勢介入地方選舉、替國民黨候選人背書的舉止，然後選民不願意買單、用神聖的一票唾棄國民黨，直接告訴馬英九人民已經受夠了，這豈是一句選民過份情緒化就能解釋的單純問題？ 政治界線是很難切割清楚的，伴隨著權力而來的責任歸屬也是，從來不會中央歸中央、地方歸地方。尤其是在台灣的憲政體制底下，國民黨所具有的黨國角色極為特殊，它在威權統治時期所留下的諸多毒瘤仍未被清除，在數不清的領域依舊黨國不分、用國家機器為黨服務，光看選舉時期對於MG 149爭議行政部門、檢調單位、審計、立法院全體出動對於柯文哲的全面圍剿，然後現在有人說中央照理說不用為地方敗選負責，這能夠說得過去嗎？ 其實真正應該令人感到奇怪與不解的，是歷經九合一選舉海嘯的席捲之後，政府改組事宜反而不是政壇關注的主要焦點，所有目光的聚焦處竟然是執政黨主席的接替人選，把救黨存亡的優先順序遠遠擺在救國家之前的反民主思維，把黨的利益當成最重要的利益，先黨後國的死性不改，這才是台灣現在所面臨的迫切危機！ 

 日前國民黨立委利用人數優勢，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通過「建議視政府財政狀況並參酌年終獎金發放標準，提供一定比例的年終慰問金」的提案。這是繼行政院八月底宣布將退休軍公教年終慰問金發放門檻從月退俸二萬元以下調整至二萬五千元以下後，另一個針對軍公教進行補貼的政治動作。猶有甚者，據報導國民黨立委孫大千也將在十二月提出預算主決議，要求恢復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倘若這些法案通過，國庫將失血逾一七○億元，又一項慷納稅人之慨的實例！過去數年來，藍營立委特別鍾愛提出獨厚特定對象的錢坑法案，其中又以眷改條例、敬老津貼、前特殊軍事單位權益補償為大宗，近來再加上軍公教退休的年終慰問金，更是對政府捉襟見肘的財政窘境再補上一腳。說穿了這就是用政府的錢來固樁。回顧二○○四年底立委選前，當時藍營為了鞏固深藍選票，計畫在選後提出卅二項「錢坑法案」；二○○五年二月底第六屆立法院新會期開議，他們即提出數十項「錢坑法案」，所增加的政府支出或稅收損失高達一兆六千億元，相當於一整個年度的中央政府歲出總額，並且其中有十四項法案集中在少數特定對象。這些明顯違反憲法中平等權規定的法案，其實早在一九九九年已有大法官會議對「眷村改建條例等法規就原眷戶之優惠規定違憲？」提出第四八五號解釋，文中強調「惟鑒於國家資源有限，有關社會政策之立法，必須考量國家之經濟及財政狀況，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平等關係，就福利資源為妥善之分配，並應斟酌受益人之財力、收入、家計負擔及須照顧之必要性妥為規定，不得僅以受益人之特定職位或身分作為區別對待之唯一依據；關於給付方式及額度之規定，亦應力求與受益人之基本生活需求相當，不得超過達成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顯過度之照顧。」大法官言猶在耳，但藍營立委諸公卻毫不遮掩，就算違憲也要力拚政策賄選。「不賄選，不會選」，這種視違憲於無物的政黨，就讓有智慧的選民用選票將他們掃到歷史的灰燼裡吧！（作者為台灣北社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