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要求中小學不得以服儀不整為由處罰學生，社會各界對制服爭議再起。和爭權益的學生比起來，其實保守勢力的偌大音量更讓人訝異。如果你再想想日前某些人士對踢正步的懷念，不得不說台灣有不少人骨子裡對秩序、一致和效率有著幾近法西斯的迷戀，台灣人真如蔡英文總統所說，是徹頭徹尾的民主人、自由人？ （來源：自由時報） 其實我們只要稍微回想過去一兩年的校園爭議，從課綱到制服，都和學生想要自治、自主和參與有關。那麼該問的問題是：如果民主和自由是我們堅持的普世價值，為什麼這不適用於學生身上？還是說不滿18或20歲的人無法擁有百分之百的民主自由呢？老師和校長又為什麼不穿制服呢？ 如果要談制服，我們應該把視野擴大。最近紐約時報剛好有一篇文章，在談逐漸消失並日漸模糊難辨的辦公室著衣標準（dress code）。 文中舉了幾件歐美的爭議案例，首先是在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擔任櫃檯接待的英國女子Nicola Thorpe，因為拒絕公司規定穿高跟鞋上班，遭公司開除。Thorpe很火大，因為男生並沒有被要求穿什麼樣的鞋子，一氣之下發動連署，並獲得14萬餘人支持，超過10萬人下限，英國國會依慣例需召開聽證會。ITV電視台民調結果，高達93%民眾反對公司有著衣標準的規定，資誠只好火速修改規定。 被稱為「毛衣門」（sweatergate）的事件，則於日前發生在美國洛杉磯KTLA電視台，氣象主播Liberte Chan有一天穿著比較清涼的無袖洋裝上鏡頭播報氣象，中途同事趕緊丟了一件灰色毛衣，要她把肉「遮一下」，引發軒然大波。另外較知名的爭議，還包括2015年坎城影展，有兩名女子因沒穿高跟鞋，被主辦單位拒絕走紅毯，以及2010年快遞商UBS大費周章發給員工一本厚達44頁的「著衣標準手冊」。 文中指出，紐約市人權委員會在去年12月發佈命令，禁止採取任何基於性別的著衣標準，亦即不得有要求男性一定要打領帶或要女性一定穿高跟鞋等指令。 當然，以上多屬於基於性別的事件，而「適當穿著」無論如何也不會輕易在社會上消失，但Fordham大學教授Susan Scafidi的結論很好。她說，特別是在工作和私生活界線逐漸模糊的現代，以往總認為員工的穿著代表公司，現在則愈來愈傾向由個人所詮釋，而非由一個團體或機構來框限。 如果現代企業已經由「員工代表企業」進化為「員工定義企業」，連一向最講究dress code的職場都演化出新生態，如果臉書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每天清一色穿著灰色T恤，被譽為「專注工作」的姿態而非懶惰或「不適當」為什麼學校還要再停留在1960或1980年代？ （來源：自由時報） 我們不希望學生花心思在自己的穿著上，卻要求他們未來具備現代公民的美學感受力，要求他們投入「創新」產業？在大家都穿著制服的年代，又有多少人不花時間在頭髮、書包、褲腳、裙子長度這些小地方「發揮創意」？ 持制服消弭歧視與相互比較論者，就更可笑了。歧視與比較，即使在有制服的時代也從未消失過；不比較穿著，學生們也會找出其他的東西來比較、來歧視，這個現象應該不難理解。 說穿了，或許台灣人內心深處有「喜歡被管」的劣根性，也有著為了表面形式上的秩序和紀律，寧願主動犧牲一點權利、放棄一點自由的傾向，因為可能會發生某某麻煩，所以乾脆一律禁止如何如何或規定如何如何──例如，因為多元入學一團亂，所以恢復聯考好了，因為要方便辨別、消滅歧視，所以全部穿制服好了，因為有人吃東西可能會弄髒捷運，所以規定一律不准吃東西好了。 我們之中更有人神往中國極權政府體制下的效率、懷念戒嚴時期的社會秩序。有這樣子的心態，有朝一日接受中國式的「和諧社會」，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紐約時報專文裡的案例，很清楚的揭露了現代地球公民的共識和方向。你可以逕自將它詮釋為個人主義，但別忘了，所謂民主，所謂自由，正是一個人一個人集合而成的，正如同我們愛說每一條生命都是獨特的存在，同樣的，每一個人的自由和民主參與，也都要case by case的被檢視、保障，而不是透過包裹式、集體強迫式的方法，想要透過捷徑去達到所謂的「和諧、穩定和秩序」。 我們如果真正相信民主和自由，就應該要接受，學生、勞工、女性、移民都要和其他族群一樣，擁有相同的基本權利，18歲的人權和自由，也不應少於48歲、68歲者的人權。民主或許看來有點混亂，自由有時令人迷惑，但如果它們真正存在台灣人的DNA裡面，不要擔心，台灣會繼續往前進的。

經濟和轉型正義是蔡英文上任後的兩大任務。由於經濟不會在一夜間變好，至少要耕耘一兩年，因此轉型正義很可能是蔡政府在蜜月期內交出成績面對人民的唯一選項。轉型正義的呼聲強，但阻力更強；信不信由你，這阻力不但來自國民黨，也來自一般民眾。 中正紀念堂（來源：pixabay.com） 罪犯當然會高喊自己沒作案同時湮滅證據，所以國民黨阻擋轉型正義是很正常的。重點是，許多人在聽了國民黨「轉型正義有針對性」、「是政治追殺」、「過去作為都有歷史背景」等謬論之後，竟也產生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一般的「同理心」，認為轉型正義如同張善政說的「無法製造GDP」，追究數十年前的往事，徒然增加社會分裂。 常對朋友開玩笑，轉型正義在我的心中萌芽來自於兩個重要時刻。首先是小學老師每次提到蔣公豐功偉業時，多數人應該都會想像蔣公看小魚逆流而上的英勇，但不知為什麼，我老是一直想像蔣公大便和烙賽的畫面。另一個則是得知籃球偶像魔術強森感染HIV病毒。 畢竟，轉型正義的第一要務和民主的最基本元素並沒有兩樣，就是要破除權威，相信這世界上好人也會作壞事，相信世界上除了美麗也必有醜惡。如果連蔣公都會烙賽，連魔術強森都會玩女人，世界上哪有什麼不可能的事？ 唯有絕大多數人都能夠在這樣子的基底之下去追求真相，相信公平屬於每一個人，轉型正義才有足夠的動能，而這似乎正是今天台灣的社會所缺少的。在了解那該是什麼之前，我們先來看幾個故事。 四個故事 一、90歲的奧許維茲（Auschwitz）幫兇 奧許維茲集中營（來源：pixabay.com） 猶太人自二戰後就積極追究納粹屠殺責任，眾所皆知，而德國人在反省之後也有相同作為，至今還在和時間賽跑進行究責。2015年2月起，前後有四名90歲以上的老人被認定在二戰期間，以黨衛軍身份在惡名昭彰的奧許維茲集中營協助納粹「清洗」猶太人。 其中最知名的是93歲、綽號「奧許維茲會計」的Oskar Groening，他是黨衛軍會計，負責搜刮並清點集中營裡猶太人的財物，然後匯回德國。他的雙手並未染血，去年7月仍以30萬起謀殺共犯遭起訴並判刑四年。第二人是被懷疑有黨衛軍身份的女子Hilde Michnia，已93歲。第三人是94歲的前黨衛軍醫務兵，被以3600起謀殺共犯起訴。第四人為93歲的前黨衛軍警衛，他在集中營負責判斷猶太人體格，身材好者留下作苦力，身材差者直接進毒氣室，他被控為17萬起的謀殺共犯。 根據統計，奧許維茲的6500名黨衛軍中，只有49人遭德國法庭起訴，另有700人遭波蘭法庭起訴，其他人幾乎均已亡故。但德國至今還在努力追查，這些年邁老人都已逾九旬，許多人不良於行，但一碼歸一碼，該追就是要追，該判刑還是得判刑。 二、季辛吉的勳章 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大概是近代美國外交圈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一手主導美中建交，更是令台灣人難以忘懷。今年他已92歲，隨便說句話還是擲地有聲。5月9日，他獲得美國國防部頒發優秀公民服務勳章（Distinguished Public Service Award），這是國防部授予平民的最高榮譽。 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對季辛吉有著同樣的敬意。紐約大學歷史學教授Greg Grandin就為文抨擊季辛吉，他說，其他事尚姑且不論，光是季辛吉在70年代的亞洲外交政策，就直接、間接在柬埔寨、孟加拉和東帝汶造成三場受害者數百萬計的大屠殺，換言之，沒被檢討已經很不應該，國防部居然還頒獎表揚，實是荒天下之大謬。 季辛吉（來源：維基百科） 三、藏了15年的28頁報告 2001年美國發生911恐怖攻擊後，美國國會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聯邦政府各部門最終也作出了一份報告，追查恐攻的來龍去脈。這份報告其中的28頁，卻因為情報單位和國安單位以國家安全為由的堅持，至今仍未公佈。 根據媒體報導，這28頁報告可能指出，沙烏地阿拉伯的官員曾在美國境內協助恐怖份子行和移動。前佛羅里達州參議員Bob Graham投書媒體表示，國家安全是一頂太大的帽子，即使已經15年，即使世貿中心原址已重建，即使美國人似乎已療癒那份傷痛，美國民眾仍有權了解事件詳情，他要求歐巴馬總統盡快公佈被列為機密的28頁文件。 四、被砲轟的脫口秀喜劇演員 Louis CK是美國知名單人脫口秀喜劇演員，演出橋段在Youtube成千上萬，有興趣者可自行搜尋。但去年5月他在「週末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談論兒童猥褻者的一個橋段，其中說到「說不定猥褻兒童很爽，因為他們得擔負那麼高的風險」、「我小時候家附近有個會猥褻兒童的人，他對我沒興趣，讓我很難過」。這些話導致他被觀眾和公民團體砲轟，引起軒然大波。 Louis CK（來源：維基百科） 脫口秀演員本來就常拿性、種族歧視等爭議性議題開玩笑。Louis CK本身也是很爭議的人物，但他說的一句話，既可以被視為藉口，也可以說很有道理：「激怒人們是一件必須而健康的事...每一次你說話激怒了某個人，你就展開了一段討論，你迫使他們必須去思考。」（"Offending people is a necessary and healthy act..." "Every time you say something that's offensive to another person, you just caused a discussion. You just forced them to have to think."） 故事的背後 所以，這四個故事和台灣的轉型正義有什麼關係？又告訴我們什麼？ 奧許維茲故事告訴我們，轉型正義勢必得追究到個人，而且不管此人是否親自執行殺戮、折磨與迫害，是自願抑或奉命，也不管此人年歲多大，因為正義公平原本就不該有時間和年齡限制。在台灣，我們動輒以當事人年事已高，追究責任太過殘忍為由，再不然就說這是追殺，試圖矇混過去。難道追到山窮水盡的德國人和猶太人很殘忍嗎？我們經常欽佩德國人的二戰反省，並以此據以指責日本，但說到德國人打破砂鍋追到底的究責作法，又開始遲疑、說相同作法不適用於台灣了，這不是精神分裂是什麼？ 相同的，被隱藏了15年之久的28頁報告，放到台灣就等同於國民黨隱藏了數十年之久的黨產以及因為種種狗屁理由而不見天日的白色恐怖檔案。這件事情只有一個底線，那就是人民有權知道，無論是15年還是70年。 季辛吉的故事和蔣介石、蔣經國等人則是很好的對比。季辛吉應該受到的批評，不因為他「無論如何對美國功大於過」就可以逃脫。國家頒給季辛吉的勳章，某種程度和以國家層級認定的「中正紀念堂」則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某些人眼中是榮耀，在某些人眼中則是恥辱。 季辛吉至今仍受美國當權派尊重，他對非美國民眾所造成的傷害，或許還可以有辯論空間，卻也由此可見，要挑戰現世權威有多麼不容易。相對的，蔣介石和蔣經國已作古多年，專制獨裁和殺戮迫害史實歷歷在目，對於這樣子的人作蓋棺論定，居然也要背上分裂社會與國家之名，又是台灣另一個精神分裂的案例。 因此我們要回到Louis CK，正如同脫口秀演員在橋段中透過自嘲或爭議言論所要傳達的意念，轉型正義也絕對會是一個無法讓每個人都感到舒服、不得罪人、不針對人的過程。因為，如果目的在於讓社會上每一個人都不感到被侵犯、挑戰、刺激，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說和不作。 只有深刻體會到這幾件事，同時了解我們至今所使用的藉口都是似是而非的狗屁，轉型正義在台灣才會轉得過來，才能啟動。想要有更光明的明天，就要有足夠的堅強和堅韌去面對昨天。

一樓的門總是緊閉著，從外向內也看不出燈光，但偶爾會出現晒衣架，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大概是太宅，也或許總是錯過，某天才見到一名年輕印尼籍照護推著年邁雇主出來散步。她看來並不很快樂，有時短暫步出戶外也總是滑著手機。幾天前巧遇，刻意尋找她的眼光，點頭示意，跟她說「我要出去了，bye-bye！」這才看到她的微笑和「bye-bye」回應，心裡感覺輕鬆了一點，暗忖也許下一次能發展出簡單對話。 她和前幾天遇見的那個早餐店女孩，以及家裡附近煎餃店的那幾個女子呈現強烈對比。我猜這些女孩來自越南，總是蹦蹦跳跳、活力十足，她們身上散發出的元氣其實就是客人們最好的早餐。菜市場裡的新住民太太們就更別提了，比本地人還會作生意和聊天。 （來源：移民署「新移民的娘家」臉書粉絲頁） 不過，也有像假日出外赴北海岸漁港散心吃海鮮所見到的外籍漁工，他們身材壯碩，卻總有著那種像戰士一般的「千里凝視（thousand mile stare）」，眼中盡是蒼涼和寂寞。也有著台中和中壢火車站前群集席地而坐的移工，以及普通車上看來像是趁著休假日約會遊玩的移工情侶們，他們也購物、消費、自拍。他們，就像是「我們」，以極為多樣化的模樣展現在人們眼前。 說也奇怪，這些到處可見的身影，不但讓我對移工與新住民如此大量存在於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感到訝異，更總是在有意無意之間突然闖進思緒，迫使人想起台灣社會今日的面貌。 當然，類似報導已如汗牛充棟，一律搭配著超低出生率去述說著台灣人口結構已經有著、未來又會有什麼樣的改變，有些報導甚至透露出對所謂「新台灣之子」或新住民、移工即將重塑台灣面貌的「恐慌」和憂慮，那種論調，和某些人「台灣人自己不生，都是新住民在生」會「拉低水準」具備著相同的岐視，造成純粹由血統而非社經地位去分析問題的錯誤。 多元在台灣一向被喊得震天響，但是看著他們如何被對待，心中卻感到無比的混亂和心虛。我們之中的多數人，真的有那麼期待多元嗎？ 最近英國工黨候選人Sadiq Khan獲選為倫敦市長，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如果依照台灣的區分法，Khan是不折不扣的「新英國之子」──巴基斯坦後裔，雙親均為勞工階級，更重要的是他是穆斯林。依照目前文明衝突的現況，Khan理論上不該勝選，甚至工黨推出他為候選人就是個極大的賭注，但倫敦選民並未因為伊斯蘭恐懼的選戰手法和傳統看法而盲目，還是勇敢的投下了選票。 （來源：Sadiq Khan臉書粉絲頁） 少數族裔、弱勢族群透過選舉而拿下重要的公職，雖然無法擴大解釋為弱勢的翻身和族群岐視的消滅，總還是具有極為象徵性的意義。這是為什麼印度裔的Bobby Jindal贏得路易西安納州州長，以及蔡英文等女性贏得大位，都受到舉世矚目的原因。 2014年的九合一大選，柯文哲以「白色力量」贏得台北市長選舉，被喻為是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一場勝利，是台灣選舉史上的分水嶺。但參酌Khan的例子，如果有一天一個具有非漢人血統、非傳統定義台灣人血統的人當選為台北市長──例如原住民或東南亞國家後裔──那才會是真正的分水嶺。因為那意味著，我們在那時或許已經可以超越血統、統獨和認同等等爭論，去面對everyday life的政治議題。 很有趣的一點是，台灣在LGBT議題、女性參政，甚至宗教彼此的容忍度上，都可以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台灣，教堂對面就是宮廟而可以相安無事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從台灣波瀾壯闊的數百年歷史上來看，也總是多元存在，但我們的移民政策卻始終是慢半拍，既沒有確立是否歡迎外來移民的基調，實質作為也未能超越「迎接多元」的嘴砲。 如果在不久的未來，我們即將迎接被視為國安層級危機的人口負成長，如果出生率終究無法在一夜之間扭轉，如果新政府以「新南向政策」為外交和經濟主軸之一，那麼我們不能不去認真的思考結合著勞工、經濟、教育和社福等面向的移民政策。簡單的說就是，我們如何將現在的「他們」變成未來的「我們」。移民政策，不能持續在台灣的政策討論平台上被遺忘，不能一直是「房間裡的大象」。 台灣兀自在這條路上慢慢的走著，速度慢到出奇，不過生活是騙不了人的，有需求就會有調整。我回想起在中和「緬甸街」（華新街）看到選舉候選人特地拉出不知是泰文或緬文的競選布條，以及最近在電視藥品廣告上出現的印尼語、公共場所增設的穆斯林祈禱室、商機勃發的清真食品等等。差的就是台灣人願不願意敞開心胸，而政府是否能夠加快腳步了。 台灣歷史已經證明，只要擁有愈多元的存在、愈開闊的心胸，台灣就愈發達。台灣從來就不是、也不應該是只由漢人或本地人主宰之處，400年前如此，未來亦復如此。說不定有那麼一天，早餐店活力女孩的孩子會當選台北市長，而我將會以超越柯文哲100倍的心情期待著他的勝選演說。

運動和政治在結構和節奏上都有許多相似處，因此政治人物發言或政治評論也一向愛用運動類比。好的類比往往有畫龍點睛之效，壞的類比則經常有點莫名其妙，畫虎不成反類犬，例如法務部長羅瑩雪這兩天的「九局下半」之說。羅瑩雪用「九局下半」來形容即將交接的馬政府，確實沒錯。令人驚嚇的，是她在九局下半的表現。 （來源：蘋果日報） 兩年前曾經提過，美國總統歐巴馬以「只求壘打推進而不求大棒全壘打」來形容自己的施政風格。無論聽者是否認同，這算是個好的類比。馬英九似乎也酷愛此道，2013年換上江宜樺為閣揆時曾說(link is external)，籃球賽有四節，替換陣容是必要的，林書豪也不見得從頭打到尾。連勝文則曾在北市長選舉落後柯文哲時說，球賽只到第二節，大家不用太緊張。結果證明，他是太不夠緊張了。 運動界的一名句言是：「It’s not how you start the game. It’s how you finish.」這有雙重意義，第一層意義是說，開賽的比數不重要，比賽終了的比數才算數。第二層意義則是，真正重要的是你以什麼樣的方式和精神結束這場球賽，比賽將近終了時，往往能真正看出一個球員的品格；有些沒品的球員眼看贏不了，乾脆耍些下流招式發洩情緒，或是在賽後拒絕握手啦、幹譙球迷啦。 一個合格的運動員，無論是領先或落後，在第四節抑或是九局下半，依然全力貫注、百分之百敬業。最近才退休的NBA洛杉磯湖人隊球星Kobe Bryant，在生涯最後一役獨得60分，其中23分集中在第四節，最後五投全中，率湖人反敗為勝，為20年職業生涯畫下句點。紐約洋基球星Derek Jeter在2014年退休於洋基球場的最後一役最後一打席，九局下半揮出帶有打點的再見安打，率洋基以6比5擊敗巴爾的摩金鶯，就此揮別大聯盟。這樣子的表現，符合球迷眼中偉大的定義。 （來源：網路） 將這句話套用在政壇上，就是說下台身影最重要。如果羅瑩雪真的這麼愛用運動類比，這是她該學習的範例。當然，我知道很多人又要說拿羅瑩雪和Kobe、Jeter相提並論，實在是侮辱了這兩個偉大球星。以羅深夜怒發新聞稿，發出「自己錯了還怪人」、「去問邱太三啊」、「你不需要懂」等等霸氣之語，根本像是九局下眼看打不贏乾脆揮棒打捕手的打者，或是直接招呼打者的投手，再不然就是第四節不打球改打人的落後球隊。 羅不是馬政府之中唯一不正常的官員，勞動部長陳雄文也有幾句名言：「告我啊！」、「不承認光復還想放假」，再不然就是說黃國昌是只會讀法律文字的法匠，戰意甚強，卻用錯了地方。毛治國在1月16日選舉大敗之後帥氣請辭，閉門不見客，也是九局下半拒絕上場打擊的經典案例。 有這種球員，當然是因為有個放縱的教練。身為教練的馬英九在九局下半還玩得很高興，還在東市買馬鞍、西市買長鞭，不停的盜壘，不是新加坡馬習會，就是去太平島，去彭佳嶼立碑，再不然就是試著用九二共識干擾新政府跑壘。國民黨從來不是個好的輸家（good loser）的理論，再次得到印證，也說明眾人對長達四個多月交接期的憂慮，並非杞人憂天。 不過最可怕的是，這樣子在九局下半、第四節亂搞的球隊，還沾沾自喜，而且還有觀眾鼓勵他們這麼作。 古往今來，運動迷既著迷於九局下半逆轉的勝利英雄，也尊敬許多功虧一簧卻令人永難忘懷的輸家，政治觀察者和選民同樣見過各種不同的下台身影。馬政府對他們的終局角色顯然已作出選擇，如果自己選錯了，也就怪不了人了。

我們都知道自己不完美，卻追求完美，而且愚蠢的希望別人完美；這裡的「別人」可以填進任何人，包括另一半、父母、子女、主管或政治人物。另一方面，現代人卻也更能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完美，就像一場力拚之後輸掉的比賽，卻可以是「完美的球賽」一樣。 Flawsome=flaw+awesome（來源：泰拉班克斯Google+） 英文中有一個字最能解釋這個看來有些矛盾和衝突的觀念。許多報導指出，超級名模泰拉班克斯（Tyra Banks）在2012年發明了「flawsome」這個新字。Flawsome是由「缺點」flaw和在英語世界中已經接近濫用程度的「很棒」awesome兩個字結合，意思是「雖然有缺點，卻不妨礙一個人（或一家企業，或隨便什麼東西）的優秀」。班克斯以自己為例解釋，她有個大額頭，但仍可以是名模。 Flawsome後來成為流行語，而且被認為改變了不少企業的行銷概念。有些企業不再強調自己是完美無瑕、無懈可擊的品牌，因為在網路傳播、消費者意識崛起和資訊愈來愈透明的多重背景下，那是不可能達到的境界。 事實上在2011年7月，美國Domino Pizza已提前以類似flawsome的手法跨出新企業行銷第一步，在紐約時代廣場設置和該公司推特同步連動的電子看板，「現場轉播」消費者所有的推特留言，無論好或壞，時間長達一個月。其中不乏消費者留下「有夠難吃」、「服務不好」之類的留言。 如何才能flawsome，什麼不是flawsome 專家認為，flawsome的心態，讓企業更有「人味」，因為企業就像人一樣會犯錯，也理應展現同情心、彈性、謙遜等人性特質，會和消費者更為接近。專家表示，人性天生無法接受他人「假裝沒有犯錯」。 要達到flawsome，必須在犯錯時誠意並不附加附帶條件的道歉，同時還要以超過錯誤幅度進行補救或賠償。例如蘋果最初手機地圖app效果奇差，CEO庫克（Tim Cook）馬上寫公開信道歉，還語帶自嘲的建議消費者在情況改善之前不如改用其他公司的app，就是最佳的flawsome展現。 對企業來說，最不flawsome的作法就是對錯誤視而不見，希望問題隨著時間消失，或是附帶條件的道歉，就像台灣不少政治人物喜歡用的「如果讓你感覺不舒服，我願意道歉」。 運動員和藝人也曾講求完美形象，但帶點缺點和弱點的flawsome，反而讓粉絲覺得他們「更像人」，反而對他們更加死忠，回過頭來為他們辯解。例如王建民、NBA的魔術強森和布萊恩（Kobe Bryant），雖然私生活曾經出過問題，但球迷並不以為意。又如前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雖然把白宮搞成春宮，但靠著任內政績仍贏得許多美國人讚賞。 打個比方，PTT上經常出現的祭品文，就是件很flawsome的事。為什麼？因為發文者一定是輸了打賭，才必須執行發祭品的承諾，無論是裸奔還是發雞排珍奶，重點都在履行承諾的霸氣。 但我們不能忘記，flawsome的前提必須要優秀才行，flaw的前提要建立在awesome的事實上。一個一點都不棒的人或作不出好產品的企業，就別提flawsome了。 Domino Pizza的時代廣場電子看板（來源：trendingwatch.com） 台灣政壇的flawsome 由此看來，台北市長柯文哲是利用flawsome概念行銷最為成功的台灣政治人物。柯文哲儘管不時自稱多聰明多優秀，卻也承認自己有缺點，不是個完美的人，就因為這麼「人性化」，他得到大家喜愛和支持。但顯然flawsome不僅有使用年限，也不是萬用仙丹，柯文哲縱然一再展現出「有錯就改」的誠意，但是當他的flaws愈來愈多，看起來沒有那麼優秀，就實在稱不上是flawsome了。 馬英九顯然是flawsome的反證，因為無論是他的競選或執政團隊，都將他塑造為完美、沒有缺點（flawless）的領袖。他當然也曾道歉，但總是心不甘情不願，也有更多時候，他假裝錯誤沒有發生，或是硬撐著希望問題自然消失，例如他的中國政策，例如他的九二共識。這種特質，充分說明了他為何無法成為符合當下時代的領導人。 國民黨也有相同的問題，很有趣的是，它一直不肯承認自己的親中政策有錯誤，倒是經常回過頭來指責別人「你看，他這個作錯了！」另一方面，它卻又援用flawsome的精神來為蔣介石和蔣經國說項，解釋為什麼他們沒有那麼壞、「功大於過」、「瑕不掩瑜」，兩蔣仍是偉大的人物，同時也聲稱黨產是時代下的產物，不是那麼邪惡的東西。 可以說，台灣政壇完全誤用了flawsome的概念。Flawsome並不是說你的錯誤可以一而再的被原諒，所以即使一再犯錯也沒關係，也不是說用瑕不掩瑜和功大於過就可以瞞混過去。要在政壇打滾的人物，必須要深知flawsome其中三昧，充分掌握其中的巧妙和精髓才行，否則會玩火自焚。 不過從更嚴肅一點的角度來看，台灣現在真的容得下flawsome這個觀念和flawsome的政治人物嗎？答案恐怕是悲觀的。無論是我們自己或是媒體，是否太執著於近似於「種族臉譜化」（racial profiling）的「概化」（generalization），急於因為某某人犯了什麼小錯或是作了什麼小事，就將此人打入萬劫不復的地獄，直指他就是什麼樣的人？我們不妨問問自己，儘管我們都知道人不可能完美，是不是潛意識中仍在追尋完美的政治人物？ Flawsome這個字其實很有學問，有朝一日，如果台灣政治人物能夠充分懂得flawsome奧妙，而選民和媒體都能知道如何去欣賞和面對一個flawsome、而非flawless的政治人物，台灣政治將可以走入另一個境界。

有一天在臉書上看到朋友的照片，打卡地點是Nanao，心裡面正直覺的嘀咕著「這傢伙什麼時候又跑去日本玩了」，一點開照片才恍然大悟，原來Nanao指的是宜蘭南澳，而不是日本石川縣的七尾市。換句話說，應該念成Nan-ao，而不是日文中的Na-na-o。 台灣的拼音系統混亂（來源：flickr@xxxbb/165548172/） 其實，相同的疑問和迷惑經常在週遊台灣各地時出現，別的不提，光是台北捷運各站站名和台北市地名，就可以發現以下的例子：劍南路是Jiannan Rd.，永安市場是Yongan Market，景安是Jingan，板南線是Bannan Line，而大安森林公園是Daan Park。 我猜測，由於採用漢語拼音之故，所以許多地名英文拼音也都採取中國的習慣用法，把用來區分音節的連字號（hyphen）都拿掉，各音節也不獨立並列，而是全部連寫，例如黑龍江就是Heilongjiang。 這種作法容易使英文慣用者產生誤解，因為外來者並不知道如何「斷字」。舉例來說，大安森林公園中的Daan，英文發音理論上會是DAHN，而不是雙音節的「大-安」，相同的，板南線的Bannan也不會念成板南，而是BA-nuhn（音近「貝能」）。同理，Jingan不會是景安，而會是「金甘」，Jiannan不會是劍南，而比較像是「嘉南」。 從一個使用者的角度來看，維持連字號將更能符合英文發音原則，減少使用者的疑慮，例如Jian-nan Rd.、Da-an Park、Jing-an、Ban-nan Line等等。 台灣的拼音戰爭 這個現象來自於存在台灣已數十年之久的拼音戰爭，而它在某種程度上和政黨輪替、藍綠之爭有著很巧妙的連結。台灣從最早使用威妥瑪拼音（Wade-Giles system），後來研發出河洛話、客語和北京話可以共用的通用拼音，再加上許多藍營人士與外籍人士鼓吹的漢語拼音，形成拼音大戰，尤其在民進黨執政時期達到高峰。 在撰寫英文報導期間，在通用和漢語拼音之間的轉換和選擇，始終是我很大的困擾。當時民進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選擇採用通用拼音，馬英九和胡志強執政的台北市和台中市則採用漢語拼音，因此寫到地名時，必須根據各地方政府選擇的拼音系統。國民黨執政下的西門町必須是Ximending而非Hsi-men-ting，民進黨執政下的新莊則是Sinjhuang而非Xinzhuang。另外，有人用通用拼音拼自己的名字，有人用漢語，有人則用威妥瑪，都必須尊重個人選擇。 我們真的要用漢語拼音？（來源：維基百科） 這場各派主張與中央、地方政府參與介入的拼音戰爭，是一場為期多年的大混戰，而且一直沒有定論。時至今日，用於護照文件的人名，多數還是採用威妥瑪拼音，卻也日漸混雜。已經採用多時的縣市名，也暫保留威妥瑪拼音，所以高雄才會是Kaohsiung而不是Gaoxiong。最有趣的是，2011年鹿港和淡水居民拒絕採用Lugang和Danshui的通用拼音，抵死不從，最後得以保留使用時間久遠的Lukang和Tamsui。 國民黨政府下的教育部向漢語拼音傾斜是可想而知的，加上不少外籍人士主張台灣應和中國共同採取漢語拼音，學術界也有人以「國際接軌」為由主張漢語拼音。時間一久，民眾不習慣也得習慣，感覺近年來已經有很多人主動採用漢語拼音。可以說，中國在經濟崛起的同時，也早已以一個文化霸權的姿態，在影響著台灣。 對使用者而言，重點該是... 我對拼音沒有深入研究，也不曉得新政府上台之後，會不會再掀拼音大戰。但是從一個使用者的角度來看，光是同一個縣市同一條道路的路標，都可以有兩三種不同拼法，與其擔心拼音系統是不是「和世界接軌」，倒不如擔心更實際的各拼音系統混雜問題。 世上不會有完美的拼音系統，威妥瑪似乎比較無法反映出真實的中文發音，但它使用最久；通用拼音有許多人不習慣，但它能照顧到各種不同本土語言的需要；漢語拼音被中國和許多外國人士使用，但它一方面會有文化霸凌的意識形態，其次則有XYZQ被許多台灣人討厭的麻煩──舉例來說，蔡英文會變成Cai Yingwen而非Tsai Ing-wen。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它很難免會有台灣臣服中國的意涵。 但無論如何，即使採取通用拼音或回到威妥瑪，只要有一致標準，人會去適應系統。所謂的一致標準，是通行全國的標準，包括何時音譯、何時意譯都有規則可循的標準（例如日月潭沒有人會直接音譯，而寶藏巖被翻成Treasure Hill而非Baozhangyen）。 我個人是不太吃「與國際接軌」那一套，因為拼音系統也應該算是國民人格的一環，是國民價值觀的體現和選擇。拼音系統的莫衷一是，不但反映出許多台灣人目前的價值掙扎，也說明我們多麼缺乏自信，多麼不敢說出自己要什麼。在其他使用漢語的國家與地方，沒有人像台灣一樣在拼音系統議題下左支右絀，眾聲喧嘩。而對使用者來說，拼音系統最底限的要求是一致、便利和清晰，這一點應該是不會有錯的。 我不清楚新政府上台後，拼音大戰是否會再度開打。觀諸今日亂象，我們好像沒有不討論它的理由。如果真的開打，這勢必再度成為一場尋求共識和追尋主體性的漫長之役。

台中早餐和炒麵、東泉辣椒醬，最近突然成為熱議焦點。身為已經落腳台北的台中人，真是與有榮焉。不管台中炒麵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也不管不停反覆在網路上出現的「台中腔」討論結果究竟如何，見到眾人對故鄉的討論愈多，總是件好事，可能因為那給人一種存在感和偶爾的驕傲感。 （來源：蘋果日報） 除了包含黃安的少數人之外，應該沒有人會說自己不愛台灣，但「愛台灣」畢竟是一個整體的大概念，在每一天的分分秒秒之中，自身所處之地恐怕才更加實際。所以這一次的「早餐之亂」之中最彌足珍貴的是，我們不但見到了台中人對在地的熱情，甚至也從一個甫自台北移居台中一年的年輕人身上，見到了「他鄉原來是故鄉」的愛。 日本的鄉土情 緯來日本台的「妙國民糾察隊」，一直是我很喜歡的節目。這個節目每一集以日本47個都道府縣之一為主題，多數介紹該縣的美食，有時也會介紹該地特殊的語言習慣、節慶活動，或是一般人認為該縣居民擁有的性格和特殊習慣，甚至是該地某項目在全國都道府縣中的排名，例如輪胎出口量、上市公司數等等。總之，這是一個根基於地方，探討各地特點和異同的節目。 （來源：緯來日本台畫面截圖） 除了挖掘各種美食背後的成因和故事，其實最有趣的，是看著出身本縣的藝能人在節目中或為自己的出身地宣傳、放送，或護航爭辯，抑或是出身其他縣市的藝人很酸的挖苦該縣藝人，雙方幽默的你一句我一句。另一方面，看著這節目總能和自己過去日本行記憶相互輝映，增添一份懷念。 曾經問過幾個日本朋友，為什麼日本人似乎很重視自己出身地，包括美食、名人、節慶、高中或大學母校的一切事務。這些朋友也說不上來，甚至也不覺得日本人特別重視出身。我始終天真的懷疑，是不是因為戰國時代各國之間的區隔，造成了這個習慣。 日本山口縣萩市（現任首相安倍晉三出身地）和福島縣會津若松市之間甚至有著這個故事。在1868年明治政府肅清江戶幕府軍的戊辰戰爭中，萩市的長州藩參與政府軍與親幕府的會津藩作戰，結果政府軍勝利，不但屠殺會津若松城而且不准當地人收屍，寫下會津若松最慘烈血腥的歷史。1986年戊辰戰爭將滿120年之際，萩市提議與會津若松市結為友好都市，萩市認為，戰爭也過去快120年，仇恨也該終結了。對此，會津若松代表的回應是「也才過120年而已(link is external)」。 這兩個城市之間的愛恨情仇，還不止於此，曾經在兩市市長碰面時，會津若松市長拒絕握手，而連安倍2012年到會津拜票拉票時，都還要為這歷史事件道歉(link is external)。不過，2011年311大地震之後萩市捐款給會津若松，倒是被形容為「143年以來的大和解」。 為家鄉驕傲 日本的例子，讓人感受到他們對家鄉的光榮和驕傲，以及了解。不過台灣也不落人後，近年來陸續湧現、類似於台中早餐的網路討論，似乎顯示台灣人開始知道如何為自己的出身感到驕傲，開始重視家鄉的歷史和那微小的美好，甚至知道如何去愛上那與眾不同的差異。 這些討論五花八門，有時帶點酸味，有時帶點挖苦，網友搞到最後大打鍵盤戰爭的也有。例如為什麼南部叫黑輪，北部叫甜不辣；為什麼南部叫米糕北部叫油飯；為什麼粉腸在全國各地指稱的是不同的東西；如何從講電話分辨南部和北部人；中南部人討厭北部人的十大理由；嘉義人的十大習性等等，族繁不及備載。 電影與電視作品，似乎很引起了民眾對地方歷史與場所的關注，例如KANO、大稻埕、灣生回家。台灣各鄉鎮市，也有更多人加入諸如「二二八事件」、「岡山大轟炸」、「台北大轟炸」等歷史紀念活動，緬懷那段或許沈重卻意義深遠的過往。 再想一想，近代獲得好評的地方縣市長，例如高雄的謝長廷和陳菊、台南的賴清德、宜蘭的陳定南和游錫堃等人，其實硬體建設、帶有地方特色的活動倒不是他們最大的政績，他們最大的成就在於重建市民的歷史感和光榮感。市民的自信心，以及他們對地方鄉裡的關注和熱愛，才是真正促進城鄉發展、再造城市新活力的最大動力。 就這樣，我們即使不像日本人那麼強調自己的出身，卻有愈來愈多人鑽進了大街小巷，探索城市的歷史記憶，愈來愈多人返鄉，尋找那以前未曾注意過的、無以名之的東西。即使在異鄉，我們愈來愈能感受到那股故鄉的召喚，也愈來愈勇於說出自己對它的愛。 這一切由何而來？在於台灣人在學習面對和處理自己沈重的歷史與傷痛之餘，也透過已完全不同於以往大中國史觀的學校教育紮根和社會討論等途徑，無形中慢慢的朝民進黨最初打出的「愛鄉土」口號和境界持續邁進著，更能愛自己的過去、自己從何而來，也學著更尊重差異和多元──儘管我們在這方面勢必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由此看來，這些三不五時就在網路上蔓延、讓大家吵翻天的討論，其實帶有深層而光明的意義。帶著點幽默、自嘲和無奈，卻有著更多的自豪和驕傲，不知不覺的，我們可能都已經走在台灣現代「愛鄉土運動」的路上。全球化的第一步，其實是在地，當愈來愈多人一起走上這條路，我們或許就能知道，台灣的未來在何方。

理論上，台灣應該會是全球軍民關係最好的國家之一，因為幾乎所有成年男性都服過兵役，對部隊再熟悉不過。事實卻相反，台灣人不屑、唾棄軍人的程度恐怕是全球僅見。為什麼？除了歷史與結構性因素之外，台灣軍人總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方，才是根本原因。最近的憲兵隊和教官事件，提供了最佳例證。 （來源：flickr@cornguo/3456294982/） 歷史與結構性因素 台灣軍人的地位低落，如果要細說從頭，我們無法忽略其中的歷史與結構性因素。台灣人之所以對軍人沒有好感，和最近才紀念69週年的二二八屠殺有一定關係──一個最簡單的結論就是「軍隊槍口對內，屠殺『自己的』人民」，儘管國防部會告訴我們，古寧頭、八二三是軍人保衛了台灣，但二二八屠殺的史實終究大幅影響了數代台灣人對軍人的看法。 正如同人民解放軍在1989年六四將槍口指向中國人民，二二八的血腥歷史，註定成為中華民國武裝部隊揮之不去的原罪。重建信任，是一段漫長的旅程。 但「軍隊國家化」的持續失敗，造成信任遲遲無法重建。一般人往往忽略，當年「國軍」意指「國民政府軍」，時至今日它仍稱國軍，卻依舊不是「國家的軍隊」，某種程度上仍比較像是「國民黨軍」。二戰日本部隊效忠日本天皇而非人民，故稱皇軍，「國軍」敢大聲說它效忠的是台灣人民，而非意識形態？ 而許多退伍將領和軍人的干政與集體「反獨促統」傾向，不但再次強化了這個結構，也更加凸顯軍人不知為何而戰、不知該對誰忠誠的荒謬。這個背景，加上部隊與國防部夙為台灣最官僚機構之一，軍人地位的低落，其來有自。 你站在哪裡？你在作些什麼？ 軍人是一種奇怪的存在，近年來雖然發展出協助救災與人道救援等概念，但他們存在的基本概念還是作戰，以武力手段保衛國家、憲法與人民。可能要摧毀，也可能要殺戮，這就是他們被賦予的角色與責任，nothing more and nothing less。 不可否認的是，軍人在戒嚴時期被賦予了其他任務和角色，而且延續至今。正因為它未曾被好好的修正，時間一久大家似乎都習慣了，直到軍人再一次在不正確的時間，以不正確的角色出現在不正確的地方。 這兩天的憲兵隊偵辦白色恐怖文件網路販賣事件，軍方聲稱並未進行搜索，案情細節仍在調查中，我們就姑且不預設立場作判斷。不過很明顯的事實是，憲兵在沒有搜索票、未會同檢察官共同偵辦的狀況下進入民宅。 軍人在承平時期可以隨意進入民宅嗎？即使負有偵辦任務，可以在沒有搜索票的情況下進入民宅執行偵查嗎？先不論案情細節究竟為何，光是這兩點就透露出憲兵對自己的角色缺乏正確認知，同時嚴重缺乏法治概念了，被砲也只是剛好而已。 （來源：flickr@yllan/4143212790/） 這會導向一個根本問題：憲兵在台灣除了「軍事警察」角色之外，至今仍被賦予「司法警察」任務，是否有必要作徹底變革？美軍憲兵明列五大任務為「機動支持、保護性武力、戰俘拘留與安置、執法與維持軍紀以及警察性情報工作」，且執法範圍限制為美軍轄下的人員和基地，並不涉及一般民眾。 另一椿政大野火陣線事件，起因是教官撕毀二二八傳單，最終以學校道歉、聲稱教官新來乍到、不熟悉規定試圖收場。我們同樣不需要執著於細節，只需要直接切入這個已經被問了800萬次的問題：校園裡應該有教官嗎？ 沒有人能否認教官存在校園的過往，但身份依然是軍人的教官，應該持續存在於校園嗎？平心而論，求學時期遇過的教官都是好人，他們也確實為學校分擔了照顧學生的工作。問題是，這些工作不需要一定由軍人來作。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在高中和大學校園裡有軍人，這本身就是一件極度反民主的事，不應該再被容忍。 相同的，在政治抗議場合也不應該出現軍人，而儘管退伍軍人已視同平民，如果他們有任何責任感、使命感和羞恥心，也不應出現在與北京交心的場合成為宣傳樣板。 和社會上每一個不同位置的人一樣，軍人應該知道自己該出現在哪裡、該作些什麼。 讓軍人回歸本位 說句公道話，軍人的辛苦往往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他們犧牲了很大程度的自由，作著許多只要沒有戰爭發生就彷彿一點必要性都沒有的事。 我們如果真正支持軍人，就該支持並督促他們作自己份內該作的事，不要任意將阿兵哥當廉價勞工來使用，但也不要賦予他們原本就不屬於軍人的任務，更必須要求他們忠於國家、忠於國民、忠於軍人職責，站在軍人該站的位置。 相對的，軍方如果想擺脫已被「污名化」的軍譽，必須充分了解身上軍服與階級所代表的意義，停止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方作錯誤的事。有朝一日，重新贏得人民的信任。

以「用汗水取代淚水」和不想再哭了為由，台北市長柯文哲決定不參加今年北市二二八紀念儀式，改以「一日雙塔」騎單車行程紀念這個苦難的日子。不過，最後他依然在屏東以「寬容如海、成就台灣」為題發表二二八談話，也還是掉淚了。 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所提32條處理大綱（作者拍攝） 這個抉擇毀譽參半。受難者與家屬面對二二八各有不同心情和處理方式，許多人可能已不再有情緒處理回憶，可以想像；然而柯文哲應該要清楚，自選上台北市長那一刻起，他就不再只是受難者。受難者柯文哲可以不想出席紀念儀式，但台北市長柯文哲不應該不去，基本上這件事就是這麼簡單。身為市長就必須要處理城市歷史，二二八是如此，五三一大轟炸、九二一大地震皆然；否則，二二八干李登輝什麼事，有什麼必要以總統身份，代表國家向受難者和家屬致歉？ 他的談話內容給人的疑問就更多。事實上，從2014年表態參選市長到今年，柯文哲連續三年的談話基調都類似──回憶過去對他與他的家庭都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而台灣應該寬容、諒解、和解、走出悲情。2014年的發言最爭議，認為「不一定要追究元兇」，因為那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今年則很奇怪的扯到「從肉體的磨鍊尋求靈魂重新的救贖」和海洋國家、南島民族。 說到肉體磨鍊，柯上任以來的挑戰101爬梯、一日雙城、一日雙塔，倒讓人感覺有點像裸身騎馬的普丁、號稱在日本冬天清晨早起刷馬的蔣介石，在塑造一種法西斯式的強人美感，有點可怕。 Too much 228? 然而支持柯市長作法和想法的人也不在少數。或許很多人已經厭倦於環繞在二二八週圍的各種爭論，甚至對每年二月底一定要來這麼一次充斥於媒體與臉書的大論戰感到厭惡吧；就像許多人厭倦於不斷被提起的白色恐怖一樣。 「都已經是69年前的歷史了，二二八連死亡人數、蔣介石是不是首要元兇都還搞不清楚，究竟還要吵多少年呢？」他們可能這麼想著。有些外省籍朋友，更像是每年此時就被逼迫著憶起自己的出身以及近70年前「狗去豬來」的印記一般，會下意識排斥更多討論，也是正常的吧！甚至連我那如今對二二八歷史已稱得上相當了解的老婆，都還會忍不住對看著電視二二八專題、報紙二二八報導「幹幹叫」（這是她的形容詞）的我說：「你也冷靜一點吧，這種東西都看了多少了，幹嘛這麼氣呢？」 所以，是我們討論二二八太多了嗎？多到讓社會上充滿著「反怨氣」和騷動不安？如果再加上黨產和白色恐怖等話題多到讓轉型正義，這些討論真的多到成了藍委口中的「具有針對性的轉型仇恨」？是我們對柯文哲要求太多，整個社會尚未成熟到了解受難者心中的傷痛嗎？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像我這類一天到晚吱吱叫、幹幹叫的人，或許也應該檢討。 黃榮燦所作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作者拍攝） 轉型正義的真締 但我不認為答案是肯定的，驚訝的是有許多人誤以為仇恨是轉型正義的產品，而清算是轉型正義的目的。轉型正義當然試圖著釐清權責，所以它不可能是「不針對人」的，但是在這之前，最重要的是轉型正義要有著「追尋真相的決心」，無論真相是多麼細微。 我想起有關二戰陣亡美軍官兵的報導，總能夠精細條列該員於何時入伍，轉調過程，曾參與多少戰役，陣亡的年月日，在哪一場戰役的何地何時陣亡，他為何陣亡──是協助同袍傷兵撤離前線時遭槍擊，還是在奉命攻占某山頭時遭砲擊。軍方也盡力搜集遺物，返還家屬。獲頒紫心勳章等功勳者，一樣有詳細的紀錄，描寫該員為何獲獎。 這一切想必對死者家屬也很痛苦，但是他們有權了解親人生前最後的一切，部隊也必須為家屬作到這一切。 我想起由宮部美幸的小說「所羅門的偽證」，以及鐘明宏著「一九四六．被遺忘的台籍青年」、郭亮吟導演的「綠的海平線」、百田尚樹的小說「永遠的零」、田中實加參與和撰寫的「灣生回家」，乃至讓我無法忘懷、紀錄近300椿白色恐怖案件的「近代台灣慘史檔案」（邱國禎著，2007年前衛出版社出版）等等電影和著作，都來自於現實作者或虛擬主角對於真相的追尋，才達成了與歷史、與自我和解的過程。 人有想知道真相的天性，那是我們為什麼捧著推理小說、廢寢忘食的讀到最後，那也應該是我們面對二二八的態度。 面對二二八 二二八作為台灣近代歷史巨大的分水嶺，成為台灣人與國府決裂的種子，至今仍是台灣社會鴻溝的「地下斷層」，想必沒有人會反對。69年後的今天，我們真能簡單的說「該追的真相都追了」，「逝者已矣、來者可追」，不要一天到晚想著清算，且讓我們大和解、攜手共創新未來嗎？ 對於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厭倦，或許正因為這些歷史事件牽涉的人事物太多、過去紀錄太過不足甚至遭到隱蔽，有些被前後任政府與不同學者調查出的「真相」甚至相互衝突矛盾，所以說出「往前看」是最方便的作法，但真相清楚了嗎？機密檔案公佈了嗎？家屬都清楚了當年的來龍去脈嗎？ 別忘了，我們在轉型正義的路上，甚至還沒走到「針對人」、如同德國與以色列上天下海追緝納粹戰犯的那一步呢。 轉型正義作為一個國家社會的清創過程，從來沒有人該認為它會是一種無痛療法。不清創，傷口永遠無法好好的癒合。我們老是愛說日本的柏油路舖得比台灣好500倍，卻忽略了人家複雜而紮實的工序，事到臨頭，還是將就著隨便舖舖就上路。今天高喊著趕快和解，盡速前行的人，不正是用台灣式工法就奢望有日本柏油路的人嗎？ 再問自己一次，我們的二二八，真的談得太多嗎？

全球化確實是無法閃躲的現象，它不但讓世界各國面臨相同的新世代經濟挑戰、相同的社會問題，似乎也製造出了極為相似的政治趨勢。因此，美國總統初選白熱化之際所激發出來的「共和黨、民主黨面臨十字路口」討論，很巧妙的可以移植到台灣來觀察──中國國民黨此刻也站在十字路口，而他們自己知道嗎？ （來源：中國國民黨官網） 美國兩政黨面臨的挑戰 隨著傑布布希（Jeb Bush）退出共和黨初選以及七旬參議員山德斯（Bernie Sanders）在民主黨初選聲勢水漲船高，兩黨競逐情勢逐漸明朗。共和黨成為川普（Donald Trump）、德州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和佛州參議員魯比歐（Marco Rubio）三足鼎立局面，民主黨則由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和山德斯兩強並立。 已經失去八年政權的共和黨，當然想奪回政權，有趣的是儘管億萬富翁川普目前遙遙領先，支持度不墜，卻有許多人為他的「民粹」路線憂慮不安。川普的政策走向無法一概而論，既保守又開放，他可以主張美墨邊境築牆、驅逐移民等等令人不可置信的政策──有人形容是「老掉牙的世界觀，卻在新世代顯得魅力十足」，另一方面卻也大膽跳脫傳統共和黨神主牌的範疇，例如支持墮胎。 另外，茶黨出身的克魯茲，代表的則是傳統、「基本教義派」的保守派路線。身為移民之子的魯比歐，認為共和黨大選得票愈來愈少，不向中間靠攏不行，想當然爾，他鼓吹較為寬容的移民政策，並倡導一系列的修正改革與「更有包容性」的共和黨。 在民主黨方面，原本看來穩操勝券的希拉蕊，則面臨人老心不老的山德斯強力挑戰。在山德斯的觀念裡，民主黨路線還不夠左，因此希望將美國往福利國家方向移動，主打階級和貧富差距。希拉蕊行政經驗豐富，外交經驗尤其遠勝山德斯，卻被形塑為和華爾街富人站在同一邊的民主黨「建制派」（Establishment）。 （來源：flickr@donkeyhotey/23474955300） 美國兩大黨，尤其是共和黨，目前似乎都處在相同境地，已有無數評論以「at a crossroads」為標題，討論兩黨必須面對已經產生位移的新世代政治氣氛，重新調整路線或作出改變的重大選擇。今日的美國，是18-29歲新世代選民首度和戰後嬰兒潮世代人數分庭抗禮──約各占選民數1/3──的國家，與往日已大為不同，自然會有新的政治思潮。 特別是共和黨，在年輕人普遍更為包容多元、思想與觀念更加開放的現在，是否還要抱著死都不能改變的傳統信念與教條，無論是在現實選票或政黨未來兩個面向上，都值得深度思索。 國民黨的十字路口 在這方面，國民黨的處境有點像共和黨。他們都面臨已經劇烈改變的選民結構，核心主張也不再如同往日為多數人認同，而這兩個走向都很可能是不可逆的趨勢。換句話說，即使我們無法大膽預測國民黨即將成為小黨甚至消失（我的想法依然一致：在徹底消滅黨產之前，國民黨不會消失），也可以確定1月16日之後的國民黨已經面臨「一定要作些什麼」的十字路口。 國民黨該作的，自然是檢討敗選原因、路線甚至於核心價值。不過就目前所見，國民黨在選後推出的短短幾頁檢討報告，列舉檢討仍不脫「兩岸論述民進黨拿香對拜，無法凸顯兩黨品牌差異」、「網路經營不夠深化和多元，議題論述未能有效爭取支持」、「缺乏長期培育人才，理念與願景無法贏得多數青年認同」等八股。 所以必須要由我們來幫國民黨作檢討。八年前民進黨敗選，國民黨問的是民進黨是否檢討陳水扁、與阿扁切割；四年前蔡英文敗選，國民黨要求的是民進黨必須檢討兩岸政策，因此民進黨也真的辦出「華山會議」。同理，國民黨至今對馬英九政權能說出的只是「完全執政必須完全負責」這種鳥話，對於徹底背離民意民心的中國政策，更是隻字未提，只用「民進黨拿香跟拜」草草帶過。 這樣子的檢討，看不出來國民黨為什麼會像新科立委曾銘宗說的「台灣依然需要國民黨」。國民黨現在作的，依然是藉由回應外部來掩蓋內部錯誤與矛盾，例如聲稱黨產條例「針對性太強」（這不是廢話，全民討黨產不針對國民黨是針對誰），例如砲轟民進黨立委打算提出的廢除國父遺像，由馬系大將羅智強說出「連國父都要清算」、「謙卑不是民進黨的天性」，由正在競選黨主席的洪秀柱說出國父遺像等同於「祖宗牌位」。 經過兩次大型選舉的失敗，國民黨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未來呢？他們對「馬英九路線」的看法是什麼？依然認為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國民黨認知了年輕人的背棄，但他們要如何作才能贏回年輕人？洪秀柱說國民黨絕不該放棄自己的核心價值，但說穿了國民黨的核心價值又是什麼呢？ 無怪乎不少評論會拿川普和洪秀柱相比，同時傾全力「擋柱」了，他們知道那會是政黨自殺，卻似乎無技可施。然而，如果國民黨決定不回答以上的問題，即使被視為本土力量集結支持的黃敏惠最後當選新任主席，那又如何？ 台灣人民的聲音已經很清楚，九合一懲罰國民黨無用，總統與立委大選就再來一次。但國民黨似乎渾然不知，十字路口的前方十公尺，可能就是萬丈深淵，如果執意往前走，我們所能作的也只有寫訃聞了。

偶然之間，讀到了雅典城邦民主政體的故事。雅典在希臘各城邦中特別以民主思潮著稱，其實它的演進過程相當複雜，但十分引人入勝，尤其是擁有「雅典民主之父」美名的領導人克萊斯希尼斯（Cleisthenes）在西元前508-507年間銳意改革，奠定雅典民主根基。 2016的台灣會有新政治、新國會嗎？（來源：自由時報） 對沒有讀過政治學的人而言，能夠藉此一窺最早期的民主發展，而且感受到它和現代制度的類似，是種微妙的感受。今天2月1日，第九屆立法院正式開張，跨越近三世紀的比對，更令人感慨萬千。 西元前六世紀的雅典民主 行政上，雅典沒有君主，有一個負責宗教儀式和法律管理的執政官（ Archon）以及行政官員，但所有官員每年都要接受公民集會判定「是否對城邦民主造成威脅、是否將部族利益置於城邦利益之上」。經公民過半數認定危害城邦利益者，數個月後公民將再度集會，每個人在手上的陶瓷碎片（potsherd）上刻下最不適任者名字，得票最高者將被逐出城邦10年。 司法上，雅典已經採用人民陪審制，陪審團人數由200人至500人不等，一律由抽籤產生，案件審查採取不記名的秘密投票。 立法上則更是有趣，雅典的Boule就像是台灣的立法院，共有500名年滿30歲以上的代表，也被稱為500人會議。這500名代表的基本資格和行政官一樣，必須是當時四層社會階級的前三級才具備資格（奴隸不得擔任），任期一年，每個人一生不得擔任代表超過兩次，兩次任期必間隔10年以上。 雅典時期的國會大廈（右）與50人團居住的Tholos（左）。（來源：Greece Is雜誌，作者提供） 這500人由10個部族（tribe）各派出50 人組成。克萊斯希尼斯的改革，將傳統以區域為主的四個部族（貴族通常聚居，因此以區域為主的部族經常會為私利犧牲城邦利益）增加為十個打破區域的新部族，每一部族由一個城市地區、一個沿海地區和一個內陸地區構成。 500人會議基本上每天開會，偏遠地區的代表或許無法這麼作，但缺席次數還是必須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內，否則會遭非議。Boule也設置50人團，類似常務委員會或執委會，每個月由一個部落輪值，以確保每人至少都參加1/10的會議。這50人都住在被稱為位於國會大廈（Boulenterion）旁邊的建築物The Tholos，食衣住全部由公家負擔，而且每晚必須至少有17人值夜，以應付突發事件。50人團負責排定議程，有點像是台灣立院的程序委員會和議事人員，同時負責擔任會議主席。 立法通過之後，在公共場所公告三天，供所有公民觀看。每10天舉行一次公民集會，討論並進行投票，結果可能是通過或是送回重審。同樣的，這些立法代表和行政官員一樣，每一年要接受公民集會評斷他們的表現。 雅典告訴台灣什麼 以上只是簡述，雅典式民主的設計極為細緻，而且不斷隨著時代演進、修改，到最後連執政官也消失了。當然，它雖然標榜「政治權平等（isonomy）」，從現代的角度來看，它還是有許多基礎上的不民主之處，例如女人完全無法參政，那些居住在雅典的外來移民和奴隸階級，也不具備政治權。 雅典城邦民主為現代民主的濫殤（來源：Greece Is雜誌，作者提供） 看著這些2600年前的歷史，心中卻浮現一個問題：今日我們透過選舉投票所選出的代議制度，會比純粹以抽籤方式從「平民」中隨機選出來的500人會議更有效率、更能進行思辨性的理性討論，同時更具有普遍代表性嗎？ 今日我們縱使已經作到男女公平參政，但選舉制度的門檻設計，又和2600年前不允許奴隸參政的雅典有著太大的差別嗎？一次立委選舉要砸下的錢，金額大到常民不可想像，那麼一般人不是雅典時期的奴隸又是什麼呢？ 我們的選區設計，是否也學習克萊斯希尼斯改革，盡量作到公平呢？在克萊斯希尼斯的設計中，雅典城區的立法代表比例，甚至還少於環繞雅典、屬於非都市區的艾提卡（Attica）地區。台灣今天的國會選區設計，是否也和美國國會選區畫分一樣暗藏玄機，充滿著政黨之間的爭鬥算計呢？我們的國會議員代表，是否盡量向票票等值靠近呢？ 古雅典公民能夠每年評斷「國會議員」與官員表現，並據以懲處，台灣呢？我們一票一票將議員送上議會堂寶座，到頭來才發現「割闌尾」、將不適任的議員拉下來，竟是這麼可望而不可及的任務。 立委始終和記者一樣被並列為台灣社會兩大亂源，不是沒有原因的。如今國民黨的大敗，促使全民對「新政治、新國會」有著超乎以往的想像。但所謂的「國會改革」，其實並沒有那麼複雜，真要作起來也沒有那麼困難，我們只要回過頭去看雅典的例子就會發現，一切都是常識而已。即使雅典城邦民主已經是那麼久以前的事，2600年後的我們依照它的精神去進行改革，似乎一點都不突兀。 換句話說，國會議長是誰、他有沒有參與政黨活動，國會由哪一黨取得多數，誰又和誰聯盟，誰會不會又去搶占主席台，或許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民主落實的精神，絕不是化簡為繁、故弄玄虛，也不是到處設路障拒馬，再怎麼樣都不能脫離民眾的想像和理解，不能違背國家社會的利益。 台灣的舊政治和舊國會，正是違背了這個最根本的精神，才會遭到人民的奚落和唾棄。2016年的台灣，能不能從民主發源地雅典得到什麼啟示，真的給台灣島上這2300萬傻傻努力的人們一個新政治和新國會？我們似乎也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再天真的相信一次。

很久之後才發現，小學課本寫空一格蔣公看著小魚逆流而上，其實是假故事。不料到了大叔年紀，還真的親眼看到逆流而上的魚群。國民黨和新黨裡分別有不少年輕人，也試圖在與民意反向的強勁河水裡往上闖關。浙江省的魚為假，台灣的魚為真，但同樣不可思議。 （來源：自由時報） 在近來被談論得震天價響的新青年政治之中，國民黨和新黨的青年們，成了很尷尬的一群。他們一樣年輕，但不是在擔任國民黨發言人位置時必須為黨、為候選人作出拙劣的辯護，就是跟著那群七老八十的前輩停留在一次世界大戰的挖壕溝思維，死守「主張民族大義，反對台灣獨立」防線。 他們的價值幾乎完全服膺政黨，所以不但一定要反台獨，而且必須反反課綱、反反服貿、反太陽花、反大腸花、反反核、反廢死、反反媒體壟斷和反多元成家，還要忍受──或喜歡──邱毅和蔡正元，然後再聲援郁慕明去選國民黨主席。 憑良心說，要作到這些事很不容易，因為要在99% vs. 1%的鬥爭之中站在1%的一方，必須具備很大的勇氣與很強的抗壓力。有時也不得不佩服他們，因為在新世代年輕人被形容為「天然獨」、「天生帶有民主自由DNA」的時刻，要反台獨、反民主，背後一定有著極其強大的推動力。 某些人在反課綱運動時曾經端出這個邏輯──戒嚴時期的教材也教出了爭民主人士，證明課綱並不那麼重要。有趣的是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那麼國民黨口中現行的「去中國化課綱」，照樣教出了以上這些年輕人，這說不定證明課綱還不夠去中國化。 無論如何，我尊重他們的主張，但花了很長時間思考，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李正皓、徐巧芯這樣的年輕人投入國民黨陣營，讓王炳忠成為現在的炳忠而且愛上中華民國頌，讓張瑋珊在從小到大都相信自己是台灣人，相信中國是台灣一大威脅之後，因為某種原因而從「感性台獨」轉變為「理性統派」。 新黨倒是不難理解，總而言之他們就是名字比較短的中華統一促進黨，在台灣這片土地夢想著沒有人曾經建立的「新中國」。至於中國國民黨，揣摩了半天，我能夠了解生意人、所謂的「經濟選民」、軍公教、軍眷為什麼支持國民黨，但是要揣摩這些青年為何對現狀和未來有著和多數同輩如此不同的想像和理解，卻和揣摩為什麼帝吧「小粉紅」們翻牆到台灣臉書來作亂、丟臉，卻爽得不得了一樣困難。 他們是為了利益和未來的從政位置而投入國民黨？還是真正相信「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和「一個中國」？他們對國民黨的黨產以及統一黨綱有著什麼樣的詮釋？他們對中國的想像，為什麼會和在中國出生的那群歐吉桑一模一樣？ 長遠來看，我認為了解這群「很不一樣的青年」是很重要的。先前曾經論述過，台灣的言論市場因為媒體失衡之故，從來都不是等比例的反映、討論民意與議題，統派聲量被不成比例的放大。這意味著，如果這批青年將在老政客退出政壇之後接棒，成為藍營與統派的未來，那麼他們就會在未來言論市場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同樣的，不以執政為目標的新黨不用討論了，他們的聲音在新黨青年加入以及本屆大選贏得政黨補助款之後，勢必依然嘈雜，但只被一笑置之。 不可能就此放棄的中國國民黨，如今則有李正皓和徐巧芯等人建立了「草協聯盟」，看起來是想好好的將國民黨動一番手術，宣言中提到「以中華民國為核心，台灣為主體的論述」、「中華民國的本土論述」以及「偏向社會主義的創黨路線」。聽起來簡直和民進黨一模一樣，但國民黨勢必不能是民進黨，所以這個路線需要深究，不能這麼「空心」。另外，青年們對於拿掉黨名神主牌上的「中國」兩字，似乎卻步、猶豫，既然如此，期待他們改變核心思想顯然是有困難的。 最要命的是，中國國民黨儘管很愛說「青年創造時代」，但它的結構、作風和歷史，從來都不利於青年，從來都是反改革的。國民黨內本土派人士再怎麼不爽想造反，終究膝蓋酸軟，最後還是一跪了事，更沒有資源的青年，就不用說了。 知名搖滾樂團Journey的名曲「Only the Young」裡有幾段歌詞，很適合描寫目前的藍營青年：「在黃金時代的陰影下，有一個等待黎明的世代...他們看穿了所有的承諾，以及所有他們敢說出口的謊言。這是天堂還是地獄？他們自己非常了解。」 與其在充滿髒水的河裡逆流而上想去挑戰不可能，他們應該思考的，或許是換條河吧！

（來源：自由時報） 她不是個第一眼就會讓人喜歡上的人，平心而論，可能看了十眼也不會喜歡，我甚至不喜歡她的貓（史努比是狗，怎麼會喜歡貓...）。她絕對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讓大家荷包滿滿，她有很多堅持簡直會讓人氣死。但如果蔡英文能夠讓台灣找回對政治人物那分失落已久的信任，對這個挑戰重重的國家來說，那或許已很足夠。 曾有一段時間以記者的身份來看蔡英文。基本上，她和90%的台灣人一樣不喜歡記者，因為你知道，記者無論如何就被認為是一群斷章取義、無中生有、指鹿為馬、沒事找事的人。我沒有什麼可以述說的小故事，不過純就新聞採訪而言，小英大概是記者的噩夢。 多數人討論小英的「非典型」，往往忽略了這個面向，而它是很重要的。民進黨人在媒體圈是公認的「好相處」，上到黨主席、大老，下到黨工志工，口舌伶俐的雄辯人物宛如過江之鯽，能聊愛聊的人更多，他們深知宣傳的重要性與媒體的功能，一開口宛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人也好找。民進黨之所以長期被認為在媒體上占便宜，來自他們這種即使會被惡搞還是樂於與媒體為友的政黨文化。用英文來形容，這叫作media savvy。 （來源：蘋果日報） 但蔡英文不是，她一向是隻對記者極有戒心的貓。這並不奇怪，宇昌案的演變尤其可能使這分警戒加倍。她並不樂於上鏡頭或被堵問，即使開了口，用字遣詞謹慎再三，別人身上那種「即使講錯反正忍個三天就過了」的想法絕對不存在，想看到她脫稿、爆怒、痛批、嘲弄某人，更是比要求馬英九演講不准提數字和排名還難。 她的政策準備紮實，應該是有目共睹，紮實到四年前拿出那本「十年政綱」時，被許多記者白眼──這麼多內容是有誰要看？記者說的沒有錯，十年政綱某方面來說是政策呈現上的失誤，尤其是和馬英九那句連鄉下阿媽都會說的「633」比起來。但另一方面來看，她要的從來都是實質內容，而不是媒體效果和標題。 蔡英文在這方面的特質，以一個籃球控來看有點像NBA聖安東尼奧馬刺隊的沉默巨星鄧肯（Tim Duncan）。鄧肯縱橫NBA已進入第19年，五度奪總冠軍，攻守兼備、領導力過人，面對媒體訪談卻總是平淡得出奇，平日生活也簡單到極緻，很難上頭條。一言蔽之，他們除了「get the job done」，完全不在乎媒體如何。 轉換身份，如果以本土支持者的角度觀察，蔡英文也是個有趣的對象。首先她是個不求長打的打擊者，在乎的是一壘一壘的向前推進得分，也是個很在乎比賽作戰計畫（game plan）和目標導向的教練。回顧她自2008年掌起民進黨大旗至今的作為，從補選勝利開始逐步累積，她並不太在意只往前進了一小步，因為許多的baby steps依然讓你距遠方目標更近。相形之下，馬英九和國民黨完全信奉大砲主義，一站上打擊區就是要揮出全壘打，一次兩次的三振，並沒有改變他們的進攻哲學。 其次，她是個典型的談判者，講求終局利益，過程則可能有彈性或以退為進，儘管決策中途往往會有出人意料、甚至遭到質疑的決定，但目標是很明確的。舉例來說，從2014年禮讓柯文哲到和提出第三勢力合作──抑或是既合作又競爭──的概念（首都進步聯盟則是另一回事），起初綠營許多人也無法接受，但從結果來看，她的抉擇應該是正確的。 這個面向的蔡英文，不會讓支持者狂喜、歡呼或覺得很爽，卻很有李登輝的影子。李登輝之所以讓國民黨人憤怒，就在於他是極有耐心和策略的落實台灣民主化，合縱、連橫、分化、利誘等技無所不施。在充分思考確定目標之後，蔡和李的作法都很可能是進一退二、迂迴前進、尋找替代道路、有時緩步、有時快步，無論如何都是朝向終極目的地走去，需要的只是跟隨者的信任以及頂住壓力。 最後，蔡英文的確是個富家女。以國民黨的形容法，她是個公主。但是公主有好公主，也有壞公主。再一次，她的外在表達實在是很圈圈叉叉，有時發言也會引來「根本就是個右派」的批評，但蔡家的富有並未讓她失去同情心和同理心，從政之後上山下海，每天看在眼裡的一般常民生活，也勢必讓她更加謙卑不可。 已逝的英國黛安娜王妃，雖說是平民王妃但是也出身貴族，而嫁入皇室並沒有讓她失去平常心，利用皇室的尊榮和權力，她更有餘裕的從事慈善事業。蔡英文這幾年來的表現和她與馬英九過去八年來的言行對照，或許說明了藍營對她的「公主」攻擊為什麼徹底失敗。這世界上本來就有充滿慈悲的富人，也有會歧視更窮的人的窮人。 把鄧肯加上李登輝再加黛安娜，除以三，大概就是我所認識的蔡英文。重新回顧自己以不同身份看這個台灣新總統的結果，結論是我們其實還可以用另一個不同視角來看待所謂的「新政治」──我們並不見得要喜歡她或崇拜她，她可以不是media darling，可以不擅長演說，不跑步不騎自行車，不刻意抱起小孩或是long stay惺惺作態，更不會每一天都冒出登上媒體頭條的one-liner。 就像我們身邊，總有著你不喜歡、覺得他哪裡怪怪、看起來臉很臭的同事，卻無法否認他的能力，也相信他能夠把任務完成一樣。經過這些年，我們早該了解到，政治人物和國家領導者的任務，並不是討人喜歡、滔滔雄辯、擅於表演、看起來很presidential的稱頭，或是溫良恭儉讓。 所以真正重要的是，我們是否信任蔡英文有足夠的能力、強韌的毅力和令人信服的領導力去「get the job done」。如果答案是yes，天佑台灣就會成真，而不只是一句演講的結尾辭。

台灣每逢選舉時的全國大移動，會不會是春節返鄉潮之外第二大的移動呢？那一輛又一輛長途巴士和一截又一截台鐵、高鐵車廂，在南下北上的車道、軌道上所散發出的燈光，應該和過去數十年來一樣，總在選舉前一夜的台灣島東西兩側，串成如同2004年「手牽手護台灣」一樣的光之鍊吧！無意間看了幾支催促青年返鄉投票的文宣影片和廣告之後，這麼問著自己。 （來源：flickr@chrisjongkind/11567619935/） 如今政黨對年輕人的聲聲呼喚和催促，在僅有的投票記憶中似乎並不存在；1990年代，終究還不是一個年輕選票主宰選舉成敗的時期。或許當時年輕選票就很重要，但至少主流政治並不怎麼注意它。當時講究的是基本盤、中堅核心選民的硬碰硬對決，比的是誰能藉由紮實的地方組織烙出更多死忠。 不過無論如何，我曾是那千百輛遊覽車上、千百個車廂中的百萬名返鄉者其中的一個，在這個因為沒有不在籍投票、通訊投票而促成的返鄉現象中，一次又一次的扮演一顆小螺絲釘。那時的自己，怎麼看都不是如今被朋友稱為「政治魔人」的模樣，卻不知怎的深信，投票至少是民主參與的第一步，「不投票」從未是選項之一。投下那一票，是年輕的自己自認為「對台灣的責任」。宛如穆斯林一定要造訪麥加聖地一般，無論必須從台灣的哪一個角落返鄉，那都是一場神聖的朝覲之旅（pilgrimage）。 1992年是萬年國會退職後的首次立委選舉，剛拿到投票權、還在念大學的自己，興奮的由中壢擠上宛如沙丁魚、充斥汗味等各種怪味、站站都停的缺氧台鐵車廂，一路站回台中投票。從那之後，也曾搭上得塞上四五個小時、看完整整三片豬哥亮餐廳秀的中壢─台中野雞車回家。 1995年立委選舉，脫下身上「菜比巴」的草綠服並脫離政戰文書身份之後，默默返鄉投票。1996年首度總統直選，在營區搞完累死人的戰備、忍耐長官「你們的兵當不完啦，要開戰啦」的恐嚇之後，依然天真的跳上車回家去投不可能獲勝的彭明敏／謝長廷。進入職場後，距離拉長為台北─台中，朝覲依舊，並不時提醒自己，比必須奔回高雄屏東的朋友們幸運得多。 2004年在日本遊學，一路從東京奔回桃園機場再殺回台中，拖著隨身行李進投票所趕上3點50幾分最後關卡的史努比太太身影，到現在都還是我心中閃閃發亮的影像。 （作者提供） 其實這種堅持，除了短暫經歷過1997年民進黨縣市長首度過半、「地方包圍中央」的盛況，以及2000年陳水扁爆冷勝選的驚奇之外，絕大多數時候並沒能實質打垮國民黨的霸業、要回他們一分一毫的黨產，或是讓司法更清明、讓立法院更不瘋狂，有時都不得不自嘲「人家投票都有錢拿，我們還虧本」，帶點悲傷的問自己「這樣傻傻投下去要投到什麼時候」。 套句朱立倫的形容詞，當時和自己年紀相仿的人們，才該稱得上是真正的「沉默力量」或「沉默多數」，總是一邊告訴自己「國民黨不贏才有鬼」，一邊卻又靜靜而熱烈的期待改變吧。而國民黨如今試圖強力動員的「五年級」裡面，想必有不少當時可能就坐在我鄰座、素不相識從未交談卻抱持著相同信念的伙伴吧。 縱然時代背景不同，青年對國家社會總有著相同或至少差距不大的想望，家鄉對青年也有著相同的召喚。五六年級世代幸運的跟上台灣經濟發展最後一段黃金光景，也倒楣的經歷過最後一段戒嚴時期。如果這樣子的世代不需要政黨動員，就擠上返鄉列車，想必承受當今世代不正義、停滯經濟與民主倒退危機的年輕人們，更不需要理由吧。台灣的改變，總是如此一點一滴的累積，一小步一小步的前行，然後在人們不注意的時刻達成的。 自從落戶台北之後，就不需要再長途奔波，而是輕輕鬆鬆的走個幾步路，就完成投票。但那些年穿梭在公路和鐵道上的自己的身影，把自身的青春路途和台灣民主之路很巧妙的結合在一起，成了難以磨滅的回憶。老前輩們的民主回憶充滿著對黨外演講、美麗島事件的追念，而我的民主經驗，就是這些南來北往「朝聖之旅」的總合，不同的年代，相同的希望。 1月15日夜晚，台灣島東西兩側的高速公路、鐵道，會再度串起那一道希望的光鍊，傳承不同世代的返鄉足跡嗎？那始終是我心中最感人的景象之一，我想再見到一次，即使自己已不在那路上。

“Being perfect is about being able to look your friends in the eye and know that you didn't let them down because you told them the truth. And that truth is you did everything you could. There wasn't one more thing you could've done. Can you live in that moment as best you can, with clear eyes, and love in your heart, with joy in your heart? If you can do that,  gentleman - you're perfect ! ” -- US high school football coach Gary Gaines （來源：蔡英文臉書粉絲專頁） 2000年3月的那個夜晚，處於無業狀態的我在電視機前和老婆又叫又跳又是high-five。對經常被形容為「死人臉」缺乏情緒的我來說，那是個很「不自己」的永恆時刻。我們未曾想到自己見證了歷史，但很確信等了30年的那一天已經到來，國民黨倒台之後的台灣從此將大為不同。這個如同童話故事般的結局最後沒有發生，因為國民黨只是形勢下台，從那一夜至今依然牢牢的宰制著這個國家。 將近16年後的情勢和2000年大不同，從一開始就朝很完美的方向前進。包括我在內的多數人，終其一生沒有看過如此衰敗、步步作步步錯的國民黨，憑良心說，我經常很難掩飾自己的開心。各個角落都在預測國民黨的「崩解」以及綠營首度贏得行政權和國會過半的完全執政。有人已經開始說，蔡英文不只會贏150萬票，而是大勝300萬票。 但運動迷勢必有著這種熟悉的感受，愈臨近勝利關頭，就愈擔心會有一些狗屁倒灶的事發生。有可能是太過放鬆、輕敵，有可能是對手絕地大反攻，也有可能是裁判搞鬼。九局上領先五分或是終場前五分鐘領先15分，最後輸球的例子也不在少數。運動場上很流行的一句俗語是：「胖女士唱歌前事情還沒結束（It ain’t over till the fat lady sings）」，在終場哨音響起、最後一人出局之前，沒有人是贏的。 政治場域亦是如此。2000年政黨輪替，民進黨真贏了嗎？連我阿媽都知道沒有。2014年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吃土了，但他們真輸了嗎？看看這依舊千瘡百孔的國家也知道沒有。我們當初認為的勝利，其實不是真正勝利，因為國民黨並不是一般的對手。 （來源：蔡英文臉書粉絲專頁） 馬英九最喜歡說「料敵從寬、禦敵從嚴」，他都只是嘴上說說，很諷刺的，過去數十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台灣人必須以相同態度來面對國民黨。別以為國民黨已經趴下了，從蔡正元、邱毅明明知道自己很可笑也要努力抹黑看來，國民黨沒這麼輕易放棄。在見證真正完美的結局之前，民進黨和台灣選民必須先打出一場完美的球賽。在116之前，沒有人是贏家，而你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錯誤。對，要打敗國民黨就是這麼難，至少我們應該把它想成這麼難，因為永恆還在前方。 所謂完美的勝利，不但是總統勝選、國會獨力過半，更重要的指標必須是總統得票過半，而且愈高愈好。為什麼？2000年扁政權以不及四成得票勝選，2008、2012年馬英九分別以766萬、689萬的過半得票率勝選，都是最佳的範例。這樣的選舉結果，對國際社會散發出不一樣的意涵。 過去八年來的發展可以印證，馬英九的兩度大勝，被解讀為台灣人民背書他的兩岸和解政策，而陳水扁的少數執政與未能掌握國會，自然也反映出扁政府先天的脆弱性。常見的「贏一票也是贏」邏輯，在這裡是不適用的，因為反對陣營與國際社會勢必會以「不夠強的民意支撐」來解讀。幾千篇文章分析台灣選民有多麼民心思變，都不及選票數來得真實而直接。 蔡英文今年聲勢很強，但總統大選得票過半並不簡單。從2000年到2012年的四次總統大選，投票率分別為82.7%、80.3%、76.3%和74.4%，依次下降。照今年被形容為「冷」和「提早底定」的選情來看，投票率很可能再度下降，或許最終只有七成左右。如果投票率為七成，根據中選會發佈，本次大選全國選舉人數為1881萬人，過半門檻為658.4萬票，這是比投票率達八成的2004年大選民進黨得票646萬票還要高的門檻（民進黨在2000年得票498萬、2008年544萬、2012年609萬）。 所以，蔡英文過早的大幅領先反而可能害了自己，認為「不投也沒差了」、「今年應該不用回去投了」、甚至還不知道投票日是何時的人，以及即將進行分裂投票的人，都可能多到超乎想像。回籠不如預期的小豬，相對映照出時下選民心態。 以我們對國民黨的了解，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勢必還會有很多骯髒、詭異的事發生，但究竟什麼是促使選民走向投票所的因素呢？這才是貨真價實的最後一哩路，也是民進黨必須盡快思考並因應的。 今年的年度關鍵字據說是「換」，最後一哩的關鍵原因，說不定也不在民進黨，而在於選民究竟有多想換吧。如果想換，就不要只是想而已，想是不會讓你看見完美的。如同文首引用的美國教練所言：完美是知道你自己已經窮盡所能，再沒有什麼事可以作了。當我們作到這些，我們在那一夜將得見永恆。

始終很不喜歡用「好不好看」的角度來觀察大選，總統選舉又不是「康熙來了」還是「新聞龍捲風」，每一次非得有候選人吃子彈、無中生有的抹黑和肆無忌憚的互相叫罵，才叫作好看。柯文哲直白的說總統大選很boring，或許是真的，不過總統大選從來不是為了不無聊或讓觀眾看得爽而存在的，稱今年大選無聊，其實是中了政治娛樂化的毒。 台灣轉型正義元年將會到來嗎？（來源：flickr@beagle2001/413093299/） 只要細心一點就會發現，最近掀起滿天風雨的眷宅事件，有可能成為台灣住民追尋公平正義與轉型正義的最後一塊拼圖。藏在本屆大選勝負背後真正重中之重的焦點，不是別的，就是一體兩面的「追求公平正義與落實轉型正義」，而這一個關鍵時刻來遲了四年。 公平正義早在2012年就是蔡英文的大選主軸，但馬英九成功將該屆選舉塑造成兩岸和平／經濟掛勾的一場選舉，選民也買單。原因有三，第一、正義人人都愛，但既不能吃也不能花，還是不敵國民黨捏造出來的「民生」議題。第二、轉型正義被選民視為眾多選舉議題「之一」，而非橫跨多領域的價值，然後被選民放在優先順序的後面。 更重要的是第三點──轉型正義長期以來都被認為是民進黨修理國民黨、綠營整藍營、一般人修理軍公教和台灣人修理外省人的一項「工具」和「武器」，它和台獨一樣，被某些人視為破壞社會和諧的話題，被解釋為藍綠惡鬥，某些人則認為它只能作不能說。它的被忽視，同時來自於實踐的困難度和缺乏實質進度。可以這麼說，多數外省人和軍公教等藍營支持者，對轉型正義大多是不屑一顧的。 但這一切在過去四年中有著潛移默化式的改變，因為台灣社會種種引人關注的議題，無一不指向既成的黨國結構和轉型正義的缺席，而在最終指向了國民黨。 觸發太陽花運動元素之一的兩岸買辦體制，說明了數十年來始終講求政商結合的國民黨政府，並不在乎升斗小民的生計，台灣主權更成為可以隨手拋出的籌碼──不管人們告訴政府他們有多麼憂慮。 緊接著，洪仲丘事件和食安問題延伸出來的司法判決，無論法律實務為何，都遭受人民高度質疑。大家被迫發現，原來司法離我們並不遙遠卻又那麼遙遠，而我們縱使對它不滿卻無技可施。原來原住民持獵槍打獵給媽媽吃是犯法的，要判三年半，但頂新可以無罪，江國慶案前國防部長陳肇敏還是不起訴。 政大學生要求校園轉型正義（來源：自由時報） 即使在教育場域，我們都赫然發現，幾個人握有政府授意，就可以盡情修改課綱。最近，政治大學的學生因為唱不唱黨國時代作成的校歌，而登上新聞版面。另一項研究則發現，台灣至少有1/3的私校由和國民黨關係密切的家族和個人創辦，公私立學校校長和黨國體制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近年來台灣近代史的普及化與青年學子對台灣史的高度興趣，則讓許多人了解到，白色恐怖並不只是本省人受難，諸如洪秀柱父親一樣受難的外省人，更是所在多有，還有發生於1949年7月13日、被稱為「外省人的228」的澎湖713事件。悲情，不只存在台灣人身上。 最後，由王如玄所引發、還在持續延燒擴大的軍宅案，說明了國民黨政府體制是多麼縱容自己人謀利，置中華民國與國民黨最熱烈支持者的榮民榮眷於不顧。說白一點，這個體制只要自己有利益可巧取、可豪奪，連外省人也是照樣欺負的。 台灣住民生氣的理由，被欺壓的源由，不約而同的都指向那一個早該被揭露、糾正和消滅，卻因為以往政府結構和政治環境而遲遲未被修正的舊體制。要求公平正義的、要討公道的，不再只有台灣人、綠營、台獨主張者、本省籍白色恐怖受難者，更包括原住民、弱勢外省人和全無背景的中產階級。 至此，公平正義和轉型正義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全民議題。而這個問題的解答，可以分兩個層面來談。第一、2016年大選必須讓國民黨徹底的垮台，對於想要追求公平正義的人而言，勢必是全體共識，因為這個政黨無論是過去近60年的在朝或是八年的在野時期，都證明它是一個阻礙公義與轉型正義的政黨，到現在還在黨產問題上左閃右躲，在全民眼前裝瘋賣傻。 中國國民黨已經浪費所有曾經擁有的機會，屬於它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歸零了。讓我這麼說，如今它能作的只有等待被清算。但只要國民黨仍在國會過半，那就會是「扁政府2.0」的重現。 第二、國會過半是過往民進黨政府無法享有的優勢，也是轉型正義受阻的關鍵因素，但即使綠營明年贏得總統大選和國會過半，想踏上轉型正義之路也依然需要全民的強力授權與支持，因為這條路途勢必牽涉許多現有利益，但是任何一個希望台灣擺脫混沌現狀的人，都不能不給予支持，也不能再有婦人之仁，因為實踐轉型正義的時間正在倒數中流逝，也因為機會可能一去不再回頭。 其實這場大選並不如同表面上的無聊，以最樂觀的角度來看，明年我們可以共同吹散台灣上空的霧霾，那不正是我們期待已久、也應該為下一代作到的事嗎？

偶爾，史努比會被友人視為綠吱代表，馬習會之前有人說：「你們不但逢中必反，也是逢馬必反」。為了好好檢討自己，加上心裡真的帶著一絲「說不定馬英九這次真的幹出什麼大事」的憂慮，決定這次不當綠吱，「中立」的來觀察馬習會。 結果並沒有讓我失望，因為馬英九還是馬英九，會談前經由媒體披露的確立92共識、逼馬政府朝一中前進，都發生了。既然沒有期待，何來失望？最後也只是覺得「哇，這傢伙還真敢」這樣而已。如果說馬習會的宣佈被形容為突襲，它的過程並沒有帶來太多驚奇。綠吱本來就期待馬英九會賣台，而他在某種程度上也確實符合預期的賣了台。 當然，據說大多數人對馬習會很無感，照樣為三餐奔走或是享受自己的週末，這些人就不用討論了。對於那些有感的人，我倒是覺得，會對馬習會感到失望的不是綠吱，而是這些人： （來源：自由時報） 一、堅持中華民國法統與國民黨版92共識的支持者 儘管總統府對我們說，馬英九的會後記者會桌上有個印有中華民國國旗的名牌，儘管馬在會後表示，閉門會議中確實對習提了「中華民國」，有多少人相信他真說了？有多少人真認為中華民國的存在得到中國的肯認？ 國民黨版92共識，向來強調的是「一中各表」，但馬英九在會前談話只提一個中國而未提各表，可是大家都聽得清清楚楚的。他同樣在會後強調，閉門時曾經提了各自表述，誰聽到了？誰能確認？又有誰相信？我們就更別提，92共識在各項民調中，已經被多數民眾認為是無法確保台灣國民利益的失效名詞。 ROC不見了，92共識被對半砍了，中華民國法統和國民黨版92共識的支持者，會感到開心嗎？ 二、軍人 我相信馬英九在記者會上對於中國對台飛彈的描述，是他在馬習會最大的敗筆之一。當他轉述習近平「飛彈與朱日和基地等等佈署並非針對台灣」的說法，同時全未表達質疑與挑戰時，形同給了國防部、國安局、軍情局等單位以及全國軍人一記響亮的耳光。 安全議題原本就是台灣民眾最關心的兩岸問題，打從國府來台直到今天，台灣人不斷聽到並親自感受到的，就是中國的軍事武力威脅。國防部所作的中國軍力評估、軍事想定，無一不是在為著中國武力犯台作準備，中國人民解放軍也一再的在國際上被證實，以拿下台灣為主要軍事目標。 如今馬英九的一句話將此一筆勾銷，我不知一向力挺國民黨政權的軍人要作何感想，更不知道坐在馬身旁的前國防部長、現任國安會秘書長高華柱要作何解釋。我們花費兩年青春去當兵，原來都是當爽的。 三、美國與日本 即使明天地球就要毀滅，相信我，美國國務院和白宮發言人還是會氣定神閒的說：我們鼓勵台海兩岸進行對話，確保台海和平穩定。但是請再相信我，華府不太可能為馬習會牽動的連帶效應感到開心。 藉由馬習會，台灣成為中國在南海、東海和美日安保、TPP架構下遭到連串圍堵的出口，美國會樂見其成才有鬼。先前在南海與東海議題上，各方就很憂慮台灣是否與中國站在同一立場，甚至協同作業。美國對馬習會是口頭鼓勵，實際上謹慎，如果華府也將馬習會結果詮釋為台灣向一中傾斜，那麼馬政府官員和即將出發訪美的朱立倫，將會被要求作詳細的解釋。 至於日本就更不用說了，東京和綠吱一樣擔心台灣和中國「同屬一個中國」，結果真被馬英九說出口。 四、國民黨立委候選人和朱立倫 馬習會理應被國民黨視為明年大選的助燃劑，北京或許也有一點這麼想，至少聊勝於無。但是在見到馬英九在新加坡的表現之後，我不太確信地方上的國民黨立委候選人和朱立倫是否笑得出來。 洪秀柱的一中同表先前已經搞得雞飛狗跳，如今他們又要再花力氣去解釋馬英九確實作到「對等尊嚴」，解釋為什麼在公開談話中只見一個中國原則而各表消失不見，為什麼中國的飛彈不是針對台灣。要知道，這些人裡面有些是在朱立倫廢柱之後，三催四請才出征立委的，如今又搞這玩意，我不知道他們在地方上如何選下去。 朱立倫則在馬習會宣佈後當場成為尷尬的路人，一個黨主席和總統候選人被自己的最高從政黨員邊緣化，接下來還要替馬英九擦屁股。而他的競選口號「One Taiwan」更是被網民虧到極緻，不是變成「One China」就是變成「None Taiwan」，雞嘴變鴨嘴，有種就再叫蔡英文出來負責吧。 原本我們要不停追問國民黨2016候選人的問題，就是他是否要承繼已被證明失敗的「馬英九路線」，馬習會這麼一弄，也不用問了，朱立倫不會有其他選擇。 五、馬迷 不太確定現在還是不是有這種人存在，樂觀一點估計，馬迷還有9.2趴。馬英九在新加坡那種喜不自勝、從頭笑到尾high到不行的模樣，或許馬迷還是覺得蠻可愛的，絲毫不覺得他失去了國家元首在國際談判場合該有的沈靜。 但是在雙邊的公開談話中，就很明顯可以看到馬英九被習近平比了下去。正如同多數人的看法，習近平對時間的掌握較佳，動不動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兩岸同胞「斷骨連筋」之類的談話內容雖然噁心，但是有元首高度。馬英九的稿子不知誰寫的，不但冗長超時，而且就像業務報告，還是要端出馬個人最愛的數字來耍弄。 最後的晚宴，馬英九幾杯黃湯下肚就又high了，和半夜從KTV走出來的人沒什麼兩樣，在回程班機上還對著媒體記者胡說八道。酒量這麼差，再多喝個兩杯說不定真的就搞定統一了，再怎麼死忠的馬迷，恐怕也很難不失望吧。

台灣和中國究竟是什麼關係？這個迷惑著無數人的簡單問題，也可以說是台灣政治最艱難的問題。 先不討論他們究竟該是什麼關係，光是如何用一個名詞描述這個關係，就很有得吵。大家習慣說是「兩岸關係」，因為它好像避免了「中台關係」和「台中關係」必須排出先後順序的困擾，而且無論是「中台」或是「台中」，都有兩國之嫌。但真正的獨派其實不太喜歡這個名詞，因為台灣和菲律賓也有兩岸關係，再扯得更遠一點，連台灣和日本也有「兩岸」關係。 （來源：作者提供） 我認為既然有「台美關係」「台日關係」，那麼理應用「台中關係」才對，但既然大家用慣了，連英文也不可免俗的用「cross-strait relations」，本文就姑且採用一般常用的「兩岸關係」。 台灣指標民調於10月上旬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受訪民眾針對兩岸關係現況或對未來看法，對對「一邊一國」和「一中一台」的支持度都達到65%或以上，「兩岸同屬一中」「一國兩區」「一中同表」的認同度則都在16.2%以下。可見，雖然台灣民眾有姚人多所稱的「詭異國家認同」（心理認同一邊一國，但訴求一邊一國的政見成為票房毒藥），但使用的名詞歸名詞，實際上多數人看法是很清楚的──台灣和中國，你是你，我是我。 兩岸關係是兩性關係？ 儘管如此，數十年來仍有無數人試著使用不同的語彙和類比來描述兩岸關係，最新的例子是前民進黨立委洪奇昌。根據中評網的報導，洪奇昌在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作了以下發言： 洪奇昌表示，期待北京對台灣有更多的耐心。他比喻兩岸關係就像兩性關係，大陸是一個長大的男生，台灣如同隔壁的小女孩，男生想要追女孩，希望成為一家人，如何達成目標呢？男生要常常讚美女生，買禮物，還要哄哄她、騙騙她。 他還表示，很佩服習近平的一些想法，比如，“兩岸構建共同家園”，“兩岸一家親”，“統一，需要兩岸人民的心靈契合”。 以「男女」以及「追求」來形容兩岸關係，並不令人陌生，畢竟在英文報導中，外媒也經常用「courtship」（追求、求愛、求偶）這個字眼來形容中國千方百計要擁台灣入懷的意圖和手段。但是洪奇昌很特別的使用了「大男孩」和「小女孩」的形容，最後還不忘追加佩服習近平的想法，這就很不入流了。 最誇張的是使用「哄騙」的字眼，也許他在暗示著我們，騙到了這個女生，送入洞房確定彼此關係之後，就會發生家暴、虐妻等等情事也不一定。在洪奇昌的心中，原來兩岸之間的關係可以比馬英九和國民黨更直白的方式來描繪，實在令人大開眼界。 當然，也有人試圖著用夫妻關係來套用兩岸關係，例如： 以現代夫妻觀的法理基礎解析，既是夫妻，彼此之間就產生了密不可分的共生與合作關係。雖然夫妻合體，仍是平權的，要尊重彼此的相對自主權，更須藉著溫和、信任與耐心作為溝通、協商和相互適應的智慧之鑰，以此來架構臺灣「政治定位」和舖陳和兩岸關係的定位；既是「一家親」，兩岸的憲法又都是「一中憲法」，「一中架構」就可以兼容「共表和各表」，這應是一個甚具創意和雙贏的思考模式。 如果以兩性關係、男女感情關係來論述兩岸關係，這些說法基本上不是陷入男尊女卑的窠臼，就是直接建立在「一家人」的前提下，卻忽略了是不是願意接受追求和是否願意成為一家人的關鍵。不想在一起，就只有分手而已，沒有其他結局。 父子？兄弟？ 一家人並不只有夫妻，以「父子」或「兄弟」來描述兩岸關係的政治人物與政治提案更多。「父子」關係基本上是北京對兩岸關係的定位，因為北京是中央政府，在荼毒兩岸的儒家文化底下，這象徵中國對台灣擁有「我是你老悲」的不可挑戰父權，很難得到台灣人歡迎。 （來源：作者提供） 所以最流行的是兄弟說，前中國總理溫家寶就曾說過，而主張一中三憲、後來成為洪秀柱今年總統大選核心幕僚的台大教授張亞中也隨之呼應，希望將兄弟說定位為兩岸定位的表述，主張平行的兄弟關係和一家人的前提，是最適合描述兩岸關係的說法。這個說法，今年被洪秀柱強調出來，形容兩岸不是父子而是兄弟。 最令人驚訝的是，一向被稱為獨派大老的辜寬敏也呼應此說，提出「兄弟之邦」的概念。他自稱受到曹植《七步詩》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啟發，希望兩岸透過兄弟概念維持正常關係，「哥哥照顧弟弟，弟弟尊敬哥哥」，雙方對等。 辜寬敏同時加碼，如果中國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幫助台灣加入聯合國，他提出四個條件： 一、台灣不會加入任何敵對大陸的國際組織或軍事同盟。 二、在國際上，台灣不一定會贊成大陸的國際政策，但不贊成也不會反對，而是以棄權、放棄投票的方式，表達尊重兄弟之邦的立場。 三、以一年50億美金、10年計畫幫大陸內陸地區發展經濟。 四、台灣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大陸寶物應歸還大陸，但附帶條件是，兩蔣的遺體至今不願下葬台灣，應移回大陸，讓他們落葉故土。 我始終認為這是辜寬敏個人很大的退讓，甚至退得太遠，加碼的四條件更是有點天真。 那麼，前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怎麼想？他在金門回答大學生提問時說，兩岸是朋友而非父子，「雙方就是朋友關係，總不能你實力強就要我們接受父子或主從關係」。 鄰居關係最中性、最對等 兩岸關係究竟要用什麼樣的形態去比對，有人或許覺得沒有必要，有人覺得無聊，不過這樣子的比對，其實會非常微妙的對國家兩岸政策發揮「定錨」作用，它會是最上位的思考，並以此指導其下的政策想像和規畫。 但無論是兄弟、父子，甚或是有些人口中的表兄弟、親戚，這支錨都不能脫離台灣人民的想像、體驗和希望。近幾年來，特別是在去年的太陽花學運和九合一大選之後，其實台灣人民對中國的定位已經愈來愈清楚，台灣和中國就是很清楚的鄰居關係。 鄰居比起兄弟、父子等家人關係更為中性，當然它勢必不為北京所接受，也絕對會被北京解釋為兩國論，因為鄰居並沒有血緣關係，而之前的所有描述之所以以「家庭」為中心概念，都是為了要讓北京能夠接受台灣至少還和中國有著藕斷絲連的連結。 然而我們可以從民調數字中看出，這正是目前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想像和描述。鄰居不但比兄弟更中性，而且更對等，更沒有任何從屬關係，這正是台灣人想要的。鄰居之間和平相處、可以互助互惠，但不能惡言相向、不能侵害對方權利，必須保有彼此主體性，而且受到社區或大樓管理委員會（也就是國際法與體系）的規範。 還在花腦筋試著用各種已經遭到台灣人民淘汰的想法描繪兩岸遠景的人們，都該醒醒了，不要再待在辦公室和研究室裡當科學怪人了，有空的話到街上和人們聊一聊吧。

幾年前到台南烏山頭水庫旁的八田與一紀念園區一遊，像個遊客一般的瘋狂拍照之後，靜下心來閱讀說明，才發現八田一度駐台北服務於台灣總督府，而他在台北的舊居位置，就在現在濟南路的中國航運大樓。敲了一下自己的頭，因為當時還在跑立法院新聞的我，對中國航運大樓再熟不過，至少經常去它樓下的那家7-11，卻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 返回台北之後，再一次的站在中國航運大樓前，下意識的閉上了眼。五秒鐘的時間內，我毫無根據的想像著當年八田的日式住宅、他每天早上向老婆告別「我去上班了」的景象，以及那時的台北街道，腦海中彷彿見到了八田。從那之後，每次經過中國航運大樓，心中都浮起一股微妙的感覺。 一旦歷史和自己熟悉的事物有了連結，歷史彷彿就沒那麼遙遠了。 台中文學館的榕樹（來源：蘋果日報） 所以我想起現在已成為台中文學館的那排日本警察宿舍旁的榕樹。外婆家就剛好緊鄰著那排後來已有點殘破的日式宿舍，但是要直到宿舍被拆掉、文學館蓋成，我才突然感受到這幾棵榕樹強大的存在。小時候我們就在它們之下跑來跑去，開診所的外公和少女時期的媽媽想必經常在附近走動，如今它的氣根，已經將不知何時起停在那裡的一部腳踏車包覆一半，外公已逝多年，我成為中年大叔，唯一還在那裡的，是這些看盡世事滄桑的榕樹。 一旦理解到場所和歷史、記憶的連結這一點，就覺得身邊原本很平凡的環境，似乎都變得特殊、有意義了起來。 尋找這樣的場所連結，或許並不只是史學家、歷史愛好者的任務或興趣，而是人的本能，只不過需要一個起點，一種面向歷史的感覺，一種能夠不將歷史感和現在這個世界分離的認知。 下關春帆樓的日清講和會場重現（來源：作者提供） 否則，我不知道為什麼，明明日本明治維新推手坂本龍馬在京都的遇害之地，現在只剩下一支石碑，不起眼的待在京都河原町的路邊（一家壽司店前面，我當初造訪時是便利商店），每年還是有許多人要前往朝聖。也不知道為什麼，某年造訪下關，心中一直聽到一股呼聲，非要到甲午戰爭之後清日講和並簽訂馬關條約的春帆樓，望著樓前的關門海峽和樓內陳列的講和會場，親自感受「啊，台灣在1895年就是在這裡被割給日本的」，才感到此行圓滿。 日本岐阜縣關原町的關原之戰古戰場，圖為決戰地石碑（來源：作者提供） 在日本歧阜縣關原町的關原之戰古戰場，在義大利維洛那（Verona）的「茱麗葉的陽台」（但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故事實際上發生於Sienna），在日劇「仁醫」片頭那些交互比對古東京和現代東京場所的畫面中，在網路上看著許多業餘愛好者，不厭其煩將二戰時盟軍在歐洲大城小鎮作戰的場景，和現代重建後卻相去不遠的畫面並陳，我都有過那種和歷史融合的奇妙感受。         其實理由很簡單，歷史故事很重要，而故事和場所的結合更加重要，因為它讓故事增加了另一個無可取代的向度，增添了一種活生生的感受。它讓你覺得自己就活在歷史之中，是歷史的一部份，了解自己為什麼在這裡，又有著什麼樣的使命。 一直很希望，我們在台灣也能夠有相同的經驗，無論是本地人或是旅客，能夠去親自感受原住民夾擊日軍的石門古戰場、日軍初登台的鹽寮古戰場等等，那些曾經在這塊土地歷史上留下重要意義的角落和，和古人見到相同的景色，和他們呼吸同一個場所的空氣。有這種感受，代表我們能夠珍惜自己的過去，了解自己的歷史，而且以它為傲，也邀請世人一同來品味並享受它。 台灣人不是沒有作，但是我們的努力通常極其片段而有限，即使是有限的保留，也必須要有在意歷史的縣市首長，還要有在乎過去的文史工作者和一般民眾，而這些人的數量太少。追究原因，除了有太多故事沒有被紀錄下來、被傳誦，也在歷史場所的消失。而場所的消失，除國民黨政府在戒嚴統治期間，無所不用其極的拆除「前朝」建物，使得台灣人民記憶「被迫斷裂」之外，我們也得怪自己在經濟發展大旗下的短視，什麼東西都拆，一味往前看的結果，到頭來是無盡的悔恨，是每一個看起來都極其相似的城市，是沒有故事、沒有場所的歷史。 那種感覺就像是，我曾經嘲笑什麼舊物都收藏的弟弟，收了一屋子不知作什麼用的老東西，但是到頭來發現自己什麼都沒留，過去的自己，以及自己對過去的回憶，宛如和那些被丟棄的老東西一樣消失了。如今我知道，自己必須小心的保留記憶，也要求這個國家必須如此作，否則我們將不知道自己丟棄了什麼。 說不定是過去的日子太悲慘而不願記起，或許是從來不認為歷史很重要，也或許是壓根不認為自己有著足以榮耀的過往，台灣人總是頭也不回的大步追逐未來，幾十年下來，只是換到更多的空虛，只是坐看更多的過去被消滅、被塵封。 但我們所拆除的、消滅的、不在意而任憑其毀壞的，已經夠多了。如果我們細心的保留場所記憶，其實，我們可以和歐洲、日本一樣，每個轉身都和歷史來個小小的相遇。久而久之，終將建立起自己的歷史感，而歷史感會增加台灣文明的厚度，會讓台灣國民更了解自己所在的位置，以及未來要往哪裡去，而不是失根的浮萍。到全民建立歷史感的那一天，台灣人會知道，自己值得擁有、甚至已經擁有一個偉大的國家。

去年11月，為了聲援占中50天的香港民主運動，台灣年輕球迷在東亞盃足球資格賽出戰香港時，在場邊撐起黃傘、舉起「我要真普選」布條。儘管引發「爭議」，這個事件卻為台灣運動迷在運動場合對「他國」情勢作出政治性關注、聲援和宣示，樹立了難得的例子。（參見「捍衛中華民國，從球場開始吧 」） （來源：蘋果日報） 這兩天，球迷在瓊斯盃球場觀眾席拉出「別再說中華台北了，台灣就是台灣」布條，現任富邦籃球隊總教練、前男籃國手顏行書，在臉書上表示球場「聖地淪陷」，希望「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此言一出馬上引發大亂鬥，網友說顏自我矮化)、觀念錯誤，顏說感受到網路霸凌)、球員也想穿著印有台灣的球衣出賽。 顏行書的發言當然很令人悲哀，曾有類似發言的運動員，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平心而論，牽涉到兩岸政治的議題，一名運動員的確無法改變什麼，只有無奈。如果有一天非得穿上「中國台灣」的球衣出賽，除非罷賽，否則只能照辦。當然，像棒球國手陳鏞基的例子（運動場禁台灣？ 他曾豪氣回代表「台灣隊」）也是有，但球衣上總還是「中華台北」。 我們只要看下面這張照片，就知道整件事情在台灣已經被搞到多麼荒謬和錯亂的地步。林志傑的球衣上繡著「中華」，電視字幕打的是「ROC」，主播說這場球叫「中菲之戰」（中國vs.菲律賓？），球衣上的贊助商是「台灣啤酒」而不是「中華啤酒」，球賽宣傳也說比賽是在台灣舉辦，場邊球迷高喊的是「中華隊加油」。全世界可能只有台灣人自己，才搞得懂這到底是什麼狀況。 （來源：翻攝電視轉播） 許多台灣運動員完全把問題搞反了，他們之所以要面對這些很鳥、很無意義的名稱問題，根源正是政治，正是中國不准用這個名字、那個名字，這些道理很難理解嗎？儘管運動和政治確實是兩個不同的討論層面，但「運動歸運動、政治歸政治」絕對是在台灣最被誤用的名詞之一，而且說到底，這句話所指的政治，其實大概也就是兩岸關係而已。 如果顏行書記憶還OK，我想請教他，中華職籃（CBA）當年為了不占洋將缺，又想引進中國和香港球員，而特別設立了一個「華裔球員」名額，請問這是不是政治。中華籃協主辦的瓊斯盃，非國際正式賽事，卻多此一舉的自稱「中華台北」，這是不是政治。 奧會模式的中華台北，原是逼不得已的權宜之計，沒想到今日竟歡天喜地的樂用中華台北。就好像一個人不得已在打籃球時必須叫作「大牛」，時間久了，乾脆自稱大牛，而忘了自己原來的名字一樣。 體壇從某方面來看和演藝圈一樣，不是因為中國是個賺錢的好所在，而使不少從業者患上軟骨症，就是因為個人混淆的國家認同，而使一切都亂了套。回顧起來，早在中國積極使出「以商圍政」攻勢之前，幾乎相同模式的手法，就已經滴水成河的侵蝕著體壇和演藝圈。 我們必須留意的是，從去年的足球場事件到這一次的懸掛布條，其實反映著一個更大的趨勢。那就是年輕世代的台灣認同，不但愈來愈強，而且已經滿溢到社會的各個面向；同時，他們以自己的主張為傲，不在乎在公共場所發表想法、爭取權益。「讓台灣是台灣」的意念，往後只會更加強烈，以往屈從中國的權宜措施，或許會有一天完全無法為新世代所接受。 這個完全成長在民主台灣的世代，沒有鄉愁，沒有牽絆。他們很明顯的知道兩岸之間到底是怎麼回事，和前世代不同的是，他們很明顯的對中國不再存有幻想和過度期待。他們希望台灣是一個正常而完整的國家、也只能是一個正常完整國家的信念，堅持台灣和中國不同亦不互相隸屬的決心，和自己想要一身獨立、成為全人的意念一樣強大。 因此，台灣參與國際事務的空間、台灣如何在國際上表述自己、台灣人如何解釋自己嶼中國的關係，讓台灣人作自己的想望，未來將不會只在政治場域出現，更將無法抵擋。屬於「中華台北」「中華民族」「中華隊」這些過渡安排的長日，將要結束，也將面臨更強大的挑戰。台灣社會的每一份子──當然也包括運動員在內──都應該準備好迎接那個新時代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