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二十世紀的著名政治難民之一。圖為他於1940年向美國政府提交的歸化申請文件中所附的照片。Source: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Declaration of Intention for Albert Einstein

看到一些關於「素珠之亂」的報導與言論，我不禁苦笑：唉！名詞「難民」並無貶義啊！

根據《國語日報辭典》，「難民」意指「在水旱災或戰爭中受災的民眾」；《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解釋加則為「由於天災、戰禍、種族和宗教迫害、政治避難等因素流離失所的人」。按照這些定義，「某某人是難民」並不構成侮辱。

古代漢文已有這個名詞，例如《明史‧列傳第一百六十三》：「遼東難民多渡海聚登州，招練副使劉國縉請帑金十萬振之〔…〕」。此事發生在1622年（明熹宗天啟二年）。是時，努爾哈赤揮軍攻打遼東都指揮使司地境，許多當地居民乃搭船逃至山東，是為後世史家筆下的「遼東難民」。

另舉一例，它出現於十九世紀中葉。清軍從太平軍手中奪回杭州之後，左宗棠在給皇帝的奏褶中寫道：

「臣於三月初二日進駐省垣〔…〕現已遴派官紳，設立賑撫局，收養難民」（《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卷三百六十九》）

印行於1920年代末的《清史稿》則有這麼一句：「諭左宗棠收養杭州難民」（本紀二十一）。頭殼壞掉者不算，所有的明清史專家都不會在「遼東難民」或「杭州難民」讀出貶抑或辱罵的意思。

現代漢語中的「難民」也一樣。中國國民黨的黨報《中央日報》在1949年5月29日有這麼一則報導：「難民擁塞基隆，街頭風餐露宿」。

哪來的難民？這篇發自基隆的電訊內文如是說：

日來榕穗等地湧來大批疏散人員，本市各旅館均告客滿，很多人無地安身，便在招商局邊及愛四路等熱鬧區馬路人行道上，掛帳睡覺，起爐煮飯，一片流亡景象。

早在5月20日，從上海來台的「船舶難民」（這也是中央日報之用語）即已塞爆基隆港。這波來自福州（榕）與廣州（穗）的「難民」晚到一步，只好露宿街頭。（另按：當時已近五月底，上海甫於5月27日淪陷，但要再過一個半月，共軍才拿下江西宜昌。福州與廣州則分別在八月中旬與十月中旬失守，但這兩個地方在五月底就已開始有大批人撤離。由此可見當時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崩垮態勢。）

我特別將「流亡」兩字著色。洪素珠口出「難民」，蔡正元見獵心喜，趕緊跟著提到「流亡」，企圖想利用洪素珠來把蔡總統拖下水。生於1953年的蔡正元一定不知道，中國國民黨的黨報在他出生前的那幾年大量使用「難民」、「流亡」，而且動輒大剌剌地寫在標題上。例句甚多，不勝枚舉。信手拈來，區區幾例：

• 〈中興載客抵基，戰火中通過吳淞口，船舶難民擁塞基〔隆〕港 〉（1949年5月21日）
• 〈裝甲兵部歡迎流亡青年參加〉（1949年8月4日）
• 〈妥善安置來臺難民，疏移農墾介紹職業〉（1949年8月19日）
• 〈救濟難民，社處擬就辦法，來臺難民約二千人〉（1949年8月28日）
• 〈流亡資金傾注香港〉（1949年9月16日）
• 〈流亡學生集訓，教部擬訂計劃〉（1949年12月25日）
• 〈安置來臺流亡學生，青年服務團正趕辦開訓〉（1950年1月19日）
• 〈九死一生離匪區，反共報國恨無路：流亡在港難民的呼籲〉（1950年6月7日）
• 〈港當局商覓辦法，遣留港難民來臺〉（1950年7月20日）
• 〈調景嶺難民營殘廢軍人籲請來臺效命黨國，立院會議今列入議程〉（1951年4月20日）
• 〈大陸難民逃港 匪幹包庇出口〉（1951年4月21日）
• 〈救濟流亡難胞，本月娛樂加捐〉（1952年5月3日）
• 〈救濟流亡難胞，苗栗籌募捐款〉（1952年10月22日）
• 〈援助流亡知識份子，實際工作開始，援助會昨集會決定徵求漁農專業人才〉（1952年12月3日）

「難民」、「流亡」簡直可以說是當時相關敘述的「標準用詞」。在這些例子裡，它們也毫無貶義。

直到二十一世紀，也沒有人會認為常出現於新聞報導中的「難民」一詞具有侮辱的意思，否則這些新聞報導的撰寫者就都該被譴責：

慈濟舊金山支會所於2月26日在該所舉辦花展義賣﹐為南亞海嘯難民賑災﹐幫助其重建家園。（《大紀元》，2005年3月3日）

教宗方濟各6日呼籲，歐洲每個天主教教區收容1個難民家庭，並表示梵蒂岡的兩個教區將以身作則，以協助因應數以萬計難民湧入歐洲逃避戰禍的問題。（中央社，2015年9月6日）

希臘港口警察11日表示在9日和10日分別救起兩組共六名難民，試圖從希臘希俄斯島（Chios）游泳返回土耳其，因為不堪忍受在希臘難民營的生活，決定游回土耳其。（《蘋果日報》，2016年05月14日）

在譯自英文的新聞報導中，英文的「refugee」幾乎都被譯為「難民」。以前引的第二則新聞為例，The Guardian關於同一件事的報導即在其標題中使用「refugee」（“Vatican to take in two refugee families as Pope calls for ‘every religion’ to help”）。

英文的refugee（或法文的réfugié、德文的Flüchtling等等）亦無貶義，連歐洲的極右派也不會將這個字眼當作罵人的話（至少就我見聞過的論述而言）。極右派排外，當然反對接納難民。他們在言語上會加油添醋或拐彎抹角地把人家講得黑影幢幢，而這種論述方式恰好反證了「refugee」本身是個不帶有評價的中性名詞。法國的Front National發佈於今年5月21日的新聞稿就是個好例子。為了激發厭惡與恐懼，他們在文中一再地以「clandestins」（偷渡者）、「l’immigration massive」（大量的入境移民）來替代「難民」（réfugiés），而且打從標題開始，他們就寫道：「政府對待偷渡者比對待法國人還積極」。

為什麼極右派要玩文字遊戲來迴避這個字眼？因為在社會共識中，難民是應該受到保護救濟的人，大多數國家承諾保障其基本權利。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收容保護難民廣泛地被國際社會視為理所當然（實際作為則視國家與時空背景等因素而異）。目前有一百四十多國簽署了1951年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難民地位公約），而且聯合國早在此公約正式制訂之前就已成立了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或聯合國難民署）。為了順應這個成形於半個世紀前的國際趨勢，我國內政部在十年前曾向國會提出「難民法草案」（未在國會通過）。「難民」、「refugee」若是罵人的字眼，豈會被放在國內外諸多的正式名稱之中？

經過這番穿越時空的考察後，讓我們來看兩段奇怪的言語（均以顏色標示）。其一，出自聯合報編輯室：

近日自稱公民記者的台灣民政府成員洪素珠，斥辱外省榮民是「中國難民」，挑起族群對立的偏激言論，引起軒然大波〔…〕（王慧瑛，〈撕掉歧視標籤 讓新住民發光〉，《聯合報》，2016年6月13日）

其二，出自蔡正元之手筆：

假「公民記者」身分
藉訪問老外省人
羞辱「外省人」為「中國難民」
（蔡正元於Facebook，2016年6月10日12:16pm）

有不少人附和這種言論，甚至還有從政者利用這種言論要求政敵表態，所以我們不宜等閑視之。

在加以解析之前，我先分三點作些釐清。

首先是對於戰後台灣政治史及族群關係的一項基本認知。雖說是基本認知，但至今仍有不少人在歷史迷霧裡打轉。由於並非本文重點，我不擬在這方面多談，敬請讀者參閱雲程之精闢解析：〈美國官方文件 從中國難民到台灣住民【說明邏輯錯謬之加強版】〉。雲程在文中指出：洪素珠與那些趁「素珠之亂」來進行政治操弄的人都犯了「時間的謬誤」，渾然不知「時代不會，也不應被凍結在1949年」。

其次，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解，我宜說明自己看待相關議題時的立場。因為我很懶，所以還是請讀者撥冗參閱前引之雲程大作，包括「不應被凍結在1949年」以下的部份。若非要我用自己的話來講，請容我繼續堅持懶惰主義，只用一句話來表達：我百分之三百挺大聲說「我是自由民主的台灣人」的周玉蔻。

第三點是洪素珠的辱人意圖。當她公然說人家「不要臉」時，她當然是侮辱人。對方只要就這三個字提告，她絕對敗訴，而且整個台灣社會都會認為法官判得好。

接著回到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為什麼「中國難民」一詞會被認為構成「斥辱」、「羞辱」呢？

或許，洪素珠認為這是個用來羞辱人的名詞，或許她不這麼認為。如果她認為是，其他人呢？要順著她的想法，跟她一般見識？不論如何，她並非本文所要關注的。台灣社會的確該嚴正制止她那種騷擾行為與言語攻擊，但不必亦不該浪費精神陪著這樣的人起舞。

真正值得推敲的是出現在記者與政治人物筆下的「斥辱外省榮民是『中國難民』」、「羞辱『外省人』為『中國難民』」。

如前所述，「難民」一詞自古至今未曾包含貶義。所以，構成「辱」的是「中國」一詞囉？不會吧？！我們引用的兩個例子分別來自《聯合報》與蔡正元之臉書。《聯合報》編輯認為冠上「中國」即構成「辱」？？？不可能啦！倘若如此，這樣的一百八十度的立場改變就是個大新聞，不僅足以佔據台灣各大媒體頭版，還值得各報社緊急發行號外。至於蔡正元，他也不可能如此看待中國，既然他是中國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

莫非…「中國」加上「難民」以後就起了化學變化，變成負面名詞。喔！不！這毫無道理可言，這種變化比傑克的豌豆還神奇。

歧視心態的投射

推論至此，只剩一個可能因素：在「羞辱『外省人』為『中國難民』」之類的言論底層，有著某種蔑視難民的心態。由於受到這種（自覺或不自覺的）心態的投射，原本不具負面意義的「難民」變成了一個被認為足以羞辱他人的名詞。我們若把目光轉而觀察某些名詞如「同性戀」，即會觀察到類似的現象。

歧視難民？咦？！這似乎有違我們對於一般台灣人的印象：近年來，一次又一次的國內外重大災難發生後，不是有許多台灣人慷慨解囊，甚至親赴現場去救助賑濟嗎？的確。易受天災地變侵襲的台灣人將心比心，對災民特別有感，可是我們不宜天真地以為台灣人皆如此。其實，我們通常稱遭逢災難而需要幫助的人為「災民」。在實際的使用上，災民有時會被稱為難民（例如我們先前看到的「南亞海嘯難民」）；至於因戰爭或迫害而遷徙、尋求庇護的人，他們被稱為「難民」，有時會被特稱為「政治難民」，而絕對不會被稱為災民。近來沸沸揚揚的輿論所言的「難民」是第二種。

台灣上一次接納大批政治難民的經驗距今已三十多年。當年有一百六十萬的越南人逃離被赤化的南越，台灣前前後後收容的人數其實相當有限（我記得只有數千）。當時政府收容難民的決定不無「反共政宣」的色彩，此是另話。接納的人數有限，且收容所設於澎湖，其中有些難民後來轉往第三國，所以當時在台灣本島的居民大多僅從新聞報導得知這項救援行動，大概只有少數人有緣認識幸運逃難成功的越南人（華僑與否）——其中像我那樣有機會當場聽到難民淚訴心緒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那一段歷時約十一年的「越南難民與台灣」的故事結尾很可惜地出現血腥的「三七事件」。該事件發生在金門，政府當時極力隱瞞，所以至今未出現於多數台灣人的視野。可能因為選擇定居台灣的越南難民融入本地社會中的情況相當良好，少有台灣人注意到他們的辛酸來時路。總之，在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中，這整段「越南難民與台灣」的往事近乎船過水無痕。不過，四十五歲以上的台灣人應該都還記得，中國國民黨政府當年偽造所謂的《南海血書》，並反覆向人民放送這一句：「今日不為自由鬥士，明天將為海上難民！」

今天在台灣，曾親自見識過難民狀態的人只佔七十歲以下人口的一小部份；除了曾在澎湖見過越南難民的人之外，不外乎曾擔任國際志工、屈指可數的幾位記者、或旅居國外時有機會接觸難民的人；我們頂多還可計入曾被國民黨列為黑名單而流亡海外的人（他們當時可被稱為「台灣難民」）其家人親友、以及當年曾跟他們有所接觸的人。至於屬大多數的其他人，他們對難民的認知都只來自於媒體報導，而且那些難民大多在離台灣很遠很遠的地方。在多數台灣人現在的認知中，「難民」可謂一個「實體感薄弱」的名詞。就像一只沒裝滿的瓶子，它可以被塞進別的意念，例如歧視。問題來了：何以置入其中的不是同情，而是歧視呢？這有幾種可能。

以下這種意念置入屬於「臨時觸發型」：某些人聽到洪素珠的飆罵，即不分青紅皂白地轉而將她的歧視也灌進「難民」這個詞。若然，我奉勸這樣的人多保重，並注意自己會不會（已）變為「洪素珠」的鏡像。

另一種意念置入屬於「原生型」：有人本來就瞧不起處於劣勢的人（例如社經地位較低者），所以他們蔑視通常處於劣勢的「難民」，雖然他們幾乎不可能承認自己的歧視心態，甚且對自己的這種心態欠缺自覺。我無法斷定這個人或那個人是如此，也沒立場、沒辦法要求這個人或那個人捫心自問，但至少我對人性的瞭解、對這個社會的觀察告訴我：這種意識的存在不足為奇，且會流露於字裡行間或行為表現。

「羞辱『外省人』為『中國難民』」一語即蘊含著對「難民」的歧視。這樣的言語之所以會在社會中被某些人接受、複製、甚或進而加以衍伸，其部份因素在於人云亦云、籠統混沌的「思考」習慣（說不定有些抱持這種習慣的人會覺得本文的分析只是在咬文嚼字）。這種型態可歸類為「感染型」。易受感染，因為自己的習慣。受這種習慣左右的人越多，「素珠之亂連續劇」之類的爛戲碼越容易一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