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代極活躍的農民運動領袖簡吉，是今天的冥誕壽星。他出生於1903年5月20日，高雄鳳山人，台南師範學校畢業後，擔任公學校教員。 他在擔任教員時，發現有時候全班學生來不到一半，他心生好奇，怎麼會那麼多人同時缺課，於是進行家庭訪問，才發現很多小孩都到田裡幫忙務農的家長搶割稻米。簡吉看到農民生活的困苦，看到幫農的孩子的艱辛，難過得掉下眼淚。 為了關心農民，簡吉索性辭掉教員工作！開始專心從事農民運動。 1925年，彰化二林的蔗農為了維護自身的權益，與警察發生衝突，爆發「二林事件」，多人被捕。二林事件後，簡吉與與趙港、楊逵等人，聯合全台各地的農民組合，成立全島性的「台灣農民組合」，這是日治時代台灣最大的農民運動團體，極盛時期全台會員共有24000名，27個支部。其後由台灣農民組合領導的抗爭活動達四百多次。 1927年，簡吉與趙港同為台灣代表出席日本農民組合的大會，並向日本眾議院遞交抗議書。 1928年謝雪紅等左翼人士成立台灣共產黨，與農民組合積極結合。翌年2月12日，日本官廳進行全面整肅搜捕，簡吉也因其農運領袖身分被捕，遭判刑一年，出獄後繼續抗爭，再度被捕，判刑10年。 二次大戰後，簡吉滿懷抱負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擔任該團高雄分團書記。並兼任新竹桃園水利協會理事。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簡吉與張志忠合組台灣自治聯軍，與陳儀政府對抗。事件後，簡吉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0年4月遭到逮捕槍決！時年47歲。 弔詭的是，反抗資本主義、追求共產理想的簡吉，他的兒子簡明仁後來擔任大眾電腦董事長，而且娶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的女兒為妻。時代的演變與進展，見怪不怪。反倒是，當年標舉反共，動輒以「共匪」的理由奪人生命、關人身體、毀人幸福的中國國民黨，而今卻與昔日的「共匪」聯合制台。 簡吉真是一個悲劇性人物！回到歷史的脈絡，俄國共產革命成功之後的1920年代，正是迷人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彌漫全球的時代。連孫文都讚譽列寧為「革命聖人」；1920年代中期的台灣社運，也受這股世界左翼思潮的衝擊而蓬勃發展。這股左翼思潮到了戰後的1940年代末期，不僅在中國成為推翻國民黨的浪潮，也在台灣讓許多知識青年因失望於國民黨白色政權，而紛紛寄望於甫崛起的紅色中國。簡吉就是這樣的知識份子。卻也因此命喪馬場町！ 然而曾幾何時，他們所期待的中共的紅色中國，比起國民黨的白色中國，其殘暴、專制、腐敗，卻有過之而無不及。簡吉若地下有知，將情何以堪？ 而且，今天中國 1%的人口擁有全國33％的財富，這是哪門子的社會主義？簡吉若地下有知，他會不會喟嘆：「這不是我要追求的社會主義！」 撫今追昔，中國國民黨奪了簡吉的性命，中國共產黨毀了簡吉的理想！國共兩黨，你們都對不起簡吉！

18世紀80年代，德國薩克遜邦有一個家境貧困的小孩，父親是一位織繩工人，身為八個兄弟姐妹中的老大的他，要放鵝幫忙家計。所幸，他聰穎強識，上教堂聽牧師講道後，他就可以複誦。 8歲那年，有一次一位貴族因故遲到教堂，來不及聽道，就問這位放鵝童，放鵝童把牧師講道的內容一五一十複述給這位貴族聽，貴族激賞不已。這位貴族送小孩到小學讀書，想栽培他以後成為牧師。但這個小孩後來沒有成為牧師，而成為哲學家，他就是以《告德意志同胞書》聞名於世的哲學家菲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今天是菲希特的冥誕，他出生於1762年5月19日。 話再說回來，菲希特12歲時，那位貴族繼續資助菲希特上中學，但菲希特不喜歡學校內的一些繁瑣的宗教生活，曾試圖逃學。1780菲希特進耶拿大學，他志在修習法律與哲學，還想考法官，與那位資助他的貴族的期待差距甚遠，那位貴族因此不再資助他，菲希特生活受困，只好當家教謀生。 菲希特轉學萊比錫大學，並得到一位友人的幫助，擔任一位富豪的家庭教師，生活有了轉機，興趣也開始轉向哲學。但仍必須不斷接家教工作以維生。 有一次有人以康德哲學求教菲希特，此時菲希對康德哲學一無所知，但是為了生活，他卻大膽接下這工作，並立即臨時抱佛腳迅速研究康德哲學。這一來，他立即被康德哲學吸引，產生共鳴。後來成為自康德的著作發展開來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菲希特為了拜訪他傾慕的前輩康德，特別寫了一篇《天啓的批判》面呈康德，深獲康德青睞。康德將此論文介紹出版商出版。出版時，出版社一時疏忽，漏掉著者菲希特的名字，書出版後很暢銷，許多讀者還誤以為是康德的新著作，經康德一再澄清，始知是一位青年哲學家的著作，菲希特因此聲名大噪。 此後，菲希特有許多著作陸續問世。但他個性剛烈，與人爭論時，不假辭色，得罪不少人。他在耶拿大學任教時，發表《無神論爭辯》，引起軒然大波。無法在當地立足，於是擬轉往柏林，但柏林地方政府認為菲希特是無神論者，也拒絕他入境。後來經普魯士王威廉三世出面說項，普王說：菲希特是安分守己的良民，應准予入境。至於他反對上帝的事，應由上帝和他去解決，與世人無關。菲希特終獲柏林的居住權。 1806年，柏林被法國拿破崙占領期間，菲希特很大膽在柏林的公園發表十四次的演講，這就是《告德意志同胞書》的由來。他激發了德國國家主義，文中他繼續了他早期作品中對宗教和法國大革命的辯論。因此有些人認為他是德國國家主義之父。 但是這位浪漫的國家主義者，卻陷入國族、種族的成見，他提出日耳曼民族比其他民族更為優越。在他早期作品中，他稱猶太人將侵蝕德國，公開表示希望將猶太人驅逐出德國。他還對波蘭表示厭惡，宣稱他們的文化是野蠻的。一百三十年後納粹德國的日耳曼民族優越論、對猶太人的殘害，不知是否受其影響？ 我昨天的臉書介紹自由主義的羅素，今天則出現國家主義的菲希特，臉友不知是否有心潮起伏之感？ 菲氏在生活上的自信，固然值得肯定；但是他的狂熱民族主義，吾人戒之！  

今天是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冥誕，他出生於1872年5月18日。 羅素是影響我極深的思想家，我在高中時代讀了很多他的著作，深受啟發。所以我在我的回憶錄《小瘋人生》中，有一小節特別敘述羅素，該節標題為「我成為羅素迷」，特摘錄如下： 受殷海光的影響，我在高中時代已成為羅素迷。 羅素（Bertrand Russell），英國哲學家、數理邏輯學家，有意思的是，這位數理邏輯學家、哲學家，同時以他的自傳獲諾貝爾文學獎。他能將哲學、政論的作品大眾化、普及化，能用話家常的口吻寫作，文章淺顯易懂，且幽默善諷。 試舉一段他善諷的幽默文字，這是我在高三那年讀到的，至今印象深刻： 「幾乎人人都無法避免的缺點是自我中心主義，我們常免不了把自己的好惡視為別人行動的主要目的。當你乘火車經過牛群聚集的原野時，你會發現一些逃之夭夭的牛群，倘若這些牛群是形上學家的話，他一定會辯稱道：天地萬物為我意是從，畏與無畏之間全看自己。這隻火車雖不能損我一毛，但看他氣急敗壞的氣勢一定來者不善，我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這種敘述生動而幽默（當然翻譯者蔡伸章的好譯筆也有功勞），比起教科書那些政治教條好看多了。 再舉一段羅素的善諷文字： 「當克倫威爾在頓巴戰場與蘇格茲軍隊對峙時，曾對敵軍喊陣道：『看在耶穌基督的柔腸上，請你們善自檢討自己的過錯吧。』我認為克倫威爾這句話講得頗有見地，可惜他從不用這句話來反省自己。」 羅素提倡自由、強調平等、鼓吹和平，他的大腦標榜理性，自稱是「冷靜的經驗主義者」，但他的生活與生命卻充滿熱情與感性。我記得他有一段批判狂熱份子的話，現在找出來引用如下： 「我從來不曾相信世界上會有一種可使百病消除的萬靈藥，相反地，我慢慢地明白了，世界上煩惱的主要根源之一是某些主義與學說中的教條和盲目的信仰，那些狹義的愛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都曾產生過他們頑固的狂熱信徒，他們為了偏狹的主義的利益幹下了無數不可告人的恐怖行動。...」 羅素有一句話讓我很感動，也深刻影響我，他說： 「掌握我生命的動力有三：愛情、求知，以及對人類苦難命運一種無可忍受的關懷」 這就是一個知識份子的生命情調的抉擇。這句話一直到我到大學任教時，常常拿來自我期許。我認為一個大學教授，他必須扮演三種角色，三種功能： 第一個功能，他必須是一個很會教學的人，他的教學應該非常生動。（就像羅素擅長生動活潑地說理） 第二個功能，他應該有他的專業研究。（這如同羅素強調的求知） 第三個角色，他應該是個知識份子，關懷國家社會，為時代探病，做一個改革者。（羅素說的「對人類苦難命運一種無可忍受的關懷」） 當時有一家志文出版社推出一套「新潮文庫」，其中有《羅素傳》、《羅素回憶集》、《羅素雜文集》，高中時代我從這三本開始進入羅素的世界，此後我把羅素所有的出版品（如下圖）都買來閱讀，沈浸在他的智慧之中。  

今天是號稱「台灣新劇第一人」，日治時代「新劇」運動重要推手張維賢的冥誕，他出生於1905年的5月17日，台北市人。 19歲於台北中學（後改稱泰北中學）畢業後，張維賢遊歷於廈門、汕頭、香港、婆羅洲等地。1924年回台，加入陳凸等人組織的「星光演劇研究會」，會員包括當時文化界的熱心人士王井泉（山水亭主人）、陳奇珍等人。這個戲劇團體是怎樣的性質？從他們首演的話劇《終身大事》當可理解。《終身大事》作者即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要角胡適，描寫一個中產家庭的獨生女為爭取婚姻自主而離家出走的故事。可知「星光演劇研究會」與1920年代「台灣文化協會」進行「文化劇」同是新文化啟蒙運動時代的新潮產物。 張維賢日後追憶說： 「台灣本是漢民族移民過來的孤島，這好像美國一樣。昔日封建時代識字的就是文化人，這種古老的社會到了日據時代才獲得了解放，才得新開眼界，青年們到了日本才得看見新鮮的世界。求自由的本能，使他們接受日本的新文化，而對台灣的舊文化抱起不滿，反抗起來，反對台灣的舊的文物制度，這就釀成了新文化運動，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從舊的覺醒過來，覓求新的。」（1954年5月台北文獻會「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座談會」發言） 1920年代中期，正是社會主義瀰漫全球之際，台灣的思潮也不例外，張維賢與創建「愛愛寮」收容乞丐的施乾，及創立「人類之家」的稻垣藤兵衛等人，組成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孤魂聯盟」。 張維賢在他草擬的「孤魂聯盟」宣言中說： 「孤魂就是生前孤獨，死後無寄的可憐靈魂，其悲慘哀痛恰似我們無產階級農民現在的生活，我們組織『孤魂聯盟』，就是要推動我等的光明及無產階級解放運動。」 這段宣言，可以看成在當年資本帝國主義下台灣知識份子思潮的取樣代表。 1928年張維賢東渡日本學習戲劇，更受左翼劇場的影響。1930年返台，組織「民烽演劇研究會」。從民烽劇團發表的宣言，可以看出張維賢的藝術觀，也可了解在時潮中的左翼藝術團體的使命感： 「無論是過去或現在的生活，我們遭遇了太多的逆境和强權的欺凌蹂躪以及侮蔑，以致被壓制得喘不過氣來。但是我們不能因之屈服，要不斷努力，突破困境、奮戰不懈。我們衷心盼望 ，追求『真正人類的生活』，是我們奮鬥的目標，藝術即是藉此而產生了意義。 藝術的目的，即是在教育群眾以正確的觀念，來糾正人類無窮的慾望；並暗示群眾協力迎接一個嶄新的秩序之到來。而得改變傳統陋習。在追求理想過程中，正確的觀念與堅定的意志，才能喚醒社會大眾的認同，至於要建設大同社會的理想，惟有靠藝術來成全了。」 「民烽」進行周密的團訓，也演出數齣新思想的新劇，包括易卜生的「國民公敵」。台北「永樂座」為之轟動。 然而日本「皇民化」運動腳步逼近，在政治高壓下，張維賢的新劇運動漸無發展的空間，乃轉往上海經商謀生。 二戰後，張維賢雖然逃過二二八的劫數，但是試圖發展電影業，失敗；經商也受挫，不成。1977年病逝。雖抑鬱而終，但是一個左翼文化人還能再度逃過白色恐怖的災難，已屬萬幸了！

財富、社會地位，是許多人羨慕的人生價值，但是對阿涅西而言，她卻不甘如此。 阿涅西，不是「阿西」，她自小就極聰明，被譽為神童。5歲時已能講義大利語以及法語；9歲時她發表了一場為時一小時的拉丁文演說，談論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並以當地方言回答台下觀眾；11歲懂希臘語、希伯來語、西班牙語、德語和拉丁語，被稱為「七舌演說家」（Seven-Tongued Orator）；14歲時，她學習了彈道學和幾何學。 她後來成為一位有名的數學家、哲學家。 以她的天資，加上優裕的出身與家世，能在學術上表現突出，只能說令人羨慕。但真正令人感動的是，她悲天憫人的胸懷，將最後47年的生命奉獻給慈善事業、為窮人服務。 今天是這位偉大的慈善家阿涅西（Maria Gaetana Agnesi）的冥誕，她在1718年5月16日出生於義大利米蘭的一位數學教授的家庭。她的父親不僅是米蘭的首富，還很會生小孩，總共有23個孩子，阿涅西排行老大。 18歲時，阿涅西在自己書稿中，將許多不同數學家的學說融匯在她的兩卷著作內，包括牛頓的流數術，以及萊布尼茲的微分法。 她的父親喜歡找學術界的朋友聚集在他家裡進行討論、辯論，阿涅西也被要求參與其中，時常會跟博學的權貴客人們辯論。所以20歲時，阿涅西以聚集在她家的學者們的論辯內容為素材，出版論文集《哲學命題》（Propositiones Philosophicae）。在191篇論文裡，​​阿涅西的研究涉及哲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礦物學以及婦女教育等問題。 然而，久而久之，阿涅西並不喜歡那些學術論辯的生活，對於那些辯論，她說「煩死了」！她曾經有「想去修道院做修女，為窮人服務」的念頭。阿涅西告訴父親，與社交和辯論相比，祈禱、慈善和安靜的研習，對自己更有吸引力。 阿涅西在學術上可謂得心應手，她的《分析講義》（Instituzioni analitiche）是一本上千頁的經典巨著，書中包含從代數到微積分和微分方程的原始發現。她的微積分教科書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歐洲流行了60多年。她的著作被法國科學院稱作「在其領域中寫得最好最完整的著作」；阿涅西被任命為博洛尼亞大學的數學與自然哲學系主任，是歷史上第二位成為大學教授的女性。 但是不久，她所關注的焦點，卻漸漸離開數學領域，她拒絕了都靈大學數學教授們的邀請，卻接受大主教的請託，擔任慈善公會的主管。 34歲那年，她父親去世後，她把全部的心力投入救助窮人和老年婦女與神學研究之中。家裡的一些房子，被她用來安置窮苦人家。1759年，為了在米蘭租房子設療養院，她變賣了那些象徵著榮耀的物品（包括教宗贈給她的金質獎章和皇后送給她的鑽石和水晶盒子）。她為了能和修女們一起照顧療養院裡450個貧困女性病人，自己也搬進了療養院住。 就這樣，歷經47年的奉獻的阿涅西，身體漸衰，開始失明失聰。在經過數次昏迷之後，這個原本家境優裕的女子，最後身無分文，於1799年1月9日離開人間，得年81歲。 阿涅西沒有單獨造墓，她和療養院另外15名病逝的女病人，合葬在一塊無名墓地。療養院牆角的一塊石頭上，刻寫著她為貧困女性奉獻的事蹟。

1906年4月19日，法國巴黎的多菲內街正下著大雨，有一個46歲的中年人正要急著過街，卻沒注意到一輛奔馳的馬車正急駛而來，馬伕來不及反應，又加上路滑，馬車失控，撞上了這位正在過街的中年人，中年人當場喪命。 這位中年人的意外過世太令人惋惜，他和他的夫人，是影響人類極重要的物理學家、化學家。 現在位於法國巴黎最著名的文化學術名人安葬地的「先賢祠」，安葬著他們夫婦的遺體。 他們就是因為發現放射性元素鐳而夫妻雙雙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皮耶·居禮和他的夫人「居里夫人」。 今天是皮耶·居禮（Pierre Curie）的冥誕，他於1859年5月15日出生於法國巴黎。 皮耶·居禮於索邦大學完成學業。他在有關磁性的研究時發現，具有磁性的物體會由於溫度的增加而減少其磁性，而這樣的研究後來成為所謂的「居禮溫度」，也就是包括鐵在內的強磁性體失去磁性的溫度。著名的「居禮法則」因之而名。 婚後，他與其妻共同從事於發射性元素鐳與釙；皮耶由於接觸過量的輻射，往往晚上睡覺時都會因為劇痛而被驚醒，但他並沒有因此放棄對放射性物質的研究。1903年，皮耶·居禮與他的夫人由於放射性物質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對人類的造福，難以形容。

1968年，在台東縣長濱鄉八仙洞發現了一個史前遺址，經考古學家鑑定，其豐富的舊石器階段的先陶文化，至少在一萬五千年前，甚至早到距今五萬年前。這個史前文化遺址，被稱為「長濱文化」，是台灣目前已知存在最久遠的史前文化。那一次的發現，是由宋文薰教授率領的台大考古隊的一次劃時代的成果。 宋文薰是台灣第一位考古學家，今天是他的冥誕，1924年（日本大正13年）的今天（5月14日），宋文薰出生於新竹竹東，是極優秀的客家精英。 宋文薰於戰前就讀明治大學預科，1945年返回臺灣後曾經向國分直一學習考古學。1951年畢業於台大歷史學系後，在考古人類學系擔任助教，走上考古之路。 1954年他與張光直一起提出台灣中西部文化層序系統，並推動碳十四定年法的運用。1963年起宋文勳再度與美國耶魯大學回來的張光直合作，帶領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共同進行一系列臺灣史前考古發掘，包含了鳳鼻頭與大坌坑遺址。 1968年，與地質學家林朝棨共組考古隊，在長濱八仙洞發現前述的台灣第一個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長濱文化。 1980年南迴鐵路台東新站進行興建工程，工程範圍包括日治時期鳥居龍藏發現的卑南遺址。隨著工程進展，發現許多古文物，台東縣政府遂委託宋文薰、連照美兩位教授，進行搶救考古。搶救考古工作共進行13梯次，前後長達9年。宋文薰的考古成果，促成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建立。建館過程中，宋文勳教授的門生劉益昌教授發揮不少師傳所學。 宋文薰不僅研究精實，也擅長啟發學生。他的學生林志興回憶，宋老師第一節課就捧著一顆人頭骨走進教室，開講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訴學生應該如何尊重「他」！ 考古學常被視為冷門學科，宋文薫勉勵學生說：「求學最重要的是興趣，不要在乎是冷門還是熱門；只要認真學，學得好，冷門會變熱門。」 由於宋文勳對於台灣舊石器時代及史前文化層序的研究貢獻極大，因此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94年自台大人類學系退休後被聘為名譽教授。2016年4月過世。  

法國小說家阿爾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是今天的冥誕壽星，他在1840 年 的今天（5 月 13 日）出生於法國尼姆。對於都德，很多人可能不熟悉，不過他有一篇很有名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大家應該有印象。 不過，我今天不是要特別推崇都德，也不是要推崇這篇〈最後一課〉。倒是想以這篇小說借題發揮談一下語言議題與愛國主義。 〈最後一課〉（1873年發表）是以法國把亞爾薩斯和洛林割讓給德國的歷史為背景，描寫亞爾薩斯的一個村莊裡的學校教室的最後一堂法語課的故事。 普法戰爭（1870），法國失利，亞爾薩斯和洛林被劃歸德意志帝國。德意志帝國禁止該地區的學校教授法語，轉而要求教授德語。小說的主角是一位小學生弗朗士，在當天早晨上學時遲到了，因為他怕法語課老師查問他分詞的用法。他想逃學去玩，看普魯士士兵操練，但最後決定去學校。路過鎮公所時，弗朗士見到人們圍著新張貼的公告議論紛紛，不知道出了什麼消息。到學校以後，他發現課室裡不像往日喧鬧，而是安安靜靜的。法語老師穿著整齊。教室後排坐滿了鎮上的村民。開始上課後，老師說今天是最後一堂法語課。從此以後，大家就要改學德語了。弗郎士很吃驚，但是他很快就後悔，埋怨自己以前學習太不用功，現在已經太晚了。老師也批評「總要把學習拖到明天，這正是亞爾薩斯人最大的不幸」，結果就讓德國人有理由對他們說，他們「連自己的語言都不會說，不會寫」，枉稱自己是法國人。老師還告訴學生說「法語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最明白，最精確」，永遠不應該忘記，因為「亡了國當了奴隸的人民，只要牢牢記住他們的語言，就好像拿著一把打開監獄大門的鑰匙」。 上課了，弗郎士雖然難受，但卻十分珍惜這最後一課，認真聽講，其他村民也是一樣用心地學習。12點鐘到了，法語老師在黑板上寫了「法蘭西萬歲！」，然後就讓孩子們下課。 看過小說情節的大要，不知實際情況的人可能為作者的愛國情操感動。但是，站在亞爾薩斯人的立場來了解，可能有得爭論了。這個數次擺盪在法、德之間的亞爾薩斯，他們講的話是亞爾薩斯語，也不是法語。他們被法國統治時，被要求學法語，割給德國時又被禁法語，要講德語。〈最後一課〉描寫不能再上法語好像是亡國之痛，那是作者都德站在法國立場的成見。其實，亞爾薩斯語，比較接近德語，屬日耳曼語的系統，反而距離法語較遠。 從這個情節，讓我們聯想台灣的語言狀況。日本統治時代，皇民化時期不准台灣人講母語，要以日語為「國語」；中國國民黨來了，也不准台灣人講母語，要以北京語為「國語」。台灣人的「國語」變來變去，透過「國語」的轉變，台灣人的國家認同也擺盪不定。 我今天沒有要推崇都德什麼，但從他的名作〈最後一課〉，我們也許可以反思，台灣應該有自己的主體地位，我們應該是個多族多語的獨立自主的國家，各種語言一律平等，我們不要有「最後一課」！

今天是「國際護理師節（International Nurses Day），以前叫「國際護士節」。是以一位女性的生日為節日，她就是近代護理學和護理教育的創始人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年的今天（5月12日）南丁格爾出生於義大利佛羅倫斯的一個來自英國上流社會的家庭。 在南丁格爾之前，護士在社會上並沒有地位，被視同僕人的身份。而南丁格爾年輕時，家世很好，她過著優渥的上流社會生活，隨時有人服侍，活在舞會、沙龍，以及與貴族的周旋之中。但南丁格爾卻覺得如此生活毫無意義。 她會走上護理之路，是因為她有一次在花園為一隻受傷的流浪動物包紮傷口，啟發她認為受傷生病的人類也應該受到好的照顧，因此她決定從事這項工作。但是這種工作，是只有貧苦低下階層的女人才做的工作，所以父母極力反對。但是南丁格爾意志極為堅定，認為有意義的工作，不該受社會價值所拘。因此不顧父母的反對，她到德國學習護理後，前往倫敦的醫院工作。 她一直照顧著窮人。在1844年12月，一個窮人在倫敦的一所工廠醫院死去，引起了公眾對該醫院的責備，這時，南丁格爾成了促進醫院改善醫療環境的倡導者。 1853年南丁格爾成為倫敦慈善醫院的護士長。 在1854年到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她率領38名護士赴前線參加傷兵的護理工作。 到前線時，斯庫台（Scutari） 這地方有4,077名士兵死亡。士兵死於斑疹，傷寒，霍亂，是戰死人數的十倍。在臨時軍營醫院的極差的衛生是致命之因。南丁格爾和她的護理助手設法改善飲食和醫療衛生等，被傷兵們稱為｢上帝派來的天使｣。由於南丁格爾每個夜晚都手執夜燈巡視傷兵，傷兵們稱她為「提燈的女神」。甚至還有一次有一位傷兵不顧自己的傷勢，下床曲膝跪在地上親吻著她的影子。 南丁格爾建立了醫院管理員制度，提高護理品質，使傷病員死亡率迅速下降。1860年她在倫敦創建了英國第一所護士學校，使護理事業逐步走向專業化、科學化，並且推動了西歐各國以及世界各地的護理工作和護士教育的發展。 南丁格爾把其護理經驗寫成了專著，其中包括著名的《護理工作記錄》（Notes on Nursing）。 因為南丁格爾，社會對護士（現在稱護理師）的形象大大改觀。她成為人類護理師的形象代表！ 1907年，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將功績勳章頒授給了南丁格爾，是首次授予女性。 1912年，為紀念南丁格爾對護理工作的貢獻，國際護士理事會將南丁格爾的誕辰日5月12日定為國際護理師節。  

沒有博士學位，沒有極高學歷，就不能成為學術大家嗎？這當然是一個無知的蠢問題。就研究台灣史的學者中，起碼有兩位學歷不算高，卻是備受學界推崇、敬重的大師：一位是人稱「曹老師」的曹永和教授；一位是「海山學」研究的先驅，今天的冥誕壽星–王世慶教授。 這位海內外知名的臺灣史學家王世慶教授，於1928年（日本昭和3年）在台北板橋溪洲出生，後遷居樹林。 1941年，王世慶考入新竹州立桃園農業學校。二戰結束前（1945年），王世慶再考取台灣總督府立台北師範學校。不久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因學制不同，師範學校被降了一級，所以1946年4月王世慶畢業的資格是「高級師範普通科」。 畢業後，王世慶到小學任教兩年，1949年2月轉任職台灣省通志館，進行文獻調查與歷史研究工作，開始走上臺灣史的學術旅程。台灣省通志館後改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王世慶曾任編纂、委員。 王老師的研究逐漸受學界重視，不僅曾應邀赴美研究一年，並於1993年9月受聘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1996年又擔任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王世慶治學嚴謹，研究內容豐碩，不僅在台灣的古契文書、檔案、族譜、方志等文獻研究極深，對於臺灣區域史、社會史、宗教史、族群史、經濟史、水利史等領域也有相當成果。 他曾於1960、70年代起協助美國人類學者武雅士（Arthur P. Wolf）、邵式柏（John R. Shepherd）等人於海山地區從事田野調研並完成重要著作，深獲學界景仰。 所以2002年王世慶終於獲第25屆吳三連獎「人文社會科學獎歷史學類獎」；2008年又獲頒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終生文獻貢獻獎」。 學養深厚的王世慶老師，為人誠懇，謙和溫厚，對於後進晚輩關懷備至，照顧有加。下圖就是王老師送我的他的大著《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的簽名題字。 數十年前，我曾有一場關於二二八事件的主題演講，王世慶教授親自蒞臨現場，從頭聽到尾，會後還來鼓勵我，令我感念不已。 說到二二八事件，王世慶教授當然是親歷過那個時代的人。他曾經很感慨地講過這樣的話：「二二八那個時代，有路用的人都被殺光了！像我這樣無路用的人，才能存活下來。」王老師自稱「無路用的人」當然是客氣話，但是他這句話，道盡那個時代的台灣人的悲哀命運！ 王世慶教授於2011年1月16日病逝。 我永遠懷念他！ （附記：王世慶教授的哲嗣，即中興大學已退休的王孟亮教授）

在法國的艾菲爾鐵塔上刻有72位法國知名人士的名字，其中有一個名字叫Augustin-Jean Fresnel，中文譯名菲涅耳。他是法國物理學家，波動光學理論的主要創建者之一。 今天是這位專門對光的屬性做理論與實驗的菲涅耳的冥誕，他出生於1788年的今天（5月10日）。 但是我們很難想像，菲涅耳年少時在學習方面較遲鈍，直到八歲還不會閱讀。更遺憾的是，他年僅39歲就過世了。因此他能有效學習、研究的時間並不長，但卻有非凡成就！ 原本學習遲緩的菲涅耳，後日卻表現出他的天份，十六歲多進入巴黎綜合理工學院，成績優異；繼而從國立橋路學校畢業後，在政府機關擔任見習工程師，協助建造連接西班牙與義大利的皇家高速公路。但因為他支持波旁王朝，因此1815年拿破崙百日王朝期間，他被解僱。索性利用失業時間研究光學，寫了一篇關於光行差的論文，但卻未被發表。 波旁王朝復辟後，他在巴黎重獲工程師的工作。之後，他開始寫關於繞射的研究報告，獲得法蘭西學術院的大賽獎。1819年他發明了一種特別的透鏡，可以用來替代燈塔的鏡子，被稱為「菲涅耳透鏡」（又稱螺紋透鏡），他被提名為「燈塔委員」。 1827年，39歲的菲涅耳因結核病在巴黎附近病逝。在他有生之年，他在光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並沒有得到學術界的普遍了解。直到他過世後多年，他的許多論文才開始被法蘭西學術院發表出刊。 求知好學的菲涅耳，不尚虛榮。他說： 「深藏在我內心的那種感覺或虛幻，即世俗對於榮耀的追尋與愛慕，是何等的單調乏味；所有加諸於我的讚賞，遠不及我因發現大自然的理論真締，或做實驗確認計算的結果，來得喜樂。」  

1943年2月22日，在納粹德國的一家人民法院內，一名年僅22歲的女青年，因散發批判希特勒的傳單，被控叛國罪，她在法官面前陳詞： 「畢竟，有些人要做先驅，因為我們所寫的，所說的，也被許多人認同，只是大家不敢像我們這樣表達出來。」 包括這位女青年在內共五名青年，最後以「叛國罪」被宣判死刑！幾個小時後的當天下午五點，他們被送到於慕尼黑施塔德爾海姆監獄，以斷頭機處死。臨刑前，這位女青年慷慨遺言： 「我們怎敢期望正義占上風，當沒有人願意為正直的動機犧牲自己的時候。 如此陽光的天氣裡，我要走了！ 如果千萬人記得我們的犧牲而覺醒並有作為，我的生命又何足惜？」 這位女青年就是反對納粹的德國青年組織「白玫瑰運動」的成員蘇菲·索爾（Sophie M. Scholl）。 今天是蘇菲·索爾的冥誕，她在1921年5月9日出生於一個德國小鎮Forchtenberg的基督教家庭。 蘇菲·索爾的雙親思想傾向自由主義，在家經常批評納粹黨，但沒有影響蘇菲·索爾立即跟著反納粹，相反的，蘇菲·索爾因為受納粹主義、國家主義的洗腦教育，曾經在學時代熱衷納粹主義，主動加入過希特勒青年團分支「德國少女聯盟」，甚至還在納粹青年組織擔任領袖，令父親相當不悅。 然而，蘇菲·索爾是如何從納粹的鐵粉轉變成反納粹的「叛國者」（其實是真正愛國者）呢？ 有幾件事是蘇菲的轉捩點：她的參軍男朋友向她轉述前線所見所聞，讓她了解納粹黨的殘酷，孕育其反戰意識；1941年任職稅務顧問的父親，被扣上背信罪名遭逮捕...。蘇菲·索爾開始醒悟過來，開始成為反納粹的義士。 在慕尼黑大學修讀生物學與哲學的蘇菲，與哥哥和其他同志，發起非暴力組織的「白玫瑰運動」，反對希特勒的專制獨裁，要喚醒德國人的良知！ 1943年2月18日她和哥哥在慕尼黑大學散發第六份傳單時，遭納粹特務機關「蓋世太保」逮捕，2月22日受審宣判死刑，數小時後便被送上斷頭機。 她去世後，第六份傳單的副本被偷運出德國輾轉到了英國，被盟軍加以宣傳，改名叫「慕尼黑學生宣言」。 蘇菲·索爾後來被德國人奉為反極權的代名詞 （附記：看過蘇菲·索爾從納粹鐵粉轉變成反納粹的心路歷程，我有似曾相識之感，因為我也是從崇拜蔣介石轉變成反抗國民黨蔣家專制政權。但我比蘇菲幸運，她被處決，我只是被勒令退學而已。請參見李筱峰回憶錄《小瘋人生》）  

我常對學生說，如果台灣人和中國人都好好讀過這兩本書-《自由的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和《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那麼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就別想混了！ 這兩本自由主義的經典之作的著者，就是著名的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A.Hayek）。 今天是海耶克的冥誕，他在1899年5月8日出生於奧地利。197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海耶克崇尚自由經濟，強調民主自由人權。堅決反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 海耶克批判社會主義說：有些人認為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造成經濟正義的不公，因而轉向同情甚至認同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然而，統制經濟與民主是不相容的，控制經濟就是控制生命。 海耶克指出，民主體制與社會主義有一共同點：那就是兩者都主張平等。但是即使這一個共同點，仍有差別：民主是在自由中去追求平等，社會主義則是在桎梏與奴役中追求平等。 海耶克認為開發中國家不宜採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因為其常態乃是中央集權式的計畫經濟，最後會形成一種專制的制度。 由於海耶克崇尚民主自由，因此在1950年代，台灣的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周德偉等人，以及《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對海耶克的著作曾大力譯介，以期對抗中國國民黨的蔣家專制極權。 不過弔詭的是，當時反共的蔣政權，也曾邀請海耶克三次來台訪問，因為海耶克堅決反共，符合蔣家政權的需要。海耶克對當時正是開發中國家的台灣，沒有採共產制度，而是半開放的自由經濟，予以肯定。 今天中國國民黨已經放棄反共，而與專制中共聯手抵制民主台灣！國共如果得逞，中國要民主化勢必遙遙無期，而台灣的民主自由必將不保。海耶克地下有知，該會三聲無奈吧？    

去年六月十五日，我與莊萬壽教授等共六位教授聯名在本版發表〈搶救日漸消失的文化財〉一文，指出文史學者的藏書隨著退休、過往，而終致其畢生珍藏的藏書散失，甚至淪落紙漿廠，那是文化的一大浩劫！因此我們呼籲文化部、教育部，能正視此事，設法搶救！ 事後我接到文化部和教育部的回應，說中央圖書館有在南部蓋新館，可存放該處云云，這些回應很明顯只是敷衍了事。我的問題不是我個人藏書的去處，而是全國文史哲學者的龐大藏書如何免於散失毀滅。 目前文史哲的學者的藏書要捐給各圖書館而受到拒絕的兩大理由是，一、圖書館已書滿為患，空間不足；二、當今數位化時代，紙本書已無價值，徒佔空間。前一理由確是事實，但第二理由非常可笑，沒有實體書，拿什麼數位化？ 面對文化部、教育部的敷衍，面對各圖書館的困境，我最近想到一個暫時解決的辦法：我與我們台北教育大學陳慶和校長建議商量，在圖書館之外的教室、走廊、建物的角落牆邊…，擺設書架，放置教授捐出的藏書，讓同學自由取閱（閱畢放回）。陳校長很同意我的建議，終於通過校務會議，先以敝校「篤行樓」的一樓大廳的一面牆放置書架，開始試辦。 我建議全國各大、中、小學，可以一起試辦看看，書籍不一定只能放在圖書館，全校各大樓、教室、走廊...，都可陳列書籍。一來，可讓即將淪落紙漿廠的圖書免於浩劫；二來，學生隨處可以看到書籍，培養書卷氣，刺激閱讀風氣（即使只看到書背書名，都有刺激靈感的作用）；三來，以書牆做裝飾，也是一種美觀。 我期待全國各校可以試試看，也期待教育部能幫忙推廣。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大約在18世紀40年代，有一位哲學家，因為被懷疑是無神論者，因此備受爭議。這位體型肥胖的哲學家，有一天路過一片剛乾枯的湖泊時，不小心滑入了泥淖中，被困在泥淖中爬不起來。剛好有一群賣魚的婦人路過看到他的窘境。正準備救他起來，但認出他就是那個顧人怨的無神論者，於是拒絕救援他，除非他答應要成為一名基督徒、並且被迫在泥沼中朗讀「主禱文」之後，這些賣魚婦們才將他拉上岸。 他就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今天是休謨的冥誕。 休謨被賣魚婦們救起來之後，向朋友開玩笑說：「這些賣魚婦們是我所遇過最聰明的神學家。」 綜合休謨的思想，有人說他是邏輯實證論者、經驗主義者、實證主義者、常識的現實主義（commonsense realism）者、自然主義者、懷疑論者....。許多重量級的思想家都受休謨的影響。例如，康德說他被休謨從「沉睡之獨斷論」中喚醒；愛因斯坦說他在製定他的狹義相對論時，受到了休謨啟發....。 休謨曾向友人透露，認為「人在死後還會有來生」的觀念是「最不合理的迷信」。臉友你們說是耶？非耶？等我死後我再告訴你們。 休謨曾替自己寫了如下的墓誌銘： 「生於1711年，死於〔……〕，空白部分就讓後代子孫來填上吧！」 現在我可以告訴臉友，休謨生於1711年的5月7日，死於1776年8月25日。 （附記：今天還有三位重量級的冥誕壽星：第一位是德國作曲家，與貝多芬、吧哈合稱「3B」的布拉姆斯，1833年出生；第二位是俄國音樂家柴可夫斯基，1840 年出生；第三位是台灣的畫家，以畫礦工生活聞名的「礦工畫家」洪瑞麟，1912年出生於台北大稻埕。）

台灣歷史上的首次「公民覺醒」是在1920年代掀起。不僅有「台灣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進行，以及各種社會運動的發展。許多知識青年群起參與。有一位台北醫專（今台大醫學院前身）的學生也是其中的要角，他也是創立台灣文化協會的催生者之一的吳海水醫師。 今天也是吳海水的冥誕，他在1899年5月6日出生於台南市。 吳海水也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因「治警事件」（1923）被日本殖民統治當局逮捕，所幸後來二審無罪釋放。但是到了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懷疑他謀反，在「東港事件」中再度被捕，判刑十五年入獄。幸因日本戰敗，得以出獄。 戰後吳海水除繼續行醫之外，也參與政治。惜於1948年中風而息業。他一貫樂善好施，因此沒有積蓄，晚境窮困潦倒。 1957年3月5日病逝，得年僅59歲。 台灣人對於曾經為台灣的民主、公義奮鬥過的人，普遍無知無情！外來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更是有意無意忽略他們！吳海水的晚境，又是一例。

讀過心理學的人，對於「本我」、「超我」、「自我」、「伊底帕斯情結」、「口腔期」、「肛門期」、「潛意識」、「心理自衛機制」…這些名詞一定不陌生。而看到這些名詞，又讓我們聯想到著名的心理分析學派創始人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今天是佛洛伊德的冥誕，他出生於1856年5月6日。 佛洛伊德是奧地利的猶太人，所以1938年3月納粹德國併吞奧地利後，不僅查禁佛洛伊德的著作，納粹特務機關「蓋世太保」更闖進佛洛伊德住家，沒收他的現金與護照，逮捕他的女兒。所幸有美國羅斯福總統等國際人士全力聲援，受難百日後，佛洛伊德獲准偕同家人離境前往英國，條件之一是要他簽署一份文件，聲明：「我未曾受蓋世太保迫害。」（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作風，是所有專制政權的特務機關的一貫的愚行） 有趣的是，佛洛伊德在聲明文件中加了一句反諷的話：「本人鄭重推薦蓋世太保！」 佛洛伊德雖然逃離納粹魔掌，但是他的四個姊姊卻無法離開，最後死於集中營。 佛洛伊德在逃離奧地利後的十五個月後（ 1939 年 9 月 23 日）辭世。

以下這段鏗鏘有力的宣言，是否可以解釋為「抵抗權」的表達？學者可以慢慢去爭論。 「……為什麼台灣人只能有一種聲音？為什麼台灣人只能選一種命運？為什麼台灣人只能乖乖聽話，不能起身反抗專制獨裁的政權？……深信壓迫與奴隸存在時，為自由奮鬥是應該的。迫害與恐懼跟著時，爭取幸福是一種權利。在今天，為此努力實只是克盡天職與恢復人類的尊嚴而已。」 以上這段文字，是江炳興在泰源事件時所草擬的〈台灣獨立宣言〉中的一段話。 江炳興是誰？他是泰源事件中的五位烈士之一的知識青年。 受黨國教育洗腦的人，只知道有陸皓東、林覺民烈士（沒錯，他們的確是令人感動的烈士），但卻不知道台灣在兩蔣極權統治時代，也有很多像江炳興這樣的烈士。 今天是江炳興烈士的冥誕，他出生於1939年5月5日。台中大里人，畢業於台中一中，陸軍軍官學校第33期學生。 虔誠基督徒的江炳興，有著類似耶穌基督因義受難的情操。高中時代即不滿中國國民黨的專制極權，而興反抗之志。文史工作者林世煜曾讚譽他是「自高中時代就決死志，歷十數年不動搖的人格者。」 江炳興高中起便參與組織「台灣獨立聯盟」，因家貧決定投考軍校，計畫未來要推翻國民黨政權。1962年因事跡敗露被捕入獄。於1965年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 江炳興在泰源監獄時，又與獄中同志繼續共謀反抗，劫械越獄失敗，有五人（江炳興、鄭金河、詹天增、謝東榮、陳良）同遭總統蔣介石親手批示槍決，是為「泰源事件」。 江炳興於1970年5月30日被處決！他在留給家人的遺書中，盼家人以他為榮，他說：「兒至死，以天下為己任」、「懷著理想深知努力，最後乃以路途走得過遠而死，想爸爸媽媽以此念兒時，當可減少幾分悲傷」、「甚想念爸爸媽媽，但願真有來生，以求報答。死前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然而，他的父母到死之前都未接到他的遺書。直到台灣民主化之後，遺書始見天日。 讀過辛亥革命烈士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吧？台灣的江炳興烈士的與父母訣別書，同樣令我裂心低泣....。

他號稱小學只讀到二年級就退學，此後靠自修完成其學術體系，最後獲博士學位，當大學教授，還自創研究所。更重要的，他進行了台灣有史以來首度學術的田野調查行程，台灣原住民因他而重見天日。他是台灣的人類學與考古學的開創者。 今天就是這位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的學者鳥居龍藏的冥誕，鳥居龍藏於1870年(明治3年)5月4日出生於日本德島。 日本領台的第二年，1896年，派了許多學者來台灣進行各方面的調查研究，包括動物、植物、地質、人類、民俗、考古、宗教...各個部門的學者。其中派來進行人類學調查的人員，就是當時在東京大學人類學教室整理標本的管理員鳥居龍藏。 從1896年到1900年之間，鳥居龍藏四度來台灣進行學術調查，他徒步入山，以進行實地調查旅程。足跡遍佈臺灣本島及紅頭嶼（今蘭嶼）、火燒島（今綠島），並攀登玉山，橫越中央山脈（詳見下圖鳥居龍藏四次來台調查路線圖），他留下許多珍貴的紀錄資料，尤其是攝影影像。為台灣原住民族的人類學、民族學分類，奠下基礎。完成《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及《人類學寫真集·台灣紅頭嶼》等民族誌學的作品。 鳥居經過這4次的調查，將臺灣山地的原住民分類為9族：泰雅族、鄒族、布農族、邵族、魯凱族、排灣族、卑南族、阿美族、雅美族。 （當時名稱是用片假名表達）田野調查之中，針對原住民族的身體、語言和生活文化進行探究，留下了珍貴的紀錄。 除了台灣，鳥居龍藏也曾經多次前往沖繩、中國、滿洲、蒙古、朝鮮、西伯利亞、庫頁島等地做廣泛的田野調查，對東亞的人文習俗有深入的研究。他曾遺憾表示，做過日本周邊的這麼多區域的田調之後，沒有機會再回台灣進行進一步比對研究，否則將會有更多心得。 只有讀過小學兩年不到的鳥居龍藏，就任過國學院大學教授（1923）、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並於自宅設立鳥居人類學研究所（1924）、以自己的名義為上智専門學校向文部省申請並完成升級手續，成立上智大學。擔任上智大學文學部長（1928）。並應哈佛大學燕京研究所（在北京）之特別招聘成為研究員（1939）。 鳥居龍藏於1953年逝世於東京，享壽82歳。現在他的故鄉德島縣，有一間縣立「鳥居龍藏博物館」。

人生際遇各殊，而什麼才算「成功的人生」？也各有不同的定義與價值。 且舉今天的兩位人生歷程迥然互異的冥誕壽星來對照，他們恰巧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 第一位，美國的黑人知名歌手，舞者、作曲家、樂團團長及音樂唱片製作人，詹姆士·布朗（James Joseph Brown）。1933 年 的今天（5 月 3 日）出生於美國南卡羅萊納巴恩韋爾。 他曾經有過一段幾乎墜入黑暗深淵的坎坷、墮落與罪惡的生長歷程。 詹姆士·布朗在4歲時父母離異，之後在阿姨的妓院裡度過童年。中學七年級時輟學，做過許多零工維生：揀棉花、擦鞋、洗車等等；16歲時結伙搶劫被逮捕，被判決要服8至16年的重勞役。在監獄度過短暫時期後，被轉送往少年勞役農場，花了三年時間待在社會服務之家（community home） 布朗在獄中打過棒球，在比賽中結識鋼琴師Bobby Byrd，開始改變他的後半生，他的音樂藝術歌唱才華被發現，在喬治亞州內的俱樂部駐演。布朗簽下表演合約，與Bill Johnson合組「節奏福音星光四部曲」樂團，擔任團內的鼓手與風琴手。走上演唱、創作的藝術人生，被稱為「靈魂樂教父」。 布朗將福音音樂及節奏藍調帶入靈魂樂及放克（Funk），對許多其他類型的音樂，如：搖滾樂、爵士樂、雷鬼、Disco、舞曲、電子樂、…也產生影響。 另外第二位冥誕壽星，則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他是美國物理學家史蒂文·溫伯格（Steven Weinberg）。 1933年5月3日溫伯格出生於紐約。15、6歲時即受到父親的鼓勵，興趣逐漸集中在理論物理上（此時，前述的布朗正在坐牢）。溫伯格一路從事研究，獲博士學位，後來擔任哈佛大學等多所知名大學的教授，並於197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溫伯格是H指數、創造力指數等排行榜最前列的科學家之一。 然而不同於前述的布朗從坎坷過錯的人生走向福音音樂的傳揚，這位科學家溫伯格卻是一位無神論者。 他說過這樣激進的話： 「無論有沒有宗教，好人都會做好事，壞人都會做惡事。但是，若你想要好人做惡事，就需要宗教了。」 這句話的前半句應該許多人還能接受，但是後半句恐怕會引起牧師、神父、法師及宮廟董事會的不滿吧？ 不過，我則有條件的接受此語，例如，那些經常焚燒紙錢的宮廟信徒，污染空氣、浪費資源、破壞環境、危害國民健康，能說不是宗教帶來的壞事嗎？至於宮廟淪為選舉買票樁腳，甚至當起中共統戰台灣的幫凶，那就更是惡中之惡了！